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和金融支撑环境探析论文

摘要：绿色技术与绿色金融的协同发展是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根本，针对我国绿色技术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存在的缺乏顶层设计、资源零散化、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具体提出了绿色技术金融服务平台架构设计方案，并创新性地引入了长效利益共享机制，对绿色金融助力绿色技术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财政和金融支撑环境探析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财政和金融支撑环境探析论文 篇1：

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率研究

摘   要：数字普惠金融是传统普惠金融的持续深化，是减缓相对贫困的重要支撑力量。本文采用DEA-Tobit模型，利用2011—2018年我国31个省市数字普惠金融和相对贫困等数据，测算了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率与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率偏低且区域差异大，其中规模效率是西部地区综合效率较低的最主要原因，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存在较大的发展潜力;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生产率指数变动主要受技术进步变动影响。在影响因素方面，金融中介效率、产业结构与财政自给率的提高与优化有利于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率;而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会阻碍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率的提高。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相对贫困;金融减贫效率;DEA-Tobit模型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贫困问题一直是阻碍我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重要因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脱贫攻坚作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任务，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和安排，并取得了重大成就。2013—2018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八千多万，贫困发生率也由10.2%降到了1.7%。在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之后，我国贫困治理的重难点将转向隐性的相对贫困。相对贫困是指在同一时期内，由于不同地区或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主观认定的可维持生存水准的差异而造成的贫困（林闽钢，2020）[1]。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不仅要满足最基本的生活水平，而且要缩小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差距，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然而，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包容性增长机制尚未完全构建起来。包容性增长概念兼顾公平与效率两个维度（Abor等，2018）[2]，而普惠金融又称包容性金融，旨在为金融排斥的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以可负担的成本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促进经济社会的包容性增长。

（一）相对贫困衡量

汤森（1980）[3]认为相对贫困不仅是缺乏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还包括个人、家庭、社会组织在获得食物、住房、娱乐以及参与社会活动等方面的资源，使其不足以满足社会习俗的要求或社会鼓励和推广的平均生活水平，因此被排除在正常生活方式和社会活动之外的一种生存状态（杨立雄和谢丹丹，2007）[4]。杨舸（2017）[5]认为除收入和消费外，居住、教育、医疗等权益不足也是相对贫困的重要特征。施琳娜和文琦（2020）[6]从教育、健康、生活水平、收入、住房和资产状况等6个维度衡量相对贫困。

（二）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应

从微观上看，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提高弱势群体公平获得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机会，直接缓解其收入、消费、教育、健康等多维约束（杨艳琳和付晨玉，2019;孔维汉和李爱喜，2019;罗荷花和骆伽利，2019;蒋瑛等，2019）[7-10];从宏观上看，普惠金融通过促进经济和产业发展，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就业、创业机会，促进贫困减缓（黄秋萍等，2017;谭燕芝和彭千芮，2018）[11，12]。然而，也有部分学者研究表明普惠金融对减贫具有负面影响。例如，崔艳娟和孙刚（2012）[13]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对减贫的作用呈U形，即先恶化后改善，金融波动会抵消金融发展的减贫效果。王伟和朱一鸣（2018）[14]认为如果普惠金融只将贫困地区对金融机构的接触性排斥问题作为关注重点，那么将会进一步加剧资金外流，并对减贫产生负面影响。

（三）普惠金融减贫路径与模式

学术界普遍认为，普惠金融通过向弱势群体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增加弱势群体收入，缓解城乡收入分配不平衡，直接改善弱势群体的贫困问题。同时通过推进技术创新、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包容性增長等间接缓解贫困（杨艳琳和付晨玉，2019;李建军和韩珣，2019）[7，15]。普惠金融减贫模式方面，贾辉辉和吕德宏（2019）[16]、郭小卉等（2019）[17]研究表明农业供应链融资模式能提高扶贫贴息贷款用途的精准性，降低道德风险，增加农户收入，扶贫效果更显著。

（四）普惠金融减贫效率评价

效率评价是衡量普惠金融发展是否对贫困减缓具有作用的关键。杜兴洋等（2019）[18]研究表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及其效率提高、农村产业结构优化、政府金融政策支持等有利于提高扶贫效率;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将阻碍扶贫效率的提高。许星等（2019）[19]研究发现对贷款期限、额度、种类满意度以及对金融机构便利性满意度是影响金融扶贫绩效的前4位障碍因子。

已有研究大多关注普惠金融与绝对贫困的关系，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应、路径与模式、效率评价与影响因素。本文尝试在借鉴此前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相对贫困视角，采用DEA-Tobit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二、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理论分析

随着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的深度融合与应用，数字普惠金融应运而生，并展现出可获得性广、交易成本低、风险控制力强等优势，将金融服务边界延伸至“长尾”市场，通过降低门槛效应和缓解金融排斥效应，改善城乡二元结构，助推贫困减缓（董玉峰和赵晓明，2018;宋晓玲，2017）[20，21]。本文认为数字普惠金融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收敛城乡差距，从而减少相对贫困。

（一）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机制

从降低门槛效应来看，数字技术的加入从三个方面降低金融服务的成本，从而降低了贫困群体获得金融服务的门槛，增加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一是数字普惠金融不需要物理网点，仅通过互联网就能提供金融服务，降低金融机构运营成本;二是金融机构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可以简化交易程序，降低交易成本;三是金融机构利用数字技术对金融消费者进行精准画像，降低搜寻成本。

从缓解金融排斥效应来看，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将受金融排斥的农村贫困群体作为重点服务对象，通过向农村贫困群体就业、创业提供信贷资金支持，增强其增产创收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以农村贫困群体可负担的成本为其提供金融服务，支持农村贫困群体对消费和投资进行长期决策，有利于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增加贫困群体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二）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消费差距的收敛机制

从消费能力途径来看，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为农村居民提供门槛低、高效便捷的投资理财服务，有利于增加农村居民投资性收入，提升其消费能力;另一方面，通过为农村产业发展提供信贷支持，增加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可以促进其消费能力的提升。

从消费保障途径来看，一方面，数字技术能够帮助金融机构将消费信贷的触角延伸到原本处于金融服务边缘的农村贫困群体，有助于其增加消费预算;另一方面，电子化的商业保险打破了传统物理网点的限制，农村居民通过应用软件就能购买商业保险，增强了抗风险能力，有利于稳定消费预期、增加消费需求。

从消费支付途径来看，随着数字技术在支付领域的运用和普及，偏远地区的农村居民可以摆脱距离、交通基础设施等因素的制约，节约支付的时间成本和持有成本。此外，由于电商的普及，农村居民能够使用移动支付进行线上消费，削弱消费支付的地区限制，增加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

（三）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医疗差距的收敛机制

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支持农村产业发展，能够提升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进而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有效提高农村地区医疗服务条件和水平。另一方面，农村经济增长将带来财政收入的增加，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增加民生领域的支出，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公共服务建设，增加农村贫困群体社会福利，缓解农村地区医疗贫困状况，进而缩小城乡医疗水平差距。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

（一）DEA分析

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的原理是通过保持决策单元（DMU）的投入不变，应用数学规划和统计数据确定相对有效的生产前沿面，将DMU投影到DEA的生产前沿面上，通过比较DMU偏离DEA生产前沿面的程度来判断相对有效性（Charnes等，1978）[22]。CCR模型假设规模报酬不变，BCC模型假设规模报酬可变。BCC模型将CCR模型中的技术效率（TE）分解为纯技术效率（PTE）和规模效率（SE），从而来反映所评价对象的经营管理水平（Banker等，1984）[23]。

