绿色贸易壁垒的成因分析论文

摘要：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两个关键问题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和区域经济的总体协调发展。本文结合区域非合作与合作的两种动力机制分析，使用联盟博弈分析工具，探讨了如何安排财政支出协调机制来实现对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问题的解决路径，从而通过区域合作达到推动总量TFP增长的目标，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绿色贸易壁垒的成因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绿色贸易壁垒的成因分析论文 篇1：

环境壁垒对我国食品出口的影响

摘 要：本文利用外部经济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对国际贸易中环境壁垒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分析了环境壁垒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农产品食品安全问题成为制约我国食品出口的主要原因；环保意识的增强使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及环境指标的要求越来越严格；贸易保护主义影响我国农产品出口。提出了积极推进标准化认证，转变生产模式及观念，及时掌握国外新的法律法规等中国农产品突破国外环境壁垒的对策。

关键词：环境壁垒；食品出口；农产品；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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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会议在一片争论声中结束了，但是围绕会议产生的纷争和变化却没有停止，在这其中可以看出，以严格的技术环境标准、环境法规、严格的合格评定程序和商品检验检疫标准及包装、标签标准为基础，与可持续发展、保护地球环境相关的环境壁垒，将会长期存在，而且，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从国际贸易的角度分析环境壁垒对我国产品出口影响的文章很多，但是从农产品食品安全的视角进行分析的文章还较少。

一、 对环境壁垒产生的理论分析

一般来说，我们将影响我国产品出口的有关环境方面的措施统统称为环境壁垒。环境壁垒是各国为了保护本国市场，借口为保护环境和国民健康，对进口商品所规定的技术、安全和卫生标准。由于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卫生等各个方面远不及发达国家，所以发达国家所制定的这些标准在发展中国家看来是要求过高，而且有的标准带有一定的歧视性和针对性。当前，环境壁垒确实给我国商品出口尤其是农产品出口带来很多不利影响，但是，我们也应该理性地认识环境壁垒。环境壁垒的出现反映了国际经济领域中的一种现象，即各国间技术水平的差异。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比较高，在其高技术的基础上，考虑到保护消费者身体健康和对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因素，对其国内生产和销售的产品在环保标准方面的要求比较高，制定了一系列旨在保护生态环境和动植物生命安全与健康的技术标准、环境标准和其他贸易措施等来规范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1］。与此同时，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以及发展资金和产业结构等多方面的原因，经济增长还是依靠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工农业的发展对环境保护还不够重视，甚至有些经济增长是依靠牺牲环境换来的，所以发展中国家对环境保护、动植物生命安全与健康的标准比较宽松，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很难满足发达国家的技术环境标准要求，因此，发达国家较高的技术环境标准构成了对发展中国家产品的进入壁垒。

1.外部性理论对环境壁垒的解释

众所周知，在国际贸易领域发达国家存在着技术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则存在着成本优势。发展中国家的成本优势在环境保护方面主要体现在较低的环境标准，环境的外部成本不能内部化，企业在生产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承担其对环境造成破坏的全部损失，从而使产品的生产成本较低，一个国家的各个企业由于有外部性问题的存在而对该国的环境造成了破坏，造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的差异，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生产的较低环境标准的产品若出口到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就要以其较高的标准来要求，这样就构成了发展中国家产品出口的壁垒。

经济学所讲的外部经济是指个体经济单位的行为对社会或者其他部门造成了影响却没有承担相应的义务或获得回报［2］。有益的影响称为正的外部经济，有害的影响称为负的外部经济。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分析，外部经济是指某一经济活动的某些效益或成本不在个体经济单位决策者的考虑范围内，从而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并造成市场失灵的现象。而以美国的“碳关税”为代表的新的环境壁垒也是基于外部性的理论。所不同的是基于纠正环境外部性的庇古税是对国内的生产者所征收的，而美国的“碳关税”是对美国的进口商，而不是出口国的商品生产者，但是“碳关税”作为一种关税其作用的机制也是通过征收关税提高进口国产品价格，达到需求量的减少和进口量减少的目的。但是“碳关税”与一般的进口关税还不尽相同，其制定的初衷是促进全球的节能减排，减少对大气的污染，之前人们所研究的外部性问题往往局限在一个国家之内，而“碳关税”是放眼全球，向大气中排放的碳影响的是地球、全人类的环境，所以对那些来自没有按规定定量排放碳的国家的产品要征收关税，以控制其对环境的负的外部性。关于“碳关税”美国若按计划实施要等到2020年，在此之前，我国受环境壁垒影响最大的是农产品。

对于农产品来说，环境壁垒正的外部经济主要体现在环境效应和技术效应上：环境壁垒中关于农产品的环境许可证制度、绿色补贴制度以及食品技术标准等，要求农产品在生产、包装、运输、仓储的过程中都要将环境的成本计算在内。保证了农产品从生产到完全消失的全过程都将环境的因素考虑在内，对环境起到了保护作用，同时，一国的环境保护必然对周边的国家甚至是全球产生一定的示范作用，从而产生保护全球自然资源与环境的正的外部性。同时，环境壁垒中关于农产品的食品技术标准、检验检疫措施和包装和标签制度等的实施，要求农产品的出口国在进行农产品出口时，必须提高其科技水平，满足进口国的相关标准，从这个角度看，这些促进了广大农产品出口国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改善本国技术设施，学习先进的环境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注重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提高环境保护的水平。关于农产品的负的外部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食品安全问题和消费者消费成本的提高。对于企业而言，其经营目的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在农产品的生产上，要想实现更高的产量，可以通过多使用化肥、多喷洒农药等手段实现，但是，通过这些手段，生产者从中获利了，与之伴出现了诸多的食品安全问题，使得消费者受到很大的伤害。而且，环境壁垒的实施无疑会增加消费者购买农产品所支出的成本，从而大大提高消费者的生活支出。

2.信息不对称理论对环境壁垒的解释

信息不对称理论为环境壁垒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合理的解释［3］。信息不对称理论是指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该理论认为：市场中卖方比买方更了解有关商品的各种信息；掌握更多信息的一方可以通过向信息贫乏的一方传递可靠信息而在市场中获益；买卖双方中拥有信息较少的一方会努力从另一方获取信息；信息不对称是市场经济的弊病，要想减少信息不对称对经济产生的危害，政府应在市场体系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这也是环境壁垒产生的理论基础。对于农产品贸易来说，生产商和出口商处于信息优势，而消费者和进口商处于信息劣势，卖方可以以合格商品的价格出售不合格的商品，而农产品的广大消费者却毫不知情，他们缺乏专业的知识和手段去区分商品的品质，这样就出现了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食品安全问题，从而给国家、社会和消费者造成极大地伤害。从信息不对称理论来看，为了使本国的消费者减少由于对农产品品质的鉴别缺乏必要手段和知识所造成的伤害，国家就要对所进口的农产品规定必要的指标，在其进口相关农产品的时候，对其进行检验，从而保证本国消费者所消费产品的安全性。这些规定包括：美国的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健康肉类法、健康禽产品法，公平包装和标签法，公众健康安全与生物恐怖主义健康应对法等；欧盟的欧盟食品及饲料安全管理法规，关于食品容器、包装材料使用添加剂的2002/12/EC指令和关于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良好生产规范的G/SPS/N/EEC/297号通报等；日本有非常复杂的肯定列表制度等等。

