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文化论文范文

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语言与文化论文范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要正确理解文化语言学的学科性质，就必须了解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本文从揭示语言与文化的相互关系入手，阐明了文化语言学的人文价值，指出了我国文化语言学研究的意义以及促进汉语教学的意义。

第一篇：语言与文化论文范文

文化接触与语言变异

摘 要: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能自给自足。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由于不同民族的相互交往,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必然会带来语言的接触和变异。本文以汉语为出发点,主要讨论了中国与亚洲其它地区以及欧美地区的文化接触和语言接触情况,并探讨了随之产生的语言变异现象。

关键词:文化接触 语言接触 语言变异

一、绪论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一种文化的变迁史就是一个民族的发展史。不同民族文化的接触、碰撞与融合是引起文化变迁及语言变异的重要原因之一。著名语言学家萨丕尔曾经说过:“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交际的需要使说一种语言的人和说临近语言的或文化上占优势的语言的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交际可以是友好的或敌对的,可以在平凡的事物和交际的平面上进行,也可以是精神价值——艺术、科学、宗教——的借贷或交换。”接触与融合是语言文化自身发展的需要,根据系统论的观点,语言文化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任何一个民族要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化,都必须批判地继承传统语言文化的精华,并以此作为民族语言文化发展的基础。但若单纯地继承传统语言文化的精华,而拒绝接受外来语言文化的优秀元素,民族语言文化便难以得到良好、全面的发展。

汉语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一直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与推动。周秦以来,中华民族原有的文化传统虽然绵亘不绝、一脉相承,但中华文化在与外域文化的不断接触中,也在一直不断地接受外域文化的冲击和渗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目前全球一体化的进程正在加速,同时也加速了世界范围内语言文化的接触和融合。总之,语言文化的接触与融合使世界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而且也增加了人们更广泛、更频繁地进行语言文化交流的机会。本文从汉语出发,主要讨论了中国与亚洲其它地区和欧美文化的接触情况,并探讨了在此过程中产生的语言变异现象。

二、中外文化接触与语言变异

在中外文化中有全局影响的大规模的文化接触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汉魏至隋唐期间与印度佛教文化的接触。这次接触最明显的结果是改变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格局,使原来主要以儒、道两家对立互补构成的格局变成了儒、释、道三家鼎立互补的格局。第二次是以16世纪末为开端至今仍在继续进行的与欧美各国(包括受欧美影响的日本)的文化接触,其主要表现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现代社会思想和科学文化的激烈冲撞,中国文化在这一接触冲撞过程中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最终将有利于建立起中西文化对立互补的新格局。

(一)与亚洲其它地区的文化接触及产生的语言变异

“语言的接触和融合,一般都是与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相伴随的,文化的差异及文明程度影响着语言接触及语言融合的方式和进程。”(邢福义,2000)

公元6世纪至9世纪,日本向中国派遣了4次遣隋使和19次遣唐使,中国也有鉴真和尚等东渡日本,传播佛教和盛唐文化。此时传入日本的是长安一带的汉语音,日本称其为“汉音”,中国的《切韵》《唐韵》《广韵》和《韵镜》是当时日本音韵学者将汉字转换成日语读音的蓝本。日语的假名其实几乎都是模仿的中国汉字,现代日语里也有汉字,而且有些字的意义仍然与现代汉语一致。1981年日本政府公布的《常用汉字表》中就收入了汉字1945个。

汉语的外来词主要来自梵文、波斯文以及日文,其中有十分之一的外来语都源自日语,这中间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词汇占了70%。而且汉语对日本汉字词语的借鉴目前仍在继续。从根本上说,日本人不仅将西方知识翻译成汉字传递给了我们,而且让中国认识到了世界的面貌,敞开了向世界学习的大门。在语言上,日语过去、现在都有对中国产生了积极影响的一面。例如“電子 denshi(electron)、動脈 dōmyaku(artery)、原子 denshi(atom)、百貨店 yakkaten(department store)”等。

据史料记载,朝鲜半岛早在新罗、高丽、百济三国时代就已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当时三国广建学校,推行儒学,实行科举,并遣僧侣、学者入唐求学,类似日本的遣唐使。据统计,韩语中52.47%的词汇是汉语借词,汉语借词成为了该语言系统的主体。

