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学角度分析论文

[摘要]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政府采购法的效益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政府采购法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必须体现效益价值。政府采购法供给、法律制度间的配合以及法律实施的社会环境是影响政府采购法效益实现的因素。提高政府采购法效益的途径则主要表现为实现政府采购法律供求均衡、依法节约交易成本和加强政府采购法制教育，改进其执法手段。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财政学角度分析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财政学角度分析论文 篇1：

教育扶贫研究述评

摘要：上世纪60年代，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教育扶贫的功能。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相关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本文总结了近年来扶贫理论的发展和教育扶贫的模式，并对目前教育扶贫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以期为新时期的教育扶贫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教育扶贫；理论；模式；述评

教育扶贫，是指针对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进行教育投入和教育资助服务，使贫困人口掌握脱贫致富的知识和技能，通过提高当地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以促进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并最终摆脱贫困的一种扶贫方式。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国内外关于扶贫开发理论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从“贫困文化理论”Ⅲ、“资源要素理论”、“人力素质贫困理论”到“系统贫困理论”的发展，从经济、文化、人力资本、社会政策系统的角度分析了贫困的成因，并从经济、文化、教育、结构调整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扶贫方式。而对于教育扶贫的研究大多是在扶贫开发理论假设下，从教育的扶贫功能这一角度去阐述。

一、教育扶贫的理论渊源

1、贫困文化理论

贫困文化论是由美国学者奥斯卡·刘易斯(OscarLewis)提出的。他认为，贫困文化是贫困群体在与环境相适应的过程中产生的行为反应，并且内化为一种习惯和传统文化，它的特点是对自然的屈从感、听天由命、对主流社会价值体系的怀疑等。也就是说，贫困地区人口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生活态度，内化成群体的一种思维定势和行为准则。在这种贫困文化的熏染下，形成一种低水平的经济均衡，并在贫困地区一直延续。

2、资源要素理论

国外学界资源要素论的主要代表有马尔萨斯(T.R.Malthus)的土地报酬递减理论、纳克斯(R.Nurkse)的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莱本斯坦(H.Leibonstein)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他们主张增加贫困地区的资本投入力度，使其达到国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强调资本的积累和形成，以期推动社会的经济增长。中国学者姜德华最早对我国贫困地区的类型进行了分析，并总结了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与自然生态恶性循环的过程。他把贫困的原因归结于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或是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恶化从而造成深度贫困。资源要素理论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认为贫困是对土地、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不能进行有效地合理配置的结果。

3、人力素质贫困理论

1960年，美国学者舒尔茨(T.w.Sehuhz)在美国经济学会上发表了题为“人力资本投资——一个经济学家的观点”的演说，提出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寡。他认为，贫困地区之所以落后，不在于物质资源的匮乏，而在于人力资本的缺乏；加强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人力资本的形成、经济结构的转换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上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王小强、白南风通过“进取心量表”测量人的素质，量表包括改变取向、新经验、公共事务参与、效率感、见识、创业冲动、风险承受、计划性等8个指标。他们将贫困地区人口的特征描述为：创业冲动微弱，易于满足，风险承受能力较低，不能抵御较大困难和挫折，不愿冒险；生产与生活中的独立性、主动性较差，有较重的依赖思想和听天由命的观念；难以打破传统和习惯，接受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大多数新事物、新现象较差，安于现状；等等。他们总结出“人口素质差”是贫困地区贫困、落后的本质原因。

4、系统贫困理论

系统贫困理论认为，贫困是由诸多综合因素系统运行的结果，贫困的根源是由“陷阱一隔离一均衡”所构成的一个“低层次、低效率、无序的、稳定型区域经济社会运转体系，这个体系规定着贫困延续的轨迹”。在这个贫困区域系统中，社会的能力机制、资源基础与求变能力之间未能参与整个外部区域经济全面增长与社会持久进步过程。在发展的内部关系上，三者之间需要构成一定的相互适应关系。可以说，系统贫困理论已经脱离出对于贫困的平面的、静态的描述，而是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来研究贫困。

综上所述，对扶贫理论的研究首先从贫困的定义和分类开始，但对贫困的定义有不同的角度，暂时学界还未能将其统一；有关贫困的绝对和相对的生存状态已得到大家的共识，只是量化的标准不一样；对贫困成因的分析也衍生出相关的理论，即由单一的贫困文化发展到系统观理论，并且由分化走向了共融。可以说，扶贫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部门的问题，而是不同学科和不同部门协同研究和管理的问题。这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扶贫机制，这是扶贫理论发展的新趋势。

二、教育扶贫模式研究

199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把扶贫开发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农民素质的轨道上来”，在扶贫开发的内涵上拓展了教育扶贫的功能。我国学者林乘东于1997年提出教育扶贫论。他认为，教育具有反贫困的功能，可以切断贫困的恶性循环链；应该把教育纳入扶贫的资源配置中，实现教育投资的多元化，使公共教育资源向贫困地区倾斜。他同时提出，教育不能独善其功地反贫困，需要具备四个条件：1.提高贫困地区的人口综合素质；2.建立相对公平的经济分配制度；3.优化贫困人口配置，提高贫困人口劳动力与生产要素的结合度和效率；4.增加资本积累和投入，为反贫困提供经济基础，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集美大学的严万跃认为，现代社会的贫困问题都是知识与能力贫困的表征和结果，发挥教育的扶贫功能不仅能增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能力，还可以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教育扶贫的功能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但是针对我国贫困地区教育扶贫问题和现象的实证研究模式才刚刚开始。

1、经济学视野下的教育扶贫研究

厦门大学的杨能良认为，教育扶贫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公共产品。加强对教育的政府投人，提高贫困人口的教育水平，使之能受到帮助其脱离贫困的教育，需要建立一种普遍的社会保障体系，弥补贫困人口的收入缺口。同时，要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经济环境，提高贫困人口的就业率。在他看来，教育扶贫是一种最有效、最持久的扶贫方式。兰州大学博士生张宏从经济学角度对甘肃省麻安村的参与式扶贫开发模式进行了研究。他通过深度调研，了解了不同类型农民特殊的生态和社会经济条件限制因素，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总结了扶贫开发模式中的一些规律，从而认为参与式扶贫开发是一种最优的模式。四川大学的龚晓宽运用计量模型对近年来的扶贫效益进行了分析，提出扶贫模式的创新要以提高贫困人口的素质为核心理念㈣。周丽莎根据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提出的“解决贫困和失业的根本之道是实现社会机会的自由”这一理论，对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进行了实证研究。她指出，实行集中办学、民汉合校和“双语”教育的扶贫模式能让少数民族学生平等地接受教育，实现了“实质自由”，缓解了能力贫困。教育扶贫是一种值得推荐的扶贫方式。学者们大多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改变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加大教育投入力度等方面去阐述教育扶贫模式。

