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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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中国高等教育论文

中国教育的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教育实践

从1935年10月到1948年3月，中国共产党以延安为出发点、落脚点，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实现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伟大转折。这13年，史称党的延安时期，在百年党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教育事业，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创造性地开办学校、普及文化、培育人才，满足了革命事业和时代对人才的需求，树立了党领导教育的成功范例，积累了宝贵的教育经验。

延安时期教育实践的时代背景

1937年1月，红军到达延安，贫苦的环境、落后的文化、零星的学校、憨实的民众，给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据了解，陕甘宁边区文盲占90%，甚至有部分村庄的村民全是文盲。林伯渠于1939年1月15日至2月4日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曾讲：“边区是一块文化教育的荒地。学校稀少，知识分子凤毛麟角，识字者亦极稀少。在某些县如盐池一百人中识字者有二人，再如华池等县则二百人中仅有一人。平均起来，识字的人只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一。至于小学，全边区过去也仅有一百二十个，并且主要是富有者的子弟。整个边区中学生屈指可数。社会教育简直是绝无仅有的事。”

1937年抗战爆发后，革命斗争日益激烈，广大民众应该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中坚力量，尤其是青壮年更应该成为参加游击战争的民兵骨干力量。但当时，由于群众的知识教育严重短缺，使得他们思想政治觉悟低，参战意识不足。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只有抓紧提高民众受教育程度，唤醒民族觉悟和意识，动员民众参加抗战，才能夺取抗战胜利。因此，一种新型的革命教育形式被创造出来。

教育实践扫除“文化荒原”

党中央到达陕北之前，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无一所学校，人民群众中文盲率极高，部分村庄甚至全文盲。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写道：“在西北，在我们到达以前，除了少数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识字。文盲几乎达到百分之九十五左右。”

1939年4月4日，《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公布，明确提出“发展民众教育，消除文盲，提高边区成年人民之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水平”。1940年，边区政府相继颁布实施了《陕甘宁边区实施普及教育暂行条例》和《陕甘宁边区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有力地推动了基础教育的发展。

(1)面向少年儿童开办保育机构和小学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城。3月，在延安城南的柳林村办起了托儿所，收容前方将士的子女和烈士遗孤婴孩。1938年3月，陕甘宁边区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着手扩建延安托儿所，接纳更多的前方将士子女和战区难童。

1938年10月2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以托儿所为基础，创建了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分设乳儿部、婴儿部、幼稚部和小学部。毛主席曾为延安保育院题词“好生保育儿童”“又学习又玩耍”。保育院采取“保教合一”的教育教学原则，教学内容就地取材，教会孩子基本的卫生习惯、文明礼仪、生活技能等，同时灌输抗战建国思想。1938年11月，日军飞机轰炸延安市区，保育院被疏散到安塞县小草沟;1947年，保育院东迁到山西省王家沟;1948年，延安光复，又迁回延安。1938年至1949年，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共收养幼儿2000多名，被誉为“革命的摇篮”。新中国成立后，迁至西安，1955年改称西安市第一保育院。

1944年秋，陕甘宁边区政府筹建延安第二保育院。1945年6月1日，第二保育院在延安枣园附近的小砭沟开园。入院儿童60余人，后增至100余人。1946年11月11日，延安第二保育院撤离小砭沟。1949年9月25日，也就是开国大典前五天，第二保育院的师生跋涉3000多里，终于重新回到中央身边，136个孩子也安然无恙。迁入北京后，改称北京市六一幼儿园。

除公办保育机构外，中国共产党还建立了一批由机关事业单位创办的保育院、托儿所，以及群众自发开创的学前教育机构。

自1937年9月陜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小学教育得到迅速发展。1945年，各类小学增至1377所，学生34004人，与1937年相比，学校增加了2.5倍，学生增加了3.2倍。在教学内容上，1938年8月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公布的《陕甘宁边区小学规程》，对小学课程和教学节数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课程以政治、军事为中心，设国语、算术、常识(政治、自然、历史、地理)、美术、音乐、体育、社会活动、生产劳动为正式课程。一节课30分钟，同时开设防空、防毒、反奸等课目。为筹集办学资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民办公助”的办学政策，把学校、生产、社会三者有机融合，并在全边区普遍推行。到1946年，边区小学中，民办公助小学占到75%，学生数量占全边区小学人数的一半。

