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经济伦理视论文

摘要:科学发展观是“如何追求美好生活”这一古老伦理问题的一种当代转换和回应,蕴涵着丰富的伦理内涵。它不仅拓展“美好生活”主体的范围,丰富“美好生活”的内涵,规定“美好生活”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原则,而且还提出了实现“美好生活”的一系列有效措施。正因如此,科学发展观才是科学的,进而伦理的。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科学发展观经济伦理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科学发展观经济伦理视论文 篇1：

试论科学发展观视域中的伦理精神

[摘要]科学发展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中国传统精神文化认识的新的升华，其视域中蕴涵着丰富醇厚的人文伦理精神。与传统发展观相比，科学发展观在人与物、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三个层面上创造了全新的关系，从中折射出人文伦理精神对当代中国发展新模式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伦理精神；以人为本；公平；和谐共处

[作者简介]曾宪玲，中共吉安市吉州区委党校讲师，江西　吉州343000

[文献标识码]A

“十一五”规划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提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表明这一战略思想由理念到实践的转化，在这一转化的关键时期，深入而正确地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内涵和精神实质，认真研究科学发展观视域中的人文伦理精神，对于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自觉而坚定地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实际上，千百年来，作为中国传统精神文化核心的伦理道德，在社会精神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成为衡量一切事物或行为的准绳。对于在社会活动中居于主体地位的人来说，总要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种种关系，在处理这些关系的过程中，主体的社会理想及行为目的便显现出来。伦理关系作为一种价值关系，其核心是怎样推进人一社会一自然系统的协调发展，以及如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完善，集中体现了主体在人一社会一自然系统中的地位和应担负的道德使命、道德义务、道德责任。因而，伦理价值本质上是对人的全面发展，建构比较完整的道德规范体系，形成系统的伦理道德思想或伦理精神。

与传统发展观相比，科学发展观揭示了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的伦理关系，在对待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上有着新的认识，体现了以人为本、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伦理精神。

一、在对待人与物的关系上，科学发展观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伦理精神

如何认识和处理发展过程中人与物的关系，是任何一种发展观念模式都要首先回答的基本问题，也是界定传统发展观与科学发展观的分水岭。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物”为本的发展观；一种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以物为本”是相对“以人为本”而言的，“物”主要是指由经济增长而带来的物质的扩充，量的增加。“物”既区别于作为发展主体和发展目的的人，也区别于作为精神形式存在的思想文化，其根本特征就是把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偏重于社会财富的增长，即所谓的“唯GDP论英雄”、“唯财富论”，忽视人的需要和人的发展。与以“物”为本的传统发展观相比，“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包含着深刻的人文精神。“以人为本”的要义，就是让人民从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得到更多的实惠。马克思主义在论述社会生产方式的本质时，一个主要方面是以人与物的关系作判断，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的关系被物的关系所掩盖，人从属于物，劳动者从属于资本，劳动力从属于剩余价值。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将那种被颠倒的关系颠倒过来，社会主义的发展可以利用市场机制，但市场机制不能自发地成为统治人的枷锁。人是社会的主体，人民是社会的主人，市场经济要为人民的需要和人自身的发展服务，发展的成果要惠及全体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发展效率。因此，无论是宏观上的发展战略，还是微观的具体政策措施，“以人为本”的发展观都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目标，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阶级对立的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然发展的条件。可见他们也是以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为最高理想的，那么如何理解人的全面发展呢?笔者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应该就是符合人的本质和需要的发展，就是要让每个人的创造能力和价值得到充分的体现。具体说来，人的全面发展是指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完整、充分、和谐的发展。

人的自由发展是作为主体的人的自觉、自愿、自主的发展，是没有外在强制压力的、只对自身人格的发展和完善；人的完整发展，是人的各种需要、素质能力、人格魅力和社会交往关系的协调发展；人的充分发展是人在摆脱了各种盲目力量的束缚，使自己的各种需要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人的和谐发展应是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以及人自身各方面关系的协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人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人的尊严、自由得到充分实现，这就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所蕴涵的伦理精神，所体现的价值导向。

