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地区海洋经济论文

摘要：海洋经济复合系统的协调对于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高质量发展目标和要求下，构建海洋经济复合系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文章采用距离型协调度评价模型，以辽宁省为例，计算其2006—2016年海洋经济复合系统的协调度及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度，分析影响协调的因素，并利用基尼系数模型对其协调发展进行预警研究。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沿海地区海洋经济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沿海地区海洋经济论文 篇1：

我国沿海地区海洋经济竞争力评价分析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海洋经济发展状况是建设海洋强国的直接体现。为了解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海洋经济竞争力的强弱以及海洋科技实力等因素对海洋经济竞争力的贡献作用，文章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海洋经济规模、海洋产业发展水平、海洋科技实力、海洋环境保护能力4个二级指标、海洋生产总值等27个三级指标的海洋经济竞争力指标体系，对我国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的海洋经济竞争力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广东、山东、上海三地的海洋经济综合实力最强，其中海洋科技实力对海洋经济竞争力的贡献最大。

关键词：海洋经济竞争力;主成分分析;海洋科技实力

Key words：Marine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rength

0 引言

海洋經济的发展状况体现了各个地区的海洋实力，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海洋实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并将这一表述置于第五部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与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的表述相比，增加了“加快”两字，且表述位置也有所改变。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是在第八部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部分阐述，这说明，国家高度重视海洋的发展。与此同时，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提出要“建设科技强国”，这说明科技实力是一个国家发展进步的重要因素，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本研究基于此背景，以我国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作为研究对象，构建海洋经济竞争力评价体系，旨在了解沿海各地区海洋科技实力等因素对海洋经济竞争力的贡献作用以及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海洋经济竞争力的强弱。研究表明，海洋科技实力是众多指标体系中对海洋经济竞争力影响最大的因素，广东、山东、上海的海洋经济竞争力最强。进而提出要加强海洋科技投入，重视提升海洋环境保护能力，优化产业结构，从而促进地区海洋经济发展。

1 海洋经济概况

2003年国务院发布了《海洋经济发展中规划纲要》，对海洋经济有了一个比较权威的定义：“海洋经济是开发利用海洋的各类产业及相关经济活动的总和”[1]。本研究是广义范畴上的海洋经济，包含了海洋科技、海洋环境保护等在内的多个方面。

《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2017》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为777 611亿元，同比增长6.9%，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4%，其中海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4.6%、38.8%、56.6%[2]。可以看出，海洋第三产业在海洋产业发展中占据主要位置，海洋产业结构为三、二、一，比较合理。而为了对比分析近10年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状况，笔者对《中国海洋统计年鉴2016》相关数据进行整理得表1。

由表1可以看出2006—201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总体呈增长态势，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比重略有下降，但下降幅度不大，第三产业的比重持续增加，到2014年占比已超过50%。2006—2015年，海洋生产总值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稳定在9%～10%，占比较小，这也说明我国海洋经济想要达到繁荣状态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2 海洋经济竞争力评价分析

2.1 评价指标选取及构建

为保证选取指标的代表性及可靠性，同时遵循综合性、全面性、科学性等原则，笔者通过中国知网查阅了海洋经济竞争力影响因素、指标构建等相关文献，并对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文献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刘明 [3]主要从海洋资源禀赋、海洋经济发展能力等4个方面分析了影响海洋经济综合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并构建了4个二级指标、13个三级指标、85个四级指标的中国海洋经济综合竞争力指标体系，其指标构建比较完整，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赵珍 [4]依据钻石模型理论并结合海洋经济的自身特点和实际，将海洋经济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分为技术影响力、资源影响力等5个方面，同时从狭义的海洋经济竞争力出发，构建了海洋经济总量、主要海洋产业发展水平等4个方面的海洋经济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但是并没有依据构建指标进行实证分析。谭晓岚 [5]对海洋经济竞争力的理论框架及影响因素进行了论述，认为海洋经济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包括海洋科技人力资源等核心驱动因素和资源禀赋等一般影响因素，其虽没有构建指标体系，但是对后期学者构建指标体系提供了经验借鉴。俞立平等[6]从海洋一、二、三产业的角度出发，利用TOPSIS法对我国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海洋经济竞争力进行了综合评价。向晓梅 [7]从海洋经济的要素竞争力、市场竞争力、产业竞争力、环境竞争力4个方面构建了12个一级指标、21个二级指标、25个三级指标对广东的海洋经济竞争力进行了分析。国川等 [8]选取了海洋产业产值、从业人数等12指标构建了海洋经济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3个年份进行了主成分综合得分及排名计算，最终提出了促进辽宁省海洋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伍业锋 [9]构建了包括发展基础、发展环境和业绩表现三大维度、资源环境等9个方面以及62项具体指标在内的中国海洋经济区域竞争力测度指标体系。

本研究指标选取及构建参考的各文献的共同点，结合数据的可获取性、全面性及代表性，最终选取构建了海洋经济规模、海洋产业发展水平、海洋科技实力、海洋环境保护能力4个二级指标，27个三级指标的海洋经济竞争力评价体系（表2），并依据所构建的指标体系对我国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的海洋经济竞争力进行比较分析。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均来源于《中国海洋统计年鉴2016》《中国统计年鉴2016》。

2.3 指标解释

海洋经济发展受多因素影响，其中海洋资源禀赋、海洋产业发展水平、海洋科技实力、海洋环境保护能力是影响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由于解释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海洋资源禀赋的指标（天然气储量、原油探明储量、海域面积等）统计数据不完整，不能保证每个地区都有相关统计数据，出于数据获取的完整性及指标代表性考虑，本研究主要针对后3个方面进行重点分析。另外，海洋经济规模是海洋经济竞争力的直观体现，本研究不着重解释。

