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合作金融建构论文

2022-04-18

中国农村合作社的发展历史迄今已有上百年之久,其政策演变也多有更迭。从最初的合作思想传播到当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遍布神州,分别经历了中华晚清、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等多个不同时期。学术界关于近代合作思想最早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一直扑朔迷离,未有共识。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农村合作金融建构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农村合作金融建构论文 篇1:

我国农村民间金融机构治理的规范与完善

基金项目:重庆市2011年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法治博弈视域下的农村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治理研究”(项目编号:2011QNFX49);四川外国语大学2013年度校级科研立项青年项目“农村民间金融道德风险及其法律治理研究”(项目编号:sisu201318)。

摘要:“二元金融结构”背景下,我国农村民间金融机构治理面临道德风险频发、金融法治生态缺位、金融监管不力等现实困境。法治化是其得以规范与完善的必然要求,对此必须在遵循一定原则的基础上,营造良好的农村金融法制环境,优化监管农村民间金融机构的生存空间,通过行业自律,实现农村民间金融机构的自我监督和自我保护。

关键词:农村民间金融机构治理;法律规制;制度安排

农村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的共存是中国农村信贷市场的一个壮丽图景,在两者相互关系的演进中,形成了由分割,到互补,再到联结的逻辑存在模式。近年来,我国农村民间金融机构的谱系正不断革新,它们更为积极的参与到新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浪潮中,发挥其相较于其他金融供给主体所呈现出的信息、速度、成本和机制优势,结合农村当地实情,选择客户,在契约合法化的基础上更为便利的进行风险控制。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背景下,任何农村金融改革政策的出台都会对农村信贷市场各主体产生不同的激励和约束,各主体在“理性经济人”的考虑下,会迅速做出反应,政策最终的效果是各主体相互博弈后达到均衡时的结果。因此,理解农村民间金融机构独有的治理模式与法律规制边界,将为农村金融政策的设计和效果评估产生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可以使得政策设计的初衷与政策的实际效用相符,从而避免目标和结果不一致所造成的成本浪费。对此,在国务院2012年3月28日批准实施的《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中,就明确将“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建立金融综合改革风险防范机制”作为了相关金改工作的主要任务。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再次凸显了依法规范和完善农村民间金融机构治理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一、 农村民间金融机构治理的现实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民间金融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以“血缘”、“地缘”和“业缘”为纽带的三种典型模式,即浙闽模式、晋陕模式和东北模式,涌现出民间合会、私人钱庄、农村合作基金会、典当行、互助会、储金会等多种复杂的组织形式。应当承认,农村民间金融业已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并制约着农村正规金融的发展进程。然而,农村民间金融机构治理框架的不完善和相关制度的缺失,致使完全意义上的农村金融机构谱系,在中国尚未真正成型。具体表现为:

(一)农村民间金融道德风险频发

相对于具有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的正规金融机构而言,农村民间金融机构的治理常常处于一种杂乱无序的状态之中,法人治理中各个利益主体和企业价值(业绩)的关系并不明晰化。信息经济学视角下,契约双方所持信息的不均衡分布,将导致一系列道德风险行为发生,最佳契约效应往往不易达成。在农村民间金融机构治理领域,激励相容约束下的经理人市场并不成熟,经理人的激励机制尚显薄弱,与农村金融市场的蓬勃发展并未同步,业绩与薪资不相匹配,“内部人控制”问题突出。其次,在治理目标方面,农村民间金融机构多盲目追求高收益,漠视风险治理管理。由于它们面向农户、民营企业、乡镇企业等广大农村市场借贷主体,而此类主体所固有的类型多样化、金融投机心态严重、相关法律知识欠缺等特质,客观上必然加大农村民间金融机构的金融投资风险成本,稍有不慎,本金便难以回收,呆账坏账一旦形成,该机构便无法正常运转,进而最终可能对整个农村金融市场产生不良后果。再次,农村民间金融机构并未全部建立现代化的公司制治理结构,无法通过合理配置机构的权力资源,不断完善机构管理运营与监督控制的权力配置,也无法促使其良性运转,实现公司的经营目标与股东利益最大化。

(二)农村民间金融法治生态缺位

所谓农村民间金融法治生态,不过是一个比喻,它指的主要不是农村民间金融机构的内部法律治理,而是农村民间金融运行的外部法律环境,也就是一些基础性的法治条件。目前,关于农村民间金融机构治理的法律法规没有条理化和系统化,只是在《民法通则》、《合同法》、《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中有所涉及,致使农村民间金融机构的设立标准、资信情况、风险管控、违法行为界定及惩处等都没有明确的法律予以规范和适用。此外,由于农村民间金融市场准入制度的缺失,如没有专门的登记管理法规、登记注册制度,加之市场退出制度的缺失,也使得许多农村民间金融机构无法获取合法的身份认可,只能游离于农村民间金融市场的“灰色“地带。

(三)农村民间金融监管不力

上述农村民间金融法治生态的缺位,必然导致相应金融监管制度的不完善、不配套甚至缺位,进而成为众多农村民间金融机构不规范运作的重要外部诱因。长久以来,受金融抑制论的影响,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合法性难以得到完全肯定,相应的法律监管方向也不是促进其发展,而是限制、压制甚至消灭。执法部门与司法机关多处于“不闻不问”状态,执法范围、执法力度和执法方式均欠缺明确的法律导向;而农村民间金融与生俱来的隐蔽性与非规范性,更是加大了上述金融监管的困难程度。还需要指出的是,现有的针对农村民间金融机构的监管措施都太为宏观,不够具体,没有针对性,“一刀切”的监管模式较为普遍,忽视了我国不同农村区域、不同农村民间金融机构模式的特点,进而无法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的健康、快速和可持续发展。