（二）Malmquist指数

Sten Malmquistz于1953年提出Malmquist指数（章祥荪和贵斌威，2008）[24]。Fare等对Malmquist指数进行了拓展，将其从理论指数变成实证指数，并用于测度从t期到t+1期的生产效率（Fare等，1997）[25]。在規模报酬可变的假设下，从t期到t+1期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可表示为：

式中，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等于技术进步指数（Techch）与技术效率变动指数（Effch）的乘积，其中技术效率变动指数（Effch）又可表示为纯技术效率变动指数（Pech）与规模效率指数（Sech）的乘积。

（三）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

1. 数据来源。数字普惠金融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研究中心所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对贫困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和《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

2. 变量选择。本文以相对贫困为切入点，从投入和产出两方面选取以下指标：

（1）投入指标。根据北京大学数字研究中心所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选取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来衡量可获得性方面的投入，选取使用深度来衡量使用情况方面的投入。具体投入指标见表1。

（2）产出指标。本文采用泰尔指数来衡量城乡居民收入、消费以及医疗机构床位数的差距，并取泰尔指数的倒数作为产出指标。具体产出指标见表2。

四、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率分析

（一）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综合效率分析

本文基于BCC模型，运用DEAP2.1软件，对我国31个省市2011—2018年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率进行测算，结果见表3。

首先，从整体上看，我国31个省市的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综合效率均值从2011年的0.411上升到2018年的0.547，增长率为33.09%，但总体效率仍然偏低，说明数字普惠金融资源的优势没有得到充分运用与发挥，其在减贫方面存在较大发展空间。

其次，2011—2018年我国31个省市的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综合效率差异较大，存在两极分化现象。其中天津综合效率均值达到0.973，而最低的云南只有0.250;只有北京、天津、内蒙古、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重庆、青海等10个省（市、自治区）的综合效率均值高于全国均值，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果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

最后，2011—2018年我国31个省市的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综合效率存在波动。重庆2011—2013年的综合效率为1，达到DEA有效，但2014—2018年的综合效率均小于1，呈下降趋势;天津2011年和2012年的综合效率分别为0.854和0.940，在2013—2018年的综合效率均为1，达到DEA有效。此外，绝大多数省市在2011—2018年的综合效率值一直小于1。

（二）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综合效率分解

第一，从综合效率角度来看，表4显示，2018年只有天津的综合效率为1，达到DEA有效，其余30个省市的综合效率均小于1。在非DEA有效的省市中，北京、上海、安徽、江苏、湖北排名前五位，西藏、云南、新疆、贵州、甘肃排名后五位。综合效率排名落后的地区均在西部，说明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的效果较差。

第二，从纯技术效率角度来看，尽管内蒙古、黑龙江、西藏、甘肃、青海、宁夏等地区的综合效率小于1，但纯技术效率等于1，表明这些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而综合效率没有达到DEA有效，主要是因为规模效率较低，没有达到最佳状态。

第三，从规模效率角度来看，只有天津达到了DEA有效。在非DEA有效区域中，只有北京和上海接近理想值1，而西藏、云南、新疆、贵州、甘肃排名最后五位，其规模效率与全国平均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在规模报酬方面，除天津外，其他省市均为规模报酬递增，说明这些省市在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方面潜力巨大，可以通过优化数字普惠金融资源的投入要素结构，扩展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促进减缓相对贫困。

（三）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效率的时间演进

运用 DEAP2. 1软件对2011—2018年我国31个省市的数字普惠金融缓解相对贫困效率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进行测度和分解，具体结果见表5和表6。

表5结果表明，2011—2018年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逐渐趋缓，并在2017—2018年达到了1.112，增长幅度为11.12%。从技术效率变动来看，2011—2012年、2016—2017年和2017—2018年大于1，其他时段虽小于1，但都大于0.9，接近1。进一步分析，纯技术效率变动在每个时段均大于1，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的管理水平较高;而规模效率变动只有在2016—2017年和2017—2018年大于1，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的投入要素结构还需要进一步调整。从技术进步变动来看，2011—2018年的数值均小于1，说明其呈下降趋势。2011—2012年的数值仅为0.235，但其他时段的数据均大于0.85，说明技术进步变动的下降幅度逐渐收窄。总体来看，全要素生产率呈负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变动负增长引起的。因此，技术进步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关键。

从表6可知，总体而言，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全要素生产率呈现负增长，全国的平均增长幅度为-22.5%，技术进步变动幅度为-26.7%，而技术效率变动幅度为5.9%，表明技术进步变动负增长是造成全要素生产率负增长最主要的原因。

从技术进步变动来看，只有天津的技术进步变动指数大于1，说明天津重视数字普惠金融科技创新，并取得了较好的减贫效果。而其他地区的技术进步变动指数均小于1，说明我国绝大多数地区金融科技水平较低，对金融科技发展不够重视，没有认识到金融科技在减贫中的重要作用。因此，需增加科研投入，将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运用于金融科技开发之中，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科技水平。

从纯技术效率变动来看，纯技术效率变动指数大于1的地区有28个，约占90.32%，說明绝大多数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资源得到了充分且有效地利用，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率的生产效率逐年提高。2011—2018年，只有北京、上海和重庆的纯技术效率变动指数小于1，表明这三个地区尚未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资源在减贫中的作用，需要进一步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在减贫中的纯技术效率。

从规模效率变动来看，规模效率变动指数大于1的地区有9个，约占29.03%，说明我国仍有70.97%的省市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的规模收益较差，规模化经营水平有待提高。其中，北京的规模效率变动指数最大，为1.069，说明北京的数字普惠金融资源投入规模比较合理，实现了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的规模效益。而西藏的规模效率变动指数最小，仅为0.778，需要增加数字普惠金融资源的投入，合理优化金融机构的生产经营规模。

五、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

为了进一步探索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率水平差异及其原因，本部分将运用Tobit模型深入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效率的影响因素。

（一）指标选取

从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的直接作用机制来看，本文选取金融发展规模与金融发展效率两个因素。金融发展规模直接影响金融服务的成本与门槛，进而影响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选取“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金融发展规模对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率的影响;金融发展效率代表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转化能力，选取“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存款余额”来衡量金融发展效率对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率的影响（杜兴洋等，2019）[18]。

从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的间接作用机制来看，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缩小城乡差距，减缓贫困。因此，选择“人均GDP”取对数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对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率的影响（杜兴洋等，2019）[18]。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支持农村地区的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提高金融减贫效率，选择“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总产值/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产业结构对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率的影响（杜兴洋等，2019）[18]。减贫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方共同发挥作用，尤其是政府财政支持，选取财政自给率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来考察其对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率的影响。此外，数字普惠金融覆盖面的扩大离不开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潜在金融市场的培育，选取“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投资/全社会固定投资总额”“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常住人口”来衡量信息化基础设施与人口素质对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率的影响。

上述影响因素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以及各省统计年鉴。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效率的影响因素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8。

（二）Tobit模型构建

通过BCC模型测算出来的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率值在0—1之间，OLS估计会导致估计结果有偏且不一致（Greene，1981）[26]。因此，本文采用Tobit模型研究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效率的因素。模型表达式如下：

