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本体论情感化设计论文

〔摘要〕作为主体的人类将以何种道德姿态面对自然，是当今生态文明能否得以顺利建设的关键，原因就在于道德观念是人和社会存在的预设前提之一。就道德观念的本质而言，其对人的意图、目的动机和行为有着规范及引导作用，是人类采用何种态度和观念从事社会实践的价值旨归。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自然本体论情感化设计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自然本体论情感化设计论文 篇1：

绿色设计与自然美的内在关系研究

摘 要：本文客观阐述了绿色设计和自然美的内涵及界定，并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表达，从自然审美角度出发，使绿色设计在情感、外在及内在三方面得到更深入的解读，增加对绿色设计的感性认识。

关键词：绿色设计 自然美 情感美 形式美 内在美

自20世纪80年代末，绿色设计逐渐成为影响全球的国际设计潮流，新的设计思想及审美标准不断推陈出新，伴随而生的环境设计、生态设计将大众的审美眼光转移至自然环境中。“自然美”作为跨越了四个世纪的审美概念发展至今与环境美学、生态美学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然美与绿色设计的关系也更加值得深究。

一、绿色设计与自然美概述

1.绿色设计概述 绿色设计中“绿色”二字最为重要。从文字本意上讲，绿色是色环上介于黄色与青色之间的颜色，它既不是冷色，也不是暖色，是居中的颜色；作为电磁波可视光部分的中短波长上的颜色，反射到人的眼中就是大自然中最常见的色彩。绿色所代表的深层次含义为清新、安全、愉悦、舒适，色彩心理学家曾指出，人类在色彩的影响下所产生的心理的对物质的主观性定义是在人类进化过程中伴随而来的。由此可见绿色带给人积极、放松、愉悦的感觉是在进化过程中融入大脑并延续至今的。广义的绿色设计也被称为生态设计、环境设计，指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内着重考虑其环境属性并将其作为主要设计目标，同时保证产品应有的功能、质量等要求。狭义的绿色设计或许更好理解，是指立足于现有的科技水平，产品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都要从生态资源的可持续角度考虑环境因素，以“绿色性”或“绿色度”为衡量指标的设计方法。甘哈曼在《第四次浪潮》中说：“人们常常将自己周围的环境当作一种免费的商品，任意地糟蹋而不知加以珍惜。”因此20世纪大工业生产泛化所带来的“能源危机”的爆发是可预见的必然结果，绿色设计也可以说是设计师带着对环境恶化的愧疚之心对自然的弥补。正如维克多·巴巴纳克在《为真实的世界设计》一书中说：“设计的最大作用并不是创造商业价值，也不是包装和风格方面的竞争，而是一种适当的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元素。”绿色设计作为新时期工业变革后的主流设计思潮，正是设计师合理利用生态资源与环保设计思维创造物质艺术的正确理论指导。

2.自然美概述 自然美自18世纪出现以来，经历了五大理论形态变革：孤立的实体的自然形式美、“如画”的自然美、自然全美、人化的自然美及生态系统中的自然美。时至今日“自然美”本身也没有一个精确详细的概念，其字面意义可理解为自然事物本身及其自然性质的美感，代表着人类对事物认知学习过程中的积极一面。而从美学角度来说，“自然”与“美”又是自相矛盾的两种标准，古语有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天然”即“自然”，而“美”则是“雕琢而成的饰”所给人带来的主观感受，正像朱光潜先生所说“是美就不自然”，两者是互相对立的。说到底，上述对自然美的两种理解是由于人们所学知识的积累不同和对审美理解的角度不同而已。在经历机械论的自然观、自然审美客观化、自然本体论及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影响发展后，自然美本身固有的人类中心主义因素逐渐弱化，自然与人类社会不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平等互利的关系，同时自然美与艺术美的不平等关系也得到人们的重新思考。随着生态学及其他环境科学逐渐被引入自然审美体系，传统审美欣赏模式随之发生变革，自然审美中人为的主观性认识被减弱，使得自然美有了更多的兼容性，由此衍生出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并成为如今自然美的主要审美理论内容。

二、绿色设计的自然美表达

设计之计在于人，审美之美同样在于人；绿色设计重在绿色，自然审美重在自然，绿色与自然虽不等同但二者的内涵关系却是相互包容的。作为人类意识活动的产物，绿色设计力求在各个阶段都为需求和環境而设计，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设计过程包含了人对自然的深厚情感及人对自然内在与外在的理解与热爱。

