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财政学论文

2022-04-20

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兴起，大量新兴企业和行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在复杂的市场背景下，投资者如何评估一个公司的价值、管理者如何提升一个公司的价值，就显得尤为重要。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环境污染财政学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环境污染财政学论文篇1：

特定目的税的历史回溯与理论应用分析

摘要：特定目的税可溯源至周代的“九赋九式”制度，介于当时生产条件的限制，专款专用可以发挥以实物为主要形式的税赋的使用价值。特定目的税存在的理论基础是公共财政资金实行统收统支的预算办法。因为在特定公共产品或者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上难以有充足的财政资金分配的保障，因此对特定公共产品以专款专用的方式筹措资金以保障特定公共事业的发展，达到基本民生与特定公共產品之间的平衡。特定目的税不纳入一般公共预算，而以特种基金的方式用于特定的公共产品。特定目的税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具有间接对待给付特征的受益税，二是矫正生产成本外部化的庇古税，三是以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为导向的税种。特定目的税能加强税款的征收与使用之间的联系，增强纳税人缴纳税款的积极性。通过征收特定目的税的方式筹集资金用于特定公共产品的支出具有现实必要性。

关键词：财政预算;公共产品;受益原则;特种基金

特定目的税是国家为达到某种特定目的而设立的税种，是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对特定对象和行为发挥调节作用而征收的税种。本文现就特定目的税的历史、理论及应用作一探讨。

一、特定目的税的历史溯源

（一）“九赋九式”的出现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有关于特定目的税的描述出现在《周礼》中，《周礼》传说为周公旦所编著。《周礼》记述的是周代的政治、经济、礼仪，素有“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的评述。其中以“九赋”对税收的种类进行了分类，以“九式”对税收的使用进行了规制。《周礼·天官·大宰》中规定“九赋”在“九式”中的具体用途为：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服;多邦中之赋，以待宾客;四郊之赋，以待稍秣;家削之赋，以待匪颁;邦甸之赋，以待工事;邦县之赋，以待币帛;邦都之赋，以待祭祀;山泽之赋，以待丧纪;币馀之赋，以待赐予。掌管财政的太府根据“九式”安排支出，并做到专款专用，财政预算的萌芽就此出现。

《周礼》的形成背景是周代，周采用的是分封采邑制，周天子通过分封诸侯王以及领地的形式对周王朝的土地进行管理。虽然周天子是周王朝土地的所有者，但土地的实际控制权在各个诸侯王手中。因此，周天子通过与城邦地缘远近以及土地使用性质确定了九种不同类型的税赋，以此加强对领土的管理控制。

（二）“九赋九式”所蕴含的财政思想

一是发挥税赋的使用价值。“九赋九式”收支对口的税收管理制度，是符合处于生产力较为低下的奴隶制社会与封建制社会交替的农业社会时代背景的。由于当时税赋的形式是以实物为主的，因此通过专款专用的形式将其分类使用，能够充分发挥税收的使用价值。

二是“量入为出”的理财理念。不同于现代社会“以支定收”的财政预算管理制度，由于当时处于农业社会，生产力受气候环境影响极大，因此通过量入为出的财政预算编制办法，能够避免因气候环境变化导致的臣民税收负担加重，防止社会动荡、暴乱引发的统治危机。

三是“均财节用”的财政理念。通过采取“九赋九式”的财政预算管理办法，使税款收支对口，能够充分保证各项财政开支的预算充足和互不侵占，避免某一项财政开支过度浪费奢靡的现象出现。并且，为防止收支对口带来的财政收入管理的僵化，《周礼》中记载除了“九赋”作为财政收入以外，仍有“万民之贡”形式的财政收入以储藏的形式存入公帑，以备不时之需。

然而，作为奴隶制社会的周朝，国家日常管理财政支出与周王室的财政支出难以区分，并且周王室的财政开支并不受到专款专用的限制，因此难以真正实现“均财节用”的财政思想。

二、特定目的税与一般目的税的区别

（一）由特定目的税至一般目的税为主的历史流变

古代税赋的形式以田税为主，且多以实物的形式征收。因此，专款专用的财政资金管理办法可以充分发挥各类税赋的最大使用价值。随着预算编制办法的完善，预算统收统支的管理办法更能发挥财政资金的管理效用，且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因此，特定目的税作为税收的主导形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成为预算全面性的补充适用。

