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私法得利研究论文

[摘要]关于冲突规则是任意适用还是强制适用这一重大问题，国际上有“任意性冲突法”和“强制性冲突法”两种理论和实践。从我国的立法来看，冲突规则的适用具有强制性。但司法实践中的做法并不完全符合这一原则。学术界也没有一致的观点，主流观点肯定冲突规则的强制性，但冲突规则的任意性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赞同。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国际私法得利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国际私法得利研究论文 篇1：

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地位思辨

摘 要：对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地位，将其作为国际私法的基本原则或法律选择的基本原则或法律适用的补充原则都是值得商榷的。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一个系统，是有层次的，既是法律选择的指导原则又是法律选择的方法。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客体应表述为既包括“法域”也包括“法律”，二者不可割裂，它是在立法和司法层面的综合表征，诠释了在不同阶段立法选择权与司法选择权的相互结合、相互补充。最密切联系原则指向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容易为当事人所接受，也为法院提供了便利，且可以满足国际商业活动追求便利和效率的需要，因此有一定的可行性。

关键词：最密切联系原则；法律选择；法域；法律；国际条约或惯例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1.05.09

尽管最密切联系原则在各国国内立法与国际条约中被广为采用，但学者们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认识远未达到统一，司法实践者对于如何使该原则在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审理中充分发挥作用仍意见迥异。因此，欲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融入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冲突法，必须对最密切联系原则涉及到的理论问题，尤其是争议较大的问题，从辩证的角度进行客观综合的分析评价。若要使最密切联系原则充分合理地发挥作用，必须明晰如下几个问题：最密切联系原则如何定性？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客体指向法域还是法律？若指向法域，如何确定最密切联系地？若指向法律，能否适用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

一、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定性

从其正式确立以来，最密切联系原则在国际私法中的地位或定性问题就一直是争论的焦点。有的学者认为，最密切联系原则是国际私法的基本原则，将其置于与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同等的地位，使其成为贯穿于国际私法各项制度中的共同指导思想，从而适用于国际私法的任何领域；有的学者认为，最密切联系原则是法律选择的基本原则，涉外法律关系或涉外案件都应适用与其有最密切联系的那个地方的法律；有的学者认为，最密切联系原则是一种法律选择方法，它与其它法律选择方法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和有关法律的具体规定决定是否采用；还有的学者认为，最密切联系原则是法律适用的补充原则，通常作为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补充，即在当事人未作出明示选择而法官又无法进行默示推定的情况下，依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涉外合同应适用的法律。笔者却认为，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国际私法的基本原则或法律选择的基本原则或法律适用的补充原则都是值得商榷的。

最密切联系原则不能作为国际私法的基本原则。国际私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国际私法各项制度的共同的指导思想，也就是说，国际私法在立法和司法中都必须遵守的原则［1］。作为国际私法的基本原则，一定是国际私法全局性的原则，适用于国际私法的一切效力范围和国际私法的各个领域，而绝不是个别领域。从国际私法的范围上看，尽管有小、中、大国际私法三种观点，但大部分学者已经倾向于大国际私法的观点，即认为国际私法的范围包括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规范、冲突规范、统一实体规范、国际民事诉讼程序规范和国际商事仲裁规范。毋庸置疑，最密切联系原则与法律选择或者法律适用过程密不可分，而在国际私法其它领域似无用武之地，或者说在国际私法的其它领域难以发挥重大作用。国际私法的基本原则是贯穿于国际私法始终的、不可动摇的、根本性的原则，是国际私法的其它制度和原则赖以存在的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只适用于准据法的选择过程，并没有贯穿于国际私法的始终。因此，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国际私法的基本原则，过分提高了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地位，夸大了该原则的作用。

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上升到冲突法基本原则或者法律选择基本原则的高度，存在着现实障碍。如果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法律选择的基本原则，这就意味着法院在处理涉外民商事案件时，对于真正意义上最密切联系的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必须予以适用，但在实践中未必如此。首先，如果法官所适用的最密切联系的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有损于法院地的公共秩序、善良风俗、法律基本原则、道德基本观念，则法院会借助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来排除适用依最密切联系原则选出的法律，因而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是可以被推翻的。而且，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宗教、历史、文化等不同，其法律和道德的基础也不同，使得公共秩序保留作为一项制度可能长期存在。其次，意思自治原则的发展使最密切联系原则不可能成为法律选择的基本原则。国际私法谓之私法，理当贯彻私法高度自治的精神，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法律选择权。自法国学者杜摩兰提出意思自治以来，其适用范围由合同领域迅速扩展至侵权、婚姻家庭、继承等众多领域，其有利于当事人预知行为的后果和维护法律关系稳定性的优势为各国立法者所青睐。如果当事人在不违反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的基础上选择的法律与依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的法律不相一致，法院一般会尊重当事人之间的选择，适用其合意选择的法律，这无疑会导致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有些情况下无法遵循与适用。最后，从很多国家的立法来看，很难作出最密切联系原则已经取得法律选择基本原则地位的论断。以1979年生效的《奥地利联邦国际私法》为例，虽然第1条第1款规定了最强联系原则作为法律选择的总原则，但其后第2款规定：“本联邦法规（冲突法）所包括的适用法律的具体规则，应认为体现了这一原则。”这就使本来具有弹性的最密切联系原则固化于传统机械规则中，丧失了弹性功能。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第15条的规定也表明，传统的冲突规则仍然是主要的冲突规则，只是为了避免传统冲突规则过于僵固的弊端，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以例外条款的形式作为一种衡平的方式。因此，多数国家实质上并未将最密切联系原则置于冲突法基本原则的高度。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马志强：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地位思辨