1.绿色设计的情感美表达 法国美学家马利坦曾在解释自然美的根源时说：“当自然包含着情感时，它更美。情感在审美感知中是必不可少的。”自然美中的情感美源于人们对自然抱有的浓厚的兴趣和真正的热爱，设计中的情感美则在于以人为本的思想。以人为本的基本内涵是把人类的生存作为根本，把人当作社会活动的成功资本。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来讲，以人为本既要以人类社会中“人”这一群体为本，也要以自然环境中“人”这一物种为本。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人的需求，而绿色设计中的情感表达正是在于正确处理产品——人——自然三者之间的关系。王尔德曾说：“我们往往只是欣赏自然，很少考虑与自然共生存。”20世纪机器大工业下的工业产品追求量产，设计功能高于形式加之能源技术落后带给人们情感上的不满和生态环境的重创，无不提醒我们要重新思考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设计中对自然环境的情感诉求也变得顺理成章。在以人为文本思想的指导下，设计产品不仅要考虑人类社会中的人，更要考虑自然环境中人的需求，而绿色设计恰好是理清产品——人——自然三者之间关系的有效方式。

2.绿色设计的形式美表达 自然之美美于形，形式美是自然美的重要特征之一。自然界的形式美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然界本真事物呈现的形态之美，如雾凇、瀑布、天然溶洞奇观等源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另一种是经由人工参与改造后自然事物呈现的形态之美，如广阔的梯田、绿化的植被、壮观的园林等。自然审美当中的形式美是确定的、具体的，且美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是对立统一、不可分离的。对设计中形式美的理解同样可以从天然与人工两方面进行解释：设计中的形式美体现了形式本身包含的内容，一部分为构成形式美的感性质料，具有天然属性，如色彩、线条、形状等；另一部分为构成形式美的感性质料之间的组合规律，即形式美法则，具有人工属性。绿色设计作为一种独立的设计理念和设计风格，其形式美的表达从理念本身和设计产品两部分进行最符合上文逻辑思路。绿色设计涉及机械制造学、材料学、社会学、环境学等诸多学科内容，具有极强的多学科交叉特性；同时又集合了对象技术、并行工程、生命周期设计等多种发展中的设计方法，是集产品质量、功能、寿命和环境为一体的设计系统。其系统性和全面性将不同学科内容与设计方法按照一定规律组合起来使绿色设计理念具有了独特的审美意义，在这种审美意义下形式美与内容美成为相互依存的存在因素。设计产品中的形式美遵循3R原则的指导，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三者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既可作为循环经济生产发展的指导思想，也可作为产品造型设计的灵感来源。20世纪80年代起“减约主义”的流行是减量化原则最好的实践证明，减约主义是一种追求极端简单的设计风格，旨在将产品造型简化到极致，追求最单纯而又十分优雅的形态，从视觉上和材料上都体现出“少即是多”的原则。再使用、再循环原则则为产品模块化设计、可拆卸设计、可回收设计、可重用设计提供了具体的实施思路和方法指导。

3.绿色设计的内在美表达 自然美还包涵内在美，即自然事物形态“德性”与“智性”美的结合。“德性”之美是上帝赋予自然事物态势优美的权利，如落叶与白云的运动之美、树木年轮的历时之美以及花友争奇斗艳的芬芳之美；“智性”之美是自然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美好寓意，如冰雪有心志忠贞、品格高尚之意，王昌龄曾做“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即为此意；又如松树是傲霜斗雪的典范，三国人刘祯曾在《赠从弟》中道“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以此勉励堂弟要有松柏那样坚贞高洁的品质。绿色设计的内在美也可以从“德性美”与“智性美”两个方面进行解读。“德性美”从广义上讲代表着隐藏在事物深处，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总和。从事物动势概念出发可引申为绿色设计产品的功能表达，功能是产品对象能够满足某种需求的一种属性，产品对象是功能的载体，功能是产品对象的灵魂。绿色设计产品对功能的需求不再局限于产品本身的功能属性，其设计过程、生产过程、后勤系统等都有各自的生命周期且每部分均要对环境影响负责。由面向生命周期的绿色设计延伸出的可拆卸设计、维修性设计等都意味着产品功能多样化的发展及产品价值的提升。“智性美”源于事物美好的精神内涵，而绿色设计的内涵即为立足于整体思想，从产品生命周期设计出发，在保证产品外观与功能的前提下最大限度考虑对环境的影响，实现可持续发展。设计师只有在绿色设计的指导下，不断进行设计实践，以行动发现困惑，解决困惑，才能逐渐领悟到绿色设计的智性之美。

三、结语

自然美作为独立的审美体系，既包含传统自然欣赏模式又强调自然科学知识的进入。作为绿色设计的重要审美方式之一，自然审美在带给设计众多灵感的同时中和了设计中的理性思考，使绿色设计的审美内容加入更多的自然趣味。新时期的设计工作者应该树立正确的设计观与自然审美观，以实际行动为生态文明建设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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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朱峰.循环经济对工业设计的影响[J].科技资讯，2011（24）：235+237.

