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地区旅游经济论文

摘要：为了能够客观而全面地评价我国旅游经济在区域经济差距方面的作用与效果，本文采用空间计量法，对2000年-2012年间全国旅游业的发展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并在客观层面上，论述了旅游行业对整个区域经济及平衡经济的影响，最后论证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协调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沿海地区旅游经济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沿海地区旅游经济论文 篇1：

辽宁省沿海旅游资源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摘 要：辽宁省沿海地区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具备发展旅游业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势，因而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但由于观念落后、投入资金有限，不仅导致辽宁省沿海地区一些高品位旅游资源的优势未转化为竞争优势，还造成旅游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只有采取相应措施，才能保障辽宁省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实现旅游业发展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

关键词：辽宁省沿海地区；旅游资源；问题；对策

辽宁省沿海地区旅游资源丰富。客观地分析与评价其旅游资源，促进旅游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有利于加快辽宁沿海地区旅游业的发展，优化经济结构，改善人居环境，带动国民经济相关产业的发展，扩大就业，对辽宁省沿海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辽宁省沿海旅游资源开发现状

辽宁省沿海地区包括丹东市、大连市、营口市、盘锦市、锦州市、葫芦岛市六市所辖行政区域，陆域面积5.65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2 920公里，海域面积约6.8万平方公里。土地面积约占全省的1/4，人口约占1/3，地区生产总值占近1/2。

辽宁省沿海旅游资源类型多样，拥有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7个、国家 4A级旅游区 23 个，在全省旅游市场中占据很大比重。自然景观主要有丹东凤城凤凰山景区、大连庄河的仙人洞、大连市区金石滩及玉皇顶、大连市金州区的海滨喀斯特地貌景观、营口盖平角沿岸、锦州市的大笔架山及医巫闾山景区、盘锦双台河口湿地、兴城市的菊花岛等；人文景观主要有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大连中山广场近代建筑群、旅顺甲午战争及日俄战争遗址、营口金牛山遗址、营口西炮台遗址、营口西大街近代建筑群、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锦州北镇庙和崇兴寺双塔、锦州义县的万佛堂石窟、兴城古城、绥中九门口长城等。

2009年，辽宁省沿海经济带六城市旅游收入1 048.66亿元，比上年增长13.17%，占辽宁省旅游业收入的44.8%。其中，国内旅游收入977.7亿元，比上年增长13.3%，占辽宁省的比重为46.6%；国际旅游收入10.4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7%，占辽宁省的比重为56.2%[1]。

辽宁滨海大道于2009年9月27日正式通车，它贯穿整个辽宁沿海地区，这条大道不仅是辽宁沿海经济大通道，也是辽宁旅游黄金大通道，对建设沿海旅游观光带，大力度、深层挖掘辽宁沿海地区的旅游潜力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辽宁滨海大道将会逐步显现出对旅游的拉动作用。

二、辽宁省沿海旅游资源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一）旅游产品品位低

辽宁省沿海地区一些高品位旅游资源优势尚未转化为竞争优势。目前，辽宁省沿海地区旅游产品主要是处于旅游基本层次的观光、游览型需求弹性较小的部门，需求弹性较高层次的购物、娱乐型产品较少，远远低于世界各地旅游购物统计的平均消费水平比重50%，更低于在香港、新加坡等地的购物消费比重60%，度假、会议、宗教型产品更少[2]。游览景点多停留于旅游资源的表层开发，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严重，降低了旅游区的品位和形象，导致对游客的吸引力降低，限制了辽宁省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潜力，严重影响了旅游区的经济效益[3]。

（二）旅游资源开发协作水平低

辽宁省沿海地区旅游发展呈现明显的不平衡。其中，大连在辽宁沿海地区旅游业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大连市接待国际旅游人数最多[2]。各地方在旅游决策过程中总是首先考虑到自身利益，因而导致不同区域之间开展旅游合作的困难极大，以致于各地方以各种形式排斥区域旅游合作，从而导致旅游合作的动力不足[4]。由于地区分割、各自为政，缺乏必要的协作，造成各地景点开发呈现散、小、弱、差的局面[5]，直接导致了辽宁沿海地区旅游竞争力的降低。

（三）旅游宣传促销乏力

辽宁省沿海地区只注重景点的硬件建设，忽视了市场宣传，导致许多游客只是对大连市知名度较高的旅游地较为了解，对辽宁省沿海地区其他旅游资源一般知之甚少[2]，限制了旅游品牌的打造。另外，旅游宣传促销手段科技含量较低，过分依赖旅行社等中介组织，对市场缺乏真正的研究，没有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实行个性化促销，对消费群体定位模糊，缺乏大规模、连续性宣传[6]。