随着中韩日建交,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频繁,大批韩、日留学生来中国留学,韩日电影、电视剧、歌曲等为很多中国人所喜爱,于是,韩日语中也有一些词汇进入了现代汉语词汇系统。年轻人常常用“韩流”“日风”来形容因受韩国、日本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风格。从韩日借入中国的词语,如:

地缘:因生长在同一地区而产生的关系。在韩国,这种学缘地缘关系渗透到各个阶层,下到普通百姓,上到政客官吏,在日常生活中无不受这种关系的影响,由于这种风气造成了一些不合理现象,因此也成为了一种社会问题。(申恩淑,2003)

名唱:唱歌唱得非常出色的人,著名歌手。

合乘:一起坐一辆车。

竹盐:在竹筒里倒入盐反复用火烤而成,可药用,可美容,在韩国有竹盐系列产品等。

另外,据统计,越南语中70%以上的词汇是汉语借词。(舒雅丽、阮福禄,2002)。

(二)中国与欧美的文化接触及产生的语言变异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法国人曾经很幽默地把一切与礼仪有关的繁文缛节等叫做“chinesery”,英国人把为了顾全对方面子而当时不表示出异议的行为叫做“Chinese compliment”(中国式恭维)。

明末清初,中西方文化发生了第一次真正的接触,两大文明进行了首次碰撞。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其实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涉及的范围包括数学、物理、天文、历法、地理学等。在这一过程中,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发挥了重要作用。据说,入华传教士和中国学者合译的著作有300多种,少数汉语水平较高的传教士甚至还用中文写作。明清间传教士所撰的中文著作有700多部,其著作中已经出现了“沙发、坦克、马达、轮胎、啤酒、苏打、巧克力、三明治”等词汇。这些传教士对中文词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和对外交流的日渐频繁,欧美电影、电视剧、音乐等在我国广泛流行,与此同时,如“WTO、APEC、CBD、ATM、NMD、CEO、DNA”等外来缩写字母词;“酷”“秀”“克隆”等英文音译词,以及“伊妹儿”“美眉”“灌水”等时尚新词,开始大量涌入现代汉语,其使用的领域也渐趋广泛。

文化交流是平等、双向的,在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同时,中国的思想文化也在影响着西方。早期传入西方的中国文化主要是物态文化,比如丝绸、瓷器、漆器、茶叶、稻米、制糖术及四大发明等。文化的接触与语言的借用是同步发生的。这一文化输出的过程可以从语言中得到考证,如英语单词“tea”就取自中国福建厦门话“茶”的口音[te],后来演变成为“tea”。由于汉语的特殊性,尤其是书写的特殊性限制了汉语的外出,一些汉语词汇生命力并不强。毛主席的“纸老虎”被翻译为“paper tiger”,在政治界被广泛使用,具有一定的影响力。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李小龙主演的电影风靡美国,使表示武术的“kung-fu”“shao-lin”“wu-hsia”等词传入欧美。随着尼克松的访华,代表中国特色的事物也进入了西方,如“Mao-collars”(中山领)、“Maotai”(茅台)、“Renminbi”(人民币)、“putonghua”(普通话)等等。全球经济一体化与政治一体化使各国经贸往来、政治往来更加密切,而这些活动的必然结果是带来了语言文化的接触与融合。随着中国产品出口种类和数量的增加,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蔬菜、食品、衣物、动物、用品等的名称也进入到了欧美词汇系统中。据相关统计,英语从汉语中借用的词语高达1191个,由此可见,汉语对英语的影响也是极其广泛的。

三、结论

文化不是一个孤立的、封闭的体系,构建和谐文化应以本族文化与异族文化的接触与融合为基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人类的语言文化发展需要从多样性的异质文化中吸取灵感,这也是人类语言文化交流所必需的内在冲力,并且当今全球化的趋势为这种内在冲力转化为对象化的活动开辟了广阔的发展前景。本文所做的探索只涉及有限的若干问题,期待更多学者能在理论上有更深入、更广泛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安宇.冲撞与融合—中国近代文化史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

[2]陈原.社会语言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方欣欣.语言接触问题三段两合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舒雅丽,[越南]阮福禄.略论双音节汉越词与汉语双音节词的异同[Z].上海:第七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的发言,2002.