作 者： 于文琦，天津工业大学机械学院2018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设计美学；胡昌格，天津工业大学机械学院工业设计系副教授，研究方向：绿色设计与设计实践的内在美学。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

作者：于文琦 胡昌格

自然本体论情感化设计论文 篇2：

论自然价值知性模式与人格的生态涵育

〔摘要〕 作为主体的人类将以何种道德姿态面对自然，是当今生态文明能否得以顺利建设的关键，原因就在于道德观念是人和社会存在的预设前提之一。就道德观念的本质而言，其对人的意图、目的动机和行为有着规范及引导作用，是人类采用何种态度和观念从事社会实践的价值旨归。而道德观念与人性存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人性对道德的形成起着根基性作用，因此人性的生态化是生态文明建设对人性的需求性诉求，即源于人类生存的根源性的内在需要。而近代以来基于理性、人类欲望生成的人性能否重獲生态向度，关键就在于以何种方式来评价自然价值，而自然价值知性模式不仅能为此提供恰当的认知方式，也有利于生态人性的人格具象化，即生态人格的蕴积涵育。

〔关键词〕 生态人性;生态人格;生态范式;自然价值知性模式;生态文明

〔

作为道德产生基础的人性，它的出现是源于人类对生存意义、自我观念的反思和追问，由此何谓自我观念就成了理解人性的关键。所谓人的自我观念，就是“指人对自己是什么人的认识，即对自己人性的理解与把握。”①纵观历史，不难发现人类的自我观念并非确证于自身，而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生成、变化和发展。对此，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曾说：“在对宇宙的最早的神话学解释中，我们总是可以发现一个原始的人类学与一个原始的宇宙学比肩而立：世界的起源问题与人的起源问题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一起。”②在人类自然观由古代动物隐喻向近代机器隐喻的转变过程中，早期面向自然学习而生成的人性发生了断裂，丧失了原有的生态向度，取而代之的是人性向自身的需要和欲望生成，工具理性成为人的本质，进而使自然由人性得以生成的内在规定性变为人类肆意征服的对象，这必然就造成了今天的生态危机。为此，人类作为文明进步主体，其人性能否生态化，即生态人性的实现，不仅表征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且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之一。

一、 生态人性：人与自然的本质合一

作为实践性、目的性存在物的人，其人性及自我价值并非纯粹源于自身的自然属性，而是在人类实践活动中不断生成、选择和发展的。人性作为人的本质的内在规定性，不仅是人类善恶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的重要基础和判据，而且也体现着人类为了自身生存得更好的需求和目的。而从人性理论的自身发展脉络来看，其并非一成不变，是追随着人类对自我认知的不断变化发展而逐渐内在生成的。也正是源于对自身生存终极意义、终极价值的反思和追问，人类在自我意识中形成了基本的道德理念和价值观念。在远古时期，人类是通过探究和认识自然来了解自身，进而使人性与当时的宇宙生成论得以本质合一，实质上就是要从宇宙生成论中追溯人性生成的来源及其本源性根据。古希腊的宇宙生成论把自然视为一个自我运动、有着内在结构的生命有机整体。那一时期的哲学家们关于自然普遍存有这样的理念：“由于自然界不仅是一个运动不息从而充满活力的世界，而且是有秩序和规则的世界，他们理所当然地会说，自然界不仅是活的而且是有智慧的;不仅是一个自身有灵魂或生命的巨大动物，而且是一个自身有心灵的理性动物。”③古希腊的先哲们认为，人与自然是本源相同的、不可分离的有机整体，都遵循着同一规律，无论自然的内在秩序还是人类灵魂都受着“逻各斯”主宰、控制。人的本性与自然的秩序、规律必然是内在同一，“我们每个人的本性都是整个宇宙的本性的一部分”。④正如柏拉图所言，人的心灵原本就包容着自然的内在固有灵魂，而并非只是单纯地保有着人的心灵。在这种自然观或宇宙生成学指引下所生成的人类本性，必然将自然置于自己道德情感、道德关怀的域界，其目的就是要与自然和谐共存。恰如近代以前的科学，研究自然就是要探究自然的秩序，为的就是能同自然和谐生活在一起。

