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伦理建构结合论文

[摘要]科学在建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性别是影响科学建构的一个重要因素。科学的男性中心主义有深远的历史渊源，传统的科学模式将女性排除在科学之外。但是这种只由男性建构的科学体系是不完整的，由此女性主义学派提出了很多策略来解决女性在科学中相对缺席的难题。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科学伦理建构结合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科学伦理建构结合论文 篇1：

论后现代科学观

[关键词]后现代科学观；解构型后现代科学观；建构型后现代科学观

[摘要]后现代科学观大致可分为解构型后现代科学观和建构型后现代科学观。作为对现代科学观的颠覆和超越，解构型后现代科学观消解科学的客观性和经验基础，告别理性，解构宏大叙事；建构型后现代科学观重构科学客观性，拓展经验内涵，重构理性以及科学的文化典范。后现代科学观凸显了科学的人文性，但蕴含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又危及科学与人文的和谐发展。当代科学观的重建，应批判性地汲取后现代科学观的合理思想，而不应盲目追随其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道路。

[文献标识码]A

启蒙以来的现代科学观以肯定科学的客观性、经验基础、合理性和进步性为典型特征。后现代科学观试图通过质疑和批判科学的客观性、经验基础、合理性和进步性，消解和更替现代科学观。根据不同的理论旨趣，后现代科学观大致可分为解构型后现代科学观和建构型后现代科学观。前者主要致力于批判和消解现代科学观，后者则主要致力于改造和更替现代科学观。本文拟结合后现代科学观兴起的科学语境和人文语境，从整体上勾勒出解构型后现代科学观和建构型后现代科学观的理论谱系和基本概貌，并对其进行批判性的反思与评价。

一、解构型后现代科学观

一般而言，“当哲学家使用‘后现代主义’这个词时，他们通常意味着指称20世纪60年代在法国兴起的运动及其后果和相关发展，该运动可被更精确地称为‘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后结构主义也被称为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是对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极端化，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德里达、福柯、德勒兹、利奥塔、伊利伽莱和克里斯蒂娃等。后结构主义致力于揭示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怀疑和质疑理性探求“真理”的可能性，否认清晰意义存在的可能性，并试图揭穿现代西方社会文化建制的压制本性。后结构主义侧重对现代性的批判，罕有提出克服现代性缺憾的积极建议，因此又被冠以“解构型后现代主义”之名。虽然解构型后现代主义主要关注的是政治文化问题，但它通过对真理、理性主体和科学进步陛的批判，也形成了一套以解构现代科学观为主旨的后现代科学观。

1　消解客观性。解构型后现代主义并不欣赏科学客观性，它通过攻击现代科学观所倡导的实体实在观来消解科学客观性。在解构型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任何物理的、心理的、指号的或认识论的实体都不是简单的概念，而是处于概念关系网络中的复杂语词。

解构型后现代科学观注重关系与结构实在性的理论立场，主要是极端化结构主义的后果。正如诺里斯指出，“在法国，在始自迪昂，通过巴什拉，直到各个学科发生结构主义‘革命’(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达到高峰)的不同时期之间，存在一条明显的传承路线。”这条传承路线的主要内容，即在于对关系和结构的强调。结构主义代表索绪尔将语词划分为“能指”和“所指”，简单地说，索绪尔把语言中的“指示者”称为“能指”，而把“被指示者”称为“所指”。索绪尔强调，语言是一个体系，也就是一种结构，它是由语音和意义之间的关系构成的网络，语言中的“所指”并非简单由外部世界中的事物决定，而是取决于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结构关系，而该结构关系带有人为约定的随意性。“索绪尔的语言学转向给后结构主义者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提出了自己的语言理论：符号获得意义是由于它与同一系统内其他符号的对立关系。”由此，语言的客观性被后现代主义者转化为文本的人为约定性。

结合索绪尔被极端化了的语言学思想，解构型后现代主义者积极挖掘科学家的相似思想，以期更有力地消解科学客观性。梅里尔断言，如果一个人遵循从现象学到解构主义，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从分析哲学到新实用主义，从经典物理学到相对论，从实证科学到解释学科学，以及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错综复杂的路径，那么他将被迫接受爱丁顿有关“不存在一个纯粹客观世界”的主张。在解构型后现代主义者的精心装扮下，倡导关系实在论的哲人科学家俨然成为他们否认客观性的“同盟”。

2　消解科学经验基础。对科学的曲解在解构型后现代科学观的论著中并非个别现象。解构型后现代科学观在阐发自身立场时，常常喜欢对诸多当代科学理论做出颇有争议的解读，这在它消解科学经验基础的尝试中也不例外。德里达就借助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来攻击科学的经验基础：“在爱因斯坦那里，我们明白了经验证据所拥有的某种特权的消失……爱因斯坦常量……只是一个游戏的概念”。

德里达对相对论的相对主义理解饱受科学家的非议。对于支持德里达的解构型后现代主义者来说，他们迫切需要从科学家或带有科学背景的哲学家那里寻求理论支持。在罗默看来，哲人科学家马赫与其追随者彼得楚尔特的学术通信充分表明，马赫及其追随者也对相对论做出了相对主义的哲学解释。马赫和爱因斯坦等哲人科学家反对经验论的教条化，解构型后现代主义者据此来否认科学的经验基础，凸显科学理论构造的自由，进而将科学转化为一种和文学类似的叙事游戏。在极端的解构型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经验的基础地位与科学理论的自由创造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只有消解了客观经验在科学中的基础地位，才能为科学和其他文化带来创造的自由。

