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旅游业问题分析论文

2022-04-29

民族地区借助旅游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机会除了一系列令人鼓舞的统计数字,刚刚闭幕的第六届昆明国际文化旅游节,还呈现出一些与往不同的特点和亮点。其中,最突出的是在本届旅游节,文化与旅游的结合更加紧密了,从而进一步提升了旅游的文化内涵。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民族地区旅游业问题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民族地区旅游业问题分析论文 篇1:

制度经济学视域下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危机问题研究

[摘要]旅游危机事件高发已经成为制约西部民族地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巨大威胁。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危机事件具有爆发频次更快、治理难度更艰巨、涉及范围更大、调控意义更大的显著特点。其形成原因不但在于特殊生态环境,更与复杂敏感的民族关系和国家制度安排有关。因此,管理对策在于从经济学视角进行系列制度创新,及时构建预防机制、应急机制和恢复机制,实现旅游危机管理的制度化和高效化。

[关键词]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危机;制度成因;应对机制

[作者简介]窦开龙,四川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四川成都630040;南宇,西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博士,甘肃兰州730030

旅游业发展最主要的影响要素是旅游环境安全。但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尤其是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危机事件此起彼伏,对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形成严重威胁。因此,及时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思路、新对策,势在必行。

一、旅游危机的内涵、类别及演化机理分析

旅游危机指的是对旅游者、旅游业和旅游目的地安全和良性运行状态形成严重威胁、需要及时加以调控的各类非预期性事件,对旅游业发展具有直接影响。它具有以下几大特点:一是突发性。由于人类自身认识不足、危机长期潜伏等内外部原因结合,旅游危机在条件成熟时会突然爆发,并迅速蔓延。事件的紧迫性要求人类必须采取断然措施进行化解。否则只能措手不及,后果严重;二是危害性。由于出乎人类预期,旅游危机带来的是群体性生命财产安全受损,并对正常的产业运行和社会秩序形成严重威胁,还造成社会恐慌甚至动荡;三是公共性。由于旅游系统和社会系统、自然系统互相交织,一旦旅游危机发生,必将引发相关系统“共振”,形成“连锁反应”,并在短期内演化成为公共领域危机;四是可调控性。危机的发生虽然有其偶然性,但偶然之中有必然,其背后必定蕴含内在演化机制和规律。形成原因除不可避免的客观因素之外,还有人类的主观意识有很大关系,因此,人类只要进行科学研究和采取有效应对措施,旅游危机并不可怕,也可以得到很快化解,甚至成为旅游业发展的新契机。

造成旅游危机的因素极其多样,不同学者基于不同层面作出不同归类。基于诱因视角,本文将其划分为自然灾害型、经济社会型、疾病卫生型、综合型四类。其中,自然灾害型由火山、地震、泥石流、台风、暴雨、洪水、火灾、冷冻、雪灾、海啸、雷电等引起,经济社会型由经济危机、政治动乱、军事冲突、局部战争、恐怖袭击、文化隔阂、宗教对抗、安全事故、社会谣言等原因引发,疾病卫生型主要由人类或动物流行病(如甲型H1N1流感、口蹄疫等)引发,多表现为突发性卫生公共事件,综合型由以上因素综合形成,加大了社会和产业秩序重构的成本。

旅游危机有自身演变过程和规律。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可划分为五大演化阶段:潜伏期,以静态形式存在,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酝酿的长期性,不以为人类所察觉;爆发期,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爆发条件具备,危机经过酝酿阶段后突然爆发;蔓延期,以极快速度在大范围内扩散,波及各个旅游行业;衰退期,由于自身影响力的减弱和人类应对措施控制,危机趋于缓和,旅游经济损失减弱;消亡期,危机消失,社会经济秩序趋于正常,旅游业开始复苏。因此,人类危机管理模式也经历预防、预警、控制和恢复等演化阶段,同时具有非程序化、信息非对称性和风险性特点,必须在实践中体现系统性、可操作性和常态性特征。

二、转型期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危机问题凸显

(一)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危机表象的特殊性

除体现公共危机共有特点外,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危机还具有如下个性化特征:

1.爆发频次较多

和内地及其他民族地区相比,由于环境特殊,西部民族地区近年来发生了一些旅游危机事件。这给西部旅游业的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

2.应对难度更巨

复杂多样的地理和社会环境使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危机治理难度加大。例如,西部地区多大高原、大沙漠、大戈壁,河流纵横分布,峡谷沟壑密集,交通建设滞后,救援人员进入很难,应对工作开展缓慢;部分地区地处海拔较高,使外部救援者适应救援环境较为困难:本区域内多民族聚居、杂居,社区群众和救援队伍之间无法开展有效交流;民族地区地处生态边缘区,生态环境恶化态势逆转绝非易事,费时费力;信息技术不发达,旅游危机信息不对称,助长了谣言的传播和扩散。

3.涉及范围更广

旅游危机事件涉及到西部地理环境、历史传统、民族关系、经济格局、社会状况、自然灾害、恐怖活动、犯罪现象等因素。这些因素相互联系。互相交织,互相重叠,牵扯众多;旅游危机影响不但对西部产生威胁,还波及中国甚至世界,对全球旅游业发展和地缘稳定具有巨大危害;西部边界线漫长,接壤国家多,跨界民族多,部分敌对势力具有国际背景,使旅游危机影响具有跨国境性,因此应对措施也需考虑国际国内形势和相关群体利益。

4.调控意义更大

西部民族地区地处文化生态双重边缘区,发展现代文化旅游业为明智之举,因此,旅游危机对现代旅游休闲产业发展的制约和危害显而易见。一是旅游投资环境受到影响。由于恐怖活动和社会犯罪事件多发,外来投资者信心不足,导致投资减少,经济下滑;二是旅游收入受到影响。由于害怕在旅途中出现不测,许多居民不愿意前去西部边疆地区,导致客流减少;由于安全的旅游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许多旅游者不敢在夜晚出来休闲,极大影响了本地少数民族居民旅游收入增长:三是社会经济类事件尤其是暴力恐怖活动影响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严重破坏边疆安定团结,威胁国家形象。因此,旅游危机治理和应对促进旅游业健康发展,促进边疆居民增收,增强精神文明建设,深化“西部大开发战略”与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深远的社会意义。