（三）实证结果分析

在对Tobit模型进行回归之前，先利用Stata14进行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Prob=0.1808>0.05，因此选择随机效应Tobit模型，结果见表9。

回归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规模（FD）的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我国存在“金融排斥”现象，农村贫困地区的信贷服务具有高风险、低回报的特点，对于金融机构而言经济发达地区更为“有利可图”;金融中介效率（FIE）、产业结构（IS）与财政自给率（FSR）的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金融机构资金转化能力越强、金融支持农村产业发展力度越大与财政自给能力越强越能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率提升。因此，改善农村贫困地区的金融环境，有利于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效率的提高。

除上述影响因素外，经济发展水平（LNRGDP）、信息化基础设施（II）和人口素质（PQ）与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率不相关。人均GDP所反映的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对减贫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对于农村地区和贫困地区而言，“涓滴效应”可能会由于城乡差距而被大幅削弱。信息化基础设施（II）和人口素质（PQ）与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效率不相关可能是由于其水平太低，均值分别只有0.0105、0.0190，未达到提高减贫效率的门槛。

六、结论及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综合效率处于较低水平，且各地之间差异大，存在两极分化现象，数字普惠金融减贫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相较而言，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综合效率较高，主要是由于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处于较高水平;中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综合效率较低，主要是由规模效率水平较低引起的。第二，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下降趋势，但由于纯技术效率的增长幅度较大，使得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幅度收窄，并在2017—2018年实现正增长;从各地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情况来看，除天津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指数大于1，其他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呈负增长，主要是技术进步变动负增长引起的。第三，影响因素方面，金融发展规模、金融中介效率、产业结构与财政自给率显著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率。由于“金融排斥”的存在，金融资源更多聚集于经济发达地区，不利于贫困群体获得金融机构信贷支持，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反而阻碍了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率的提高;金融中介效率的提高有利于资金利用效率的提高，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给农村贫困群体带来大量的就业和创业机会，财政自给能力越强则可用于金融减贫工作的资金也越多，有利于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率。

（二）相关建议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就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效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扩大数字普惠金融规模，完善金融服务配套设施，提高规模效率。首先，政府可以通过增加投资，大力支持商业银行、农信社、村镇银行在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设点，扩大中西部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机构规模。其次，行业协会、金融机构应积极开展从业人员培训，增加从业人员数量，提高从业人员服务水平。最后，积极推广手机银行、第三方支付、互联网保险等新型金融业态，通过扩大数字普惠金融的规模，提高中西部地区弱势群体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和覆盖率，保证贫困群体能够获得充足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进而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率。

第二，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技术水平。首先，运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深度挖掘电商、社交、搜索等途径获取的数据，降低人工成本和交易成本，提升效率与风控能力，加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程。其次，利用在线支付、移动通信和其他数字技术为金融服务提供便利，研发推广安全、简单易用的操作界面，拓展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

参考文献：

[1]林闽钢.相对贫困的理论与政策聚焦——兼论建立我国相对贫困的治理体系 [J].社会保障评论，2020，4（1）.

[2]Abor，Amidu，Issahaku. 2018. Mobile Telephony，Financial Inclusion and Inclusive Growth [J].Journal of African Business，19（3）.

[3]Shorrocks A，Townsend  P. 1980. 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A Survey of Household Resources and Standards of Living [J].The Economic Journal，90（360）.

[4]杨立雄，谢丹丹. “绝对的相对”，抑或“相对的绝对”——汤森和森的贫困理论比较 [J].财经科学，2007，（1）.

[5]杨舸.流动人口与城市相对貧困：现状、风险与政策 [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7，33（1）.

[6]施琳娜，文琦. 相对贫困视角下的精准扶贫多维减贫效应研究——以宁夏彭阳县为例 [J].地理研究，2020，39（5）.

[7]杨艳琳，付晨玉.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多维贫困的改善效应分析 [J].中国农村经济， 2019，（3）.

[8]孔维汉，李爱喜. 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J]. 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2019，（4）.

[9]罗荷花，骆伽利. 多维视角下普惠金融对农村减贫的影响研究 [J]. 当代经济管理，2019，41（3）.

[10]蒋瑛，陈钰晓，田益豪. 信贷约束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分析——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的实证研究 [J].农村经济，2019，（4）.

[11]黄秋萍，胡宗义，刘亦文.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贫困减缓效应 [J].金融经济学研究，2017，32（6）.

[12]谭燕芝，彭千芮. 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直接影响与空间溢出效应 [J].当代财经，2018，（3）.

[13]崔艳娟，孙刚. 金融发展是贫困减缓的原因吗？——来自中国的证据 [J].金融研究，2012，（11）.

[14]王伟，朱一鸣.普惠金融与县域资金外流：减贫还是致贫——基于中国592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研究 [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8，（1）.

[15]李建军，韩珣.普惠金融、收入分配和贫困减缓——推进效率和公平的政策框架选择 [J].金融研究， 2019，（3）.

[16]賈辉辉，吕德宏.基于农业供应链的金融精准扶贫效果研究 [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9，（2）.

[17]郭小卉，段胜英，冯艳博.河北隆化县“政银企户保”金融扶贫模式探析 [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9，（1）.

[18]杜兴洋，杨起城，邵泓璐. 金融精准扶贫的绩效研究——基于湖南省9个城市农村贫困减缓的实证分析 [J].农业技术经济，2019，（4）.

[19]许星，杜君楠，吕卓洋.金融精准扶贫绩效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基于贫困农户满意度视角 [J].武汉金融，2019，（2）.

[20]董玉峰，赵晓明.负责任的数字普惠金融：缘起、内涵与构建 [J].南方金融，2018，（1）.

[21]宋晓玲.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检验 [J].财经科学，2017，（6）.

[22]A Charnes，W W Cooper，E Rhodes. 1978. Measuring the Efficiency of Decision Making Units [J].Charnes A，Cooper W W，Rhodes E，2（6）.

[23]Banker R D，Charnes A，Cooper W W. 1984. Some Models for Estimating Technical and Scale Inefficiencies i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J].Management Science，30（9）.

[24]章祥荪，贵斌威.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分析：Malmquist指数法评述与应用 [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6）.

[25]Fare R，Grosskopf S，Norris M. 1997. Productivity Growth，Technical Progress，and Efficiency Change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Reply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7.

[26]Greene W H. 1981. On the Asymptotic Bias of the Ordinary Least Squares Estimator of the Tobit Model [J]. Econometrica，49（2）.