（二）特定目的税与一般目的税的区别

特定目的税的雏形是“九赋九式”制度。彼时，特定目的税是税收的主要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财政资金管理的进化，预算全面性占据主流，税收作为主要的财政收入形式进入公帑，再经由预算编制办法，进行统一规划使用。因此，有学者认为专款专用是对预算全面性的挑战。我国税收可以大致分为一般目的税与特定目的税。一般目的税是指用于满足政府的一般性经费开支而进行的税收。而特定目的税是指用于特定目的的开支，不计入预算统一编制，而设立的财政专项资金。但是，法学界认为，税收不存在对等报偿性，从微观上来看，单位和个人所缴纳的税款多少与其所享受的公共服务的多少之间没有直接关联性，但从宏观层面来说，国民所缴纳的税款全部用于国家或者政府为国民提供的公共服务，这便具有整体有偿性。

三、特定目的税的主要应用领域

（一）具有对待给付特征的受益税

法学与财政学关于受益税的界定出现了观点的分野，法学学者强调税收的公平原则，认为税收缺乏对待给付的特征，即使为特定目的税也不存在直接的对待给付的特征，是无法衡量纳税人缴纳税款的多少与享受的公共服务之间的成正比关系的。且受益负担的等价原则并无法律上请求权，无法个别计算。法学学者强调税收不存在对待给付的特征，因此与受益费泾渭分明。财政学学者则认为受益税存在间接的对待给付的等价原则，并将受益原则作为征税正当化的依据。财政学学者认为受益税是用于实现部分纳税人的对于准公共产品的需求。准公共产品不同于公共产品，公共产品不具有排他性，并且不具有消费的竞争性，因此其融资方式是根据公平原则，依据纳税人的经济能力来征收。由于准公共产品则具有消费的竞争性以及排他性，因此需要纳税人根据受益程度分担准公共产品的成本。财政学者则认为，无论是受益费抑或是受益税均具有公共收费的性质，在一定程度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无论是法学还是财政学，对受益税的定义均反映出受益税能够将税收的取得与使用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由于绝大部分税款的征收之后是直接划入预算统一编制的，因此就纳税人而言，税款缴纳和使用之间的关联链条并不是非常紧密，纳税人无法明确知道所缴纳的税款具体应用到了哪一部分。而受益税由于专款专用的限制，将税款的征收与使用紧密联系，作为纳税人而言，其可明确所缴纳的税款用于哪一类公共产品或者公共服务之上。就此，纳税人的税痛感会相对降低，纳税遵从度也会相应提高。

虽然法学抑或是财政学对于受益税的界定存在分野，但归纳其特点，不难发现，受益税的专款专用性质能够保障纳税人在缴纳了税款之后相应地享受到受益税所规定使用范围内的公共产品或者公共服务。比如，车辆购置税是一种典型的受益税。车辆购置税原本是车辆购置附加费，在1996年颁布的《车辆购置附加费管理办法》中就明确规定车辆购置附加费专款专用。随后，伴随着“费改税”的浪潮，车辆购置附加费变为车辆购置税，用于地方交通运输项目的重点支出，不作为经常性财政收入。成品油消费税也属于受益税，纳税人所缴纳的成品油消费税不归入统一的财政预算体系，而是单独分列为公路基金，用于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符合专款专用的性质。美国所征收的工资税也是典型的受益税，纳税人所缴纳的以其工资收入为计税依据的工资税不流入一般公共预算体系，而是设立单独的基金，保障纳税人年迈之后能有足源的退休金保障。美国实行的工资税类似于我国的社会保障费，但目前我国仍以规费的形式征收社会保障费用，同样也具有专款专用的性质，单独设立社保基金用以存储社会保障费用。