(二)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危机内在机理的特殊性

1.生态环境特殊脆弱

特殊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气候条件和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使西北民族地区生态及其脆弱,为典型风沙区、水土流失多灾区、多地震区和高寒灾害区,也是生态类旅游危机多发区。一方面,自然条件本身恶劣。西北民族地区密集分布大尺度自然地表景观,地表结构复杂多变,远离海洋,地表植被稀少,土质疏松,大风、沙尘暴频繁爆发且比较严重;为世界两大板块(亚欧板块和印度洋板块)与我国三大高原(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蒙藏高原)交界地带,地质构造复杂,地壳运动活跃,为典型地震带。另一方面,处于人口压力和政治原因,盲目过度开发,自然环境趋于恶化,局部地区生态环境安全指数早已超过了安全临界线或警戒线。

2.民族关系敏感复杂

新中国成立以来,西部民族地区各民族各族群之间和睦相处,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民族关系,为旅游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得出现一些民族矛盾,民族关系问题凸显。一是产权制度不完善影响民族关系。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石油、煤、天然气能源和矿产资源储量丰富,但由于产权制度的不合理,国家对其进行低价收购,当地居民没有享受到资源开发带来的经济利益,反而还要承担环境污染等经济社会成本。从而影响民族关系特别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二是“非均衡发展战略”影响民族关系。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后,国家首先开发沿海地区,西部民族地区暂时未纳入开发范围,引起少数民族的社会挫折感和相对剥夺感,容易形成民族隔阂,给政治稳定带来不利影响:三是社会转型中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结构转变影响民族关系。我国“橄榄型”或者“洋葱头型”社会结构尚未发育形成。不完全“哑铃型”或者不完全“生梨型”结构形态在短期内很难完全改变,阶层之间关系出现紧张,为旅游危机事件爆发埋下隐患;四是敌对势力的介入和破坏影响民族关系。在中国崛起大背景下,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等利用普通民众的不满情绪,活动猖獗,给西部边疆地区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宁带来负面影响。

3.旅游危机应对机制更为欠缺

我国危机应对机制整体不健全,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危机应对更为不足。旅游危机教育方面,由于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缺少忧患意识,对旅游危机的潜在性、旅游安全形势的严峻性和巨大的破坏性认识不清。在旅游危机到来前缺少应有的政治敏感性和鉴别力,致使社会容易出现大面积恐慌,也使旅游危机管理成本大为增加;组织制度方面,现有行政管理体系复杂,一旦危机发生,各地方政府和相关机构无法及时统筹协调,管理和运行机制不畅;管理体系建设方面,旅游危机等尚未纳入管理绩效考核议程,危机风险评估和管理等工作尚未启动;惩罚机制方面,缺少问责追究制度,不能够对责任人形成威慑态势,也使管理者对旅游危机缺乏高度警惕;硬件建设方面,投入不足,无法提供必要的配套设施,增大了危机应对难度;信息传播和舆情引导方面,官方发布旅游危机信息不及时,强化了公众以及旅游者对旅游危机的感知强度和恐惧心理,容易出现国民国家信任危机。

三、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危机管理对策分析

基于以上分析,西部民族地区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政府为主体,对旅游危机应对模式进行创新,确保旅游业安全运行。具体对策选择如下:

(一)理念创新

一是对旅游危机危害认识须创新。政府、企业、社区和相关组织须以非传统安全理念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旅游危机的危害保持清醒认识,坚决克服麻痹大意思想和侥幸心理,对旅游业安全稳定保持高度警觉,将安全管理纳入国家安全战略体系,同时采取适合民族地区区情的特色危机应对模式,积极构建完整应对体系和框架,从战略提升区域民族旅游竞争力,实现边疆和谐、产业繁荣、人民安居和国家稳定。

二是对旅游危机效应认识须创新。任何事物发展都存在两面性,“祸兮,福之所倚”,“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对旅游危机带来的影响需要保持辩证认识,既要看到其巨大危害,认识到有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和连锁反应。也要理性看待旅游和危机的关系。意识到危机也许就是难得的一次发展机遇,旅游危机蕴藏产业优化和转型机遇,对提高旅游景点和目的地知名度、提升产业抗波动能力、拓展潜在客源市场与健全社会管理机制方面都具有很大价值,从而化“危”为“机”,因势利导,及时抓住机遇实现西部发展。

(二)制度创新

组织制度方面。建立常设性专业危机应对组织或机构,专门负责应对危机事件和突发事件,避免政出多门导致的效率低下,并随时做出分析预测,在反恐、灾害预测和控制疾病流行方面加强合作与沟通,为旅游消费者出行提供及时的信息与建议;在有效发挥政府力量外,需要扩大危机管理参与主体,吸纳专家学者、技术精英、宗教领袖、社区和公众,改变传统单一主体模式为多元管理模式,最大限度整合各类资源,提高旅游危机管理效果。

法律制度方面。加快建立和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变传统“急事急办”、“大事大办”、“无事不办”的决策模式为常规化模式,通过法律规范危机管理主体职责,改变以往政府官员和社会管理者权责不对等现象,建立旅游危机事故问责制,依法追究危机应对不力责任人,对因玩忽职守、谎报、漏报信息等造成重大损失者坚决追究法律责任并给予严厉处置,同时支持媒体和公众进行监督,保持一种高压威慑态势,从而为危机管理提供法律依据和政策支持,通过规范化、系统化法律制度建设改变推委扯皮现象,强化相关人员责任意识、危机意识,提高政府应对旅游危机效率。

信息披露制度方面,成立旅游安全信息中心,建立旅游安全官方发言人制度。定期披露安全信息,同时通过网络、手机、电视等渠道向公众及时发布相关信息,提前告知公众气象、地质灾害、社会安全等情况,提高安全预警能力。

政府绩效考核制度方面,纠正传统政绩考核制度的弊端和不足,在注重经济发展效应评估的基础上,丰富考核指标体系,增加危机管理绩效考核因子,细化危机预警和应对责任,逐步引导政府、相关机构和人员改变短视行为,提升旅游危机管理能力。