3　告别理性。解构型后现代科学观攻击科学合理性的论证，也充分调动了现代哲人科学家的相关思想。现代科学哲学通常认为，科学合理性就在于科学方法的合理性，而科学方法的合理性则由严格的逻辑来保证。彭加勒等现代哲人科学家早已指出科学发现中的非理性因素，反对将数学和科学发现的方法还原为逻辑。解构型后现代主义者极力夸大哲人科学家的上述观点，以此来消解科学合理性。利奥塔部分借助经超现实主义画家杜尚转换过的彭加勒和戴德金的空间概念，力图证明逻辑的“不可通约性”。德里达吸收形式主义数学思想构建的“概念游戏”，意在消解科学语言意义的确定性。梅里尔试图根据彭加勒对福克斯函数发现过程的心理描述，揭示非理性的“潜意识自我”在科学发现中的重要作用。

也许是因为自身学术背景的局限，解构型后现代主义者更愿意通过历史研究来挖掘科学的非理性根源，以之撼动科学合理性的根基。尼采的道德系谱学通过挖掘人类各种道德的非道德根源来松动道德的权威。将此思路推而广之，理性知识也就导源于非理性的历史根源，“知识的力量不在于真实的程度，而在于知识的古老，被人接受的程度，以及它作为生存条件的特性”。解构型后现代主义者由此发展出知识考古学，系统追溯人类知识的非理性根源，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代表是福柯。在福柯眼中，科学知识的非理性根源不仅包括生物学本能，还包括政治、社会和文化等等在内的一整套复杂的话语实践。福柯结合法

国科学史的研究成果，全面揭示科学或知识得以开展自身的话语结构，使科学合理性蜕变为一个相对于历史语境的概念。

4　解构科学的宏大叙事。解构型后现代主义者强调科学知识的历史间断性。文化或知识的间断性，不仅使诸如“合理性”、“主体性”之类的语词相对化，而且也使现代性倡导的理性、自治和独立的人道主义成为历史的产物。作为现代人道主义基石的理性、人类、意识、自我和主体等观念，在新话语实践和文化结构中都成了有待追问的对象。循此思路，现代人道主义倡导的自然科学的权威地位，也成了质疑对象。这在利奥塔的《知识合法性危机》中有着最为典型的表现。

利奥塔声称，科学知识的合法性依赖于与权力相关的话语实践。现代知识明显诉诸宏大叙事来为自身的合法性辩护。现代知识诉诸的宏大叙事主要包括历史的进步性和知识解放人类的能力。然而，自二战以来，上述观念已“失去了信用”。利奥塔揭露当代科学的商业化与当代科学家在道德上的腐败及萎靡不振，希冀以此来解构现代宏大叙事确立的科学知识的合法性。

解构型后现代科学观抱持的是科学知识的权力学说，其典型特征之一是将科学知识意识形态化。科学变成一个不顾其事实状态，而仅仅由表征构成的“文本”。该文本又是在文化中不断建构女性、动物和机器等主导性社会意象和社会观念的话语网络的一部分。解构型后现代主义者极力谴责科学知识中的权力运作。他们坚称，无论是科学内部的权力压制，还是科学对其他文化的权力压制，都对文化的多元自由发展构成侵害。解构型后现代主义者对科学摆脱权力宰制的可能性抱持悲观态度。对他们来说，真理和事实始终是权力编织的叙事。科学知识的更替与演进是因为科学共同体中的新权力替代了旧权力。解构型后现代主义既无法也没有兴趣提出一整套替换现有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话语实践或社会建制，它能做的仅仅是不断揭露占支配地位的知识话语实践背后的政治利益，提醒人们警惕宏大叙事对个性多样性和文化多元性的压制。在后现代知识状况下，只重批判不重建构的解构型后现代科学观不能满足某些知识分子为科学和文化寻求新出路的精神要求。相较之下，建构型后现代主义明确提出了可替代现代科学观的后现代科学观。

二、建构型后现代科学观

建构型后现代科学观主要是由倡导“后现代科学”和“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后现代主义者构造出来的。“后现代科学”虽在1966年就已经被马特森在《破碎的形象：人、科学和社会》中使用过，但真正纲领性地提出建构型后现代科学观的论著，却要属图尔明于1982年出版的《回归宇宙学：后现代科学和自然神学》。倡导“后现代科学”的建构型后现代主义者主要包括大卫·格里芬、玻姆、图尔明和小约翰·科布等。“后现代科学哲学”则主要由巴比奇大力倡导。在她看来，现代科学哲学囿于匮乏历史感和批判性的分析哲学研究风格，逐渐脱离科学实践，而20世纪欧洲大陆哲学的解释学和现象学传统恰好弥补了现代科学哲学的上述缺陷。倡导“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建构型后现代主义者除了巴比奇以外，主要还包括希伦、约瑟夫·劳斯和萨索尔等。相较于解构型后现代主义者，建构型后现代主义者主要致力于改造现代科学观，期望借此实际推动后现代科学与后现代文化的共同发展。

1　重构科学客观性。建构型后现代主义并不满足于简单消解科学客观性，而是积极建构后现代科学实在观，该实在观主要导源于尼采的透视主义和怀特海的过程哲学。“透视”，原本是绘画的术语，有景观、远景和视角等含义。“世界是可以不同的解说的，它没有什么隐含的意义，而是具有无数的意义，此即‘透视主义’”。尼采的透视主义强调，除了关系和诠释意义上的客观性以外，不存在其他种类的客观性。透视主义剥夺了人类在认知过程中作为旁观者的超然地位，把人类的生存活动卷入科学的实际认知过程之中。因此，科学实际的认知过程不可避免受认知者的生物、社会和文化视角的制约，科学认知并非被动反映经验现象，而是主动建构客观实在。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则用具有内在关系的“事件”取代了“物质实体”在本体论中的重要地位。过程乃是“从一种现实实体向另一种现实实体的‘转变”’，而这些现实实体不是在时空上相互独立的永恒实体，而是“一些生成后立即灭亡的瞬间事件”。事件存在的根本决定性因素在于它们与其他事件的“关系类型”。过程哲学的本体论立场凸显事件之间的关系，希冀更好地保全经验现象，避免“客观的”抽象理论实体遮蔽现象的丰富性。