(2)面向青少年发展中等教育

陕甘宁边区的中等学校包括师范学校、普通中学和中等职业学校等。1937年3月，西北办事处在延安创办了鲁迅师范学校，培养边区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迫切需要的师资，成为边区的第一所中等学校。1938年4月，边区中学成立。1939年，边区中学和鲁迅师范学校合并成立了延安师范，即边区第一师范。7月，边区又成立了农业学校。教学内容是为了适应当时的抗战需要，一般是政治教育重于文化知识教育或政治教育文化知识教育并重。学制也是按实际需要灵活调整，有的半年毕业，也有的一两个月毕业。学生随到随考随编班，如果工作急需，也可以随时调出。学生入学不受严格限制，初期很多是部队机关的勤务人员、退伍红军、红军家属、残疾军人等。文化程度高的设中学班或师范班，低的设预备班。学生要参加社会活动，做群众工作，并适当参加生产劳动。

1940年，边区中等学校由2所增加到了8所。成立了关中师范(即边区第二师范)、定边师范(即边区第三师范)、陇东中学，接办了绥德师范(即边区第四师范)和米脂中学，还创办了边区医药学校。1941年又增加了鄜(富)县师范、新文字干部学校、边区职业学校(边区农校与边区职业学校合并为职校)，并创办了警政学校。至此，边区的中等学校共有11所，规模基本稳定。其中，师范学校的比例最大，这是同边区培训师资、发展教育事业的迫切需要相适应的;其次是职业教育，主要为工农业和医药事业的发展培养各类专业人员;最后是普通中学，作为边区小学毕业生的继续教育机构。

中等学校在初创时期修业期限不固定，1940年学制改为“二·二”制，即初师和初中、高师和高中均修业两年。随着青年学生人数逐渐增多，中等学校开始提出培养小学教师和新知识分子的任务，文化教育的内容大大增加。这一时期，一些中等学校如边区师范、三边师范、绥德师范等还附设了行政人员培训班或地干班，这符合当时边区提高现任干部文化水平的需要。边区政府还对女子中等教育尤其重视，1940年5月1日特别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升学师范学校女生奖励办法》。

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安排上，中等学校大致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从政治教育重于文化知识教育，到政治教育与文化知识教育并重，再到文化知识教育重于政治教育。据统计，1945年以前，边区中等学校为边区建设和抗日战争培养和输送了约3000名干部。

(3)面向普通民众组建各类学习组织

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确定了发展大规模群众文教运动方针，并提出培养大量边区知识分子和扫除文盲是当前的重要任务。边区政府认为，要把广大群众从文盲中解救出来，就必须努力提高民众的政治觉悟与文化水平，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离。

边区政府开展社会教育的目标之一是消除不脱离实际生产的文盲，主要对象是40岁以下的男子和35岁以下的妇女。采取的步骤是，先重点消灭边区乡干部、变工队、运输队和农村中组织起来的积极分子中的文盲，然后再普及推广。形式有读报组、识字组、夜校、午校、半日校、轮学等。据1939年边区参议会的统计，识字组、夜校、半日校等已达6103处，其中以识字组数量最多，参加的人数为42819人。

社会教育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冬学运动。这是在冬季农闲期，由基层政府组织进行的大规模学习突击运动，一般事先经过广泛的宣传与动员，由边区政府或县政府培训出冬学教员，为群众讲课。冬学的目标是识字1000个，即达到能读懂《边区群众报》的程度。一般经过3个月的学习，多数人便可达到能看、能读、能写简单信件和便条的水平。

冬学运动在边区社会教育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它从1937年开始，一直坚持了下来，每年都有上万人参加，其中1941年多达2万余人，有力地推动了边区的扫盲工作。

除上述形式外，边区政府还通过墙报、壁报、戏剧、电影、报纸、秧歌队、唱歌、说书等多种文娱形式，把广大群众组织到社会教育的热潮中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社会教育运动。广大民众的文化素质和政治觉悟得到大幅度提高，对边区的民主建设、经济发展和坚持抗战走向胜利产生了深远影响。

干部教育铸就“决定因素”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认识到“指导伟大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1941年12月，中共中央专门发布《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从教育方针、教学内容、学风建设、教学方法和学校管理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干部学校教育的具体措施。1942年2月，《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又明确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