（四）旅游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辽宁省沿海地区各区域的海滨都存在旅游区与其他建设项目矛盾的现象，缺乏明确的开发目标和统一协调，各类生产建设活动造成旅游资源自身的破坏和旅游资源外围景观与环境的破坏。如兴城涨潮时，潮水把夹杂有大量泥沙和污染物的南河水从岬角经过三礁览胜带到第一浴场，严重破坏了浴场的自然环境，如果再不加以治理，兴城海滨的“碧海金沙滩”将很快彻底消失[7]。另外，主要旅游景区景点游客超载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如大连黑石礁滨海岩溶石林，因为炸礁取石，填海晒海带，使礁林破坏殆尽。

三、辽宁省沿海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对策

（一）打造特色旅游产品

辽宁省沿海地区应依托全省“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战略，以大连为龙头，全面整合辽宁滨海旅游资源，打造一条以海滨休闲、海岛度假、避暑养生、冰雪温泉、特色景观为主导的、世界知名的滨海旅游走廊，唱响辽宁“五彩海岸”主题旋律：浪漫海岸（大连）、长城海岸（葫芦岛）、神秘海岸（丹东）、生态海岸（盘锦）、温泉海岸（营口）、红色海岸（锦州）。同时，大力支持旅游商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提高旅游商品设计水平，提高科技含量；完善旅游专项商品市场，建设旅游商品购物街，增加旅游商品销售网点。

（二）加快旅游资源整合

辽宁省沿海地区各地政府应理顺和优化旅游管理体制，清除制度障碍，打破地域界限，出台切实可行的扶持旅游业发展的政策，积极开展区域联动。

辽宁滨海大道六城市旅游联合体于2009年10月24日在丹东成立，是辽宁省沿海地区的六个城市为联合开发辽宁滨海旅游资源所成立的一个旅游合作组织，说明辽宁省沿海地区在旅游资源整合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辽宁滨海大道六城市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商定，今后本着“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客源推介、交通互联、营销互动、互惠互利”的原则，整合旅游资源，促进沿海旅游带内旅游企业之间的合作，鼓励和引导旅行社、饭店、景点景区等旅游企业缔结业务合作关系，开展业务往来，建立客源推荐网络相互交流经验，促进沿海旅游带内旅游企业提高服务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联手打造辽宁滨海黄金旅游带。

（三） 加强对外宣传

辽宁省沿海地区各地市应积极学习和借鉴国际旅游业先进的经营管理模式和经验，加大旅游市场的宣传促销力度，进一步扩大辽宁沿海旅游特色景点、旅游线路的知名度，增强竞争力。在宣传促销的方式上，可灵活采用大众传媒、新闻发布会、各项节庆纪念活动、展览会、广告、企业刊物等形式，高频率、高密度地进行宣传[2]，把宣传重点放在主流媒体上，如中央电视台、辽宁电视台、人民日报、辽宁日报等影响大、效果好的宣传媒体。

（四）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

旅游业是一个新兴产业，要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8]。辽宁省沿海地区各地市应十分重视滨海海滩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做到搞好保护滨海海滩旅游资源工程建设，重视偏离大中城市的滨海海滩旅游资源开发。

对于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应本着“先规划、后开发”的原则，防止盲目建设和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因此，对旅游资源开发之前要进行可行性论证，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把旅游景区的游客人数控制在生态环境承受能力范围之内，做到开发与保护同步，长期与短期结合[2]。

除以上措施外，还应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机构建设。加快旅游交通建设，开通辽宁沿海城市间、辽宁沿海城市与国内主要港口城市间以及与韩国、日本、中国香港间的游船游轮。增开旅游列车和假日旅游专列，加快通往旅游景区（点）干线公路的配套建设，改善旅游景区（点）通达条件和旅游景区内部交通条件。通过开发旅游批发市场和组建股份制公司，做大做强大型骨干旅行社。完善旅游星级饭店体系建设，推进经济型酒店发展，积极引导规范家庭旅馆、乡村旅馆、汽车旅馆等发展，以适应大众化旅游发展的需要；创新辽菜烹调工艺，重点开发地方风味、乡村风味、海鲜风味等特色菜肴，小吃名点，绿色食品，便携食品。加快经营管理领域高中级旅游管理人才、实用型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办好大连外语学院导游专业。在丹东、大连、兴城等地利用现有中学开办旅游职业学校，分期分批轮训在职人员，建立完善人才选拔、培养和竞争机制，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的政治和业务素质。

综上所述，辽宁沿海地区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结合，加之适宜的气候条件和良好的地理环境形成了辽宁沿海地区旅游资源所独有的特色。“五点一线”沿海开发战略的实施、辽宁滨海公路的建设以及沿海旅游带的开发，将使辽宁滨海旅游的形象更加突出，使滨海旅游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到很大提升，其发展前景将会更好。

参考文献：

[1] 王慧，夏学英.基于大推进理论的辽宁沿海经济带旅游业发展的路径选择——基于大推进理论的思考[J].发展研究，2012，（2）：45—48.