但自近代哥白尼的科学体系确证之后，人类对自然的理解发生了巨大转变，古希腊的物活论、宇宙本体论的自然观逐渐被人们所摒弃。尤其是牛顿经典力学体系的建立，机械还原论思想成为主导其他科学的圭臬，自然被视为一个由毫无质的差别的力所驱动的、死寂的物质世界，其中运动着的物质要遵循生物学的基本法则，自然本身固有的神秘性就此坍塌，充盈着自我精神的自然丧失了主体性，而被彻底客体化了。总体上，在人类自然观的历史演进中，科学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为我们认识世界提供了真理原则。虽然科学作为一种实证性知识为人类认知自然提供了逻辑法则和方法论原则，但是同样也提供了能够规约人类生活目的、行为意图的价值前提预设。对此，马克斯·韦伯曾明确指出：“自然科学，例如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有一个不证自明的预设：在科学所能建构的范围内，掌握宇宙终极规律的知识是有价值的”。⑤正是在近代自然科学的推动下，创生万物的大自然从一个备受人类敬畏的、拥有着理性和灵魂的、活生生的生命有机体，转变为一个被人类的目的和欲望所操控的、丧失了自我目的的、沉寂的宇宙机器。这些观点促使人们逐渐形成了如此理念，即宇宙从一个具有神秘灵魂、自我内在生长的生命有机体蜕变成一个由恒常不变的数学法则、力学原则等外因控制的永动的宇宙机器。至此，人类对自然的基本态度从敬畏自然转向了控制自然，以动物隐喻自然走向了以机器隐喻自然，其结果必然是工具理性、理性至上原则成为人类有序生活的象征和建构自身生活的基本法则，自然由人类的精神导师转变为人类的征服对象。人变成了自然的立法者，自然成为只具有工具价值的供人类使用的取之不竭的资源库。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了本质性断裂，随之以自然的秩序为依托而生成的人性开始转向以人的理性、欲求为基本原则而生成的人性。所以我们不难发现，人类的本性既有自然方面的属性，也有社会方面的属性，它从来都不是理论抽象的结果，而是生成于其所处的现实境遇之中。在本质上，人性的法则构成了人类生活目的和意义的依据和力量来源。斯宾诺莎曾明确指出，我们人类的生活目的就是利用人的本性法则来展现自我的力量。在这种人性论的指引之下，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毫无节制地疯狂掠夺自然以期实现自己的利益和目的，其结果是给生态环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进而使人类的生存和永续发展受到不可忽视的威胁。对此，恩格斯曾明确指出，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控制看似是人类的胜利，但是“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⑥

为了更好地生存和永续发展，我们就必须重新不断审视和反思自身的本性缘何缺失了生态的向度。如何重拾生态向度，使人与自然真正达到本质上合一，为人性能够重新面向自然而生成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之一。而自海克尔提出生态学概念之后，尤其是现代生态学的日趋完善，人们不仅对有机体、生态系统、生物圈、生态共同体等有了较为全面深入理解，更是逐渐认知到大自然纷繁复杂的物种、有机体和环境间是普遍联系、相互依赖、协同共生的，人类不过是自然生命共同体中的普通一员。正是借助于现代生态学内秉的整体性意蕴，使我们重新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是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这就为人性的生态化以及生态道德观念的出现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科学理论支撑。所以在一定意义上，环境和生态的危机实质上就是人类本性的祛魅和异化，而正是在不断解构矛盾的过程中人类的本性才能够得以返魅，因此不难发现，人性的生态化复归为解决这一危机提供了有效途径。就人性的特质而言，能否确立生态意识、生态道德理念、生态价值观念是人性能够生态化复归的核心问题，只有发自内心体悟自然，才能真正理解人生。

二、 自然价值的知性模式：人性生态化的价值认知基础

正是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人性被现代性所遮蔽，而遮蔽于现代性中的人性要重新获得解蔽，就需要重新预设自然的价值前提，即对自然进行重新的价值评价。近代以来，现代性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以工具理性为其主导性原则，换句话而言，工具理性成为人们构建生活世界的自然法则，它规约了人类生活的基本信念、根本目的和终极意义。正是在工具理性的倡导下，人类过分强调和宣扬了自己的主体性，导致了自身凌驾于自然之上，自然成了人类的奴仆和征服对象，这就使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具有了合理合法性，其后果是作为社会道德、价值建构基础的人性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危机。

那么，采用何种方式评价自然的价值，重新树立正确的生态意识和生态价值观念，直接关涉到人性能否从工具理性中解蔽，以便为人性的生态化复归提供价值预设前提。究其原因就在于，人类评价自然的方式是源于人类对自然的基本态度、人类自身的价值观念，而人类这些观念的嬗变离不开生态科学的理论支撑。自海克尔提出生态学之后，尤其是现代生态学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使人们认识到自身与自然环境之间、不同的物种间是相互依存和协同共生的，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有机整体。生态学的诞生及不断发展，为我们了解自然、认知自然价值，特别是自然本身所固有的、不以人类利益为判据的内在价值提供了一种基于科学的认知范式，即生态学范式。以生态学为基本理论范式的自然价值知性模式，借助现代生态学内蕴的整体性原则，通过对自然价值的进化与生成以及对价值评价体系的生态性、整体性的解读和确证，进而为人性重获生态的向度提供了价值认知基础。因为人作为从事实践活动的主体，其本性规约着自身对终极关怀的理解，回答着我们应以何种价值观念指引自己的生活，所以生态人性的确证关乎了生态文明的建设和发展。关于此，在2018年5月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就如何构建生态文明体系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建立健全生态文化体系应以生态价值观念作为基本准则。