最密切联系原则也并非是法律适用的补充原则。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当事人的法律选择权仅限于合同领域，最密切联系原则在合同领域确实是意思自治原则的补充，但仅以此来说明最密切联系原则在国际私法中的地位显然是一叶障目，因为最密切联系原则已有超出合同领域并向多种领域发展的势头。认为只有在当事人没有明示或默示的选择时法院才可以依最密切联系原则来选择准据法的观点是不全面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即使在合同领域，很多国家并非允许当事人任意选择法律，而是规定所选择的法律须与合同有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大多是以列举连结因素的形式体现，如合同履行地、合同缔结地、合同当事人所属国或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双方当事人在这些列举的与合同有着内在联系的空间连结因素中根据其共同意志而选择的法律往往是最密切联系的法律，这正是最密切联系原则的体现。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最密切联系原则还可以推翻依据传统硬性冲突规则援引的法律，而不仅仅是扮演法律选择的补充角色，美国纽约州法院审理的“奥廷诉奥廷案”以及“贝科克诉杰克逊案”均为如此。因此，将最密切联系原则当作准据法选择中的补充原则，实际上是贬低了最密切联系原则在国际私法中的地位。

笔者认为，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一个系统，是有层次的，既是法律选择的指导原则又是法律选择的方法。

最密切联系原则既指导立法又指导司法，是立法选择权与司法选择权的融汇。最密切联系原则是立法机关制定法律选择规则时的客观依据，从某种意义上讲，立法机关是利用最密切联系原则将特定的法律关系与特定法律之间联系起来设置冲突规则的，亦即最密切联系原则对制定法律选择规则起到指导作用。虽然依最密切联系原则建立法律选择规则体系可达到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目的，但这并不是建立这种体系的唯一目的，甚至不是主要目的。作为一种新生的并因为对国际私法产生巨大冲击而日益被重视的理论，其目的绝不仅仅是指导法官的司法实践，更应是立法的指导思想［2］。由于我国国际私法立法不完善，而且从动态角度看，即使任何完备的法律，其调整范围也难以将一切纷繁复杂、日新月异的涉外民商事关系囊括其中。因此，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法律选择的指导原则可以弥补现行法律的不足，使其成为平衡和协调冲突规则的有限性和国际民商事关系的无限性之间矛盾的工具。从司法层面看，法律选择过程是法官有目的的司法活动，法官在此过程中必然受到一定的原则或者思想的指导，不可能随意行事，最密切联系原则正是法官在司法活动中选择准据法的一种指导原则。法官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为指导，对众多连结点进行比较、权衡，分析研究客观连结因素与法律体现的政策、目的、利益等联系的紧密程度，以决定准据法的选择。最密切联系原则已不再局限于合同与侵权领域，而是渗透到物权、不当得利、无因管理、婚姻、继承等领域。在这些领域，法官在选择准据法的过程中，都可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指导，找出客观上存在的最适当、最能体现公平正义的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上升为法律选择的指导性原则，不论从立法还是司法层面都顺应了当今国际私法趋同化的潮流，而且能够满足涉外民商事关系复杂多变的客观形势需要。

最密切联系原则不仅是法律选择的指导原则，也是一种法律选择的方法，而且是诸多法律选择方法中较为重要的一种。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一种法律选择方法在新近的理论和实践中得到很大的肯定，其成为判断适用某一特定法律是否合理的标准，甚至“成为判断有关的冲突法是不是现代化了的一项重要标准”［3］。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法律选择方法，实际上就是将最密切联系地作为一个连结点，将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作为一个系属公式来看待。最密切联系地是一种灵活开放的主观连结点，它将法院需要处理的事实情况与一定地域的法律联系起来，起到了媒介、纽带或桥梁的作用，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连结点相比，最密切联系地这一主观连结点是由法官来决定的，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具有较大的弹性和灵活性。“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是与属人法、行为地法、物之所在地法等并列的一类系属。有些学者认为，由于最密切联系地的不确定性和非事实性，最密切联系地不能构成一个连结点，也不能把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一种系属公式来看待［4］。虽然在具体的连结因素上不确定，但最密切联系原则要求通过对具体案例中各个连结因素进行比较分析，凭借法官的司法经验、理性认识，在综合比较的基础上来权衡确定，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确定连结点的过程，即在诸多连结因素中选择出最能反映本质利害冲突的连结因素，完成客观媒介指引准据法的作用。从形式到实践应用都应当认为最密切联系原则是作为连结点在产生具体的作用。因此，不可拘泥于传统连结因素的框架，应通过现象看本质，看到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具体实用的媒介指引性功能［5］。而且，“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作为事实上的系属公式已经大量出现于多种双边冲突规范之中，如德国、日本、士耳其、法国等。即便是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上升为法律选择一般原则的奥地利和瑞士，也并未放弃在具体的冲突规则中规定最密切联系原则，旨在将其作为系属公式的作法。因此，以具有开放性和灵活性的最密切联系地作为连结点，据此援引最密切联系的法律，较之传统机械、单一的连结因素援引的法律更能确保判决结果的公正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确是一种法律选择方法，在法律选择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由上可见，最密切联系原则最大限度地体现了立法者、司法者追求法律正义和利益平衡的愿望，不仅是立法者们在制定具体冲突规范时应遵循的立法原则，也是法官们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应把握的精神。可以说，最密切联系原则兼具法律选择的指导原则与法律选择方法的综合性特征，这两个特征共存于最密切联系原则之中，互相补充、相得益彰。

二、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客体

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客体是什么？其指向的对象是法域还是法律？针对此问题，理论界有三种观点：有学者认为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对象是某地域或国家，换言之，是制定或者实施独特法律制度的法域；有学者认为，最密切联系原则是与法律的联系，而不是与地域相联系；还有学者认为，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客体应该既包括“国家”，也包括“该国的法律”。