2、社会学视野下的教育扶贫研究

对教育扶贫模式的社会学视角更多倾向于对贫困地区自然生态环境衰退背后的传统人文因素进行研究。此类研究认为，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的素质、改变传统落后的思想观念是改变贫困地区的关键。西南大学的欧文福专门从产业发展和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的角度探讨了西南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综合了民族学、社会学、教育学方法，揭示了民族教育与经济发展的规律，为教育扶贫提供了不同的视角。沈红对宁夏、甘肃两省区的扶贫调查分析对不同地区扶贫的方式、过程和结果进行了描述，并比较了各自的利弊，从而为“八五”期间的扶贫工作提供了数据参考。

3、以问题和现象为出发点的教育扶贫实证研究

针对不同地区教育扶贫方式、过程、结果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总结扶贫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共性和特性问题，如针对农村长期贫困现状与教育改革的研究、农村贫困地区教育扶贫的对策研究等。随着教育扶贫力度的加大，有些生态环境恶劣的地区还出现了生态移民和教育移民。以此为背景的研究包括甘肃四个干旱贫困县的教育移民调查研究、海南省“教育移民”情况的调查研究、宁夏吊庄开发性移民以及三峡库区教育移民的个案实证研究等。以问题和现象为出发点的教育扶贫实证研究还包括：针对教育扶贫体系中贫困地区基础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的研究；不同地区的教育扶贫个案研究，如浙江省永嘉县的教育扶贫研究、西部开发过程中的凉山教育扶贫战略研究等；针对教育扶贫过程中的新方式的研究，如对河南远程教育扶贫网的思考等。可以说，对教育扶贫的实证研究层出不穷，硕果颇丰。

三、教育扶贫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理论研究的不足

贫困是一种与人类发展进程相伴生的社会现象，能否处理好贫困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一直以来，对教育扶贫的研究都是建立在贫困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对策研究。从经济学、教育学、政治学、人类学的角度去分析贫困问题都显得有些片面，因为贫困产生的原因是多元的。教育扶贫也只是扶贫开发体系中的一种方式。如何界定教育扶贫的功能，怎样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发挥其效果，如何处理在教育扶贫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问题，都还需要不断地探索。我国对教育扶贫研究的经济学解释认为，资本和权力在反贫困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增加基础教育的投入，势必会带动贫困地区的社会发展。但是，城乡教育的差距，在导致贫困地区的教育成本上升的同时，也产生一些教育致贫的现象。对于如何平衡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还缺乏量化的标准。教育扶贫的社会学角度研究针对不同地区的共性和个性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以期通过改变当地人口的综合素质，从救济式的扶贫转变成自发性的扶贫，但是也忽视了经济投入和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现在的系统观研究侧重于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去分析教育扶贫的功能应该如何去协调和整合资源配置。然而，怎样设定一个有效的区域评价体系去评价教育扶贫的效果，有没有一个确实可行的实证研究能证明教育扶贫的系统整合能起到反贫困的作用，目前还未得见。

从贫困的发生机制来看，它受地区自然条件、历史起点、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和文化素质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对于哪种因素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不同学科的学者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目前学界关于贫困的结构解释与文化解释的对垒，就是这一矛盾的现实反映。不可否认，在现代化程度较低的地方或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地方，贫困总是以一定的规模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结构解释必然会包含着文化因素对贫困的影响；同时文化取向的贫困文化解释又或多或少带有制度的约束因素。呵以说，教育扶贫的提出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必然选择，但是，如何使教育结构与社会结构(人口结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相适应，如何处理教育扶贫与教育致贫的现实矛盾，教育的扶贫功能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对上述方面的理论研究还显不足，有待学界的进一步探讨。

2、研究过于宏观，缺乏对扶贫客体的微观关照

我国目前的教育扶贫研究主要从扶贫主体的角度来探讨。按扶贫主体的不同可以将教育扶贫作以下分类：1.政府主导型教育扶贫。例如，我国自1995年开始在贫困地区实行义务教育工程，希望通过加大对民族贫困地区的教育投人来改善贫困地区的教育水平，相关的研究较为注重教育体制改革、教育投人的经济效益等方面。2.基金主导型社会资金扶贫。比较典型的是“希望工程”。可以说，“希望工程”动员了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到教育扶贫的过程中，帮助贫困地区的学生享受到教育。但是，如何达到扶贫的真正效果，在实践中还有待进一步完善。3.非政府组织主导型教育扶贫。2001年10月30日，中国非政府组织(简称NGO)国际扶贫会议在北京发表了《中国NGO反贫困北京宣言》，政府、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到扶贫过程中来。、相关研究如陈美招等对国际NGO教育扶贫行为的分析。也有研究者从扶贫主体作用于扶贫客体的角度把扶贫分为救济式扶贫和开发式扶贫两种。救济式扶贫是指扶贫主体直接向扶贫客体提供生产和生活所需的粮食、衣物等物资或现金，以帮助贫困人口，也称“输血式”扶贫。开发式扶贫是指扶贫主体通过投入一定的扶贫要素(资源)扶持贫困地区和农户生产自救，逐步走上脱贫致富道路的扶贫行为方式，也称“造血式”扶贫。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教育扶贫研究主要侧重于从扶贫主体或是扶贫主体作用于扶贫客体的角度进行研究，关注政府教育扶贫的政策制定、实施过程、扶贫效果等方面；而很少从贫困人口自身的角度去探讨，如贫困人口的生存技能需要、生存环境、人文关怀和向上流动的渠道等方面，研究上缺乏微观层面的深度关照。