[5]许国璋.论语言和语言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6]邹嘉彦,游汝杰.语言接触论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杜楠 山东烟台 鲁东大学外国语学院 264025)

作者：杜 楠

第二篇：论文化语言学中的语言与文化

摘 要：要正确理解文化语言学的学科性质，就必须了解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本文从揭示语言与文化的相互关系入手，阐明了文化语言学的人文价值，指出了我国文化语言学研究的意义以及促进汉语教学的意义。

关键词：文化语言学 语言 文化 关系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语言学界兴起了一股文化语言学思潮，截至1998年全国发表的与文化语言学有关的文章共约上千篇，出版专著和论文集约七八十种，大部分属于对语言文化问题的具体研究，涉及词汇文化礼俗文化、汉字文化、语音文化、修辞文化、语法文化、交际文化、民俗文化，以及第二语言教学的文化差异与文化对比等方面。其涉及范围之广泛，影响程度之深刻，发展势头之猛烈，在我国语言学史上的确是罕见的。

申小龙多次强调，文化语言学不是语言学分支学科，也不是边缘学科，文化语言学就是语言学，是本体学科[1] 。张公瑾认为：“文化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文化性质和文化价值的一个综合性的语言学科。文化性质指语言本身就是文化，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价值指语言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是体现文化和认识文化的一个信息系统。”又说：“文化语言学的对象也不是语言和文化两者，而是作为文化符码的语言本身这也决定了文化语言学只能是一门语言学科。”[2]要了解语言与文化的关系,，首先就要了解什么是文化,然后再进一步分析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

一、文化的概念

关于文化,历来是众说纷纭，各持一面的。19世纪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曾给文化下过定义：“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个人所获得的任何其它能力和习惯。”这个定义强调的精神方面的文化，是一般文化人类学家所持的观点。当代美国人类学家艾尔弗·克罗伯也认为，文化包括各种外显的或内隐的行为模式，其核心是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观念。我国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对文化下的定义是：“文化就是生活,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方面，由社会的生产关系所产生出来的物质生活方式，如衣食住行，便是物质文化;由社会的生产关系所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如法律、政治、艺术、哲学,便叫精神文化。”[3]全世界关于“文化”一词的定义，学者们莫衷一是。中国当代学者大多采纳《辞海》对文化的定义：“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对于文化的理解，是与社会和人类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人类对文化的认识是随着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变化的。

二、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与文化关系之密切，也许可以用“水乳交融”来形容。虽然我们可以从话语中切分出词和句子，但并不可能把语言从文化的整体中切分出来。语言和文化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密不可分的社会现象。语言和文化是一张皮，不是毫无联系的两张皮。我们可以进行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双向交叉研究，既可以从语言视角切入，观察文化在语言中的投影，也可以从文化视角切入，研究文化的特质，使语言与文化的内在联系更清楚地显示出来。研究文化背景和传统文化是为了更好地解释某种语言现象，让语言与文化的研究沟通起来，如果孤立地介绍文化现象，或者孤立地介绍语言现象，两边不搭界，那只会给人以东拼西凑的印象。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存在的物质表现形式。文化的形成和表达离不开语言，语言中存储了前人的全部劳动和生活经验。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正是这一最基本的职能，决定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语言是文化的表现形式(传承文化的形式和手段)，同时它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该民族人民长期创造积淀的结果。民族文化是通过各种形式一代代继承、发展到今天的，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利用语言，是语言记录并保存了民族文化。一个民族的语言，记载了这个民族所走过的漫长的历史道路。语言在人类文化中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是区别人和动物的主要标志之一，而且表现在它是人类文化的许多组成部分，如社会制度、宗教、神话、艺术等精神财富与其他物质财富的建构与传承上。德国语言学家赫尔德认为，认识一个民族，首先要认识其语言，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心理，无不透过语言表现出来，因此，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邢公畹先生说：语言必须理解为“具有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背景的，能传达信息的语音组合体系”。换言之，脱离了文化背景的“语言”，就算不上是真正的语言。“语言也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也不能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语言不可能是与具体民族、文化和人无关的自在物，语言本身就反映人的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

文化是语言的内在本质。虽然语言表面上的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它从本质上却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本身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无论语音、词汇、语法都与本语言的民族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人类不同群体所处的环境各不相同，对客观世界的感知结果也不尽相同。因此，各种语言中词汇系统所代表的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是特定的，受该民族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的制约。

