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人权组织研究管理论文

摘要：从系统的角度对我国有关非营利组织监管问题的研究进行梳理，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分别对现有相关研究进行一个系统的概述，旨在为大家展现一个清晰的对非营利组织监管问题的研究体系。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政府人权组织研究管理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政府人权组织研究管理论文 篇1：

治理视阈下非营利机构参与保障房建设探析

摘 要 在保障房建设运营领域探索和引导非营利机构的参与不仅有利于住房制度的长效理性发展机制建设，更将对政府职能的转变、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促进公民社会的成长与民众住房权的实现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演治理；非营利机构；保障房

一、引 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我们党首次提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概念，并将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创新，充分反映了从“管理”到“治理”的改革思维上的巨大跨越，在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治理思维、治理理念的引领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全会提出的治理体系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建等各个领域，具体到保障房这一当前备受关注的民生建设发展领域，治理理念的突出体现之一是党中央对民间非营利机构参与保障房建设运营的重视和提倡。2013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和供应体系建设举行专题学习，这是政治局首次专题学习住房领域情况，是历史上谈房地产规格最高的一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指出，要积极探索建立非营利机构参与保障性住房建设和运营管理的体制机制，形成各方面共同参与的局面。这是党中央对住房保障制度发展提出的重大改革理念与方向，对于我国住房保障体制的健全和完善将产生重要的意义。2014年3月，我国首部城镇化规划——《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出台，针对如何保障城镇常住人口的合理住房需求、拓宽住房保障渠道的问题，规划明确提出，要健全城镇住房制度尤其是住房供应体系，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保障性住房建设，满足基本住房需求，推进住房供应主体多元化，满足市场多样化住房需求。由此可见，我国未来的保障房建设将改变目前的运作现状，形成更为科学、合理、有效的建设供给机制与实施机制，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将成为未来保障房建设运营的重要参与力量，保障房将形成更加多元化、多支柱的供应渠道和开发建设格局。

二、治理理念与非营利组织在我国的发展

英语中的“治理”（governance）原是指控制、引导和操纵，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治理做出了许多新的界定，并在社会科学领域广泛地大量使用，“今天的联合国、多边和双边机构、学术团体以及民间志愿组织关于开发问题的出版物很难有不以治理为常用词来使用的。”[1]治理理论研究的主要代表学者詹姆斯·罗西瑙、罗伯特·罗茨、格里·斯托克等人分别提出了关于治理的多种解释，由于没有形成一致的含义界定，治理的概念较为含糊。①在关于治理的众多定义中，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年发表的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中对治理所做的界定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治理是公私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制，也包括人们和机构同意的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点基本特征：①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制，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②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③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④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2]

我国学术界对治理的研究基本上与西方同步，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相关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使治理理论研究日益成为了“显学”。与西方学术界类似，我国学者也从各自不同的研究角度对治理做出了多种解释阐述。②综观各类的研究和分析可看出，虽然治理一词有很多不同的意蕴和理论视角，但可以一般性地理解为从聚焦正式行政部门、政府部门的发展模式转向不断增强私人部门和公民社会的参与、融合其利益的一种过程，以国家（政府）与社会、市场的有效互动协作来应对不断增长的、复杂的、多样化的、动态性的社会问题，摒弃“国家（政府）—市场”的简单两分法，以“国家（政府）—社会—市场”的新组合替代国家（政府）的绝对中心地位，实现三方的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以俞可平教授为代表的关注中国整体治理变化的中外学者研究认为，我国的改革是“以治理为中心的改革”，主要体现在从政治国家到公民社会、从政府统治到社会自治、从政府管制到公共服务等十二个方面。[3]如果具体归结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实际变化上，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可以说是我国治理变革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截止2012年底，我国共有社会组织49.9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7.1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22.5万个，基金会3 029个，从业人员达613.3万，业务范围涉及工商服务、科技研究服务、教育卫生、社会服务、文化体育、生态环境、法律宗教、农业及农村发展等各个领域。[4]我国各级政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通过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来应对和处理各类社会事务，“NGO与政府的合作广泛存在”，[5]政府包揽社会事务方方面面的“家长式”角色已经发生了较为明显的改变，治理理论所强调的“政府—社会—市场”的多中心共治局面正逐渐呈现。遗憾的是，在住房保障这一重要的民生发展领域里却几乎没有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力量的存在，依然沿袭着“政府—市场”的两分格局，这既与住房保障的民生基础性重要地位不相符，也部分地造成了我国住房形势的严峻困境，成为我国住房制度建设、非营利部门建设的一处短板。