建构型后现代科学观倡导关系实在，其目的不仅是为了避免传统实在观对经验现象的贫瘠化，更重要的是希望借此来论证科学中的客观实在与常识中的客观实在之间的平等地位，进而建构一种肯定美学或伦理体验客观性的后现代实在观。建构型后现代主义者相信，强调关系和过程的后现代实在观将超越科学实在论对客观性的狭隘理解，协调和包容人们在不同领域与不同层次的实在观念，从而在多方面满足当代人在生活世界中的迫切需要。

2　拓展科学的经验内涵。建构型后现代科学观拓展科学经验内涵的方法与解释学有着不解之缘。解释学出自希腊文Hermenia(指为宙斯传递信息的信使赫尔墨斯)，专门研究理解与解释的相关问题。传统解释学把理解看成是人文学科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认知方式，而海德格尔开启了科学解释学的先河。经由海德格尔，建构型后现代主义者意识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是一种解释，它植根于对它意味着什么的在先理解之中。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能把科学实践看做是解释学的”。尼采的透视主义也提示，认知由于受“视角”的制约，因此就不是只有一个答案的经验性说明，而是充斥着多种意义和可能性的解释，即使是最成熟的物理学，“也仅仅是对这个世界的解释和整理……而不是对这个世界的说明”。胡塞尔的现象学，则深入阐述了负载人文价值的解释是拓展科学经验内涵的理路。

现象学的主要任务在于描述向意识呈现自身的经验。不同于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现象学对经验的描述要求面向事实本身，不允许采纳在其他研究领域(诸如自然科学)中的理论框架、假说和术语。因此，对科学经验的反思，就不能追随通行理论想当然的假设，而是需要依据前科学或前理论的直观经验。胡塞尔认为，“感知被动的前提中已经包含着主动性”。感知的主动性体现于科学理论依据文化共同体的实际需求而对研究对象视域的主动构造。科学中被感知的经验，包含理论根据前科学世界(生活世界)的实践要求做出的主动构造。然而，随着人们习惯于科学主动构造出来的经验对象，科学经验构造的主动性及其生活世界的根源被逐渐遗忘。建构型后现代主义者进一步宣称，科学经验是由承载着文化价值的认知者参与共同建构而成的智识产物。因而，对科学经验的理解，就涉及对不同生活世界的多元解释，科学经验负载着认知者所在的社会文化盛行的人文价值。

建构型后现代科学观借助解释学，力图表明科学理论的“不可通约性”，也就是说，不仅逻辑规则不足以充分决定科学理论的选择，而且也没有中立的经验能充分决定不同理论的取舍。因为对经验的理解并不独立于整个科学理论织成的信念之网，对科学经验基础的理解，永不可避免“解释学的循环”，即“除非我们知道全体事物如何运作，否则，我们就不可能了解一个生疏的文化、实践、理论、语言或其他现象的各部分，但另一方面，我们只有对各个部分有所了解，才可能理解整体如何运作”。建构型后现代科学观由此松动了科学的经验基础，使科学经验呈现出更富于建构性和历史性的人文面貌。

3　重构科学理性。建构型后现代主义者并不讳言科学的理性和真理：“我们无需否认科学能够发现真理，也无需否认科学有时的确发现了真理”。他们认为，现代合理性危机的根源是它过于重视超越具体情境的逻辑所体现的“合理性”，相应忽视依赖具体历史和社会情境的修辞所体现的“合乎情理性”，导致理性在“合理性”与“合乎情理性”间失去平衡。建构型后现代科学观力图重构均衡的科学理性观。

一方面，建构型后现代主义者批判经典力学蕴含的机械自然观和机械决定论，弱化科学对确定性的追求。建构型后现代主义者认为，量子力学、哥德尔不完备定理以及混沌理论等科学理论的新近发展显示科学丧失了绝对的确定性。确定性的丧失进而表明，人类理性结构远非超历史和不可改变的。随着人类不断努力去适应不同意义上的实在，理性的结构也将和其他进化器官一样发生演变，普适性的合理性要求并没有充分依据。另一方面，建构型后现代主义者积极吸收波兰尼等哲人科学家的实践理性，强化依赖于语境和实践的“合乎情理性”。一流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并不拘泥于形式逻辑的要求，诸如隐喻、联想和审美等都成为他们探究科学的有效方法。上述方法无法被化归为形式化的逻辑步骤和逻辑演算，只能依赖于语境的实践理性予以引导。建构型后现代主义者指出，实践理性在大科学家的科学实践中有着鲜明体现。迪昂高度重视的“卓识”，波兰尼强调的“默会知识”，乃至马赫的“思维经济原理”，都充分反映了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核心观念——亚里士多德式的实践性。科学的多元方法凸显了依赖于实践语境的“合乎情理性”在科学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只有在“合理性”与“合乎情理性”之间保持平衡的理性观，才能为科学实践提供卓有成效的指导。

4　重构科学的文化典范。建构型后现代主义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超越现代主义的世界观，这也就意味着超越现代社会存在的人类中心主义、父权制、消费主义和军国主义。在建构型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这些错误的意识形态奠基于现代科学建构的自然观之上。现代科学揭示了一个祛魅的世界，自然被剥夺了主体性和内在价值，成为只具有机械因果关系的无意义的世界。建构型后现代主义者坚决反对废除自然的终极意义和终极价值的虚无主义，虚无主义是现代机械自然观将世界祛魅的致命性后果。要克服虚无主义，就需要重构科学的文化典范，让科学回归到将世界万物设想成一个由普遍原则联结起来的统一整体的宇宙学之中，通过这种宇宙学，“人类、自然和神灵”将会按照目前科学和文化的实际情况统一起来，让自然再现往昔的魅力。这种融合后现代神学和科学于一体的“宇宙学”严厉批评了主张“科学无涉价值”的现代科学观。后现代科学倡导的宇宙学认为，人生观或信仰总是不得不与科学信念相互协调，自然科学与人生信仰是紧密相关的。“后现代科学”倡导的宇宙学，是对宗教的盲信和对信仰的怀疑之间的中间道路。