二、法律规制农村民间金融机构治理的价值探讨

要解决如何运用法律,规范和完善我国农村民间金融机构治理问题,必须首先认识到该种法律规制的价值所在,明确其存在意义为何,做到了这一点,相关的建构对策,才有了立足之地,才不至于成为无源之水。

从以上分析来看,无论是农村民间金融机构的类别亦或其运营模式,都呈现复杂性特点,因此相应的管控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如我们可以采取经济的、行政的手段进行短期的指导和“纠偏”,但是法律是道德、经济、政治等诸多手段中最具权威性的手段,也是在违法行为发生时恢复失衡的利益关系的最终手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相对于其他的“软”规制,法律可以说是一种“硬”规制,在维护有效的农村民间金融市场信用体系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只有从法律的角度建立起一整套内外结合、纵横统一的规制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诱发农村民间金融机构不规范运作而产生的各种不良因素;同时,对于一些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光靠道德约束是不行的,如果其性质或者情节严重,就必要予以依法制裁,这样做,既可以达到对行为人惩戒的目的,同时还可以对潜在的道德风险行为形成有力的震慑,从而为依法治理农村民间金融市场,确保农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在法治社会下,以政治、经济等手段制约农村民间金融机构,都不可避免地要遵循法律的授权和规定。制止违法违规行为,不仅仅应针对行为本身,而且应针对其背后的诚信之缺失,从重建诚信机制的高度来考虑法制的完善。完备的立法可以为执法提供便利的环境,使执法行为更加符合社会的需要。对于政府的失信行为,在完备的法制下,公众可以诉诸法律,这不仅可以加强其他手段的效果,而且可以维护社会整体的信用。因此,可以说法律对于规制农村民间金融机构行为的意义不仅在于有效的制约违法行为的发生,而且在于有效的规制和引导隐藏在违规背后的诚信缺失的弥合。

最后,从法律的本质特征来说,防范和控制及管理不断变化的农村民间金融市场也必须利用法律手段和依靠逐步完善的法律制度。因为:第一,法律是农村民间金融市场主体资格健全和行为规范的保障;第二,法律是合法农村民间金融市场行为的保障。现代市场经济主体间的往来,普遍以契约方式完成。契约自身的平等、诚信、等价有偿等特点可以担负维护交易安全的重担。而作为法律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契约制度,不仅能使合法交易得到确认,而且还能以法律强制力切实保障契约的履行;第三,法律是农村民间金融市场适度竞争和有序运行的保障。竞争机制作为市场机制中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是市场机制运行的前提基础。但良性竞争与公平竞争的实现,只能依靠法律的强制力加以调整和保障。只有通过法律机制确认农村民间金融市场主体的市场准入标准、行为规则的条件下,公平竞争、平等竞争才能得到切实保证。

三、 规范与完善农村民间金融机构治理的制度性建议

(一)法律先行,营造良好的农村金融法制环境

首先,必须从法律上明确农村民间金融所具有的正规金融不可替代的作用,正视我国农村现存的“金融二元格局”,将民间金融的法律关系纳入到正式制度的调整范畴,一旦发生相关纠纷均可以走法律程序,合法权益能够得到法律的有力保障,进而为农村民间金融市场的交易双方提供一种可预期的制度安排。其次,要从完善法律、制度、政策入手,在严格市场准入条件、提高准备金率和资金充足率及实行风险责任自负的情况下,引导和鼓励民营的小额信贷银行、合作银行、私人银行等多种形式的农村民间金融机构健康发展,达到合法、公开、规范治理,以此增加农村金融的服务供给,满足“三农”多层次的融资需求。再次,国务院及其相关部门应该出台相关的实施细则,具体规范农村民间金融机构的运行环节、借贷手续、双方的权利义务、利率水平、合同形式、违约责任及纠纷救济等方面的内容,用法律的手段来治理农村民间金融市场,推动农村民间金融机构治理的科学化和合理化。

(二) 制度保障,优化监管农村民间金融机构的生存空间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维护金融稳定。然而,要真正建立完善的农村民间金融体系,并实现金融监管的良好效果,任重而道远。首先必须将农村民间金融机构纳入金融监管的范畴之内,并且要注重事前的审慎防范,而不是充当事后的“消防员”。其次,各级政府对农村民间金融机构的管理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必须得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强化监督引导,避免直接干预。一方面,通过征信体系的完善促进农村信用环境的优化,应该逐步完善面向农村民间金融机构、农村企业和农户的征信系统,形成信息共享的信用平台,降低由于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道德风险行为;另一方面,在不干预农村民间金融机构具体业务和内部经营管理的前提下,对其资金规模、市场范围、业务开展、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内部控制进行全程指导和监督,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集聚。最后,应该加强农村民间金融机构的监测预警机制建设,并借此从宏观上及时掌握和了解各地农村民间金融动态,分析各地民间借贷市场行情,定期收集调查民间金融的走势及利率变化趋势,及时发现及制止高利贷、非法集资等金融违法活动,维护农村地区正常的金融市场秩序。

(三) 行业自律,实现农村民间金融机构的自我监督和自我保护

通过行业自律,可以增进农村民间金融市场公正、公平和有序的竞争,加强同行业间的协作和交流,实现信息共享,减少同行业间不必要的摩擦,防范金融风险。金融同业协会在维护金融秩序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是金融监管体系的重要补充,成立行业协会是国际金融业加强行业自律与服务的普遍做法。

行业自律体系的建设一直是我国农村民间金融机构发展中的一个薄弱环节。针对民间金融机构合法化、规范化的发展趋势,我们更应积极引导和支持农村民间金融机构依法尽快组织建立一些非官方的行业自律组织。这些组织应制定相应之《章程》,选举产生理事会、监事会等,对其性质、职能等作出规定。其性质应属于社团法人组织,而职能主要包括促进行业自律,调解会员在竞争中出现的矛盾、监督会员执行农村金融政策法规的情况、代表会员向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提出意见和建议、对会员进行检查并对违规会员提出处理意见、通报行业信息等。同时,该行业自律组织在业务上应接受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监督。此外,也可以制定一系列的行为准则,并以此对会员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现场或非现场检查,切实做到合理定价,规范存款市场,防止恶性竞争,并且通报信用不良的债务人,规范贷款行为,降低贷款风险,亦可公开从业人员的不良信息,加强对个人的行为约束等。

参考文献:

[1]彭向升,祝健.农村民间金融对正规金融的替代效应分析[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3):22-27.