二、环境壁垒对我国食品出口的影响分析

在环境问题备受关注的时期，国际贸易中的环境壁垒措施也是在不断地发展的，2008年9月1日，欧盟27个成员国实行了统一的农产品、食品农药残留标准（ECNo.396/2005），改变了以往除欧盟标准外各成员国有各自标准的状况。为了进一步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在欧委会提出的法律建议基础上，欧盟理事会2009年9月底又批准了农药残留限量新法规，对现有法规进行了更新。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产品结构决定了我国农产品贸易的主要出口对象为美国、欧盟和日本等这样的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在环境壁垒方面的严格要求造成我国农产品出口困难重重。

表1欧盟食品和饲料快速预警系统（RASFF）2010年扣留部分中国食品情况

1.农业传统的生产模式造成我国农产品安全问题突出

食品安全问题是关乎老百姓身体健康的大问题，针对食品安全的环境壁垒也是最多的，我国出口的农产品受有关食品安全方面的环境壁垒影响较大，英国的疯牛病、多国的禽流感以及欧洲的口蹄疫等，这些疾病的发生严重影响了国际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各个国家针对食品安全也制定了非常严格的规定。针对农产品食品安全问题，项目组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省市进行了问卷调查，主要针对肉、蛋类食品，从统计结果来看，对于影响肉、蛋类食品安全的因素：66.8%的受访者认为滥用添加剂；52.7%的受访者认为微生物超标；49%的受访者认为生产基地的污染；46.9%受访者认为兽药的滥用；39.4%受访者认为食品过期；32.4%受访者认为运输、仓储过程中的污染。

对于我国的农产品来说，生产过程中滥用添加剂和农药、兽药残留超标，是影响农产品食品安全的主要因素。作为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我国农业的发展模式一直是以农户为单位的小农式的发展模式，长期以来农民的收入偏低，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为了提高产出，加大对农药、化肥和兽药的使用力度，造成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经常被检出添加剂、农药残留超标，从而被进口国拒之国门之外，同时，我国经济增长过程对环境产生了很大污染，那些发达国家将其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向中国进行转移，这些都加剧了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我们知道，土地、大气、水是农产品生长所需的基本要素。由于人们的不当行为，例如大量排放生活、工业污水，工业废渣、废气，滥用农药和肥料，以及酸雨的破坏，导致土壤、大气和水体受到污染。通过一环环的相互作用，使有害物质附集在生物体中，引起食物污染，导致农产品质量下降，甚至不合格。

2.全球环保意识的增强使我国农产品出口受到限制

随着经济和工业的发展，人类的生产生活环境不断恶化，环境的恶化给人类的健康和生活带来了严重的损害。在高度工业化的今天，人们发现美好的环境越来越重要，倡导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从1972年的《人类环境宣言》到1987年东京会议中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到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上各方的争论，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已经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一些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以后又提出了很多环境壁垒措施：美国众议院通过的《2009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中提出设立“国际储备配额”计划，也就是“碳关税”法案；欧盟对洗衣机等三类家电进口实行新的技术标准，从2009年10月7日起禁止销售低能效的家电产品；英国对生产亲环境产品的本国企业提供贷款担保和利息补贴，法国对投资绿色产业的本国企业降低利息，澳大利亚投资3 300 万欧元发展绿色汽车技术等。

环保意识的增强使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及环境指标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而我国生态农业和有机食品的开发较晚，发展水平也较低，大多数地区农业生产和食品加工还处于过分追求数量的粗放型经营状态，质量标准不高，受环境污染影响严重，农产品出口自然就受到了环境贸易壁垒的限制。

3.贸易保护主义影响我国农产品出口

在金融危机时期，全球新贸易保护主义增强。由于全球经济不景气，国际竞争日益加剧，很多国家和地区为了保护本地市场，大力推行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措施，贸易摩擦日益增多，安全标准、质量标准和环境标准等技术贸易壁垒开始抬头，对我国农产品的出口形成了很大障碍，提高了成本。国家质检总局2008年12月30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2007年国外技术性贸易保护措施令中国出口企业损失近500亿美元，比2006年增加135.39亿美元，占同期出口额的4.06%；企业新增成本264.31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72.76亿美元。在金融危机时期，技术性贸易壁垒尤其是环境贸易壁垒将对我国的农产品出口产生长期的影响。我们知道，农产品贸易保护一直是国际贸易中的敏感话题，发达国家对其工业品的保护远远不及对其农产品的保护程度，长期以来，由于发达国家工资水平较高，为了保证农民的收入和考虑战略方面的问题，其对农业进行大量的补贴。

按照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一个国家应该生产并出口密集使用其丰富的生产要素的商品，我国农业人口众多，劳动力较便宜，所以我们在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生产上是有比较优势，因此，我国出口的蔬菜、水果、禽肉产品和水产品等在国际市场上是有一定价格优势的［4］。但是，近几年，由于关税等传统的保护手段早已受到限制，使得关于农产品的各种绿色贸易壁垒成为了这些发达国家保护本国农业的首选手段。由于我国出口的农产品达不到进口国的标准，使得我国出口的农产品频频遭到退货、销毁等处置，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产品的出口。

三、 我国农产品突破环境贸易壁垒的对策

1.积极推进标准化认证工作，建立农产品质量可追溯体系

农产品标准化，就是要以技术标准为基础，质量认证为形式，标志管理为手段，研究引进国外先进标准，制定主要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质量标准，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农产品标准体系。在这方面，我国关于农产品和食品标准的制定和修订相对落后［5］。据了解，英、法、德等国家采用国际标准已达到80%，日本新制定的国家标准有90%以上采用国际标准，而我国的国家标准只有40%左右采用了国际标准，还有相当一部分与国际标准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生产的农产品在我们国家是合格的，但是由于标准不同难以达到进口国的要求，而被其拒之国门之外。所以，必须要加快我国的标准化建设。

同时包括美国、日本、欧盟在内的发达国家甚至是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强调食品生产的全过程控制，保证食品源头的安全。鉴于此，我国农产品要想跨越国外的环境壁垒，必须建立我们的农产品安全体系和农产品质量可追溯体系。农产品生产对环境、运输、仓储，加工和销售各个环节的要求都较高，建立农产品质量可追溯体系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在这个过程中，国际标准化组织的环境标准体系ISO14000和质量体系ISO9000，“食品危害分析关键控制点”系统即HACCP体系和ISO22000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等，是国际上比较成熟的体系，对于我国建立农产品质量可追溯体系有很大的作用。对于我国的农产品出口企业来说，要积极进行标准化的认证，尽快建立我国农产品质量可追溯体系。

2.转变农产品生产模式，扩大出口产品生产基地

针对我国农产品生产规模较小，生产的组织与管理效率低的问题，我国必须要转变传统的农产品生产模式，积极推进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从新型的农产品生产模式上来看，可以选择合同基地生产模式和自建基地生产模式：合同基地生产模式主要是由企业与农户签订合同，明确双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把其行为控制在合同范畴之内，企业对农产品生产建立示范样板，对种子、农药、仓库等实行专人管理，生产技术操作规程有技术人员指导，严格生产规程，保证原料的来源和质量。自建基地生产模式是企业直接买断土地使用权，由企业直接操作，基地农民成为企业工人，实行工厂化管理和种植。我国目前很多地区都在尝试进行农产品基地化模式，但是我国目前的基地规模相对较小，从农产品生产环境来看，需要进一步扩大基地的规模。