语言符号作为人类所特有的把握世界的手段，从根本上说是文化的一种存在形式。“由于语言符号在整个人类文化产生和发展中具有特殊的功能和作用，而且随着文化的发展，愈来愈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并成为文化的一个重要领域，构成了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4]语言符号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绝不是一些抽象的物理符号的堆砌，它实际上是有意味的形式，因为语言体现了人们在创造世界过程中的思维方式、思维的范围、深度，而思维的直接产物就是精神文化，思维的间接产物则是物质文化，所以语言就从本质上成为人类建构起来的文化世界。

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是反映文化的。语言是文化最忠实的记录者，它不但记录了文化的内容，记录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而且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世界，就是人类文化的标本和化石。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当人们学习语言时，也就是在学习文化，因为学习语言也将该语言记录的文化世界接受了下来，也就把不同文化所描绘的世界图景接受了下来。不同的语言代表着不同的世界图景，人们是按照他们的语言来接受世界图景的。由于不同的语言携带着不同的文化世界，因此当人们运用不同的语言进行思维的时候，就必然受到不同语言特点的制约，从而影响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学习一种语言就是在学习一种思维方式，就是在学习一种文化类型。

三、从语言研究文化

语言是伴随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它作为人类的专利，是思想的直接表现形式，它既是思维的工具，又是交际的首要手段。我们今天所谈论、研究的语言又无一不是民族的语言。当民族在人类历史上作为一种在语言、居住地域、经济生活、心理状态上稳定的共同体出现时，语言就深深地打上了民族的烙印，成为民族和民族文化最典型的表征。[5]语言是文化的符号和载体，不同民族的语言反映和记录了不同民族特定的文化风貌，不同民族的特定文化，对不同民族的语言的发展，在某种程度、某个侧面、某个层次上起着制约作用，可以说语言与文化水乳交融。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语言事实对文化的结构层次、文化的发生发展、文化的传播交流等方面进行分析和考察。民族的历史文化是一道纵向延伸的河床，语言就如这道河床的流水，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联想习惯、审美情趣，经过历史长河的激荡，融入民族语言之中。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吸收，都要通过语言去实现。因而语言的历史往往同文化的历史相辅相成。

萨丕尔(EdwardSa-pir)指出“语言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民族语言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一种基本形式，文化之间的差异，文化发展的轨迹不可避免地会在语言中留下痕迹，语言也时时刻刻忠实地折射着文化内涵。拉斯克(R.Rask)指出“若要知道史前期远古时代民族的起源及其亲属关系，那么就没有比语言更重要的材料了”。柏默(L·R·Palmer)也说：“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而行的，他们可以互相协助和启发。”[6] 格里木(J.Grimm)则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语言也是我们的历史”，而作为语言要素之一的词汇与人类社会的文化也密切相关，“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他所服务的文化”。为此，社会语言学提出了“语言的词汇与社会的发展共变”的理论，文化语言学也提出了“词汇是社会文化的镜象”的主张。

例如，可以从借词研究不同民族文化接触交流的历史;从亲属称谓可以研究一个民族的婚姻制度;(这方面，摩尔根在研究印第安民族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从地名研究民族迁徙的踪迹;从人名研究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从造词心理研究民族的文化程度;从词的来源和演变研究古代文化的遗迹等等。以上这些就是罗常培先生《语言与文化》一书中所阐述的几个方面。此外，还可以从某类词语的丰富程度研究该民族的生产生活的方式，如爱斯基摩语(Eskimo一个居住在北美北端冰原,以食生肉为主的民族)中有关雪的词汇、英语中有关牛肉的词汇、日语中有关鯔鱼(一种随着各个生长期而有不同名称的所谓发财鱼)的词汇。从数字研究该民族抽象思维的特点，从纪时法(年、月、日等的名称和安排方法)研究该民族的时间观念等等。因此，从词汇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化，是最为直接，也最容易下手的方面。可以说要了解我们生活的各方面都离不开用语言来探求文化背景。

四、从文化研究语言

随着对语言认识的深化，人们似乎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许多语言现象仅仅从语言本身看是难以理解的，但如果把它放入文化的范畴来考察，一切便迎刃而解了。于是人们开始把目光转向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试图从更广阔的视野里找到新的答案。