从世界范围看，非营利组织参与保障房建设运营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全球80多个国家共有10万多个非营利性住房组织。发达国家的这类组织从19世纪中期就开始了规模化的发展，随着住房问题的不断变化和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的不断进步，各国逐渐加大对这些组织的鼓励和扶持，使其在20世纪下半叶获得了极大发展，成为各国治理住房问题的重要制度与组织安排，甚至成为应对国民住房事务的第一道防护线。[6]二战后，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开始调动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的力量从事住房供应，这些组织不以盈利为目标，对低收入群体的关注较多，对基层信息的掌握比较准确，运作灵活，创新手段丰富，对解决低收入民众的住房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7]全球非营利组织研究的权威——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莱斯特·萨拉蒙认为，虽然由于发展阶段的差异，发展中国家的公民社会组织往往专业化特征不足，但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之下，其国内的发展组织和住房组织相较于发达国家而言更为普遍，也更为重要。[8]基于此，在他所构建的、也是国际上普遍认可的“非营利组织国际分类体系”中，发展与住房组织位列第六大类，具体的形式为从事住房开发、建设、管理、租赁、筹资和修缮的住房协会，提供找房、住房法律服务和相关协助的住房援助组织。可以说，非营利性住房组织以其突出的创新能力、试验能力、满足特殊需求的能力正日益成为各国住房体系中与市场、政府并列的“第三种力量”，正成为政府干预机制和市场调节机制的选择性替代手段。

三、非营利组织参与保障房建设运营的现实意义

当前我国已进入深化改革的新历史时期，建设和发展非营利组织、发挥其在促进民生改善与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已经成为保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住房问题长期以来都是我国面临的最严峻的民生挑战之一，这一问题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重要的一点是缺乏构建多元化、良性化、开放式的住房供给体系的思想意识，多年营造的“政府加市场”双轨制住房发展体系也缺乏对社会化非营利性住房发展机制的足够考虑，导致包括兴建大量保障房等措施在内的政府住房调控行为的效果始终不尽如人意，民众的住房焦虑一直未能显著消弭。党中央提出的积极探索建立非营利机构参与保障性住房建设和运营管理的体制机制，是对以往住房调控政策的反思与拓宽，是在治理理念之下确立的住房制度建设的重要突破方向，将引导和探索非营利组织参与到住房改革的政策网络之中，推动政府部门、非营利团体、私营企业的共同协作，通过制度的创新来推进“政府—社会—市场”多元化、多层次的住房体制的形成。

（一）促进政府转变职能，缓解住房领域中的政府失灵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当前我国各级政府已在社会生活诸多方面开展了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治理，政府一家独大的“全能式”管理形态已有了部分改变，但必须看到，我国政府体制创新的力度仍然不够，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以及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旧模式并未被彻底打破，政府主导的全能主义依然是对目前中国社会管理模式最为恰当的概括。[9]在住房领域，全能型政府行为的突出表现在于政府缺乏对住房市场各参与主体的尊重，大多数政策的制定都是基于政府自身的立场和角度，带有很强的行政管制色彩，垄断着保障房的全部供给与管理责任，“一肩挑”地包揽下对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供给责任。这既给自身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沉重负担，而且执行的效果也并不令人满意，例如各地频现的保障房申请“遇冷”、贫困（人群）过度集中的“贫民窟”的苗头、保障房的建筑质量问题及权力寻租与腐败行为等。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自我需求的定义和要求越来越重视并趋于多样化，即使同处中低收入阶层，也会由于彼此的收入、财富、家庭构成、教育水平、就业前景等差异而出现多样化、层次化的各种偏好型住房需求，由政府统一供给的保障房难以满足这样的现实需求。“国家实际上不可能将同样规则和标准的服务强加于现代社会中那些越来越多元化的成员目标身上，……国家虽然有足够的能力干预社会，但能确定公民的各种需求并对之做出有效反应的机制却十分有限。” [10]而非营利组织“具有规模小、灵活机动和能够利用基层的活力等优点，因而较为理想地适合于填补由国家的不足所带来的空白”。[11]