在进行基地化建设、大规模生产的同时，注重技术革新，提高产品质量，积极培育自己的品牌。目前来看，我国出口的很多农产品都是贴牌生产，没有自己的品牌，出口企业的利润很低。例如，我国茶叶的内销基本上实现了品牌化经营，但是，在出口方面，我国茶叶企业主要以出口散装原料，以定牌和来单加工为主，缺少在国际市场上叫得响的品牌，这也造成了我国茶叶出口企业利润微薄，生存艰难。所以，我国应该重点发展有机茶园的建设，同时延长茶叶生产的产业链，发展深加工，注重产品质量的提高，进而创出自己的品牌，这对于我国茶叶跨越环境壁垒有很大的帮助。

3.掌握关于农产品法律法规标准技术等最新信息

及时掌握国外环境贸易壁垒的相关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对此，从政府的层面上来说，主要是发挥商务部、驻外使领馆的信息收集功能，及时了解国外关于技术标准的相关信息，并且使地方和企业及时了解并掌握相关信息，积极应对进口国新的标准，根据新标准及时调整生产，减少损失。同时，各地的农产品行业协会也要及时关注各自主要出口国的信息变化，及时向本地区的相关企业提供有效的信息。2006年5月，商务部对外贸易司、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联合发布《对日出口农产品风险评估报告》，这是商务部首次针对进口国的重大政策调整对我国出口产品进行全面风险评估，也是农产品出口行业组织首次发布行业预警信息，在行业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我们看到，近几年，政府在信息收集与传递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我们的企业也要积极利用各种信息，应对国外的环境壁垒。

4.转变观念，杜绝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对于相关食品出口影响是非常大的。“三鹿奶粉”事件，不仅使国内消费者对国产乳制品的信心受到严重打击，也使许多国家和地区开始限制进口我国乳制品。如美国政府在口岸扩大检查来自亚洲的乳制品，警告本国消费者不要上网购买中国的乳制品，缅甸、马来西亚等国也宣布了“禁令”。2008年10月我国出口乳制品1 036吨，同比下降91.8%。奶粉成为乳制品中出口下降幅度最大的品种，10月出口同比下降99.2%。从农产品食品安全的角度来看，要求我国农产品的生产者、相关监管者以及所涉及的其他相关人员，转变观念，切实将食品安全放在第一位，杜绝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总之，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贸易大国，但是就目前的情况看，我国并不是一个国际贸易强国，我国大多数出口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仍以低价格为主要优势，所以经常遭到进口国包括反倾销在内的各种贸易保护。作为农产品这种特殊的商品，由于其与进口国消费者健康的直接关系，使得各个农产品进口国都制定非常严格的技术标准，这也形成了我国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壁垒，而我国的农产品出口要想跨越这些壁垒，尤其是环境贸易壁垒，就必须熟悉进口国的相关农产品的技术标准与法规，同时积极进行国际认证，拿到进入进口国市场的通行证。

参考文献：

［1］ 胡麦秀，杨叶, 技术—环境壁垒的引致成本及其价格—数量控制机制［J］.上海经济研究，2009，(10).

［2］ 杨长勇.金融危机以来环境壁垒的现状及深层问题分析［J］.国际贸易，2009，(11).

［3］ 秦泰，霍学喜，赵金龙.绿色壁垒的理论分析及对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影响［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5）.

［4］ 马进军.入世后中国农产品出口遇到的绿色壁垒及其成因和对策［J］.国际商务研究，2007，(1).

［5］ 王玉婧，刘辉煌.绿色技术创新的路径思考［J］.生态经济，2007，（11）.

［6］ 李吉明.我国农产品出口受阻绿色壁垒的原因及对策［J］.国际贸易问题，2003，（10）.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Barriers on Chinese Food Export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Food Safe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YU Li-yan，WANG Dian-hua

（School of Economic Management， Tianj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Tianjin 300222， China）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auses of environmental barriers by using of external economic theory and asymmetric information.The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the environmental barriers on the export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safe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has become the main barriers to the export of food, with the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consumers requirements on food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becomes more and more stringently, trade protectionism impacts the export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And then offers the counter-measures to this issue, such as implementing standardization of certification, mastering foreign new laws and regulations, as well as changing production patterns, etc.

Key words:environmental barriers; export of food; agricultural products; food safety

（责任编辑：杨全山）

作者：于丽艳 王殿华

绿色贸易壁垒的成因分析论文 篇2：

区域财政支出协调机制的联盟博弈分析

摘要：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两个关键问题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和区域经济的总体协调发展。本文结合区域非合作与合作的两种动力机制分析，使用联盟博弈分析工具，探讨了如何安排财政支出协调机制来实现对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问题的解决路径，从而通过区域合作达到推动总量TFP增长的目标，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财政支出;联盟博弈

10085831（2015）05000907

以增加要素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手段已被公认为不可持续，由于全要素生产率（TFP）代表了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所以被视为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核心指标。世界银行在

研究报告《2030年的中国》中认为要越过“中等收入陷阱”，中国需要把驱动经济增长的重心放在TFP上＼[1＼]。

提升全国的总量TFP，除了要各区域提升自身的TFP外，通过区域合作来提升TFP则是另外一条重要路径。然而由于“行政割据”、“城乡割据”和“要素割据”导致了现行的“经济割据”的区域经济结构，在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影响下，区域间合作的经济动力机制不足，实际停留在表面化，区域竞争大于区域合作。这导致了一系列恶果：（1）胡向婷和张璐认为这种经济割据是导致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的重要因素＼[2＼]。（2）陆铭和陈钊则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陷入了省之间相互分割市场的困境＼[3＼]。（3）孙晓华等则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地方保护主义阻碍了地区专业化水平的提高＼[4＼]。

上述研究分别揭示了由区域存在着非合作现象而引起的重复投资、产能过剩、要素在生产中无法再配置、市场价格扭曲、产业升级困难等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反映了非合作导致的总体经济增长质量低下，并外显为TFP增长的损害。

然而即使能够意识到区域合作的重要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如何通过有效的手段来促进区域合作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刘瑞明指出现有的官员晋升激励模式导致了产业同构的形成，并进一步导致了市场分割与地方保护，然而若放弃这种模式，地方政府就丧失了对经济的主导，这又是地方政府不愿看到的＼[5＼]。事实上，从2005年就开始试点的政府绿色GDP考核历经10年至今无法在全国落地，其推行困难可见一斑。因此，进一步探讨地方政府的合作动力机制，兼顾地方利益和全局TFP增长的质量有其必要性。

一、地方政府采取非合作态度的动力机制分析

按照索罗残差法的核算方式，TFP增长实际上是非要素投入增长引起的经济增长。它最基本的内涵是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然而地方政府为什么热衷于低效率的经济增长而不是TFP推动的经济增长，进而在区域合作中采取非合作态度，这需要寻找理论解释视角。

