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论哲学群众路线论文

摘要：任何发展观的形成和确立都是在一定的世界观的指导下，对当前时代和社会根本性问题的反映。揭示科学发展观的本体论基础对于准确、深入地理解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本体论哲学群众路线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本体论哲学群众路线论文 篇1：

中共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基础

【摘 要】为使群众路线持续有效，有必要进一步提高理论认识的自觉性，尤其是说明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基础。这个基础的价值论是指中共和群众都应该具有的共同理想，由此群众路线也才是值得中共和群众共同维护和实现的好的事业；这个基础的本体论是指群众路线得以存在或成立的群众观点，由此群众路线只能是非对象性的政治行为，中共对群众也才具有利益代表的逻辑关系；这个基础的方法论是指一种新型的民主机制，由此群众路线的基本方法与其价值论和本体论原则是高度一致的。当前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特别要注意防止形式主义和尾巴主义。

【关键词】群众路线；政治哲学；中共党性

事实上，群众路线是毛主席的发明，并在长期实践中逐渐成为中共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策略的根本出发点和指归，同时也是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理论贡献。因此，群众路线既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实用主义，而是具有明确的政治哲学基础的政党理论及其实践策略。从学科角度讲，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的价值导向和规范要求，也就是说，政治科学侧重的是对事实如何的描述，而政治哲学强调的是对事物应该如何的导向。因此，指明并阐述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基础，具有指导群众路线实践（包括当前的教育实践活动）的理论意义。大体说来，这种政治哲学基础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价值论、本体论和方法论（及其认识论）。

一、价值论：共同事业

从学科分类来讲，价值论有两种含义。一个是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价值（value）的理论，另一个是指作为人文社会科学本身的基本范畴的价值论（axiology）。前一个理论主要研究劳动能够、并如何具有什么作用，以及这种作用能够、并如何用来等价交换，也就是值多少钱。后一个理论主要研究人文和社会领域自身的价值，也就是人们为什么需要、并如何判定好的理想，以及各种好的理想的等级或重要性，所以这个理论也叫做“价值哲学”。

不难看出，上述两种理论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关于什么是“值得”及其衡量方法和标准的研究。群众路线既是值得做的好事，也是道义为善的理念，但它基本上不涉及劳动价值问题。因此，从分类学角度讲，作为群众路线政治哲学基础的价值论应该属于上述后一种理论，通俗地说就是实行群众路线的“值得”与否及其衡量标准。显然，几乎没有人怀疑实行群众路线是“值得”、甚至是应该的、必须的，但现在的问题恰恰在于，对于这种毋庸置疑的支持因素或根据、也即衡量标准往往是片面的。换句话说，提出价值论层面的政治哲学基础的主要现实意义，就在于指出和纠正群众路线认识方面的这种片面性。

上述片面性，就是作为价值针对的“值得”的单方面性，在认识上主要有三种体现。其一，由于群众路线具有实事求是的特性，坚持群众路线有助于（甚至才能够）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并取得预期胜利和提高工作绩效，所以中共必须采取群众路线。其二，由于群众路线对群众（作为主体）或者社会（作为主体条件）是有好处的，比如能接受更好的服务、得到更多的利益（或实惠）、以及能对中共和政府实施更有效的监督等，所以应该执行群众路线。其三，中共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所以必然实行群众路线。这三种看法的共同结论，就是指群众路线是值得的。但是，这三种看法分别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的。“其一”是从中共角度讲的，叫做只有采取群众路线才能达到目的；“其二”是从群众角度讲的，叫做只有实行群众路线才能得到好处。“其三”也是从中共角度讲的，叫做因为中共是为群众服务的所以它要走群众路线。

上述三种看法都是对的，也都符合事实。但是，如果价值针对的“值得”仅止于此，仍就是一种片面性，因为它们不仅都无法回答“为什么”值得，而且都是各用各的标准，所以逻辑不一、衡量结果缺失真值。就“其一”的标准来讲，或者是中共的政治导向根据不足，或者是中共的政治品格缺乏特性，所以或者不能说明必须达到目标预期和工作绩效的理由，或者无法区别为什么只有中共而不是其他什么政党必须实事求是。就“其二”的标准来讲，或者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交换，或者是一种民粹主义的预期，所以或者不能回答当需要群众忍受牺牲的时候群众路线是否仍然“值得”，或者群众路线就只是中共单方面的责任。“其三”的标准明显是一种自我循环论证，而且也是针对中共的。不过，相对说来“其三”的问题涉及到中共自身的政治性质，所以为了避免重复，将此放到下面本体论再一并分析。