旅游教育制度方面。依据旅游危机多发现实需要,改革旅游教育内容,增加安全教育板块,进行危机事件处置演练,通过多种途径在国民和管理者中逐步普及旅游危机应对理论和技能教育,树立危机意识,消除麻痹心理、侥幸心理,掌握必要的应对技能尤其是应急救援技能,提高危机反应能力:在导游等从业人员资格考试或资质年审中增加应对危机事件环节。使产业从业者具备一定领导组织能力和处理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做好旅游安全管理人才培养:在旅游者中间加强安全教育和宣传,分发《旅游安全行动指南》等材料,以防止危机到来时惊慌失措局面发生。从而减小事件带来的损失,为危机应对提供智力支持。

财政税收和金融保险制度方面,国家必须将公共安全和旅游危机预备费纳入预算之内,专门划拨或增加相关财政经费支出,做好“公共物品”供给。改善欠发达地区特别是旅游区设施和经费投入不足问题。缩小财政支持差距导致的风险和损失,同时对因旅游危机而遭受者给予适度财政补偿和财税优惠。为应付公共风险和旅游危机提供物质和资本支撑:保险行业要建立和完善旅游保险制度,开设特征保险,使旅游者通过购买旅游责任险、地震险、旅游意外伤害、旅游救援等险种降低成本,实现旅游业健康发展。

(三)机制创新

一是预防机制创新。针对旅游危机诱因,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在生态脆弱区和灾害频发区高质量实施绿化、净化工程,防止水土流失,消除生态类旅游危机隐患;切实关爱边疆民族地区弱势群体发展权和生存权。使其共享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带来的伟大成果,改善其生活状态,提高居民幸福指数和满意度,消除边缘感和相对被剥夺感,使民族关系和族群关系趋于和谐,从而降低社会类旅游危机发生几率;制定预案,及时修改完善,扩大其覆盖面和针对性,一旦突发事件发生启动预案,力求危机损失最小化;强化预警科技水平和人员配备,做好重点地带、重点人群、重点景区、重点时段的安全监控,对旅游危机保持高度的警惕心,同时提供物质储备(如灭火器、报警器、急救包、氧气袋等),完善救援系统,有效预防危机;加大旅游安全问题检查,在主要旅游集散中心和景区安排专人负责进行排查。消除安全隐患。

二是应急机制创新。一旦旅游危机发生要立即形成快速反应机制。旅游危机处置机构立即控制局面,启动预案,在第一时间派专人赶赴现场,保护人民群众和旅游者生命财产安全,防止事态扩大或恶化;及时披露事件发生情况,疏导和把握舆论导向,保障公众知情权,做到信息透明化、解读准确化,改变传统“内紧外松”传播策略,防止因为信息不对称而造成公众恐慌和猜疑,从信息源上制止不良信息恶意传播,避免广大人民群众被别有用心者利用;建立合作机制,必要时开展国际合作,形成多元有效治理体系。旅游企业要采取多元化战略,及时转换开发思维,推出替代性旅游产品,树立良好新形象,为后续开发提供契机。

三是恢复机制创新。旅游危机消退后,及时开展评估工作,总结经验;防止媒体失语现象发生,利用公共关系模式宣传报道旅游活动最新进展,消除危机时期留下的负面印象。迅速重塑和树立“和谐西部。民族廊道,多彩家园”旅游形象,凸显安全特征,提升旅游市场消费信心指数;精心策划,利用危机事件推出新型旅游产品,形成市场新卖点、新爆点,如在泥石流灾害地开展黑色旅游,在地震灾害地开发地震旅游,建设灾害纪念馆,使旅游市场重新启动。

[责任编辑:舒生]

作者:窦开龙 南宇

民族地区旅游业问题分析论文 篇2:

参与和分享:构建各民族共同发展的旅游业

民族地区借助旅游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机会

除了一系列令人鼓舞的统计数字,刚刚闭幕的第六届昆明国际文化旅游节,还呈现出一些与往不同的特点和亮点。其中,最突出的是在本届旅游节,文化与旅游的结合更加紧密了,从而进一步提升了旅游的文化内涵。在活动内容上,着重突出展示云南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在节庆活动的内容安排上,特别注意将高质量、高水平的精品节庆与植根于本土的传统节庆相结合,突出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充分体现了国际性、地方性和民族性,并强化群众的参与性和娱乐性。

回顾前几届旅游节,我们可以把这一亮点视为一个很重要的启示——不断发展壮大的云南旅游业要想再上一层楼,必须进一步明确思路,实实在在把各民族的参与和分享视为发展的关键。

云南旅游业的基本依托点是民族文化

旅游业的发展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途径。最近几年来,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民族自治区域内的各级政府都加大了借助特色资源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力度。其中,以旅游业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促进作用最明显、最有效。实践证明,旅游业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多方位的。

旅游业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石林彝族自治县1999年以来,县财政收入每年都以11%以上的速度递增,其中,旅游业地方税收入3年中从458万元增长到1487万元,年增幅高达80.19%,2001年占全县财政收入的比重已达14%。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旅游业及其相关行业,3年来营业税收入从473万元增长到641万元,年均增幅达16.41%,2001年旅游业营业税收入占全县财政的比重已达5.83%。迪庆藏族自治州1998年地方财政收入仅为5000多万元,其中“木头财政”占了近85%,而近3年旅游业突飞猛进,全州财政收入超过7千万元,正在实现从“木头财政”到“旅游财政”的大转变。德钦县这几年由于注重对王牌产品梅里雪山的合理开发,吸引国内外游人慕名而至,旅游业收入大幅度增加。全县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第三产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4.4%,同时也带动了GDP以12.5%的幅度快速增长。在大理,2004年全市共接待国内外旅游者445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1%;其中:接待海外旅游者11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0%。旅游社会总收入14.77亿元,比上年增长1.16%。全市直接、间接从事旅游业人员约13万人,旅游业成为解决城乡劳动力就业和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最大产业,旅游业的优势得到了充分体现和发展。

旅游业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相关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化进程和生态建设。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到迪庆、红河等地,这几年,依托于旅游业的杠杆,包括交通、通讯、城市建设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生态建设都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

