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与语言文化论文

摘要：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思维方式，是对抽象概念认知和表达的强有力的工具和武器。爱情作为一种极其抽象复杂的概念，常常需要借助隐喻机制才能得以最充分的演绎和阐释。在汉英语言中，采用隐喻机制来表达“爱情”的语言形式比比皆是。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隐喻与语言文化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隐喻与语言文化论文 篇1：

文化地理志的新景观：诗性隐喻与修辞语言

在中国话剧史上，将小说改编为话剧来表现上海城市空间的剧作，应该为数不少， 如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王安忆的《长恨歌》、白先勇的《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等，都算是一种经典的范例。根据金宇澄获得茅盾奖的小说改编的舞台剧《繁花》，也应该是成功之作。

如果说2009年北京人艺演出的《窝头会馆》象征着1949年前夕的老北京，是都市民族志的新范本的话，那么，2018年首演的《繁花》则是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新上海文化地理志的新景观。本文试图从城市文化地理志的新景观、诗性隐喻和修辞语言来阐释马俊丰导演的舞台剧《繁花》。

文化地理志的新景观

上海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到90年代，经历了一个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金宇澄的长篇小说《繁花》就表现了上海城市空间停滞和发展的这两个阶段的历史。在这里，有一个哈拉尔德·韦尔策所说的地点志（Topographie des Ortes）和时间志（Opographie der Zeit）的问题。①

小说《繁花》是采取图文并茂的方式来表现上海的城市空间的，被认为是最好的表现上海的“城市小说”，而舞台剧《繁花》则是采用舞台布景和影像来直观地表现的，给你的感觉像是上海这个城市空间的文化地理志的新景观。

金宇澄小说《繁花》写六七十年代采取一半喜剧，一半悲剧的方式，这是《繁花》的诗眼，或者说戏眼。在舞台剧《繁花》中，这种文化地理志的新景观是通过多媒体影像和对话来表现。

姝华：此地真特别，皋兰路，旧名，高乃依路，高这个人，一生懂平衡，写喜剧悲剧，数量一样，就像现在，一半开心，一半吃苦。

沪生：不讲了，不讲了。

姝华：再前面，香山路，旧名莫里哀路，与高乃依路紧邻，莫里哀与高乃依是朋友，但莫里哀只写喜剧，想想也对，一百年后，法国皇帝上断头台，人人开心欢畅，就像此时，标准喜剧。

金宇澄通过法租界的高乃依路和莫里哀路，隐喻了悲喜剧的意味，舞台剧除了“沪生不响”之外，选取了这段话，也是看中这段话的城市空间意味。

沪生：皋兰路公寓，是父母解放前就租的房子，蓓蒂住底楼，帮佣的绍兴阿婆，吃长素。小时候，和蓓蒂爬上屋顶，眼里是半个卢湾区。香山路，复兴公园，祖父独栋洋房一角，尼古拉斯东正教堂。

金宇澄《繁花》写阿宝从拉德公寓搬到曹杨新村，给人感觉他从小就生活在那里。可以作为一种新上海的生活方式来研究。这个苏联援建的工人新村，成为新上海的某种符号，但在舞台剧中只是写到地名，没有展开来表现，不能不认为是一大遗憾。《繁花》表现20世纪90年代基本是以酒店的包厢和徐总的客厅、饭厅作为场景。在小说中多次出现，而在话剧中则是两次，一次是在常熟徐总家，一次是在上海。这两次前后，在情节上都有呼应。这又意味着20世纪90年代，从事商业的都市人群，大都是在饭店的包厢见面。在这里，饭局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征兆。

诗学隐喻：主题与情境

舞台剧《繁花》由温方伊编剧、马俊丰导演。此剧从编剧、导演到演员都是年轻人组成的，这意味着一代年轻人正在进入“繁花”时期。

导演马俊丰说：“金老师写的人物，螺旋向下了18层，舞台上的人物向下3层，我们看的是同一个点，只不過他更深。”②此剧选取了小说中的几组人物，沪生、阿宝、姝华、蓓蒂、小毛、银凤、海德、爷叔、小毛娘、汪小姐、李李、徐总、苏安，以及林太太、陆太太，还有兰兰、大妹妹等。原小说中的康总、范总、陆总等老总，梅瑞、白萍、吴小姐、金妹等女性删掉了，宏庆未出场。小说中那么多的老总，意味着一个商业化的时代，在舞台上没有完全展示出来。从小说到舞台，应该说，编导不仅仅是人物上的删选，更重要的是隐喻的集中，而且是采用了“诗学层面的隐喻”。③