二、在对待人与人的关系上，科学发展观体现的是追求公平的伦理精神

如何处理发展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任何一种发展模式无法回避的问题。当然，发展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不仅存在个体的人与人之间，也包括处于区域、城乡、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人与人的关系。认识和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关系中，公平作为一种分配原则，保证主体获得应享有的经济利益；在伦理关系中，公平则是作为社会伦理道德原则，同法律体系，政策体系以及社会舆论氛围等一起维护和保证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享有的平等地位和合理利益。一般来说，传统的发展观在认识和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注重的是效率，而忽视地域性、资源性、政策性等原因所导致的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在这方面，国际上的“拉美现象”是值得警醒的：即拉美一些国家，社会两极分化严重，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数1／3以上，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一面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一面却产生了那么多的穷人，从而引起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实际上，我国在处理发展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也是有教训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了“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主张，这一主张，遵循的就是效率原则和非均衡发展原则。这是符合实际的尽快解决温饱问题的有效途径。但是，当前有些人曲解了邓小平理论。实际上，邓小平同时认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过于悬殊，先富的目的是为达到共富。他反复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1]。突出了共同富裕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当前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以及占有资源不同的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数据显示，当前社会不和谐因素中“收入差距过大”在调查选项中高居榜首，如不采取措施遏制收入差距扩大的趋

势，不仅会挫伤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劳动积极性，更严重的是会导致各种社会问题，给我党构建和谐社会带来严峻挑战。故在“十一五”期间，我们应当在收入分配调节中，坚持初次分配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实现机会均等；再次分配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兼顾各阶层的群众利益，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合理的收入分配，也就是注意公平和效率的统一。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过程中坚持“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的“三个共同”原则，真正使广大人民在改革中得到实惠，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科学发展观正是重视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公平问题，在认识和处理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上，坚持效率与公平统一的基本原则，在注重效率的同时，维护社会公平。科学发展观符合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它体现和蕴涵了全社会关心爱护帮助困难群众，尽可能地使他们享有平等的医疗、教育、就业等的机会，尽可能地使最大多数人生活幸福的伦理精神和道德原则。

三、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科学发展观体现的是和谐共处的生态伦理精神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酿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对此，恩格斯早就告诫人们：“我们不要过份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2]如何对待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样是任何一种发展观都要回答的基本问题。

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传统发展观持人类中心主义观点，这是植根于西方工业文明的基本价值观念。它意味着人类可以随意支配主宰自然，意味着人类可以通过对自然的征服来满足自身的物质需求。与西方工业文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相比较，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是值得很好借鉴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追求“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的境界。

一方面，这肯定人在自然中的重要地位，不仅把天地人看成是共存共荣的重要实体，而且把人看作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华；另一方面，它又肯定人与自然天地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在“天人合一”中，“合”是符合、结合，“合一”是指对立双方有着密切的联系。认为自然是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应当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深入思考人与自然关系时提出的极其重要的伦理思想，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追求的最高境界。“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通而知”^[3]，这是说既要遵循天地运行的规律，又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使人与自然之间存在一种和谐的状态。科学发展观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依照的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可持续发展的准则。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深刻指出的：自然界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对自然界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利用、不讲建设，要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相对平衡的关系，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互动共存。那么可持续发展是什么意思呢?或者它的应有之义是什么呢?可持续发展是指以未来发展规范现在的行动，其内容归结为三个方面：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必须与人类向自然的回馈相平衡，从而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当代人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发展为代价；本地区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其他区域和全球的发展为代价。这种旨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要求人们重新认识生态自然对人类存在的价值，视它们为活的生命，将生态自然系统纳入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在肯定人的价值和权利的同时，要承认自然界那些活的生物体的价值和权利，以求得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系统之间的和谐共存、协同发展，从而建立包括自然界在内的新的伦理道德秩序。

综上所述，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和根本指针，是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指导思想，充分体现了作为主体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在自然系统中的地位和应担负的道德使命、道德义务和道德责任的自觉。只要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切实践行科学发展观，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就一定会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王宁．中国文化概论[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2)．

[3]纪敬祥．关于科学发展观的哲学思考[J]．求实，2006，(4)．

[责任编辑：绿　水]