[2]张晓艳.国际社会规制农村民间金融的经验及其实[J].中国流通经济,2011(2):120-123.

[3]龙柯宇.农村民间金融道德风险的法律治理研究[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3(4):48-49.

[4]谈李荣.农村民间金融法律规制的异化、变迁与边界[J].财经科学,2012(11):13-16.

[5]董君.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生成、困境与前景[J].兰州商学院学报,2011(5):36-40.

作者简介:

龙柯宇(1983- ),男,汉族,四川成都市人,副教授,法学博士,单位: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方向:商法、经济法。

作者:龙柯宇

农村合作金融建构论文 篇2:

这本书与农村合作的何去何从

中国农村合作社的发展历史迄今已有上百年之久,其政策演变也多有更迭。从最初的合作思想传播到当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遍布神州,分别经历了中华晚清、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等多个不同时期。学术界关于近代合作思想最早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一直扑朔迷离,未有共识。从现代化角度而言,正如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所称:1905年之后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的前身),不仅成为我国最早接受并传播合作思想的摇篮,而且拉开了近代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序幕,为未来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奠定了组织与制度创新的重要基础。成立于1918年3月30日的我国第一个合作社——北京大学消费公社,就是早期合作思想传播、孕育的最初成果。从此,近代合作思想逐步走出城市校园、走向社会大众、走入基层农村。根据我国农村合作社不同时期的发展形态,从农业现代化的角度把握百年来中国农村合作政策的历史走向,大致可划分为五个阶段,即(1)1905-1927年清末、民初的“播种期”,(2)1928-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农村信用合作时期,(3)1950-1978年史称“农业合作化”的新中国初期,(4)1979-2006年的改革开放后供销合作全面发展与转型期,(5)2006年至今的新时代农民专业合作社时期。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期,天津南开大学著名农业经济学家方显庭教授曾经预言,20世纪将是一个“合作社的世纪”。毫无疑问,就当时国内的农村合作社发展态势来说,这是一种乐观积极的预期,因为当时信用、运销、产销、利用等各种类型的农村合作社已经在华夏大地到处开花结果,似乎呈现一片繁荣气象。在此之前的1930(民国19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上海)初版、发行的《中国农村信用合作运动》, 较早描述了当时农村信用合作社在我国的发展情形,书名直接称其为“信用合作运动”,既间接应征了“方氏预言”,也直接点明了当时农村合作政策的核心内容。该著系1928年(民国17年)年毕业于原燕京大学经济系研究生张镜予的硕士论文,虽冠之以“中国农村”,实际上仅限于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在河北省开创的“合作试验区”;在其“自序”中,他特别提到:

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小农阶级所组织的团体,是以低利放款的金融机关。精神上寓自动互助的意义,效用上有资本流通的便利。(它)行之我国乡村,最易举办,而最为适宜。假如全国采行,则农村经济问题,大半赖此可以解决。著者的目的,就是要介绍这个运动,给我国四千年来的老农家。

张著成书较早,国内当时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作为新生事物尚在“幼稚时期”,不仅国人多不太关注,早期的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甚至下令“查禁”。而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刚刚成立不久,因此,该著对当时政府的农村合作政策的讨论较少,更多关注的是中国农村信用合作运动的“历史事迹与组织方法”,以便为“办理及研究农村信用合作事业者之借鉴与参考”。由寿勉成、郑厚博合著、成书于1937年3月的《中国合作运动史》(南京中正书局出版、发行),是第一部真正全面关注南京国民政府农村合作政策的专著。该著深入揭示出当时中国合作运动的“四大”特质:即中国合作运动完全是一种政策的推行、中国合作组织偏于农村、中国合作社业务有兼营趋向以及商业资本流入农村合作组织。此外,该著还特别从政府与合作社、合作立法、合作行政与合作指导、合作辅导、合作教育、合作金融等多层次、全方位加以详细分析、介绍了当时农村合作政策的具体内容,堪称当时研究南京国民政府合作政策的经典之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因“战时合作政策”出台而导致中国农村合作政策方向发生了第一次大的历史转变:即为配合“新县制”,颁布“县各级合作社组织大纲”,要求“各乡镇保都有一个合作组织”,以达“每保一社”“每户一社员”的目标。原为民间自发性的合作经济组织,至此已转变为战时统制、抗战建国的一环,被赋予了战时管制经济、控制农村、长期抗战等多重经济社会政治目标。1990年由台北正中书局出版、发行的台湾地区学者赖建诚所著《近代中国的合作经济运动——社会经济史的分析》,先是作为他提交给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合作学院的博士毕业论文,主要论述的就是“国民政府大陆时期(1928-1949)的合作经济制度”,同时也简要涉及“北洋政府时期和中共早期的合作经济组织”;1985年任教于台北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后,他进一步补充、完善了“日据台湾、东北、华北等地区”的合作组织的分析与讨论,并就“六个政权下的合作经济制度”做了特质性的比较研究,于1987年暑夏正式完稿。如从他1970年进入台湾中兴大学合作经济学系算起,该著可谓凝聚了赖先生大半学术生命力,是一部近代中国合作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