党中央确立“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针，是因为当时党的干部队伍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干部的数量不足，文化水平也普遍偏低，大多数缺乏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大批爱国人士、革命知识分子、知识青年从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奔向延安，他们满怀抗日救国的热情，但是缺乏系统的革命理论教育和艰苦斗争的磨砺，这就需要给他们创造必要的学习条件，以加强马克思列寧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转变世界观，促进他们尽快成为具有共产主义人生观的、自觉为民族革命斗争献身的抗战人才。

1939年春，中央干部教育部成立。1940年6月，与中央宣传部合并，称中央宣传教育部。1940年10月，改称中央宣传部，统一组织领导党的干部教育工作。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主要是干部学校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两大方面。

干部学校教育方面，边区先后创办了50余所干部学校，为边区和全党培育了党政、军事、科技、医务、农业等方面的人才。

干部学校有高级和中初级的区别。高级干部学校直属于中共中央，也是边区当时的高等教育，主要是培养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的高级干部和专门人才，学校主要有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军事学院、马列学院、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陕北公学、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日本工农学校、西北公学、民族学院、中国医科大学、部队艺术学校等。除高级干部教育外，中初级的干部学校由边区政府或教育厅管辖，主要是为边区培养中层和基层干部。这些学校有鲁迅师范、关中师范、延安师范、陇东中学、三边师范、绥德师范、米脂中学、子长中学、边区农校、新文字干部学校、边区职校、边区警校、边区医校等。

这些类型不同的干部学校都按中共中央或边区政府的具体规定，从边区工作的实际需要出发，在较短的时间内，使学员学习掌握一定的马列主义基本理论，领会党在抗日时期的方针政策，奠定学员革命的人生观基础，学得一定的文化和技术知识，然后陆续分配到各个急需的岗位上去。

在职干部教育的内容是从边区工作的实际需要出发，并且根据革命斗争发展的需要而变化。1943年以后，在职干部教育改变了过去的主要从书本知识出发转而联系具体实际，根据“做什么学什么”的原则，有效地满足了边区各项建设的深入开展对干部自身素质提高的需要。

作者单位：延安红色文化教育研究中心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

中共黄龙县委党校

作者：樊建荣 曹武军 屈军锋

第二篇：“走出去”的不仅是中国学生更应是中国高等教育

国际化视野的获得，知识、见识、眼界的同步开阔，促使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选择出国留学。每年的中国国际教育展，为中国学生和家长提供了一个与众多外国高校面对面交流、更直观地获得留学信息的绝佳平台。作为主办机构，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希望可以搭建一个双向交流平台，让中国高等教育也可以越来越多地“走出去”。

编辑_李不二供图_沈雪松设计_杜亚娜

一年一度的中国国际教育展，筹备工作目前已经接近尾声。作为中国留学市场的风向标、规模最大、参观人数最多的国际教育展，2017年国家展团仍是主角。由政府机构如加拿大全球事务部以及加拿大驻华大使馆、美国驻华大使馆-EducationUSA、英国文化协会、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等支持并亲自参与的20个国家展团，将多角度展示相关国家的教育国际化风采。

据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秘书长沈雪松介绍，中国国际教育展已经连续举办了17年，2017年，将有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610余所海外院校参展。

“留学热潮的兴起，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家庭的经济条件提高了，另一方面则是国外优质的教育资源非常丰富。”沈雪松认为，目前中国学生走出国门接受外国的教育必要并且可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越来越成熟和全面，与世界各国的互动也更加多元。走出国门可以让我们接触不同的文化，了解不同文化和族群的生活状态、思考方式，从而加深相互理解。”

同时，在沈雪松看来，留学生“走出去”也是展示中国文化的过程。“我们现在不只是生活在自己国家，全球一体化让你必须去了解国外的情况。走出去，实际上也把中国的情况带出去，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 国。”

主宾国加拿大最高规格的支持

2017年的中国国际教育展，依然延续了主宾国机制。2017年的主宾国加拿大，其整体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颇高，社会较为稳定，文化多元具有极强包容性。此外，加拿大院校的学费不算高昂，公立教育发达，移民政策较为宽松，对中国学生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作为一个已经连续10年参展的国家，适逢建国150周年的加拿大，在2017年给出了参展的最高规格。