比如，在汉语中的表现之一就是自谦词特别丰富，与自我有关的词词义贬值化。仅仅作为自称的谦词就有诸如不才、鄙人、小人、妾、在下、奴等等不下几十种。另外，凡是与自己有关的人、事都难免要谦虚一番。“我的儿子”要唤作“犬子”，自己的妻子要贬为“拙荆”“糟糠”，自己的酒是“薄酒”，自己的著作是“拙著”，自己的住处也要称之为“寒舍”。类似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甚至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皇帝的自称“朕”“寡人”“不谷”也有作谦称的解释，足见这种自抑性文化自上而下影响之深。与此同时，汉语的敬词都特别丰富，如“阁下”“足下”“陛下”“令堂”“令尊”“令爱”等等。这是由于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儒家文化占着统治地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儒家文化是一种典型的自抑性文化。它深刻地影响到中华民族的伦理传统与民族心理，同时也深深地在汉语中留下了痕迹。

前苏联语言学家谢·叶·雅洪托夫曾说过：许多语言变化并不能从语言内部来找原因。而北京女国音的出现似乎从某一角度证明了这一点。近年来许多北京女青年在平时说话时总喜欢把“j”“q”“x”念作“z”“c”“s”，例如，积极jiji，念作zizi，据调查，北京女青年们之所以如此发音，是因为感觉这样更能显示女性的娇柔可爱，这一现象如果我们仅从语言的角度来看是不可理解的，仍然还是一种文化心理因素在起作用。

五、启示

目前开展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价值，它能拓宽语言学研究的领域，使之更加深入。而且更能直接指导汉语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正如美国语言学家罗比内特在《对外英语教学》一书中论述的：“语言的使用反映着一个社会的文化，语言与文化的这一关系，构成了第二语言获得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人们已认识到在教学中引入文化的重要性，其具体的方法还是莫衷一是，并没有找到适当地方法在语言教学过程中既巧妙地传播了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又无强加于人之嫌。王宗炎先生也指出：“我同意教语言同时教文化，但是我还弄不清文化该讲哪些项目，以什么为重点，用什么方法来讲”。总之，文化语言学在理论研究的深度、系统性及语言教学的可操作性方面有待努力。

注释：

[1][5]申小龙.社区文化与语言变异[J].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2]张公瑾.文化语言学的性质和任务[J].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3.

[3]丁守和.中华文化词典[Z].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

[4]李建国 杨文惠.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特征——从语

言的文化本质说起[J].华侨大学学报,1999,(3).

[6]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

参考文献：

[1]陈建民.关于语言与文化研究的思考[J].汉语学习,1992,(4).

[2]萨丕尔.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

[4]邢福义.文化语言学[M].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5]张维鼎.语言文化纵论[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02.

(唐素华，新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作者：唐素华

第三篇：中国语言研究与地域文化

摘要：韩国的中国语言学研究过于依靠权威的文献(如《说文解字》、《切韵》)，忽视汉语的非文献资料(如当代方言以及语言的文化、社会及心理层面)。文章试图把韩国的中国语言学研究的范围从文献研究扩大到非文献研究。并尝试证明今天的方言和对语言的文化层面的分析是如何同古代汉语和韩汉音的比较研究紧密相联的，希望借此来培养更多的中国语言文学方面的优秀青年学者。

关键词：语言研究;地域文化;比较

一、韩国研究汉语的意义

韩国研究中国学的目的在于培养深入了解中国的人才，为韩国的发展做贡献。通过对汉语的研究，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汉语，这对理解包括韩语在内的世界诸语言具有宝贵的学术意义。所以韩国研究汉语其对象无论是中国的文学还是语言，都有意义和价值。

二、以“方言与地域文化”为主题

汉阳大学中文系的BK21研究组的主题是“中国方言与地域文化”。之所以确立这一主题，其主要原因：一是许多韩国人认为中国方言太多，难学，学无所用;二是认为学习中国文化就是学习中国中心地区的文化;三是因为韩国的地理文化特点。韩国领土面积不大，有史以来政府都是中央执政，其结果是对地方分权的文化生疏，条条大路通往首尔。这样的倾向到了现代更加明显。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居住在首尔和周边地区，对于韩国人来说，首尔话就是韩国语，首尔人的文化就是韩国文化。韩国人将这样的公式照搬应用于中国，造成韩国人所关心的只是中心地区的语言与文化。