第一，存在寻租机会。Young的观点认为地方政府在经济分割中，可以使用由政府干预导致的压低的要素价格和抬高的产出价格之间的价差来寻租＼[6＼]。显然，如果存在一个要素可以流动和价格由市场决定的一体化统一市场，地方政府无法实现这样的价差结果。

第二，竞争能力的不一致。阳国亮和何元庆通过博弈模型发现，具有竞争优势的地方政府总是倾向于开放市场，而趋于竞争劣势的政府总是偏好地方保护＼[7＼]。陆铭等分析认为，落后区域不加入分工体系，虽然失去当期分工收益，但可以提升未来分配分工收益谈判中的地位＼[8＼]。按照这两种解释思路，由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处于绝对竞争优势的地区是少数，多数地区采取了地方保护的策略。

第三，初始条件路径依赖。有学者认为，地方政府行政分权前的政经结构造成了长期影响，这实际上是一种初始条件路径依赖的思想。银温泉和才婉茹指出国企比重高、工业布局结构、庞大的行政机构造成了地方保护的动机＼[9＼]。林毅夫和刘培林则认为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是早期宏观经济中由于施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的一种持续延伸＼[10＼]。这两种观点，本质都反映了由于政府对经济的早期过度干预，对现实的经济结构和权力安排产生长期影响。

第四，存在着非合作的政治和经济激励。周黎安使用政治晋升博弈说明，在官员晋升这种零和博弈的情况下，“官场”竞争逻辑导致了地方政府官员拒绝区域间合作＼[11＼]。陆铭和陈钊的实证研究表明，市场分割确实暂时有利于区域自身的经济增长，但这存在一个倒U形的拐点，并且最终将妨碍整体经济利益＼[3＼]。这两种分别从政治和经济利益出发的分析观点，表现出了中国区域经济间一种囚徒困境似的发展模式，即若只从自身利益出发，区域不合作将是一种优先选择。

二、地方政府采取非合作态度时对总量TFP损害的机制

基于Chenery等的分解方法＼[12＼]，我们可以把总量TFP的核算方式表示如下：

TFPG=∑iYiY×Ai（t）·Ai（t）+1Y∑iLi·（fLi-fL）+1Y∑iKi·（fKi-fK） （1）

公式中的下标i表示各区域，TFPG、Y、Ai、L和K则分别表示总量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出、区域i的全要素生产率、劳动和资本，fK和fL分别是总量边际资本生产率和总量边际劳动生产率，fKi和fLi则对应区域i情况。公式右边二、三项表明，若劳动和资本流向更高边际生产率地区将导致对总量TFP的贡献，这就意味着分割市场的伤害。公式右边第一项Ai表示区域i自身的全要素生产率进步，它来自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公式（1）比较清晰地解释了通过区域合作促进要素流动对总量经济的贡献，即要素再配置效应，但对于其他的解释则较为模糊。Kumbhakar＼[13＼]构造的如下公式则提供了一个更加具体的分解：

TFPG=FTP+TE+AE+SE（2）

公式右边：（1）FTP是前沿技术进步，FTP=lnf（·）/t，其中f（·）是生产函数，代表了前沿技术进步所能推动的TFP增长。由于技术进步来自于区域自身研发和更发达地区的技术扩散，显然，如果区域合作，发达地区不实行技术封锁，从而将技术扩散到落后地区，将有利于总量TFP的增长。

（2）TE代表了技术效率，反映了在给定技术水平下现实产出和理想最大产出的差距（即实际产出和前沿生产函数产出的差距），其设定形式为TE=-du/dt，u是效率参数。它在区域合作中的意义体现为：如果区域存在着普遍性的产业同构，并且前沿生产函数处于低技术水平，那么这种生产知识和经济结构相似的情况，一方面会使技术效率也相近，另一方面由于低技术水平的影响，实际产出和理想产出接近，这代表了TFP增长潜力有限。相反，若落后区域能够和技术领先的区域合作，即使面临初始较低的技术效率，但只要提升对发达地区技术和知识的吸收能力，TFP增长潜力将得以释放。

（3）AE代表了配置效率。AE=∑j（λj-Sj）x·j，其中λj=εj/∑jεj，εj是要素j投入的产出弹性，λj则代表了要素j投入的相对产出弹性，它反映了要素相对贡献大小，而Sj代表了要素j投入的相对成本份额，这反映了要素费用的相对高低。xj·代表要素j增长。它在区域合作中的意义体现为：在经济割据的情况下，由于要素贡献和要素价格可以实现背离，这将伤害到总量TFP的增长，这时候如果区域实行市场一体化，让价格的市场机制正常运转，将最终有利于实现总量TFP的增长。

（4）SE代表了规模经济。SE=（RTS-1）∑jλjx·j，其中RTS=∑jεj，显然，若RTS>1，即在出现规模经济的情况下，同比例增加要素投入，将推动TFP的增长。反之，若RTS<1，在规模不经济的情况下，要素投入的增加，反而将损害TFP的增长。它在区域合作中的意义体现为：在各区域发展中非常有必要协调产业的发展数量和规模，特别是要遏制各区域对已经处于规模不经济状态产业项目的持续投资。

三、使用财政支出协调机制通过区域合作促进总量TFP增长的动力基础和必要性

在本部分，本文将讨论财政支出协调机制如何实现促使区域合作，从而促进总量TFP增长的动力基础，以及财政支出协调机制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必要性。

（一）区域经济结构的不平衡性和互补性是建立财政支出协调机制的必要性基础

区域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和互补性是客观存在的问题。第一，区域的经济结构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经济结构转型往往面临着高昂的转移成本;第二，中国区域劳动力要素体现出极强的产业结构特点，其文化教育和知识水平的显著差异，在经济结构升级过程中劳动要素和技术要素的结合体现出很大的困难性;第三，受知识产权和贸易壁垒的双重影响，产业结构和经济要素的扩散和集聚表现出强烈的空间经济特性。上述三点，使不同经济结构的增长体现出巨大差异。对于处于低端经济结构的经济区域，经济结构低端化问题往往成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陷阱”，即使大幅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也不可能使经济大幅度增长。而处于高端经济结构的经济区域，从扩大商品市场和基础产业支撑方面寻求区域合作，但往往又因为缺乏利益保障机制，所以设置各种技术壁垒保持竞争优势，从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区域合作关系。

从这个逻辑出发，对财政支出协调机制的构建和完善有两点政策启示：其一，财政支出的协调要有事前性，即在区域合作前对区域经济发展本身要有一定的政策布局考虑。如财政支出要通过加强文化教育投入，针对重大的跨区域基础建设项目投入，减少低端经济结构的生产性投入，为区域贸易、产业转移和技术扩散打下合作基础。其二，财政支出的协调要有事后性，即一旦区域产生合作，由于会产生合作损失和收益，这其中的利益分配和保障机制要通过纵向和横向的财政支出来协调处理，比如对区域合作中公共品投资的分摊，产业结构发展的进入和退出的协调安排，从而使合作得以维持。