真正推动中国农村合作政策发生重大转向的历史契机是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新中国成立之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边区、敌后游击区以及解放区等根据地早已建立了包括消费合作、信用合作、供销合作、工业合作及以劳动互助为主的生产合作等多种类型的合作社,并以之作为根据地建设的重要举措。1957年12月,由三联书店出版、史敬棠等编著的《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就此做了详细的文献资料收集与整理工作,尤其是分阶段、分区域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革命根据地农业合作化运动”,凸显出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村合作社发展延续了我党既有的政策路径,由最初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初级社)至1956年开始过渡到农业生产合作高级社,自1958年开始全面进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顶峰”——人民公社时期。至此,整个中国农村合作政策已由最初单纯的个体农户的“信用合作”转变为整个农业生产全过程、全要素的“生产合作”,直到1978年全国农村改革开放、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创新实施。

1990年由程宏毅主编、中國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的供销合作事业》,详细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供销合作事业,在人民政府的大力扶持下,供销合作社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经济制度得到了崭新发展,在收购和推销农副产品、供应农民所需生产生活资料、促进农民走合作化道路以及提高农业生产力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2006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王贵宸研究员所著《中国农村合作经济史》,则较全面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村合作政策实践的主要经验教训,并以宽广而全新的视角、翔实的史料,通过深入剖析,把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合作理论和实践做了客观真实的描述,力求总结出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合作制理论来指导合作社实践,从而推动农村合作政策朝向新方向。正值2006年10月,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出台,于2007年7月1日正式实施;10年后,该法首次修订,增添了联合社等重要内容。

非常巧合的是,在2006年我国第一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正式颁布及2017年該法首次修订之前,笔者分别完成了两部相关论述,即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合作运动与乡村社会变迁》与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政府行为与农村合作社发展》,这对于一位理论工作者来说,无疑是学术生涯中难得的际遇。前者系完成了2006年6月南开大学的博士毕业论文,侧重于论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华北地区农村合作运动所带给当时的乡村社会一系列社会变迁;后者即本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林经济管理博士后流动站的研究报告,主要集中阐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政府行为与农村合作社发展之间的两者关系,并顺着这一思路,就1937年之后的不同时期中国农村合作政策问题进行多角度的思考,尽可能地结合历史与现实中的农村合作社发展的实际情况,努力给出一个较为满意的回答。

应该说,笔者这么多年在农村合作社研究领域的所有磨砺最终是值得的。诚如博士后合作导师苑鹏研究员所说,该著“引入新经济史的研究范式,通过建构结构—行为—绩效的分析框架,对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合作政策做了最新、最全面的历史解读。从合作政策演变的视角,再现了中国农村合作运动发展的历史场景”。学中好友、合作经济史研究专家赵泉民教授认为,该著不仅“汲取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实施多元杂交”,以期对那个时段国民政府推行的合作政策进行全方位的透视;而且“在叙述过程中,一方面将宏观与微观结合,力求做到森林与树木互见,另一方面把定量与定性、点与面结合起来,使得论述更具说服力”。

当然,这些都是垂爱溢美之词,难掩拙作瑕疵。本人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年正是因为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是国民政府时期的农村合作运动史,才被农发所欣然接受从事博士后研究,并以“农村合作社发展过程中的政府行为研究”定为博士后研究工作的最终选题,实际上研究内容就是中国农村合作政策的走向问题,即不同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具体是如何施策的,不同政策效果又有何落差?历史上农村合作社发展中具体有哪些政府行为举措,能否以史为鉴,给现实中的农村合作社发展提供一些有效经验借鉴?等等。当然,这一系列振聋发聩的理论探讨实际上超出了笔者的学养与能力,是不可能完全作答的。最终完成的《政府行为与农村合作社发展》一书,只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就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农村合作社发展进程中的政府行为所启示的历史经验与教训重新作了一番解读而已。

就笔者所知,在拙作成书之前,先后已有赵泉民教授所著《政府·合作社·乡村社会:国民政府农村合作运动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2月版)和魏本权教授著《农村合作运动与小农经济变迁: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1928-1949)》(人民出版社2012年12月版),都堪称是民国时期合作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力作。而作为我国现阶段唯一研究民国合作社法的专著、陈婉玲教授的《民国〈合作社法〉的孕育与影响》(法律出版社2010年9月版),可谓“填补了我国合作社立法史研究的空白”。这些著述均给读者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营养,从中真正能够引发读者共鸣的核心问题,即关于中国农村合作政策历史走向的思考。

中国农村合作政策演绎的历史已如是,未来将何去何从?这是任何一个关心中国农村发展的国人必须思考的问题。合作政策的演变即合作制度的重新安排。众所周知,现代合作制度最早成熟于19世纪中叶的西欧,英国以消费合作见长,法国以农业合作著称,德国以信用合作闻名。合作制度究竟以何者为重,消费、流通还是生产?合作社业务必须是单营还是兼业?合作社应侧重于农业、工业还是服务业?所有这些问题素无定论,主要是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当前,合作制度作为一种特殊的现代企业制度,早已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地的各个行业领域,为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新动力。而现代合作社的组织形态早已超越了传统所谓的经典模式,走向“垂直一体化”与“纵向一体化”发展的新路径,成为现代农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新时代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的征途上,农村合作政策应与时俱进,成为中国现代农业发展创新的稳定助推器。

(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现任安徽财经大学中国合作社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合作经济史和乡村社会史研究。)

作者:刘纪荣

农村合作金融建构论文 篇3:

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发展的社会网络因素分析

摘 要:农村政策性金融发展不仅需要从经济有效性视角进行一般分析,还需要从社会合理性视角和经济社会学视角进行探索研究。本文采取跨学科交叉性研究方法,运用新经济社会学相关理论和方法,将农村政策性金融的运行和发展置于其所在的社会网络背景之中,从而在社会网络的制约与影响中进行研究。本文认为农村社会金融网络场域为农村政策性金融发展提供了基本的载体,农村政策性金融应该以农村弱势群体为服务对象;嵌于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本需求对农村政策性金融发展具有间接的拉动作用,并提出了构建良性互动、充分发挥农村政策性金融功能的途径和建议。

关键词:政策性金融;经济社会学;社会网络;社会资本

一、引言

长期以来,农村金融一直是我国金融体系中最受关注但又最薄弱的环节之一。就目前来看,商业性金融机构涉足农村地区金融业务所存在的成本、风险与收益的不对称性,导致其本能地“嫌贫爱富”,农信社改革的去合作化和村镇银行的趋利性也日益明显。所以,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和商业银行履行社会责任,不可能彻底解决农村金融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韩俊,2007)。在这种情况下,集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于一体的农村政策性金融必须有所担当。2014年是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领域唯一的政策性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下简称“农发行”)组建和运营20周年。对比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制度设计的初衷,从农发行运行20年的实际效果来看,农村政策性金融制度的特殊功能和优越性并没有得到完全的体现和发挥,功能弱化现象十分明显,农村社会的融资形势依然严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发展困境?以往的研究大多认为主要是由于农发行的职能定位不清和功能不健全(何广文,2004;刘锡良,2006;贾康、孟艳,2009)。王伟(2011)认为,自动、稳定而合理的风险补偿与利益补偿机制的缺失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理论界对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发展的研究,大多是从金融制度或机构本身的经济学角度来展开,尚未发现从学科交叉的经济社会学角度,尤其是社会网络的视角对农村政策性金融作深入系统的研究。

社会网络是社会行动者及他们之间关系的集合(刘军,2004),是一种正式性较弱的社会结构。作为一门崭新的学科,新经济社会学认为经济活动不是存在于“真空” 中的,而是“嵌入”社会结构之中。经济社会学家总是在具体社会结构或社会网络的制约与影响中研究人类的“理性行动”。朱国宏等(2005)研究指出,网络结构的各种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过程及其结果。一般认为,社会网络理论的研究对象可以是自然人、法人或集体行动者,或者任何能与另一个实体发生联系的实体(特纳,2006)。实际上,使用“行动者”这个词并不意味着该社会实体一定要“行动”或者具有意志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可以将整个经济定义为通过社会互动和社会结构把经济利益及其他利益以不同方式联结起来而形成的巨网。农村政策性金融作为一种社会建构,是嵌入在农村社会金融网络之中的。在这一网络内,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通过与其他行动者之间的“社会互动”,不断优化融资者的“社会资本”,进而改善其融资状况,同时推动自身持续向好发展。可以说,社会资本充当了农村政策性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因素,社会互动则是其发挥作用的主要途径。社会资本孕育于社会网络之中,“是一种镶嵌在社会结构之中并且可以通过有目的的行动来流动的资源”,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的载体;社会互动形成社会网络,是网络中的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通过接近、接触或手势、语言等信息的传播而发生的相互依赖性行为的过程,社会网络影响或制约着社会互动。因此,在有关社会网络的研究中,这三者经常是一并讨论的。很难想象,抛开社会资本和社会互动去考察社会网络,可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基于这一思路,本文汲取了新经济社会学及经济金融学相关原理,将农村政策性金融的运行和发展置于其所在社会网络的背景中,力图探究出其与所嵌入的社会网络及该网络中的其他行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内在于这些关系的驱动力。为此,本文先从宏观方面论述了农村社会金融网络场域为农村政策性金融发展提供的基本载体功能,接着从微观层面分析了嵌入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本的需求对农村政策性金融发展的间接驱动作用,最后分析社会互动对农村政策性金融功能发挥的影响机理。

二、农村社会金融网络场域是农村政策性金融活动的基本载体

社会网络理论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个体或组织都是具有社会性的,是被社会化了的实体。他们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无时无刻不处在社会网络当中。所谓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通俗地讲,场域是以各种社会关系连接起来的、表现形式多样的社会场合或社会领域。虽然场域中有社会行动者、团体机构、制度和规则等因素存在,但是场域的本质是这些社会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关系网络。据此定义,我国农村地区的金融网络就相当于一个主要由农户、农村企业、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商业性担保公司等)、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农发行、政策性担保公司、政策性保险公司等)、法律法规等构成的特定的场域。

在这一场域之内,各行动者因其地位的不同,占据的金融资源或权力也有很大差别。农户、农村企业等是资金的需求方,各金融机构则是资金的供给方。由于农村金融资源的稀缺性,农村金融市场本质上是一个需求明显大于供给的卖方市场。这就导致了农户、农村企业等资金需求者在融资时面临一系列的尴尬与困难。尤其是在农村政策性金融制度设立以前,由于农村合作性金融早已名不副实,异化成了事实上的村镇商业性金融;民间金融还不够正规,风险较高加之资金规模远不及需求,农村融资市场上便形成了商业性金融独大的单边垄断局面。此时,农户及农村中小企业等群体想要融资时,因为很难从其他渠道获得资金,就只能求助于农村的商业性金融机构。可以说,他们能不能顺利取得所需资金几乎完全取决于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一方的行为。这样,出现“信贷配给”或“资金饥渴”等现象就不足为怪了。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不是提高担保或抵押门槛不肯放款,就是以风险较高为由借机抬高利率,致使农户或农村中小企业等面临严峻的融资难题。1994年农村政策性银行设立以后,农村金融网络的状况得到极大的优化(见图1)。农户、农村中小企业等在融资时,不再仅仅依靠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而是多了一个替代选择——向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申请贷款。这无疑降低了融资者对农村商业性金融的过度依赖,大大提高了他们融资的成功率。当然,场域中各行动者的行为均要受法律法规等规则要素所施加的约束和激励,他们是农村金融场域健康运行的外部保障。由此来看,农村政策性金融制度安排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可以提高农户、农村中小企业等所需资金的可得性,或是被要求提供的担保条件降低了,或是以前根本得不到的贷款现在能得到了;二是在农村商业性金融垄断力量被削弱的情况下,融资者的融资成本自然会有所下降。一些弱势的群体、行业或领域,可以以较低的利息率获取政策性资金的强力扶持。换句话说,农村政策性金融的设立是金融场域结构优化的内在要求和均衡发展的必然结果,必须坚持和完善农村政策性金融制度不动摇。