而這样的规划，在2016年李克强总理访问加拿大的时候便已经敲定。沈雪松介绍：“2016年秋季，李克强总理访问加拿大时，与特鲁多总理共同见证了中加首个国家间教育合作谅解备忘录，其中教育展主宾国作为重要议题出现在两国的合作备忘录中，这给两国发展教育合作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因此，加拿大作为2017年中国国际教育展主宾国这一决定，是双方政府高度合作意愿的体现。在加拿大全球事务部组织下，130余家教育机构和院校将参与2017年的中国国际教育展和中国国际教育年会，创历届之最。

据沈雪松表示，连续举办17年的中国国际教育展，已经成为国内家长、学生与校方代表面谈咨询的极好平台，搭建了中国学生走出国门的快车道。主办单位提供的各项服务，可以实现更加精准的留学咨询服务，传递权威公正的信息，规避信息不对称的留学风险。

2017年教育展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院校积极参与，参与规模正逐年扩大。这得益于2012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大的对中国学生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课程)的支持力度。

截至2017年4月，我国已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了45份教育双边多边合作协议，与24个沿线国家签署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目前我国共有35万人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在这次展会上，中国学生和家长能与来自“一带一路”沿线的东南亚、西亚和中东欧、中亚、独联体的15个国家近百所院校见面。

2017年教育展的另一大亮点，则是展会现场还设置留学后服务展区，银行服务、学生公寓服务、航空公司、律师事务、学生监护、实习公司等将集中亮相，提供留学全链条服务。

不断走出去的中国高等教育

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也得到大幅提升，学科建设取得长足进展。在2017年的世界一流学科排名中，中国的通信工程、仪器科学、土木工程、船舶与海洋工程、遥感技术、矿业工程、冶金工程等七个学科，排名世界第一位。这些，为中国高等教育的“走出去”积累了现实条件。

中国高等教育“走出去”，体现在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来华接受高等教育。2016年国际学生在华就读人数达到44万人。而国际学生的主体来自周边国家，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

据沈雪松介绍，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建设，在未来会对英语授课有着更高的要求。而近年来，我国高校都在加紧提升高校国际化水平，全面提升来华留学教育教学质量。所开英语授课专业，在课程设置类别上也在不断地丰富。”

“2012年以前我们开设的课程中，一半以上是汉语。2016年以后，就读其他学科的学生规模和比例显著增长。相比2012年，2016年的教育、理科、工科和农学学生数量显著增加，增幅均超过100%;经济、西医、文学、法学、管理等学生数量增幅均超过50%。学历生中，就读人数最多的学科依次为西医、工科、经济和管理。汉语专业从2012年的第二位下降至2016年的第五位。”沈雪松告诉《留学》记者。

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通过中外合作办学形式积累了丰富的国际办学经验，为中国教育走出去提供了现实可能。

“我国现有2000多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通过这种深入的、实质性的国际合作，参与办学的近800所高校的办学能力、教学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得到了大幅提升。对学生而言，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国际优质教育资源，让‘不出国的留学’成为现实，同时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成为来华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沈雪松说。

截至2015年底，我国高校已在境外举办了4个办学机构和98个办学项目，分布在14个国家和地区。最近两年，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发布以来，泰国、哈萨克斯坦、约旦、埃及、土耳其等十多个国家向我国发出境外办学邀请。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和发展成就初步得到国际社会认可。

沈雪松告诉《留学》记者，目前无论对于高校还是考生，中外合作办学依然热度不减。为此，作为合作办学行业组织的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委员会，每年为办学单位组织大量的境内外培训、研讨、课题、交流合作等活动，帮助高校不断提升自身能力，更好地满足学生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

为了给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及时掌握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状况，给国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促进高校国际化发展，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自2015年开始发布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年度调查报告。

沈雪松表示，2017年秋季即将发布的报告取样、指标都越来越完善，数据更丰富。这个调查，将持续开展下去，通过多年积累的数据来分析和展现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趋势，将极大地助力中国高校国际化的发展，今后还可以跟国外的一些同类研究相互交 流。

取消审批机制

适当时机推出留学行业“黑名单”