在生态文明时代，我们的现实生活世界应该是一种存在与价值合一的生活世界。这种生活世界是以基于生态学范式的自然价值知性模式为指引的绿色发展的世界，它反映了人类应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的超越性生存需要。所谓生存与价值的合一，本质上体现着人类对终极关怀、终极价值的态度。就科学、伦理与价值的关系而言，人类对自己生活世界的建构离不开科学提供的真理性原则。正如美国环境科学家巴里·康芒纳所言“从任何一种角度上来说，科学都是人类认识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性质的工具，是从根本上知道人类在那个世界上的行为的知识，尤其在与生态圈的关系上”。⑦因此以科学的生态学为理论支撑的生活世界，对自然价值的诠释和评判就不仅仅限于纯粹的人类需求或利益的满足，而应该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和谐共生为基本价值原则和判据。正因为人与自然是本质合一的生命共同体，所以基于自然价值知性模式对自然价值的进化生成和自然的内在价值进行认知和评判才能够实现人性的生态化复归。

生态人性所认知的自然价值并非经济学意义上的自然价值，即自然作为客体对人类主体的有用性，而是一种基于生态学认知的自然实体的内在价值。基于生态学理论范式的自然价值知性模式，运用大量生态学知识以有机体为例重新诠释了其缘何拥有不依据人类利益或目的为判据的客观价值。究其原因就在于，生态学的理论知识已经证明了有机体自身是一个以信息和能量作为基本特征的自我维持的生命系统。为此，美国著名的环境伦理学家罗尔斯顿在自然价值的知性模式中指出“决定有机体的行为的，即使不是感觉，也是某种比行为动因更为重要的东西。决定行为动因的是信息;缺乏信息，有机体就会崩溃为一堆散沙。”⑧而任何一个有机体不仅通过与所处的环境进行能量和信息交换来保有自身的存在，而且同时会做出相关的评价，所以有机体本身就是一个价值评价系统。自然价值知性模式正是通过价值评价体系的生态化，进而指出自然实体的内在价值源于其固有的自然属性，而对其的认知却是由置身于生态共同体之中的评价主体完成的。在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协同共生的生命共同体中，人类作为认知和评价的主体，其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孤立、隔绝的，而是一种相容、共存的关系。这就意味着人类作为具有感知能力的存在物具有两方面的特质：一方面人类自身源于自然，是自然界普通的生命现象;另一方面人类的精神、行为等活动都是自然系统整体性进化的环节和部分。人的自我意识、自我价值都在与自然的交互关系中得以确立，是否具有内在价值或者理性不应该成为价值评价的惟一判据，人正是在与大自然的交往之中，同大自然的互动之中才得以实现对其的评价。正如罗尔斯顿所说：“评价行为不仅属于自然，而且存在于自然之中。”⑨换句话而言，如果以自然价值的知性模式作为评价自然价值的根基性方式，那么我们就是以一种非中立的、更深的认识世界的方法对自然价值进行评价，这种评价过程如同人类的产生，都属于自然整体进化的过程。充满创生力的大自然就是一個人格化的系统，其价值评价体系是进化的、生态化的。所以说，在人性的形成过程中，不仅有历史、文化和社会因素，也有着不可或缺的自然因素。正如贺麟所言：“持自然与人生对比，更足以了解人生，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全体，人受大自然一切律令的支配”。⑩所以人性的生态化复归是符合生态文明建设对人类主体的内在诉求，但是生态人性作为一种潜隐性自我要成为一种现实性自我就需要塑造与之相一致的、新的人格样态，即生态人格的塑造涵育。

三、 生态人格：人性生态化的现实具象

人性作为一种潜隐性的存在，只有通过现实具象化为人格才能得以显现。所谓人格，从词源来讲，古拉丁语的最初涵义是指舞台剧上演员佩戴的面具，随着对其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其内涵及外延也越来越宽泛。针对人格问题的研究，中西方文化既有相同之处，又各具特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格一词在比较晚近的时期才出现，但中国传统哲学把其等同于人品、品格等问题，并且是通过追问如何成人或者人应践履什么样的精神生活等问题来进行探究。关于此，张岱年曾这样表述：“人格，古代称之曰人品，是中国古典哲学的一个中心问题”，例如“孔子及其弟子有关于‘成人’的讨论，所谓成人即是完备的人格”。总体上，中国传统文化所诉求的完备人格是具有高尚精神境界的崇高人格。在西方文化中，针对人格问题展开较为系统研究的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心理学和伦理学领域，并且形成了众多的观点和理论。在心理学上，人格被理解为潜在的人性的外在显现，它涵盖了人的欲望、需求、动机、信念、心理过程、心理特征和心理状态等多方面的内容。总体上讲，近代以来心理学格外重视研究人格及其相关问题，但是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人格理论。而西方传统伦理学是基于个体角度，把人格理解为一个作为人的伦理尊严、道德品性、道德价值的总和，即他的道德规定性。人生于自然，存在于社会。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人的本质不是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正因为人是现实的人，因而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其人格必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所以，社会学家对人格问题的研究，主要是立足于一定的历史境遇，通过对人类主体自我意识的形成与当下居于的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進而深入探究人格的塑造和涵育。要而论之，任何一种样态的人格都内秉着自己时代的环境、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因素。今天面对亟待解决的生态危机，我们提出了走人、自然、社会三者和谐发展的、绿色的生态文明道路。