海洋产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地区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海洋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对海洋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力。海洋产业包括海洋渔业、海洋矿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业等，本研究选取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业作为海洋产业活动的代表，构建7个三级指标。

海洋科技实力是現代化海洋经济竞争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影响因素。海洋科技的发展程度对于地区海洋经济竞争力的提升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本研究选取9个三级指标解释海洋科技实力，验证海洋科技实力在一个地区海洋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影响作用。

海洋环境保护能力体现了地区政府对当地海洋资源等的重视力度和态度，在当今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环境保护能力已作为影响因素之一，成为经济发展的评估指标之一，选取海洋环保能力作为海洋经济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之一显然必不可少。基于此，本研究构建了5个三级指标用以解释海洋环境保护能力在海洋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2.4 评价方法

通过阅读相关文献可以发现研究海洋经济竞争力的方法众多，其中相对成熟且具代表性的是主成分分析法。本研究选取主成分分析法作为研究方法，旨在用合理的、有代表性的、具备说服力的方法进行研究。主成分分析法是由霍特林于1933年首先提出的，其核心是利用降维的思想，通过原有变量的线性组合以及各个主成分的求解来实现变量降维。具体分析步骤如下。

2.4.1 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及各变量之间相关性分析

由于各个评价指标的单位和量纲不同，数值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为便于分析，排除单位和量纲不同带来的影响，首先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本研究采用SPPS软件对原始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并将标准化变量记为Z（变量）。

进行主成分分析之前要对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各变量之间相关性强，方事宜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分析。通过计算相关系数矩阵判定各变量间的相关性，其度量标准为：当相关系数矩阵中的大部分相关系数值小于0.3时，则所选取的变量不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反之，则适合。

2.4.2 确定主成分个数并计算主成分得分及综合得分

在SPPS软件中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特征根值大于1的特征根，并通过计算初始特征值的方差、方差贡献率、累计方差贡献率来确定主成分个数，需要注意的是为确保因子更容易被解释，可对因子旋转，当累计方差贡献率处于85%～95%区间时，原有变量丢失的信息会越少，运用主成分分析的效果较好。

通过因子载荷矩阵转换成主成分分析中所需的标准化正交向量，从而得到成分得分系数矩阵，运用如下公式进行计算：

3 实证分析

基于上述主成分分析步骤，运用SPSS软件对所获取的我国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的原始数据进行了分析，现对其中部分内容进行着重分析，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各变量间相关性分析图表省略。

3.1 主成分个数确定

运用SPSS软件对标准化的原始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抽取特征值大于1的特征根，同时进行因子旋转，结果见表3。

由表3可以看出，无论是初始特征值还是旋转后的特征值，当主成分的个数为6个时，其累计贡献率均为94.098%>85%，此时所有变量的共同度均较高，各个变量的信息丢失较少，原有变量的总方差均能很好地被解释。为了能够使因子更易于解释，本研究选取旋转后的结果作为式（2）中Si的选取结果。本次提取出的6个主成分可以很好地代表27个指标。

3.2 计算各主成分及综合得分、排名

在确定了主成分的个数之后还需要对原始变量进行命名解释，由于初始状态各个主成分的代表性不够突出，大部分原始变量集中于第一主成分，因此采用了最大方差法，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使得各个变量分明。依据旋转后的载荷矩阵（结果略），整理得表4。

综合表3和表4可以看出，第1主成分能够解释全部指标50.136%的信息，是6个主成分中贡献率最大的成分，说明该成分对海洋经济竞争力的影响最大，同时也是影响地区海洋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第1主成分包含了二级指标海洋科技竞争力下的所有三级指标以及海洋生产总值、港口国际标准集装箱吞吐量、货物吞吐量和涉海就业人数4个反映海洋经济规模与海洋产业发展情况的指标。这说明海洋科技的发展进步会影响海洋经济及产业发展。

第2主成分能够解释全部指标19.001%的信息，是海洋经济竞争力评价体系中第二重要成分，其包括了海洋环境保护能力下的所有指标以及海水养殖产量。如今，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国家也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海洋环境保护能力是评价一个地区海洋经济竞争力强弱的重要指标之一。第3主成分能够解释全部指标8.879%的信息，其包含了接待入境过夜游客、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和旅客吞吐量3个指标，这3个指标与滨海旅游业息息相关，这说明海洋产业中滨海旅游业对海洋经济的发展有重要的贡献作用。

第4主成分能够解释全部指标6.149%的信息，其包含的远洋捕捞产量、国内捕捞产量两个指标对海洋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力。第5主成分能够解释全部指标的5.52%的信息，包括海洋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以及涉海就业人数占地区年末就业人数比重两个指标，这说明，海洋经济的发展效率及就业状况是海洋经济竞争力强弱的直观体现。第6主成分能够解释全部指标4.413%的信息，仅包含海洋第三产业产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一个指标，该指标单独成为一个主成分，说明在现如今海洋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海洋第三产业的贡献较大，据数据统计显示，沿海地区11个省、市、自治区海洋第三产业占比在50%左右，部分省市已超50%。

综上，海洋科技实力对沿海地区海洋经济竞争力影响最大，海洋环保能力次之，海洋产业发展水平尤其是第三产业对海洋经济竞争力有重要影响。

在解释各主成分之后，利用式（1）、式（2）对我国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的海洋经济竞争力进行了排名的计算分析，得到表5。

3.3 结果

依據表5，从综合排名情况来看，广东、山东、上海的海洋经济综合竞争实力最强，同时也是珠三角、环渤海、长三角三大海洋经济区的典型代表。其中广东省的海洋经济竞争力最强，远超山东、上海。辽宁、福建、浙江、天津、江苏海洋经济综合竞争力较强，居于中等水平。海南、广西、河北海洋经济综合竞争力最弱，处于靠后位置。