“中国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立不取决于政府提供了什么性质的服务， 而取决于这些服务是否真正惠及了服务对象……取决于政府如何规划、组织和引导公共服务的供给，且在多样性、灵活性以及数量、质量和机会上都能够使服务对象得到相当水准的满足。……开发民间组织的有益功能是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有效路径，民间组织的成长为政府职能的真正转变提供了可能，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运行提供了有效支撑。” [12]推动非营利组织参与保障房建设运营将打破政府垄断这一公共产品供给的局面，改变保障房供给主体单一的格局，将部分公共产品及服务职能转移给社会非营利组织，让其他公共机构、社会团体、企业共同参与保障房的建设发展事业，这样政府可在目前巨大的建房压力下适当地解脱，能集中更多精力和资源来改进和完善它本应承担和必须承担的其他社会公共服务工作，加快政府职能、角色的转型和优化。

（二）促进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推进公民社会的建设

公民社会是国家或政府系统以及市场或企业系统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是官方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外的民间公共领域，其组成要素是各种非政府和非企业的公民组织，包括公民的维权组织、各种行业协会、民间的公益组织、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同人团体、互助组织、兴趣组织和公民的某种自发组合等等。[13]任何一种成功的市场经济体制不仅需要具备完善的竞争机制和法律制度，还需要有以非营利组织为核心的公民社会的配合。国际社会的治理实践经验表明，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是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中介和桥梁，既能够合法有序地表达不同群体的意愿，也有利于形成和扩大社会共识，使更多的社会成员认同、接受新的社会规则，帮助政府扩大有效的制度供给。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公民社会必将在我国社会管理和服务领域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现代社会管理既是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并依法对有关社会事务进行规范和调节的过程，也是社会自我服务并依据法律和道德进行自我规范和调节的过程。在社会管理中，一方面要不断提高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和成效，另一方面要不断增强社会自我管理能力，发挥好各种社会力量在社会管理中的协同、自治、自律、他律、互律作用，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推动社会和谐发展、保障社会安定有序的合力。[14]在教科文卫等领域大量兴起的非营利组织正成为我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源，但在住房这一重大的民生基础领域非营利组织却异常薄弱，不能不说是我国公民社会发展格局中的一大缺憾。

我国自1998年房改后过于强调住房的经济属性，过度追求住房的经济效应，将住房政策片面地理解为房地产经济和产业政策，忽略了住房的社会属性和准公共产品属性，近些年实施的各种改革调控正是对此的纠偏和弥补，住房的社会效应与民生属性不断得到提升，已逐渐与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事业相并列。然而，我们对民间社会力量涉足后者较为重视，在这些领域培育起了一定的公民社会形态，逐渐向发达福利国家的状态靠近，即“在福利国家核心范围（政府需做好的底线式补救性福利）外新成立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积极向上的市民社会”，[15]但在住房领域我们的步伐却过于滞后了，可以有效提高住房制度活力与效率的多元主体共同努力与相互合作是我们在住房发展领域中的一大缺失。而且，住房是人类生存发展必不可少的基本物质条件，相比教育、医疗、养老等事务，其基础性重要意义同样关键，甚至更加根本化。对于我国住房困境的求解而言，也需要进行政策制度的突破性尝试与创新，正如奥斯特罗姆所言，人类社会中大量的公共事务并不是依赖国家也不是通过市场来解决的，人类社会中的自我组织和自治实际上是更为有效的管理公共事务的制度安排。[16]通过推动非营利性住房发展组织的成长，可以从住房领域推进公民社会的建构，促进民众做好住房的自我服务与管理，实现安居的民意诉求，并对其他社会领域的建设成就和公民社会的整体发展进步产生夯实和加固的作用。