3、注重宏观政策研究，缺乏微观实证研究

大多数的研究者认为，贫困地区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制度不健全、资源匮乏、科学技术落后，以及人的文化素质相对低下等，倾向于从宏观的层面去思考；但是贫困地区之间也有差异，不能一概而论，以共性涵盖个性的研究也有失偏颇。目前，从教育扶贫的宏观研究到教育扶贫的方式和方法比较，再到教育扶贫区域的问题和现象研究，试图从小的社会环境中去探索教育扶贫中存在的一些规律性问题，用实证的微观视角去探索教育扶贫过程中的最佳模式，已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趋势，如金俊峰对云南山区“开发式”扶贫模式的研究等。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是太少，也没有一个系统的、值得借鉴的、评价效果良好的教育扶贫模式。

4、缺乏从多学科、多角度进行的综合分析

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对教育扶贫的研究大多还是在国外扶贫理论预设的基础上开展的。从已有的研究来看，主要从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人力资本等多元角度进行了分析，取得了一些成果，并在我国教育扶贫的政策制定、实施过程和效益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为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从学术界和整个系统的角度来看，还存在学科衔接不紧、研究不全面等问题，主要表现在：很多研究者局限于特定的学科视角，遵循该学科的方法和调查方式，忽视了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在研究方法和内容上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缺乏对大多数贫困者的深度观察，不能全景式地反映其贫困的过程，显得研究结果生硬而表面化。我们要做好教育扶贫研究，必须要理清地区贫困的内在根源和教育之间的关系，不仅要探究教育扶贫的形式、特点，还要做好充分的实证研究，从多学科、多角度去比较不同形式的教育扶贫模式，总结出具有共性的规律，把教育扶贫理论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公共政策，以切实保障大多数贫困者的利益。

四、教育扶贫研究的反思与建议

贫困地区长期贫困的状态，已经不再单纯是经济贫困、文化贫困的问题。由贫困所派生出的新的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障碍。目前学界对教育的扶贫功能已达成一定的共识，但是对如何发挥教育的扶贫功能，怎样将之转变成实践中的公共政策还有待深入的探讨。贫困的发生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综合社会现象，各个地区的贫困问题又各有差异，“一刀切”的扶贫模式难免会顾此失彼。笔者认为，教育扶贫研究还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延伸。

1、将贫困发生机制纳入教育扶贫体系进行研究

从贫困的发生机制来看，经济制度、地区文化、人口素质、地域自然条件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但同时也是贫困的结果；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在一个社会的空间场域中达到一种静态平衡，使得这种贫困的恶性循环在贫困地区延续。正如康晓光所说：贫困的根源是由复合系统与其环境相互作用、协同进化的过程。各种因素构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网络，其中存在众多的反馈回路。区域性贫困陷阱就是各反馈回路相互耦合形成的网络系统，它们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使贫困成为区域的持久状态。笔者认为，要达到扶贫的效果，就需要打破这种静态的平衡，把贫困发生机制与教育扶贫模式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分析贫困地区真正致贫的原因是什么，并以此作为扶贫政策的出发点，构建系统的教育扶贫模式。如图1所示，教育扶贫体系的主体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和教育扶贫机构。它们在外部政策的环境下，分别作用于处于贫困环境中的扶贫对象，通过外部因素影响其内部自身的变化，并达到教育扶贫的目的。从已有的研究来看，贫困发生机制与教育扶贫模式研究还存在脱节的现象：一是对贫困发生机制的研究还不够充分；二是针对教育扶贫体系的构建还没有形成系统的认识；三是现有理论基本都强调了政府在教育扶贫中的主体地位，而对于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教育扶贫机构在扶贫体系中的职能如何进行分配，还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

2、教育扶贫政策应注重教育结构的改革，使其符合贫困地区的实际需求

教育扶贫作为一项以政府为主体的扶贫行为，有必要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去探讨如何制定行之有效的教育扶贫政策。林乘东曾提出，教育不能独善其功地反贫困，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都存在贫困现象。贫困问题要在一定政策条件的配合下才有可能缓解，但不能杜绝。他提出：1.要改变目前的教育体制结构，加大职业教育的投资比重，凸显职业教育的地位；2.巴教育投资并人扶贫资源的配置格局；3.采取一种自动分流体制实现教育投资的多元化，使高收人阶层“自动”选择付费教育，从而使公共教育资源向贫困人口倾斜。其重点是通过教育体制改革来实现教育的扶贫功能。但在微观的实践层面上，各个贫困地区的情况各不相同，还需要实证研究的支撑。笔者认为，在贫困地区还要考虑两个条件：1.教育扶贫政策是否契合贫困地区的文化环境和实际需求。目前，很多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政策采取“一刀切”的做法，把贫困地区的适龄儿童整体搬迁到县城集中上学，通过加大教育的投入使贫困人口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这同时也使得很多贫困家庭因为上学路途过远和教育成本的增加，辍学率反而有抬头趋势。这不仅伤害了贫困地区人口参与教育的热情，也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使得教育扶贫适得其反。2.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是否适应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教育扶贫不仅要把教育投入纳入到扶贫资源的配置格局中，还要考虑教育结构与社会结构的适应关系。教育要契合当地经济发展的需求，培养地区经济建设需要的人才，保证受教育人才的充分就业，这样才能发挥教育的社会效益，带动贫困人口脱贫致富。虽然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贫困现象难以杜绝，但如能在一个小的社区、村庄的实证研究中，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径，也能为教育扶贫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3、教育扶贫政策应着眼于扶贫客体的真正需求