韩国学生的这种态度在他们选择留学地区的调查中显得非常明显。’为了体验中国的语言与文化，韩国学生最想去的地区大多是北京。上海人经常说北京只是军事和政治中心，中国真正的中心是上海。这样的说法常常会让韩国学生觉得上海人具有强烈的地方优越感。西安地区的大学人士喜欢说西安才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而且是中国古代王朝中建都时间最长的城市，对此韩国学生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吸引力。很多学生只是去看几次秦始皇陵或兵马俑，没有多少学生想在那儿住上几年研究西部文化。四川成都人以成都是蜀文化的中心而感到自豪，但是与诸葛亮的武侯祠和杜甫草堂相比，一般韩国学生对当地所产的名酒或九寨沟的旅游景点更感兴趣。过去韩国中文系毕业生大多选择去台湾留学，可是现在却有很多学生不知道去台湾可以学习汉语的事实。

笔者以汉阳大学中文系本科100名在校生为对象，于2005年10月调查了留学首选地区，结果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首选地区都是北京。1～2个月的短期研修生的首选地区为北京一天津等北方中心地区(62%)，以下依次为上海一南京(22%)等东南部地区，沈阳一长春一哈尔滨等东北地区(8%)。研修期为1年的研修生的首选地区排序与上面相同，但北京的百分比更高，达到了71%，上海地区和东北地区分别仅为14%。在研究生为取得学位留学的首选地区中，北京也以79%占据了榜首。最大的差别在于上海(11%)排行第二，依次为台湾(5%)第三，东北地区以(4%)很小的差异排在了第四位。

根据上述调查可看出韩国学生首选留学地区很明显是北京地区。但了解了北京不等于了解了辽阔的中国。中国的语言与文化地域差异非常明显。若以中心地区为主的教育培养出来的韩国的中国专家会有局限性。为了更好地和各地区的中国人打交道，我们必须了解中国的各种方言与文化。

三、扩大研究地区

中国对韩国人来说实在是一个领土面积很大的国家。中国语言文化的地区差异超乎韩国人的想象。不了解各地区的特点就无法深入研究中国。中国的方言大致可以分为7大方言。

这些方言之间语言不通。当然可以通过普通话这一人为设定的标准语来互相沟通，但是各个方言地区之间思想文化的差异也不亚于语言的差异。所以只是了解了中国的某一个特定地区就说是了解了整个中国是非常武断的说法。要成为真正的中国专家就必须了解中国各地区的语言与文化。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集中研究某一个地区效果可能更好。例如，韩国的主要大学或地方政府将中国划分成几个地区后分别研究其中的某个地区，这样可更有效地管理国家人力资源。了解中国整个地区语言与文化的差异是很有必要的。正因如此，汉阳大学中国方言与地域文化研究组试图摆脱过去以中心地区为中心的研究，扩大研究范围。这并不等于抛弃对中心地区的研究而只研究地方。因为中心地区也是一个地方，成为标准语的普通话也如上述——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也只不过是众多方言中的一种方言。尽管官话方言地区占总国土面积的80%，使用人口占总人口的70%以上，可是从经济角度来考虑，不可忽视吴方言地区和包括广州、香港的粤方言地区。

四、扩大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的扩大不仅仅局限于地区，扩大研究资料的范围也很重要。过去汉语和中国文学研究只是研究文献资料。至今仍有部分学者认为研究文献资料最有价值。但是从语言学发展过程来看，文献学(philology)是比较语言学(historical-comparativelinguistics)之前的学问。自19世纪欧洲出现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方法开始，对语言的科学研究才被公认是独立的学科领域。历史比较语言学到了20世纪才意识到应该区分语言学和历史。其结果是语言学理论发展成了结构主义(structralism)和转换生成语法(transformational-generative grammar)。历史比较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根本差异就在于语言研究的目的。前者的目的在于阐明某个语言系统的历史，后者的目的是正确描述语言的结构。20世纪中期以后语言学摆脱描述语言结构，试图分析语言表达过程中的心理。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处于研究揭示过去典籍和文献中出现的语言体系的状态，那么韩国的中国语言学研究就过于单调和贫乏。所以汉阳大学不仅要做过去的典籍研究还要对现实活生生的语言加以研究。