（三）更进一步地保障与提升公民住房权

我国大规模地建设保障房、实施各种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最终目的其实都是为了保障国民住房权的实现，即“公民有权获得可负担得起的、适宜于人类居住的、有良好物质设备和基础服务设施的、具有安全、健康、尊严、不受歧视的住房的权利”。[17]住房权是源自人的自然需求和社会需求、直接影响公民其他重要权利实现的一项基本人权，是体现和维护人格尊严与价值的重要前提。党的十七大报告将住房权明确宣示为我国公民的基本人权，“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目标的提出标志着党中央正式从人权角度来审视和看待住房问题、制定住房政策，我国开始走上追求与实现公民住房权的探索之路。遗憾的是，尽管住房改革以来政府在实现公民住房权方面已经做出了种种努力，但成效并不明显，而且还存在走向住房市场失序和保障性住房体系难以正常运行的双重失败的可能，其中的原因之一便在于政府的政策工具选择过分强调了行政规制和市场化工具，没有通过公共企业、非营利组织等政策工具来实现政策目标。[18]

对于如何保护、促进和实施住房权，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做出了明确的倡议，除了要求各国政府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外，也要求各国积极培育和调动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的力量来从事住房建设供应。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1975年发表题为《非营利住房协会》的报告，在对亚非拉各国非营利性合作建房进行考察梳理后，明确提出创设或加强非营利性住房协会是改善人类、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居住条件和住房权益的有效途径之一。1996年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发布的《伊斯坦布尔人居宣言》指出，不仅各国政府要采取行动，社会各个部门包括私人部门、非政府组织、社区都要采取行动，为人人提供适当的住房；政府要采取适当行动以促进、保护并确保住房权逐步充分实现，这些行动包括支持社区、合作社和非营利的租房计划和房主自住住房计划。2002年联合国《住房权利计划》的首份报告提出，政府必须废除禁止公众参与的法令，必须创造经济、社会、政治的条件以满足公众对自己住房权的维护，特别是国家必须不能限制人们自由组织和集会的权利；国家必须进一步尊重个人建造自己住房的权利，鼓励公民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尽管我国的政治制度、社会体制、发展阶段等现实国情具有不同于别国的独特之处，但就追求民生改善、促进公民住房权实现这样的社会发展目标而言，面临的问题其实与其他国家并无太大不同，我国的住房建设改革也需要有更为广阔的思路，加深对非营利组织在解决公民住房难题中重要作用的认识，积极探索、努力尝试这一崭新的改革命题。

（四）住房调控走向长效化、平衡化的可行进路之一

回顾近十年来我国住房市场调控的历程可以看出，历次调控的核心重点都是压制需求甚至包括部分合理的刚性需求，以“堵”为主成为了调控政策的“主线，” 最显著的体现是以限购、限贷、限价为代表的“三限令”的推行。从表面上看，这些措施确实产生了一些效果，房价的暴涨势头得到一定遏制，住房的投资投机行为受到一定控制，但是这样一种基于强力行政命令干预思想的调控手段能否使住房制度走上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健康轨道是值得怀疑的。限价令带有由政府为住房定价的色彩，严厉的限购政策直接压制了许多民众的住房改善性需求，伤害了其合理的住房权益，这种有悖于市场经济体制的行政命令式干预过于激烈与生硬，造成了住房市场一定程度的扭曲，若长期实行将无助于构建健康的住房体系，不能成为一种长效化的政策机制。

再者，这些压制需求的政策已实施了多年，其积极效应正在逐渐衰减，近两年来全国各主要城市的房价涨幅又有所抬头，边调边涨的状况依旧在延续甚至还有所加重，日益反映出行政化干预方式的软肋与不适应。这样的政策路径依赖已经使住房市场产生了一定的“抗药性”，不断地消解着调控政策的冲击，同时也意味着长期施行的一味打压需求、控制购买的“堵”的政策思路已经到了需改弦更张的时候了，应当在住房的供给端有所作为和突破，从住房的需求管理转向需求与供给并重的管理，寻求一种“疏堵结合”的调控态势。在此背景下，党中央提出探索建立非营利组织参与保障房建设运营、加强住房供应端建设与完善的改革理念是我国住房制度调控思路的方向性转变，彰显了中央政府突破政策疲倦、探索完善住房调控长效机制的意志。