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民族地区相关产业的发展。作为现代新兴产业的旅游业具有综合性强、产业链特别长的特征,它对国民经济发展诸多领域的拉动作用都很明显,很多民族文化产品也正通过旅游业快速地成长起来,尤其对民族民间工艺品制造业的影响很大。正在蓬勃发展的旅游业已经成为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多种相关产业和产品的重要平台。在大理,旅游商品开发、加工、生产销售发展迅速,具有大理地方民族特色的地方旅游商品日益增多,如深受中外游客喜爱的大理石系列工艺品、大理三道茶、民间扎染、刺绣、雕梅、乳制品、下关沱茶、木雕、草编、云木家具、纪念品等生产与销售日渐兴旺。

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从目前的情况看,云南的旅游业已经逐渐改变了过去单纯注重自然景观的做法,加强了对文化资源的合理开发,同时,对文化资源的认识也不再停留在浅表性的“风情展示”上,曾经比较突出的旅游产品过于依赖景点景区的单一局面已经有所改变,许多民族工艺品、演艺活动、民俗活动正在成为整个旅游产品中的一个有机部分。以云南民族村为例,民族村努力将其建成一所保存民族文化的博物馆和传承民族文化的学校,先后被国家民委授予“民族文化基地”,被CIOFF国际艺术节组委会中国委员会授予“民间传统文化艺术基地”等称号。基诺族的祭祀、节日、礼仪活动得到了保留;德昂族的大房子和寨门、哈尼族的蘑菇房得到重建,一批已经消亡或逐渐消亡、流失的少数民族建筑、风俗习惯、生产生活工具、歌舞、音乐、历史、宗教等民族文化遗产得到了挖掘、收集、整理和保护。许多国际国内学者专家已将民族村作为研究、考察云南少数民族的一个重要基地。

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广大干部群众的观念更新,促进了民族地区相关人才的成长。旅游业不仅为少数民族地区带来大量人流、物流和资金流,还带来了将对其未来产生深远影响的信息流和各种先进的观念。在德钦县,旅游开发使许多藏族农牧民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迅速富裕起来。梅里雪山脚下澜沧江岸边的明永村有50多户人家,过去连挣点买盐巴的钱都困难,现在旅游公路通到村里,全村10多户人家开了饭馆、旅馆,户均年收入接近2万元。在澜沧江边的茨中教堂附近,至今还旺盛地生长着90多年前由法国传教士带来栽植的葡萄,县里以此为母本,在澜沧江两岸推广种植,已种下了500多亩,计划3年内达到10000亩。现在一些农户种植面积超过了10亩,靠酿制原汁葡萄酒年收入上万元。宁蒗彝族自治县泸沽湖边的摩梭人从几年前需要党员干部带头“吃螃蟹”到现在的家家户户参与,也应该是众多有说服力的例子中的一个。从某种意义上讲,旅游业成了一所实践性很强的特殊学校,实实在在地使民族干部群众的观念得以更新和发展,并得到培养与锻炼,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人才,他们有的走上了领导岗位,有的成了懂得市场经济的经营者或文化使者,成了当地旅游行业的骨干管理人才,成为对外展示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骨干力量,为推动当地旅游业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这一结果将在未来产生更加引人注目的多重效应。

让民族地区的群众成为实实在在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早已成为共识的是,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传播渠道。云南既是旅游大省,又是民族文化大省,具有文化与旅游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云南是国内少有的集自然风光、历史文化、民族风情为一体的旅游资源大省,旅游业要实现二次创业,再创辉煌的关键是合理利用好文化资源。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是旅游产业发展的生命源和提升动力。云南旅游的多数旅游景区在自然风光上难与九寨沟、张家界相比;历史的厚重也比不上陕西、北京,但云南最大的优势在于民族文化资源的极大丰富性,这是其他任何一个省都无法与之相比的。云南旅游业中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然而在云南旅游中更具魅力的则是众多的民族、浓郁的风情。如果没有摩梭人独特的民族风情,泸沽湖的秀丽将黯然失色;没有纳西东巴文化,玉龙雪山难有这样神秘;没有傣家风情,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哪会这样诱人?没有阿诗玛美丽的传说,石林也会显得单调。

云南的旅游离不开民族风情,离不开民族文化,这两者密不可分。这一点需要进一步明确。

我们来看广南县的情况。广南地处云南省东部喀斯特地貌高原面上,这里山峦重叠,峭崖林立,溶洞众多,珠江上源南盘江支流西洋江横贯县境,山川河流十分秀美,主要生活着勤劳勇敢的壮民族。悠久的历史积淀了丰厚的文化,资源十分丰富。有旧石器时代遗址、崖画和古墓群;有出土数量占全国之最、影响力极大的铜鼓和古老的铜鼓文化;有中国壮族土司中建筑规模最大、世袭时间最长的土司府;有集儒学风范的代表孔庙、文笔塔、学堂、书院、会馆、庙宇、楼阁;有通往广东、广西和沿海一带的水路遗址、马帮驿道;但其中最主要而独具色彩的是千百年来沿袭至今的壮族文化,它是云南境内壮族文化最集中最突出的代表。最近几年异军突起的广南旅游业,正是紧紧抓住了文化资源这一核心来做的,特色非常鲜明。专家们提出,可以以滇东南地区、南盘江以南的红河、文山广大壮区为文化依托,以坝美村世外桃源、历史文化名城莲城、八宝景区3颗明珠为内容重点,外加夕板拖派文化生态村、天下第一奇村峰岩洞,串起来做成比较独特完美的壮乡风情旅游带文化大餐。这样,在自然环境的丰富性和文化内涵的深厚性方面就会更有力度,使它成为在省内外、国内外独树一帜、有影响、上规模、上档次的壮乡旅游带,并带动其它民族工艺品如壮族银饰、壮锦刺绣、手工土布、绣花鞋、纸花伞、油篾帽、各种竹、藤、草编工艺品等的发展。