作者：曾宪玲

科学发展观经济伦理视论文 篇2：

科学发展观的伦理审视

摘 要:科学发展观是“如何追求美好生活”这一古老伦理问题的一种当代转换和回应,蕴涵着丰富的伦理内涵。它不仅拓展“美好生活”主体的范围,丰富“美好生活”的内涵,规定“美好生活”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原则,而且还提出了实现“美好生活”的一系列有效措施。正因如此,科学发展观才是科学的,进而伦理的。

关键词:伦理审视;科学发展;美好生活

当我们将党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置于伦理学的视阈中加以审视时,便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有趣的耦合,即它们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一个始源性的问题:我们(作为个体存在的“我”与作为社会存在的“我们”)应该如何追求美好的生活?

倘若以一种通俗的语言来表述伦理学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的话,那就是它试图通过提供一种理想的精神境界和内在品性以及一些基本合理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告诉人们在个体的现实生活和社会的整体发展中哪些想法是“应该”付诸行动的并且是“正当”和“善”的,哪些想法则是“不应该”尝试的并且是“不正当”和“恶”的。而科学发展观则在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以“发展”为第一要义,以“以人为本”为核心,以“全面协调可持续”为基本要求,以“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为根本方法的形式对这一问题作出的一种系统解答。

因而,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与部落化并行,在“为什么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以及“怎样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科学发展观实质上是“我们应该如何追求美好的生活”这一古老的伦理问题在中国的一种当代转换和回应。对于这一转化和回应,发展伦理学的先驱德尼•古莱(Denis Goulet)曾直言不讳地宣称:“一切社会在过去所面临的道德问题现在都已经成为当代的发展问题。”[1]就此而言,科学发展观本身也可以说是一种深深烙有伦理印记的发展理论,有着丰富的伦理意蕴。

一

“美好的生活”作为伦理学与科学发展观的耦合点及价值指向,其本身便预设着一个前置性的问题,即“谁的美好生活”。对此疑问,科学发展观明确地将“人”这一主体放在了最为核心的位置上。因此,如何正确地理解这个“人”便成为了揭示科学发展观之所以科学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

就目前来看,对于这个“人”的解释主要存在着三种较具代表性的观点:个体、人民、人性。无疑,关于“人”的这些解释都有着某种合理性,然而,它们或由于内涵过于狭窄(如原子式的孤立个体),或由于政治意味浓厚(如与敌人、官员相对而言的人民),或由于流于空泛抽象(如超历史、超阶级的普遍人性)等原因,无一例外地遭到了诸多质疑。那么,这个“人”的实际含义和科学规定究竟是什么?答案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现实的人”。“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2]29换言之,他们既不是淹没在黑格尔“绝对精神”之中的人类个体,也不是费尔巴哈关于人的那种“类”的抽象,而是处在各种各样现实社会关系和历史进程中的活生生的、不断从事着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的人。这样一种“现实的人”无疑是一种社会的、具体的、历史的人。

弄清了“谁的美好生活”这一前置性问题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另外两个与此相关联的问题,即“美好生活谁来创造?创造美好生活为了谁”,对于这两个疑问,科学发展观再次明确地将“人”而非“物”这一主体连同“本”这一概念提了出来。事实上,当我们将“人”与“本”联系起来思考、洞彻其内在逻辑时,便可发现:某种程度上,这里的“人”即“本”,“本”即“人”。就前者而言,美好生活的创造和社会主义实践得以依靠的根本力量是“人”,这一点是由“人”的本质属性及其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地位所决定的。“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2]29,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3]732。从这一意义上说,若缺少了“人”这一主体,所谓的社会历史便不可能存在,更不用说美好生活的创造了。就后者而言,美好生活的创造及社会主义实践成果的最终归宿或落脚点仍然是“人”,更具体地说,是人的需要。这一点是由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性质所决定的,因为与自然界中全然没有意识的盲动不同,“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3]247。也就是说,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本身具有强烈的目的性,这一目的便是满足人的需要(包括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等在内的全面的需要)。正是人的需要在构成人类一切社会实践活动最初动因的同时,也构成了最终的目的。因此,如果说在“美好生活谁来创造”这个问题上“人”还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工具理性”意味的话,那么在“创造美好生活为了谁”这个问题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则在“人”的身上实现了统一。