三、后现代科学观的得失

综上所述，后现代主义继承和利用了现代哲人科学家和现代哲学家的大量思想遗产，构造了解构型和建构型的后现代科学观。后现代科学观的积极意义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加深了对科学的理解和认识。解构型和建构型后现代主义依据不同的社会文化视角，对现代科学观所坚持的科学客观性、经验性、合理性与进步性进行了颠覆性的解构或重构：就科学的客观性而言，解构型后现代主义借助关系实在论，将科学客观性消解为语言的社会约定性；而建构型后现代主义极力挖掘现代科学观掩盖的社会文化视角和历史过程，以多维的社会文化视角来拓展科学客观性的内涵，以此促进世界所涵括的真、善、美的多元发展。就科学的经验性而言，解构型后现代主义通过极端化哲人科学家反对实证论教条的理论立场，力图抹杀经验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而建构型后现代主义结合现象学和解释学的思想方法，拓宽经验的内涵，将社会文化要素渗入科学知识构造的信念之网中。就科学的合理性而言，解构型后现代主义利用知识系谱学的方法，追溯科学知识非理性的历史渊源，把合理性弱化为一个其含义和标准全然依赖于社会文化语境的相对概念；而建构型后现代主义主张在科学的逻辑与修辞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以此重构在“合理性”与“合乎情理性”之间保持平衡的后现代理性观。就科学的进步性而言，解构型后现代主义深入揭露科学知识与权力的同谋关系，试图全方位消解与科学进步性有关的宏大叙事；建构型后现代主义希望结合宗教和伦理的终极关怀，在科学与文化界掀起一场“后现代科学”的革命，重构一个赋予世界和人类以终极意义的后现代宇宙观。

第二，生动揭示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互动关系。无论是解构型后现代科学观还是建构型后现代科学观，它们都超越了传统科学观对科学客观性、经验性、合理性与进步性的狭隘理解。后现代科学观强调社会文化要素在科学中的重要作用，将审美趣味、权力协商和终极关切等人文要素纳入了科学哲学的理论视野，多维度地揭示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深刻关联”，加深了人们对科学的人文理解。

第三，对当代社会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解构型后现代科学观有力揭露了某些现代科学观蕴含的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消费主义和男性至上主义等错误的意识形态，深刻批判了现代科学观的工具理性，有助于弱化极端的科学主义对自然科学的盲从和迷信；而建构型后现代科学观重构科学“文化典范”的思想纲领与文化实践，也为积极创建一个不同文化多元发展的社会提供了不少启发。

然而，由于后现代主义者大多数来自人文社会学科。作为科学研究的局外人，他们虽能以敏锐的批判意识来审视科学，但也囿于自身的知识背景，无法根据科研的亲身体验，构筑一个在主观性与客观性、约定性与经验性、理性与非理性、逻辑与修辞之间保持合理张力的科学观。后现代科学观的主要缺陷大致也可概括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对自然科学有着片面理解。后现代科学观反对现代科学观过分推崇逻辑，但它在彰显科学的社会文化维度的同时，又矫枉过正，将科学还原为几乎只关涉社会文化要素的非理性活动。诚然，科学实践中有超越逻辑的文化要素，但是，逻辑不仅在科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也是

科学哲学的重要理论工具。有学者指出，“在科学哲学中普遍放弃逻辑已成为一个严重的错误”。解构型和建构型的后现代科学观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对逻辑的忽视，这不仅使大量后现代学术论著深陷缺乏逻辑条理因而多少显得繁琐的文献考证之中，而且也使“后现代科学”迄今没有受到大多数主流科学家的承认。有批评者表示，建构型后现代主义者“用科学领域似是而非的‘范式转换’来证明他们自己的哲学原则”，他们“这些所谓的‘分析’实际上贬损了标准科学的可靠性和精确性”。后现代科学观从整体上忽视逻辑和理性方法，倾向于以社会文化标准来解释和界定科学的客观性与合理性，这使其走向了极端的相对主义。

第二，对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联存在错误认识。后现代主义者并不为自己的相对主义立场感到困扰。在他们看来，相对主义能使科学与人文免受任何种类的话语霸权的压制，这有利于人类文化的繁荣昌盛。然而，后现代主义在消解“宏大叙事”话语霸权的同时，也将人类的所有文化都拉向一个平面，并将人类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的文化精神统统撕成碎片，其结果必然导致整个文化的平庸化和颓废化。其在解构自柏拉图以来以认识论为中心的文化传统的同时，也解构了人类文化应体现的崇高的理想和精神及其对人类自身发展的意义，因而也从根本上解构了人文精神。后现代科学观试图通过抹煞科学与人文的区别来拉平两者的地位，结果反而贬降了科学与人文的精神高度，枯竭了两者的精神动力。

第三，对当代社会的发展具有消极意义和作用。科学是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科学不仅是人类改善物质生存环境的重要工具，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能起到启蒙思想和提升精神文明的巨大作用。正如当代著名科学哲学家基切尔所言，科学所追求的“真理与民主是交织在一起的”。科学提出的理论大多是暂定和可错的，它们有待未来经验做进一步的检验与修正。科学若想发展，就需要倾听来自不同学派和不同文化的声音。不同文化的民主对话和多元发展恰恰是科学繁荣的重要前提之一。后现代科学观却武断地将科学与民主乃至社会的多元发展截然对立起来，忽视、贬低甚至全盘否定科学追求民主和自由的人文精神。这容易被某些极端的保守势力利用来推行蒙昧教化，不利于人类文明的发展。