四、结 语

“社会所有三个‘部门’——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民间部门——共同合作是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最佳途径。”[19]探索建立非营利组织参与保障房建设运营的体制机制既是我国住房制度体系自身迈向科学化长效发展形态的重要节点，更是我国的改革发展理念从“管理”转为“治理”的突出体现。在继续强调政府责任的同时，积极探索推动非营利组织进行保障房的建设、分配、管理，切实改变目前保障房建设管理主体单一的现状，必将对我国住房制度体系的长远健康发展、对政府的改革治理能力的提升、对经济社会的建设与长期协调发展产生深远而重大的意义。

作者：汪建强

政府人权组织研究管理论文 篇2：

我国社会组织监管问题研究综述

摘 要：从系统的角度对我国有关非营利组织监管问题的研究进行梳理，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分别对现有相关研究进行一个系统的概述，旨在为大家展现一个清晰的对非营利组织监管问题的研究体系。

关键词：社会组织；监管；系统；研究综述

1 导言

自十六届六中会提出要实现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之后，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明确了社会组织在我国社会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在这一契机之下，我们可以预见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将会以一种更为蓬勃、健全的姿态出现，学术界也将掀起社会组织研究的新高潮。然而现阶段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还很不成熟，要使社会组织的发展法制化、规范化，它们才能真正承担起社会管理的职责。因此，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通过对已有社会组织监管问题的研究进行梳理，清晰未来研究发展的基点，使未来研究在批判借鉴中得到发展，在现阶段具有重要的意义。

2 宏观层面的研究

在这里，我将对社会组织监管问题宏观层面的研究概括为对其指导思想的研究。这里的指导思想是指贯穿整个监管体系、指导整个监管过程的一种理念，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东西。当前我国在对社会组织的监管问题上并没有形成一个专门的指导思想，但纵观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历史和监管现状，由于对社会组织不信任而对其进行严格监管、在许多领域对其进行高强度的控制的观念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体现，极大的阻碍了社会组织的自主发展和社会职能的有效实施。

我国学术界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组织监管的指导思想这一概念，也没有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但许多学者都對这种当前普遍存在于对社会组织监管中的观念进行了批判。如张忠军在批判当前我国对社会组织立法的指导思想时就说到：“现有法律制度在指导思想方面, 表现出”严格管理、从严控制、限制发展“的色彩，……。现有的法律制度的核心是重政府管理, 关注政府权力的行使; 轻权利保障, 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利事实上受到了较多限制。”

3 中观层面的研究

我国学术界关于社会组织监督问题的研究在中观层面上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就是法制体系、行政体制和监管机制，这三个方面是我国社会组织存在的大环境，无论是对社会组织的监管还是讨论社会组织的发展，都需要在这三个大环境下展开。

（1）法制体系。我国学者对于当前我国社会组织法制体系的研究都存在着一个共识，那就是当前我国有关社会组织的法制体系存在着很多缺陷，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具体来说，主要存在着立法滞后、立法层次低、配套法制的不完善、立法的实体性内容缺乏规定或规定不当等问题。针对当前我国社会组织的法制体系存在的这些问题，学术界提出了许多的改革方案，如提高我国社会组织立法的层次，明晰社会组织的分类；对社会组织的主体合法性、税收优惠、营利活动的限制等运作中的实体内容根据不同的社会组织的类型进行规定等等。

（2）行政体制。对于我国现行社会组织的行政体制，最主要也最受学者们关注的就是“双重管理体制”，使用的是分级管理、限制竞争的原则。贾西津指出，这种管理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门槛高、限制多、监管不力，许多其他学者也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主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①“双重管理体制”使得社会组织进入的门槛过高，再加上对非竞争性、限制分支等条件的严格限制，使得很多社会组织都陷入了“合法性”困境；②“体制内”社会组织的自主运作举步维艰，资金来源、机构设置、人事构成等各方面都受到了业务部门的严格控制；③双重管理导致“多头行政”的弊端，部门之间的分工不明确，社会组织的职能发挥受到很大的影响；④政府部门的过多介入还使得社会组织成为了腐败滋生的温床；⑤高门槛使得社会组织在双重管理体制外以各种形式存在，难以将所有社会组织纳入监管系统。