上述第一种观点实质上是强调某法律关系与某一地点的联系，首先对所涉及的空间连结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评价从而找出最密切联系的地点，然后以该地的法律作为准据法予以适用。如果仅仅找出法域就认为大功告成而对该法域中法律规范的内容缺乏了解甚至漠不关心，将难以保证作出的判决公正合理，不能实现最密切联系原则的价值，很可能滑入传统冲突规范僵固性的泥潭。第二种观点将最密切联系原则看作仅与法律之间存在联系也是不全面的。如果抛开某法律关系的有关事实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集中于何地的分析，即不寻求最密切联系的地点而直接考虑法律的内容和适用的结果，那么法官如何在浩如烟海的法律中进行选择？又如何提高处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效率？法域的确定实质上为法官选择法律、分析法律内容从而最终确定准据法划定了大致的范围，避免了其盲目从事。因此，跳过作为一个桥梁和媒介而存在的法域的选定过程而直接考量法律的内容是不可取的。笔者基本赞同第三种观点，但认为其表述仍值得商榷。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对象既指向法域也指向法律，但并非完全局限于该法域的法律。事实上，最密切联系的地点即某一法域大致圈定后，法官就会根据法院地的种种标准对该法域法律的内容和适用的结果进行分析判断，以决定该法域的法律规范对于解决该民商事法律关系是否是最适当的。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不排除该法域的法律不适宜解决该民商事法律关系的可能，而且有时会出现该法域的法律规定不完善以及对某民商事法律关系无法调整而造成的准据法落空的情形。也即是说，最密切联系地的法律并非就是最终所适用的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法官为了解决纠纷很可能借助于最密切联系法域的法律之外的其他法律。此外，上述第三种观点将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地域仅指向“国家”也是不精确的，因为有些国家是多法域国家，存在着区际法律冲突，其各州或省有独立的立法权。如果仅仅将最密切联系的地点粗略地指向“国家”而不细化，在实践中可能难以操作。

笔者认为，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客体应表述为既包括“法域”也包括“法律”，它是在立法和司法层面的综合表征。立法时所考虑的最密切联系原则往往是某一法律关系与某一法域的联系，侧重于诸如国籍、住所、惯常居所、合同缔结地、合同履行地、侵权行为地、物之所在地等空间场所意义的事实因素。立法者在制定法律选择规则时，为每一项法律关系援引法律，只是对法律的虚指，法律关系与法律之间的联系，大多是与某一法域的联系推定而来，并非直接针对这一法域的具体法律。因此，从立法层面上看，最密切联系原则指向的应是“法域”。法官在处理具体案件时，首先要根据立法者制定的法律选择规范，对所涉及到的诸多事实因素进行定量定性分析，找出最密切联系的法域，然后考虑该法域法律的具体内容。只有在这时，法院才能清楚地看到法律与具体法律关系之间相联系的状况，以及法律适用于该法律关系的结果。如果法院在考察了具体法律关系和该法域法律的具体内容后，发现法规预先指定的法律与法律关系的联系并不密切，以及适用法规指定的法律将导致不公正、不合理的结果，损害当事人的正当权益，法院便可根据自由裁量规则，决定不适用法规所援引的法律，而适用与案件联系更密切、更有利于当事人正当权益的法律，以弥补和修正预制法律选择规则在确定法律适用上的先天缺陷［6］。事实上，只有在司法实践中，借助于法官对具体案件的主观考量，对各有关法律所体现的政策、目的或利益进行深入分析，才能真正揭晓哪一部法律与某法律关系有着最密切的联系，从而以此作出公正合理的判决。这说明从司法层面上看，最密切联系原则指向的应是“法律”。最密切联系原则所指既为“法域”又为“法律”诠释了在不同阶段立法选择权与司法选择权的相互结合、相互补充。因此，我们不应该片面地认为最密切联系原则所指向的仅为“法域”或者 “法律”，更不应该割裂二者之间的联系。

三、最密切联系地的确定

在通常情况下，法官在采用最密切联系原则处理涉外民商事案件时，要对所涉及到的空间连结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评价，以找出与该案件和当事人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域，然后对该法域法律的内容及适用的结果进行权衡，以决定是否最终成为准据法。可见，在寻求准据法的过程中，首先要确定的就是最密切联系的法域，即最密切联系地。最密切联系地的确定关系到具体案件中当事人追求的实体性利益可否实现，意义重大。

在国际私法理论界，有的主张采用数量标准确定最密切联系地，有的主张采用质量标准确定，还有的主张采用数量标准与质量标准相结合的方法。一般而言，按照数量标准，连结点聚集的地方与法律关系有着最密切的联系，而且如果连结点高度集中的地方为法院地，则以法院地法为准据法能够实现诉讼成本与交易成本的最小化。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以数量标准判定最密切联系地将有失偏颇。事实上，每一个连结因素对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或者争议的事实来说，其重要性也不尽相同。例如，当事人的住所地对于解决缔约能力问题具有相对重要性，合同履行地对于解决卖方交货义务具有相对重要性，不动产所在地对于解决不动产的买卖、租赁、抵押、使用等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由此看出，尽管数量标准相对具体客观，但以数量上的简单叠加确定的最密切联系地未必是真正意义上的最密切联系地。有学者指出，如果认为最密切联系标准为“量”的概念，则所谓“最密切联系”的衡量便犹如拳击比赛一般——若不能击倒对手，便以“计算点数”来判断胜负，这岂非与传统法律选择理论的操作方式无异［7］？那么，以质量标准确定最密切联系地是否就完美无瑕呢？事实未必如此。“质”的分析比较抽象，其难点在于如何确定各种连结因素的相对重要程度，法官心中都自有一杆秤，容易使最密切联系地的确定陷入极端不稳定状态。从经济学角度来看，采用数量标准时，最密切联系地的法律能够实现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最小化；采用质量标准时，最密切联系地的法律能够实现相关资源的有效配置［8］。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当事人的实体性利益和程序性利益，必须将数量标准和质量标准相结合以确定最密切联系地。