从各个主成分得分及排名情况来看，第一主成分中广东、山东、上海的海洋科技实力最强，辽宁、江苏、天津、浙江、福建的海洋科技实力较强，广西、河北、海南的海洋科技实力最弱。同时可以发现，第1主成分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海洋科技实力的排名基本与综合排名相差无几，这也就意味着海洋科技实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地区海洋经济综合实力的强弱;第2主成分中福建、辽宁、山东的海洋环保能力最强;河北、天津、浙江的海洋环保能力最弱，其他沿海省、市、自治区居中;第3主成分中广东、海南、福建的滨海旅游业发展状况最好，上海、山东、辽宁的滨海旅游业发展状况最弱，其他沿海省、市、自治区居中，珠三角海洋经济区的滨海旅游业发展最好。

4 结论建议

综上，海洋科技实力对海洋经济竞争力影响最大，海洋环境保护能力次之，滨海旅游业是海洋经济发展过程中贡献较大的海洋产业之一。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在各主成分的表现有强有弱，综合排名情况与海洋科技实力的排名情况基本一致，其中江苏、福建两省的综合实力排名与海洋科技实力排名正好相反，观察表4可以发现，在其余5个主成分排名中，福建省均高于江苏，且福建省的海洋环保能力在11个省、市、自治区中处于第1位，这说明，除了海洋科技实力这一主成分起主导作用以外，其余主成分的排名情况也会直接影响综合排名。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加快海洋强国建设，这说明国家高度重视海洋发展，因此研究分析海洋经济的发展状况显得尤为重要。在当今社会，科技实力是一个国家发展进步的核心要素之一，环境保护能力是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保障，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过程中逐渐显露其作用。海洋科技实力、海洋环境保护能力、海洋产业发展水平是海洋经济竞争力实力体现的三大板块，三者各有作用，相互联系，需分清主次、综合发展。在提高海洋经济竞争力方面，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的政府部门要加强对海洋科技投入，重视提升海洋环境保护能力，积极发展滨海旅游产业，稳步发展海洋第一产业，着力发展海洋第三产业。

参考文献

[1] 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J].海洋开发与管理，2004，21（3）：3-10.

[2] 国家海洋局.2017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EB/OL].（2018-03-01）[ 2018-12-28].http：//www.soa.gov.cn/zwgk/hygb/zghyjjtjgb/2017njjtjgb/201803/t20180301_60484.html

[3] 刘明.中国沿海地区海洋经济综合竞争力的评价[J].统计与决策，2017（15）：120-124.

[4] 赵珍.海洋经济竞争力影响因素及评价模型研究[J].海洋开发与管理，2013，30（11）：79-83.

[5] 谭晓岚.论海洋经济竞争力评价理论框架、影响因素[J].海洋开发与管理，2010，27（7）：67-71.

[6] 俞立平，万崇丹，赵丙奇，等.我国区域海洋经济竞争力评价研究[J].科技与管理，2012，14（3）：11-14.

[7] 向晓梅.广东海洋经济竞争力评估[J].开放导报，2013（1）：14-19.

[8] 国川，韩增林.中国海洋经济综合竞争力比较研究[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4，30（4）：458-461.

[9] 伍业锋.中国海洋经济区域竞争力测度指标体系研究[J].统计研究，2014，31（11）：29-34.

作者：王蓓 常健聪

沿海地区海洋经济论文 篇2：

高质量发展目标下海洋经济复合系统协调发展研究

摘要：海洋经济复合系统的协调对于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高质量发展目标和要求下，构建海洋经济复合系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文章采用距离型协调度评价模型，以辽宁省为例，计算其2006—2016年海洋经济复合系统的协调度及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度，分析影响协调的因素，并利用基尼系数模型对其协调发展进行预警研究。结果表明：①海洋生态子系统仍是实现海洋经济复合系统协调发展的关键环节;②2006-2016年，辽宁省海洋经济复合系统实现了从严重失调到中度协调的转变，这期间复合系统协调度未超出基尼系数警戒值。

关键词：海洋经济复合系统;距离型协调度;基尼系数;协调;辽宁省

Research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Marine Economic Complex System under the Goal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Taking Liaoni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DI Qianbin1，2，SHANG Qing2，YU Zhe2

（1.Research center of Marine Economi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Liaonong Normal University，Dalian 116029，China;2.School of Geography，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Dalian 116029，China）

Key words：Marine economic complex system，Distance coordination degree，Gini coefficient，Coordination，Liaoning Province

0 引言

“十二五”时期，辽宁省在海洋经济总量、海洋产业结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都取得很大成就，但仍存在资源开发利用不合理、近岸海域污染严重等问题[1]，这说明辽宁省海洋经济发展中仍存在系统发展不协调问题。“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海洋经济发展也进入了转型和提质增效的关键时期，高质量发展成为海洋经济发展的目标与追求。海洋经济子系统、海洋社会子系统和海洋生态子系统的协调是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同时，“协调发展”理念作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这就要求辽宁省在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以协调理念为指导，补齐发展短板，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实现海洋经济子系统、海洋社会子系统和海洋生态子系统的协调。

目前，关于海洋经济复合系统的协调研究已经取得较多成果。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概念的界定、研究方法的创新和促进系统协调发展的方法研究。Porter Hoagland[2]通过编制指数对海洋生态指数与海洋社会经济发展指数进行比较，从而确定区域海洋经济发展模式。Robert Costanza[3]概述了海洋生态、经济、社会的重要性，并对海洋生态系统的经济价值进行估计，提出了关于海洋可持续的管理思想。国内对海洋经济复合系统协调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系统协调度的测算及评价、系统协调度的时空演变规律的分析、系统协调发展模式的研究。王嵩等[4]学者基于共生视角，建立Logistic模型和PSIR模型，利用共生系数，揭示出中国海洋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运行规律并提出建议。狄乾斌等[5]学者基于交互胁迫理论验证了辽宁省沿海6市的海洋经济、社会、生态子系统的交互胁迫关系，并通过建立耦合模型对辽宁省沿海6市海洋复合系统的时空协调度进行测算和分析。彭飛等[6]学者通过构建海洋生态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模型和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协调性评价模型，分析了中国沿海地区海洋生态经济系统脆弱性及协调性的时空演变特征。