面对现有体制存在的诸多弊端，有学者提出要取消这种管理体制，也有学者认为其在现阶段还有其存在的合理价值,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将继续下去。虽然学术界在是否取消现有管理体制的问题上众口不一，但对其进行改革成了学者们的共识。张继红认为要对登记机关和业务部门的权责界线进行清晰的界定；贾西津则建议设立专门、独立的民间组织监督管理机构，对社会组织进行相对统一的监管。

（3）监管机制。当前我国社会组织的监管机制主要是偏向于外部监管，而外部监管又主要是以登记机关尤其是业务主管单位的高强度、非理性监管为主，处于一种极不合理的状态。这样的监督机制存在着社会监督环节薄弱、政府相关部门监督不合理、不完善、社会组织自主性受到控制、自律能力发挥的不足等弊端，极不利于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和对其行为的有效监管。针对这种情况，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是要实现外部监管与内部自律的共同发展。外部监管就是指法制、政府、社会三方面的监管，而内部自律就是指社会组织自身自律机制能力的发挥。其中，有学者指出，政府监管除了登记机关与业务主管单位两个主体之外，还要将税务部门、审计机关、检察机关等相关部门纳入进来，并明确规定它们各自的职责范围，实现对社会组织以及各政府部门之间的有效监管。在社会监督方面，陈庆云从舆论监督、竞争环境（即行业监管）、利益相关者（捐赠者和受益者）等方面对社会监督的构成及其重要性进行了分析。而在内部自律方面，井涛则指出，要通过严格遵守适当的程序和章程的规定、机构设置上体现决策、执行和监督的相互分离和制衡来实现社会组织的内部自律。

4 微观层面的研究

从微观层面上来讲，学术界对社会组织监管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组织的主体合法性、非营利性、财政收支状况及其日常运作情况这几个方面，并习惯于主要从法律规制、政府监管、社会监督的外部监管和社会组织的内部自律四个层面来对这几方面的监管进行研究。

（1）法律规制。在社会组织的监管体系内，法律规制这一环本身就是一个系统的内容，涉及到了社会组织的建立、运作、发展等各个方面。因此在微观层面对社会组织相关问题的法律规制成为众多学者尤为关注的重点。鉴于我国社会组织主体合法性的取得门槛过高、相关法规不完善的现实，雷兴虎、陈虹指出对社会组织主体资格的法律规制一是要体现结社自由与社团管制的平衡；二是要社会组织的主体资格与民事主体、行政主体的资格区别开来。王名、贾西津则进一步指出要在对社会组织进行合理分类的基础上，赋予其相应的法人资格并实行相应的法律规范。此外，王晓、王莉还提出，对非法人社团应适用合伙的相关规定，由社团的成员来共同承担责任。在社会组织财政收支状况的法律规制方面，各国通用的做法是进行相应的税收立法，从法律上进行严格的财政税收优惠规定，从而作为刺激、规制社会组织财政收支的有效手段。

（2）政府监管。我国当前的政府监管主体主要集中在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部门，政府高强度的监管渗入了社会组织的准入、财政、人事、日常活动等各个方面，而对其准入阶段主体合法性的监管力度又远大于对其准入后的运营活动的监管，监管极度缺乏适度性和合理性。针对这一现状，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是对政府监管的主体、力度、权责关系进行重新界定。王名、陶传进建议实行“社会投诉制度+ 政府受理部门+ 政府部门向社会公开其所掌握的信息”的综合模式，来突出政府民间组织管理部门的监督执法地位，使政府从全面干预中退出。而在业务主管单位的改革上，他们还提出可考虑政府采购上发挥业务主管单位的主体性作用,使之主要扮演资源提供者的角色，最后可以达到分领域取消业务主管单位的目标。

（3）社会监督。对社会组织的社会监督是我国现有社会组织监管体系中较为薄弱的一环，而它又本着其监督的有效性和低成本成为了近年来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的焦点。在这一环节的研究学者们主要通过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围绕着社会监督的理论依据、监督主体、监督方式和途径等方面进行。吴文洁指出，对社会组织实行社会监督的理论依据来自于对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的追问。周美芳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视角，将民间评估机构、媒体、一般公众、同行业组织、竞争者、当地社区、相关的社会活动团体等作为社会组织外部治理的主要参与者提了出来，为我们明确了社会监管的主要主体，并建议我国借鉴国外的治理经验，建立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而贾西津则明确指出，社会监督机制的首要原则是公开，社会组织需要向公众交代四大责任，即财务责任、过程责任、项目责任、优先权责任，并以主动公开和被动公开两种形式进行交代，以此保证社会监督的有效实施。