（二）矫正成本外部化的庇古税

矫正税是经济学上的术语，经济学学者认为，现代社会中，某些生产或者消费行为会带来成本外溢性，即生产者或者消费者虽然支付了生产或消费的成本，但其实际产生的社会成本（对生产者或者消费者以外的社会成员遭受损失）大于其所缴纳的生产或者消费成本，这便带来了成本的外部化，因此需要对其进行外部效应的矫正。通过对产品或者勞务的私人边际收益进行调整，使之与社会边际成本或者社会边际收益相一致。征收税款则是对成本外溢性的内在化，是补足外溢成本的一种方式。英国福利经济学家庇古提出用税收来矫正负外部性，如果对负外部性产生者征收相当于外部不经济性价值的税款，其私人成本就会与社会成本相等，所以，这种用来矫正外部效应的税收被经济学界称为“庇古税”。在法学视阈下，矫正税的性质更偏向于纳税人因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被强制要求给予的补偿、赔偿。既然具有补偿、赔偿的性质，因此矫正税的财政支出也就相应的专门用于弥补成本的外溢性。

环境保护税便是典型的矫正税。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主体是从事有害于环境并导致环境污染的相关企业。造成环境污染的社会成本难以计算在日常生产成本上，因此税收除了作为满足国民的公共产品需求外，还需应对市场失效下的成本外溢性。通过对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征收环境保护税，从而令其承担因破坏环境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的损失。矫正税不同于受益税，其并非为国民的公共选择，而是国家通过强制手段对纳税人损害公共利益的惩罚性赔偿，在这一方面，税收不仅仅是纳税人获取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对价，而且具有社会公平性的特征。

（三）以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为导向的税种

根据税收之债理论，国家与公民更像是债权债务人的关系，公民作为纳税人让渡出其部分财产权利给国家，国家将纳税人所让渡出部分财产用于提供公共产品或者服务。经济学认为税收是纳税人换取国家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对价，以此打破税收无偿性的特征。然而作为维护国家正常运转的政府，必然要考量到社会长治久安的问题，对公民的基本生存权予以保障，通过税收的方式实行社会再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因此，税收作为调节收入再分配的手段，国家并非以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身份征收税款而是以公共事务管理者的身份征收税款，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促进社会稳定发展。使拥有大量财产的纳税人让渡出部分财产用于专门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从某种角度讲，这种税收具有“劫富济贫”的特征。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社会财富总量都是固定的，而只有少部分拥有资本的人以资本的方式投入生产，通过对大部分以劳动投入生产的人进行压迫，从而获取巨额财富。而税收正是调节收入再分配的宏观手段，将利用资本垄断生产资料以获取巨额财富的人的部分财产“归还”于社会大众，用于特定的公共福利设施建设。

民国时期征收的遗产税就是一种典型的以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为导向的税种。遗产税的征收历史悠久，西方国家如英国、德国、美国早在十八世纪均已出台实施。日本在1905年正式出台征收遗产税，当时民国政府借鉴了日本遗产税的征收模式，采用超额累进税率，并且设置了一定财产数额以下的免税额度。民国时期的法学家吴经熊从生存权保障的角度对遗产税的设立提出建议：“对于遗产之承继应以法律或课税加以限制，但以不使承继人丧失生存及发展本能之必要资力为度。”遗产税所设立的起征点为壹佰万元，并且对因为国牺牲的烈士免征遗产税。遗产税作为财产税的一种，对社会上拥有巨额财富的人进行征税，纳税人的税痛感相对较低，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减少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也正是因为遗产税是对社会上的巨富因垄断社会资源而享有的巨额财富征税，本质上说是将巨额财富的资本家因压榨广大生产者而换取的巨额财富的“归还”。遗产税作为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的税种，其税款的使用也应用于公共福利建设。吴经熊指出：“所以最公平的办法就是国家将遗产税的收入拨作全国人民义务教育费用，使得个人有受教育的机会，并且使得个人也感到受教育的必要。”遗产税的使用并非完全流入国家财政进行统一预算，而是将其部分专款专用于教育事业的发展。清末民初以来，中央财政拨款对于教育经费的开支一直较为紧张。据统计，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教育财政经费占国家财政总经费岁出的百分之一点三至百分之一点四五，教育并不受到重视。因此民国政府时期为保障教育经费能有足够的财政支撑，以专款专用的形式对教育经费进行有效保障，防止其他类财政开支侵占教育经费的开支。