《繁花》的主题是通过一首诗呈现的，这首诗是假托外国人写的，姝华抄的，在舞台剧中反复出现，成为一种具有诗学隐喻的主题。

梦中的美景如昙花一现，

随之于流水倏忽的消失。

萎残的花瓣散落着余馨，

与腐土发出郁热的气息。

在这里，昙花成为一种隐喻，成为全剧的主题。而李李对玫瑰花的恐惧，也是对所谓爱情之花的一种转喻。

但是，从小说到舞台剧的改编看，编导还是表现出了作品的主题，就像姝华在给沪生的信中所写的那段话：

年纪越大，越觉得孤独，是正常的，独立出生，独立去死。人和人无法沟通，人间的佳恶情态，已经不值一笑，人生是一次荒凉的旅行。

这封信是作为采购员的沪生在邮车中读到的， 姝华离开上海到吉林支边，生了三个孩子，沪生坐邮车出差，却出现了“人生是一次荒凉的旅行”，这是一种隐喻，在这里，表现了一种在整部小说和全剧中体现出来的现实主义中的现代主义的主题。

金宇澄写集邮、写军舰，让人感觉到他是一个集邮爱好者、军舰爱好者。在剧中只表现了军舰，也许是因为军舰更有舞台的展示性。

全剧最具有诗性隐喻的是阿宝对于蓓蒂和钢琴的回忆：

阿宝：钢琴有心跳，不算家具，有四只脚。房间里镜子虚虚实实，钢琴是灵魂。……少女时代的蓓蒂，白裙黑琴，刚柔并济，相当优雅。但这是想象，因为现在，钢琴移动僵硬的马蹄，驮着白裙的蓓蒂，消失了，只剩空白墙壁和深深的马蹄印迹。

在舞台剧中，表现了蓓蒂家的钢琴被抄没的情境。在这里，蓓蒂和钢琴成为一种优雅文化的诗性隐喻，蓓蒂和钢琴的消失是全剧最具有悲剧性的一幕。

修辞语言：意象与象征

金宇澄在《繁花》的题词中写道：“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原作中的“不响”有人数了数，居然有1500个之多，这个“不响”，在舞台剧中很难表现。我总觉得可以在字幕中做文章，就像电影中的默片一样。

文学语言是和美学修辞相联系的。④因此，文学语言和美学修辞，可以称之为修辞语言或者修辞美学。编导采用童谣、诗词、评弹、歌曲等修辞方式来表现。如小说中原有的童谣：

酱油蘸鸡么，萝卜笃蹄膀呀，

芹菜炒肉丝么风鳗鲞，

红烧排骨么红烧狮子头呀，

韭菜炒蛋么两面黄。

这种童谣，在舞台上创造了一种生活的氛围。同时，舞台剧也采用了小说中原有的评弹表演的描写，如展示评弹先生的“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评弹女角的《貂蝉拜月》，“吴音呖呖”。剧终曲也是表现了一种怀旧的情绪。

如果说，童谣、评弹和歌曲只是全剧的一种诗意的氛围的话，那么姝华和阿宝说阿婆和蓓蒂变成鲫鱼和金鱼一段，是最有诗意的意象和象征：

姝华：蓓蒂对池子里叫，“阿婆、阿婆，让我变金鱼呀。”……夜里我看到，野猫叼了蓓蒂、阿婆一直朝南走，到了黄浦江边，猫嘴巴一松，鱼就跳进了日晖港，黄浦江里。蓓蒂讲，“姐姐如果想变，也是一条金鱼。”我讲：“姐姐不想做金鱼，姐姐做人。”

在这里，展现了从蓓蒂家到黄浦江边的城市空间的意象和蓓蒂、阿婆变成金鱼的童话般的象征。

导演运用转台、多演区、多媒体等手段，来展示舞台的假定性、空间性和意象性，如转台在一开场就出现了一座老洋房的模型，在转台上转。转台是中心的表演区域，银凤见阿宝、徐总请客等，都是在转台上表演出来的。多演区，在左侧的理发店，通过理发店的椅子来表现；后区的一楼姝华家，阿宝和她的私情就是在那个空间表现出来的；二楼的银凤家，小毛和她的偷情，也是通过那个空间来展示。多媒体再现上海两个时代的街景和建筑以及环境的变化，也采用了一些抽象的背景。结尾的多媒体是通过人的倒退来表现一种时光倒转，象征着人们的回忆。舞台音响的效果，符合国际流行趋势。

最后就是语言修辞。从小说《繁花》可以看出非常浓厚的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方情结，舞台剧也有表现，如沪生的父母是军人，穿着军装，说着北方话。

不能仅仅将《繁花》看作是沪语剧，用方言来演话剧，很容易将《繁花》变成粤语剧《七十二家房客》。但具有话本小说风格的舞台剧《繁花》又必须用沪语来演出。

上海作为一种语言的存在，在三四十年代是存在的，就像当年上海的电影，虽然用的是国语，但确实很有上海的味道，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推广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普通话，颇有上海风味的“国语”衰微了——这种“国语”风味在中国台湾以变形的方式继续存在（就像张爱玲的小说继续影响台湾的小说一样）。