贫困地区最大的教育矛盾在于贫困地区人口的教育成本和教育机会满足不了贫困地区人口对教育的需求。要想改变教育扶贫的现状，就得围绕贫困人口真正的需求去制定政策。其一，加大农村税费体制改革，切实减轻农民的家庭负担，建立多渠道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筹措体制，增加政府投入比例，鼓励社会力量捐资助学，增加贫困人口的教育补助，让贫困人口不再由于高昂的教育成本而选择辍学。其二，建立国家农村教育扶贫专项资金，从法律和制度上保证农村教育扶贫经费的来源。目前，一些地区采取了教育贷款、助学金、奖学金制度，但是这些政策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应急性和局限性。应该建立一种长效的扶贫助学资金来保障贫困学生求学。其三，在加大教育基础投入的同时，注重教育扶贫的效率。一般而言，农村义务教育能为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的启蒙教育；高中阶段教育能对教育扶贫效率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既能促使贫困人口向上层流动，又能阻止贫困的代际传递；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和成人教育能提高贫困人口的职业技能，增强贫困人口的就业能力。因此，要发展多层次的教育，提高教育扶贫的效率。其四，深化教育扶贫模式的研究，以教育扶贫为主，多种扶贫方式并举。目前，针对教育扶贫的实证研究还没有一种切实可行的模式可供参考。教育的扶贫功能可能切断贫困的恶性循环，但是不能独善其功地反贫困，需要不同扶贫方式的互补。建议把输血式扶贫、移民式扶贫、开发式扶贫等纳入教育扶贫模式进行系统研究。

4、教育扶贫实践过程中要转变观念

自我国实施教育扶贫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往的教育扶贫观念已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要求，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转变。其一，从最初的道义上的扶贫转变成制度性扶贫。以往的教育扶贫只是一种提倡，倡导人们帮助贫困地区人口改变教育状况，捐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现在的教育扶贫已经成为各个地区政府的政绩考核标准和硬性规定。其二，从以往的救济式扶贫转变成造血式扶贫。救济式扶贫造成了一些贫困地区人口依赖救济的思维惰性，思想上不愿争取、安于现状，等待救济成了一种生活上的依赖；现在的教育扶贫注重从思想上进行教育，鼓励贫困地区人口参与到摆脱贫困的项目中去，让其学习知识和技能，自食其力。其三，扶贫重点从贫困地区转向贫困人口。以往的做法主要是将扶贫资金拨给贫困地区政府，让政府去开展扶贫项目。但是，由于管理监督机制的缺乏，出现了挤占、挪用扶贫资金等现象。现在的做法是，对教育扶贫资金进行分类：项目资金发放到政府，并建立专项资金账号；个人资金以实名发放到个人户头。这样就保障了教育扶贫资金的有效使用。其四，由区域性教育扶贫转变为阶层扶贫。以往的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农村、地理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的地区和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而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在城镇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贫困人口，如市场竞争中淘汰的无业人员、身陷残疾而无法务工的人员、没有收入来源而生活极度贫困的人员等。其五，从单一扶贫向综合扶贫转变。贫困问题已不再单单是经济、教育等方面的问题，而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需要从不同的侧面去思考解决贫困问题的措施。教育扶贫观念的转变是顺应贫困发生的新变化，也是教育扶贫实践过程中的应然之举。

总之，教育扶贫研究还在实践中不断前行。本文只当抛砖引玉，期待学界同仁批评指正，以进一步完善教育扶贫理论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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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君君

财政学角度分析论文 篇2：

政府采购法的效益分析

[摘要]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政府采购法的效益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政府采购法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必须体现效益价值。政府采购法供给、法律制度间的配合以及法律实施的社会环境是影响政府采购法效益实现的因素。提高政府采购法效益的途径则主要表现为实现政府采购法律供求均衡、依法节约交易成本和加强政府采购法制教育，改进其执法手段。

[关键词]政府采购法；成本；效益

[作者简介]田开友，吉首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硕士；阮丽娟，吉首大学法学院教师，法学硕士，湖南　吉首416000

现代社会中政府采购的金额十分巨大，已成为影响国际和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以下简称《政府采购法》)的出台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是完善财政管理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政府采购市场的管理走上法制化轨道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我国政府采购进入依法采购时代。这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促进廉政建设，以及广泛发挥政府采购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但是我国当前存在着政府采购法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效益低下的问题。基于此，本文拟对此问题作粗浅的探讨。

一、政府采购法效益的意义解构

在法学理论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公平和效益已成为法律的基本价值目标。法律公平首先是指法律实施中的公平，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程序平等；其次是指立法公平，即在立法中排除任何特权和专制因素，公平地分配竞争机会和条件，保证财富均等分配。法律效益的含义是指：人类生活在一个资源稀缺的社会，以最少量的资源投入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出和收益，对于整个社会都会具有重要意义；即使对于个人来说，勤俭节约、减少浪费、降低成本，也是促使财富积累的重要措施。法律公平实质上只是一种形式公平，无论是人格平等还是程序平等，都仅仅意味着无差别对待，至多为各个社会关系主体的发展提供了公平條件及实现最低限度社会财富的总量平衡。法律公平观念的实现归根结底受制于社会发展，也受制于人们的伦理观念发展水平。

强调效益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基础，实际上就意味着要容许社会主体拥有更大的主体权益，在制定权利／权力结构的安排上要更多地体现促进效益的原则。公平与效益，既有价值冲突的一面，也有价值统一的一面。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把那些不经审判而定罪、无合理的报酬而攫取财产等行为认为是不公正的行为，而对这些不公正行为的最好解释是浪费资源。比如，尽管不当得利制度也可以从提高法律效益的概念得出，但这仍然反映出在资源稀缺的世界，浪费是不道德的结论。如果说，经济学的价值观是效益观的话，那么法学的价值观就是效益与公平观。效益成为法律的主要价值目标之一为我们探讨政府采购法的价值目标提供了理论前提，使我们可以摆脱传统法哲学思维的桎梏，将视点置放于效益与公平之双重目标及其相互比较上。毋庸讳言，效益和公平的统一是包括政府采购法在内的所有法律追求的目标，然而，许多情况下追求两者统一往往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这就要求政府采购法在整体上要有所侧重，即确立政府采购法的主导价值。鉴于政府采购法的特性，效益无疑应成为政府采购法的主导价值，亦即效益是政府采购法价值的基石。

二、政府采购法效益的构成与度量

(一)政府采购法效益的构成

法律效益的构成十分复杂，从各种角度看都能划分出法律效益的外延属性。就法制的角度而言，有立法效益、司法效益、执法效益和守法效益；就法律效益的研究范畴而言，有法律的微观效益和宏观效益；就经济效益的构成角度而言，有法律的总效益、平均效益、边际效益等；就社会学的角度而言，有法律的经济效益、政治效益、伦理效益和社会效益等。