[2] 邱瑛，鲍彩莲.大力发展可持续旅游业构建和谐辽宁[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8，（10）：115—116，150.

[3] 王忠福，张满林.辽宁旅游产业结构现状问题评析[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21（3）：100—106.

[4] 刘漫漫.辽宁沿海经济带旅游合作机制研究[D].沈阳：沈阳工业大学，2010.

[5] 李飞.辽宁环渤海六市旅游合作条件分析[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26（1）：112—115.

[6] 王素珍.辽宁省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研究[J].企业经济，2007，（3）：100—102.

[7] 薛继业.辽宁沿海旅游资源开发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1，（2）：246.

[8] 骆乐，刘海为，陈卫康.上海滨海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09，37（24）：11798—11800.

[责任编辑 李 可]

作者：洪思扬

沿海地区旅游经济论文 篇2：

中国旅游经济平衡区域经济差距效果评价

摘 要：为了能够客观而全面地评价我国旅游经济在区域经济差距方面的作用与效果，本文采用空间计量法，对2000年-2012年间全国旅游业的发展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并在客观层面上，论述了旅游行业对整个区域经济及平衡经济的影响，最后论证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协调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

关键词：中国旅游经济；区域经济差距；平衡；效果评价

一、前言

现阶段，我国各区域经济呈现不平衡发展趋势，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可持续性发展。发展区域旅游经济能够有效协调地区经济之间存在的不平衡问题，为此，发展区域经济成为当下协调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并受到国家相关部门与组织的高度重视。尤其是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省份、区域，更应该加强本土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最终形成以“旅游带动经济”的区域发展模式。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研究方法

发展旅游行业是否能够缓解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问题，主要看以下两方面的内容：（1）较之经济相对发展的地区，落后地区在发展旅游时的增长率明显偏高；（2）对于落后地区，区域内的经济总量中，落后地区所占比重更大，同时其增长率已经超出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表明旅游业的不断增长有利于推动区域经济的良性发展。通过建立收敛模型，将以上思想定量化地表达出来，收敛模型包括固定资产、人力资本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等方面的投资内容，计量收敛模型主要采用以下形式：

当中，rjt代表人均GDP实际增长，yjt-1代表上期人均GDP水平，tojt代表旅游行业人均GDP水平；xjt代表其它一些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投入的固定资产、人力资本以及当地对外开放水平。为了将区域经济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情况清楚呈现出来，可以通过调整收敛模式部分因素的方式得以实现，即取T=1，这样便于考察各省（市、区）横截面数据的年度变化情况，通过计算可以得到区域旅游经济的年度发展趋势。经过计算，能够通过判别系数含义的方法分析经济状态，具体如下：如果β是正值，γ同样是正值，表明发展旅游行业能够扩大各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如果β是负值，γ同样是负值，表明发展旅游行业能够缩小各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若β为正值，而γ为负值，说明即使经济差距出现扩大化趋势，但旅游行业对这一趋势起到弱化效果，即旅游行业缩小了经济发展的差距；若β为负值，γ为正值，表明即使经济差距出现缩小化趋势，但旅游行业扩大了经济发展的差距。另外，为了能够更好地验证旅游行业的作用和地位，还要对不包括旅游行业的区域经济情况进行计量分析，通过比较两种情况的稳态值、收敛时间和收敛速度，得出最准确的结果。

2.数据来源

本次研究的数据基本来源于我国权威机构的相关统计，考察数据涉及到：31个省（市、区）的进口总额、出口总额、年末人数、固定资产总额、旅游行业的总收入（包括国内旅游、入境旅游等方面收入）、我国生产总值（GDP）。以上数据均来自权威机构发布的统计年鉴，不同年份的信息数据均根据当年实际情况进行换算和处理，以消除因价格变动而引起的不稳定因素，使不同年份、时期的数据结果具备可比性。

三、旅游行业对平衡区域经济差距的变化特征分析

旅游行业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是以旅游经济的增长率和所占平均比重作为重要的衡量标准。在下面的论述中，主要通过分析旅游经济在区域GDP中的所占比重和实际增长水平来研究发展旅游行业会对经济发展起到的具体影响，经济占比代表区域旅游发展的质量及水平，经济增长代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情况。