关于生态与文明发展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而怎样建设生态文明，如何建设好生态文明，除了制度体系和总体规划设计等因素外，至关重要的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即人是否具有与之相适应的人性和健全的人格。因为与黑色的工业文明相耦合的、理性至上的、漠视自然的人性或人格模式，目前看已经不能适应生态文明发展对建设主体的人性和人格的诉求。那么，什么是生态人格？罗尔斯顿提出，自然本身就是一个人格化的系统，生态的人格就是“一种自在的善，是自然在向文化演进的过程中所结出的一个重要果实”。关于生态人格，国内学界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把生态人格理解为生态文明发展所需的新型人格范式，是生态文明发展所诉求的目标人格;二是认为生态人格是一个由人的生态道德情感、生态意识、生态价值观念和生态行为等构成的多层次的、复杂的系统结构;三是从文明建设的主体角度，把生态人格界定为在道德理念、思维模式、生存原则和行为方式等方面都具备生态意识的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四是针对生态人格的内涵，提出它所具有的基本特征：“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道德他律和道德自律的统一、生态智慧和生态体验的统一、生态尺度和心态尺度的和谐统一”。概而言之，所谓生态人格是指，“个体人格的生态规定性，是伴随着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以及生态文明的发展，基于对人与自然的真实关系的把握和认识而形成的作为生态主体的资格、品格和规格的统一，或者说，是生态主体存在过程中的尊严、责任和价值的集合”。所以说，生态人格就是我们面对环境危机为解决矛盾所产生的一种生存需要在道德人格上的诉求，它以个体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道德行为、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认知以及主体间道德关系等来表征其所处时代的特点。在功能作用方面，生态人格具有内在逻辑一致的内外两种职能。生态人格对内的职能在于对自身的行为动机、价值取向、情感体验和认知方式进行规约，以便使其符合生态道德的要求。生态人格对外的职能主要是强调实践主体在适应和改造自身居于其中的自然环境时，要用生态道德意识、生态价值观念等规约自己的行为活动，其根本宗旨是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协调发展。

那么，怎样才能使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具备生态人格？对此，我们应立足于生态人性，从人性与人格的关系出发探究生态人格的形成和涵育。就人性与人格的关系来看，两者在逻辑上是内在一致的，人性是人格形成和建构不可或缺的基础。人性作为人的潜隐性自我，其现实具象化的结果就是外显为人格。对此，学者江畅有过如下论述：人性是人的潜在自我，“这种潜在自我的现实化，就是一个人的现实自我，现实自我就是一个人的人格”。所以说，人性是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它在解决现实矛盾过程中逐渐生成，因而凸显了鲜明的时代特征。正是源于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对人类生存发展造成了严重威胁，从而使我们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自然所持有的基本理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开始逐渐从征服自然的观念转向尊重、关爱自然的观念。基于此，近代以来面向工具理性而生成的人性借助生态学范式开始重新复归人性的生态维度，即生态人性得以确证，并且通过人类主体以生态人格的方式呈现和表征。但在此需要明确的一点，以生态学为理论范式的生态人性有别于原初向自然神性而生成的人性，生态人性是建于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实质上生态人性的形成，一方面是源于人内在的自我意识对自身如何更好生存发展的批判性反思;另一方面是反映了人类文明形态的嬗变在人之本性上的表征。就生态人格自身而言，其生成和发展与生态人性密切关联，可以说人与自然本质合一的生态人性为生态人格提供了阈限和基础。究其原因，不难发现：一方面为人性生态化复归提供价值认知基础的自然价值知性模式同时给予了判断生态人格的价值标准;另一方面生态人性内在所蕴含的生态道德自律、生态意识、生态情感及生态体验也为生态人格的蕴积涵育提供了基础。所以说，生态人格作为道德人格的新样态，恰恰反映了生态文明的建设和发展对主体人性生态化的迫切需求。在一定意义上，生态人格就是生态人性的现实具象。

结语

迄今为止，人类的文明大致历经了三种形态，即黄色的农业文明、黑色的工业文明和绿色的生态文明。以历史为尺度，我们不难发现，人类文明形态的更替和发展同源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进，两者之间具有内在逻辑一致的关系。古往今来，关于自然人类一直不断追问和思索，比如何为自然、人类应如何对待自然等，这一系列问题构成了人类自然观的基本理论内容。人类的自然观并非是抽象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和社会的。从原初敬畏自然到近代征服自然的观念转变，造就了人类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漠视自然的工业文明备受质疑，人类与自然将何去何从成为学理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由此促使了人类不断反思和审视自己的行为方式和道德观念。无论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还是在任何一种文明形态的发展历程中，最离不开的就是人类及人类的活动，原因就在于我們是居于其中的核心和主体。为此，要正确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类文明形态的更替，至关重要的是理解和掌握人类的本性及个体人格，因为人性是人类生活意义、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的根基。本质上，人性的生态化生成和主体人格的生态完善、塑造就是源于生态文明发展建设的内在诉求。