（二）财政支出的协调机制是以总量TFP增长为目标的区域合作动力和稳定合作的关键

如本文第一部分描述的区域存在着多种非合作的动力机制，从而导致了市场分割和产业同构这两个严重的问题。财政支出协调机制是解决区域非合作难题的重要路径。

假设：若中国区域形成一个由i，j∈S，S=（1，2...n）组成的区域合作体，区域合作体由存在不同技术势差的区域组成，并且实现了市场一体化。

命题1：在以总量TFP增长为目标的区域合作中存在着财政支出协调机制的必要性。

证：用ΔTFPji表示地方政府i加入联盟对联盟中地方政府j产生的TFP增量（来自于市场一体化和技术扩散的收益），用来的彼此TFP增长要大于彼此的损失，这个联盟才有可能成立。

由于现实中，一方的贡献由另一方直接获得，但一方的损失由自己直接承担，如果没有中央财政的纵向转移支付或者地方政府间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则合作不可能完成。

命题2：在以总量TFP增长为目标的区域合作中存在着财政支出协调机制在区域合作方式选择上的必要性。

证：由索洛残差法核算的TFP可以用下式表示：

TFPG≈ln（Yt/Yt-1）-αln（Kt/Kt-1）-（1-α）ln（Lt/Lt-1）（3）

公式（3）右边第一项反映了经济增长，右边第二、三项则代表了投入要素增长，公式代表了总量TFP增长实质是经济增长的一部分，但扣除了要素增长，这意味着区域间的合作如果以总量TFP增长为目标，不能仅限于只关注总量经济增长，它和要素增长型的合作方式不同。结合公式（3）代表的意义和本文第二部分的对公式（2）和（3）的分析，表1反映了以总量TFP增长为目标的区域合作中，财政支出协调机制要通过路径选择在区域的特定合作方式上实现匹配，从而推动目标的实现，即对命题2的证明。

表1 财政支出与区域合作方式匹配对总量TFP的影响

区域合作带来的经济增长方式

区域合作的形式——对总量TFP的影响方式

区域合作的形式——财政支出的路径选择的匹配对应

以总量TFP增长为目标的合作方式

（1）存在技术势差间的区域合作——技术扩散带来的技术进步

如：财政支出通过对东西部存在技术势差区域间物流和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的促进，推动区域贸易增长及产业阶梯转移

（2）由市场机制决定的价格、产品和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一体化合作——市场机制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

如：财政支出促进下的以经济带和经济圈等形式的市场一体化建设。

（3）经济形态和产业分工的协调化合作——避免恶性竞争带来的效率损失

如：财政支出促进下的区域错位发展（例如成渝城乡统筹试验区、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试验区、福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和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等特定区域发展模式），从而避免恶性经济同构的产生

以生产要素增长为目标的区域合作方式

只促进生产要素增长的合作——不影响TFP增长

如：没有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的财政支付转移（例如对落后地区亏损国企的财政补贴）

（三）通过联盟博弈构建财政支出的协调机制最终实现以总量TFP增长为目标的区域合作的动力原理

各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考核和维护地方利益的考虑，存在财政支出上的过度竞争关系，这样缺乏协调机制的财政支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造成了产业结构的严重趋同，使财政支出效率没有成为政府财政支出的核心导向，不合理的财政竞争模式必然导致财政支出效率低下，从而导致区域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总量TFP增长损失。因此，在非合作博弈的情况下，个体理性及个体决策的最优可能对本地区是有效率的，但是对整体可能是无效率的。

财政支出机制的协调过程从治理及市场结构来说，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消费者和企业共同参与的一个动态的博弈过程。消费者和企业的社会福利的改善是推动中央和地方政府这一博弈进程的最终目标导向。但是，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各博弈主体的利益并非一致。从纵向关系看，以行政命令解决个体理性问题无法达到预期效果，这是因为中央政府远离实际市场，由于信息约束和理性有限，还无法做到经济资源和信息的准确安排;而地方政府为尽量保持自己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纵向博弈也在实质上抵消了中央政府的某些努力。所以区域间问题的解决，要依托完善市场和加强区域间横向关系解决为主，纵向关系的解决方式则主要是弥补这两者无法自身实现的部分。从横向关系看，作为区域经济的代表方，由于个体理性对群体理性的影响，如何驱使地方政府考虑群体理性进行合作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美国学者Dommel在《府际关系》中提出了横向政府间关系的两个核心——竞争和协商：“横向政府间关系可被设想为一种受竞争和协商的动力支配的对等权力的分割体系。”＼[14＼]这反映了横向关系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协商机制的建立。

联盟博弈提供了群体理性的分析工具，其中的利益分配机制设计可以作为财政支出协调机制解决联合理性决策问题的核心依据，从而有利于厘清以总量TFP为增长目标时上述政府间复杂的纵横向权利关系的安排。

四、基于联盟博弈分析的财政支出协调机制

在前面的分析中，指出了由于个体理性、中央和地方政府不适当干预的原因，导致了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从而影响了区域合作，损害了总体TFP的增长。显然，财政支出作为两级政府的核心经济调控手段之一，如果协调合理运用，不仅能够对区域间和区域内的产业发展起正向引导，还能降低地方政府负担的交易成本和开放市场损失，从而促进要素流通和市场一体化的形成。吴颖和苏洪提出要通过调整和完善财政支出中横向和纵向的转移支付模式，来协调区域的经济发展＼[15＼]。但该研究还未进一步探讨其中涉及的利益分配方式和转移支付的方向和结构问题。对此，本文将通过联盟博弈分析来具体讨论。

（一）模型设定

一个联盟博弈B（N，v），是参与人集为N，特征函数为v，满足可转移效用博弈（TU）的凸联合博弈。此处含义为有n个地方政府，其集合用N={1，2，...，N}表示，N的任意子集S表示由不同地方政府组成的区域合作体。凸博弈意味着存在以下不等式关系：如果对任意的S，TN，有v（S）+v（T）≤v（S∪T）+v（S∩T），其中v（·）表示区域合作体的特征函数。

各个区域的地方政府根据合作带来的TFP增长和TFP损失，形成各种形式的区域合作体，比如东部、西部、“东—西”区域合作体。对于加入不同的区域合作来说，既存在着TFP增长也存在着TFP损失，这由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以及产业形式和结构特点所决定，使区域存在着由竞争劣势和要素流失带来的TFP损失。为简便分析，假设区域合作体对非区域合作体地方政府政策不存在动态调整。新联盟除开区域i原来独立效用的新效用总变化量为下式：

（二）模型建立

1.特征函数的建立

考虑区域合作体（按联盟博弈的分析表述方式，以下简称联盟）S的总效用，由各成员区域地方政府组成，其合作博弈行为带来的效用改变量，由3个部分影响：

（1）若S和N-S形成全联盟N，则由全联盟每个区域政府j的合作行为对S中的每个区域政府i产生的总TFP增量为〗j∈NTFPΔij;

（2）由于N-S中的j没有加入S，导致S产生由于j的非合作损失的TFP增量为Pij;

（4）另外还应考虑到初始量，S区域合作体效用中包含各地方政府合作前的初始效用值

考虑区域合作体中原非S成员i加入S后，代入设定中的公式（4）

3.模型分析及政策意义

如果财政支出的协调机制能够在事前和事后考虑按Shapley分配值进行政策设计，那么根据计算的Shapley分配值的构成，结合区域经济自身的特征，可以看出不同合作形式对个体的影响是巨大的。