2017年，我国留学中介的审批机制取消，市场准入门槛进一步放低，这对行业自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下设的自费出国留学服务分会，近来会常常接到投诉电话，询问说‘以前还有备案的，怎么现在都没有了，我们应该如何选择靠谱的机构?’”在沈雪松看来，家长的焦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正是对于行业消费服务保障体系的担 忧。

因此，审批机制取消之后，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行业自律和行业规范作用，开始致力于留学消费服务保障体系建设。“按照《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取消审批后，协会协助教育部会同工商总局发布了《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同时开通了消费调解热线，引导和规范留学服务机构的行为，提升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沈雪松告诉《留学》记者。

留学行业审批机制的取消，对政府层面事中和事后的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行业自律、强化监管、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被提上日程。为了鼓励优秀机构提供优质服务，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建立了留学服务行业白名单制度，制订了《留学服务行业白名单管理办法(试行)》，根据自愿原则对留学服务机构进行审查，并通过官方网站定期对社会公布审核结果。目前已发布两批白名单机构，涉及近20省市118家企业。完整名单可在自费出国留学服务分会微信公众号“中国留学中介行会”进行查询。

“白名单的企业，均签订了诚信自律的公约。承诺采用国家标准为社会提供留学申请、出国语言培训等服務，并在自费出国留学服务分会开设了快速消费调解通道。”而为了使监管常态、长效化，交流协会也会定期核实通道的畅通性。

据沈雪松介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也在不断探索对白名单企业的监督工作，建立了留学服务行业白名单的退出机制，定期抽查白名单企业的服务质量。“一旦发现白名单涉及企业信用、服务质量、顾问诚信、恶性竞争等不良行为问题，都会让该企业退出白名单，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同时，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也在考虑于适当的时候推出留学行业的黑名单，定期发布行业失信机构名单，净化行业环境，提升服务质量。

搭建平台

助推全球可持续发展

2017年，中国国际教育年会的主题为“国际教育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在沈雪松看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加深，世界已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面对可持续发展目标，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很多世界性问题需要各个国家共同面对，联合起来寻找解决方案。而国际教育的应有之义，便是相互借鉴学习，共同成长，共同发展。2017年年会呼应联合国“教育2030行动框架”中阐明的全球教育目标，聚焦“国际教育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这一主题，希望推动教育的各个领域不断创新发展，走向卓越。

“大家住在同一个地球村，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包括我们自己取得的成果，都应当与更多的国家交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并且不断地自我丰富。”沈雪松希望，通过国际间的教育合作和交流，不断地推动教育事业的共同进步。

为达到这一目标，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致力于平台的搭建。“国际教育展，就是我们为推动国际教育合作和交流所做的最实在的一件事。在这个平台上，会有很多思想能够相互碰撞，会有很多好的做法能够相互借鉴，会有很多优秀人才能够相互学习。通过这个平台，各种机构可以发现新的合作伙伴，共同挖掘合作潜力。”

据沈雪松介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在日后还会持续搭建各种平台，帮助国内院校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另外，随着我们自己逐渐地壮大，我们希望帮助更多国内的院校走到国际舞台上。”沈雪松说，“现在国家有很多大企业前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希望我们的职业技术院校能够提供这样的智力支撑，支持我们的企业走出去。这方面的工作，在未来会有很大的潜力。

作者：李丹

第三篇：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开端探究

摘 要：同文馆是由清廷举办的中国第一所官办洋学校。在赫德的扶持与改革下，同文馆由初期的一所专门培养外语翻译人才的学馆，转型为研究高深学问和培养各类专业人才的高等院校，成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

关键字：高等教育；赫德；同文馆

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1854年来到中国，1908年离开，一生与晚清政局相始终。在任职总税务司期间，赫德独揽中国海关大权，并插手财政、邮政、外交、交通、海运、博览、教育等事务，成为近代中外关系史中的显赫人物。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端于洋务运动时期，其主要形式就是各种新式学堂的创办，而同文馆就是当时最早的新式学堂的代表。同文馆创立于1862年，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在风雨40年中，赫德时刻在幕后掌舵，细心呵护，被总教习丁韪良称为“同文馆的父亲”。