作者：金发奇 言珍 吴庆田

财政和金融支撑环境探析论文 篇2：

基于长效利益共享机制的绿色技术金融服务平台架构设计

摘 要： 绿色技术与绿色金融的协同发展是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根本，针对我国绿色技术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存在的缺乏顶层设计、资源零散化、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具体提出了绿色技术金融服务平台架构设计方案，并创新性地引入了长效利益共享机制，对绿色金融助力绿色技术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绿色金融 绿色技术 金融服务平台 长效利益共享机制

随着环境问题日益恶化，推动以绿色技术为核心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转型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然而由于财政资金不足，绿色投资更多的资金来源需要必须来自社会资本。在此背景下，上海、广东等地相继推出绿色技术银行、绿色金融服务平台等，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产融结合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然而，现有的金融服务平台体系缺乏顶层框架设计，存在资源零散化、金融机构定位不明确、政策激励不足、参与主体互动协调机制单一等问题。建立以可持续运作机制为核心的绿色技术金融服务体系，推动“技术+金融”的深度融合成为绿色技术长效发展的内在要求。

一、我国绿色技术金融服务平台发展现状

绿色金融服务平台集政策、中介、咨询、产品、信息服务等综合性金融服务于一体，涉及政府、金融机构、第三方认证机构、绿色技术企业及绿色技术需求方等多方参与主体。目前，绿色技术金融服务平台的实践与理论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平台的架构设计仅仅停留在信息共享层面，即仅是对于相关参与方资源的简单信息整合，且平台各参与主体利益诉求的矛盾也导致金融机构等参与方对服务平台的粘性不足，难以形成长期可持续的绿色技术金融平台运作机制。

（一）政府扶持政策分散，缺乏平台化指引

2016年由七部委在《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中提出的几项激励绿色投资的措施，包括央行的绿色再贷款，绿色MPA考核，以及一些地方政府对绿色项目担保、贴息等措施逐步落地。但总体来看，相关政策未能有效实现平台化整合以匹配绿色技术不同发展阶段的要求，激励机制的力度和实施面还不大。传统采用的对环保低碳企业直接补贴和奖励的激励方式仅仅是单维度激励，难以匹配金融机构以及其他社会投资者等绿色金融参与主体的利益需求，导致相关方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积极性不高。

（二）绿色技术企业与绿色金融供给主体的矛盾诉求，导致融资困难

对于绿色技术企业，绿色技术的创新与落地应用要兼顾生态、资源、环境与社会后果，技术性强、复杂程度高、难度大、风险大，尤其是在绿色技术研发初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投资回报周期长。据统计，绿色项目的平均投资回报率为5%-6%，与金融机构所要求的6%-10%的投资回报率有所差距。出于投资风险和成本效益的考虑，我国的绿色金融产品仍以绿色信贷、绿色债券两种方式为主，绿色基金、绿色股票等新生力量发展水平弱;同时，金融产品也无法结合绿色技术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整合创新，缺乏金融機构与绿色技术企业间的耦合机制及配套的金融服务体系，导致金融机构可持续投资粘性低，是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松散联盟。

（三）绿色技术评估机制缺乏，难以动态监测项目风险

绿色产业属于高度依赖资金和技术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要求投资主体不仅有过硬的绿色金融业务能力，也需要具备较高的技术识别和风险评估能力。然而，国内现有的绿色金融服务平台，尚未嵌入相应功能，以江苏省的绿色金融体系为例，张露总结其在绿色认证制度、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和绿色金融监管制度等方面仍处于空白。因此，专业化绿色技术评估认证机构以及绿色项目动态风险监测机制的嵌入是绿色技术金融服务平台架构的一大重点。

（四）平台资源整合力度不足，可持续发展能力弱

绿色金融产品与中介服务、绿色技术评估及绿色政策等方面发展的协同性、整合力不足导致国内绿色金融体系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为此，较多学者也尝试构建绿色金融长效机制。王修华等提出以市场运作为核心，在政府的引导和社会的驱动下，促使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性金融机构、中介服务机构等多元化市场主体，有效提供绿色信贷、绿色股票、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等创新金融产品的绿色金融长效机制框架。然而，现有研究大多从政府及金融机构等绿色金融供给主体出发，在绿色金融服务平台的架构中缺乏对绿色技术产业与金融及政府政策融合机制的研究，长效机制的设计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参与主体间利益分配问题。

二、基于长效利益共享机制的绿色技术金融服务平台

（一）绿色技术金融服务平台整体架构设计方案

绿色技术金融服务平台的整体强调“技术+金融”服务模式的有效串联，重点聚焦专业化的绿色技术评估认证以及金融机构的绿色金融产品创新，通过两者的有效融合，能为不同发展阶段的绿色技术企业提供针对性的绿色金融支持方案，以有效解决融资问题。

1.绿色技术金融服务平台整体架构按功能定位可分为三部分：

（1）绿色技术评估认证中心：负责制定绿色认证标准，从绿色技术前瞻性、绿色技术可行性与绿色技术社会效益三方面对绿色技术进行前期综合技术评估。通过对绿色项目进行多维度全方位的评估、筛选、认证，筛选出发展态势良好或技术前景较为明确的绿色技术，为后续的企业金融服务提供专业性技术认证支持，同时为金融机构提供较为权威、全面的金融服务参考依据。

（2）绿色技术风控中心：负责制定绿色项目风险管理标准，完善风险防范机制。在金融服务的全生命周期对绿色项目的多维风险进行持续地跟踪和评估，监督保证绿色项目的执行效率。

（3）绿色金融机构协同服务中心：该中心是政企服务主体，主要为在库的绿色技术企业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支持服务，解决融资问题，并负责政府政策建议推广、绿色金融机构对接与合作等。

2.从参与主体分，绿色技术金融服务平台主要有四大参与主体：

（1）资金需求方。主要包括中小型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私人或社会自创型科技研发机构等。这类企业或机构主要从事绿色技术的研究开发并逐步实现技术成果转化，以此开展经营活动。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条件下，仍需获得其他融资途径。

（2）绿色金融供给主体。主要包括金融机构和个体投资者。根据融资方式的不同，可包括各类信贷服务银行，参与股权融资的VC/PE、投资管理公司等投资机构，企业债券的合格投资者与公共投资者等。此外，政府也可直接通过绿色技术基金、财政拨款的方式作为绿色金融供给方。

（3）中介机构。主要包括担保机构、资产评估机构、信用评级机构以及会计师事务所等盈利性机构与相关行业金融协会等非营利性组织。中介机构能提供绿色金融发展的配套专业服务，使得整个体系运行效率更高。

（4）生态运营主体。平台本身作为生态运营的主体，起到协调、引导、调控与管理的功能。其主要作用体现在：①=1*GB3绿色技术评估：对绿色技术进行识别、评估、筛选;②=2*GB3资金供求方协调耦合：根据绿色技术企业实际需求，精准对接相应的金融机构及中介机构，提供合适融资方案选择;③=3*GB3金融监督：在绿色技术项目投融资的项目周期内，监督执行绿色服务协定和相关法律规定，确保一切业务流程的合法合规性和公平性;④=4*GB3绿色政策循环再生体系：一方面，平台搭载现有的绿色政策，起到政策执行的示范和宣传效应;另一方面，通过平台服务将实际问题凝练为政策建议以完善现有政策体系。以此，形成绿色政策执行、再生成的循环体系。

（二）长效利益共享机制

绿色发展的本质是实现经济与生态、资源、环境之间的可持续发展，本身带有较强的公益性，而金融业以盈利为目的，利润是金融发展的根本，绿色金融风险较高而受益较低，潜藏着绿色发展公益性与金融业盈利性之间的矛盾。针对绿色技术正外部性难以量化导致绿色技术企业融资困难以及金融机构平台粘性不足的问题，以绿色技术所能获得的正外部效益为核心引入长效可变收益的概念。长效可变收益在数值上等于绿色技术所能减少的一年期碳税或环保税数额。具体的运行机制见图1。

此机制以绿色技术所能获得的正外部效益为核心引入长效可变收益的概念，并通过融资资金流、可变收益资金流和政策信息流明确和梳理各参与主体间的耦合关系。将政策激励转化为绿色金融体系运作各环节参与方的合理利益分配，满足金融机构长期“盈利性”诉求，从而保证绿色技术企业全链条融资需求的可获得性。