图 2000年至2012年我国31个省（市、区）旅游经济的

平均增长率与旅游经济在GDP中的平均比重

我国31个省（市、区）在2000年—2012年间的旅游经济平均增长率和旅游经济在GDP中的平均比重，详见上图。由图可知，二者在总体趋势上大致属于反向对应关系，也就表明旅游经济所占的经济比重高，该区域的经济增长较慢；而旅游经济在GDP中平均比重较低的区域，其旅游经济增长率比较快；旅游收入在GDP中平均比重高的区域大多都是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旅游收入在GDP中平均比重低的区域，多数是经济较为落后的省份，当然这也不排除有特殊情况的存在，例如，云南、贵州两省的旅游经济在GDP中的平均比重分别为12.67%和17.15%，但在全国范围来看，这两个省份是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这就说明，经济较落后的省份能够通过增长旅游经济实现当地经济的发展，这样有助于缩小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实现经济均衡发展。

四、采用计量分析法来研究旅游行业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

1.回归检查及得出结果

由图中反映出的信息可以看出，2000年-2012年间的旅游业发展对缩小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下面将采用Eviews 6.0对收敛模型的计量公式进行回归检验，结果详见下表。

表 2000年—2012年间我国旅游行业对区域经济差距影响结果

本文将所要研究的省份、地区划分成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两类，沿海地区有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 浙江省、河北省、山东省、广东省、福建省、江苏省、辽宁省、海南省（包括11个省、市）；内陆地区有吉林省、山西省、安徽省、内蒙古自治区、湖北省、湖南省、黑龙江省、河南省、广西省、江西省、重庆市、宁夏自治区、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甘肃省、陕西省、西藏自治区、新疆省、青海省（包括20个省、市、区），值得提及的是，广西省的地位位置处于沿海地区，但是由于其经济发展速率和水平和沿海地区其他省份相比，差距过大，因而将其归在内陆地区进行考察。

2.具体分析过程

由上表的数据来看，β变量回归系数是1.1223，并且经过1%显著水平的考察及检验；系数γ表示旅游行业经济对区域发展差距的影响，表中γ为-0.0006，并且经过了10%显著水平的考察及检验。这就可以表明，尽管沿海经济发达区域与内陆落后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仍呈现扩大化趋势，但旅游经济的不断发展有效弱化了这种趋势，即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有助于缩小我国各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

根据以上计量分析方法，分别对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数据信息进行回归检验，最终得出两个趋势特点。第一，从沿海区域的数据分析来看，沿海地区的发达省（市、区）和内陆地区的落后省（市、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呈现扩大化趋势，且发展旅游经济强化了这种趋势。第二，从内陆区域的数据分析来看，即便经济发达地区同落后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呈现出扩大化趋势，但是发展旅游经济能够弱化这种趋势，也就是说，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有助于缩小各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相关调查结果显示，2000-2012年，贵州、青海、甘肃等经济发展相对较落后的的省份，其旅游经济平均增长率均维持在15%之上，旅游产业的迅速增长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还有助于减小各区域的发展差距。但从平衡区域经济差距的层面看，内陆地区和全国范围内的数据分析结果保持一致。

3.效果评价

通过以上对2000-2012年全国旅游行业相关数据的分析研究，可以得出一个基本概念，即不论是沿海发达地区还是内陆落后地区，发展旅游经济都有利于发展本地经济，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平衡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鉴于此，我国各省份（市、区）应该大力发展本地旅游产业，以旅游经济的发展来带动区域经济水平的整体性发展。另外，经济发达地区的旅游发展更加显著，由此形成了区域经济差距扩大化趋势，为了有效解决“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经济发展问题，国家应该给予经济落后地区更多的政策扶持和经济投入，鼓励其开发当地特色旅游资源和产业，以当前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作为导向，充分发挥出旅游产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国家除了加大对经济落后地区的旅游投资与政策扶持以外，还应加强这些地区的基础性设施建设，进而充分挖掘出地区旅游的资源潜力，在提升旅游经济水平的基础上，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五、结束语

我国旅游行业的发展不仅能够加快经济建设的发展步伐，还能够有效协调各省（市、区）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情况。就全国范围来看，旅游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均衡区域经济差距，发展旅游行业作为缩小不同区域经济差距的有效途径，对我国整体经济的协调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缩小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国家应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旅游投入和政策扶持，鼓励落后地区充分挖掘自身旅游潜力，在提升当地旅游发展水平的同时，促进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缩小与经济发达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使我国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淑新，胡仪元.发展旅游业与缩小区域经济差距[J].商业研究，2015，12（5）：182-184.

[2]鲁小波，丁玉娟，郭迪.中国旅游经济平衡区域经济差距效果评价[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4，30（6）：50-53.

[3]鲁小波，陈晓颖，郭迪.促进区域平衡的辽宁旅游发展战略[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3，10（5）：43-48.