如何确定最密切联系地从而找出与法律关系最密切联系的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既要对法律关系中各个客观连结点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也要从准据法适用结果的合理性与适当性进行研判，这显示出最密切联系原则本身的抽象性与不确定性。笔者非常赞同有学者提出的确定最密切联系地的务实建议，该建议将确定最密切联系地的过程分为5个步骤：第一，找出个案中的所有相关连结因素；第二，考察比较连结因素在不同国家或者地区的分布数量；第三，对每一连结因素在特定法律关系中的重要性进行概括分析；第四，若上述三步仍不能确定最密切联系地，法院要特别考量个案中每个连结点对具体争诉问题的意义；第五，综合权衡，最终确定最密切联系地［9］。

四、指向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的可行性

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终极目的指向法律，那么可否指向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呢？对此，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

首先，欲得出此结论，必须将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置于法律的位置上。国际条约是指至少两个国际法主体意在原则上按照国际法产生、改变或废止相互间权利义务的意思表示的一致［10］。从法律的特性上看，国际条约以权利义务为内容，规定了缔约国的权利义务，并且也具有一定的强制力，只是不同于国内法的强制力而已，况且完全以国内法的标准判断国际条约的法律性质，本身就是狭隘的。国际惯例包括国际习惯和国际商事惯例。国际习惯，是在国际交往中，经国家反复多次的实践，被世界各国公认为法律而逐渐形成的不成文的行为规则。国际商事惯例是指在国家实践中尚未形成法律拘束力的贸易常例。虽然国际商事惯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经国家多次反复和前后一致的实践可以演变为法律，但人们对于这类惯例的法律性质仍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它们不是法律，缘其不符合法律规范所应具有的可预见性、权威性和连续性；而有人认为它们是一种特殊的、具有一定“自治性”的法律，不可以常规意义上的国内法标准对其进行衡量［11］。这种分歧实际上反映了论者们对“法律是什么”的不同认识，无论如何法律多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只要对社会生活简单地观察一下就可使我们相信，除了由政权强加的法律规则外，还存在着某些法律规定、或至少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定。过去存在，现在仍然存在着一些并非从总体社会的组织权限中产生的法律。既有超国家法，也有国家法。”［12］国际商事惯例就是一种在“总体社会的组织权限”之外产生的超国家法，它们在国际商事交往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使“我们得把法的地位也给予某一团体所普遍接受的惯例、行为法典、专业和准专业机构的指南、君子协定和被认为在法院没有强制执行力的其他安排。”［13］我国台湾学者柯泽东从国际商事惯例具备法律规范的一般性和普遍性、权威性、制裁力三个方面论述了它的法律性［14］。由此可见，国际商事惯例是在商人们的跨国商事交易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经过正如国际商会之类的国际组织的编篡和解释，更具体化而又更具明确性。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的法律性质为二者作为最密切联系原则所指对象奠定了理论基础。

其次，将最密切联系原则指向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容易为当事人所接受，也为法院提供了便利。国际条约作为不同国家利益冲突与调和的产物，是各国共同意志的折衷与提炼，而国际惯例是被世界各国公认的反复多次实践的结果。因此，以一个适当的国际统一实体法条约或者国际惯例作为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在某种程度上在双方当事人意见分歧较大的情况下无疑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对于法官而言，由于统一实体法条约或国际贸易惯例常常见诸于向各国公布的文字资料，比查找某一外国法的内容更为容易，因此，法院是乐意以此作为准据法的。在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基础上，如果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的适用机率逐渐增大，这无异于使国际私法趋同化，有利于创造一个谋求共同发展的、反映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国际法律环境。若各国均致力于此，则可以保证在不同国家的法院诉讼时，同一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适用法律及判决结果的一致性。这正是国际私法孜孜以求的目标。

再次，将最密切联系原则指向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可以满足国际商业活动追求便利和效率的需要。国际私法调整涉外民商事关系要力争做到以便利为基础，保证国际民商事交往的顺畅，因此，法律关系的准据法应该是提高民商事活动效率的法律。在确定法律关系的准据法时，法院必须弄清一个公正和通情达理的商人将会如何对待这个问题，这样一个人将会希望任何争议都能以最便利的方式并按照商业效率被解决。国际商业交往的便利和效率不仅关系到商人的利益，也关系到国际商事关系的发展。为促进便利和提高效率，应以较为成熟的国际商业惯例或国际公约作为与某法律关系联系密切的法律。这些惯例和公约对国际商事关系有直接针对性，并且从长期国际商业交往习惯中提炼出来，故内容较为完善，适于国际商业活动追求便利和效率的需要。比较国内法而言，国际商业惯例和有关国际公约是确定法律关系准据法时最密切联系法律的更佳选择［12］144-145。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可能会出现最密切联系的法律落空的情况，这时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就更有了用武之地。

最后，目前已经有条约规定最密切联系原则可指向国际惯例。例如，《美洲国家间国际合同法律适用公约》第9条规定，在当事人尚未有效选择支配合同的法律时，合同适用与其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法院在认定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时，应考虑合同的全部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同时还应考虑国际组织所承认的现代商人法。现代商人法由国际惯例、一般法律原则、一般交易条件、国际标准合同、合同标准条款等构成，《美洲国家间国际合同法律适用公约》是将最密切联系原则指向国际惯例的新尝试。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最密切联系原则指向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有一定的可行性，但目前条件还不充分，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的长短不仅取决于人们对“法律”的认识及对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重要性的认识，还取决于世界经济发展的速度、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国际私法理论的发展方向以及国际条约和国际贸易惯例自身的完善程度。 JS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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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ulation on the Status of the Doctri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MA Zhiqiang

(Law School,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本文责任编辑：邵 海

作者：马志强

国际私法得利研究论文 篇2：

论冲突规则的候补强制性

[摘要]关于冲突规则是任意适用还是强制适用这一重大问题，国际上有“任意性冲突法”和“强制性冲突法”两种理论和实践。从我国的立法来看，冲突规则的适用具有强制性。但司法实践中的做法并不完全符合这一原则。学术界也没有一致的观点，主流观点肯定冲突规则的强制性，但冲突规则的任意性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赞同。在对我国涉外民商事审判实践进行了大量微观的实证研究之后，结合相关法律和最高法院文件的精神，并考虑到私法规则的普遍属性，可以认为冲突规则应当具有“候补强制性”。