有人认为，上海一度失去了语言的存在方式。王安忆的《长恨歌》让我们找到了已经失去了的上海的日常生活，金澄宇的《繁花》则让我们找到了失去了的上海的语言方式。

金宇澄用上海话写作，让我们重新感觉到上海话的存在。他采用短语的方式来表现，人物、情节混杂一处。金宇澄写女人和老板的对话，非常精彩。基本是女人在独白，老板只是在听，即通过“不响”来表现，将一个个上海女人的心机展露无遗。而舞台剧结尾，说北方话的李李对阿宝，说出了自己在广东、澳门等地辛酸和悲惨的经历，并道出了恐惧玫瑰花的真正缘由，玫瑰花伴着英文的下流语言在李李小肚子上以刺青形式出现，在这里，玫瑰花成了城市空间的一种“恶之花”。

最后，我借孙柏的话说：“剧场之于城市，不仅仅生产着关于当下社会生活的种种隐喻，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即是一劳永逸地提供着关于这个城市的转喻。……剧场履行着它关于这个城市的修辞功能。”⑤确实，我们在舞台剧《繁花》感受到了一种诗性隐喻和修辞语言，在舞台上看到了作为文化地理志的上海城市空间的新景观。

（作者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博导）

注释：

1.哈拉尔德·韦尔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李斌、王立群、白锡堃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页。

2.驳静：《舞台剧〈繁花〉穿梭至沪语旧时光》，《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35期。

3. 张沛：《隐喻的生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页。

4.雷淑娟：《文学语言美学修辞》学林出版社2004年，第49页。

5.孙柏：《客厅剧的复归：城市资本主义的剧场测绘学》，《寻找多数：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戏剧批评》中国戏剧出版社2015年，第19-20頁。

作者：胡志毅

隐喻与语言文化论文 篇2：

跨语言爱情隐喻异同的认知理据与哲学文化渊源考辨

摘要：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思维方式，是对抽象概念认知和表达的强有力的工具和武器。爱情作为一种极其抽象复杂的概念，常常需要借助隐喻机制才能得以最充分的演绎和阐释。在汉英语言中，采用隐喻机制来表达“爱情”的语言形式比比皆是。本文以认知隐喻理论为背景，在大量搜集和整合跨语言爱情隐喻表述的基础上，从共时角度对比汉英语言在爱情概念的异同，尝试性地探索人类思维及文化因素对隐喻生成与阐释的影响，挖掘其背后深层次的认知理据和哲学文化渊源。

关键词：爱情隐喻；跨语言研究；认知理据；哲学文化渊源

作者：孙毅 周世清

隐喻与语言文化论文 篇3：

初探互联网社群文化中语言隐喻与转喻成因

摘要：本文通过对互联网社群文化中语言隐喻与转喻现象的思考，挖掘出其符号本质的暧昧性与多义性、现代社会意义空间的多元性、人类社会永不枯竭的创造冲动、商业力量强大作用等方面的成因，并以此通过提出对互联网社群文化中语言隐喻与转喻应用研究所能带来的实用价值。

关键词：互联网社群;网络用语;隐喻;转喻

互联网社群文化是一种建立在互联网信息交互技术前提下的人类信息交换文化，它区别于日常现实生活中以信息交换为目的的使用语言符号为媒介的群体传播，它具备鲜明的网络传播特征，是各类型传统传播模式的叠加融合体。而互联网社群中的语言隐喻与转喻则是以这样的叠加融合体为特点为基础，产生出的一种传播现象。

关于语言隐喻与转喻的研究，重点分布从语言学、文学、艺术学、哲学等众多学科领域中，而更多地是作为一种工具在语言文字发展应用、文学艺术创作、哲学美学讨论中大量实际运用，它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独特的交互之功。

一、符号本质的暧昧性与多义性

互联网社群文化中的语言其本身具有符号属性，而符号本质具有暧昧性与多义性双重特征。符号的暧昧性是指其所指部分含混，它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不约而同的、抽象模糊的、非标准化的形态。与此同时，这种形态也不是唯一的，是多样的、繁复的。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符号的暧昧性与多义性甚至支配着整个语言学的研究系统。而互联网社群文化中的语言隐喻与转喻就是一种在暧昧与多义的意图表达思路中形成的技巧。

二、现代社会意义空间的多元性

互联网社群文化中的隐喻与转喻还与现代社会意义空间的多元性有关。符号的所指部分的界定需要与社会系统中的意义空间发生关联。而这种意义空间需要与语言文字发生的共通理解和接近的生活场景、文化背景的共同作用。