由上可以看出，如果仅仅从中共或群众任何一方来看问题，得出“值得”的根据都是不全面的，而且标准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即使将这两方面（包括“其三”）加起来或者结合起来，仍然难以避免片面性，因为所谓片面性指的是缺少了对中共和群众都是“值得”的同一标准。换句话说，群众路线对于中共和群众应该是同等价值的，否则或者就是中共不值得搞群众路线，甚至搞群众路线也是假的，是收买人心；或者就是群众无需对群众路线负责，只需要坐等从中获益。

这个同一的标准就是做人的价值。

从服务对象来讲，群众路线之所以要坚持实事求是的价值根据，在于“以人为本”。但是，人是具有能动性的，任何好的理想和行为也是针对人而具有真实含义的。毛主席说过，世间人是第一可宝贵的，但他在这句话后面紧接着说的是，只要有了人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所以，人的可宝贵性并不仅仅在于是一个属人的活物，而在于可以去做有意义的、符合好的理想的事情，叫做创造奇迹。换句话说，中共和群众都是群体的人，也都是个体的人，它们共同的事业使得群众路线具有了“值得”的价值。事实上，对于这个道理毛主席还说过很多类似的话，比如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了这点精神就可以成为高尚的和有益于人民的人（比如见《纪念白求恩》、《在中共八届二次全会上的讲话》等）；又比如，从具体的导向来讲，人还需要具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否则就等于没有灵魂（比如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

因此，中共用群众路线来保证自己预期目标的实现是真实的和必须的，群众路线为群众服务也是真实的和必须的，所以都是“值得”的。但是，如果中共和群众这两方面都能够将“值得”的选择诉诸于群众路线，必定因为还有一个对双方都适用和都必须的同一衡量标准，至少逻辑上讲是如此。这个标准就是做人的价值，作为群众路线政治哲学基础的价值论，就是指中共和群众都应该具有的共同理想。事实上，也只有具备了这个政治哲学基础，以人为本才是可理解的和真实有效的，群众路线也才是值得中共和群众共同维护和实现的好的理想和事业。

二、本体论：利益代表

本体论是西方哲学的术语，17世纪初开始采用的，英文是ontology。不过，至少由于两个原因，学术界对本体论的含义理解并不一致。一个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极少使用这个术语，所以就把它当成关于世界本原或本性问题的研究。另一个原因在于大多数词汇都不止一个意思，专业术语也是一样，所以就可以根据研究者的需要做有选择的、甚至含义引申的使用，比如“艺术本体论”之类的说法。因此，作为译名，应该防止对“本体论”作单义化的理解，但是作为专门的问题来使用，其含义却不可随意模糊。我比较倾向于认为本体论是研究存在问题的，包括存在的不同层次和形态。①事实上，关于本原或本性的追问之所以有意义，也是因为有“存在”存在着，即使所言说的是“无”，这种言说、以及这个“无”作为能够言说的对象必定也都是一种“存在”，或者是对于存在“‘存在’ 存在着”的逻辑证明。

因此，本体论要说的存在，主要就是指性质的规定性，也就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属性和形态。群众路线是中国特色，是中共做事情的出发点和指归，所以具有党性的本体论性质，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讲，这个出发点和指归就叫做群众观点，也就是群众路线得以存在或成立的政治属性或特性。

在《论党》的小册子里，刘少奇把中共的群众观点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以及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毫无疑问，这四个方面表明，群众观点是中共特有的政治品格，也是中共政党理论重要的创新内容和构成部分。但是，正因为群众观点的质的规定性，或者说，正因为中共是为了群众才实行群众路线的，群众路线也就不可能是对象性的，好像党和干部要如何善待群众似的。事实上，正由于群众路线作为非对象性的政治行为的根据在于群众观点，所以中国才能够实行代表制，中共才有理由称自己为“三个代表”。反过来说，如果群众路线本体存在的规定性指的不是这种非对象性的利益代表，那么中共和群众就仍只能是对象性的契约关系，叫做代理人和纳税人的关系，但是这样一来，群众路线就没有自身的政治特性或质的规定性了，因为从这种对象性的契约关系来讲，资本主义国家早就有一种群众路线了，叫做资产阶级民主。