[关键词]冲突规则　任意性冲突法　强制性冲突法　候补强制性　涉外民商事审判实践

[文献标识码]A

［

冲突规则的性质问题是国际私法上一个具有核心价值的重大问题，传统上关于国际私法性质的讨论其实是对冲突规则性质的探究，它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即冲突规则是国内法规则还是国际法规则，是实体法规则还是程序法规则，是公法规则还是私法规则。不过，笔者在此并不就上述问题进行探讨，而是研究一个对我国涉外民商事审判实践而言更具针对性和重要性的问题，即冲突规则是“任意性规则”还是“强制性规则”，这也正是当今欧美国际私法学关于冲突规则性质问题讨论的焦点。如果冲突规则是任意性适用的，那么当事人可以排除或改变冲突规则对准据法的指引，而且在当事人没有要求适用冲突规则或其指引的域外法时，法院可以直接适用法院地法。如果冲突规则是强制性适用的，那么当事人无权排除或改变冲突规则对准据法的指引，而且即使在当事人没有要求适用冲突规则或其指引的域外法的情况下，法院也必须依职权主动适用冲突规则并按其指引确定准据法。因此，冲突规则的任意性或强制性问题，对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涉外民商事审判实践的合法性、权威性也具有重大意义。

一、关于冲突规则任意性或强制性的国际论争

鉴于单边冲突规则和意思自治原则的特殊性，国际私法上冲突规则强制性或任意性争论的焦点在于传统硬性双边冲突规则上。在阐述笔者的观点之前，有必要就此问题首先介绍一下国际上争论得非常热烈的“任意性冲突法”和“强制性冲突法”理论。

(一)冲突规则的任意性理论

在国际上，“任意性冲突法”(facultative choice of Iaw)是指：只有当涉外案件的当事人主动提出应当适用法院地冲突规则或其指引的域外法时，法官才会考虑适用冲突规则确定准据法；如果涉外案件当事人没有提出法律适用问题，法官将一律适用法院地法，尽管依照法院地的冲突规则应当适用域外法且该域外法的适用对法院不存在任何困难。因此，所谓“任意性冲突法”理论，其要点是冲突规则或其指引的域外法只有在当事人的请求下才由法官予以适用，其实质在于扩大法院地法的适用。英美国家由于其“强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机制，法官只起到居间裁判的作用，不仅不会主动适用域外法律，而且也不会主动依职权适用本国冲突法，除非当事人主动提出这样的要求。因此，在普通法系，法官虽然没有“任意性冲突法”或“强制性冲突法”的概念，但法院采用的是一种与“任意性冲突法”理论类似的方法。

法国对冲突规则任意性或强制性适用的态度摇摆不定，经历了冲突规则任意适用、强制适用、又回到任意适用、最终再到强制适用与裁量适用相结合的轨迹。在1999年作出的两宗判决中，法国最高法院最终确立了以争议是否涉及当事人可自由处分的权利作为法官应否依职权适用冲突规则的标准。如果争议涉及到当事人有权处分的权利时，法院适用冲突规则包括国际条约中的冲突规则的“义务”得以免除，但法院有“权利”裁量是否适用冲突规则及其指引的域外法。如果争议涉及到当事人不可处分的权利时，法官适用域外法的“职责”仍然存在。

德国是冲突规则强制适用的典型国家，然而受英美国际私法理论和法国司法实践的影响，以及对德国自身司法实践的考察和反思，1970年德国国际私法学者弗莱斯勒在《拉贝尔国际私法和域外法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任意性冲突法》的文章，提出了任意性冲突法理论。该文认为，德国法院审理冲突法案件的司法实践表明，德国法院严格按照德国冲突规范适用域外法费时费力，浪费有限的国家司法资源，而且不能实现司法公正的目的，因此，他主张只有在至少一方当事人依据德国冲突法主张自己的观点时，法院才应适用冲突法，如果法律关系当事人均未根据冲突法或域外法主张其观点，则德国法院应当适用德国实体法。弗莱斯勒的观点得到其师茨威格特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的赞同。该文发表后在德国及至欧洲产生了广泛影响，在德国法学界引发了一场至今仍未结束的关于强制性冲突法和任意性冲突法的争论。

匈牙利1979年国际私法在一定程度上也肯定了“任意性冲突法”理论，而且西班牙～葡萄牙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以及阿根廷、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等民法典中也明确规定对于域外法的适用当事人拥有处分权。

(二)冲突规则的强制性理论

与“任意性冲突法”理论相对的是“强制性冲突法”理论(mandatory choice 0flaw)，冲突规则的强制性理论认为：当事人没有权利排除或改变冲突规则对准据法的指引，也没有义务向法院请求适用冲突规则或其指引的准据法，法官应当依照职权主动适用冲突规则及其指引的准据法。

尽管“任意性冲突法”理论得到许多学者的极力支持，然而总的来看，在德国等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意见仍然认为，法官应依照职权适用冲突法，这并不取决于当事人的选择。德国著名国际私法学者克格尔、舒里希和诺伊豪斯就持这种主张，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也一再肯定这一点。奥地利1978年国际私法立法更加明确地排除了“任意性冲突法”，另外还有比利时、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瑞士、列支敦士登、土耳其、秘鲁以及大多数东欧国家的国际私法立法在原则上也支持“强制性冲突法”理论。这一主张似乎也得到了国际法协会于1989年在圣地亚哥会议上通过的一项决议的支持，该决议认为，冲突规则具有强制性，建议各国在程序法一般规则所允许的范围内要求其有权机关依照职权提出冲突规则的适用问题，而且当特定冲突规则适用时，有权机关也应依职权适用其指引的域外法。