活生生的语言研究与扩大研究地区直接涉及到了中国方言研究。约100年前高本汉也是通过调查中国方言构拟出了中古音和上古音。从此以后触发的汉语方言调查研究比世界任何语言的方言研究更加活跃。我们的方言研究在两方面与高本汉的中国方言研究和在中国国内进行的方言研究存在根本上的差异：第一，不以汉语的历史构拟作为目标;第二，不以中国偏僻地区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作为研究对象。

我们的研究目的不同，对主要方言的基本理解与对多种方言使用者的非标准普通话的体验与适应才是我们方言研究的目的，也就是针对中国人所说的各种普通话进行训练和研究。这样的目的是重视汉语研究及教育的实用性。因此，我们认为韩国学生应该了解中国各大方言间的差异，强调对中国方言的基本研究及体验。

五、研究方法的变化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语的研究只是对字典和韵书的研究。还有的学者认为使用传统方法研究才是正统。典籍研究是必要的。如果是一本还未经研究的韵书，那么整理此韵书的音韵体系，阐明其音韵特征是有必要的。但对于一本已没有什么争议的韵书反复研究是否有此必要?当然如果分析方法和视角不同，也许或多或少能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研究结果。调查某种方言以后，提出其方言的声韵调系统，或许是比较简单的工作，可也不能说没有任何学术上的意义。

韩国的中国语言学界正处于通过研究方法的革新谋求新的发展的时期。我们要根据语言学的理论来分析语言资料，研究主题和方法要从典籍研究转换到有争议的论点的研究。要提出争论之点并通过可信度较强的语言学根据得出新的结论，就必须以争论来促进研究，以正确的资料和可以正确分析此资料的语言学理论的判断力为基础。如若不然就无法摆脱罗列某种韵书的声母、韵母和声调系统的基础工作。这一点让韩国的汉语语言学学习者非常辛苦。他们首先需要接受现代汉语的训练，还需要接受古文、英语及对整个语言学的基础训练，要比中国和美国的汉语语言学学生学习更多的内容。

六、语言学研究的文化内涵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的本质包含了文化因素。所以有的学者提出人类语言学或文化语言学的概念。从文化范畴理解语言这项研究可谓无穷无尽。例如，韩语词汇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等直系亲属称谓中只有“哥哥”使用“兄”这一汉字词汇，其理由是因为封建社会里只有男性能够接受到文字教育。“家”字由“亥”字组成，古代中国人为了避免蛇等野生动物的袭击在自家的一楼饲养猪，“家”字由此而来。这也是汉字文化学的一个例子。还有“重”和“轻”字，有[u]系统元音的汉字表示大且重的观念或事物，有[i]系统元音的汉字表示小且轻的事物。声音象征也是将语言与文化结合起来研究的领域。中国人通过谐音字区分吉祥或凶险。例如“四”字与“死”字发音相似所以被人们忌避，“八”字和发财的“发”字发音相似所以被人们喜欢。这些是典型的例子。这样的谐音现象和中国人的吉凶观念关系十分密切。

但这并不是主张只有研究属于文化语言学范畴的内容才是有意义的，而是说对语言的文化方面的接触和解释是十分重要的。语言学研究为什么还要找出其文化意义呢?如果语言学的研究结果只是停留于语言研究本身，那么只有少数人会对此感兴趣。但如果试图用文化来解释语言研究的结果，那么将会有很多普通人对此感兴趣。学问当然不是为了引起普通人的注意而做的。但普通人的理解和支持也不会损害某个研究的学术价值。找出汉语方言特点与当地居民的保守性和进步性有哪些关系，方言和历史人文地理特征有哪些关系，不仅可以扩大语言学者本身的研究领域，而且对研究结果感兴趣的读者也会增多。这对克服人文学科的孤立性和封闭性也有帮助。与热衷研究中国的语言或文化本身的研究生相比，社会首选的是能够从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中读解出中国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的年轻学者。所以为了培养实用的语言学者，我们必须同时研究语言和文化。