至此,当我们将这三个有关“美好生活”的问题进行整合并放在当下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语境中加以考察时,便可得出如下结论:一切能够参与到社会主义实践之中并且能够分享实践成果的社会成员及其现实需要构成了社会主义一切实践活动的根源,同时,也构成了“美好生活”的根源。这也是为什么科学发展观将“以人为本”作为整个理论核心的原因所在。在此需要重点提及的是,“以人为本”固然具有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且与西方传统的人本主义思想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如都以人为出发点,关注人的生命、自由、权利、尊严、发展等,但二者之间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其关键之处就在于这个“人”究竟是抽象的、大写的“人”,还是“现实的人”?

二

把“人”作为“美好生活”的主体,把人的需要作为创造“美好生活”的最初动因和最终目的,使得一切脱离了“人”及其需要的“美好生活”只能成为一个空泛的口号;同样,离开了“美好生活”的具体内涵,“人”及其需要的满足也只能成为一种没有依托的空壳。由此,便引申出了另外一个更加具体的问题:“什么样的美好生活”?对此疑问,科学发展观在顺承“以人为本”这一“美好生活”的根本规定之后,将其具体描述为一种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生活样式。

所谓“全面协调”主要是依据人的现实需要和存在的多样性,侧重于从代内(相对于代际而言)角度定义“美好生活”的内涵。就人的现实需要层面而言,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需要,同一个人也有着不同的需要,而这其中最基本的需要便是物质层面的需要。对此,自古至今从来没有任何人提出过疑义,因为它涉及到了一条基本的价值标准——生存。显然,如果连人的生存都成问题,所谓“美好生活”便无从谈起,而人的生存得以维持的第一个前提条件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经济生产)。正如经典作家所言:“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4]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可以说,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丰富构成了“美好生活”的第一个也是最为基本的前提,这点早已被现代化进程中的世界各国所证明。然而,物质层面的需要固然是人的第一需要,却并非人的唯一需要;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丰富虽是“美好生活”的必要前提,却并不能因此而将其等同于“美好生活”。恰如亚里士多德在表述财富之于“善生活”的作用时所言:“财富显然不是我们寻求的善。因为,它只是获得某种其它事物的有用的手段。”[5]相反,如果在此颠倒了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一味地追求物质资料的丰富及片面地甚至畸形地追求经济利益的增长,忽略它仅仅是“美好生活”的一个起点而非全部,那么,这样的生活只能称之为一种虚假的美好生活,它最终所导致的结果只能是意义世界的丧失,随之而出现的人也只能是一种“异化的人”,或杜威笔下的“失落的人”,抑或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

与“异化的人”所需要的虚假的美好生活不同,真正的美好生活除了能满足人物质层面的需要外,还能满足人精神层面的需要。如果说物质层面的需要指向的基本价值标准是生存的话,那么,人之精神层面的需要则指向了另一条重要价值标准——生活。从发生学上来看,人唯有先生存(生命存在的维持)才能有生活,但这并不影响人对于自身生存意义的反思,实际上,正是这种反思构成了人之为人的一个重要标志。“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6]同时,也正是在这种反思中人逐渐意识到物质资料的生产(即使它再丰富)也仅仅是用以维持生命存在的一种手段而已,在物质需要之外还有着许多“某种其它事物”的存在,譬如马斯洛需求层次论中的安全的需要、情感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等等。只有将这些精神需要连同最基本的物质需要融于一体,才更加接近于人的真实本性,才能成为一个饱满的、活生生的人,因为人活着不仅仅为了生存,更为了生活。这也是苏格拉底在《申辩篇》中所说的“一种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的本义所在。