经常见到一种看法，说中国的代表制是在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不符合事实。西方民主制度的核心是代议制，其质的规定性是政治权利的市场交易；而中国代表制度的质的规定性是在根本利益体现方面的唯一和排他性形式。因此，西方民主制度根本没有“代表”的性质。如果说，民主制度都要实行选举的方法，所以都有选出来的“代表”，那么，这种代表在西方是一种量的交易，在中国才是质的规定。所谓量的交易有两层含义，一是部分权利的让渡，另一是比例分配的多与少；质的规定也有两层含义，一是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另一是权力执掌的唯一性和排他性。因此，尽管掌权的群体总是少数，但在西方这个少数就只是一种量，他们虽然为多数（即选民）做代理，却只是代表他们自己。中国则不同，少数的代表资格并不在于量的多少，而在于他们与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这是一种唯一性和排他性的逻辑，就是说，这个少数如果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可以自己来改正，但决不允许让给别人（也就是中共以外的政党或团体）来做。要想使唯一性和排他性的逻辑成为现实，尤其是能够自我完善并得到群众认可，就必须实行群众路线，所以这种利益代表的逻辑，就是群众路线的本体论。

群众路线是非对象性的政治行为，所以中共和群众的关系才具有利益代表的本体论基础。但是，这种非对象性指的是一种逻辑关系，而不等于可以将中共混同于一般群众。恰恰相反，非对象性的根本利益代表是一种矢量，并具有明确的导向、目的、以及形式。对此，最为形象的比喻，就是毛主席说的种子和土地：“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1]1162种子和土地是不同的东西，但生根开花才是两者共同的导向、目的和形式，而正是在这一点上，群众路线的本体论根据和上述价值论需求是高度一致的。

由上分析就不难看出，前述价值论指出的“其三”衡量标准或认识之所以是一种偏向，就在于它违背了群众路线的非对象性本体论逻辑，因为这个逻辑在于，并不是由于中共为了群众才走群众路线，而是它不走群众路线就不叫中国共产党。换句话说，虽然不能排斥其他什么政党也可能是为群众服务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唯有中共的政治品格才要求为群众服务和走群众路线这两者具有非对象性的本体论逻辑关系，叫做利益代表的唯一性和排他性。

三、方法论（及其认识论）：民主机制

群众路线当然是中共制定并实施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一种方法，也是一种策略，所以方法论（methodology）就成为群众路线政治哲学基础的又一个根据和因素。但是，群众路线又不仅仅是手段意义上的方法，而是对方法的认识，所以这种方法论又有其相应的认识论（epistemology）因素。这种方法论及其相应的认识论结合在一起所表示的核心含义，就是中共所创立的民主机制。换句话说，群众路线的方法并不是一种中性的工具，而是以其价值论和本体论基础为原则的特定的民主机制，并体现为对群众路线具体方法的三个基本要求。

第一个就是调查研究。早在1930年5月，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中的第一节标题就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并在1931年4月又补充说：“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2]109，118后来，中共党内多次有过反对这个口号的意见，说它是“狭隘的经验论”，毛主席则一再坚持这个口号，说他不但不悔，而且“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3]791其实，这里争论的根本不是同一个问题。反对的意见认为，发言权是每个人的民主权利，和调查与否无关；而毛主席坚持的是所发之言的真实性，也就是对群众的了解与否及程度深浅。因此，调查研究对群众路线来讲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机制，既不同于一般的所谓科学研究（包括实地考察），更不是没有原则的所谓民主权利。不难看出，从调查研究旨在解决替谁说话这一点来讲，其方法论特性与前述的价值论和本体论是高度一致的。

第二个是要让群众明白。毛主席在很多地方不厌其烦地说过，中共的政策不仅要使领导者知道，也不仅仅要使各级干部知道，还要让广大群众都知道；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要使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因此，必须在政策执行和实施之前就和群众讲清楚。（比如见《关于工商业政策》、《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等）这些要求看起来都是一些工作方法，甚至是达到目的的策略，但它们之所以可行并且有效，仍然在于中共的党性。一方面，中共一直说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中共说自己没有一党私利，所以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道理就在于它与最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换句话说，让群众明白也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机制，明白的目的是为了共同做事情，而不是所谓的知情权，更不是每个人拿了这个权利来大家争吵不休。因此，作为一种方法，让群众明白的要求看起来简单而明智，实际做起来却很困难，因为如果没有作为党性原则的群众路线方法论基础，假、大、空和各种形式主义是难以避免的，即使在当前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也是如此。