再来看石林彝族自治县,该县旅游业起步较早,现有旅游产品已处于成熟期,但从长远发展势头分析,增长速度已趋缓。有关部门和专家的看法是,石林的旅游业要再创新高,除进一步挖掘现有资源的潜力,组合强有力的营销网外,必须找到能与旅游业有机结合的新的生长点,打出石林民族文化牌,实施旅游业与文化产业的有机整合。石林的客源市场从地域上可分为国内市场、海外市场。从这两个市场的旅游动机分析,在国内旅游市场和一些近程海外市场上,旅游者渴望逃避城市生活的压力和恶劣气候,同时希望能看到、了解到与自己日常生活不尽相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在海外市场,特别是远程海外市场上,旅游者感兴趣的是异国情调及激动人心的历史和文化。石林旅游业在发展进程中,存在市场需求多样性、发展性与供给的主体指向性及相对稳定性的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尽快组合新的旅游文化产品,打破原有的产品组合结构,根据市场的需求引入文化,特别是彝族撒尼文化。实际上,石林的民族文化底蕴较为深厚,民族文化资源种类齐全,如特色村落、民居、歌舞、节庆、民间绘画、祭祀活动、典型民俗活动、民族文学及文学艺术等等。石林旅游业再上新高的出路,就在于民族文化资源的深入开发。

民族文化资源和旅游业,在开发过程中,可以构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关键是意识要到位,思路必须正确。相比之下,一些后发地区则能够与时俱进,在起步阶段就充分考虑到这一问题。以剑川县为例,在沙溪镇寺登街被列入世界纪念性濒危建筑遗产名录后,剑川的知名度大增,为进一步扩大开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对于剑川无疑是一次机会,也是一块难得的招牌。不久前,瑞士联邦理工大学乡村规划和建筑专家威利·施密特博士和雅克·费恩纳尔博士在对沙溪寺登街古城的评估中写到:“沙溪镇古老的集市区域寺登街,可能是古老的连接西藏、云南和东南亚的茶马古道上最后一个现存的驿站。至今,仍保持着过去若干世纪以来的原貌。”世界纪念性建筑基金会副主席约翰·斯都伯代表该基金会,对云南省,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遗产迅速消亡和破坏,几度表示关注。斯都伯明确表示,基金会将支持遗产保护的行动。目前,依托非常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以石宝山、寺登街和满贤林为核心的景区景点建设、城乡公路改造、城市供水以及环境保护等基础设施建设,木器木雕、石雕及芸豆绿色食品等名特优产品和产业得到较好的发展。在迪庆、丽江、大理、怒江、德宏、文山等地,都在开发过程中,把以保护促开发,合理利用、科学规划,力求造就民族文化在开发利用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作为关键支点来看待,在更为根本的层面,造就生态、经济和民族文化的协调发展。但应该看到,在一些地方对此却重视不够,许多景点、景区在规划和建设时,未充分考虑文化特色,甚至把原有文化韵味都抹掉了,这还谈得上什么吸引力。今后,在发展旅游业特别是新建或改造景区、景点时,一定要充分挖掘富有特色的文化资源,着眼于持续发展的市场需求,而不要仅仅局限于短时期内的热闹,不断丰富其特有的文化内涵,提高文化品位。

旅游是把双刃剑,在发展中也可能对生态和文化带来负面影响。开发与保护之间,似乎构成了必然的矛盾与对立。其实,只要思路和操作正确,是有可能找到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且有效地加以整合的。只要找到可持续发展的平衡点,不断探寻合适的操作方式,就能达到生态、经济与文化三者协调发展的目的。从旅游业角度看待地方民族文化资源,保护是开发的重要前提,然而开发又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保护。

云南各地的情况都证明了,旅游业为文化的产品化、产业化搭建表演平台,文化产品又可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机遇和条件。通过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同旅游业完全有可能构筑成一种相互促进的良性关系,从而共同受益,有利于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

来自民族地区的权威声音

让当地群众成为实实在在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徐荣凯省长在2004年召开的云南省旅游产业大会的讲话中说:“要通过旅游促进群众致富。旅游对贫困农村群众增加收入作用特别明显,要把发展旅游业与帮助农民增加收入、脱贫致富结合起来考虑。”现在,云南不少乡村社区已经开展各种旅游活动,从中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成为脱贫的一条有效途径。但从目前的情况看,社区参与性旅游大都缺乏群众能力建设的扶持政策和培训措施,没有具体的指导,因此存在盲目开发,不考虑旅游的可持续性的弊病。在旅游开发中,要想求得环境与资源的有效保护,除了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视,最重要也最有效的举措是让当地人,特别是旅游开发者的有效参与。只有他们真正参与其中,持续发展才会成为真正的可能。同时,如何通过合理并且有效的机制和方式让当地的少数民族群众参与旅游业,并且普遍受益,也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没有这种有效的机制,少数民族群众参与保护与发展的积极性就不可能真正调动起来。

在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应考虑社区群众的参与。在旅游开发活动中充分调动社区的积极性,让社区群众在政府机构的旅游政策制定过程中能有较多的参与机会,在参与性的社区旅游活动中得到利益。这是促使景区社区群众自觉保护环境,推动有利于脱贫的可持续旅游发展的重要前提。好的环境可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但如何保护旅游资源和环境是个难题。现在滇西北的很多著名旅游景点都有不少村寨,不可能以封山育林等方式来进行封闭性的保护。引导社区群众改变一些传统的过量消耗资源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保护好旅游地环境的一项重要工作。这项工作也需要与景区的开发和管理相关的政府各个部门与景区内的社区群众认真协商达成共识后制定规章制度,付诸实施。而在目前云南省的旅游政策和规划的制定过程中,尚未充分考虑到社区群众的参与性,充分听取社区群众的意见。政府有关部门和旅游开发公司等作出旅游规划和相关的规定后,常常未能及时地与当地社区群众沟通,求得共识,因此在实行过程中就产生了各种矛盾冲突。在旅游开发中,要想求得环境与资源的有效保护,并构成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结果,除了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视,最重要也最有效的举措是让当地人,特别是旅游开发者的有效参与。只有他们真正参与其中,持续发展才会成为真正的可能。同时,如何通过合理并且有效的机制和方式让当地的少数民族群众参与旅游业,并且普遍受益,也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没有这种有效的机制,少数民族群众参与保护与发展的积极性就不可能真正调动起来。