针对绿色技术需求企业，地方政府通过“退税”等政策手段鼓励绿色技术需求企业购买绿色技术，刺激绿色技术需求。绿色技术企业通过购买绿色技术实现节能减排，节省碳排放配额和各类环保税的支出，作为环境事件的首要利益相关者，应承担企业环保责任。因此，企业的碳税和环保税节省额可作为长效可变收益的初始资金来源。

针对资金需求方，在绿色技术研发初期阶段，通过绿色技术金融服务平台生态运营主体获得政策性金融优惠政策，激励金融机构做出适当的绿色让利，提高融资可获得性，减缓前期资金压力。而对于应用阶段绿色技术企业，平台生态运营主体推动绿色技术需求侧改革，通过引入“退税”等地方政府政策激励手段带动绿色技术项目的销售增长以加速绿色项目回款及营收增长。

针对合作的金融机构，金融监管机构以绿色金融服务平台为依托公布和实行相应的绿色金融服务扶持政策，绿色技术金融服务平台生态运营主体通过对绿色技术项目评估合格的前提下，引导金融机构在前期绿色让利的基础上对绿色技术企业提供全链条金融服务助力绿色技术发展。在金融机构服务的绿色项目后期成功应用后，绿色技术企业按比例返还长效可变收益给金融机构，作为初期绿色让利的“盈利性”补偿，满足金融机构的长期利益诉求。同時，通过平台优惠政策也加强金融中介机构对于平台的粘性。

在实施过程中，绿色技术金融服务平台以长效可变收益机制作为参考，将有效明确利益返还、财政补贴等责任规定和流程并提供政策制定指导。一方面，该平台明确政府在利益共享机制中的职责，除采用供给侧补贴的方法外，也通过一定政策手段从需求侧刺激需求，以建立多维度协调激励框架，在激励手段上，除采用税收优惠、贷款利率补贴等传统的财政支持手段外，政府和监管部门也可参照普惠金融扶持政策，采取降低绿色资产风险权重、绿色信贷定向降准以及绿色债券优先受偿等政策，完善绿色金融正向激励政策体系，保证绿色技术企业全链条融资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可变收益返还作为金融机构前期绿色让利及绿色项目的有效风险收益补偿，满足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长期利益诉求，增强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绿色金融供给主体的平台粘性，实现绿色金融体系的可持续发展。

三、结论

目前绿色技术金融服务平台发展过程中存在政府扶持政策分散导致缺乏平台化指引、绿色技术产业与绿色金融供给主体矛盾诉求导致融资困难、绿色技术评估机制缺乏及动态风险难以监测、平台资源整合力度不足导致可持续发展能力弱等四大瓶颈问题。通过结合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发展的先进经验，针对国内绿色技术金融服务平台的发展实际，本文初步构建绿色技术金融服务平台整体架构。平台能提供包括前期绿色技术准入评估、中期绿色金融服务支持、后期绿色项目动态风险监督及相关政策建议推广等涵盖项目全生命周期的系统化绿色技术发展支持功能。同时，为实现以绿色金融为核心的绿色技术经济体系可持续发展，平台设计构建了长效利益共享机制以解决绿色项目、金融机构及服务平台的多样化利益诉求。

本文所设计的基于长效利益共享机制的绿色技术金融服务平台对于多维度全方位保障绿色技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绿色项目全生命周期角度，解决绿色技术评估技术障碍，实现全生命周期动态跟踪服务有效控制绿色投资风险。对于平台及参与机构，有效解决各方利益诉求矛盾，扩大绿色金融供给主体;增强平台多方参与粘性，利于进一步凸显政策、金融服务与绿色技术发展的多维集聚效应。对于政府，健全多维度激励政策机制及财政扶持体系，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创新财政资金投入机制，助力绿色技术转化，对实现国内绿色经济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作用。

参考文献：

[1]郭沛源.绿色金融期待变革盘点《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十个创新[J].环境经济，2016（13）.

[2]马骏.论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J].金融论坛，2015（05）.

[3]余丹.绿色技术离不开绿色金融的有效支撑[J].人民论坛，2018（18）.

[4]安国俊.绿色金融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的国际比较及借鉴[J].银行家，2019（03）.

[5]林辉，范华.上海推进金融支持“绿色技术银行”举措[J].科学发展，2018（09）.

[6]王旭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探析[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4（08）.

[7]王波，郑联盛.新常态下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长效机制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08）.

[8]张露.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研究--以江苏省为例[J].吉林金融研究，2019（01）.

[9]王修华，刘娜.我国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探索[J].理论探索，2016（04）.

[10]孙彦红.德国与英国政策性银行的绿色金融实践比较及其启示[J].欧洲研究，2018（01）.

[11]李晓西.绿色金融盈利性与公益性关系分析[J].金融论坛，2017（05）.

作者：邓佳莉 王佳 张晔

财政和金融支撑环境探析论文 篇3：

中国科技金融理论与实践：综述与展望

摘 要： 在查阅科技金融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对国内研究成果进归纳，发现已有研究在概念上对“科技金融”作出“工具论”和“本质论”两方面的探讨，但至今没有形成系统的定义;部分研究认为，科技金融在我国经历了发展历程了萌芽、起步—探索、发展和深度融合四个阶段，并从科技金融政策、制度、工具和服务四个维度对我国科技金融实践的经验以及成果进行了探索;科技金融在政策与制度设计层面、机构与市场机制层面、企业与人才培育层面还存在不适应不协调等问题。总体来看，已有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不同步且侧重于宏观层面，缺乏对微观层面的研究，未来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微观机制。已有的实证分析多是考察科技金融区域性的影响，或者是基于银行等金融机构和企业进行科技金融的效率研究，缺乏系统性的梳理。同样，对于科技金融存在的问题尚未进行全面梳理，仅针对性的提出某些建议策。未来可就科技金融创新发展的政策层面，配套服务层面以及创新工具层面等进行深入研究。

关键词： 中国科技金融 理论与实践 理论综述 

近些年来，有关科技金融的研究文献逐渐增加，这表明科技金融受到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在20世纪80代科技金融实践活动在我国以创业投资、科技贷款的形式最早出现，之后国家设立科技支行和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助力拓展科技企业融资的渠道，再随着2016年发布《“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为了使我国加快实现从人才强、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目标，科技金融对我国发展战略越来越重要。尽管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科技金融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业务体系，但是对科技金融发展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笔者在大量查阅科技金融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对国内学者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证研究结论进行整合与归纳，从科技金融的内涵界定、研究与实践发展历程、经验和成果以及科技金融面临的发展障碍几个方面进行综述。

一、科技金融的内涵界定

国内学者对科技金融的研究在本世纪初就已开始，但是“科技金融”的概念并没有形成全面的、系统的定义。目前，以主流的文献来看，学者们倾向对科技金融作出“工具论”和“本质论”两方面的探讨与拓展。

（一）“工具论”