① 曹孟勤：《人性与自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6页。

②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5页。

③ 罗宾·柯林伍德：《自然的观念》，吴国盛、柯映红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4页。

④ 苗力田：《古希腊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602页。

⑤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第34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3-384页。

⑦ 巴里·康芒纳：《封闭的循环》，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91页。

⑧ ⑨ 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33、277、485页。

⑩ 贺麟：《文化与人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7页。

张岱年：《中国国学传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页。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1页。

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求是》2019年第3期，第5页。

曾建平：《试析生态人格的特征》，《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第5页。

彭立威：《生态人格塑造的实现路径》，《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166页。

江畅：《人性与人格》，《江汉论坛》2012年第7期，第36页。

（责任编辑：颜 冲）

作者：张敏

自然本体论情感化设计论文 篇3：

我国室内设计发展趋势探析

摘要21世纪,“人性化”的室内设计概念将取得根本性的转变,环境意识将成为室内设计的主导意识,具体表现为回归自然,提倡“绿色设计”并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可能。室内设计可能会决定建筑设计的某些手段。多元化的设计思路,将推动室内设计业的创新发展。中国“民族化”的室内设计定将影响国际的设计业。

关键词:新世纪室内设计人性化多元化新趋势

室内设计是建筑设计的延续,是建筑构思的深化,是创造环境的手段,是体现设计意图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建筑科学的发展和人类对环境使用功能提出越来越细致的要求,室内设计业已成为建筑设计中的一个独立的设计阶段,在学术上也已成为建筑学中一个新的分支。

我国的室内设计专业起步较晚,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室内设计出现了崭新的局面。进入21世纪,我国室内设计业的发展前景在原有特点的基础上,大致又有几种新的发展趋势。

一“人性化”的室内设计占主导地位

随着经济迅速发展,科学技术飞速进步,使人类逐渐超越物质功能的满足,摆脱技术工艺水平的局限,从物質追求层次向精神需求层次过度。心理学家马斯洛说:“一种需要一旦得到满足,它就不再成其为需要。”

经济的迅猛发展,使人类有条件、有意愿超越物质实用功能的层次,产生对更高层次的精神享受的需求。首先反映在室内设计创作观念上,那就是开始注重人的因素,开始关注空间使用者的生理、心理乃至情感的需求。整体设计以人为核心,一切有关的素材、技术都要考虑到人的因素,包括听觉、嗅觉、味觉、视觉、触觉乃至安全等方面。“为人而设计”的主导思想,在21世纪将广泛而普遍地体现在室内设计中,呈现出“人性化”、“情感化”的趋势,表现出对“公众参与”、“为人而设计”的创作理念的重视。这是由过去“功能性第一”到当今的“人性化第一”的一个根本性转变。

二“HID”与可持续性发展

回顾历史,你会发现进入到2l世纪的世界,人类正面临有史以来最严峻的环境危机。人类既是环境的创造物,又是环境的创造者,人类社会改造了环境,环境又反过来影响人类社会。

人类往往只是自私地考虑自己,设计的目的只是追求人们自身的舒适与满足,很少顾及与我们共生的其它生命及周边整体自然环境,无所顾忌地开发资源,破坏了地球的原本生态。同时,严重污染环境的非环保材料被设计师大量运用于室内设计中。人们已经认识到,人类在所有的行为中,特别是在改善自身生存条件的同时,必须认真考虑对自然环境的保护。

在室内设计领域,材料的更新将强调无污染与无公害。“绿色设计”已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设计界的一种时尚,一种时代趋势。从粘合剂到现场施工工艺均应把室内所含甲醛、苯、氡、二氧化碳、一氧化碳、放射性等有害气体加以考虑,均须积极考虑“Healthy Interior Design”,即健康设计问题。

21世纪,环境意识将成为室内设计的主导意识。室内设计的宗旨将不再只是为人类自身的“舒适”而奋斗。共生与环保的观念均是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前提,而新世纪中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同样支持室内设计业的繁荣。21世纪的室内设计,必须是配合规划、园林、建筑、艺术等门类的环境艺术设计的整体系统。任何一项没有环境整体意识的艺术设计,都只能是失败的设计。

三室内设计与建筑纵深发展的互助

21世纪,伴随科技的进步以及设计的规范化,建筑设计与室内设计同步运作已是大势所趋。在我国的一些高等院校,同是室内设计专业,教学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建筑院校室内设计专业,侧重于建筑空间关系与工程技术教育;而艺术院校的室内设计专业,更多地侧重于空间艺术造型、陈设艺术及装饰艺术教育。由于室内设计与建筑密不可分,因此建筑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室内设计的发挥。室内设计应与建筑相统一,如果建筑本身在功能、空间层次结构方面存在很大缺陷,室内设计尽管可以作一定的弥补,但充其量不过是通过装饰的华丽来掩盖其本质的不成熟。