四、结语

特定目的税最早可溯源至周代的“九赋九式”制度，彼时以实物征收为主的“九赋九式”制度可以最大程度发挥税赋的使用价值。随着历史的变迁，特定目的税导致资金使用管理僵化的弊病逐渐显现，统收统支用于国家一般性经费开支的一般目的税成为了税收的主流模式。然而特定目的税并没有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而是作为预算全面性的辅助手段保障特定公共事业的发展。特定目的税主要应用于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准公共产品领域，特定目的税具备矫正生产成本外部化以及实现社会财富再分配等功能。特定目的税能增强纳税人对税款使用的监督意识。我国目前仍处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的阶段，教育、环境、交通等特定领域建设发展周期长，所需资金难以全部通过一般公共预算进行筹措，因此需要以专款专用的方式筹措资金，特定目的税作为预算全面性的补充适用具有必要性与特殊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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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江苏省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编写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一辑综合类[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49.

[5] 周春英.清末民初中国教育财政制度的近代化转型及其启示[C].财政史研究（第二辑），2009.

作者简介：何江烨（1996—），女，汉族，江苏常州人，单位为常州大学史良法学院，研究方向为财税法原理。

（责任编辑：朱希良）

作者：何江烨

环境污染财政学论文篇2：

从债券定价看公司价值管理

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兴起，大量新兴企业和行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在复杂的市场背景下，投资者如何评估一个公司的价值、管理者如何提升一个公司的价值，就显得尤为重要。

5月15日，CFO沙龙邀请中国再保险集团副总裁寇日明作为主讲嘉宾，从债券定价角度探讨了公司价值的管理，就不确定环境下的概率思维、对新兴经济企业和传统企业的价值判定、对公司价值和债券定价关系的理解，进行了深入交流。本次沙龙由《新理财》执行总编辑李继培主持，嘉宾包括资信评估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金融机构等各领域财务高管以及北京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

公司价值的最佳描述方式

寇日明一开场就明确地表示，债券定价是公司价值的最佳描述方式，也是其他金融工具定价的基础，债券定价的本质是未来现金流的折现值等于当前债券的购买价格。

对于公司价值，寇日明强调，公司价值可以有资产规模、销售收入、人力资本等多方面的体现，但根本上是债券定价中未来现金流的折现值这一概念，这类似于对项目价值的评估。债券定价公式中的各因素正是决定公司价值的因素，从这一概念出发，有价值的公司一是要寿命长，可以持续发展，就是通常说的“百年老店”；二是要有利润，利润是持续的现金流；三是有信用，信用好的公司贴现率低，获得利润的成本低。

寇日明还表示，资本市场工具的使用并不能直接提升公司的价值，只能改变资产负债表不能改变收益表。金融工具的使用也不能直接改变公司价值，只是减少了公司的风险。通过金融工具降低公司风险时，寇日明建议尽量选择简单的金融工具，因为简单的工具不容易误用，风险小，并且成本低、流动性好。

渝商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级助理徐圭平同意这一观点，并指出，企业CFO就是要为公司创造价值，降低各种融资成本，帮助企业稳定现金流，建立公司的信用体系和风险管理体系，努力使公司成为百年老店。

新兴企业和传统企业发展

探讨时，北京大学财政学系主任、教授刘怡以打车软件为例，提出在新兴互联网公司的估值中，资本化估价可能会逐渐取代传统估价方式。对此寇日明认为，即使是对互联网公司的定价也不会脱离上述债券定价的方式，目前企业发展节奏越来越快，寿命越来越短，才会渐渐形成依靠投资远见来评估公司的价值，但估值的核心并没有改变。