本文深入探讨赫德参与同文馆的创建、经营及改革，探寻其向高等教育转型的轨迹，希冀对早期高等教育史研究有所裨益。

一、提供经费，支持办学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留守北京的恭亲王奕訢在与外国代表交涉的过程中，深感“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为了不受人欺蒙，奏请开办西文学馆[1]。这份奏折很快得到批复，并于1862年6月11日正式开馆，定名“京师同文馆”，隶属于总理衙门。

此时的清政府内外交困，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在此困难之际，赫德所主管的海关解决了这一问题，由船钞中提取三成，解送总理衙门，“以资应用”[2]。若是船钞不济，通常由赫德先行垫付。随后，赫德又继续拨款支持和加大同文馆的基础设施建设，如1876年的化学实验室和博物馆，1879年的印刷厂，1888年的天文台和物理实验室。

值得注意的是，赫德对同文馆的资助并不是一时的应急之策，他在海关机构中专门设置一个教育股，主管同文馆业务。他本人则担任同文馆的监察官，监察同文馆的财务，使海关的每笔资金能切实落实到同文馆的建设中。

正如总教习丁韪良所言：“他决计每年从海关方面拨给我一笔整款，以供学院之用。当时我就答道：‘擦擦灯台，我是愿意的，但是你得供给灯油。’他就答允了。自此二十五年间，践行约言，未尝或渝。”[3]

可以设想的是，若是没有赫德的现代化管理，晚清海关如何能成为当时唯一高效运转的部门。若是没有这不断增长的海关税收，又如何能保证同文馆三十年建设资金来源的稳定。对此，当代欧美专家指出：“如果学校一直在财政上仰仗中央政府，那就可能会没什么把握，所以它从罗伯特·赫德爵士那里得到常年资助，从1863年到1911年，这位爱尔兰人掌握着中华帝国的海关，赫德对该校的资助持续了三十多年。”[4]

二、转变培养目标，改革课程内容

如果仅仅是给予经费上的支持，赫德是无法对同文馆施以深远的影响。同文馆也无法冲破封建学校的束缚，开启近代高等教育的先河。

同文馆最初的创办动机，奕訢在奏折中说得很清楚，“欲先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5]，就是培养外语译员以作应急之用，充其量只能是一所初等语言学校，不符合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

当赫德初次入京听说这所学校时，“马上被它潜在的能力所打动”。他预见到，“这所学校不仅可以在促进中国和外界的友好关系的发展方面，也可以在同样重要的方面——中国本身的内部发展，起积极的作用”。因为“中国拥有众多能吃苦耐劳的农民、艺术家和商人，拥有大量的，几乎从未开采过的煤矿、铁矿和其他矿产资源，拥有辉煌的进出口贸易前景，这一切都在呼吁发展。有效的引进与采用现代的方法可以提高她的农业生产力，使用机器可以改革她的工业和家庭作坊，还可以为成千上万的人提供就业机会，先进的仪器可以查明和开采她的矿藏，她的外贸和国内贸易是这么广泛，完全可以为国家和人民增加十倍的财富。所有这一切，还有像铺设公路、铁路，建设轮船，发展交通，都是做得到的”。但要实现这些，中国此时缺乏的就是“训练有素的中国领导人”[6]。

事实证明，赫德的预想是正确的。当丁韪良嫌同文馆工作没出息，准备辞职时，大臣劝道，（同文馆）“学生并不一定永远只有10个，而且即是这10个学生的前程也未可限量。我们一天天的老了；他们10个人之中说不定还有可以继承我们的位置的。将来皇上也许要学外国语言；难道你的学生便不会被召去教他吗？”[7]这就明确道出了同文馆的培养目标——朝廷大臣和帝王之师。

但要造就“训练有素的中国领导人”，仅学习外语是远远不够的。赫德利用自身的影响，努力促成同文馆由学习外语转变为全面学习西学，引进近代西式教育体系，采用西方的科学教育方法。

在赫德的建议和谋划下，奕訢等人连续上奏，“因思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现在上海、浙江等处，讲求轮船各项，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学习皮毛，仍无俾于实用” [8]，并通过与倭仁等顽固派的争论，使朝廷最终采纳了自己的意见，增设了西方科学系，教授天文学、数学等科目，以后又陆续开设国际公法、经济学和历史等社会科学，极大地丰富了同文馆的学科内容。