第三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个“来”、“去”过程所表明的，就是群众路线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统一，所以毛主席接着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一般和个别”以及“领导与群众”的结合。[3]899同样，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更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机制，而且是民主在目的与手段上的一致、内容与形式上的一致。与让群众明白一样，这里讲的民主也不是所谓一人一票的权利，而是不同的民主机制。中共和群众都是人民的范畴，所以共同对人民的敌人实施专政；中共在实行党内民主的同时，对于党外民主的基本方式就是群众路线。因此，毛主席多次指出要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既不要在群众没有觉悟的时候搞强行冒进，更不能在群众要求前进的时候做尾巴主义（比如见《改造我们的学习》、《论联合政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组织起来》等）。

上述三个方面只是新型民主机制对群众路线方法的基本要求，或者说，体现了群众路线方法论（及其认识论）基础的主要内容。相对说来，理论上理解这种方法论与前述价值论和本体论的高度一致性并不困难，难的是将这种方法论正确有效地运用于群众路线的实践。教育实践活动只是这种实践的具体方法之一，而就现在的情况来看，特别要避免的应该是形式主义和尾巴主义，尤其是一些说法或做法，看似不过是随意的习惯，其实却反映出对于群众路线导向的不自觉。比如，“群众”和“人民”本是中国新型民主机制的政治术语，大致是为了区别于“公众”和“公民”，同时也为了表明中共和干部都属于“人民”的范畴，但是现在却极喜欢使用“老百姓”和“百姓”的说法，表面上好像是一种亲民的关心姿态，其实已明显体现出了用语者自己的居高临下。事实上，对于导向来说更重要的是“到群众中去”，因为如果不加分析、不做集中、不更正确，那么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不仅就是一种浪费，而且是对群众路线本身的腐蚀和败坏。注释：①比如可参见刘立群：《德国思想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本体论’译名辨正”一文。参考文献：[1]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责任编辑 郭彦英]

作者：孙津 范丽雯

本体论哲学群众路线论文 篇2：

实践视阈下科学发展观的本体论基础

摘要：任何发展观的形成和确立都是在一定的世界观的指导下，对当前时代和社会根本性问题的反映。揭示科学发展观的本体论基础对于准确、深入地理解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那么，科学发展观建立的本体论哲学基础是什么呢?是自然本体论、神学本体论、物质本体论?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如果以物质本体论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体论哲学基础，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发展动力和方法等问题就无法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本体论，以实践视角理解科学发展观，正确地理解了“以人为本”、发展动力和方法，才能深刻领悟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物质本体论；实践本体论；科学发展观；本体论哲学基础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胡锦涛同志对科学发展观做了精辟的阐述，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是一种全新的发展观，它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认识，已经从一般的经济技术层面上升到了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新高度。

任何发展观的形成和确立都是在一定的世界观的指导下，对当前时代和社会根本性问题的反映，揭示科学发展观的本体论基础对于准确、深入地理解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体论是西方哲学特有而又重要的哲学形态，从古到今，形成了许多本体论思想，如古希腊自然本体论，中世纪的神学本体论，近代唯心主义的精神本体论、近代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等等。在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科学发展观，建立的本体论哲学基础是什么呢?是自然本体论、神学本体论、物质本体论?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科学发展观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观理论基础的，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性的理解。决定了科学发展观的本体论哲学基础是什么。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性的理解，取决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考、理解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是什么”的确认。可以明确地知道。没有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看作是自然本体论、神学本体论或唯心主义本体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分歧是“物质本体论”和“实践本体论”。实际上，分歧缘于他们思考、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问题”思维方式上的根本分歧。我们将从方法论维度，在探讨物质本体论在思考“本体问题”根本缺陷的基础上，阐明科学发展观的本体论应是马克思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即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实践本体论”，并对科学发展观的本体(即本质)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论证和说明。