寇日明补充说，中国企业寿命短，像得了癌症，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环境污染”，二是“自身免疫力差”。“环境污染”是指外部经营环境、信用环境等环境差，为避险，企业不断延长产业链，反而导致风险增加；“自身免疫力差”则指企业内部存在各种问题，没有长远的发展规划。

针对传统企业是应该采用集中于主业这种比较保守的发展方式，还是应该积极扩张的问题，寇日明和与会者一致认为，专业的公司才有价值，但财务投资应该分散风险，需要多方面投资。至于如何选择投资方向，寇日明建议根据企业能接受的最低回报和最高风险来决定。

作者：贺依婷

环境污染财政学论文篇3：

选择消费税为地方税主体税种的阶段化路径研究

摘要：2016年全面实施“营改增”后，地方税体系失去了主体税种，使得地方税收收入规模显著下降，难以满足地方政府的财政需求。因此，确立新的地方主体税种显得尤为重要。而将消费税纳入地方税体系并成为主体税种是一种现实选择。为此，从收入特征和理论两方面展开分析，并提出先扩大消费税征税范围，提高税率，进而划归地方税体系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消费税；地方税；主体税种

引言

“营改增”的全面实施显著减少了地方税收收入，凸显出地方财力不足问题。目前，为了弥补地方财力缺口，我国已将中央和地方增值税分享比例由过去的75∶25调整为50∶50。另外，2018年1月1日开征的环境保护税将纳入地方税收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地方财政压力。但由于环境保护税的税基、征收效果有待观察，地方政府仍缺乏稳定的主体税种。

目前，学术界有三种观点，一是建议尽快开征房地产税并将其作为地方税的主体税种，二是以消费税作为主体税种，三是以环境保护税作为主体税种。我国现行税收体系中，消费税属于中央税，但是从理论上分析，消费税的税基流动性较弱、税源相对充裕等特点，选择消费税作为地方税主体税种成为一种可能。为此，我们将基于消费税收入的现状，从地方税主体税种选择的理论标准切入，分析消费税作为地方税主体税种的可能性，进而设计了将消费税纳入地方税主体税种的路径选择。

学者们就消费税是否纳入地方税主体税种的观点分为两类，其中部分学者赞同将消费税纳入地方税。林继红（2015）从消费税的筹集收入效应、调节消费效应、纠正外部性效应方面论证了消费税成为地方税主体税种的合理性，从消费税的收入规模和收入结构分析了消费税成为地方税种的可行性。孟莹莹（2016）模拟分析了消费税改为地方税，有利于增加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收入，缩小地区间财力差距，提出应该进行配套改革促进消费税成为地方税主体税种。另一部分学者就消费税划归地方税主体税种持否定意见。尹音频、张莹（2014）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分别论证了消费税作为地方税主体税种的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认为消费税应该和增值税同行作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杨卫华、严敏悦（2015）提出，消费税作为地方税便于征收，但是从消费税的调节功能、税源分布、收入规模及地方征管经验方面而言，其不适合作为地方税种。

已有研究主要讨论了将消费税划归为地方税主体税种的合理性、可行性等內容，但是较少有学者全面分析将消费税作为地方税主体税种的理论依据以及设计其路径选择。因此，本文将从理论上分析消费税纳入地方税主体税种的合理性以及路径选择。

一、消费税具备地方税主体税种的收入特征

消费税的改革方案有两种：其一，将消费税作为中央地方共享税；其二，将消费税作为地方税，进一步完善消费税制度，将其培育为新的地方税主体税种。就“将消费税划归地方税主体税种”这一观点而言，下面阐释消费税具备地方税主体税种的收入特征。

（一）消费税收入呈持续增长性态势

全面实施“营改增”后，消费税成为了仅次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之后的第三大税种，发挥着组织财源、收入分配和纠正外部性的重要作用。近几年对消费税的改革，使消费税收入增长较快。