（4）内部自律。在中观层面的论述中已经提到了完善的社会组织监管机制应该要实现外部监管与内部自律的共同发展，尤其是在外部监管环境不成熟的情况下。因此如何实现社会组织的内部自律已成为了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首先社会组织的章程本着其在社会组织内部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完善社会组织的内部规范体系、制定明確而规范的章程，成为了学者们的共识。在此基础上，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实现社会组织内部自律的建议。有学者从社会组织制度构建的角度进行探讨，提出进行最高管理机构——理事会、执行机构——秘书处的制度建设以及基层乃至整个社会组织成员的道德规范建设，来实现社会组织的内部有效治理与自律。有学者则从社会组织自主治理实现的途径入手，指出通过建立强有力并积极进取的理事会、评估和监督使命与战略规划、项目评估和监管、能力监控以及定期安排部门的开放监督日这五个途径，来实现社会组织的自律。

5 进一步研究问题的提出

通过以上的系统分析，可以看出，现有社会组织监管问题的研究体系已初具规模，不仅在中观层面上抓到了当前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管亟待改善的两个方面——法律体系、管理体制，在微观层面上也对较为薄弱的社会监督、内部自律环节加大了研究力度。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这样可喜的成绩就停步不前，现有研究体系还有不完善之处，我们还需要对其进行深入的反思。基于这样的想法，笔者在现有研究体系的基础上，继续以系统的思维，提出了几个进一步研究的设想：

（1）加强宏观层面的研究。笔者在前面已经提到，宏观层面的研究主要是指对社会组织监管的指导思想的研究。之所以将这一点放在宏观层面单独提出，是因为当前我国有关社会组织的立法以及对其监管的现状都表现出了对社会组织进行严格规制、限制发展的思想。这与我国社会组织蓬勃发展的现状极不和谐，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能力的发挥及其良性发展。针对这种现状，笔者认为，在宏观层面上建立一种良好的指导思想，用以有效指导有关社会组织的立法、监管、发展等方面，是未来学术界研究的重要方向。根据笔者的初步设想，这个指导思想应该根据我国整个社会的发展现状，纳入人权、民主、结社自由、公平、效率等方面的考虑。并将党的其他大政方针以及主要思想渗透进去，从而也弥补了当前我国社会组织监管体系中缺乏的党的监管这一环。而这样的指导思想如何贯彻、渗透到监管体系的各个环节中去，也是我们未来需要研究的问题。

（2）对社会组织进行分类监管。面对社会组织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分类研究将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分类监管的思想在许多学者的观点中已经初见端倪，无论是在有关社会组织的立法中，还是监管制度的制定中，学者们对社会组织进行分类的重要性都有所提及，但却没能形成一种系统的观点。随着十六届六中全会上社会全面管理目标的提出，我们可以预见社会组织将会以更丰富的形式承担起社会管理的责任，更多新型的社会组织将会在更多新的社会领域中出现。

（3）自律与他律的关系探讨。当前学术界对社会组织的法律规制、政府监管、社会监督、内部自律几方面都有着相当的关注，并分别取得了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但是从系统的角度来看，对自律与他律之间的联系和互动的探讨还不足，只有周志忍、陈庆云等少数作者提到了相关观点。如何将自律与他律有效的结合起来，实现效用的最大化？如何在两者之间进行度的把握，同时实现社会组织的自主性与监管的有效性？自律与他律是否可以互相利用、互为支持，促进两者的共同发展？笔者认为这都是在自律与他律的关系上值得探讨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整个监管体系的系统性和有效性。