1.政府采购法效益的法制构成

政府采购立法效益是指通过制定和颁行政府采购法律所取得的时间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总称。由于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国家考虑政府采购立法效益，在讲求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要兼顾到政府采购法律所带来经济效益的公平性。

政府采购司法效益是指解决政府采购法律纠纷所带来的当事人和社会秩序收益。从本质上而言，政府采购司法效益是一种负效益。这是因为政府采购司法程序的目的是恢复已被破坏了的政府采购秩序，而实际的物质利益已经作为违反政府采购法律行为的牺牲品化为乌有。因此，政府采购司法解决纠纷所能带来的总效益必然是负效益。然而，对政府采购司法负效益的经济剖析并不能想当然地推导出法院处理的政府采购法律纠纷越少、效益就越高的结论。

政府采购执法效益是指财政部门、采购实体、政府采购中心及其工作人员在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贯彻执行实施政府采购法律的活动中，所产生一定的利益。这种利益可能是对政府的，也可能是对供应商的；既可能是物质的，也可能是精神方面的。总之，政府采购执法效益是对国家与国民的合法权益的一种实现和保护。

政府采购守法效益是指通过严格依照政府采购法律规定去从事各种政府采购事务和行为的活动后，带来的政府采购守法主体(各供应商、采购中介机构和代理机构)收益以及良好的法律环境收益。

2.政府采购法的社会构成

从社会构成角度来分析政府采购法效益，不仅包括经济效益，还包括政治效益、社会效益、伦理效益等。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效益，不管是从考核的方式，还是量化的分析方法来说，经济效益与其他效益有着明显的不同。基于此，我们将着重分析政府采购法效益中的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是在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中的一种评价标准。它用来考察政府采购政策被采纳或政府采购法律被通过时，从受这个交易或政府采购政策或法律的影响的人和社会的角度来看，他们是否变得更好，社会资源的配置是否更有效益，社会财富总值是否增值，最终是否提高了全社会的生活水平。对政府采购法而言，不仅要有利于经济效益最大化或社会资源的效益配置，而且还要调整社会各个集团的利益冲突，实现社会正义，真正实现政府采购法的经济效益。此外，政府采购法效益社会构成中的政治效益、社会效益、伦理效益等，不同于经济效益的考核方式以及量化的分析方法。它们主要是通过社会秩序、民主制度、法律意识、精神文明建设等社会诸方面进行考核的，它们的分析方法主要用定性的基本方法辅以一定的定量分析。

(二)政府采购法效益的度量

度量政府采购法效益的基本标准是“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原理。然而经济学已经证明，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无法存在不被大多数权利和利益交换影响的第三方。因此，“卡尔多一希克斯”这

种修正效益观就被提出。它认为法律对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得失，但只要第三方的总损失不超过交易的总收益，该经济的配置就是具有效益的。这类方法具有浓厚的价值判断色彩，效益好或高效益的法律是良法，而收益低或低效益的法律是恶法。作为法律形态的政府采购法也是如此。

1.政府采购法效益的度量方法

(1)成本效益分析法。法律问题的研究纳入了市场价格理论的分析，成本效益计算方法自然在衡量过程中不可缺少。在财政学中提到，所谓“成本效益”分析法，就是针对政府确定的建设目标，提出若干建设方案，详细列出各种方案的全部预期成本和全部预期效益，通过分析比较，选择出最优的政府投资项目。把这种方法运用到政府采购法律问题中，通过对政府采购法律行为的成本效益分析，可以促使财政部门、采购实体、政府采购中心及其工作人员按效益原则来执行或实施政府采购法律，促使政府采购立法者按效益原则来修正和制定设计政府采购规则。效益是否最大化也成为政府采购法律制定和实施的核心。波斯纳的论述正好验证了这点，“在不可能或根本没有努力测定成本收益的情况下，将法律规则概括为有效益或缺乏效益，是充满了主观性并难以通过直接面对法律的实际规则或案例的结果而评价的”。然而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过渡，其转化的过程中也需要花费成本，所以当某一新制度的转化成本过高，超过该制度所能带来的效益时，即使这种制度被规划得再合理，也是不会被采用实施的。由此可见，政府采购法制建设也应该逐步推进，并不存在“多多益善，越快越好”这种情况。如果这样就会造成成本的增加和资源的浪费。此外，成本效益分析法还要求政府采购执法人员通过学法、用法，更好地理解政府采购法的精神，更准确地适用政府采购法，更合理地配置政府采购法的制定和实施，更合理地协调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的关系，以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值。

(2)消费者剩余表示法。在经济学中，消费者剩余是指消费者对某种商品愿意支付的价格和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由于消费者剩余这一经济概念经常被用来解释商品供求影响因素，所以在公共物品的选择决策中，消费者剩余的概念尤为有用。萨缪尔森指出，假设一条新的高速公路的修建正在考慮之中，由于该公路是对所有人免费，所以，从坐标平面上考虑使用高速公路的所得等于时间的节省和旅行上的安全，能够用个人的消费者剩余来衡量。而如果消费者总剩余大于修建该公路的成本，那么该公路的修建就是值得实施的方案。如前所述，政府采购法也是一种公共物品，所以也可用此原理来分析政府采购法效益的实施效益。

政府采购法的总收益为各项政府采购法律规范甚至政府采购法权利收益的总和，各个消费者剩余总和是整个社会的总收益。如果政府采购法的总收益超过政府采购法运行成本，则推出实施这项政府采购法就是可行的，是有效益的。消费者剩余的产生，通俗说来就是所得到的好处大于我们所支付的代价。这种产生是由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决定的。我们在运用消费者剩余表示政府采购法效益的同时，还要考察到各项政府采购法律规范甚至法律权利收益的计量，要充分发挥政府采购法整体的协调性、系统性，要考虑到消费者剩余在不同地域、不同时点的多变性，要求政府采购立法机关要综合分析政府采购法成效，对不同地域范围，不同时点相应地制定出适宜的政府采购法律规则，对消费者剩余的大小，进行合理的安排配置。