赵昌文，陈春发，唐英凯（2009）在其著作《科技金融》中首次对科技金融进行定义，他们认为科技金融是一种手段，是通过利用一系列金融工具、金融制度、金融政策和金融服务来促进科技开发、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其主要参与者是各宏、微观主体，是一个为科技创新融资提供支持的体系，同时也是国家科技与金融创新体系中的重要部分。钱志新教授（2010）在《产业金融—医治金融危机的最佳良药》一书中将科技金融定义为，科技金融为科技企业的整个发展周期提供融资，是一种融资方式，包括融资工具、融资制度、融资政策以及融资服务，而融资活动的参与者主要是政府、企业、市场、社会中介机构以及其它社会团体。房汉廷（2010）认为科技金融是企业家将知识和技术转化为商业性的一种融资方式的总和，对经济的发展主要起促进作用，但是需要科技与金融的相互促进、相互融合。换句话说，也就是科学技术被金融资本资本化，以及金融资本被科学技术异质化的一个过程。谭祖卫，郝江培，赵昌文（2014）通过以科技企业技术资产的概念、特征以及形式为切入点，从金融本质出发，认为科技金融是以政府为主导，金融机构为主体，促进科技创新为目标，满足科技企业整个生命周期融资需求为向导，在技术资产信用化和证券化的基础上，开展的一系列金融工具、金融制度与金融服务的系统性与创新性的安排的总称。

（二）“本质论”

汪泉、史先诚（2013）认为科技金融是以促进科技创新活动为目的，以组织运用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投入科技型企业为核心，以定向性、融资性、市场性和商业可持续性为特点的金融活动总称。房汉庭（2015）侧对重于科技金融本质进行探讨，认为科技金融是一种新的经济范式，他在文中给出的完整定义是：科技金融是以产业发展、充分就业、提升经济竞争力为目标，促进技术资本、创新资本与企业家资本等创新要素深度融合、深度聚合的一种新经济范式。李喜梅，邹克（2018）从宏观、中观以及微观三个角度出发，对科技金融进行内涵的界定。宏观层面将科技金融糅合到国家发展战略中，加快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中观层面深入科技与金融的耦合，将金融作为科技产业的基础，形成“科技产业金融”，实现中观战略;微观层面对科技金融横向拓展，实现科技财富最大化。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那么科技与金融的结合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在我国，科技金融的发展是建立在科技改革和金融改革深化发展的基础上，所以无论是从“工具论”还是从“本质论”出发，学者们对科技金融的研究都不外乎几个方面：一是科技支持金融改革创新;二是金融支持科技成果的转化;三是金融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四是致力于科技金融实现我国创新型国家，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

二、科技金融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1985年，中国人民银行、国务科技领导小组首次明确“金融支持科技發展”这一概念;1993年由深圳科技局首次提出“科技金融”，将其作为一个完整的词;1994年广西南宁“首届理事扩大年会”上，科技金融作为新兴事业受到了广泛的关注;2006年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真正意义上推动了科技金融的发展;2011年“十二五规划”对科技金融作出政府层面的概念解释;2012年“十八大”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好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将其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地位，强调科技金融的重要性。基于这些政策背景，国内部分学者将科技金融的发展历程分为几个阶段进行梳理。

（一）萌芽阶段

科技金融的萌芽主要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多数学者的划分依据都是我国经济体制以及政策倾向。徐玉莲、赵文洋、张涛（2017）从科技金融成熟度的角度对科技金融的发展历程进行划分，整体无序发展阶段是科技金融的萌芽时期，由于外部环境不完善，风险主体分散，此时科技金融处于自发生长的无序状态。李华军（2019）系统的梳理改革开放以来科技金融在我国的发展历程，认为在1978-1984年是科技金融在我国的萌芽阶段。其划分依据主要在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我国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基本方针，政府强调对企业技术的开发，采用财政、金融等政策或工具支持科技发展。张明喜、郭腾达、张俊芳（2019）以演化的理论框架分析科技金融在我国的历程，1978-1984年的萌芽阶段源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基本方针，1984年正式开办了科技开发贷款业务，由此奠定了科技金融在我国发展的基调。

（二）起步-探索阶段

在起步探索阶段多是由政府主导完成的，新兴事业的发展必然需要一个主体对其统筹管理。徐玉莲、赵文洋、张涛（2017）认为与此阶段相对应的是政府主导下升级发展阶段，政府通过出台各项政策和投入资金改善外部环境，引导科技金融支持科技企业创新发展。李华军（2019）将起步探索期划分为1985-2005年。1985年国家确立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提出设立创业投资和科技贷款，为科技金融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在1999年国家出台有关建立风险投资机制的政策，1997年和2003年企业债券开始发行，2004年以中小板的设立丰富了资本市场体系建设，科技金融在此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张明喜、郭腾达、张俊芳（2019）认为1983-1999年为起步-探索阶段，科技贷款制度的建立与市场机制的介入必须进一步加快科技金融体系的建设，同时，風险投资事业的发展也为科技型企业拓宽了融资渠道，加快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的步伐。

（三）发展阶段

基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征，市场要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徐玉莲、赵文洋、张涛（2017）认为第三阶段是政府引导的优化发展，从主导到引导的转换表明这一时期市场开始发挥作用，科技金融发展的环境不断优化，市场主体推动科技金融发展的意愿逐渐增强。李华军（2019）认为在2006-2013年这一阶段科技金融得到了快速发展。政府出台各项政策从从财政、银行等金融机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科技金融服务中心、科技企业信用体系、科技保险以及各项科技金融专项活动七个方面支持科技金融体系建设的试点工作，科技金融活动尤其活跃。张明喜、郭腾达、张俊芳（2019）认为在2000-2005年这个周期内，科技金融的发展空前活跃，其主要动力在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必然要求科技创新发展融入经济。

（四）融合阶段

徐玉莲、赵文洋、张涛（2017）划分的第四阶段是市场主导下生态发展阶段，此时期科技金融的特征呈现出政府主体、市场主体以及各相关主体的协作，科技成果转化、科技金融创新等的发展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李华军（2019）将2014-2019划分为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期。这一时期内“新常态”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特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供给侧改革的提出将科技金融置于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地位，科技金融由市场化驱动和社会资本驱动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张明喜、郭腾达、张俊芳（2019）认为2006年至今识科技金融的发展阶段，中长期规划纲要的发布使科技金融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引领，科技金融政策体系和服务平台也不断完善，科技创新浪潮也进一步加深。

科技与金融的结合建立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符合国家战略的发展要求，是推动国家自主创新和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是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和实现创新型国家的必然之路。对于新兴事业萌芽之初，需要政府发挥其统筹管理的职能，需要政府发挥引导培育的职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也必然要发挥其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只有政府与市场相互合作，才能使科技金融实现其承载的目标。对科技金融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能够更好的把握其发展脉络与状况，以便于后来读者更好的了解科技金融在我国发展的历史。

三、科技金融实践的经验及成果

如果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那么金融可以说是科技的内生动力，只有将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才会使“科技+金融”达到“1+1>2”的效果。近些年来，我国对科技金融的关注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无论是政策层面还是市场层面，对科技金融的支持力度都在加大。政府一直在探索科技金融深度融合发展的路径，采取地方先行全国推广的发展战略，试验区的发展也为全国各地区科技金融发展工作提供不同程度上的借鉴经验，综合国内学者对科技金融区域性以及全国性的现状分析，可以从科技金融政策、制度、工具和服务四个维度对我国科技金融实践的经验以及成果进行综述。