综合来看，尽管对于海洋经济复合系统协调发展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由于时代背景的变化，国内对于近些年海洋经济复合系统协调的研究较少，研究方法也不够充分，针对海洋经济复合系统的协调研究还需重视和强化。本研究利用2006—2016年的海洋相关数据，应用距离型协调度评价模型，计算辽宁省海洋经济复合系统及各子系统的协调度，通过其年际变化来验证以往实施的促进协调的措施对解决系统发展不协调问题是否起到作用;并通过建立基尼系数模型，测算2006-2016年辽宁省海洋经济复合系统基尼系数是否超出不平衡测度警戒值。同时，应用基尼系数模型对海洋经济复合系统进行研究还比较少见，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对辽宁省近些年海洋经济复合系统协调研究的不足，以期为实现辽宁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评价指标体系数据处理方法

1.1.1 评价指标的无量纲化

为了消除指标量纲、数量级及正负取向的影响，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本研究采用极差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7]。

1.1.2 指标权重的确定

为使权重赋值更客观，本研究应用均方差权重法对指标进行赋权[8]，这样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主观因素带来的影响。

1.2 综合评价指数Z=ni=1xiwini=1wi式中：z为综合评价指数;xi为规范化处理后的第i项指标值;wi为第i项指标的权重;n为指标数量。

1.3 距离型协调度评价模型

距离型协调度评价模型是用系统间的特定距离来表示系统间协调程度的方法，应用最广泛的是离差系数最小化协调度评价[9]。对于给定的综合发展水平为E1、E2的S1、S2系统，在反映系统或要素功能度的基础上，基于系统整体思想，采用几何平均法得到两个系统的协调度，表示为：D=E1×E2E1+E222k×（αE1+βE2）

（1） 基于系统协同论和离差原理，将公式拓展到3个系统协调度的测算，则综合发展水平为E1、E2、E3的S1、S2、S33个系统之间的协调度计算公式为：D=W×V

（2）

W=E1×E2×E3E1+E2+E333k

（3）

V=αE1+βE2+λE3

（4）式中：D为两系统协调度;D为三系统协调度;W为S1、S2、S33个系统的总体协调系数;k为调节系数（k≥6）且一般取k=6;V为系统总功能度;α、β、λ分别代表系统S1、S2、S3对应的权重。在E1≥0、E2≥0且E3≥0的假设前提下;E1=E2=E3，即3个系统同步发展，亦即海洋经济子系统、海洋社会子系统、海洋生态子系统同步发展时，D达到最大值，S1、S2、S33个系统达到最佳协调状态。

1.4 基尼系数模型

基尼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后又被延伸到衡量地区发展不均衡等状况[10]。常见的是用于衡量地区间的差距，本研究运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一个地区内不同系统之间发展的差距，即辽宁省海洋经济子系统、海洋社会子系统、海洋生态子系统发展不协调的测度，并通过计算结果看2006—2016年辽宁省海洋经济复合系统协调度是否超过警戒值。基尼系数的取值范围是[0，1]，越接近于0，说明系统之间发展越均衡，越接近于1，说明系统之间发展越不均衡，国际上以0.4作为基尼系数的警戒值[11]。其具体计算如下：G=2NNi=1ixi-N+1N， xi=yiNi=1yi

且x1<x2<xn式中：g为基尼系数;n为系统数目;yi为系统i的综合得分;xi为系统i在总体（3个系统得分之和）中所占份额，且按由低到高的顺序排列。

1.5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2006—2016年的《中国海洋统计年鉴》《中国近岸海域环境质量公报》《辽宁统计年鉴》《辽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 辽宁省海洋经济复合系统协调发展评价

2.1 指标体系构建

在考虑数据可获得性、合理性、可比性以及指标体系构建科学性、层次性的基础上，从海洋经济子系统、海洋社会子系统、海洋生态子系统中选取相关指标，构建辽宁省海洋经济复合系统发展状态评价指标体系（表1）。

2.2 综合评价指数结果分析

通过图1可以看出，海洋经济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在2006—2016年波动较大。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06—2011年为第一阶段，经济指数先上升后持续下降，随即大幅度上升，上升到与下降前相近的水平;2011—2016年为第二阶段，经历两次先下降后上升，随即小幅度下降，第二次下降和上升的幅度很大。海洋生态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大致分为两个阶段：2006—2011年为第一阶段，经历两次先上升后下降;2011—2016年为第二阶段，其与经济指数的第二阶段变化一致，但2011年与2012年的经济指数比生态指数高出很多。海洋社会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大致分为两个阶段：2006—2013年为第一阶段，指数总体上缓慢上升，数值差距不大;2013—2016年为第二阶段，经历两年迅速上升随即小幅度下降。</x2<xn式中：g为基尼系数;n为系统数目;yi为系统i的综合得分;xi为系统i在总体（3个系统得分之和）中所占份额，且按由低到高的顺序排列。

生态指数在2009—2012年持续走低，期间经济指数2011年大幅提高且比生态指数高很多，除单一的经济目标追求外[12]，还有惯性定律（一切物体在不受外力作用时，总保持静止状态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的影响，在没有积极的宏观调控（人为因素）下，它会持续走低，2013年生态指数骤升说明政府意识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并对生态问题進行了治理;社会指数虽然总体上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但2006—2013年的数值一直很低，2013年骤升说明政府开始重视海洋社会子系统的发展。