Shapley分配值结构的第一项TFPi0，是区域政府不进行任何合作的初始TFP水平。如果TFPi0值相对右边剩余项很小，处于该值附近的地方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更容易受到相对更大的右边剩余项吸引从而组成联盟。由于Shapley值不是平均分配，其增量主要反映边际贡献的相对大小，所以联盟后边际贡献大的区域更容易组成联盟。上述分析的政策意义是，对于多数落后地区而言，其TFPi0值往往较小，但却有两种相反的情况：一是与其他待合作地区经济同构，由于经济同构导致的区域合作空间有限，竞争关系却较大，这样其边际贡献也变小，其合作意愿将大大降低;二是与其他待合作地区经济异构，存在贸易互补关系，这样其边际贡献也变大，其合作意愿将大大提升。

所以，财政支出协调机制的事前（区域合作前）考虑，就要体现协调各区域产业的分工和布局。从政策规划角度，应优先考虑把落后地区划分成一个大的板块，通过财政支出的整体规划和板块协同发展战略，首先解决板块内部的经济同构问题，促进落后区域内部的要素流动和信息分享，促使与贸易互补区域合作中技术和知识的更快扩散，实现财政支出外溢效应的内生化，弥补本身的结构和资源问题，提高财政支出效率。

Shapley值结构的第二项代表了区域全体合作时的TFP的增长。显然，对于地方政府i和其他任意地方政府j的合作，只要能形成正的收益，根据公式结构则区域合作体规模越大越好。但实际情况往往较为复杂，其中一种会违背Shapley值计算结果的情况是：如果区域地方政府官员本身的效用和Shapley值相矛盾，那么也将影响合作结构。

前文已经介绍了由于政治博弈带来的地方政府官员对区域合作的拒绝态度，在这种博弈下，财政分权体制下的GDP考核决定了地方政府官员的激励特征，这直接导致了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偏离：一是缺乏区域协调导致的财政支出结构偏差——地方政府为了加快经济增长而竞相开展的水平竞争促使政府公共支出从文教卫生等公共服务上大量转移到基础建设等生产性投入上，导致政府公共支出结构发生偏向;二是缺乏区域协调导致的财政支出结构重叠——产生严重的投资重复和过度竞争。这都要求实现区域协调的财政支出必须改革官员的效用函数结构，一种可能的方式是在考核指标中以某种方式纳入Shapley值，但考虑到直接纳入Shapley分配值计算官员的考核方式可能过于复杂，也可以考虑纳入替代性的与区域合作正相关指标的考查，如考虑将区域合作带来的合作区域TFP增长，视为官员政绩的考核项目，即由原来考察地方官员本地的GDP，加入考查合作区域的整体TFP增长情况，按照合作贡献合理分配两者间的权重。

Shapley值的前两项之和反映了有区域合作但没有利益协调机制的情况，而第三项，反映了按照合作贡献进行合作剩余效用分配的情况，也就是说，即使满足命题1中两个大于0的条件，也必须按照贡献分配原则进行利益补偿，这是财政支出协调机制事后（区域合作后）解决区域合作中效率问题的关键。第一种情况：该项为正，区域则必须要根据第三项的TFP增长的贡献量对i进行分配，否则i将采取不与整个区域合作的策略。反之，若第二项为负，则有必要按前述分配量对其他区域政府进行补偿，否则区域将拒绝与i合作。这时候可以通过横向和纵向的财政收入和转移支付相结合完成上述利益分配过程。

具体而言：首先，从纵向财政转移支付方式看，中央政府可以财政收入的方式获得区域合作的TFP增长的果实，然后通过引入Shapley分配值作为分配依据，在财政转移支付中对区域合作中贡献大的区域予以利益补偿。其次，考虑到纵向财政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财政需求和市场情况反映的滞后，加强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有其必要性。特别是在政策和渠道上搭建“地方—地方”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渠道，鼓励直接受益较多的区域对其他合作区域，在协助劳动要素迁移、产业阶梯转移和以区域经济合作为目的公共投资上进行按Shapley分配值为依据的横向财政转移。最后，中央政府有必要构建区域市场一体化的信息平台，在制度安排上降低区域间的协调成本，通过协调财政支出的手段，使区域合作成为可能，从而最终推动总量TFP增长。

五、结论

本文探讨了地方政府为什么宁可采用损失总体TFP的粗放经济增长和经济割据模式，也不愿采取区域合作的个体理性选择。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持续进行，一些区域间的初始相对条件正在发生改变，经济结构也在发生变化，这意味着导致区域非合作的市场和经济因素正在消失。但政治改革的破冰和深入，则可能延续很长的一段时间，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安排变化极其缓慢的情况下，采用新制度安排很有必要。本文使用联盟博弈分析的方法，探讨了实现区域合作的利益动力机制和利益分配方式，主张通过实现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两种关系之间的财政支出协调，实现合理的利益分配，并且将区域合作纳入官员考核机制来促进区域合作，从而促使区域间要素流动，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安排，进而推动总量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实现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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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nalysis of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of fiscal expenditure with

coalitional game for the total amount of the growth of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SU Hong1a，2，LIU Yulin1b，WU Ying1a

（1. a.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4，P.R.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1331，P.R.China）

Key word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fiscal expenditure; coalitional games

（责任编辑傅旭东）

作者：苏洪 刘渝琳 吴颖

绿色贸易壁垒的成因分析论文 篇3：

美国长臂管辖下中国出口波动效应分析

[摘要]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以2004—2018年为考察期，对中国贸易伙伴前15名国家进行出口效率测算，并进一步构建出口非效率模型，从美国长臂管辖的角度对出口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对外出口效率除美国外，普遍处于较低水平，整体呈波动式上升;国内经济水平的高速发展显著促进了出口发展;加权关税率、进口国储蓄率与基础设施水平显著抑制出口效率;进口国贸易自由度、通关效率对中国出口效率提升作用明显;对美双边贸易依赖性较强，贸易摩擦及技术性关税壁垒对中国出口十分不利。为应对美国长臂管辖，促进中国出口贸易水平高效提升，应完善司法制度，对美国滥用长臂管辖采取对等措施，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出口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立贸易摩擦预警和快速反应机制，完善应对反倾销、反补贴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法律法规体系。

[关键词]随机前沿分析;出口效率;非效率模型;长臂管辖

一、引言

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与净出口的拉动效应密不可分，中美贸易对两国经济具有重要意义，但美国的长臂管辖视中国为霸权挑战者，中国出口贸易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17.23万亿元，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为11%。在2000—2019年间，中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最高为14.3%，最低为2009年的-42.9%。2019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1.54万亿元，增幅3.4%，而2018年增幅为9.7%。其中美国进出口3.73万亿元，下降10.7%，东盟超越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其原因可能是美国面临发展中国家的多方面冲击时，利用霸权进行长臂管辖，并计划取消中国、新加坡、印度和越南等发展中国家WTO优惠待遇，对中国外贸展开多轮次“攻击”，但美国也损失巨大，2018年美国对外贸易逆差达4.3万亿元，较2017年增加4721.9亿元，增幅12.5%，为10年以来最大贸易逆差。因此，在2020年1月15日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正式签署，两个超级大国握手协议，有望在双边层面实现经贸“休战”。但是依照特朗普政府的历史作风，美国很有可能进行“战场”转移，从WTO发展中国家特殊优惠待遇、西方世界构建对华“统一战线”及消解中国对外经贸伙伴网络3方面预测美国政府将贸易战火从双边烧向多边，进一步谋取更多利益[1]。