其中，在媒介层面会形成以媒介为主导的意义空间。若是围绕某个游戏主播的讨论社群中，基于游戏平台媒介的隐喻与转喻现象，就要受制于游戏平台的社交功能、规则。如在游戏《部落冲突：皇室战争》（Clash Royale）中。开发商未在游戏竞技过程中设置文字输入功能，只用了特定图像表情的方式做简单的交流。这样的设计对于爱好者出于展示与社交的二度创作视频中，图像表情所涵盖的意义就变得丰富起来，而运用文字的隐喻、转喻的应用就少了很多。

另外，尽管讨论的是互联网文化，但线上与线下依然存在不可割裂的关联。在现实生活中形成的阶层、圈属也会在互联网中形成相似的社群。如2020年大学生群体创造的“内卷”。“内卷”原属于细胞生物学下细胞分化与发育学科的一个专有名词，是动物胚胎原肠作用时的一种特殊状态。之后，被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在《农业的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生态变迁的过程》中扩展为社会学范畴。而近期，在大学生群体中产生热论的“内卷”则是对前两者意义的进一步扩展，它用一种具体的生物学定义隐喻现实大学生状态，是对现实中大学生群体内部竞争的现实的感慨，它被大学生群体应用在微信朋友圈中，亦是对这份感慨的一种无奈情绪抒发并产生社群内共鸣。

三、人类社会永不枯竭的创造冲动

互联网社群文化是基于现代互联网技术的人类社会文化形态。在互联网社群中人类将互联网信息符号通过各类型的社交平台技术进行传播。随着我国互联网的普及和数字化产业不断扩大，数字技术鸿沟逐渐消弭，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互联网社群积极地参与到互联网文化的创造中。互联网语言的隐喻与转喻现象作为其中的典型，代表着用户在互联网平台中释放具有社交属性的个体意见。个体和较小群体的兴趣、爱好拥有了讨论平台，得到了充分交流的可能性。人类永不枯竭的创造性冲动与人类语言的发展碰擦出了火花，这股不可遏制的创造性冲动在互联网社群文化中如鱼得水。

四、商业力量强大作用

互联网在市场化中受到商业力量影响较大，有大量的商业资本影响着互联网文化的发展方向，也进一步建立了形式多样的、具有商业牟利属性的社群。在这样的社群中，部分商业行主体通过在互联网社群中设置议程，并通过控制媒介资源侵入用户的信息获取渠道，而受众或将拟态环境中的“热门”理解为“重要”。在信息泛滥的时代，少数媒体素养水平高的受众，可以将信息进行有效分类，有意识地去除无效信息，而大多数人依然处于对传统媒介、传统传播手法的依赖，他们更多地服从于拟态环境中所制造出来的媒介虚拟形象。而互联网语言的隐喻转喻就有效的将两者进行区分开，并且甄别目标用户群体，更高效地促发群体功力的产生，加强用户对商业性社群的归属感和对商品的依赖性。

五、研究意义

1、舆情分析中的分析对象

从互联网信息应用角度来看，当前对互联网社群文化的研究主要是通過其要素的分析，实现对网络舆情的掌握与控制，而运用于互联网社群中的语言隐喻与转喻是人们在互联网交流过程中的语言交互行为，是一种可用于定量分析方法中的重要研究对象，通过对互联网社群语言发生隐喻、转喻的行为，以及对其发生的变化、扩展、逆向等特征作为研究变量数据，加以分析，从而服务于舆情分析。

2、是社群文化研究的重要元素

从互联网社群文化研究角度来看，在社群内部信息的传播模式和路径都大致相似，然而形成丰富多彩的互联网社群文化则仰赖于参考主体本身和语言符号的不断创造，在传播学研究现实社会形态时，常把群体划分为首属群体、参考群体和偶发群体，而在互联网社群中受到其影响，呈现出各类型传统传播的叠加形态，从参考主体入手的研究思路必然受到局限，而从语言的隐喻、转喻现象或是一种打开社群文化研究思路的新钥匙。

从语言隐喻与转喻的共性看来，它们皆为人类语言发展过程时，符号结构中所指部分的积极扩展，是语言符号在伴随人类精神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外部表征。

参考文献

[1]乔治·莱考夫 / [美] 马克·约翰逊.何文忠译.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4：76-77.

[2]王丽.网络新词生成机制的认知阐释[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4（04）：76+87.

[3]刘伟，王新新.粉丝作为超常消费者的消费行为、社群文化与心理特征研究前沿探析[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1，33（07）：41-48+65.

[4]刘世定，邱泽奇.“内卷化”概念辨析[J].社会学研究，2004（05）：96-110.

项目：本文为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人文社科类项目“基于互联网社群文化的语言隐喻与转喻现象研究”成果 项目编号XSK2016B01

作者简介：毛晓敏（1988.2-）男，职称：讲师，学位：硕士，研究方向：戏剧与影视学;新闻传播学。

（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 影视传媒学院 安徽 合肥 231200）

作者：毛晓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