2011—2016年，经济指数与生态指数的变化方向一致，但2011年和2012年的经济指数比生态指数高出很多，说明这时海洋经济发展还是较盲目、粗放[13]，从2013年开始经济指数和生态指数的差距变得很小，说明采取的促进海洋经济与海洋生态和谐发展的措施取得了效果。2014—2016年，生态指数、社会指数、经济指数的变化方向是一致的，且数值都处于较高水平，数值之间差距很小，说明3个子系统在政府措施的实施下逐渐趋向共同发展的状态。

海洋经济复合系统综合评价指数总体上在波动中上升，尽管2015年已超出0.6，但往年指数变化的不稳定说明系统自我调节机制不稳，外部环境的影响使复合系统未能保持持续向好的发展状态。2016年综合指数下降幅度很小且仍在0.6以上，这说明政府实施的促进系统发展的政策起到了作用。从图1中可以明显看出，海洋经济子系统、海洋社会子系统、海洋生态子系统必定是相互关联的，海洋经济复合系统综合评价指数的变化受3个子系统相互胁迫影响。

2.3 协调发展评价与分析

综合评价指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各系统的发展状态及关联程度，但不能直观地反映系统整体协调的状况。因此为直观反映辽宁省海洋经济复合系统的协调发展状况，本研究应用距离型协调度模型，计算2006—2016年辽宁省海洋经济社会系统协调度、海洋经济生态系统协调度、海洋社会生态系统协调度、海洋经济复合系统协调度，并根据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绘制协调度变化趋势图。根据已有研究成果，采用较普遍的协调度划分标准[7]（表2）。

2.3.1 海洋经济社会系统协调度分析

通过距离型协调度模型计算得出辽宁省海洋经济社会系统协调度在2006—2016年总体上呈不断增长趋势（图2），但增长幅度不大，只是在2015年骤升并达到了较高水平，原因可能是海洋经济子系统和海洋社会子系统之间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海洋经济发展归结于人的需要，海洋社会子系统的主体是人，包括海洋社会管理、海洋创新等都是人的创造活动。在国家高度重视海洋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下，2006年是“十一五”规划的开端，辽宁省政府进一步推进“海上辽宁”的建设[14]，继续通过科技创新带动海洋经济发展及海洋产业结构升级，同时政府加强对海洋的综合管理，促进了海洋经济子系统的发展;在海洋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贯彻“以人为本”这一原则，海洋经济的发展及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可以促进就业和提高就业质量，提升社会保障，经济与生态发展又能提高沿海居民的生活质量，经济发展的需求促使科技不断进步，这一系列都促进了海洋社会子系统的发展。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是海洋社会子系统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15]。2011—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期，在振兴东北的背景下，通过海洋社会管理水平的提升、海洋经济结构的升级，以及之前不断的改善和累积，到期末海洋经济社会系统协调度骤升并达到了基本协调状态（表3）。

2.3.2 海洋经济生态系统协调度分析

2006-2016年海洋经济生态协调度在波动中上升（图2），总体上从轻度失调转变为基本协调（表4），但协调度变化不太稳定，甚至期间还出现两年中度失调。在长时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下，想要短时间内使海洋经济生态系统保持协调且稳定状态，是有一定难度的。“十一五”时期，随着海上辽宁建设的开展，海洋经济得到一定发展，海洋产业结构得到改善，但是一些海洋新兴产业发展不足，传统海洋产业仍占较大比重。海洋生态指数在2008年骤降，还有2008年发生经济危机，面对生态压力，并不能盲目的恢复经济，仍需要分出很多资源来解决生态问题，这种情况使得海洋经济子系统和海洋生态子系统之间的矛盾加剧，所以这一时期到期末海洋经济生态协调度不升反降。“十二五”时期，提出转变海洋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立低碳新型海洋经济体系，同时继续实行经济开发与保护环境并举的措施，如休渔制度等，因此到期末海洋经济生态协调度上升并达到了基本协调水平。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端，这一年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年的海洋经济生态协调度与2015年基本持平，下降幅度不大，仍然保持在基本协调状态。这可能是“十三五”调结构转方式措施的深入实施，还有可能就是经过前期的努力，海洋经济生态系统协调状况变得相对稳定，而且这时中国海洋经济开始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所以海洋经济生态系统处于协调状态。尽管2015年和2016年都处于基本协调，但辽宁省海洋经济生态系统距离优质协调仍有一段距离，两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还是存在很大问题，在今后发展中仍要紧抓海洋经济子系统与海洋生态子系统这一主要矛盾。

2.3.3 海洋社会生态系统协调度分析

从图2可以看出，辽宁省海洋社会生态系统协调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6—2012年，这一阶段实现了从严重失调到中度失调。在这一时期，海洋社会子系统中的人这一主体，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开始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也就对生态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以及在政府响应下环保意识逐渐增强，社会管理如海滨观测台站数增加，海洋创新等方面促进了协调等级的提高。第二阶段为2012—2016年，这一时期在海洋社会管理方面不断完善，如海洋自然保护区面积增加以及海滨观测台站数迅速增加，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进一步明确，全民环保意识显著增强，虽然生态压力依然很大，但实现了从中度失调到基本协调的转变（表5）。