一、传统教科书物质本体论解释科学发展观的缺陷

(一)传统教科书物质本体论的含又及局限

物质本体论是指思考本体问题的思维方式。是从世界万物中，去探究出某种或某几种原初的具体物质形态，作为包括人的世界万物的本原(本体)。“本体”是世界万物的所从出者和所复归者，是世界万物(变体)之“所以然”最高的根据和原因，是世界万物的最高的统一性，人必须按自身和世界万物的本体一自然的性质和规律(逻各斯)行为，即强调人法(遵循)自然的性质和规律。马克思当年把它称为自然主义，它的合理性在于坚持了思考哲学本体问题的物质本体论的原则和方向，揭示了人的活动要遵循物的自然本性和规律的这个方面。

传统教科书虽然竭力走出旧唯物主义的圈子，但由于没有正确地理解实践的革命性意义，所以它依然没有摆脱旧唯物主义思维的桎梏，以主客二分物质为本原的哲学思维仍然是它思考的方法。因此。传统教科书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物质本体论”。这种认识不仅丝毫体现不出马克思新哲学对世界本体问题思考的历史创新。也丝毫体现不出马克思创立的新唯物主义思考哲学问题(包括本体问题)思维方式的革命性变革，而且它也不能避免或克服物质本体论思维方式思考“本体问题”的根本缺陷。

以物质本体论思维方式思考“本体问题”必然存在的缺陷：第一，在对本体问题的思考中，物质本体论的思维是一种“敌视人的唯物主义”。在这种物质本体论的思维中。只见物、不见人，视人为物、把人归结为物，只讲人同一于自然、人法自然的“天道’’—一即自然的道和理，而不是“人道”——人超越于自然的、人异于自然物(动物)活动的道和理。第二，在对本体问题的思考中，物质本体论的思维只能引出人的被动性、受制性，不能引出人的能动性、自由性。按照物质本体论的思维，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活动就必须按自然的本性和规律办事。人完全是一种受制于自然必然性的人形动物，从而就缺失人的能动性、自由性等有关人活动的本质的本体论的根据。第三。在对本体问题的思考中。物质本体论的思维是一种“抽象的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不仅单纯以自然物质为本体，而且把作为本体的“物质”，理解、把握为形式逻辑所把握的世界万物(变体)的抽象的同一性。在马克思看来，这样把握的作为本体的“物质”，与唯心主义把握的世界本体一“上帝”、“灵魂”、“绝对观念”、“理性”等一样，是不具有感性直观的现实性的，因而也可以说它是一种“物质抽象的唯灵论”。

(二)传统教科书物质本体论解释科学发展观的缺陷

科学发展观单从字面来看，“发展”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唯物论(自然观)范畴的。但从内涵来看，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它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历史观范畴的。在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中，历史观与唯物论(自然观)是高度一致的，无论是自然还是历史，客观事物还是人类本身，都以实践来理解。传统教科书从物质找到的解开物质世界之秘的钥匙与马克思从劳动(实践)找到的解开人类社会历史之谜的钥匙形成了尖锐的对立。由此造成了用物质本体论判定科学发展观的本体论基础时，就产生了种种缺陷。

第一。关于科学发展观的本质问题的理论缺陷。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在传统教科书那里，一方面它既想避免像旧唯物主义那样把人看作是生物意义的自然的人。看作是自然存在物，也承认人的意识及其对物质的反作用；另一方面它又担心强调意识的能动性。不小心又滑进唯心主义。就在这摇摆之间，传统教科书不自觉的走向了旧唯物主义。虽然承认物质对于意识的本原性。以及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但却和旧唯物主义一样。把意识的对象仅仅理解为一种感性的直观。不能进一步把感性理解为实践的、人的活动，所说的意识的反作用，也是丝毫不能违背客观事物的规律属性情况下被动的反作用。所以，

按照传统教科书直观的理解人的本质；来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时，这里的“人”只是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而不是实践、历史、社会的人，而“本”就应当是绝对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不是以人的实践本质为根本。当以传统教科书意义的“以人为本”来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时，人的需要创造、价值追求、本质力量等等，统统荡然无存，科学发展观所追求的人的全面发展就成了“乌托邦”。传统教科书的物质本体论所理解的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必定是“只见物不见人”的抽象的本质，这种理解也不能正确地指导人们具体的实践活动。