[4]鲁小波，丁玉娟，陈晓颖.辽宁区域旅游经济差距及其变化趋势[J].旅游管理，2014，12（4）：76-80.

[5]余运江，孙斌栋，孙旭.区域政策能否重塑中国经济版图：中国区域经济差距研究综述[J].江淮论坛，2014，11（4）：87-92.

作者简介：左神曼（1977- ），女，新疆乌鲁木齐，硕士，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助理讲师，研究方向：旅游开发与规划

作者：左神曼

沿海地区旅游经济论文 篇3：

制度变迁对中国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

[摘要]面向市场化的制度变迁是推动中国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文章以市场化指数表征制度变迁，利用各省份的市场化指数与旅游经济面板数据，从时空角度剖析中国制度变迁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通过ADF单位根、E-G两步协整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模型检验显示，从1997年到2009年，中国市场化进程与旅游经济增长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制度变迁对旅游经济增长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作用关系；固定效应模型回归显示，市场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效应明显，这一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14，47%和旅游经济增长的4，45%是由市场化改革贡献的，且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贡献效应还在加强；制度变迁对不同区域的旅游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正效应，但具有较大的区域差异，总体而言，市场化水平越高的区域，旅游经济越发达，区域的市场化变迁程度越强，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度越大。中国的市场化体制改革还远没有完成，改革依然是中国尤其是中西部省份旅游经济增长的后发优势。

[关键词]制度变迁；市场化；经济增长；旅游经济

[文献标识码]A

1、引言

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过程也是经济运行体制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深化的过程，改革就是制度变迁，其实质也是经济市场化，中国30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市场化制度变革的结果，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投入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但制度决定论认为，制度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以科斯（coase）和诺斯（North）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尤其关注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其理论清晰且合理地解释了正处于激烈体制转轨期中国的诸多问题，在我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得到国内学者的普遍认同，认为面向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影响。同样，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期及对宏观环境敏感的中国旅游业，其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增长明显地与制度变迁相联系，旅游管理体制的产生、发展、改革、创新是伴随着市场化制度变迁而逐步演变，制度变迁释放的能量是推进中国旅游业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增强区域旅游发展水平和产生区域差异的重要因素。

已有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基础、资源禀赋、客源市场、地理区位和政府政策等视角探讨中国旅游经济增长及其影响机制，随着市场化体制改革的推进和旅游产业的发展，制度及其变迁与旅游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日趋扩展和深化。国外学者从不同层面探讨了制度对旅游业的影响，并以前苏联、塞浦路斯和中国等政治经济体制转轨典型的国家为例，开展了制度变迁对旅游发展的实证研究。国内学者更关注我国宏观制度变迁与旅游发展、区域旅游管理体制变迁与地方旅游发展以及制度对旅游企业、遗产保护等领域的影响研究，分析显示，我国旅游产业属性和地位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各种政策法规发生变化而诱致，并不断与市场化改革过程相适应的结果，形成了一种明显的“权利下放、企业激活、市场强化”的制度演变与旅游产业成长的模式。然而，制度意义的宽泛且其作用往往交织和内化于其他增长因素中，致使制度的表征形态和衡量指标体系存在争议，因而目前国内外关于制度对旅游经济增长绩效的研究成果存在多理论、少定量，多规范、少实证，零散研究多而系统研究不足等问题，表现如下：将制度作为影响旅游发展的宏观环境背景和外在变量进行探讨，间接探讨制度与旅游发展的关系；虽然认识到制度因素是影响旅游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变量，但由于制度变量难以衡量，在构建旅游经济增长或旅游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productivity，TFP）的影响模型中，仍然忽略制度指标；也有部分学者用非国有经济比重等代理变量表征制度变迁，将其与旅游经济增长进行简单的相关或回归分析，测度制度变迁的旅游经济绩效，但这类指标无法涵盖制度变迁的全貌，且研究很少将制度因素全面纳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系统分析制度变量对旅游经济增长影响的内在机制，从而难以定量揭示制度对于旅游TFP和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基于目前的研究成果，本文利用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编制的中国分省市场化进程指数（以下简称市场化指数），以及各省市区的旅游企业面板数据，在传统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C-D生产函数）的基础上，构建旅游经济增长模型，从时间与空间两个角度剖析以市场化指数表征的制度变迁与旅游经济增长的关系，考量制度变迁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