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关键时期，重要的内政与外交、政治与经济课题交织一起，2019年的出口贸易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美协议的签订符合中国深化改革的大方向，也符合自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在此背景下，寻求高质量、高效率的出口贸易模式对中国整体经济发展，预防美国长臂管辖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极为重要，然而分析当前中国对外贸易形势，已经不能以常规理论展开，进而得出简单的结论。中国对外出口贸易结构中对哪些国家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出口貿易存在怎样的阻碍因素，以及如何较好地应对美国长臂管辖，进一步挖掘出口潜力增长点？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对中国目前出口实际水平与出口潜力之间的差距进行估算，同时挖掘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并结合美国对全球贸易格局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提出促进中国出口水平长期、稳定提升的相关对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文章将已有研究文献总结归纳为3个方面，中国出口波动、美国长臂管辖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和出口效率测算。

中国出口贸易一直是研究热点，世界经济贸易既存在短周期，又有长周期甚至超长周期运行的大趋势，中国经济水平相对较为平稳，出口贸易在既定的轨道内运行，有规可循[2]。在新中国对外贸易的70年发展历程中，贸易发展战略从进口替代到贸易平衡、动能从要素优势到综合优势转变，逐步增进贸易新业态，应抓紧加强贸易、产业政策协调，提升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进行转变[3]。出口质量是贸易强国的主要标志之一，在中国入世、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发展新常态等不同阶段，中国出口质量整体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预计2018—2025年相比国际竞争对手将更加趋于平稳，但不同种类产品质量的升级差异较大[4]。当下世界格局和秩序变化无常，非常规因素难以把控，世界政治、安全与经济三大体系重构，中国出口贸易面临着“百年冲击”。

世界三大体系重构中，美国为维护其霸权地位，滥用长臂管辖更加剧非常规因素的不稳定性，对中国以及全球贸易都具有较大影响。美国之所以能够滥用长臂管辖，主要得益于其强大的政治影响力、综合经济实力、金融领域和高科技领域的垄断地位[5]。政治影响力方面，美国拥有众多追随者，联合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共同抵制中国的崛起，同时美国国会进行了多部涉及长臂管辖的立法[6];综合经济实力方面，美国作为第一大经济体，对全球经济有较大的影响力，美国增加10%的关税会造成大部分经济体GDP降低1%—4.5%，但如果美国增加40%的关税，那么全球经济将很快步入“大萧条”[7];金融领域方面，美国主要依靠以霸权货币为核心的结算体系、一体化的金融市场、支撑各国货币合作的三大体系，“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和“持续连接清算系统”两大系统实现了对全球金融跨境交易活动的全面掌控[8];高科技领域方面，美国出口价值最高的产品是高科技产品，但却对中国施行歧视性出口管制政策，限制高科技产品对中国的出口，破坏多边贸易体制，实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9]。由此可见，美国滥用长臂管辖维护霸权地位的决心，即使签署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双方具有较高的贸易依存度，中国出口贸易形势也不容乐观，出口贸易仍存有较大的不稳定性[10]。测算中国与重要贸易伙伴的出口效率，为调整出口策略作出理论依据具有重要意义。

在对贸易效率的具体衡量上，笔者参考了许多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发现学术界普遍采用实际贸易量与贸易潜力值的比值作为贸易效率的表示方法[11]，后经改良，愈来愈多的学者采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对中国出口效率进行分析。整体上，中国对外贸易潜力递增，但是贸易效率呈递减态势，尽管中国的出口增长是可持续的，但出口效率处于较低水平[12]。以经济贸易合作分层次来看，中国对合作相对密切的金砖国家与“一带一路”国家出口效率大多呈稳定上升趋势，针对地理距离、关税壁垒、制度差距的主要出口阻碍因素，必须深化市场改革[13];对合作与对立并存的美国，以2008—2015年双边贸易数据进行测算，发现双边贸易效率明显低于中国对美国出口效率，且双边贸易效率与中国对美出口效率均逐年递减，但并未对出口非效率影响因素展开深入分析[14]。近年来，“一带一路”成为诸多学者的研究热点，不乏许多以出口非效率模型进行潜力测算等研究成果，为文章提供了更全面的方法依据[15-16]。在已有的研究文献中，对中国出口效率的测算大多为单一合作层次群体，影响因素分析不全面，笔者拟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测度中国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贸易前15名伙伴国出口效率，更全面地反映中国出口效率情况，并进一步分析其影响因素。

三、理论模型及数据说明

（一）理论框架

引力模型由Tinbergen（1962）[17]率先应用于国际贸易领域，该模型没有相应的理论支持，仅通过现实贸易的特征作为依据，通过将经济学特征替换物理学特征，使用GDP和地理距离替换质量与距离两要素，判断两国贸易量是与其GDP成正比、与地理距离成反比。在此之后，众多学者通过加入一些经济学理论对模型进行了更深入的推导，其中使用规模报酬递增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进行模型推导的成果得到一致认可[18]，引力模型自此被广泛应用于贸易潜力测算等领域。后续研究中，大多为解释变量的调整或增设，较好地解释了部分现实贸易现象，但传统引力模型是以无贸易摩擦为前提假设的，欠缺对贸易摩擦等因素的考虑，模型处理时以扰动项进行结果分析，不具备无偏性，应用十分受限。

随机前沿分析方法中包含了随机冲击v和无效率项u，将此引入可以较好地弥补无偏性的缺失。具体实证分析中，以非效率项的形式容纳v、u两项，估算非效率项后得出出口效率，再进一步分析出口潜力。

（二）模型设定

1.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在设定模型、选取变量时，遵循自传统引力模型发展至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发展理论。传统引力模型中解释变量的选取较为简单，仅采取两国GDP及两国间的地理距离作为解释变量，在经济学意义上分别代表了经济规模和贸易成本。观察已有文献中，将地理距离视作经济学中的贸易成本具有普遍认可性，但GDP在经过Bergstrand（1989）对于GDP与人均GDP的代表性进行讨论后，发现人均GDP更具备研究意义，从需求水平、要素禀赋比例等多方面反映一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并得到多数学者认可。

隨着引力模型的拓展，Linnemann（1966）[20]、Bergstrand（1989）分别引入人口数量、通用语言作为变量，人口数量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国市场需求规模，两国存在通用语言可视作贸易成本的降低。此后，相关研究虽不断对解释变量作出调整，但都选取不会在短期内出现大幅波动的客观因素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综上所述，本文对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具体形式设定如下：

2.出口非效率模型

非效率项中的影响因素特指人为影响贸易流量的相关因素，这一观念由Amstrong（2007）[21]提出并得到较大认可度。对于具体的人为影响因素变量，文章参考Baldwin和Taglioni（2006）[22]的研究成果，主要考虑经济环境制度的稳定和繁荣能够有效促进两国贸易发展，另参考林克明（2019）对关税水平的应用，笔者采取各国对中国AHS加权关税代替既有研究中关税水平的衡量方法，拟在能够更切实反映美国及其他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变化。