今后,如何建立一个规范而有效的机制,使更多的人,特别是少数民族群众参与并从发展旅游业中获利,这是有关部门需要进一步研究实施的重要工作,惟此,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业才可能获得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努力创新实现跨越

丽江市委书记、市长和自兴说,云南旅游业的发展,就是一个全省性“特色资源博物馆”的展示、分享、发展的过程,如何充分发挥云南6大黄金旅游区域内各个州、市的“舞台”优势,既要体现“大合唱”这一和谐发展的时代主题,又要体现特色优势,创新“舞台联动”,让更多人来分享云南丰富的旅游资源。

迪庆藏族自治州州长齐扎拉认为,传统经济正在向注意力经济、体验经济等方面转移,其中品牌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对此,迪庆人感受至深。过去迪庆旅游无论在云南省还是在藏区,多年来都寂寂无闻,而同为藏区的九寨沟红得发紫。在云南省委、省政府的关心支持下,香格里拉从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在迪庆落地生根,从此,迪庆旅游产业翻开了新的一页,短短几年时间就令人刮目相看,成为整个藏区发展最快的旅游区。这全拜香格里拉这块金字招牌所赐,品牌在迪庆旅游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展露无遗。香格里拉品牌目前已在旅游、酒、手机、藏药这四个领域发挥作用,但是其品牌价值的挖掘还只走出第一步。齐扎拉认为,香格里拉品牌整合还要“二次创业”,从空间上看,香格里拉所涵盖的范围,要扩大到四川甘孜、凉山,我省大理、怒江、丽江,西藏昌都、林芝等地区,从内容上看,香格里拉以旅游业为核心,还要延伸到其他更广泛的领域。要扩大香格里拉的品牌影响力,让其为发展旅游等产业服务,需要更好的平台。节会是进行旅游促销的很好形式,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最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向最多的人群推广。10多年来,迪庆每年都在5月初举办“香格里拉艺术节”和春节前后举办欢度香巴拉节日,虽然是邻近藏区都参加的盛大节日,但仍然只是区域性的节会,香格里拉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需要更大的舞台。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州长岩庄说,西双版纳是民族文化尤其是民族歌舞文化与旅游结合产业化开发较早的州市。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景洪市曼景兰寨的20来户傣族农民就把自家傣楼改造成带舞台的傣味餐馆,成为一度闻名遐迩、风情万种的“傣味民族歌舞一条街”,成了民族歌舞文化与旅游结合的最早典范。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展示文化的平台,旅游与文化产业相互交融,相生相伴,相得益彰。为此,西双版纳州把文化产业的开发作为招商引资的重点之一,实行倾斜政策,加强投资引导,使以市场化运作的民族歌舞演艺业得到了迅速发展。由民族风情园、曼厅公园通过资源、市场整合,联手打造的景洪夜间大型旅游项目——“澜沧江·湄公河之夜”歌舞篝火晚会,把民族歌舞、傣味烧烤巧妙结合起来,融观赏性、参与性、娱乐性为一体,推出近两年来,广受游客青睐。云南吉鑫园集团与香港兰德公司合资以民营资本运作方式,于去年4月推出了一台高水准的大型民族歌舞秀——《勐巴拉娜西》,运用现代化的光、舞、美和大胆夸张手法,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为观众展现了一个五彩斑斓、人与自然和谐的西双版纳——勐巴拉娜西,成为民族歌舞文化的新亮点。

中共云南省委七届五次全会作出了科学的判断和明确的部署:云南省旅游业正处于从旅游资源大省向旅游经济强省跨越的关键时期,面对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周边国家和省市区发展迅猛的态势,要坚持“巩固、提高、开发、完善、创新”的方针,继续完善旅游综合配套措施,不断优化云南旅游产品结构,加大旅游的文化含量,增强吸引力和竞争力,做大做强做优旅游支柱产业。要积极推进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旅游合作,加快“川滇藏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的规划及开发建设,力争在全省形成5到6个全国一流、世界知名、有文化底蕴的名牌旅游产品和3到4条黄金旅游线路。创新旅游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积极推进景区景点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扩大旅游产业对外开放,有计划地开放旅游市场,引进国际知名旅游组织,组建一批跨行业、跨国、跨地区、跨所有制的大型旅游集团。进一步明确了今后的任务和目标是进一步做大做强旅游支柱产业,全面建设旅游经济强省,并下发了《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旅游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省政府下发了《云南旅游发展倍增计划(2004—2010年)》,全面指导和推进云南旅游经济强省的建设与发展。

省旅游部门的权威人士说,对省委、省政府已经作出了一系列新的部署,我们将重点抓好几方面工作:深化认识,树立新的文化发展观,积极稳妥地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富有活力、协调发展的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依托特色文化资源,实施文化名牌战略,着力打造雨林文化、贝叶文化、普洱茶文化、民族歌舞文化、佛教文化、边境文化等系列品牌;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重点扶持一批市场化运作、规模化经营的文化产业龙头企业,促进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推进旅游与文化的良性互动,把文化旅游做特、做亮,促进旅游与文化产业的快速、协调发展。

从总体上讲,与整个云南旅游业的发展呈现区域性的不平衡一样,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发展现状也处于相当不平衡的状态。主要表现为滇西北大理、丽江、迪庆等地的情况要明显好于其他地区。这一基本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整个云南旅游业在21世纪再上新台阶的努力,与云南多民族文化资源的储量也极不相称。从总体上讲,它将造成云南省境内少数民族地区各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区域性不平衡,不利于少数民族的整体进步。造成发展现状不平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必须随着整个旅游业的发展逐渐改变。

未来几年中,云南旅游业要努力做的,就是以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导,努力开拓进取,进一步调整布局,在使滇西北的旅游进入持续发展的良性运转的同时,依托于滇南的红河、文山,滇西的保山德宏,以及临沧、思茅等具有极大发展潜力的区域,打造新的旅游热点,一方面使云南旅游业的区域格局更加合理,一方面能够使更多的少数民族地区借助旅游业获得更快的发展,造福于更多的少数民族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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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于白族文化的大理旅游业