当然,除却人的全面需要之外,这里的“全面协调”也蕴含着人之存在的多样性。在其现实性上,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之存在的多样性突出地表现在以血缘、业缘和地缘关系为主的各种关系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共处状态。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影响的共处状态使得“人—社会—自然”这一整体框架内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脱离另一方而孤立地存在和发展。因而只有当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达至一种互利共赢的和谐关系时,共处才能转化为共生,才能使人、社会、自然获得共同的发展,进而“美好生活”的实现才会有一个稳固的基础。与此相反,以往在看待“人—社会—自然”这一框架时,以各种不同形式出现的个体主义(个人享有本体论上的首要地位)、整体主义(社会享有本体论上的首要地位)、自然主义(自然享有本体论上的首要地位)无一例外地都是一种将人、社会、自然视为不同实体的原子论式的化约理论。这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观点不仅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上造成了一种人为的紧张,也在实践中破坏着人、社会、自然之间和谐共生的关系。因而,“美好生活”的应有之义也必然包含着“人—社会—自然”框架中人之各种关系的和谐。

三

如果说“全面协调”侧重于从代内或空间角度描述“美好生活”的样式的话,那么“可持续”则主要从代际或时间角度拓展“美好生活”的内涵。通过前文论证可知,“美好生活”无疑是“人”的美好生活,当在某一空间序列之内时,它意味着在场人物质层面需要和精神层面需要的全面满足,也意味着人、社会、自然关系的和谐共生。然而,一旦将其置于时间序列之中时,“美好生活”便不仅仅是一个关涉在场的当代人的问题,同时,也涉及到了目前还未出场的后代人的问题,即“美好生活”在具有空间上的广泛性的同时,是否还应具有时间上的延续性?对此疑问,科学发展观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即“可持续”。

“美好生活”注入“可持续”的内涵,便使得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略的代际问题突显出来,即在场的当代人是否应该对还未出场的后代人负有伦理责任?一种基于不可知论的回答是当代人无需为后代人负责,因为未来的一切都是不确定、不可知的;另一重基于道德相对主义的回答同样是否定的,因为此时此地的“善”未必就不是彼时彼地的“恶”。然而,由于这两种反对意见本身在理论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如前者忽略了科学知识所具有的预见功能,后者故意夸大了道德的主观性、特殊性,忽略其客观性、普遍性等,加之当代共同体理论、社会契约论、责任原理,特别是生态伦理学和发展伦理学对代际伦理做的不同论证,在场的当代人与不在场的后代人之间不仅存在着伦理关系并且理应为不在场的后代人负责的观点已普遍被当代人所接受。人们开始认识到:“如果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发展一种与后代休戚与共的感觉,并准备拿自己的利益去换取后代的利益。如果每一代都只顾追求自己的最大享受,那么,人类几乎就注定要完蛋。”[7]正是在此种意义上,可以说,在场的当代人对不在场的后代人负责,实际上也同时意味着对自己负责。因而,从在场的当代人与不在场的后代人的代际关系看,“美好生活”显然指的是包括还未出场的后代人在内的“人”的“美好生活”,而非仅仅指在场的当代人的“美好生活”。

意识到代际之间的伦理关系无疑是“美好生活”得以延续的重要认识前提,但就现实实践而言,可持续的“美好生活”若要实现依然需要通过在场的当代人来完成。由此,可持续的“美好生活”实现的落脚点又现实地回到了代内问题上来,如果代内问题都无法得到妥善地解决,那么代际问题的解决就只能是一种幻想。当然,就“美好生活”可持续这一具体问题而言,在场的当代人所需关注的则主要是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其原因即在于前文提及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构成了人的生命得以维续的第一前提,而自然或自然资源又是物质资料生产得以进行的基本载体。然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人们对“是”与“应当”关系的错误理解(这种错误理解恰恰来自于人类对自身理性的盲目崇拜),把事实判断中的“能够做”与价值判断中的“应当做”等同起来,以及简单地将社会发展、美好生活等同于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的丰富,在不断提高的科学技术的帮衬下对自然界开始了毫无节制的掠夺。人们似乎早已忘却,“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8]其最终导致的现实结果是经济的不断增长带来的却是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物质生活的极大丰裕带来的却是精神生活的日益贫瘠。面对如此情景,如今人们不得不重新开始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已然意识到“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绝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3]383-384人不再是自然的征服者,而是自然的守护者。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当代颇为盛行的生态伦理学中,尽管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旨趣不同(就目前生态伦理学研究的现状来看,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似乎成为了生态伦理学研究的全部,乃至出现了所谓没有中心的中心主义等似是而非观点。无疑,这场“中心”之争使人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然而,在这场争论中,双方似乎过度地纠缠于自然本身是否有价值和权利的论证,甚至执着于以论证自然之价值和权利来抗争人类中心主义,而忘了生态伦理学本身作为一门应用伦理学所应有的问题意识,即如何从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中处理人类目前在现实领域中遭遇的问题,特别是有限的自然资源如何在代内和代际获得合理分配与利用的问题。当然,就这场争论的焦点来看,双方之所以争执不下,在很大程度上似乎将存在论与价值论混在一起,就存在论层面而言,人与自然在“人—自然”框架内共处共生并不存在着谁是中心的问题,只有存在的先后问题,就价值论层面而言,在属人的世界里,即使自然具有内在价值,也不能因此否认价值的“为我性”。相反,以存在时序上的先后来确定价值的先后,以及以外在与人的东西作为基本价值尺度来衡量一切时都是不恰当的),但都不约而同地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升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了兴起不久的发展伦理学中。