综上所述，出口非效率模型的具体形式为：

（二）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回归分析

时变与时不变的随机前沿回归结果如表2中所示。二者各解释变量系数一致，具有稳健型，参数μ均为正值，证明非效率项存在，且时变模型中的η值显著不为零，证明非效率项是随时间发生变化的，与似然比检验得到的结果印证一致，文章应当使用时变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以下是对时变模型估计结果的分析。

（三）出口效率

在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回归分析的基础上，可以测算中国对外贸易出口效率（TE）。TE为实际出口额占出口前沿水平的比重，因此TE∈[0，1]，在此区间内，TE的值越大意味着出口效率越高;反之则出口效率越低，但也意味着具有较大的出口潜力。

从整体的测算结果来看，2004—2018年我国对外出口平均效率呈波动式上升。但是，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回归分析中得出的结论为出口非效率程度随时间而增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促进效益影响较大，即GDPi对出口效率的影响过于显著，对冲且抵消非效率因素作用的结果。

由地理位置分布来看，中国贸易伙伴前15名国家中，与我国地理距离最远的为美洲，有巴西和美国两个国家;其次为大洋洲，仅有澳大利亚1个国家;欧洲有英国、荷兰和德国3个国家（由于俄罗斯大部分国土面积位于亚洲，故将其暂放置亚洲）;亚洲国家有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泰国、越南、日本、韩国及俄罗斯9个国家，可见距离对出口效率水平影响较为显著。从时间节点来看，图1中2008年和2014年是我国出口效率下降重要拐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出口效率普遍下降属于正常现象，但对越南的出口效率波动很小，同时越南也是15个国家中出口效率涨幅最大的国家。2014年全球经济仍处于复苏状态，另外国际政治形势不稳定是主要原因。15个国家中，对德国的出口效率与2004年相比基本没有变化;对日本的出口效率大起大落，并且对日本的出口效率水平低于2004年（见表3）。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我国平均出口效率波动不稳定，这可能是因为美国长臂管辖造成国际政治、贸易格局不稳定，且各国忙于国内经济复苏，贸易保护主义盛行。

（四）出口非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为考察出口非效率的影响因素，对出口非效率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符号为正，通过了5%的显著检验，进口国的投资环境及相关制度越好，对于外资的吸引力就越大，可能是由于我国更倾向对其进行投资而非出口，但INVjt系数很小，影响不大;FINjt的系数符号为负，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金融自由度对我国贸易出口并无明显作用。

（3）贸易便利化方面，TIMjt的系数符号为负，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通关效率对出口非效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通关效率低代表进口清关时间长，也就意味着对我国所出口的产品检疫流程复杂、繁琐，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发达国家的技术壁垒对我国出口贸易具有抑制作用;LPIjt的系数符合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进口国贸易相关基础设施对出口非效率有促进作用，即对我国出口贸易具有抑制作用，这可能是因为样本中贸易相关基础设施较好的国家多为发达国家，例如对我国实施贸易保护的美国和日本，而基础设施较差的国家多为我国周边发展中国家，例如越南、印度和泰国等，LPIjt在此更多反映的是对我国高附加值产品的依赖程度，发达国家拥有领先我国的基础设施水平，一定程度上可以表明该国技术水平高于我国，而相对较为落后的国家基础设施水平也较差，对我国高附加值产品更加依赖，对我国出口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2004—2018年间，中国出口贸易额增长迅猛，出口效率呈波动上升趋势，但出口效率并不高，出口潜力存在较大挖掘空间。实际出口水平与前沿水平之间的差距，大多由美国长臂管辖导致的国际经贸环境不稳定、发达国家技术壁垒所造成，这也印证了中国经贸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转变战略的正确性。从出口效率看，2018年中国对各个国家的出口效率并未达到历史峰值，意味中国在全球贸易新格局下，并未有效防治美国长臂管辖，达到之前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较高出口效率水平。

（2）从主要影响因素，即客观因素来看，中国与进口国之间的地理距离较为显著地影响了出口贸易，另外中国需求市场巨大，需求规模远超进口国，同样抑制了出口。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出口效率提升较大，但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运输便利性对中国出口贸易水平提升较为有效，充分利用地缘优势促进出口的同时也要完善国际物流网络，便于挖掘与中国地理距离较远的国际市场。另外中国出口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受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影响，鼓励产业转型升级，坚持高质量经济发展的道路。

（3）从主观阻力因素看，不稳定的国际贸易环境、发达国家的技术壁垒对中国出口贸易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美国的长臂管辖，鼓吹“中国威胁论”，造成部分国家对中国对中国出口产品价格和质量上有了不同的抵制。发达国家对发展速度过快的经济体普遍采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手段，而中国在改革开放较长时期的出口产品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低附加值和低价格成为众多国家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突破口。

（二）政策建議

（1）完善司法制度，针对美国滥用长臂管辖的行为，中国应合理地采取对等措施。合理合法的“域外管辖”在本质上不同于长臂管辖，中国政府应当主动学习和借鉴国外发展经验，完善国际司法立法，授予相关机构应对“域外管辖”时可以施展的合理权力，尤其注意美国不合理的域外管辖，要及时作出反制行动，改变被动局面。同时也要加强国际法律法规的普及，为出口企业提供涉外法律知识培训和指导，提升企业国际法律风险意识，规避不合理、不合法的应对措施。

（2）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出口市场多元化。中国与美国之间贸易依存度较高，对美出口占比高，因此中国在与美国的双边贸易中面临较大的外部冲击风险。针对美国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应加强与周边国家合作，积极提倡“一带一路”倡议，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多方位合作模式，缩减产量过剩的出口产品，丰富产品种类，规避中美贸易不稳定因素带来的经济冲击。调整出口市场份额，加大与产品互补性较强国家的合作力度，合理分配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产品供给，构建国际贸易信息平台体系，帮助国内企业生产目标及时适应国际市场需求。

（3）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美国在网络信息及其他高科技领域处于垄断地位，而中国长期处于国际贸易分工价值链的低端，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不仅造成资源的过度消耗，还致使中国长期受到国际市场技术贸易壁垒的阻碍。因此，要加快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国家积极引导企业转型升级，鼓励技术改革，支持出口企业创建自主品牌，出口高附加值产品抵消非关税壁垒带来的不利影响。针对美国全面垄断的金融体系，开创跨境电子商务等多平台的发展方式，鼓励国内大型企业对中小企业的引导和带动作用，培育自主营销渠道，维护低碳、绿色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对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实施产业转移。

（4）积极妥善应对贸易摩擦的可能性。美国长臂管辖且启动了所谓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并且在近18年中，全球范围内中国遭受的反倾销调查最多，贸易摩擦对中国出口造成巨大损失。因此，中国要加强对于贸易摩擦的预警，尽快建立并完善贸易摩擦预警和快速反应机制，在贸易摩擦发生时可以第一时间作出应对策略。政府应加强对中国重要出口商品、行业和市场的实时监控，完善应对反倾销、反补贴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法律法规体系，在符合国际惯例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保障企业出口利益。提高出口运输便利性，建立高效、稳固的物流网络，有利于长期出口贸易成本的降低，另外物流网络的便利性能够在贸易摩擦发生时，有助于企业及时调整出口分配策略，减小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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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张积慧）

作者：张志新 宫庆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