2.3.4 海洋經济复合系统协调度

从图2可以看出，2006—2010年“十一五”时期，海洋经济复合系统协调度在持续提升，实现了从严重失调到轻度失调的转变（表6），但仍处于不协调的状态，这与海洋经济复合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处于较低值符合。2011年，海洋经济复合系统协调度从轻度失调下降为中度失调，从系统的角度讲，可以认为是系统的功能出现问题，也就是可能系统自我协调机制不稳定，还有这一时期海洋生态系统综合评价指数持续下降，海洋生态指数较海洋经济指数低很多，根据结构决定功能的原理及功能与环境的关系，可以认为是某一子系统的结构出现问题或者系统运行的环境发生了改变，所以这一年可能盲目的发展经济而忽略了生态系统的发展，因此海洋生态子系统还是实现协调的关键环节。2011—2015年，迅速实现了从中度失调到中度协调的转变，与海洋经济复合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在波动中上升的趋势相符合，也说明“十二五”时期在贯彻协调理念下实施的一系列措施取得很大成效。2014—2016年各子系统之间协调度变化方向一致，说明系统间更趋向于共同发展，这时期海洋经济复合系统协调度也是处在不断上升的状态。“十三五”的开端，海洋经济复合系统协调度仍保持在中度协调状态没有下降，说明系统协调机制更稳定。

2.4 基于基尼系数的海洋经济复合系统协调分析

基尼系数通常是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把它应用于海洋领域，在这里作为辽宁省海洋各子系统发展不平衡的警戒线。从计算出的结果来看，2006—2016年海洋经济复合系统基尼系数都没有超出0.4这一警戒值，也就是说尽管2006年和2007年海洋经济复合系统协调度处于严重失调状态，但是这期间并未超过测度不平衡度的基尼系数警戒值，也就是3个子系统的协调还处在海洋生态可承受范围内、海洋经济可发展空间内，但基尼系数仅起一个最大的预警作用，在实际的海洋经济发展中，绝不能超出0.4这一警戒线，且不能认为不超出0.4就是协调的。在不考虑基尼系数小于0.2社会动力不足的情况下，仅认为基尼系数的数值处于0～1之间且基尼系数越小表示系统发展之间越协调，通过表6和表7的对比，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变化一致，即当协调度数值增大时对应当年基尼系数减小。在这里，基尼系数仅起一个警示作用，对于具体协调度的分析，还是以距离型协调度的测算结果为准。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构造海洋经济复合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距离型协调度评价模型、基尼系数模型，计算出海洋经济复合系统及各子系统的协调度、海洋经济复合系统的基尼系数，根据计算结果得出辽宁省海洋经濟复合系统在2006—2016年实现了从严重失调到中度协调的转变，期间其协调度未超出基尼系数警戒值。通过分析得出在海洋经济发展过程中，海洋生态子系统仍是实现协调的关键环节，海洋经济子系统和海洋生态子系统两者的协调是实现辽宁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矛盾。

海洋经济复合系统综合评价指数的不稳定和发展趋势说明辽宁省要重视海洋经济的发展。虽然辽宁省海洋经济复合系统已达到中度协调，但距离优质协调还有一段距离，但鉴于辽宁省基尼系数没有超出警戒值，所以其海洋经济复合系统还可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今后辽宁省在海洋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在重视各子系统发展的同时不能忽视复合系统的综合发展，要做到立足整体、重视部分，从而使海洋经济复合系统向更优质的状态发展。

3.2 建议

海洋生态子系统仍是实现海洋经济复合系统协调的关键环节，辽宁省以后仍要紧抓海洋生态子系统的健康发展，加强海洋环境立法，追求高质量立法，优化海洋开发保护格局，优化海洋功能区划，完善海洋生态红线制度。人才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创新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辽宁省要加大对海洋科研及人才培养的力度[16]，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新技术提高海洋资源使用效率，推动海洋产业生态化发展[17]，并通过科技实现海洋生态修复[18]，缓解海洋生态压力。紧抓海洋经济子系统与海洋生态子系统两者的协调发展这一主要矛盾，立足提质增效，落实海洋经济发展，注重质量和效益，彻底改变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支持传统海洋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战略性海洋新兴产业[19]，积极推动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构建海洋经济绿色循环体系，政府要加大对海洋新兴产业的扶持，并完善海洋产业风险补偿机制，增强产业发展信心。完善海洋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布局，以满足海洋生态保护工作的管理要求，完善并落实海洋生态补偿机制，加大环保投入，并积极宣传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知识，提高全民海洋环保意识和协调发展意识，强化群众海洋文化观念[20]，支持体现新型发展理念的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21]。经济发展的对外开放性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辽宁省政府要抓住“一带一路”倡议契机，通过深化对外开放发展海洋贸易等合作，促进海洋经济发展。要积极适应并以平常心对待经济新常态，严格保护好海洋生态系统。现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环境保护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辽宁省在今后海洋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始终以协调理念为指导，实现海洋经济复合系统的优质协调，实现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本研究还存在不足，限于一些指标难以量化、海洋数据获取的有限性以及自身认知能力的有限，评价指标体系还有待完善，论文研究也还有待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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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571127）;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7JJD790010）;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狄乾斌，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海洋经济地理

作者：狄乾斌，尚青，於哲

沿海地区海洋经济论文 篇3：

新时代厦门海洋经济发展地方立法初探

摘要：进入新时代以来，海洋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极。厦门市作为首批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区，可以利用地方立法权进行体制创新，以法律手段解决海洋产业发展中的问题。文章基于厦门海洋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结合海洋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果、面临的挑战等，对立法进行可行性分析，为解决厦门海洋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部分传统产业持续下行和海洋高新产业发展不足等问题并提出以下立法建议：①明确海洋经济的发展定位;②形成规划体系及结构布局;③建立激励机制和配套措施;④形成金融支持服务体系;⑤制定协调发展的保障性措施;⑥明确对台合作及国际化发展的内容。

关键词：新时代;厦门;海洋强国;海洋经济;立法

Key words：New Era，Xiamen city，Maritime power，Marine economic，Legislation

進入新时代以来，党和政府都对海洋经济的发展高度重视，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已成为实现中国梦的必然选择，对维护国家主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意义重大。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海洋经济科学可持续发展需要健全的法律体系和完善的法律法规提供强有力的支撑[1]。