图1:农村社会金融网络场域

说明:实线部分表示原有农村社会金融场域中的各构成主体,虚线部分表示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对原有农村融资网络的优化效果。剪头表示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同场域中其他行动者间的社会互动。

既然农村社会金融网络场域为农村政策性金融发展提供了基本的载体功能,那么,农村政策性金融就应该以农村弱势群体为服务对象,而不能越位针对强势群体(所谓的优质客户)从事商业性金融业务。网络结构会影响或制约个体行动,同样地,行动者的实际行动也会反作用于这个网络。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作为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场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不例外。金融场域为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活动提供了一个载体、一个平台,同时也为其行动圈定了一个范围。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拥有的金融资源在供需双方间的有效流动以健康稳定的农村金融网络为前提和基础,所有的金融活动都毫无疑问地要依托于这一金融网络;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所作所为都必须以这一场域为界限,受场域中的法律法规等社会控制因素的引导和规范。以农发行为例,它是专门服务于“三农”的一个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如果脱离农村社会金融网络场域,与“三农”脱节,就失去了政策性金融制度存在的根基。只有在包括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内的所有行动者的共同努力、共同支持之下,农村社会金融网络才能持续地存在和发展。与此同时,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行动也将通过自身与网络中其他行动者间的社会互动对整个金融场域产生反馈。一方面反作用于融资者及其他性质的金融机构的社会行动,另一方面会对整个金融网络的生态平衡及活力产生影响。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以和谐、稳定、高效的金融场域为前提。通常,该过程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潜移默化地进行的。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农户、农村中小企业及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等“利益攸关者”紧紧相连、相互依赖、相互制约,他们之间的良性互动对缓解融资困难、提高整个金融系统的资源分配效率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三、社会资本需求是农村政策性金融发展的间接驱动力量

农村政策性金融发展的好坏,不仅取决于自身的供给层面,而且受融资者对其需求的影响。正是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合力,决定了其能否持续向好发展并成为扶贫支农的利器。在农村政策性金融供给外生的情况下,融资者对他的需求便基本可以左右其发展的未来趋势。通常,个体在融资时不仅依赖自身的能力,而且能调用自己所处社会网络中的资源——社会资本,使之朝着有利于自己获得资金的方向流动。农村政策性金融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帮助融资者改善社会资本结构,提高其融资的可得性。这样,融资者对社会资本的需求(进而对农村政策性金融服务的需求)便构成了农村政策性金融发展的不竭动力。充分认识并合理利用这一点,对农村政策性金融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

(一)农村融资者的社会资本与融资的可得性问题

中国人一般是关系导向型的,每个人都以自己为出发点,向外辐射形成一个由各种关系联结成的自我中心社会网,建立自己的“人脉”,不断地维持和调整,在人脉中进行社会交换,通过人际资源达到个人目的。社会资本正是在社会关系中获得的,是从社会网络中动员了的社会资源。因此,从微观层面来看,社会关系的构成和性质决定了社会资本的状况。在边燕杰(2004)等提出的“春节拜年网”的启发下,并基于上述行为能够充分激活以融资者为中心的个人网络、进而反映出他们的社会资本的投资状况和实际存量这一设想,我们着重对融资者在不能顺利从银行获得贷款时的解决方式进行了跟踪调查。

2012年7—8月,我们以“农户、农村中小企业的融资状况及政策性融资行为”为主题,以随机抽取的河南省某地区的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等弱势融资群体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与个别访谈等形式,共发放问卷150份,收回有效问卷124份,回收率为82.67%。其中,向农户发放100份,收回有效问卷78份,回收率为78%;向农村中小企业发放50份,收回46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2%。经认真分析,调查结果真实可信。调查结果表明:农户的微观社会资本具体包括:农户自己在当地担任干部的情况、农户的亲戚中担任机关干部的情况、农户在银行及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内是否有熟人、农户与其他较富裕的农户是否熟悉、农户与其他在政府有熟人的农户之间的关系是否过硬、农户是否参与了正式和非正式组织等。类似地,农村中小企业拥有的微观社会资本有:企业的主要领导是否在政府部门任职(如是否担任政府顾问、人大代表等)、企业领导与政府官员的关系是否相熟、企业领导与金融机构的主要工作人员关系是否亲密、该企业与上下游企业的关系(合作状况、信任程度等)、企业参加正式和非正式组织(如行业协会、企业互助联保小组等)的状况等。融资者的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主要外化为具体的经济金融政策和规范、社会道德、整个社会的信用环境等,本文不作重点考察。