然而，即使是在德国，有学者通过对其涉外民商事审判实践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在德国初审法院，只要未被当事人提及，法院会简单地忽略案件所牵涉的国际私法问题；而上级审法院则会将一审巾当事人未提及冲突规则的诉讼行为视作当事人之间作出的对法院地法的选择，从而规避域外法的适J=1J。于是德国学者不得不发出“国际私法事实上成为任意性法律”的感叹。

二、我国的相关规定、实践做法和理论观点

对我国而言，从理论上看，探讨冲突规则的适用到底是任意性的还是强制性的应该是一个新课题。当然这并不表明我国国际私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问题没有任何思考，也许恰恰相反，从我国相关冲突规则制定时起，国际私法界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冲突规则是强制适用的，但是如果考察我国的涉外民商事

审判实践，也许冲突规则强制适用的确会有所动摇。无论如何，我国国际私法学界有必要在加入WTO之后的时代背景下认真地研究冲突规则的任意性或强制性问题，以便为我国正在酝酿起草的《涉外民商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提供借鉴，同时更加科学合理地指导我国涉外民商事审判实践。

(一)我国关于冲突规则性质的相关立法

关于我国冲突规则是强制性适用还是任意性适用的问题，我国并没有直接的、有针对性的成文规定。不过从某些其他条款中可以观察出冲突规则强制或任意适用的倾向，如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规定：“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依照本章的规定确定。”最高法院《民通意见》第178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外民事关系的案件时，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八章的规定来确定应适用的实体法。”最高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沿海地区涉外涉港澳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也要求：“审理涉外、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必须按照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和涉外经济合同法的规定，正确地解决法律适用问题。”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或“必须”适用冲突规则确定准据法，这表明我国立法确实体现出了冲突规则强制适用或由法院依职权适用的态度。我国有外事法官也承认，如果案件的准据法确定为域外法，即使当事人都没有提出适用该域外法的请求，根据内地冲突法的规定，只要适用该域外法没有违背内地的公共利益及内地法律强制性规定，法官就必须根据冲突规则的指引适用该域外法解决争议。即我国内地冲突规则的适用具有强制性。

(二)我国关于冲突规则性质的司法实践

不过，考察我国涉外民商事审判实践可以发现，大多数情况下法院都能够依职权主动适用冲突规则，但是在不少情况下，审判实践中的某些做法却不自觉地体现出冲突规则非强制适用的特征，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未请求适用冲突规则或其指定的域外法时，法院未说明任何理由即直接适用了我国法律。在笔者对1000起涉外民商事案件判决所作的统计中，这种情况占全部案件的17％。第二，如果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没有对法院适用我国法律提出异议，那么在上诉或再审过程中，上级法院会认定当事人同意适用我国法律从而确认下级法院的做法。第三，当事人合意选法的适用领域突破了合同这一法律对其法律适用有明文规定的传统领地，在物权、侵权、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等非合同领域，无论冲突规则是否另有明文规定，法院都有按照当事人的选法合意确定准据法的实践。第四，当事人选法合意的形成不必经过当事人的协商，只要当事人分别以同一法律，特别是我国法律作为起诉或抗辩的依据即可。对此笔者称为当事人“不约而同”的合意选法方式。第五，尽管当事人缔约时合意选择了准据法，但是在诉讼过程中没有提出适用的请求，此时也有法院视为当事人放弃对原准据法的选择。

(三)我国关于冲突规则性质的不同主张

从我国国际私法理论上看，公开发表的专门研究冲突规则任意性或强制性问题的文献还很缺乏。不过综合各方面的资料，我国国际私法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见解正在走向多样化，基本上呈现出如下观点。

1　冲突规则强制适用。不少学者认为，在处理国际私法案件时，无论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是否主张适用域外法，我国法院都应该依职权适用冲突规范。如果认为冲突规则是非依职权适用的，那么国际私法就会被冷落一旁，名存实亡。还有学者对我国冲突规则强制适用的观点进行了论证，首先，我国民事诉讼采取的是职权主义模式，将冲突法适用问题交由当事人决定的任意性冲突法理念与此不相符合。其次，《民法通则》第八章集中规定了我国大多数的冲突规则，而我国第八章条文与前七章条文相比，在立法者和法律效力方面没有任何区别。没有理由认为，我国法院仅有义务依职权适用《民法通则》前七章，而将第八章的适用交给法律关系当事人决定。再次，最高法院的前述意见和通知非常清楚地表明，依职权适用冲突法规范和准确选用准据法是我国各级法院的义务。无论我国国内法中的冲突规则，还是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中的冲突规则，在我国都是“强制性冲突法”。最后，最高法院的判例表明，我国对于应当适用域外法而未适用域外法的法院判决，不仅允许当事人提起上诉，而且允许当事人申请再审。这也表明我国冲突规则具有强制适用性。

2　冲突规则以任意性为主。当然，国内也有很多学者在不同程度上主张或接受冲突规则的任意适用性。有学者认为我国应适当采纳建立在当事人意思自治基础上的“任意性冲突法”理论，但要对其适用的条件从严掌握，即国际条约中的冲突规则不得被排除适用，而且只要任何一方当事人对适用中国法表示异议，就必须适用冲突规则来确定准据法。也有学者从实证的角度认为，在通常情况下对于域外法的依职权适用并不会给国家或政府带来什么利益，而且，国家和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原本就不具有什么利益，真正的利益方是当事人。另外，依职权适用域外法本身不仅对法官的素质和知识结构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给法院带来过分繁重的任务，其实际的实施情况也并不顺利。还有学者认为国际私法主要是为当事人利益服务的，而且适用域外法具有潜在的缺陷，因此主张冲突规则的任意适用应具有原则性的地位。