2、研究思路、方法与数据

2.1 研究思路

经济增长研究表明，国家经济增长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企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资源配置的改善带来的效率提高是生产率提高的两个最主要来源，抛开企业技术水平的差异，1992年以来，中国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模式，开始了系统的制度创新，所产生的新体制因素对经济增长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从旅游产业发展历程看，旅游产业的市场化进程是在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体制转轨与改革的背景下进行的，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健全，市场机制在旅游产业中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得到了重视和强化，在旅游经济增长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然而在考察体制改革与旅游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中，关键是如何定量测度体制改革的变迁过程，传统的资本、劳动等投入要素具有较好的可测性，且可以通过规范的统计资料查询，制度本身就难以衡量，而旅游产业综合性、交叉性的特点更使得旅游业的制度变迁内化于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之中，涉及社会经济活动的几乎所有领域，难以全面辨析和有效剥离。因而，基于中国仍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体制背景，制度变迁的实质也是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市场化进程也体现了我国制度变迁的动态历程和本质内涵。虽然使用市场化进程表征制度变迁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和不完整性，部分学者也质疑其合理性，然而，考虑到我国体制改革的历程、旅游产业的发展背景与旅游经济特点，在没有其他更好替代参数的情况下，市场化指数将不失为全面衡量制度变迁并分析其对旅游经济增长作用的一个代理变量，可以较为合理剖析制度变迁与旅游经济增长的关系。

樊纲课题组借鉴了国际上的经济自由度指数，结合我国国情构造并计算了中国市场化指数，也是目前使用较为权威且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市场化指数，反映和衡量中国正处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中，而不是表示体制变迁的具体数值，这个指数使用基本相同的指标体系进行了持续测度，因为其具有横向和纵向可比性，可以从较长的时间跨度考察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省际差异的影响。

2.2 研究方法

本文仍然采用了在经济增长实证文献中，经典而广泛应用的C-D生产函数，即：

式（1）中，Y_it表示第i省第t年的产出；A_it表示TFP，它是扣除资本和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之后的其他因素；K_it、L_it分别表示各省份的资本和劳动投入；α、β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产出的弹性系数。TFP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和微观效率提高，由于旅游企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服务企业，本文主要揭示制度变量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因而不考虑企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此外，基础设施的改善更能有效发挥市场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因此参考樊纲和王小鲁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将全要素生产率定义为：

式（2）中，IN_it表示第i省第t年的市场化指数，TR_it表示各省份的基础设施水平，用标准道路里程与人口的比率来衡量。λ_i表示各省份的固定效应，表示不随时间变化影响生产率的因素，ε_it表示随机干扰项。将式（2）代入式（1），由于该模型包含参数非线性，对等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得到如下计量回归模型：

2.3 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可比较性，并参考已有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选取中国及各省纳入全面统计报表的旅游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旅游企业营业收入作为产出衡量指标，旅游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原值和从业人员分别作为资本与劳动投入，市场化指数作为制度变迁衡量指标。由于到目前为止，市场化指数的时间跨度只涵盖了从1997年到2009年共13年，为了匹配这个时间序列，其他变量数据也仅选择1997～2009年的数据。由于西藏市场化指数数据的不完整，以及其旅游发展的特殊性，研究对象是中国内地除西藏之外的30个省市区。我国30个省份的旅游企业总收入从1997年的1305.35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4520，82亿元，年均增长10.91%；旅游企业总固定资产从2140.42亿元增加到8275.89亿元，年均增长11.93%；旅游企业总从业人员从135.54万人增加到273.83万人，年均增长6.04%；平均市场化指数从4.01提高到7.57，年均提升5.45%。此外，基础设施涉及种类较多，部分类别缺乏数据以及类别之间难以直接加总，为使其数据具有可比性，以14，7的换算系数将铁路里程与各省份的高等级公路里程合并为标准道路里程，然后计算了其与人口的比率，13年间全国每万人的标准道路里程平均从19.2千米增加到37.99千米，年均增长5.85%。旅游企业数据全部取自《中国旅游统计年鉴（正副本）》（1998～2010），公路里程、铁路里程和人口数据全部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8～2010）。

3、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制度变迁与旅游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

利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根据1997～2009年中国市场化指数和旅游企业收入的时间序列数据，探析制度变迁与旅游经济增长的关系。图1显示，1997～2009年间，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各省市区的旅游产业也取得了相应的发展，且旅游企业收入增长与市场化指数之间存在较明显的正向关系，说明了市场化制度变革可能是旅游产业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不同省份之间的区域差异仍然比较明显，其中，13年间平均市场化指数最高和最低的分别是浙江（8.748）和青海（2.658），市场化进程最快和最慢的分别是宁夏（11.04%）和河北（3.2%）；平均旅游企业收入最多和最少的分别是广东（517.656亿元）和青海（4.306亿元）。为避免由于数据的非平稳性所致的伪回归现象，需进行相关检验，其实证检验主要包括3个步骤，检验均运用Eviews 6.0计量软件进行分析。