七、韩汉音和上古音

笔者于2001年在《中国语言学报》(JCL)上发表的论文中，根据章系及知系汉字与百济地名中的端系相互对应的现象，主张韩国古代汉字音，也就是百济汉字音，反映了章、知系和端系还未分化的《切韻》之前的中国汉字音。例如《三圆史言已》<地理志>中出现的百济地名中“眞峴”地区是现在的“大田”地区，“眞峴”又写成“貞峴”。从这一点推测“眞”字和“貞”字音相同或相似，这两个音最为相似的时期为上古音时期。因为5世纪以后的中古音时期与属于知系的“贞”字不同，章系的“真”字的声母已成为了塞擦音。

另外百济地名“馬突”又写作“馬珍”，这两个字的声母在上古音时期可能分别读作d-和t-，但笔者推测古代韩国汉字音无清浊之分，所以这两个字的读音在当时可能相同。中古时期属端系的“突”字仍保持t-音，可是知系的“珍”字已经变成了腭音或是翘舌音t-。

此外笔者主张表示“眼睛”的韩语词汇[nun]和有关“日”字的韩语词汇nac(nat)和nal都是中国上古音的遗留。nal的中国上古音根据王力构拟为*njet，根据李方桂构拟为*njit。无论选择谁的构拟，韩国语中表示白天的nat和表示日子的nal都是由上古音而来的。因为它们都有鼻音声母，在元音方面笔者认为，在古代亚洲诸语言中，元音a-e-i可互用。

日njet/njit(OC)nac>nac/nat(IK)(2)>nal(IK)>il(SK)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保留了中国上古音痕迹的韩语词汇。例如笔者曾指出被认为是纯粹韩国语词汇的na(你)和na(我)也可能是来自于古汉语第二、第一人称代词的上古音。

这样看来，“爾”字和“日”字都是上古日母字。日母字的声母在韩汉音里一般都变成零声母。然而笔者从上古日母字中找出了现代韩国语中带有鼻音声母的几个例子：

另外“眼”字和“我”字都是上古疑母字。疑母字的声母在韩汉音里一般都变成零声母。但是笔者可从上古疑母字中找出韩语中仍保留鼻音声母的例子。下面是支持笔者学说的几个例子：

从上文举到的韩语或韩国汉字音的例子可明显看出，它们都保留有中国上古音的痕迹。韩语或韩汉音中保留中国上古音的痕迹是有历史性意义的。一般认为现代韩国汉字音是从中国中古音来的。这样的认识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可是韩语或韩汉音中保留有中国上古音痕迹又意味着什么呢?这与汉字的传人有关。这是我们用以推测汉字在中国仍处于上古音时期就已经开始传人韩国的决定性证据。上古音是从中国的史前时期到相当于汉朝末的2世纪左右的中国语音。这就是汉字在汉末之前已经传到了古代韩国的语言学证据。因此笔者在1990年对高本汉(Kaxlgren)于1926年所假设的汉字传人日本的时期比韩国早的学说不甚赞同。

研究韩国汉字音等于研究中国古音和方言。韩汉音就是一种地域语言。阐述韩汉音在历史上传人的时期和路径当然和文化有关。因此这里介绍的有关韩汉音的研究也是一个关于地域语言和文化研究的例子。

八、结语

汉阳大学中文系和BK研究组把中国划分为北部、中部、南部3个地区，在进行课题研究的2006-2012年7年间，逐步进行语言和文化的研究。三个地区的划分以方言为标准。罗杰瑞(Jerry Norman)在1988年将中国7大方言归纳为下列3大方言：(1)北部方言。官话方言。(2)中部方言。吴方言、赣方言、湘方言。(3)南部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

依此中文系BK研究组订立的长期研究计划如下：2006-2008年北部地区语言与文化研究;2008-2009年中部地区语言与文化研究;2010-2012年南部地区语言与文化研究

从2007年开始，研究结果将在每年韩国或国外举办的“中国地区文化与语言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还将编辑并出版《中国地域文化与语言》系列丛书。

7年的努力将会对提高韩国的中国语言学及文学研究水平起到重要的作用。韩国的中国语言和文学的研究以后要从中心地区到各个地方、从文献典籍到非文字资料、从描写现象到深层分析，扩大其研究对象及范围，更新研究方法。随着此计划的顺利进行，我们期望到2012年以前汉阳大学中文系将成为韩国最重要的中国文学及语言研究基地之一。

(责任编辑　胡志平)

作者：严翼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