大理是我国唯一的白族自治州,全州336万人口中,白族占1/3,各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东南亚各国文化相互交流,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大理文化,成就了人文荟萃的“文献名邦”、“亚洲文化十字路口的古都”、“多元文化与自然和谐共荣的文化乐土”。

全州境内历史文化遗存丰厚,文物古迹星罗棋布,拥有两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270多个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及一大批承载着丰富历史和文化遗存的名乡古镇;独具特色的“三坊一照壁”白族民居建筑艺术、千年古建筑崇圣寺三塔、千年古节三月街、声名远扬的鹤庆县新华村金银铜器手工艺品、热情奔放的南涧县彝族跳菜歌舞、寓意深长的“三道茶”等等,构成了大理文化的丰富内涵,构成了大理发展文化产业、打造文化旅游的丰富资源。

大理旅游就是在深厚的历史文化、民族民俗文化积淀之上发展起来的。大理旅游所打的不仅是风光牌,其灵魂和本质就是文化牌。大理旅游产业逐步壮大成熟的过程,就是一个逐步与文化事业有机结合,达到共生共荣状态的过程。

起步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大理旅游业一直在自觉不自觉地寻求着与文化的结合,二十多年间走过了三个台阶:最初的大理风光旅游,文化元素只在其间时隐时现;其后,丰富的历史民族文化逐步被作为一种旅游资源进行挖掘,逐渐成为大理旅游的品牌和要素;今天,文化内涵作为旅游业发展的灵魂,已经在大理成为共识。大理在探索的是如何实现文化与旅游更加紧密地融合,如何实现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联动与互动。旅游业的发展,已经使得本民族干部群众增大了民族自豪感,上上下下都逐渐意识到,保护民族文化资源的重要性,从而逐渐形成了政府、学者和民间共同关注保护问题,参与保护行动的格局。

通过几年的努力,大理市的旅游业已经完成了从“接待事业”到“支柱产业”、再进而列为全市支柱产业进行培育建设的转变升级过程,初步形成了一个包括宾馆(饭店)、旅行社、旅游交通、旅游餐馆、旅游娱乐、旅游风景区和旅游商品购物在内的综合产业体系,旅游业的“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配套设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旅游宾馆、饭店不断增加,饮食服务及设施有很大改进的同时,社会涉外定点旅游餐馆发展迅速,目前,全市已拥有旅游定点餐馆46家,下关城区的沧浪路、洱河南路,大理古城玉洱路、“洋人街”,周城民俗旅游村等地已形成相对集中的“餐饮一条街”,度假娱乐场所等旅游设施也有很大增长。大理市建成了开通国内航线的机场,修建了火车站和航运码头,320和214两条国道在此交汇,高等级公路和楚大、大丽旅游公路,以及洱海东环海旅游公路在市内环通。再如丽江,在发展旅游业之前,这里只不过是滇西北的一个普通县城,但现在却已经面貌一新,不仅基本保留了古城的风貌,而且一个初具规模的现代化新城也矗立在古城旁边。大理白族自治州州长赵立雄对大理旅游业的发展有理由表现得如此乐观:“去年来大理的游客有620万人,今年这个数字有可能突破700万。”“要了解云南悠久的历史,就要来大理。”

目前,大理州取得“三道茶”歌舞表演资质的文化企业已有7家,从业人员200余人,每年的演出收入超过1000万元。海星号、杜鹃号、大运号和苍山号四艘游船上均有“三道茶”歌舞表演队,2004年1—5月就接待海内外游客35万人次,演出收入达500多万元。小小“三道茶”,能够做出一个千万元的大产业,展现了文化产品走向市场化、产业化的巨大潜力与空间;南诏风情岛由荒岛变宝岛,四年打造成一个4A级风景区,揭示了精品特色文化对市场和产业的巨大推动作用。

大理州加快文化产业化的实践说明,只要不断进行产业创新,提高文化产业开发的集中度,就一定能够推进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共同繁荣,实现经济文化的持续、健康、协调发展。一首歌、一支曲、一段舞蹈、一幢民居、一个传说,甚至一件小巧的玩物……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浓郁的民族风情和秀丽的自然风光交相辉映,构造了大理独特的魅力。

再创辉煌的西双版纳旅游业

西双版纳是在云南旅游业起步比较早的地区,也曾经取得过非常辉煌的业绩。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金版纳之旅”成了很多国内外旅游者的梦想,有“黎明之城”称号的景洪市也成了云南省招徕八方宾客的金字招牌,它成为云南民族文化与生态神奇、美丽的象征。然而近几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大潮的涌动,西双版纳在迅速发展的同时逐渐被外部文化和“现代化”所冲击,本土的民族文化逐渐黯淡,“城市化”逐渐取代了极富傣乡特色的版纳风貌。因此,相对于异军突起的丽江、香格里拉旅游热,西双版纳旅游逐渐降温。许多游人说“西双版纳看不见了”,这一急剧变化的事实,把西双版纳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开发以及相关的旅游业推到了迫切需要再上一个新层次的关头。

最近几年,西双版纳政府提出了再创旅游辉煌的方针,他们的做法是紧紧抓住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突显西双版纳以傣族贝叶文化为主体,兼有哈尼、布朗、基诺、拉祜等民族传统文化内涵,版纳人与版纳特殊的热带自然风光相融相谐的民族文化原生存活态特征,应当成为西双版纳旅游业、文化产业未来发展的总体构想,只有在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开发,才可能使西双版纳的民族文化和旅游业迎对新世纪、走向高品位、形成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从目前的情况看,西双版纳的几大重点旅游项目,如傣族园、版纳之梦、基诺巴卡小寨、野象谷、原始森林公园来看,各处都意识到了民族文化保护与合理开发在旅游业中的重要性,现在的关键就是,要在对民族文化资源的特性和优势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做出档次,形成精品。

作者:若 即

民族地区旅游业问题分析论文 篇3:

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旅游业发展策略

[摘 要]少数民族地区具有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旅游资源、人文资源比较丰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不仅能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还能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文章分析了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现状和存在问题,并提出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策略。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旅游业;发展策略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5.02.101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生活质量也得到了相应的改善。一部分居民已经不再满足于追求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而是开始向休闲、享受需求发展。同时,在国家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政策刺激下,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旅游事业,旅游业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1 民族旅游业