（1）时间序列的稳定性检验。在时间序列分析中，数据的平稳性是决定回归是否可靠的重要指标，而本文使用的时间序列数据受到有效样本的制约，首先进行数据的平稳性检验。检验数据是旅游企业收入（Y）和市场化指数（IN），其中，收入变量取自然对数。选择增广的迪基-富勒（Augmented Dickey-Fuller，ADF）单位根检验法，采用赤池信息量准则（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AIC）确定滞后阶数，检验结果显示（表1）变量1nY和IN在1%的显著水平上均不平稳，经过一阶差分后，序列分别在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平稳，两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即I（1）序列。据此初步推断变量lnY和IN间可进行数据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分析。

（2）E-G协整检验。根据E-G两步法做协整检验，首先建立回归方程：1nY_t=β₀+β₁IN_t+μ_t。因为变量1nY_t和IN_t都是同阶平稳的，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OLS）对方程的回归系数进行估计，结果如下：

然后对方程的回归残差序列做ADF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残差的ADF统计值是-3.083，并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残差是平稳的，且方程拟合度较高，解释力较强，回归方程的设立比较合理，旅游企业收入与市场化程度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模型不存在谬误回归，进而理论上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回归方程系数是市场化指数与旅游企业收入间的弹性，即当市场化指数（IN）每增加1%，旅游企业收入（1nY）将提高0.318%，反映了制度变迁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是明显的。

（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上述分析反映了市场化和旅游收入增长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否为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进行Granger因果验证。按照AIC和施瓦兹（Schwarz criterion，sc）最小准则，通过计量软件中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 regression，VAR），确定市场化指数与旅游收入两个变量之间的最佳滞后期为3，检验结果显示，在5%显著性水平下，市场化指数是旅游企业收入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旅游收入增长不是市场化进程的Granger原因，说明制度变迁对旅游经济增长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作用关系。

3.2 制度变迁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

利用Eviews 6.0软件对式（3）进行回归检验，由于本文的面板数据截面数远大于时期数，因此模型估计采用截面固定效应模型，表2是回归结果。由表2第1列的估计系数可知，资本、劳动和市场化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547、0.17和0.089，说明了1997～2009年期间，固定资产投入对旅游收入增长的贡献最大，劳动投入次之，在保持资本和劳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市场化每提高1个百分点，旅游收入将会增长8.91%。为了比较不同时期制度变迁对旅游经济增长贡献的差异，将研究期间分为1997～2002年和2003～2009年两个较平均的时间段，第3列和第4列是两个时期的回归结果，显示资本的正面效应较大幅度减弱，而劳动和市场化的正面效应显著增强，其中，市场化的弹性系数由0.025提升到0.182，且在第一个阶段，劳动和市场化的弹性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作用并不明显。此外，基础设施的贡献度也较大幅度增强。通过对两个时段的市场化指数的统计分析，1997～2002年的市场化进程较为缓慢，6年间市场化指数年均提高0.23，而2003～2009年7年间，市场化进程明显加快，年均提升0.32。这表明，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市场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效应并没有减弱，反而还在加强。由于1997年和1998年的市场化指数与之后年份的市场化指数相比，缺少部分分项指标，而1999年之后的各分项指标一致，又对1999～2009年进行了回归检验，由第2列结果可知，市场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089，与第1列相比，变化微弱。

根据1997～2009年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用增长核算的方法对省际旅游经济增长因素进行分解。表3分解结果显示，资本、劳动和TFP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6.53、1.02和3.36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贡献度达59.83%，说明资本对旅游经济增长仍然起到最重要的作用，这个时期旅游收入的增长主要是依赖资产投资拉动，这与学者对我国国民经济增长贡献因素的分析结论较为一致，相比而言，劳动投入的贡献度较小，为9.39%。在决定TFP的因素中，市场化、基础设施和不可观察因素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0.49、0.09和2.78个百分点，其中，市场化分别贡献了TFP和旅游经济增长的14.47%和4.45%，市场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需要说明的是，不可观察因素的贡献度达25.48%，说明还存在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等因素对TFP和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

3.3 制度变迁对旅游经济增长贡献的区域差异

在制度变迁对旅游经济增长贡献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各省份的市场化指数与旅游企业收入进行回归，分析制度变迁与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关系，并将回归系数与各省年均市场化指数、年均旅游企业收入、市场化变迁强度进行比较，表4是比较结果。