综上所述,科学发展观最终所指向的“美好生活”是一种满足在场当代人及未出场后代人的全面需要的生活,一种促进并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生活,一种维持人、社会、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或许正因如此,科学发展观才是科学的,进而伦理的;或者,反过来也可以说,“美好生活”才是伦理的,进而科学的。□

参考文献:

[1]古莱.发展伦理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6.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8-79.

[5]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3.

[6]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8-9.

[7]甘绍平.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143.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342.

责任编辑:戴群英

作者：张 伟 杨 帆

科学发展观经济伦理视论文 篇3：

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伦理道德 践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摘要:中华文化传统伦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着内在的联系,它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蕴蓄了鲜活的思想资源;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又是对中华文化传统伦理的提升和超越。本文在对二者联系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华文化传统伦理进行了阐述和分析,并提出了继承中华文化传统伦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现路径。

关键词:中华文化;伦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任何一个社会阶段的主流价值的形成和完善,都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历史依据和现实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都要在历史文化土壤中蕴育,在社会实践中创新。同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是在中华文化的深厚背景下根据新世纪新阶段的时代要求提出和完善的。因此,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探索,在扬弃的基础上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伦理传统,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构建和践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中华文化传统伦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联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其内容来源于诸多方面,其中,中华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中不可或缺的思想源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与民族精神的同时,也超越了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历史局限性与狭隘民族性。在中华文化的思想体系中,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伦理道德主导了漫长的中国道德文化发展,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蕴蓄了鲜活的思想资源,并为具有时代精神的核心价值体系超越传统文化创造了条件。

(一)中华文化传统伦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任何时代的社会意识,都和以前时代的社会意识有联系,它的产生和发展都要以前人所积累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不可能脱离历史文化的传统,如果没有历史文化传统作基础,这个价值体系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文化基础的价值体系大厦不能建立,即使建立起来,那也时刻面临坍塌的危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包含的基本内容,正是当代中国基本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的结果,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价值体系,是以中华文化传统伦理道德等价值体系为文化基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无论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导思想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科学发展观,还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还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还是社会主义的荣辱观,都可以在中华文化传统伦理价值体系中找到坚实的文化基因。