厦门市作为我国首批经济特区、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城市和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心枢纽城市，海洋经济发展区位条件、历史文化和海洋产业优势明显。为助力实施国家海洋强国战略，中共厦门市委市政府继2012年出台《关于加快海洋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后，厦门市财政局、厦门市海洋与渔业局于2013年制定了《海洋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迈入新时代以来，福建省“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建设海洋经济强省，拓展厦门湾海洋经济空间”的要求，厦门市海洋经济“十三五”规划也再次强调“到2020年基本建成海洋强市;重点发展海洋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业、海洋文化产业、涉海金融服务业以及海洋信息与科技服务业;加强法制海洋建设，健全完善海洋管理法规体系”的发展目标。在此背景下厦门可以充分发挥经济特区立法权优势，制定有关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法规进行体制创新，将海洋经济发展纳入法治轨道，依法助推海洋强市目标的实现[2]。

1 厦门市海洋经济发展现状与问题

1.1 厦门市海洋经济发展现状

根据厦门市海洋发展局发布的《2018年厦门市海洋经济运行情况简析》显示，2018年全市海洋经济实现总产值2 514.8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22%;实现增加值661.42亿元，同比增长10.21%。海洋经济三次产业比重为0.7∶27.7∶71.5，保持以第三产业为主体，第二产业协同发展的态势[3]。

对“十二五”以来的厦门市海洋经济增加值及增速进行比较，从指标的变化不难看出，厦门市海洋经济的增速一直稳定在10%以上，海洋经济的增加值逐年增长，海洋经济总体呈现稳中向好的发展趋势，海洋经济对厦门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不断增强。进入新时代后这一发展特征愈加明显。详细数据见图1。

1.2 厦门市海洋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尽管厦门市海洋经济在数据上表现良好，但海洋经济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海洋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部分传统产业持续下行和海洋高新产业发展不足3个方面。

首先，厦门市当前海洋经济增长模式仍然没有摆脱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且三次产业结构内部不合理，主要体现在海洋捕捞持续占比偏低、产业集中度高、结构较为单一、近岸海湾用海矛盾凸出等[4]。

其次，渔业和海洋船舶工业持续减产。由于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快速发展，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加快，导致渔业生产空间不断缩减，海水养殖规模持续下降，海洋水产品加工业持续下行，渔业持续减产[5]。除渔业外，海洋船舶工业由于受国际经济影响，全球造船行业产能过剩，导致需求不足，订单锐减[5-6]。

第三，厦门海洋高新产业尚处于培育阶段，相关企业也处于成长起步阶段，使得产业链较短，中下游联系不紧密;此外，集聚效应不显著也成为阻碍高新产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原因[7]。

2 厦门为发展海洋经济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2.1 立法的必要性

厦门市为发展海洋经济立法，既是建立健全海洋经济法律制度的客观需要，也是厦门市海洋经济领域依法行政的客观需要，更是厦门市海洋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客观需要。

从建立健全海洋经济法律制度的客观需要来看，我国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往往只承担履行单一管理职能的法律责任，在功能上皆偏重于管理和规范，多局限在海洋经济发展的市场主体范围内，不涉及作为海洋经济发展促进主体的政府部门，这就需要通过海洋经济发展立法强化对海洋经济发展的激励和促进功能[8]。

从海洋经济领域依法行政的客观需要来看，进入新时代以来，海洋经济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作用，决定了促进海洋经济发展必然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而政府依法行政的前提和基础，是要有法可依。所以海洋经济发展领域要依法行政，迫切需要为海洋经济发展立法。

从海洋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来看，目前厦门制约海洋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开始显现。政府主导、政策推动的传统海洋经济发展的促进方式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种问题，但非法律的传统促进方式解决问题的效率呈下降趋势。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探索立法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呼声日高，人们对立法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作用期待有加。

2.2 立法的可行性

从立法的政治保障、现实基础、基本条件、经验借鉴等方面来看，厦门市为海洋经济立法的基本条件已比较成熟。

（1）国家对海洋经济发展高度重视。中国经济已发展成为高度依赖海洋的外向型经济，对海洋资源、空间的依赖程度大幅提高，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海洋经济的概念、战略地位和战略作用的认识逐步深化，海洋发展关系着国家的兴衰与安危，促进海洋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为海洋经济立法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

（2）《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强调，“完善制度体系，加强对地方海洋立法工作的指导，支持沿海地区进行制度创新和改革”，不少省、市已经先后出台了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相关条例和规划，相关的研究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这些都为海洋经济立法提供了良好的现实基础。社会各界对海洋经济立法的广泛响应和期待，为海洋经济立法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同时，在建设海洋经济强国的国家战略带动下，海洋经济促进法立法的前期研究和相关研究也已全面展开，相关研究机构经济学、海洋事务和法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加入了为海洋经济立法的研究行列，这些都为海洋经济立法提供了研究基础。

（3）近几年，国家就海洋经济发展政策的探索与实践，为海洋经济立法提供了坚实的政策基础和政策支撑。以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举措为指导，党中央、国务院，各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单独或联合制定出台了财政、税收、金融、科技、人才等一系列支持和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政策。这些政策的探索与实践，为海洋经济立法提供了可供选择、并可上升为法律的政策支撑。

（4）厦门地方立法经验丰富。厦门市自1994年拥有立法权以来，行使特区立法权出台了近300部法律法规，涉及城建、教育、文化、引进外资、环境保护等方面，这些法规和规章的制定与实施，对厦门为海洋经济立法的先行先试提供了保障和经验借鉴。