从传统三大地域和省域来看，虽然4个指标之间呈现较大的区域差异，但市场化进程对不同区域旅游收入的增长都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且表现为市场化水平与旅游企业收入之间、市场化变迁强度与回归系数之间呈现正方向变化，而市场化水平与回归系数呈现反方向变化，具体而言：市场化水平最高的东部地区（7.227），其旅游企业收入也最高（177.864亿元），市场化水平最低的西部地区（4.398），其收入也最低（35.506亿元），中部地区介于两者之间，说明市场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其旅游经济越发达；然而，市场化的边际贡献效应却与此不一致，即西部地区市场化水平最低，但市场化变迁程度最强（6.54%），回归系数也最高（0.642），东部地区市场化水平最高，但变迁程度最弱（5.13%），回归系数也最低（0.338），说明制度变迁程度越强，其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度越高。位于三大地域的不同省份与所在地域的变化规律基本类似，浙江的市场化水平最高（8.748），旅游收入也仅次于广东、北京，青海的市场化水平最低（2.658），收入也最低；反之，市场化变迁程度越强，刺激效应越强，虽然青海的市场化水平最低，但其市场化变迁强度（8%）在所有省份中仅次于宁夏，回归系数达到1.039，位居第一。但个别省份也呈现特殊的情况，如平均旅游收入水平不高的海南省（38.81亿元），市场化水平也不高（5.382），市场化变迁强度也处于最后（2.79%），但其弹性系数较高（0.605），这可能与海南省的地理环境、特区背景以及旅游发展政策有较大关系，相比较于其他省份，虽然市场化进程较慢，但其市场体制的每次变迁对旅游经济的刺激效应更强，旅游经济效果也更明显，这也注解了国家批准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战略的合理性。

不同地域和省份市场化水平、市场化变迁强度及其贡献度的区域差异，一方面反映了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区，大部分中西部尤其是西部省份的体制更处于激烈的转轨期，其体制的改进与完善对于旅游经济的增长效应更加明显，解读了中央提出的“东部转型”、“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及“中部崛起”等战略的合理性，以望通过制度变迁，改善地区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引导区域发展，缩小区域差距。但同时也说明了，虽然东部沿海发达省份旅游经济的发展初步获取并验证了改革的“红利”，但已有的体制改革对于旅游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效应日趋减弱，我国目前远未完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仍然有相当多的制度使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交易成本居高不下，必须加强各方面的包括旅游业在内的体制改革，进一步释放制度变迁的红利，这也是我国尤其是中西部相对落后省份旅游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和潜力，制度变迁对旅游经济发展的潜力仍然很大。

4、结论与讨论

面向市场化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持续变迁是推动中国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从1997年到2009年，中国制度变迁与旅游经济增长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市场化是旅游收入增长的Granger原因，表明以市场化改革为导向的制度变迁对旅游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为显著；进一步利用面板数据分析显示，市场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年均0.49个百分点，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促进了产权的多元化，改善了旅游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了旅游企业绩效水平，这一时期TFP增长的14.47%和旅游经济增长的4.45%是由市场化改革贡献的；市场化进程对不同区域旅游经济的增长都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但市场化水平及其变迁强度在不同区域存在显著差异，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也存在不同，表现在市场化水平越高的地区，旅游经济越发达，区域的市场化变迁程度越强，边际贡献度也越大。

本文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在构建旅游经济增长模型时，为了分析并突出制度因素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用市场化指数作为制度变迁的代表变量，而对其他构成增长来源的因素作了简化处理，其科学性还有待进一步验证。虽然将直接影响旅游业增长的制度因素从我国宏观制度体系中剥离出来并进行定量化处理存在较大困难，但这也是今后的研究方向之一。数据质量对于实证分析是重要的，本文利用的数据主要是市场化指数和旅游企业数据，我国已经进行了30多年的市场化体制改革，但由于目前仅有1997年到2009年的市场化数据，导致了研究的时间序列仅为13年，这可能难以全景解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变迁与旅游业增长的动态关系。此外，旅游企业数据都取自官方的统计年鉴，尽管我国旅游统计数据的准确性一直受到部分学者的质疑，但数据质量问题和如何运用科学的方法对这些官方数据进行分析是两个问题，尽管在分析过程中，个别数据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也使得我们对研究结论还必须保持一定审慎，但总体而言，官方数据对于当前旅游计量经济分析仍是最好的数据来源之一。

市场化改革有效地促进了旅游业发展，但中国的改革进程还远远没有完成，且不同地区的体制改革进程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效应也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因而需要寻求并规划配套好适合不同主体功能区和地方旅游产业发展特点的制度结构模式及具体政策，有效地规避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引起的路径依赖负面效应，提升制度变迁的旅游经济绩效，促进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表明，过去面向市场化的制度改革是中国旅游发展最大的“红利”，未来将再次证明，改革依然是中国旅游发展最大的“红利”。

作者：余凤龙　黄震方　曹芳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