由此可见，后现代科学观虽然凸显了科学的人文性，揭示了两者的紧密关联；然而，囿于其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和宗教立场的局限，仍无法充分有效地推进科学与人文的积极对话与和谐发展。当代科学观的重建，需要批判性地吸收后现代科学观的合理思想，而不应盲目追随其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道路。

参考文献：

[1]李醒民，批判学派科学哲学的后现代主义意向[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5，(2)

作者：郝苑 孟建伟

科学伦理建构结合论文 篇2：

论科学知识的性别建构与理性反思

[摘 要] 科学在建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性别是影响科学建构的一个重要因素。科学的男性中心主义有深远的历史渊源，传统的科学模式将女性排除在科学之外。但是这种只由男性建构的科学体系是不完整的，由此女性主义学派提出了很多策略来解决女性在科学中相对缺席的难题。同时，由于长期受到男性中心主义的压迫，有些极端的女性主义者又重新走上了二元对立的不归路。因此，重建一个具有双重性别的科学体系，是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 科学知识；科学模式；性别建构；男性中心主义；女性主义

科学具有各种各样的定义，在《简明社会科学词典》中这样表述：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是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并在社会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因素[1]。从中可以明显看出，关于科学的定义是完全客观和实事求是的。在主流的科学观中，科学区别于非科学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在于价值中立和无偏见的客观性。但是在科学知识的建构过程中，科学真的是完全客观，没有任何偏见吗？美国科学哲学家约瑟夫·劳斯指出：“对于哲学家来说，科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一切知识成就中最突出的典范，即所谓‘大写的常识性知识’。科学是一种工具，一种迄今为止最为成功地建构与改进世界表象的工具。”[2] “所有科学合理性的代表——波普尔的证伪主义、默顿的制度性的规范、库恩的范式的一致所拥有的地位，现在却被留给了偶然的权利，维护权利的社会利益与知识的其他使用目的”[3]。由此可见，科学的客观性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科学知识的建构也有诸多类型，包括社会建构、性别建构、文化建构等，而性别建构是一个重要方面。

一、男性中心主义科学的渊源

男女的地位从一开始就不是平等的。在母系社会中，女性的地位高于男性，其原因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时，人类出于对自然的敬畏和对女性生殖能力的崇拜。可是在社会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女性的地位在逐渐变低，男性也因为其较强的劳动能力而占据主导地位。“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各民族原始社会的神话故事中都存在着大量拥有伟大力量的原始母神形象。而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形态发生变化，这些母神的力量也遭到了不断的削弱，最终不得不接受没落的命运”[4]。

从另一方面来看，父权文化不仅造就了男女不平等的地位，同时也造成了男尊女卑的社会文化氛围。很多女性从小就受到和男性不一样的文化浸染，在这种“性别决定命运”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女性产生了自卑情结，觉得自己的能力不如男性，逐渐失去了在事业上的雄心，而不努力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男性而生存，发自内心地接受了男權中心主义的思想。没有精神和经济上的独立，女性自然就不能在科学或其他领域中展现出自己的人生价值。

自古以来，女性的地位就被局限在相夫教子、生儿育女的范围中，女性的才能和智慧被长期压制和束缚着，因此社会上渐渐形成了男性中心主义的科学形态。经过长时间的累积，这种以男性为中心的科学体系变得日益坚固，并且形成了男女二元对立的关系。在这种二元对立体系和阳盛阴衰社会形态的影响下，女性逐渐淡出了科学领域。

二、固有的科学模式把女性排除在科学之外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性别被社会建构了出来，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社会性别”。其实男女地位不平等的最主要因素不是“生物性别（sex）”，而是“社会性别（gender）”。因为女性的自我意识不是取决于她的性别性征，而是取决于社会经济环境，而社会经济环境又反映出了人类所达到的技术发展水平[5]。男女在体力上的确有差别，但是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现代科学工作对人们的体力要求越来越低；另一方面，女性也比之前拥有更多的自由和权利，这就为更多的女性走进科学的殿堂奠定了基础。不过，尽管生产技术水平有利于男女平等，但在科学领域中还是存在女性相对缺席的现象。

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沙伦·特拉维克对高能物理学家社区进行了人类学的考察，详细研究了美国和日本的高能物理学界。她通过讲述物理学家是如何被造就出来的，以及物理学家在他们的工作生涯中的行为模式，揭示了女性被排除在科学之外的原因。她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美国的SLAC实验室和日本的KEK实验室。在SLAC固定从事物理学研究的222名雇员中，只有1名女性（占0.45%），在KEK中从事科研的1082名雇员中，有81名女性（占7.49%）[6] 34。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科学实验室中的男女比例是极度不平衡的。

培养一名杰出的高能物理学家的流程和体制是造成高能物理学界男女比例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任何一位著名的高能物理学家都是从本科生开始的，这一阶段他们主要从物理教科书上获得相关基础知识。

到研究生阶段，他们开始做实验或是被安排承担一些常规的任务。其间导师则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科学领域中，大多数导师都是男性。他们对于女性学生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认为她们不能吃苦耐劳，不能长时间在实验室中进行实验，大多只给女性学生分配一些数据分析或是一些比较简单的任务，这无疑加大了男女学生之间动手能力的差距。从而使得男性学生在以后的科学工作中更能得心应手。