有关“社会关系(社会资本)在融资过程中的作用”的调查数据显示:受访者在回答问卷题目“一般情况下,您选择到农发行进行贷款的初衷是什么”时,回答“有国家政策扶持,造福‘三农’”的占比 为30.6%,选择“由亲人、朋友推荐”的占比为38.8%,选择“贷款比较便捷”的占比为17.7%,其他的占比为 12.9%。在回答“人际关系对获得贷款的作用”时,认为“作用很明显”的占36.3%,“多少有点用”的占比46.1%,认为“没什么用”的只占到17.6%(见图2)。在回答“若有类似人际关系,是否会选择通过人际关系进行贷款”问题时,选择“一定会”和“偶尔会”的占比为78%,选择“不会”的只有22%。在回答问题“若通过人际关系进行贷款,与该人的熟悉程度如何”时,选择“亲人、朋友、熟人”和“较为熟悉”的占到样本总数的70%。通过对以上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大多数受访者在融资时会首先利用或依赖于自己的强关系①,并认为强关系相当有用;受访者的社会资源拥有状况越好,越容易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与亲戚朋友间的关系越亲密(意味着社会资本越多),发生民间借贷行为的可能性越大。因此,受访者的社会资本会对其借贷需求及满足情况产生正向影响。

图2:融资者的社会资本与融资的可得性

社会资本的作用机理可以概括为信息流动、决策影响、信用证明和身份认同等4个方面(林南,2004),这些因素正是事关农村弱势群体能否顺利融资的重要资源。融资者拥有较丰富的社会资本,就相当于有了一个隐性的信用证明。这样,贷款人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其产生一定程度的身份认同,进而正向地影响到信贷决策。相比之下,他们能更容易或以更低的条件获得所需资金。但是,受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期制约,我国农村地区目前面临的情况是,农户、农村中小企业等群体的社会地位较低,社会资本是受到约束的。农村的社会资本正不断流失,存量越来越少。农村群体拥有的强关系十分有限,可供参加的经济和社会组织也寥寥无几,社会资本长时间内得不到扩展和丰富,这种状况对本来就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融资者非常不利。就宏观层面而言,征信体系建设还不够完善;有关的金融政策正在逐渐地向农村弱势群体倾斜,但是具体落实起来还有一定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融资者在动员他们可以利用的最好资源方面处于明显的劣势。归结到一点,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在放款时是以社会资本为重要依据的,而融资者的社会资本却先天不足,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他们通常无法顺利地取得商业贷款。

(二)社会资本需求对农村政策性金融发展的驱动机制

与商业性金融机构相比,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开展业务时并不以贷款对象的社会资本的优劣来决定贷与不贷。换句话,并不是说谁有“关系”或有“路子”(这里指可以调用的强关系),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就贷款给谁。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恰恰是以农村地区的弱势群体为特定的服务对象。这些群体大多社会地位较低、社会资本不足,尤其是可以帮助自己融资的强关系极其有限。当他们从商业性金融机构得不到或不易得到所需资金的时候,便可以向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只要他们是关乎国计民生、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特殊战略性地位的弱质产业、弱势领域或群体,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在保本微利的经营原则之下,便可以为他们提供资金支持。这主要体现在优惠性(贷款期限长、利率低)和可得性(较低的担保或抵押条件)两个方面。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尤其是农村政策性担保机构,应该帮助农村融资者走出对血缘、亲缘、地缘关系的单纯依赖,不断增加和优化他们的社会资本,改善其博弈弱势的地位。农村弱势群体融资难的一个普遍原因是其信用度不明确,商业性金融机构在此情况下不可能“贸然行事”。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给融资者发放前期贷款或提供担保的举动,可从侧面传递出这样一个信号:这些项目、行业或领域是政府支持或将要重点发展的。这样,商业性金融机构就会认为这些项目、行业或领域的信用较好、风险是相对较低的,可以考虑为其发放贷款。在这一过程中,融资者的社会网络得以明显扩大,增加了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这个关键的行动者,他充当了众多的融资者和大量的其他性质的金融机构之间唯一的“桥”②。通过牵线搭“桥”,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为融资者注入了新的社会资本,这就是隐性的信用证明。也就是说,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通过优化融资者的社会资本结构,间接地提高了他们在融资时和商业性金融机构讨价还价的能力。

反过来看,因为借力于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融资者可以更顺利地获得商业金融机构的贷款。所以,理性的融资者为了尽可能地改善自己的社会资本状况、提高自己融资的成功率,一定会增加对农村政策性金融的需求。这样,受社会资本的需求拉动,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只有不断地创新服务产品、提高服务质量,改变过去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发展方式,“自下而上”地按“需”发展,才能满足融资者日益增长的农村政策性金融需求,同时促进自身持续向好发展。

四、良性的社会互动是农村政策性金融功能发挥的主要途径

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作为我国农村金融场域中的一分子,在运行的过程中必定会与其他组成部分进行一系列的社会互动,这是普遍存在且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当然,这些互动既有良性的,也有恶性的。良性的社会互动意味着农村政策性金融的作用渠道得到扩展,有利于其更充分、更灵活地发挥出应有的功能;恶性的互动乃至冲突则可能会导致组织机能失调,甚至是金融生态网络的严重失衡。现阶段,逐步完善农村政策性金融领域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制度为保障,鼓励和引导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同融资者的良性互动以及与商业性金融机构和农信社的协作、互补,约束和惩治设租寻租行为及与商业性金融机构之间的越位竞争,及时纠正农村政策性金融发展过程中的错误和偏差,强化农村政策性金融的特有功能体系,势在必行。

(一)农村弱势融资群体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社会互动

农村弱势融资群体和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处于同一个金融场域中,前者对资金有着强烈的需求,后者则是为缓解他们的融资困境而专门设立的,他们之间的社会互动是否充分,直接关系到政策性资金能否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到达最需要它的人手中。