2.政府采购法的绩效标准

一项法律是否有效益可以从其是否有绩效来考虑，且法律效益的大小也是由法律绩效的大小来决定的。法律的绩效主要是看法律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如何。法律制度是促进经济发展还是阻碍经济发展?如果是促进，那么在多大的程度上促进?现有的法律制度是不是最佳的?通过法律制度的调整其效益是不是可以提高?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要考虑到。基于此，政府采购法都应以有利于提高效益的方式来分配国家的财政资金和社会资源，并以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保障财政资金、社会资源和财富的有效配置，尤为重要的是促进财政部门、采购实体、政府采购中心以及供应商的合作和保证这些合作者利益的合理分配。资源的优化使用和配置，需要资源的流转，正是有了资源在各主体间的流转，才能使资源获得最大限度的使用。这就需要建立有利于国家财政资金、社会资源和财富流转的相关政府采购规则。但在国家财政资金、社会资源和财富流转的过程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和市场的不确定性，人的决策会发生偏差，所以就需要政府采购法律制度把在经济实践中形成的资源优化配置的一般经验加以确认，并结合自身政府采购法律普遍性特点，使这些经验成为约束人们行为的普遍性规则。因此，政府采购法明确界定了市场交易主体(政府采购法主体)、交易价格、质量、伙伴，及供求双方可能接受的价格等交易因素的确定性。构建这些规则就能够规范人们的市场行为，帮助人们作出科学的决策，最终实现政府采购法律的高绩效，体现政府采购法律的高效益。

三、政府采购法效益实现的影响因素

(一)政府采购法供给

法律作为一种稀缺的资源，其有效运作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在这过程中必须通过市场机制进行。在政府采购法及相关制度颁布前，我国使用财政预算资金的各政府部门以及事业单位、集体组织因履行某公共职能采购其所需要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方式是各采购人使用财政预算资金在市场上进行自发的、分散的采购，同一交易过程被各单位反复进行，同一交易成本被反复支出，造成大量浪费。有资料显示，我国政府每年消费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0％左右。若按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为8万亿人民币的规模计算，政府支出大约8000亿人民币之巨。国际公认，实行公开的政府采购制度，采购费用平均可节约10％。以此来计算，每年就能节约800亿元左右，也就是说，每天节约开支超过2亿元”。因此，为了降低采购中不必要的交易成本支出，人们在努力寻找一种替代方式以降低这种交易成本。经过无数考察研究实践之努力.建立政府采购制度(供给)就是这种努力寻求的结果。在此种制度供给下各采购人通过集中采购，同一交易行为的反复进行可被一次性替代，反复签订的同一类合同，可被一个合同所替代(此种替代实质上是制度的替代供给)，这样大大降低政府采购中的交易成本。可见，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供给对于减少交易成本的支出，提高国家财政预算资金的使用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二)政府采购法律间的配合

在市场经济法制建设中，由于所有市场经济变量都是相互作用并内在联系在一起的，而任何一种法律制度只能调节它本身特性所决定的某一范围，所以立法者不可能通过某项单一的法律这种单独力量来实现预期的调整效果。然而各种法律不管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是成文法还是不成文法，只有有机地相互配合起来发挥综合调节力，才能引导

和规范人们形成科学的决策并有效地实现资源的优化使用和配置，实现效益的最大化。所以，必须根据社会运行各个环节以及各种法律的关系，权衡整体的利弊得失，确定各种法律的最佳配合方式。不同的法律，满足社会上层次不同的需求，并进行不同的资源配置，它们的调节力间有着较大的差异。基于此，在运用政府采购法律规范社会行为时，最好先以某一种政府采购法律为主要调控(以政府采购法为中心)，然后再让其他一些政府采购法律辅助主要调控的运作(以招标投标法、预算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WTO政府采购协议等辅助)，使其起到缓冲或增大保险系数的作用。这些配合方式的实施有利于各种政府采购法律资源集中起来统一使用，从而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及时调整政府采购法律给社会事物带来的损益，实现政府采购法律的规模效益。

(三)政府采购法律实施的社会环境

法律实施必须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法律的公平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程序公平。首先是指立法公平，即在立法中排除任何特权和专制因素，公平地分配竞争机会和条件，保证财富均等分配。如前所述，法律效益的含义指人类生活在一个法律资源稀缺的社会，以最少量的资源投入获得尽可能多的法律产出和收益。法律效益对整个社会具有重大的意义，而对个人来说也是促使财富增加的有效措施，它为个人减少浪费、降低成本花费。法律的公平为各个社会关系主体的发展提供了公平的实施条件以及实现最低限度社会财富的总量平衡。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里，对资源浪费被认为是不讲效益的，也是不公平的，它违背了法律实施中的公平原则。效益是评价、判定和选择法律制度的首要标准，法律责任的确定和权利义务的分配，都应成为实现效益目标的一种手段，从而使资源从生产效益低转移到生产效益高的行为主体手中，让其发挥最大的能力以实现公平，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作为重要的分配社会资源的法律制度——政府采购法也应如此。

四、提高政府采购法效益的途径

(一)实现政府采购法律供求均衡

所谓均衡，是指行为主体在互动过程中，所有的行为主体同时达到价值最大化目标而趋于持久存在的相互作用形式，并在此作用形式上各行为主体所处于的相互作用、制约的状态。供给需求、成本收益理论告诉我们，行为主体都是以想方设法降低自己的成本、使效益最大化為出发点的。但这样总是会妨碍其他行为主体的效益最大化的实现。因此，这其中就存在一个均衡理论的问题，即社会中并不存在行为主体效益绝对的最大化，只有可能实现相对的效益最大化，也就是行为主体的成本或效益处在均衡状态中的最大化。法律市场中，法律供给方尽力想在较高的价位上推出更多的法律产品，从而获得较多的效益。而法律需求者基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追求，存在以较低的价格购买更多的法律愿望。但是价格不是由供给方或需求方任意一方单独决定的。因此，政府采购法律供给者要现实其效益最大化，就必须生产出政府采购法律需求者正好愿意按受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而政府采购法律需求者要实现其效益最大化，也必须能够购买到政府采购法律供给者愿意提供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由此可见，政府采购法律供给者与政府采购法律需求者要想实现其各自效益的最大化，就必须符合这样的条件，即在某种价格上，政府采购法律需求量继续购买的数量刚好等于政府采购法律供给者愿意继续提供的数量。这种价格便是市场的均衡价格，即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的相交点处的价格，此时边际成本等于平均成本，政府采购法律效益也便实现了最大化。