在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发展国民经济的发展战略要求下,国务院2007年3月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以小康社会建设为中心,不断转变消费结构,大力发展旅游业、文化产业等第三产业。旅游业成为了第三产业的主要发展产业,成为各地经济发展的重点。

1.1 民族旅游业

旅游业又称为旅游产业,是以独特的自然资源、旅游资源、人文资源为基础,以接待旅客为服务对象,通过一定的旅游设施,向旅游者提供游览、餐饮、住宿等服务的行业。

少数民族地区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和独特的民俗、民风,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底蕴深厚,利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旅游业。

少数民族旅游业是以少数民族地区独特的自然景观、民族风情、民族文化等资源,通过开发、创新、发展民族文化为基础,向旅游者提供少数民族特有的游览、观光、餐饮、住宿等服务的行业。

1.2 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旅游业的作用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增加,物质文化需求不断发展,大部分人开始追求精神上的享受,开始关注健康和休闲旅游。旅游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旅游业不仅能促进第三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还能刺激消费,促进需求,带动关联行业的发展,如餐饮业、旅店业、交通运输业、手工业、民族工艺业等的发展,全面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

2 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旅游业发展中存在问题

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旅游资源丰富,发展旅游业的优势突出,发展空间较大。在国家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引导下,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2.1 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旅游业发展现状

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民族资源、文化资源、旅游资源丰富,发展民族旅游业对当地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各少数民族地区纷纷开发民族旅游资源,发展民族旅游业,民族旅游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在大力发展旅游业、文化产业的产业政策促进下,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旅游业得到了较快发展,主要表现为:第一,少数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开始重视民族文化和民族资源的开发,不断发展独具特色的民族旅游业,民族旅游业市场得到了开发,民族风俗旅游、民族观光、生态旅游等旅游产品得到了发展;第二,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旅游业的发展,扩大了就业渠道,为当地劳动者提供了就业机会,缓解了就业压力,民族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旅游业、餐营业、旅店业、交通业、手工业等的发展,促进了就业;第三,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当地产业结构的调整,特别是服务业的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了服务业中旅游业、旅店业、餐营业、交通业等的发展,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2.2 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旅游业发展中存在问题

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旅游业得到了较快发展,但从发展总体来看,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旅游业的发展水平仍然相对较低,存在一定的不足。

2.2.1 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旅游业发展水平较低

旅游业是现代服务业的主力军,其发展不仅能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受到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少数民族地区旅游资源丰富,但是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所以旅游业的发展规模较小,旅游资源没有得到全力开发,旅游业发展水平较低。

2.2.2 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旅游业产品单一,产业结构不合理

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民族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开发速度较慢,开发力度不够,造成民族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民族旅游资源未合理利用和开发,民族旅游资源浪费;同时,民族旅游业市场定位和旅游产品开发不合理,旅游业产品单一,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仅限于民族旅游观光和休闲,潜在市场未得到重视。

2.2.3 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旅游业服务质量较低,产业发展缺乏管理

少数民族地区大部分为少数民族居民,受当地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影响,民族旅游业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较低,大多数人员没有受到正规的旅游业专业学习和专业培训,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较低,缺乏服务意识,行业的整体质量较低。

3 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旅游业发展策略

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旅游资源、文化资源丰富,发展民族旅游业不仅能促进就业,调整产业结构,还能全面推进当地县域经济的发展。但是,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旅游业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不足,制约了当地民族旅游业的发展。为了加快民族旅游业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应该采用相应的发展策略,全面促进民族旅游业的发展。

3.1 重视民族旅游业,确立民族旅游业在第三产业中的龙头地位

少数民族地区民族资源丰富,当地各级政府应该重视民族旅游业的发展,对本地特有的民族旅游资源进行有效开发,充分利用民族旅游资源,大力发展民族旅游业,把民族旅游业作为现代旅游业发展的重心,不断培育和发展民族旅游产品,把民族旅游业培育成少数民族地区第三产业的主导产业和龙头产业,带动和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3.2 大力发展民族旅游业,开发特色民族旅游产品

少数民族地区自然景观独特,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少数民族特有的民风、民俗及独特的民族手工艺品等利于民族旅游业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民族旅游业时,应不断开发独特的民族资源,创新民族产品,发展特色民族旅游业,通过特殊的民族产品,例如,民族服饰、民族手工艺品、民族图腾产品、民族饮食产品等吸引消费者,扩大旅游需求,促进民族旅游业发展。

3.3 大力开发边境旅游资源,发展民族特色边境旅游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处于祖国的边疆,与东亚、东南亚各国接壤,边疆少数民族与周边国家的居民有一定的经济和文化往来,文化资源独特。例如,云南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打洛县与缅甸接壤,中缅边境民族经常进行边境文化交流和边境旅游,打洛县特有的“勐景来”风景区为中缅第一寨,是中缅边境的宗教文化交流中心,也是各地游客前来观光的主要景区。少数民族地区应该大力开发边境独特的旅游资源,创新民族旅游产品,不断发展民族特色边境旅游。

3.4 合理开发和保护民族资源,可持续发展民族旅游业

少数民族地区不断开发自然资源、矿产资源、生物资源,造成民族生态资源破坏,阻碍了民族旅游业的发展;同时,政府及科教文化部门不重视保护民族文化遗产,造成民族文化资源,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流失和破坏,阻碍了特色民族文化产业和特色民族旅游业的发展。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特色民族旅游业,必须合理规划和开发,在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和民族文化资源、自然资源、生态资源等的基础上,有效利用资源,可持续发展民族旅游业。

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旅游资源丰富,民族旅游业发展潜力较大,具有独特的民族旅游优势。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旅游业,必须结合当地实际,合理有效的利用和开发民族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发展独具民族特色的民族旅游项目和民族旅游产品,把民族旅游业发展成为少数民族地区的主导产业,全面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廖乐焕.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

[2]刘永佶.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3]李忠斌.民族经济发展新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4]龙远蔚.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作者:穆艳 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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