首先,这种互动的进行必须以融资者对农村政策性金融的充分认知为前提。但是,从问卷调查的情况来看并不乐观:有52.13%的农户或企业只是听说过政策性金融机构,但从未接触过;有26.12%的企业表示对政策性金融机构有一些了解,但很难从那里贷到款,仍有21.75%的企业对政策性金融机构及其基本制度一无所知。这说明,仍有相当一部分的农村弱势群体对农村政策性金融缺乏最基本的认识,即便知道有这种机构,对它也不抱希望。认知不足,将会使得农村弱势群体向政策性金融机构融资的积极性大大降低。反过来,只有农村弱势群体对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认知充分了,才会及时地把自己对资金的渴求以递交融资申请的形式表达出来。其次,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在接收到融资者的融资要求之后、发放贷款之前,也需要对融资者有一个认知的过程。这里的认知主要指对融资者资质的考察,看其是否符合政策性融资的条件。如果符合条件,农村政策性银行将会及时地为其发放资金,或者政策性担保机构给其提供担保。之后,还要对资金的使用情况等进行监督,以防范道德风险。至此,融资者如愿从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那里融得了资金,但是他们之间的互动过程并没有结束。融资者在获得并使用资金之后,会对审批手续的繁简、审批时间的长短、客户经理服务质量的优劣、资金期限的长短与自己是否匹配、资金成本是否承担得起等做出评判。与此对应,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会将融资者的评价作为今后工作的参考依据,在相关方面做出改进。总之,融资者和农村政策性金融之间合理的双向互动,必将使其政策性扶植功能更加突出,支农效果更加显现。

必须指出,融资者与农村政策性金融之间还存在着另一种互动形式——设租寻租。这种恶性的互动源于关系嵌入和社会信任的“异化”。设租者和寻租者主要是通过金融网络中具有“桥”作用的“中间人”取得联系。这个“中间人”在网络中一般处于更关键的位置并拥有更丰富的社会资本,掌握着交易正常进行所必需的关键“社会资源”。交易双方和“中间人”之间都建立了高度的“信任”,“接头”之后经过反复试探和重复博弈,逐步获得身份认同,进而达到让公共金融资源在由“自己人”组成的“小圈子”中流动的目的。这种丑恶的交易扭曲了农村政策性金融制度的本质,妨碍了其功能的发挥,必须依法惩治,坚决制止。

(二)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社会互动

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利用自身优势,可以甄别出农村地区的一些潜在的优质群体、产业或领域,为其提供前期的融资或担保。由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特殊背景,这种投资行为无意之中便增加了融资者的社会资本。商业性金融机构看到后,自然会觉得这个项目“比较可靠”。这样,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就会“免费搭车”、大举跟进,为其提供后续的资金支持。这时,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见好就收”,及时撤出,重新发掘其他项目,开始新一轮的循环。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与政策性金融机构之间的上述互动过程被称为“虹吸诱导”机制,结果是二者“双赢”,它完美地体现了农村政策性金融制度最本质最核心的功能,巩固了这一制度存在的现实根基,对其长远发展意义深远。其中,相较于农村政策性银行,农村政策担保机构与商业性金融机构之间的互动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农村政策性银行毕竟资本金有限,不可能事事躬亲,都为其放贷:一方面它缺乏自动稳定的利益补偿机制;另一方面如果这样做,要么等同于政府财政,要么等同于商业性金融。相反,农村政策性担保机构能够以小搏大,通过杠杆作用“虹吸”多倍的商业性资金,不仅降低了金融风险,而且大大提高了资金的利用效率。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着力促成农村政策性担保机构与商业银行之间的良性互动,将成为政策性金融制度改革创新的主攻方向。

然而,由于利益诉求方面的矛盾,农村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之间的业务摩擦与冲突不断显现。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制度是随着改革的深入,自上而下设计的。它一诞生就缺少完善的法律法规保障和约束。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部分政策性金融机构时常以市场化改革的名义,越过特定的业务“红线”,主动寻找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与商业性金融机构展开正面竞争。很明显,这种“竞争”是有失公平的,结果只能是政策性金融的“单赢”。农村政策性金融的这种“越规”行为是不可能长久的,是不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势必会使其逆向选择和“虹吸诱导”等功能不能充分地体现。因为这些功能的发挥,需要依赖于“遵守非主动竞争性盈利”这一基本前提。

(三)农村合作性金融机构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社会互动

农村合作性金融机构作为农村金融网络中的又一个重要支点,与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之间的协调与合作相得益彰。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在实现推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提高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方面是一致的。这使得他们具有相互配合、融合与合作共赢并形成一种特殊耦合机制的天然基础和条件。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无不与本国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典型代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者的密切联系是由农业服务对象的分散性和业务运行成本决定的。一方面,农村融资者人数众多且分布面广,政策性金融则一般具有确定的边界和资源数量,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处处设立分支机构。相反,只建立一些宏观性的机构,将具体的农村政策性金融业务交由合作性金融机构代理,既可以减少经营成本、提高服务效率,又可以利用合作性金融机构植根农村的特点了解农村弱势群体真正的融资需求、信用状况等。借此,农村政策性金融犹如建立了一个新的支点,可以更方便、更快捷地与融资者的需求对接。另一方面,依靠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政策及信息优势,农村合作性金融机构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快速地跟随投资,并及时掌握国家的政策意图和行业动向、调整发展战略,为自己赢得发展良机。

注:

①如果人们在关系上投入的时间越多、情感越紧密,并且彼此更为亲密也更为频繁地提供互惠性的服务,这种关系就是强关系,反之是弱关系。

②“桥”这个概念是由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73)提出来的。当从一个网络组织传讯息到另一个网络组织时,有时仅仅依赖于两个网络中各有一名成员相互认识,而形成唯一的一条通路,这条唯一的讯息通路就被称为“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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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西顺;校对 YJ,SJ)

作者:王伟 魏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