(二)依法节约交易成本

在法经济学看来，法律制度之所以能节约交易成本、提高市场交易的效益，从实质上说，法律制度能对市场价格机制进行替代。为进一步理解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作用，我们可以基于一个这样的假设，即如某地方政府有10个部门要采购某一种产品，在原有的分散采购方式下，各部门到市场上分头采购本单位所需要的产品，设信息成本、实施成本、监督成本分别是1货币单位，则每一个部门的采购成本是3货币单位，整个政府的采购成本是30货币单位；在相同条件下，实行集中采购(政府采购的主要方式)，整个政府这几项的采购成本等于分散采购方式下其中一个部门的采购成本，即3货币单位(这样就可以节约27货币单位)。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是实施政府采购(集中式采购)制度可以节省信息成本，因为政府通过公布采购信息使得政府采购一般有明确的采购主体和固定的采购机构，供应商可直接找其谈判，这比分散采购方式下购供双方互相寻找无明确主体更容易；二是可节约实施成本，因为进行政府采购的人员一般都是专业人士，具有专门采购知识和丰富的采购经验，再加上集中采购增强了购方在谈判中的地位，这使得谈判、决策、实施较之分散方式下更容易；三是可节约监督成本，因为在政府采购中，只须对一个采购主体进行集中的监督控制，远比分散采购方式下分别对各采购主体进行监督控制更容易。由此可以看出，正因为政府采购法明确界定了采购主体、供应商及财政部门的权利和义务，如通过对采购当事人及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的明确界定就可以减少采购时对采购当事人的审查、认证及明确各种采购活动的预期性等，所以遵守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可以优化财政资金的配置、减少了社会资源和财富的浪费，这样就提高了交易的快捷性，减少交易成本。

(三)加强政府采购法制教育，改进其执法手段

法律的有效运行，离不开与之相容的意识形态、习惯传统的支持。较强的法律意识氛围有利于节约政府采购法律系统的运行成本。如增强国民(尤其是供应商)的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有利于及时揭露和制止政府采购中不法行为而降低其执法和监督成本，而这一切都有赖于政府采购法制教育的加强和公众文化素质的提高。公众的文化素质、心理素质、文化的水平相对高些，而不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政府采购法律就能够顺利贯彻实施，这就节省了政府采购执法的费用开支。此外，大力改进政府采购执法手段也是重要的降低政府采购法律成本的方式。政府采购执法手段的改进，不仅可提高其执法的效果，而且还可以减少其执法的投入，特别是活劳动力的投入将大大减少。

自古罗马法伊始，众多法学家一直推崇公正、正义作为法律至高无上的价值取向，而作为经济学研究之重心的效益原则却始终游离于法学视角之外。但现代社会经济与法律全面渗透和融合的态势，导致上世纪法经济学的兴起。它运用包括效益在内的经济理论方法和价值观研究分析评判几乎所有的法律问题，给人以全新的启迪。因此对政府采购法进行效益分析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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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查德·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3]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4]何静.政府采购的效应分析与对策思考[J].晋阳学刊，1999，(6).

[5]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清　泉]

作者：田开友 阮丽娟

财政学角度分析论文 篇3：

全国高校财政学特色专业建设研讨会观点综述

摘要：为加强全国高校财政学特色专业建设，2011年4月全国高校财政学特色建设研讨会在石家庄市举行，会议围绕财政学专业建设、财政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财政学专业教学改革三个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关键词：高校；财政学特色；专业建设

为了加强全国高校财政学特色专业建设，2011年4月23日，河北经贸大学财政税务学院举办了全国高校财政学特色专业研究研讨会，教育部领导和河北省财政厅领导及全国22所高校教师参加了此次会议并提交论文近30篇。

中国财政学研究会会长、教育部领导和河北省财政厅等领导分别致辞。河北经贸大学财税学院古建芹院长主持开幕式并介绍了会议主旨：承担财政学质量工程特色专业建设任务，在特色专业建设中的困惑，需要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使各学校财政学特色专业建设成效显著，使经费运用有效率；河北经贸大学在财政学特色专业建设中遇到许多问题，希望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帮助；本次大会承担着为各校加强财政学教学工作搭建交流平台的责任。

会议共分为三个议题：财政学专业建设主题、财政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主题、财政学专业教学改革主题。与会代表围绕这三个主题，就如何加强财政学特色专业建设及此次会议宗旨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财政学专业特色建设主题

针对财政学专业特色建设这一主题，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研讨。中国人民大学安体富教授首先对我国财政学的历史渊源进行了阐述，总结了国内各财政学家达成的共识：(1)财政学的主体是国家。(2)财政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剩余产品。(3)财政学的目的是满足公共需要。(4)具体表现形式是价格体制。安体富教授还特别指出：要将如何处理财政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的关系作为一个重大课题加以研究，同时在借鉴西方财政学研究的基础上，建立立足中国实践、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学；他还指出研究财政学不仅要有思想理论、制度、研究方法的创新，还要有中国财政学研究的模式。

中国财政学学会会长、中央财经大学马海涛教授针对我国财政学建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特色是时间的积累，把握好特色不仅仅是口号，并强调四个做法：(1)财政学学科与其它学科的交叉融合。(2)深化学科的纵向研究。(3)体现财政学特色，明确培养目标。(4)财政学科建设要体现特色，不能仅以就业为指挥棒。马海涛教授的前三个提法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认同。但是对于马海涛教授第四个观点，南京审计学院裴育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财政学方向与设立问题，地方性学院要考虑就业的因素，建议应结合学校实际进行专业定位，构建与学校类型相适应的财政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江西财经大学蒋金法教授支持其观点，认为财政学发展要市场化、国际化：(1)各院校培养要有区别，有分工。(2)地方院校应以应用型为主，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根据市场特色和财政学优势建设学科。(3)国际化是财政学研究的需求。

河北经贸大学张晋武教授则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1)在学术门派固步自封的情况下，全国不可能都搞出特色来，一些基本的东西都一样，都是为地方经济服务，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内容。(2)就业导向对学科建设的影响。要实现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一方面搞通识教育，一方面专业又搞得太细，存在相互矛盾。(3)基础能力的缺陷是本科教学中最严重的问题。应简化课程，探讨科学教学法，发挥学生个性，引导学生创新能力发展。