在赫德及其推荐的总教习丁韪良的领导与组织下，同文馆翻译编写了多种西方著作。如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赫克尔著的《天文学大纲》，惠怀特的《机械学》，牛顿的《原理》；编译了《万国公法》、《化学指南》、《法国律例》、《英文文法》、《政治经济学》、《世界史纲》、《格物测算》、《法华字典》等。这些课程和教材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介绍了西方19世纪中叶以前的最新学术成果，如原子理论、元素周期律、达尔文进化思想等等，此时同文馆已经初步具备高等教育研究“高深学问”的特征。随着各种课程的开设，同文馆实行分馆教学，除了外文馆以外，还有天文馆、算学馆、格致馆、化学馆、医学馆等等。这就由当初的语言专门学校逐渐转变为分科大学的雏形。

由于学科体系的不断完备和教学水平的不断提高，“各省考生及第的试卷都送到总理衙门来，交同文馆核阅，凡取得最高科名（进士）的考生，都列员同文馆，因此，同文馆便取得了一个国立大学的地步”[9]。

三、聘请外国教师，提高教师素质

同文馆创立之初，很难想象优秀的外国学者会不远万里来到当时落后的中国当教师，更难想象得到，创办之初的教师又是多么的艰难。

1866年，赫德回国结婚，仍不忘同文馆的建设。他向恭亲王建议派一名税务司带领同文馆学生出国旅游，见识世面，同时授权让他招聘外国教习。这两项中肯的建议自然得到批准。首批外教，赫德便物色了法国科学家毕利干为化学教习、方根拔为数学教习、额布廉为英文教习、李华丽为法文教习。在选聘外国教习时，赫德非常重视其真才实学，后期他把这项工作转交给了他的好友金登干（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通过信函或电报形式将聘用条件下达给金登干，然后由其进行考试和录用。

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推荐丁韪良为同文馆西文总教习。丁韪良的任命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他首先就从完善师资入手 ， 聘请中外专家来馆担任教习。据统计， 同文馆先后聘请过 54 名外国学者和32名中国学者。这些中外教习在当时都是著名学者，如李善兰是国内首屈一指的科学家。至于外国教习，来华之前大多数就已经受过高等教育，其中至少有8人获得博士学位：傅兰雅、丁韪良、毕利干、施德明、卫廉士、德贞、费礼饬、卜世礼。总教习丁韪良可谓学贯中西，享誉中外。这也正符合高等教育中“大学者，大师也”的重要特征。

在高水平教师的执教下，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很大提高，远远超出当初所拟定的翻译水平。其毕业生大都分布于外交和政府部门，也有专门从事学术、科技和教育等工作。根据《同文馆题名录》记载，从1879年到1898年毕业的176名学生中，除了在使馆中任职翻译官以外，赴外任外交官的有33人，在各种新式学堂任职教习或斋长的有26人[10]。这足以证明了同文馆从开始单纯培养翻译的语言学校，成长为一所培养高级、多样化人才的高等学府。

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来看，时代需要与个人作用是其发展的先决条件。而从同文馆的创建来看，赫德的个人作用尤为重要。对此，总教习丁韪良是这样评价的：“当鹭宾·赫德爵士奉派为海关总税务司的时候，他发现有这所学校，但是这个婴儿是如此弱，要使它活着，就不得不施行一种人工呼吸法。正确地估计了它的潜能之后，他就把它置于他的保护之下，并且替它的发展订下了远大计划。它在他的照管下是幸运的，因为由于他，它就从一只萤火虫变成了一座灯塔。”[11]通过赫德的“远大计划”，同文馆从一所培养外语翻译人才的学馆，转型为一所研究高深学问和培养各类人才的高等院校，虽然还远远不能称之为一所正规“大学”，但确系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为后世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参考文献：

[1][5][8]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39，37，43.

[2]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8.

[3]赵长天.孤独的外来者——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300.

[4][加]许美德等；沈颖等译.中外比较教育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53.

[6][英]魏尔特；陈敖才等译.赫德与中国海关（上）[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438.

[7]丁韪良.同文馆记[J].教育杂志（直隶学务处编辑），1907，（4）.

[9]张静庐.中国出版史料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7：33.

[10]刘华.论京师同文馆的高等教育性质[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1）.

[11][美]马士；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508.

作者：丁英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