3　折衷观点。有学者采取折衷的观点，认为应该“根据不同领域冲突规范的性质决定其适用应该是任意性还是强制性的”。或者在法律规定可以选择法律的范围内接受当事人的明示主张，而在其他领域法官应该依职权主动适用法律规定的冲突规范。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从应然的角度出发，也建议我国可以仿效法国、瑞典等国做法，在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权利的法律范畴内如合同、侵权等主要涉及金钱事项的领域认可冲突规则的任意适用性；在当事人不可自由处分权利的法律关系领域如婚姻、抚养等领域，法院则应依职权主动适用冲突规范及其指向的外国法。

综上所述，从相关规定上看，我国的冲突规则应当具有强制适用性，但在实践中却呈现出不完全如此的面貌。理论上有的学者从冲突规则本身的角度出发肯定冲突规则的强制适用性。有的学者则主张借鉴国外经验，照顾实然做法，肯定任意性冲突法理论。还有学者采取折衷观点，认为部分冲突规则任意适用，部分冲突规则强制适用。

三、冲突规则的候补强制性

在对我国涉外民商事审判实践进行了大量微观的实证研究之后，结合相关法律和最高法院文件的精神，并考虑到学术界的不同观点，笔者曾经将我国涉外民商事审判实践中的突破和创新概括为“当事人合意选法理论”，即在当事人的自治范围内，涉外合同或非合同纠纷的法律适用。不限于冲突规则的成文规定，当事人都可以明确表达内在意图的方式，选择任何国家或非国家性的法律作为准据法。当事人没有选择或者不能达成选法合意的，法院根据本国的冲突规则选择准据法。根据这一理论。特别是考虑到私法规则所普遍具有的自治特征，笔者认为冲突规则的性质是不能完全用“任意性”或“强制性”来概括的，冲突规则具有“候补强制性”。

1　冲突规则的候补性。冲突规则的候补性是指当事人的选法合意一般性地优于国际私法上传统硬性冲突规则的效力，如果当事人能够达成选法合意，那么优先按照当事人的合意确定准据法，而不考虑冲

突规则对准据法的指引；如果当事人没有选择法律或不能达成选法合意，此时则按照冲突规则的指引确定准据法。

当事人的选法合意一般性地优于传统硬性冲突规则是指除了合同这一法律明文允许当事人选法的领域之外，对于物权、侵权、无因管理、不当得利、婚姻、家庭和继承等法律对其法律适用没有规定或者另有硬性规定的，当事人都有权合意选择准据法，而且当事人的选择优于法律的明文规定。也就是说，在私法范围内，只要没有针对涉外民商事案件直接适用的强制性规则，当事人都有权利选择准据法：只要当事人选择的准据法不损害我国的公共利益，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行为都有效。

从冲突规则的候补性出发，我国涉外民商事审判实践中的一些做法，如法院尊重当事人在非合同领域选择准据法的权利，尊重当事人“不约而同”的合意选法方式等就是合理合法并且值得鼓励的创举。

2　冲突规则的强制性。“任意性冲突法”理论认为如果当事人不主动援引法院地的冲突规则或其指引的域外法则意味着当事人愿意适用法院地的实体性法律，但是笔者并不赞同这种对当事人意愿的推定，因为即使涉外案件的当事人没有选择准据法或不能达成选法合意，也应按照法院地冲突规则的指引确定案件的准据法，而不是直接适用法院地的实体性法律。因此，当事人没有选择法律或不能达成选法合意时，法院无须当事人适用冲突规则的请求，而必须依职权主动适用本国为调整涉外民商事关系特别制定的冲突规则，并按照冲突规则的指引确定准据法，这就是冲突规则的强制性。

从冲突规则的候补强制性出发，当事人在诉讼过程未请求适用冲突规则或指定的域外法时，法院不说明理由直接适用我国法律的做法既不合法也不合理。至于当事人缔约时合意选择了准据法，但在诉讼过程没提出适用的请求，法院就视为当事人放弃对原准据法的选择则更是毫无法律依据和道理可言的。

3　候补强制性不同于任意性。“强制性冲突法”理论认为冲突规则由法院依职权主动适用，当事人没有排除、改变或选择冲突规则的权利。而冲突规则的候补强制性理论则认为当事人不仅享有广泛的合意选择法律的权利，而且这种选法合意具有优先于冲突规则的效力，因此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明显的。

有学者认为冲突规则的候补强制性实际上就是改头换面的“任意性冲突法”理论，笔者以为不然，因为“任意性冲突法”理论是有其确定涵义的，即法院没有义务依职权主动适用本国的冲突规则，如果当事人不提出适用冲突规则的主张，法院就适用法院地的实体法。而根据冲突规则的候补强制性，如果当事人没有达成选法合意，那么无论当事人是否提出适用冲突规则的请求，法院都应依冲突规则确定准据法，而不是直接适用法院地的实体法。因此，冲突规则的候补强制性实际上更接近“强制性冲突法”理论，它以冲突规则的强制适用为基础，只是当事人选择准据法的合意高于硬性冲突规则的效力而已。当然，冲突规则的候补强制性理论无论是对于维护入世后我国涉外民商事审判的合法性与权威性，还是对于丰富和繁荣国际私法的学术研究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实务界人士关注和研究这一问题。

作者：徐锦堂 曾二秀

国际私法得利研究论文 篇3：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实施述评

摘 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于2010年10月28日通过，2011年4月1日起施行。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已将冲突法法典化，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冲突法体系。它是众多相关人员长时间努力的结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立法史上是里程碑式的事件，也对与我国有相关民事交往的国家产生巨大影响。它广泛汲取了当代国际私法的先进理论，成功借鉴了当今世界各国的国际私法立法经验，充分总结了我国几十年来涉外民商事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作出重要贡献。我国创建的这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对于各种冲突法的问题进行调整的系统包括一般规定和针对一些特定领域的特殊规定。