第二。关于科学发展观的“发展”动力问题的缺陷。传统教科书认为发展就是新事物不断取代旧事物，发展的核心就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并指出，所谓新事物就是指合乎历史发展总趋势的、进步的、必然向前发展的、具有远大前途的东西。旧事物是指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丧失其存在必然性的、日趋灭亡的东西。传统教科书的物质本体论思维方式，把必然性作为发展的动力，有必然性就发展。相反就灭亡。发展在本体论上就被视为与人的实践活动无关涉的发展的规律和动力。由此一来，人类可以什么都不做了，既然由事物客观必然性来决定事物是否发展。那么，该发展的就发展，不该发展的就不会发展，人只是一个旁观者，束手无策的任事物自生自灭，这样，我们的党也就没有必要提出和践行科学发展观了。由此，科学发展观强调要着力探寻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发展的规律，以及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便在这种解读中失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依据，甚至提出去探寻这样的规律和动力问题，也会成为一种没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依据的假问题。因为，按照这种观点，社会运动也会因其内在的必然性的作用而实现而发展。显然，这样理解的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动力，也是一种抽象的、“只见物不见人”的物质本体论理解的社会发展及和谐的规律和动力。而且在实际活动中，造成两种不好的后果，一是消极无为的思想和行为。二是懒惰怠慢的思想和行为。

第三，关于科学发展观的“方法”问题的理论缺陷。党的十七大把统筹兼顾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进一步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按照传统教科书的物质本体论思维方式，把方法引申理解为物的运动或活动的样式、方式。强调客体高于主体的绝对性的思维方式，这样“见物不见人”思维方式在现实中是不可能正确理解和运用复杂的统筹兼顾方法。而实践的唯物主义认为人是在自己的活动中，为了解决由实践生成发展的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本然和应然、理想和现实、真善美等一系列对立面的统一问题，才产生了方法的可能和必要。因此，科学发展观的“方法”绝不能理解为从物质本体论思维方式引申出的事物自在的运行方式，而只能理解为人自觉地按实践的内在本性和规律。去调整和规范自己活动或行为的方式，从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

二、从实践理解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主义本体论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本体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关注的世界，是在自然世界基础上、由人的实践活动生成发展的人化自然、人类社会、人自身和人的思维等的人类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思维方式思考人自身、人类社会和人化自然生成发展的实践性，来揭示人类世界的实践本质(本体)。

第一。人自身生成发展的实践性。首先，实践发展人的自然属性。实践使人的自然需要的对象、内容和满足方式超越了动物的自然性，赋予它们人本身所特有的那种自然属性。其次。实践发展人的社会属性。人的社会关系都是在历史实践中生成发展起来的。这些社会关系反过来又规定着人、构成了人的社会属性。再次，实践发展人的意识属性。人的意识、思维和观念，不仅是在实践中生成的，而且是在人的历史实践中发展、实现和确证的。

第二，人化自然生成发展的实践性。实践生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成为人化自然：一方面。人按照把握的规律和一定的目的去改造自然客体，使人的实践本质和力量对象化到被改造的自然客体中，从而使自然客体转变为属人客体，生成发展出了人化自然，人通过实践对自然对象打上了社会的烙印。另一方面，人又按照把握到的规律来改造人，把客体的规律对象化到主体，从而使人运用自然的本性和规律来改造自身。这方面如果单纯从自然的本性和规律说，就是“人法自然”中的人的自然化。

第三，人类社会生成发展的实践性。实践同样也生成着人与社会的关系。一方面，人按照自觉(或不自觉)把握到的人的实践本质、人的发展规律和发展人的目的来改造社会客体，使人的实践本质和力量对象化到被改造的社会客体中，从而使社会客体(人类社会)的改变日益满足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客观需要，使人类社会日益成为人的实践本质和力量所对象化的社会。由于人的改造社会的实践，是建立在改造自然的实践基础上的。人就必须按照人与自然的一定的、合规律性的关系来改造社会，使社会打上自然的烙印。所以，社会发展历史，既是人类的历史。又是自然的历史。另一方面，人又按照把握到的社会规律来改造人。把社会客体的规律对象化到主体，从而使人运用社会规律来改造自身。这方面如果单纯从社会的本性和规律说，就是“人法社会”中的人的社会化。