(二)中华文化传统伦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蕴蓄了鲜活的思想资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在长期共同的实践活动中,必然积淀和形成一种稳定的伦理规则、秩序规范、道德标准和思想观念构成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在民族和社会生活中起着主导、引领、统摄和凝聚的作用。在这一体系中总有一些核心思想、精神之魂维系着、支撑着、推动着社会系统的运转和前进。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伦理道德主导了漫长的中国道德文化发展,其刚毅奋进的人生态度、协和万邦的宽容精神、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天下为公的高远理想,经千年而不衰,将长期成为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内核并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对中华文化传统伦理的提升和超越。中华文化前后相继,交相更替,生生不息,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创新升华,积累了丰富的伦理思想和价值观念,形成了具有独特内容和风格的传统美德和道德规范,养成了丰富的践履道德规范的德行,创造了如何实现道德建设的教育思想,创设了社会公民独到的修身之道等等。这些内容不仅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活秩序的深层设计,也是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更为超越历史、创造符合时代特点的崭新价值体系创造了条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和完善的过程,也是对中华文化传统伦理提升和超越的过程。在提升和超越中,对于传统伦理道德要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鉴别和辨析,要扬弃那些封建的、过时的、糟粕的东西,要继承和汲取优秀的、精华的、有用的内容,不仅如此,还要进行时代的升华和超越。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对中华文化传统伦理价值体系分析、扬弃的前提下,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建立起中国人民易于接受、便于践行的新时代的伦理道德体系。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视阈中的中华文化传统伦理观

(一)中华文化传统伦理价值体系的当代审视。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传统伦理,就要对其进行必要的辨析和清醒的认识,就要用当代的思想和眼光特别是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中来观察和透视其思想体系的特点、结构和内容。只有对传统伦理道德有了全面、清晰的认识和把握,才能正确地扬弃和继承。中华文化的传统伦理价值体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华文化传统伦理的类型。与西方文化伦理的“智性”类型特征不同,中华文化传统伦理属于“德性”类型。家国一体的社会政治结构,形成了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化价值系统,并使伦理在社会生活秩序的建构和调节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伦理类型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把天地当作父母,把百姓当作兄弟,把万物当作朋友。强调人作为天地大家庭的一员应当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强调道德面前人人平等,从而把道德修养提升到了最高的境界。这种伦理文化的德性类型,就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基因和民族心理基础,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成为一种可能。

二是中华文化传统伦理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重视人伦关系和谐相处和“爱人”,这为形成和稳定家国一体的社会政治结构提供了文化依托;第二,利民、富民、“民为贵”的民本思想和反对分裂、抵御外侮的爱国主义传统,成为爱国主义精神的坚实思想基础;第三,重视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使中国成为礼义之邦、文明古国,这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创造了历史传统;第四,重视理想和志向,这种敢于担当社会责任、勇于开拓进取的重要人格精神,是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历史依据。

三是中华文化传统伦理的结构和基本原理。中华文化传统伦理思想体系主要由人伦关系原理、道德主体品格要求、人性的认同三部分构成。或者说“礼”的法则、“仁”的原理、修养的精神构成了中国传统伦理体系的基本结构要素。这些要素包括:第一,传统伦理的秩序就是“礼”的秩序。体现为身、家、国、天下四位一体的人伦设计,整体主义精神,家国一体的伦理政治。这为民族的认同、共同意志的统一、民族精神的自觉提供了文化心理前提。第二,挺立道德主体的人道。体现为人伦决定人格,仁义礼智信的价值体系,“内圣外王”的德性主义。这就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找到了建设和实践社会主义道德的可能性与可行性。第三,人性的思想。体现为突现人的尊严,人格均等、人人可圣,修身养性、向内探求。这种以人为本、尊重人性的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当代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

四是中华文化传统伦理道德的内涵。中华文化传统伦理道德在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群体的关系上形成了伦理规范和道德目标(优秀传统德目)。这一传统德目包括十个方面: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精忠爱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正、笃实宽厚、勇毅力行。这些传统德目,是几千年中华儿女所崇尚和践履的道德标准,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社会主义荣辱观必不可少的思想资源。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华文化传统伦理的时代创新成果。中华文化传统伦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是超越和创新的关系。中华文化传统伦理道德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奠定了历史文化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使中华文化传统伦理道德具有了时代意义,是传统伦理道德的时代创新成果。我们只要稍加分析就可发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处处闪耀着对传统伦理道德继承创新的时代光芒。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与中华文化结合的典范。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它决定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性质和方向,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华文化传统伦理有诸多与马克思主义相通、相近、相容的内容,尤其是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本身就是在中国本土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其整个思想体系都体现着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精神。如丰富的辩证思维方式,经世致用的求实精神,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等优良的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为产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良好的思想条件,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对“民本”、“和谐”思想的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与“和谐”思想的继承和超越。民本思想为历代开明的政治家所尊崇,成为他们治国安邦的重要原则,因此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和谐思想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谐社会”——这一美好图景承载着中国人孜孜以求的梦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阶段,将不断折射出真理光芒。