关键词 涉外民事关系 法律适用 国际私法

一、本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

法律适用的一般依据是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那么如果是本法的一般规定与旧法的特别规定产生了冲突该如何解决法律的适用问题？在《法律适用法》中，这一点有明确的规定，体现了我国法律工作者高超的立法技术。《法律适用法》第二条第一款和第五十一条规定了本法若与其他法律产生冲突该如何解决。总结起来就是：如果本法是一般规定，其他法律是特别规定的，适用其他法律。但《民法通则》第146条、第147条，《继承法》第36条与本法规定不一致时，适用本法。按照此逻辑，那是否可以理解为除了《民法通则》的第146条、第147条和《继承法》的第36条之外的其他条款都是相对于《法律适用法》的特别规定呢？那么理应优先适用？ 显然这不是立法者的本意。这些除上述条款之外的其他条款的适用并不与《法律适用法》重合，其只是一般规定而已，其适用不受《法律适用法》的影响。

二、最密切联系原则

最密切联系原则在冲突法中，是指涉外民事关系应当适用与其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作为准据法。它为法律一制定就具有的刚性和滞后性带来了一丝柔性和灵活性。该原则给予了法官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当今世界各国立法、判例和国际条约的冲突规范均承认最密切联系原则，只是在接受的程度上有所区别。

《法律适用法》将最密切联系原则贯穿于整个体系，这是吸收先进经验的重要成果。

如《法律适用法》第21条，首先应适用当事人共同经常居所地的法律，其次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再次没有共同国籍的，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或者国籍国缔结婚姻的，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按照原来的法律规定是可以有两个不同国籍的外国人在中国登记结婚的，然而现在《法律适用法》的颁布实施，意味着这种情况不可能再发生了。

纵观《法律适用法》，不难发现其是将经常居所地作为主要连结点的。之前的观点是，我国自然人的属人法是国籍国法，兼采住所地法，惯常居所很少采用。《法律适用法》对我国属人法内涵进行了扩张，经常居所地成为属人法的重要内容，成为援引准据法的重要连接点，大有取代国籍、住所之势。《法律适用法》规定：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结婚、夫妻人身关系、夫妻财产关系、离婚、抚养、监护、法定继承、遗嘱方式和遗嘱效力、合同、侵权、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适用经常居所地法律，几乎涵盖了涉外民事关系的所有领域。

中国政法大学黄进教授提出，中国选择经常居所地作为主要连结点主要是因为：第一，属人法，要么适用本国法，要么适用住所地法。在我国民法通则中“住所”的概念和“经常居住地”的概念基本一致，实际上“住所”就是“经常居住地”。“经常居住地”在认定上更容易些，不需要考察当事人的意愿。第二，海牙公约在属人法领域也以惯常居住地作为连结点。第三，《法律适用法》以经常居住地法作为属人法，是一种创新。不能简单的认为中国的法制属于大陆法系或是英美法系，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应吸收两大法系的精华，创造中华法系，采用惯常居所地法有一定的新意。

三、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在冲突法中，接受当事人意思自治能够带来确定性及效率，使得当事人及法院相对容易地知道需要适用的法律及双方在所涉法律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我国司法实践中，在没有得到正式认可前，一些法院就已经在合同以外的其他领域，如侵权，财产和不当得利，接受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法律适用法》的另一个革新就是赋予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以突出的地位。第3条规定了：“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法律不允许的领域当事人不能行使准据法选择权。当法律既未规定当事人可以选择准据法，亦未禁止当事人选择准据法时，当事人是否可以选择？依据本法第3条的文意看，似乎不能理解为法律未禁止的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准据法。只有当法律有明确规定时，当事人才有选择权。这里的“法律规定”是指本法和其他法律中关于涉外民事关系的规定。

关于“明示”。在现实中，确实存在以默示方式选择准据法的情形，这给法官造成了极大地不方便，需要通过当事人的行为等因素推测其本意。而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法官的素质参差不齐，有时常常为了方便省力而直接适用中国的法律。有时对当事人是不公平的，甚至是违背当事人的本意的。所以本法第3条只承认明示选择的情形，是符合我国国情的。

四、保护弱者

《法律适用法》的第三个革新在于将保护弱者原则纳入了我国冲突法体系。这意味着：冲突法在追求冲突正义的同时，也追求着实质正义。

在国际私法领域通过冲突法来保护弱者很早就是欧盟的一项立法政策。在欧盟立法中，如消费者、劳动者以及被保险人，不仅在法律选择方面，而且在管辖权方面都被给予了特殊保护。《法律适用法》注重保护社会和经济上较弱方当事人的利益。第25条，第29条和第30条分别在父母子女人身财产关系、抚养、监护方面给予弱者相应的保护。此外，鉴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间接性，第42条前半句所规定的“消费者合同，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律”，通常较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从第45条和第46条的规定也可以看出较利于保护被侵权人的权益。这些规定无不体现了《法律适用法》兼顾着“实体法上的正义”，这是对传统冲突规则的一个重大改进。

五、总结

近现代各国法律适用法立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援引涉外民事关系准据法的连结点进行软化处理，由传统的单一、客观的确定准据法，到如今的增加法律的可选择性，以适应日益密切的国际交往。《法律适用法》吸收了当今世界各国的立法精华，强化了对连结点的软化处理，增强了法律选择的灵活性。它将意思自治原则和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基本原则，在法律无特别规定时，这两种原则可广泛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各个领域。这在各国立法中并不多见。《法律适用法》兼顾了法律适用的确定性和灵活性，有助于中外当事人运用该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有助于人民法院、行政机关和仲裁机构依照该法的冲突规则恰当地确定涉外民事关系的准据法，实现该法第1条所规定的“明确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合理解决涉外民事争议，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

《法律适用法》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冲突法体系，在我国开启了涉外民事关系冲突规范调整的新纪元。但它并非尽善尽美，仍需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之处依然存在，这有待于《法律适用法》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和探索，使其更符合我国的国情。

（作者：安徽大学2012级国际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法）

参考文献：

[1]刘贵祥.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在审判实践中的几个问题[J].人民司法.2011.11.

[2]涂广建.解读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J].时代法学2011.

[3]齐湘泉.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立法特点[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

作者：陈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