6 结语

笔者认为，事物是动态发展的，无论现有研究成熟与否，都需要积极顺应这种发展，而且要预见其发展方向，才能为实践提出更为有效、更有生命力的改革方案。因此，本着这样的想法，用系统的眼光审视现有研究，对其进行不断的反思和完善，是每个研究者都应该进行的工作。笔者通过以上对社会组织监管问题研究的初浅认识和建议，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贾西津.第三次改革［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2］周志忍，陈庆云.自律与他律——第三部门监督机制个案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3］王名.非营利组织管理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作者：刘昱伶　文海霞　李向渊

政府人权组织研究管理论文 篇3：

联合国需要“新思维”

张贵洪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教授

联合国新秘书长潘基文已走马上任，世人对首位来自东亚国家的这位世界大管家充满了期待。

联合国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要推动联合国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一些新思维。

安全、发展和人权并行。安全问题一直是联合国工作的“重中之重”。安理会是联合国六大宪章机构中规模最小却是权力最大的一个，联合国每年的维和费用是正常预算的几倍。“发展是硬道理”，世界上的许多不安全就是由欠发展引起的。同时，人权的价值越来越突出，因为安全首先是人的安全，发展最后也是为了人。近年来，联合国在传统的维持和平的基础上加强了“建设和平”，出台了“全球反恐战略”，成立了人权理事会并提出“保护责任”的概念，确立并开始落实“千年发展目标”。联合国应强调安全、发展和人权三者之间的相关性，关键是通过发展实现安全这一硬价值和人权这一软价值。

政治改革与行政改革并举。以增加安理会席位和修改宪章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改革涉及权力、利益的分配和观念、秩序的重构，因此分歧较大，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而以提高效率、实现廉洁为目标的行政改革则因为触及既得利益，难度也不小。然而，改革是“人心所向”，也是联合国的惟一出路。当务之急是一方面要尽快确定安理会改革的原则和框架，另一方面加快联合国的机构改革。从长远看，人权理事会应提升为宪章机构，取代名存实亡的托管理事会。

主权和人权并重。这涉及联合国为谁服务、对谁负责的问题：是主权国家，还是各国人民？《联合国宪章》的第一句话是“我联合国人民团结起来追求更美好的世界”。冷战结束以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围绕“主权高于人权”还是“人权高于主权”争论不休。事实上，在国际社会，主权涉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人权关乎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人权至上体现的是一种目标和价值，而主权平等则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种游戏规则，在制度上表现为联合国大会的一国一票。联合国应坚持主权平等的原则，同时追求人权目标的实现。

推行新多边主义。联合国是多边主义的象征、代表和体现。安南卸任前在总结其10年工作时提出了五大原则，其精神就是多边主义。以国家间关系为中心的旧多边主义在全球化时代日益显示出局限性。作为最广泛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应及时地把其他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新兴力量整合进来，建立适当的利益表达机制，共同致力于全球治理。

倡导全球治理的理念。很难想像一个没有联合国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但联合国不是万能的。全球治理的理念意味着联合国要联合世界公民社会的智慧、力量和责任，共同应对治理国际社会面临的贫穷、疾病、灾害、污染、教育、犯罪等全球问题的挑战。全球治理要求多种行为体通过谈判和协商等方式，制订并监督执行国际行为准则，共同承担解决全球问题的任务。

建设联合国文化。新秘书长提出要把建设联合国的工作文化作为其机构内部工作的三大重点之一。从全球治理的角度看，联合国文化不应是某一个或某一类国家的文化，而是一种世界公民文化。联合国的原则、规范、程序、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都要体现这样一种文化。

加强能力建设。联合国的贡献和成就有目共睹，但不可否认，联合国依然在许多安全问题上无能为力、在很多发展问题上力不从心、在诸多人权问题上吃力不讨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联合国系统机构庞大而建设能力不足。因此，提高联合国机构的行政和执行能力、加强联合国组织与主权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协调和沟通能力、改进联合国系统的管理和监督能力，从而全面提升联合国的全球治理能力，应成为联合国的一项重要任务。

重塑联合国威信。美国绕开联合国发动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带来的“外伤”、联合国机构的腐败和低效现象造成的“内伤”，使联合国的威信受到严重损害。因此，联合国面临的任务是改善联合国机构的管理和效率，重树各国对联合国的信心，重振联合国在国际社会的威信。

作者：张贵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