（一）科技金融政策

肖泽磊等（2012）为加快江苏省经济转型步伐，提升江苏省的自主创新能力，以科技金融为切入点分析江苏省科技金融发展的现状，以政府为主导，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中心，以科技金融服务平台为支撑，改革多层次资本市场全力扶持科技创新型企业的发展，认为江苏省形成了立体式的科技金融创新体系。王朝平（2013）通过分析武汉市科技金融工作发展现状认为，自武汉被确定为科技金融创新试点城市后，政府相继出台30多个政策文件着重完善科技金融创新体系，为科技金融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邓彦（2013）等通过分析广东省科技金融发展现状，广东省政府与金融机构展开深度合作，各地市协同摸索科技金融发展的有效路径，大力支持科技型企业的发展，认为广东省走出了一条具有广东特色的科技金融道路。杨璠（2020）以杭州市为例，在实地调研、归纳分析的基础上，表明杭州市从2006年起政府对科技金融工作高度重视，短短十四年以市政府、市科技局为代表出台了26项政策支持科技金融的发展。崔璐等（2020）通过政策文本分析法用定量的方式来探究我国政策对科技金融的支持方式、力度以及总体趋势。经过统计分析得出我国有关科技金融政策制定的特征是以20多个权威主体的宏观指导为主，文本类型丰富，政策主题分部全面精准，政策工具使用也呈现多元化。黄新平（2020）等以72份聚焦于科技金融发展的政策文本为样本，从基本政策工具选择和政策作用域两个维度进行量化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支持科技金融发展的政策性工具选取了供给型、环境型以及需求型三种。他还发现我国政策工具使用结构不平衡的并提出政策设计调整与完善的建议。程翔（2020）等从宏、微观两个层面分别选取样本，通过实证分析科技金融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效用，结果表明科技金融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尽管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是有显著的支持作用。

（二）科技金融制度

制度安排对于科技金融的发展至关重要。洪银兴（2011）认为风险投资和科技創业投资对科技金融的发展具有较强的作用，所以以风险投资为切入点提出制度安排：风险投资的推出机制、银行信贷服务以及创新创业风险投资基金。在此基础上更需要政府发挥主体作用加大投入和引导社会资金。毛军吉（2013）通过分析国内外科技小额贷款制度的模式，结合深圳地区的现实情况，认为科技小额贷款制度在科技金融创新体系发展过程中占重要地位，其能够促进科技金融的发展与创新。顾焕章等（2013）认为科技金融具有定向性、融资性、市场性以及商业可持续性的四维特性，这又决定了科技创新存在着较高的风险性，因此需要完善的科技金融制度来降低不确定性。他从三个角度：基于客户优选的风险规避制度、基于公共资源配置的风险补偿制度、基于社会分担的风险分散制度，分析科技金融制度应该与这三个取向相结合。孟艳等（2015）认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可以作为政府支持科技金融体系建设和国家创新战略的一项核心政策安排，创新基金从宏观层面上促进了国家科技实力的加强，带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岗位，从微观层面上，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来源，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她还认为，创新基金制度的安排对于我国现代科技金融体系的建设具备核心枢纽的作用。

（三）科技金融工具

科技金融工具的创新与发展给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切实的资金支持，对于科技金融的发展起到了有效的促进作用。纪玉山等（2009）研究发现对于高科技型中小企业而言直接融资较为困难，因此政府需要支持的信用担保机构发挥作用，科技担保又是一项十分契合的工具，科技担保不仅能够为中小企业开拓融资渠道，还能够避免面政府直接投入的挤出效应，引导社会资金流向科技型中小企业。孟艳等（2015）在基于科技金融关键政策工具的视角下，深入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进行剖析，认为创新基金是推进科技金融发展的核心工具，具有引领、桥接和促进作用。张亚欣（2018）认为科技租赁作为科技金融的新兴业态，尽管存在宏、微观层面的困难，但是科技租赁具有融资无抵押、融资低成本、程序简便，效率高以及便于采用新技术的特点，对融资困难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极具优势，能够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李希义、朱颖（2016）基于财政资金的创新使用角度认为，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专项基金能够为缺乏抵押物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新的融资渠道加速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周立群、王聪（2017）通过借鉴美国硅谷银行发展的经验，发现投贷联动业务的发展有利于增加科技型企业的金融供给总量，能够激发社会创新潜力以及创业活力，为科技型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提供新的方式。张明喜等（2019）梳理科技金融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与现状时，认为创业风险投资、银行信贷、科技信贷风险补偿、科技支行、科技担保以及科技保险的发展为完善科技金融体系提供了新的动力。

（四）科技金融服务

简慧（2015）通过政策环境、产品创新、和风险投资市场三个角度分析了我国科技金融服务的现状，发现我国主体机关出台的各项政策为科技金融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各地政府联合各类金融机构打造以科技金融中心为核心的区域科技金融合作服务平台，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逐渐完善尤其是科创板的实施加速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科技金融产品创新力度加强。同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投入力度也在增加，拓宽了科技型企业的融资渠道。科技金融服务体制的不断完善给予我国科技金融发展更有力的支持。齐美东等（2015）发现高新技术产业与金融产业存在天然的耦合，基于构建科技金融服务平台的内涵，发现其有平台共建、信息共享着两个特点，并且科技金融服务平台能够有效的促进科技创新的实现。吴妍妍（2019）通过数据包络分析的实证方式检验和评价上海、杭州、南京和合肥四市的科技金融结合与运行的效率，认为四市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构建和机制建设有效推动了科技创新的产出与产业化发展，并且数据在模型测算时得到了客观真实的反映。谷留峰（2019）基于平台生态系统和多边市场的角度对科技金融服务平台进行分析，他认为科技金融服务平台实质上是平台生态系统，只有在这个视角下才能把握科技金融服务平台的特征，才能实现其生态化发展的目标。

梳理我国科技金融实践的经验及成果，无论是中央政府政策还是地方政府政策都是因地制宜的作出支持科技金融的配套政策，为其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与外部环境。制度安排对于科技金融而言具有降低其不确定性，促进发展与创新等特征，制度设计使科技金融体系更加完善。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科技金融的业务体系也逐渐完备，科技支行、科技信贷、科技担保、科技租赁、科技保险、 创新基金、投贷联动业务、创业风险投资、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专项基金等都拓宽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对科技金融成果转化起到“加速器”的作用。 

四、科技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政策与制度设计层面

肖泽磊，韩顺法，封思贤（2012）就江苏省科技金融的发展过程中发现政府缺乏组合性的支持政策，财税政策多于人才和政府采购政策不符合科企业发展的复杂与风险要求，同时政府和市场的合作机制尚不完全有效，难以激发科技创新的动力。王朝平（2013）分析武汉市科技金融的发展现状发现武汉市的财政政策也尚未发挥统筹管理、有效引导社会资金的作用。

（二）机构与市场机制层面

肖泽磊，韩顺法，封思贤（2012）认为江苏省的银行在支持中小企业信贷方面功能缺位，缺少适合中小企业融资的产品和风险评估能力，导致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没有得到一定的解决;同时创业投资机构对全省的科创企业行业投资不均衡，导致江苏省难以形成全方位、多元式的科技金融体系，也积累了一定的行业和地区风险。王朝平（2013）认为武汉市信贷机制对科技金融的促进作用不大。尽管武汉政策倾向于助力科技金融的发展，但是由于企业缺乏担保，银行对中小企业的信贷仍然偏低。同时市场上直接融资渠道尚不畅通制约了科技资源与金融资源的对接，信息和资源共享机制联动效力不足不能起到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肇启伟（2015）认为高风险是科技金融发展的关键问题，在市场层面主要是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企业的发展质量很难得到有效的评估与识别，出现了柠檬市场，融资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而言也就更难。