在成为了一名正式的物理学家之后，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会有频繁的社交活动，但是他们通常都是找“同道相聚”。“在日本，所有的工作组成员交往频率都很高，常常是一周数次，但笔者在这样的小组里从未见过女性。人们一般认为女物理学家在公共社交场合不宜参加到男性物理学家当中，这样一来，女物理学者错过了一些有价值的讨论”[6] 137。因此就导致女性物理学家被排除在圈子之外，不能及时地获取信息，从而增大了女性物理学家做出巨大成就的难度，这也是科学史上女性科学家寥寥无几的原因之一。综上可见性别差异导致了劳动分工的不同，在科学的研究进程中，有些女性逐渐被这种固定的科学操作模式所束缚、压制，失去了与男性同等的工作机会而被迫离开科研岗位。

三、男性中心主义科学体系的弊端

如同西方科学在科学史中独占鳌头的局面一样，男性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也始终扮演着主角。研究发现，科学研究中男性的比例远远超过女性，进入科学领域的女性中，取得重大成就的也寥寥无几。即使她们取得了重大成就，也往往被主流科学所忽略和贬低。这就是所谓的“女性在科学中的相对缺席现象”[7] 290。女性虽在科学领域中做出了显著贡献，但却因为传统观念对女性的歧视，她们的科研成果往往都被无声无息地埋没在历史的长河中。针对目前男性中心主义科学体系的现状，女性主义者站在自身的立场上对其提出了质疑和批判。

首先，女性主义批判了科学的学科普遍性特征。她们认为科学的普遍性只是对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性别、人种、文化来说的，这种所谓的普遍性对于那些處于“他者”的弱势势力来说，恰恰是一种强制性。因为“他者”只能被迫接受这种主流的科学，而没有机会在科学的领域提出自己的观点、表达自身的思想。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女性和其他处于边缘地位的人，都被这种主流的科学所排斥。如果只是一部分占统治地位的人建构了现在的科学系统，另一部分“他者”只是被迫接受，那么这种科学怎么能称得上是普遍的呢？

其次，女性主义批判了主流科学的方法论。传统科学认为其科学方法可以消除任何社会偏见，但事实上科学方法总是存在问题的，它不可能消除社会偏见。在女性主义看来，传统的科学方法充满了父权制的思想，在科学方法的形成过程中，女性的参与度几乎被忽略。科学方法的本身存在着极大偏见，它只允许以某种方法对某些特定的问题提出疑问，并且只能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框架中给出解释。这种传统的方法限制了人们探索更广阔世界的步伐，也压抑了女性和其他边缘化人群的科学意识。

最后，女性主义批判了科学的所谓客观性和公正性。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不同学科的发展成熟度各不相同，有些学科的发展速度迅猛，有些学科却停滞不前。根据不同的社会需求和统治阶级的利益，对科学研究的投入也会厚此薄彼，因为科学知识的建构和权力的行使之间有一种并非公平的关系。同理，因为男性在科学领域的主导地位，所以导致了许多关于女性的科学研究被忽略，这就形成了科学的畸形发展。科学家们想从各方面表现出科学是客观公正的，都坚持科学家的活动是不会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但是他们却在无形中把女性排除在科学之外，这显然违背了科学独立、客观的本质。人作为有感情的动物，不可能随时都保持冷静和客观，如果不站在对立的一面（女性角度）思考，就不可能形成一套完全客观的科学体系。

女性主义对主流科学进行强烈的批判，是为了构建一种能克服现有科学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偏见（以及所有等级观念）的客观中立的科学。因为该主义认为男性建构的科学存在主观因素，不能站在女性的视角去研究解决问题。只以男性的方式来解释、理解世界，是不客观、不全面的。通过对男性中心主义的批判，女性主义希望能找到一种更好的科学来解释世界。“她们形成不同的女性主义立场，这种立场借助能直接表达对自己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的概念框架的透镜来观察世界”[8]。

在科学的领域中，女性常常扮演着可有可无的角色。事实上，女性是有助于科研项目的更好进行的，可以弥补男性中心性的缺陷。如果能有更多的女性参与科研活动，在科学建构的过程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这不仅是对女性的一种新发现，更是对科学的重大突破。

四、加强女性在科学建构中的作用

为了改善女性的社会地位，为女性争取更多的权益，女性主义学说兴起。女性主义起源于女性运动，其最开始是为了争取女性的合法权益和公平待遇，后来逐渐演变为女性主义。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两次主要的女性主义浪潮。第一次发生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20年代，女性要求改善她们在就业、教育、政治等领域中的弱势地位，为自己争取更加重要的权利。同时她们也争取改变自己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和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相比，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有了理论基础。法国女作家德·波伏娃的名著《第二性》和美国女性主义者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都引起了人们的反思，让人们重新认识到女性的作用和她们的独立人格。

不过女性主义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普遍的定义，不同的文化、流派、学者都对女性主义有不同的界定。但也有学者从概念和实践这两个层面来解释女性主义：从理论上看，女性主义是一种强调两性平等、对女性进行肯定的价值观念、学说或方法论原则；从实践上看，女性主义是一场争取妇女解放运动的社会运动。根据这种理解，可以把女性主义概括为以消除性别歧视，结束对妇女的压迫为政治目标的社会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和文化领域的变革[7] 286。正是因为长久以来，女性受到男性中心主义的压迫，所以才会引起女性的反抗和人类的反思，产生女性主义这一流派。