由下页图1可知，1994—1999年消费税占全国总税收的比重保持在8%左右。2008年成品油消费税改革前，消费税所占比重呈现下降趋势，在改革后，从2009年至今又回升到了7%～8%之间，具有可持续性。从消费税和营业税收入总量和所占全国总税收收入比重来看，目前消费税无法完全替代营业税。但是将消费税划为地方税主体税种后，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地方收入缺口，对于缓解地方财力不足的现状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加，消费税课税范围将不断扩大，消费税的税源会更加丰富，充当主体税种潜力很大。

（二）消费税收入具有稳定性

从2016年的消费税税目税率表得知，目前消费税共有15个税目，20个子税目，不同的税目分别对应不同的税率，即实行差别税率。据《中国税务年鉴》统计，我国国内消费税收入主要来源于烟、酒、成品油和机动车四个税目。

由图2可知，消费税的烟、酒、成品油和机动车四个税目，所提供的税收收入占比达到95%左右。其中，成品油与烟是消费税的主要税源，2007—2014年这两项税目的收入占消费税收入的比重平均为89.73%，其次是机动车和酒。由于其需求弹性比较小，以上四个税目的消费总量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变动。由此可知，消费税收入具有稳定性，能够为地方提供可持续的税收收入。

二、消费税划归地方税主体税种的理论分析

（一）消费税作为地方税遵循税收的划分原则

美国著名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Musgrave）的七原则论中明确提出，依附于居住地的税收和课征于非流动生产要素的税收应划归地方政府，这种划分思想是从政府职责和政策目标着眼的。另外，英国学者大卫·金（David King）在其地方政府收税的“四不原则”中提到，地方政府不应征收不直接为本地居民所察觉的税，可以看出大卫·金也赞同依附于居住地的税收应划归为地方的观点。美国著名的财政学家塞利格曼（Selegman）提出，划分中央和地方税应遵守三个原则，其中特别提出，税源、纳税人只涉及部分地区和部分人的税种应划归为地方政府。纵观国外关于中央和地方税种划分原则方面的经典文献可以发现，具有依附于居住地、税收负担恰当特点的税种应划归为地方政府。

对照上述学者的观点，一方面，我国消费税税基流动性较弱且零售环节消费税具有依附于居住地的特点；另一方面，现行地方税制中突出的矛盾是地方财政缺失相对稳定的税种收入，可选择的方式就是重新选择地方主体税种。因此，应该先将我国消费税的征收环节下移至零售环节，在此基础上将消费税划归地方。这样就不太可能将大部分税负归宿转嫁给非本地居民，即让受益人负担公共产品的成本，有利于提高居民对当地事务的参与度，促使地方政府转变行为模式。综上所述，零售环节消费税作为地方税具有经济学理论基础，是众多经济学家的主张。

（二）消费税符合地方税主体税种的选择标准

所谓地方税主体税种，是指在地方税体系中，税源稳定、税基较宽、易于地方征收且收入稳定、具有可持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税种的总称。一般来说，地方税主体税种应当具备以下标准：一是税基宽广、税源稳定、具有较大的收入增长潜力；二是可以有效避免恶性税收竞争；三是易于地方征管。下面阐释消费税和上述地方税主体税种选择标准的吻合度。

首先，消费税具有收入增长潜力。消费税的税基来自居民的消费能力，税基宽，税源稳定。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消费能力的总体提高，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将不断扩大，可为地方提供持续且不断增长的收入。其次，零售环节消费税可以有效避免恶性税收竞争。在生产环节征收消费税，各地政府为了增加税收收入会想尽办法通过招商引资来增加当地的生产厂家，完善当地生产环境，而重心非为居民服务。但若将消费税改为在零售环节征收且将其划归地方，这样就可以有效抑制地方政府之间的恶性税收竞争。最后，零售环节消费税易于地方征管。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和居民消费税能力存在很大的差距，消费税税基的确定比较复杂，况且在零售环节征收消费税与当地政府事务会紧密相连，地方较中央具有巨大的信息优势。因此，零售环节消费税更易于地方征收管理。同时，对于消费税的核查由地方政府来安排更具有效率。