（三）企业与人才培育层面

王朝平（2013）分析发现除政府与市场层面，在企业自身层面还存在科技型缺乏主动利用金融产品的意识，对自身的弱点也没有创新性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极大的限制了武汉市科技与金融的有机结合，阻碍了武汉市高新技术企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肇启伟（2015）认为科技型企业自身存在着不确定性，主要是技术、市场和商业模式都处于成长时期，所积累的不确定风险较多。魏蓉蓉，鲁继业（2015）重点分析了国内外的科技金融发展现状，指出我国科技金融发展过程中科技与金融深度结合程度不够，科技金融人才供给与需求不相匹配，缺乏专业的复合型科技金融人才，这些问题都是我国科技金融进一步发展的阻碍。邵传林，王丽萍（2016）在创新驱动的视角下发现科技金融在我国的发展过程中存在制度不完善、金融机构支持科技金融发展的内在动力不足、风险投资发展滞后、中介组织发展跟不上节奏以及产权保护水平不高五个问题，要突破这些瓶颈才能促进科技金融高质量发展。

事物的发展具有两面性，鉴于科技金融作为新兴事业，其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一些问题。区域的代表性问题可以作为其他地区的教训或经验，全国的代表性问题区域也需要注意规避或解决。国内学者们对科技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可以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视角去看待。宏观层面的政府部门与制度安排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首要的是政策传导机制不能受阻，要及时发挥政策效力。中观层面的涉及较为广泛，首要还是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主，要明确银行等金融机构大力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职能;其次是多层次资本市场和例如科技担保等工具的创新与完善。微觀层面主要在于企业自身的问题，由于技术、管理等问题而导致的自身发展速度较慢或融资难，同时科技型的人才供需矛盾也亟需解决。

五、展望

习近平书记提出在202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在203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使我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创新型国家的建立需要科技与制度的双轮驱动，而唯有科技与金融的深度协同配合，才会激发实现国家战略的动力。目前，我国金融科技的发展速度要快于科技金融的发展速度，由此科技金融更应受到更广泛的关注。

从国内的研究来看，对科技金融的理论研究与科技金融的实践活动并不同步，并且理论研究主要侧重于宏观层面，比如对科技金融的内涵与外延进行界定，致力于构建完善科技金融政策体系、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中心与业务体系等，缺乏对微观层面的研究，没有深入挖掘科技金融的工具与制度，对于科技金融是否切实解决了高新技术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没有进行深入剖析，未来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微观机制。

近些年出现的实证分析多是考察科技金融区域性的影响，或者是基于银行等金融机构和企业进行科技金融的效率研究分析，缺乏系统性的梳理科技金融在全国范围内的作用。同样，对于科技金融存在的问题尚未进行全面梳理，仅针对性的对存在的某些问题提出建议或者对策。关于科技金融对我国的影响不仅仅是在于经济层面上的，还在于政治层面上，对于我国实现跻身世界创新型国家、科技强国而言至关重要，未来可以就科技金融创新发展的政策层面，配套服务层面以及创新工具层面等进行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赵昌文，陈春发，唐英凯.科技金融[M].北京：科技出版社，2009.

[2]钱志新.产业金融：医治金融危机的最佳良药[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3]谭祖卫，郝江培，赵昌文.基于科技金融的技术资产金融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4，31（09）：11-14.

[4]房汉廷.关于科技金融理论、实践与政策的思考[J].中国科技坛，2010（11）：5-10+23.

[5]汪泉，史先诚.科技金融的定义、内涵与实践浅析[J].上海金融，2013（09）：112-114+119.

[6]房汉廷.科技金融本质探析[J].中国科技论坛，2015（05）：5-10.

[7]李华军.改革开放四十年：科技金融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发展[J].科技管理研究，2019，39（11）：63-70.

[8] 徐玉莲，赵文洋，张涛.科技金融成熟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应用[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7，34（11）：118-124. 

[9] 肖泽磊，韩顺法，封思贤.江苏省科技金融发展现状、问题和对策研究[J].科技与经济，2012，25（04）：55-59. 

[10]王朝平，石俊马，兰定成.武汉市科技金融现状及发展对策[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3，30（20）：35-40.

[11]邓彦，马千芸，黄青山.广东省科技金融发展现状及创新对策研究[J].会计之友，2013（33）：43-46.

[12]杨璠.区域科技金融体系建设研究——以杭州市为例[J].科技管理研究，2020，40（16）：94-102.

[13]崔璐，申珊，杨凯瑞.中国政府现行科技金融政策文本量化研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04）：162-171.

[14]周昌发.科技金融发展的保障机制[J].中国软科学，2011（03）：72-81.

[15]简慧.我国科技金融服务的现状、不足与对策[J].南方金融，2015（04）：95-98+84.

[16]周立群，王聪.投贷联动：优化科技金融供给的新实践[J].新金融，2017（03）：53-57.

[17]李希义，朱颖.设立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专项基金的研究探讨——基于财政资金创新使用角度[J].科学学研究，2016，34（06）：882-886+915.

[18]吴妍妍.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构建与效率评价[J].宏观经济研究，2019（04）：162-170.

[19]肇启伟，付剑峰，刘洪江.科技金融中的关键问题——中国科技金融2014年会综述[J].管理世界，2015（03）：164-167.

[20]黄新平，黄萃，苏竣.基于政策工具的我国科技金融发展政策文本量化研究[J].情报杂志，2020，39（01）：130-137.

[21]程翔，张瑞，张峰.科技金融政策是否提升了企业竞争力？——来自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证据[J].经济与管理研究，2020，41（08）：131-144.

[22]洪银兴.科技金融及其培育[J].经济学家，2011（06）：22-27.

[23]邵传林，王丽萍.创新驱动视域下科技金融发展的路径研究[J].经济纵横，2016（11）：65-69.

[24]齐美东，郑焱焱，王辉，李潇颖.共享共建型科技金融服务平台构建及运行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5，35（23）：36-41.

[25]毛军吉.科技小额贷款的制度创新[J].开放导报，2013（01）：95-97.

[26]顾焕章，汪泉，高莉莉.科技金融创新的制度取向与实践模式[J].江海学刊，2013（03）：73-78+238-239.

[27]孟艳，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贾康.科技金融关键政策工具视角中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J].经济研究参考，2015（07）：42-49.

[28]《创新型企业成长的融资机制研究》课题组，纪玉山，张忠宇，白英姿.发展政府型担保机构 促进高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J].经济纵横，2009（04）：74-76.

[29]张亚欣.我国科技租赁发展的问题与对策[J].科学管理研究，2018，36（01）：81-84.

[30]張明喜，郭滕达，张俊芳.科技金融发展40年：基于演化视角的分析[J].中国软科学，2019（03）：20-33.

[31]谷留锋.基于平台生态系统的科技金融服务平台演化逻辑[J].技术经济，2019，38（12）：77-82.

[32]魏蓉蓉，鲁继业.科技金融创新发展的思路与模式研究——基于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视角[J].管理现代化，2015，35（03）：10-12.

[33]李喜梅，邹克.科技金融内涵探讨及政策建议[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8（03）：1-8.

〔本文系湖北省重大调研课题课题基金项目“湖北科技金融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20J25-1）研究成果〕

〔王涛、董亚妮（通讯作者）、杜婧怡、左崇霖，武汉纺织大学〕

作者：王涛 董亚妮 杜婧怡 左崇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