再次,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被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继承了中华文化的积极文化元素。在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中,爱国主义始终发挥着民族精神的核心作用。新阶段的爱国主义已经由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爱国理念发展成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爱国情怀。经济全球化对爱国主义提出了挑战,爱国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也不是大国沙文主义,而应以更为宽广的视野观察世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不断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虽然是当今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产生的社会精神,但它也与中华传统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在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求新图变始终是其重要的思想元素,中华民族之所以在四大文明古国中文化根脉不断、生生不息,正是靠刚健自强、改革创新精神的砥砺和支撑才得以实现的。

最后,社会主义荣辱观彰显了传统道德文化的行为规范。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对“以德治国”思想的发展,是对中国“知耻”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创新。中国自古就有“宁可毁人,不可毁誉”、“宁可穷而有志,不可富而失节”、“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道德追求。社会主义荣辱观涵盖了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时代要求,为我国道德建设提供了重要的道德原则和价值尺度。

三、整合创新,在继承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伦理中建设和践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中华文化传统伦理相结合的过程,是一个能动创新发展的过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按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要求,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鼓舞和激励下,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中华文化传统伦理不但可以“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而且还可以“脱胎换骨”,增加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的内容,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更加科学、更加丰富、更加完善,并焕发出巨大的生机和活力。为实现这一目标,有必要建立科学的发展和实践路径。

(一)追本溯源,对中华文化传统伦理进行全面研究。要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伦理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要对中华文化伦理思想资源有一个全面、深入、准确的解读,其中尤其是要对最能代表中华文化的经典进行系统的研究,这是继承和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在对中华文化的研究中,不能为研究而研究,要以建设符合时代要求、时代精神的社会主流价值体系为目标,要用当代思想、当代意识、当代观念去对待传统文化,要从思想观念结构、价值取向结构、道德追求结构和心理特征结构等方面探寻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联系,要从联系中判断优与劣、精与芜、正与误等,为扬弃和继承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洞幽烛微,厘清中华文化传统伦理中的精华与糟粕。中华文化传统伦理是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必然带有历史的印记。其中富有诸多理论的闪光点,比如温良恭俭让的修身之道;敬业乐群、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厚德载物、达济天下的广阔胸襟;奋不顾身、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等等。这些优良传统美德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培养健康向上的道德品质,提升道德修养境界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和启迪作用。但其中也有不适应时代要求的陈旧思想应予摒弃,如儒家学说中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官本位”等封建礼教、等级观念,法家学说中的“尊君”、权术思想,道家学说中的“守拙”、“贵柔”、“无为”的追求。对于这些封建的、落后的、不适应时代要求的糟粕,就要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予以彻底的批判和清理。

(三)继承整合,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伦理精神。要用马克思主义伦理观、价值观、方法论来对中华文化传统伦理进行扬弃整合,把科学的、合理的、优秀的传统伦理融合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在融合中坚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处理好继承与发展、借鉴与创新的关系。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不能只挂在口头上,也不能停留于专家学者的学术论文中,要把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践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每个公民的行动中。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要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载体,比如诵读经典、编写通俗读本、用故事解说传统道德等,就是许多地方开展的中华文化大众化、现代化的有效尝试。

(四)提升创新,实现中华文化传统伦理的现代转型。实现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就是要结合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趋势,尽快培育和确立新的现代伦理观念,建立健全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道德规范。这包括:结合现代家庭特点,培育新型的家庭伦理道德规范;把伦理道德观念融入到市场经济生活中,培育和确立新的经营伦理道德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培育和确立现代产权伦理观;改变陈旧消费观念,培育和确立健康的消费伦理观;加强党政机关公务员道德自律,培育和确立正确的现代行政伦理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培育和确立社会主义的现代民主自立观;建立稳定而公正的法律秩序,培育和确立现代法治观等,从而建立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价值体系。

责任编辑:周巧生

作者：赵秀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