三、消费税划归地方税主体税种的路径选择

以上梳理了将消费税划归为地方税主体税种的理论依据，那么，如何将消费税划归地方？相对稳定的制度环境是保持经济能够持续高速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应该分阶段、渐进式地将消费税作为地方税主体税种，使税制改革平稳过渡，这对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的我国尤为重要。再者，现行我国消费税制度的设计老化，税收征管水平的低下，社会配套体制的不完善，改革如果过于激进，有可能造成理论建设与实践执行的脱节，加大纳税遵从成本和征税成本。因此，应该渐进式地将消费税划归地方。

（一）第一阶段以扩大征税范围及提高税率为主

1.扩大征税范围。我国现行消费税共有15类税目，大致可以分为具有劣值性、负外部性和收入再分配效应3类消费品。据2014年中国奢侈品协会统计，奢侈楼盘消费占奢侈消费总额的31%～50%，高档箱包、艺术收藏品和私人飞机的消费集中于高收入人群。再者，随着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朝着消费有形的“硬”商品向“软”服务方向的转变，不仅应将这些高档奢侈品纳入消费税征税范围，而且还应将与这些高档奢侈品相关联的服务纳入征税范围。这样既能使消费税更好地发挥收入再分配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高收入者过高的收入，又能达到限制消费的目的。

2.提高税率。我国现行的烟、酒、燃料油、汽油和柴油的消费税税率分别为44.82%、4.95%、1.2元/升、1.52元/升和1.2元/升，而苏国灿等（2016）利用数理模型测算了以上税目的消费税最优税率分别为57.15%、11.8%、2.14元/升、2.14元/升和2.14元/升，结果表明其税率远低于最優税率。因此，在环境污染和资源缺乏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应提高相关消费税税目的征收税率。

（二）第二阶段将部分消费税税目的收入划归地方

1.将机动车税目划归地方。目前，我国是在生产环节对机动车税目征收消费税，而高阳、李平（2015）通过研究OECD中非欧盟成员的消费税制度，发现大部分国家都在零售环节征收机动车消费税。这些国家之所以都选择在零售环节征收消费税的原因是其实行了严格的机动车注册管理制度，便于控管机动车税源。同样，我国也实行了严格的机动车注册管理制度。由此看来，可以率先将机动车税目的征收环节下移至零售环节并将其划归地方税。

2.将成品油税目划归地方。我国成品油消费税的前身由1994—2006年间的汽油、柴油税目消费税和2009年之前的养路费两部分共同构成。中央以对地方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的方式将近90%（根据财政部数据整理所得）的成品油消费税收入返还给了地方政府，这意味着目前将成品油消费税收入划归地方后对中央收入的影响并不大。此外，税控加油机的使用说明对该税目完全可以在零售环节征收，这样可以充分发挥消费税的合理引导作用，真正实现消费税的立法意图。因此，可以将成品油的征收环节下移至零售环节并将其划归地方。

3.将金银首饰、钻石及钻石饰品税目划归地方。目前我国在零售环节对这三种税目征收消费税，由于这些贵重产品的加工环节比较多且其销售门店较少，所以选择了在零售环节对其进行一次课征，这样既保证了税源又便于征管。将这三种税目收入划归地方，对于弥补地方财力缺口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三）第三阶段将消费税整体纳入地方税体系

学者苏国灿等（2016）模拟分析了将烟、酒等税目的征收环节下移至零售环节，有助于抑制烟、酒等商品的消费，并且会进一步增加消费税收入。因此，从长期来看，将消费税的征收环节下移至零售环节，并将消费税划归地方，进而完善地方税体系。由以上阐述可知，将改革后的消费税划归地方是一项现实选项，这样地方政府就可以确定自己收入的主要来源，增加财政收入。

此外，在消费税划归地方税收体系的过程中，要进一步完善地方税收体系、优化地方税种结构是重中之重。加快房地产税的立法和征管工作，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逐步改革城市维护建设税等，使消费税、环境保护税、资源税和房地产税等一同完善地方税制，实现地方税制的完整性。另外，在改革的具体推进过程中，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尽可能地缩小地方按照事权所需财力与税收的差额，减轻地方的财政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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