首都经贸大学姚东旭教授认为：(1)当下对特色专业建设在认识上有误区，特色专业不是在全国相互比较上存在特色，而是在区域性上比较，应是在整个专业范围内存在特色。(2)要重新认识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从实践来看，其受社会需求影响过大。财政学专业设置偏窄，应该有宽泛的范畴。(3)注重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要重视就业，同时也不要被就业率所影响。

河北大学孙健夫教授从财政学特色专业的目标定位、财政学特色专业的课程体系、教材建设、双语课程、师资队伍建设五个方面提出了财政学特色专业建设思路。

二、关于财政学特色专业建设的途径

辽宁大学杨志安教授在全面总结辽宁大学建设国家级质量工程——财政学特色专业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四项举措：(1)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即从优化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等方面人手，如建设教学实践基地、组织学生社团、举办学术沙龙、专家讲学等形式。(2)建立健全教学管理制度，如“名教授执教核心课”、“用外语讲授专业课”、“本科生导师制”等。(3)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如鼓励青年教师攻读博士学位或到国内外进修，奖励和资助高水平科研成果，优化引进人才的特殊政策等。(4)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从课后阅读、学生科研及教学实践三个方面进行培养。

新疆财经大学赵国春从区域性地方财经院校的视角出发，她认为新疆财经大学作为少数民族地区院校，要保持自己的培养特色，专业建设目标要明确，规划要到位，建设财政学特色专业有三条途径：(1)设立一个财政教学实验规划区，支撑专业建设。(2)加强师资的核心力量，注重培养本土博士，回流人才，提倡民汉教师融合，民汉教学一体化。(3)借助外力提高教学水平，边远地区院校要积极搭建学术交流平台，使用高科技教学手段等。

集美大学黄书猛教授认为地方性院校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做起：(1)做好专业建设目标定位，着力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以地方特色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2)加强教材与课程建设，加大科研力度，突出研究特色，加强实验教学和学生创业指导中心建设。(3)地方院校要明确自己的定位，要从培养应用型人才、从最基础的方面做起。

安徽财经大学经庭如教授从如何强化财政学专业实践能力出发，赞同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1)请进来。要聘请有实践经验的导师和讲师。(2)走出去。选择老师到财税、国税、地税部门挂职，提高业务能力。(3)鼓励申报课题，强化科研能力。

河北经贸大学王晓洁教授从探析特色专业建设与通识教育之间的关系角度出发，她认为当前教育的功利主义，使得特色专业建设成为形象工程。财政学特色建设从立项到评估，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效果却有待商榷。她指出特色教育和通识教育可以兼容，应秉承通识教育之精神，加强教师修养。

河北经贸大学石丁教授介绍了河北经贸大学财政学特色专业建设的探索。他认为：要建立注重个性、分流培养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要走以人才需求为导向，以专业方向为支撑的专业发展路径；要突出实用性的教学模式，提高实验类课程比重，增加实习时间等；注重提倡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教师队伍建设思路等。

三、关于财政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构建

与会代表都主张人才培养要注重学生个性，加强学生科研能力和注重师资队伍的建设，但在具体

方式上有所不同。

江西财经大学肖建华教授认为，要注重培养专业加个性、分类培养的能力复合型创业人才，建立“三个课堂、四类实践”的实践教学体系。山东大学李齐云教授认同肖建华教授的观点，即要构建宽口径学科平台与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并以山东大学本科生为例，阐述了具体做法。

西安财经学院李社宁教授对如何建设创新财税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是以增强学生实践能力为重点注重与实际部门的联系；二是鼓励学生考公务员，注重解决学生就业问题。

河北经贸大学古建芹教授认为财政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应该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宽厚专业基础及相关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简称为“一基两翼三心四力”。

广东商学院姚凤民教授从提高大学生教学参与度视角提出了探究式教学人才培养模式建设思路，主要包括转换教学理念、以问题为指引展开互动、精简教学内容、以讲述思路为主等。

四、关于财政学专业教学改革主题

广东商学院于海峰教授从五个方面对财政学专业实验教学进行了创新模式设计：(1)基础支持平台建设，包括实验室环境、师资队伍和实验经验交流等。(2)创新实验体系构建呈梯状结构，主要由基础课程、专业技能、引导式综合实验、开放式仿真式实验四个模块构成。(3)立体实验模式结构，从实验操作、实验项目研究、综合仿真三个方面进行。(4)建立实验效果反馈机制，从建立反馈机制管理制度、实验效果评价、反馈效果的应用与参考三个方面入手。(5)专业知识深入实践，通过网络平台或专业实习等来强化专业知识。

中山大学林江教授提出，财政学特色专业建设要吸引学生、老师的注意力，同时要拓宽财政领域，多设一些分支学科。如政府方面对产业的扶持，从财政学方面进行研究，即产业财政学；还有区域财政学，如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启示，发展高端服务区；实验财政学，将计量与统计用于其中；政治财政学，研究腐败问题；国际财政学，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如何处理财政关系；还有金融财政学等分支。

中央财经大学曾康华提出，在目前我国财政学课程体系构建中，要着重和国际接轨，注重使用外文教材，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这些方面与国际相比还较弱，这主要表现在英语和数学两个方面。

天津财经大学李兰英教授对财政学专业考试形式进行了思考，认为在考试内容上应由知识本位向能力本位转变，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创设新的“问题情境”，增强学生“参与意识”、“角色意识”。

除此之外，有学者还就财政学特色专业建设的其它方面进行了探讨。河北经贸大学刘德成教授从财政学教学内容和方式建设人手，并以《中国税制》教学为例，提出要从实践看税制基本理论、中国现行税收制度，并对现行税收制度进行了分析与展望，认为课程设置要体现人才培养观念。中国人民大学贾俊雪则强调财政学特色专业要注重基础，强调在学习能力方面要有好的逻辑思维。河北经贸大学李雪筠教授以《国际税收学》为例，提出了“三个课堂整合”教学模式的构建。

与会代表观点纷呈，讨论热烈，相信对推动财政学特色专业建设将大有裨益。

责任编辑、校对：焦世玲

作者：王晓洁 张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