女性主义大致分为自由主义（Liberalism）、马克思主义（Marxism）、激进主义（Radicalism）、社会主义（Socialism）、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以及生态研究（Ecological Studies）等不同的流派。自由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是由于受到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和社会文化的压迫和限制，从而不能发挥出女性本来的潜能，这不仅阻碍了科学的发展，也让社会形态变得畸形。因此她们主张打破原有的制度和风俗对女性的束缚，为女性争取到更多的权益和自由。马克思女性主义的观点是妇女要想获得解放，就不仅要反对男性中心主义，还要反对私有制。让妇女获得经济上的独立，然后才可以得到平等的待遇和人格的自由。激进女性主义者主张推翻父权制下的男性中心主义，推翻男性对女性生理上的压迫。男性和女性虽然有本质上的生理差别，但这并不能成为人格不平等的理由。因此必须推翻现有的一切科学理论和科学制度，因为传统的科学从根本上排斥了女性，并主张通过强化差异和重新评价来获得女性所追求的平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强调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不完善的，因此要想改变女性的地位，除了改变经济基础以外，还需要借助特有的文化活动来发展和宣扬女性主义意识。生态女性主义者则认为西方文化淡化了自然和女性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她们对传统的科学、哲学、生态学和伦理学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她们强调女性和自然之间的亲密关系，但男性却想要统治和奴役自然，因此女性比男性更适合保护自然，她们能走出一条全新的科学道路。后现代主义所关注的很多焦点和女性主义相同，因此二者联合起来形成了后现代女性主义。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反对二元对立的体系，并认为正是二元对立的思想体系导致了长久以来女性受压迫的局面。后现代主义更加强调差异性、多元性，这有利于女性主义的发展，反对传统社会普遍理念对女性的束缚。

以上的女性主义流派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改善现有男性中心主义科学体系的途径，无疑有助于促进女性主义的发展，但其成效却不是十分显著。如果我们不能改变外部的环境（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社会文化风俗或所有权制度等），那为什么不能从女性自身出发，克服各种不利因素，努力打破现有科学模式的束缚呢？这或许可以为女性进入科学领域争取到更多的机会。

五、重建一个具有双重性别的新科学

女性主义对主流的、男性主导的科学体系进行了批判，那么如何重建一个客观、普遍和没有偏见的科学体系呢？

在批判男性中心主义的同时，女性主义者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缺点。女性主义本身具有多样性的特点，虽然多样性有助于女性主义的发展，但毕竟不能有一个普遍的共识去抨击现有的科学知识结构。而且对于女性来说，智力往往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在年轻时，她们的才智没有通过竞赛而得到发展，也没有用于严肃的科学学习，即便是天资聪颖，也是过早地运用于日常生活和行为举止上去了[9]。女性对于外表形体的关注使她们相比于男性来说，只有更少的时间来从事科学研究。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大多数女性往往缺乏积极主动做科研的态度，这也是只有极少数女性能成为大科学家的原因。不能看到自身的缺陷，而只是一味批判现有的男性中心主义，这可以说是现有女性主义的缺点。如果女性主义想建构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科学体系，那也只是重新走上了她们所批判的男性中心主义道路（走向女性中心主义）。

很显然，男性和女性任何一方都无法充分证明自身優越于另一方。因此男性与女性认知方式的适当结合会比单方面的认知方式拥有更多的优势。在科学领域中，相互配合的男女能发挥出各自的长处，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各得其所，这样或许才能建构一个更加和谐完善的科学体系。从另一方面看，人们之所以很难从科学迷宫中走出来，是因为人们没有站在科学之外的角度去看科学。如果我们在当前男性主导的科学圈中不能清楚地认识到如何才能建构一个完全客观、理性的科学体系，那就不妨成为一个“圈内的局外人”，以客观公正的态度重建一个具有双重性别的科学知识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现有的科学知识系统变得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1]简明社会科学词典编辑委员会.简明社会科学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

[2]约瑟夫·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M].盛晓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索卡尔，德里达，罗蒂，等.“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后现代视野中的科学与人文的冲突[M].蔡 仲，等，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南宫梅芳， 朱红梅， 武田田， 吕丽塔.生态女性主义：性别、文化与自然的文学解读[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5]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李 强，译. 北京：西苑出版社，2004.

[6]沙伦·特拉维克.物理与人理——对高能物理学家社区的人类学考察[M].刘珺珺 ，张大川，等，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

[7]洪晓楠. 科学文化哲学研究[M].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

[8]桑德拉·哈丁.科学的文化多元性——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认识论[M].夏侯炳， 谭兆名，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9]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M].谭 洁，黄晓红，等，译.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李利林]

作者：吉维维 刘钒

科学伦理建构结合论文 篇3：

科学事实如何建构

摘 要：布鲁诺·拉图尔和史蒂夫·伍尔加合著的《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是科学社会学SSK领域的经典之作。该书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中人类学路线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奠定了以拉图尔领衔的法国巴黎学派的基础地位。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其研究路径优越性、对科学真实性的探讨、经济学视角看待实验室生活、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对书中学科案例做了多维度分析，探讨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

关键词：科学事实;建构;实验室;科学革命

人类的文化已经打上了科学的烙印，因为全球化，“科学文化”传播到全世界。我们需要对科学，尤其是当代的科学，有更为深入的了解。而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和英国学者伍尔加合著的《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以下称《实验室生活》）正是深入一个实验室——神经内分泌学科学成果生产的一线，来探索科学事实建构过程的好书。这项工作有助于人类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不再畏惧对精确科学进行分析，并有助于把对科学过程的研究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1]

一、该书研究的路径优越性

为什么得是两个外行，人类文化学家、社会学家来阐释科学事实的建构？既然是实验室生活，为什么不交给科学家、实验室人员来阐发？其实，一个人类族群的特点，他族、人类学家比本族看得更清楚，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而道理是相通的。科研人员，身处实验室，可能有些他们熟视无睹的事物，恰恰是关键所在。另一方面，则涉及到“真实性”问题。科学家的传记、回忆录、访谈等材料，并非像公认的科学事实一样确凿无疑。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去探究实验室，就会使关于科学的分析具有更大独立性。“切不可只相信科学家和研究人员自己所说的。他们应该成为人类文化学所说的‘情况提供者’，即一個有特长的、当然的情况提供者，但最终是一位令人怀疑的情况提供者。”（《实验室生活》第11页，下同）怀疑的态度，对于一切研究，都是必要的。