作为室内设计师,要积极参与到建筑设计的方案阶段中去,而不是在完成建筑设计,甚至完成土建之后,留下一个不完善的内部空间去进行弥补设计,造成许多原本可以避免的遗憾。另外,一个建筑的最终效应与目的,应保证其内部空间的使用。因此,由室内的使用功能与造型设计来控制建筑外部的型体与量度,是正确的设计途径。

同时,组装式的施工工艺,已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广泛运用,它可以减少现场制作的机会与可能,以适宜于高节奏与无公害污染之未来社会,这也需要室内设计与建筑设计的同步进行与相互配合。

四多元化的设计思路

室内设计发展至今已经到了各种风格“并存共生”的多元化时代,对于强调“品格高于风格”的呼声,室内设计界达成了越来越多的共识。21世纪的室内设计更将是在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全球一体化背景下,多种风格、多种流派共存。许多新思维将应运而生,譬如对多边形空间的理解,对建筑自身的重新认识等等。同时,消费者的接受也会出现“并存”的现象,人们将以多种角度全方位地接受各种形态与式样的设计,而不仅仅是体会某种简化的单纯意义。

由此也引发出了一种值得设计界研究的创作倾向:室内设计应当以体验生活开始,而不是搜集和拼凑各种已有的设计图式开始;作品应从所处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出发,而不是从先入为主的艺术网格出发。具体来说,应当力求在比较开阔的视野和比较舒展的创作心态中,去精心地、全面地处理本体论中的理性与情感、艺术论中的空间与环境、文化论中的外延与内涵之间的复杂关系,以使作品的艺术品格的确能消除“虚伪、造作、粗陋”的劣迹。

我们说当今的设计是多元化的,是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科学的进步,模糊性、易变性、相对性已被人类觉察到是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的特点。首先是对于各种“美”的评价标准失去了原有的统一性,渐趋模糊。室内设计由古典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演化到今天的新古典主义、新地方主义、新少数民族风格、中国现代主义等“百家争鸣”局面。它是随着人的地位、修养、感情、性格、心理而异,是多元的网格反馈,这种反馈将激发人类更丰富的创造力,产生更多的新的信息,刺激人类的设计创作,给室内设计带来高速发展的契机。

五高度民族化已成为新的设计理念

无数知名人士断言,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纪。我国五十六个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东方文化。新世纪,人们虽然提高了生活质量,却又感到失去了传统,失去了过去,因此室内设计的发展趋势是既讲现代,又讲传统。在亚洲,日本、韩国的设计可谓是国际化与民族特色相结合的成功典范。我们认真分析其发展进程后便不难发现,日、韩两国均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前后经历了大量借鉴、模仿西方的优秀设计理念与手法后,经过长期思考,才真正领悟到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只有通过全球化的融合,通过比较挖掘出自身文化的精髓,以国际化的手法进行运作,才能使设计具有真正的民族意义上的国际品位。

我们可以看到,当外部世界变得越来越相似的情况下,我们将会更加珍视从内部衍生出来的传统的东西,就愈需要各种文化具有各自的传统特点,我们彼此共通的东西越多,就会越强调我们的独特性。因此,对于室内设计而言,民族文化是历史上时代更新的风雨无法冲刷掉的内在质料。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室内设计更重要的是面对现实;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最关键的是立足本土。纵观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发现,那些越是接近人类文化本质的东西就越健康,越正常;反之,如封建的、禁欲的、皇权神性的东西则是病态的、不正常的。秦汉时代的艺术气质和明式家具的古朴自然,就透出浓郁的人性特征,毫无雕琢俗媚之气。

当今,我国的室内设计业逐步摆脱了“借鉴”与“拿来”,正以全新的语言去创造国际化了的中国气质的符号与样式,以真正的中国民族化引领世界设计的新潮流。21世纪,我们将真正领悟所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众所周知的设计理念的深刻涵义。

21世纪,对室内设计业而言,必将开创、融入更多艺术科技门类的内容和思想,产生更多新观念的新时期。作为设计工作者,我们应抓住机遇,努力更新设计思想和设计理念,具备创新精神和真正的超前意识,设计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

参考文献:

[1] 梁展翔、金琳编著:《室内设计》,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

[2] 吴良镛等编:《建筑学研究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年。

[3] 张绮曼主编:《环境艺术设计与理论》,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l996年。

[4] 李朝阳编:《室内空间设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l999年。

[5] 陈易编:《建筑室内设计》,同济大学出版社,2001年。

作者简介:周中玉,男,1971—,河南南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环境艺术,工作单位:南阳理工学院。

作者：周中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