3 厦门海洋经济发展立法建议

从海洋经济发展暴露出的问题来看，制约厦门海洋经济发展的原因不只表现在海洋经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产业结构亟待优化等具象问题上，其背后反映出的海洋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多与制度建设滞后、市场调节与法律调节不协调、多个不同的促进主体间的关系不协调、政策和法律环境与海洋经济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有关，涉及的问题大多是海洋经济发展的顶层制度设计问题[8]。因此，厦门市可以通过厦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地方立法，制定海洋经济发展促进条例，弥补当前海洋经济的立法空白，解决海洋法规体系建设和海洋经济发展等重大实践问题，促进海洋经济的科学可持续发展。

《厦门海洋经济发展促进条例》（以下简称《促进条例》）的构建要在体现建设海洋强市的战略定位基础上，凸显厦门海洋经济的发展特色，用法律手段解决当前发展面临的问题，主要目的是对厦门海洋管理事务进行整体把控，将规范海洋经济开发和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等问题统筹考慮，核心是促进海洋经济发展。对于《促进条例》的构建有以下几点建议。

3.1 明确海洋经济的发展定位

《促进条例》应明确以“调整海洋产业充分均衡发展，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以加快建成海洋强市为战略目标。在海洋经济发展方向上，结合厦门市人民政府于2012年发布《关于加快海洋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充分发挥厦门海洋资源特色优势，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实施陆海联动战略，加快海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全力培育发展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海洋现代服务业，着力建设现代渔业，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海洋经济的全面发展。

3.2 形成规划体系及结构布局

在海洋强市战略背景下，进一步规范海洋经济发展路线和科学布局海洋产业结构，应成为《促进条例》的主要内容之一。尽管厦门市海洋与渔业局已经印发的《厦门市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专项规划》对厦门市海洋经济在2016—2020年的发展做出了详细的分析和具体的目标，但该规划不同于厦门市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在产业定位，发展规划，产业结构体系、内容、具体要求及其实施保障效力等方面与《促进条例》有着很大不同。

在海洋经济产业结构布局上，《促进条例》可以将《厦门市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专项规划》所提到的“一核引领，两翼拓展，环湾统筹，南北依托”海洋开发空间布局吸纳进来，使之形成更为有效的规划布局。同时，还可鼓励培育发展海洋新兴产业、深海产业、海洋现代服务业、海洋信息产业，提高外远海开发能力，鼓励建设海洋高新技术专业园区，加快搭建产业科技支撑平台、产业孵化综合服务平台，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并将现代海洋渔业、海洋现代服务业、邮轮游艇产业、港口物流、滨海旅游等产业作为发展重点[9]。

3.3 建立激励机制和配套措施

建立促进厦门市海洋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并出台配套措施，是《促进条例》中的另一主要内容。海洋经济的发展需要建立完善的助推激励机制、配套措施、优惠政策和扶持方案[10]。在激励机制上，出台具体措施鼓励资本多样化，吸收社会民间资本、外商资本介入，培育现代海洋经济新兴产业。在配套措施上，应加快建立厦门国家海洋高技术产业基地和海洋生物产业基地建设，构建海洋产业发展的服务平台、政策平臺和合作平台，促进产业升级，实现海洋高新技术研究开发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

《促进条例》应着力健全海洋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并持续推进厦门市海洋经济健康发展，完善促进厦门海洋经济发展的优惠政策和配套措施，出台对产业园区和服务平台建设的扶持方案，发挥海洋经济创新示范发展城市的带头模范作用。

3.4 形成金融支持服务体系

为达成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目标，2018年8月，自然资源部、中国工商银行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提出“中国工商银行将力争未来五年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1 000亿元融资额度，服务一批重点涉海企业，支持一批重大涉海项目建设，构建顺畅的政银合作机制。”

《促进条例》应在此《实施意见》的基础上优化金融支持海洋经济的政策环境，注重进一步地拓宽融资渠道，加强与众金融机构的合作，创新海洋经济发展的金融服务方式，加强海洋新兴产业、海洋科技项目的攻关、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加快金融改革，完善融资方式，以提升金融服务海洋经济发展的水平，形成符合厦门海洋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服务体系。

3.5 制定协调发展的保障性措施

发展厦门海洋经济，涉及海洋经济产业系统性和协调性问题[11]。《促进条例》应构建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相关的保障性措施，如涉海产业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措施、海洋技术研发服务措施、海洋产业科技成果孵化措施、休渔期渔民生计保障措施、海洋周边产业的培育措施。这些措施的出台，能够确保厦门海洋产业的有效协同发展，保障厦门海洋经济发展的创新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3.6 明确对台合作及国际化发展的内容

厦门与台湾隔海相望，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厦门海洋经济与其他沿海省、市、自治区既有共性，又有个性。这就要求《促进条例》在立足以国际化发展海洋经济为视角、制定国际化目标、明确发展方向、确定市场化与国际化的指导思想和措施的同时，也要考虑对台合作和台湾同胞来对厦门海洋高新产业投资的有关事项。

4 总结

进入新时代以来，厦门的海洋经济发展已出现一定的“瓶颈”效应，需要相应的体制机制创新来促进海洋经济的发展。厦门作为具有特区立法权的城市，为海洋经济发展立法作为一种体制创新，对于促进海洋经济的科学可持续发展有着重大深远的意义。在现阶段已经具备立法基础的情况下，建议由厦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并出台《厦门海洋经济发展促进条例》，以对厦门海洋管理事务进行整体把控为主要目的，核心是促进海洋经济发展，以加快建成海洋强市为战略定位，形成完善的规划体系及其结构布局，建立相关的激励机制和配套措施，加快形成厦门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发展服务体系，制定促进厦门海洋经济产业协调发展的保障性措施，明确厦门海洋经济产业对台合作及国际化发展的内容为主要内容，先行先试，以期在发展海洋经济方面为国家和地方立法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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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艺丹 孔昊 侯昱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