科学与社会是联系紧密的，科学对象也是社会产品，有必要从社会学角度予以考察。“在任何时刻，科学的内容和社会背景这两个整体之间的联系都存在着。”（第12页）作者不仅仅有着社会学的视角，也超越了它，时常摆脱社会学通常的概念，创造了许多新的、有时显得新奇的概念来阐述自己的观察、分析，如建构、可信性、功绩、噪音等。

二、真实性与科学事实

科学论文中包含大量陈述，拉图尔和伍尔加对这些陈述按照更接近事实还是思辨分成五类。“第五类陈述体现最似事实的实体，而第一类陈述则代表着最思辨的论点。”并且，陈述是可以动态变化的，实验室活动的结果是把某类陈述转变为另一类陈述。“从一类陈述过渡到另一类陈述，其真实的程度会因不同的加工不断地或增或减。”科学事实在这种陈述的转变中，逐步涌现出来。“当事实失去自己全部时间的属性并融入由其他人提出的宏大的知识整体时，事实就被承认为事实。”（第67-81页）

实验室人员对资料的信任度，也取决于个人人格的特点。实验室人员比尔居和李克尔就曾讨论一个实习的年轻博士后女研究人员的能力问题。数据、实验结果的可靠性、真实性与制造数据的人是相关的。“某一陈述的作者的重要性与一篇陈述的重要性是同等的。”（第147页）

在科学事实的塑造过程中，一开始类比推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类比推理尽管在逻辑上不精确，但在科学上特别具有启发性。而一旦新的陈述被接受，人们就改变了陈述的前提，使结论的推出呈现出三段论的形式。

三、从经济学视角看科研产出

作者提出了功绩、可信性等具有经济学意义的概念，并且有时把科学研究看作投资。“科研人员的行为与资本主义的投资人的行为极其相似：他必须预先积累起功绩。这种积存越大，投资人将来收货的利润越丰厚，于是，资本就不断地提高。”功绩是实验室中经常被提到的词。功绩可以类比商品，可以交换。这是功绩的第一个含义。第二，功绩可以共享。第三，功绩可能被窃取。第四，功绩可以积累或者被损害。以上四点，说明功绩具有金钱的所有特性。拉图尔和伍尔加的研究让人清楚地看到，科研人员并不只是单纯地探求真理，满足好奇心。生物学家迪特里希决定从事神经生理学的研究是由于他从中看到了好处。“一个年轻的科研人员判断某一领域为他提供的前途和摆在他面前的机遇时，所用的几乎是经济学的计算方法。”（183页）功绩可以转化为实际的奖励，所以科研人员追求功绩。

除了功绩，“可信性”也是投资的对象。不同地位的科研人员，其研究具有不同可信性。一个初出茅庐的实习人员，其文章引用数往往很低。实验室主任、资深研究员，则拥有很高的可信性。这种对可信性的投资，既有金钱方面，也有时间方面。可信性具有可积累性，由低渐渐而高，但也可以从高再变低。一位研究人员因为卓有成绩，而被上级重视，得到许多拨款、大量设备与人员支持，但如果日后许久未产出科学界预期的成果，其可信性也会降低。

“对具有很大争议的数据资料给予的信任同样是一种资本投入。”（189页）决定可信性的核心在于人。当实验室主管看到一名年轻的、有潜力的科研人员时，便可以引进他。这可以称作一种“购买”。购买的对象，是科学家将来生产信息的能力。日后该人员的产出会给实验室带来回报。这便是投资的利益所在。而科研人员的简历，其中有其个人信息、学历情况、研究经历、科研成果，则代表着商品价值（把潜在引进的科研人员看作商品），决定着实验室领导对其可信性的评价高低。

用经济学的眼光去打量科学研究，是作者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经济学的话语能揭示一些科学事实建构的本质社会学属性，让我们了解到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重要实质。

科学并没有多少实际应用的年代是科学的纯真年代。当前，科学已不再纯真，科学和资本的结合越来越紧密，科学和利益已经密不可分。江晓原认为：“科学和资本的结合其实也是我们自己要这样做的。我们向科学技术里要生产力，要经济效益，但是当它给了你经济效益的时候，它就不纯真了。”[2]对此应持辩证的看法，在科学全面渗透生活、大规模应用的当代，科学不可能纯真，不纯真、获利不等于错，科学的恰当应用对人类大有裨益，但把获取利益当作科研活动的最终目的、唯一目的则是有害的。我们应把科学看作工具，既不过分抵触科学，也要对科学有戒心，防止科学伤害人类。

四、结语

《实验室生活》是以自然主义的方式研究科学，深入探讨了科学的社会制约因素，触及人性、社会、理性和知识这些更广博的问题，从若干全新的视角对科学事实的建构做了独到的诠释。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拉图尔和伍尔加走进美国的一个神经内分泌实验室，同实验室人员长时间地接触，甚至同一些人成了朋友，他的很多资料都是第一手的、鲜活的。这种深入一线实地调查的态度、方式是值得相关研究者学习的。拉图尔和伍尔加审视实验室的一些视角很新，如社会学、资本主义、经济学的视角。该研究极大地拓宽了人们对实验室研究成果建构的认识，使实验室不再神秘，展示了科学事实变化的复杂性，并去除了人们对科学家理想化的刻板印象，科学家的研究动力并不仅仅是好奇心和求知欲，许多科学家有时也会像商人一样，衡量研究的金钱收益、名誉收益。科学研究过程应被辩证、全面地看待和分析。

参考文献：

[1][法]布鲁诺·拉图尔，[英]史蒂夫·伍尔加，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2]江晓原.科学已经告别纯真年代[N].中华读书报，2014-12-24（015）.

作者简介：杨易林，河南禹州人，硕士二年级，研究方向：科技与社会、科技伦理。

作者：杨易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