人自身、人化自然、人类社会实践的生成发展规定了人类世界的实践本质，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就应是从实践理解本体问题的“实践本体论”。

(二)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本体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实践为本性的，是实践本体论。只有在实践范式中，科学发展观的本体论哲学基础才得以明晰。科学发展观也才具有从理论转为实践的现实和必然。

第一，科学发展观现实性和科学性的实践本体论基础。科学发展观现实性和科学性根源于实践。它来源于实践。又去指导实践。一方面科学发展观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不切实际的理论。它是在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是对国内外发展进程，对中国三十来改革开放的现实的经验教训深刻反思，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和概括。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观将用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为中国长期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指明新的发展模式和

方向。“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分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认识的成果，从而成为我们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指导方针。

第二，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核心)——以人为本的实践本体论基础。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都是实践的。”显然，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人的本质，因此，人是从事现实感性的实践活动的人。

以马克思实践本体论为“以人为本”的本体论基础，“以人为本”就是“以实践的人”、“以占有和发挥人的实践本质为本”。

首先，揭示了“以人为本”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人、作为历史实践主体的人。人的基本含义就是(1)作为实践的人是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而不是纯粹的思维对对象性人的存在规定的抽象的人。这样的人就能在实践的主客体的双重对象化活动中。去生成发展人改造自然、社会和自身的历史。由之必然导出共产主义的自然的、社会的和人的发展理想。(2)作为实践的人。既是现实的人、又是理想的人。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代，现实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资本的支配统治下，人的本质被物化、人性表现为物性；理想的人，则是否定人的现实存在状况趋向于共产主义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3)作为实践的人，既是总体的人，又是个体的人。总体的人的实践活动。不仅构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运动，而且还构成其辩证运动的主体。作为个体的人，则是参与总体的人的历史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个体构成总体，个体通过总体来理解。

其次，揭示了“以人为本”的“本”，不是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本”，而是以现实的人的本质—一即对人的实践本质的实际地占有为“本”。这表明。从实践理解“以人为本”，表征着人民群众从而人对自己实践本质占有和发挥一即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为根本的价值取向。这就是马克思实践本体论所内含的人的发展观，即人是在自己的历史实践中，通过对自己实践本质的占有和发挥，逐步地获得人的解放，从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第三，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本体论基础。全面协调体现了科学发展的空间维度，可持续发展则体现了科学发展的时间维度。首先，在实践本体论看来，人的实践包括三种基本形式：物质生产实践、社会交往实践和人对自身改造的实践。物质生产实践，它促使主体与自然(客体)普遍化和整体化；社会交往实践，它促使主体整体化和社会化：人对自身改造的实践，它促使主体的自然化和社会化的统一。实践的历史空间，决定发展必须具有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其次，在人类实践的历史时间的三个维度——过去、现在、未来三者之间的关系上。实践本体论强调以现在的、高级的形态认识和说明过去的、低级的形态(用‘人体解剖’代替‘猴体解剖)，而不是自然时间的自在延续的序列。这是因为，人类实践是一种肯定和否定相统一的现实活动，它肯定现实(现在)的同时否定着实践对象的过去。它否定现实(现在)的同时肯定着实践对象发展的未来(理想)。从实践理解(历史)自然、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发展。都是一种在实践中不断地否定自身的现存状况，而趋向它们各自理想状况的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实践的历史时间，也决定了发展必须具有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最后，在实践本体论的视野中，历史时空结构不是脱离实际的一种抽象的存在，而是受人类实践状况所规定的、具有具体性和历史性的存在。现实的人化自然、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发展，正是在实践通过逐步否定它们的现存状况而逐步实现它们的理想状况的发展的。

第四。科学发展观的“发展”规律和动力的实践本体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论认为，发展是由人的实践活动决定和推动的，它既不是无人身的绝对理念的自我矛盾运动的演进，也不是单纯的客观事物的相互作用，由物向他物的转化，更不是事物的必然性的必然结果。发展实质就是在实践活动过程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不断的和谐统一。实践造成了人与自然、社会、自身的矛盾，同时，这些矛盾的解决也“只有通过实践的途径。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性。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人既作为主体，也作为客体与自然客体进行客体主体化和主体客体化双重对象化活动。这种双重对象化活动实现了实践中人、自然、社会对立面的统一，一方面通过客体主体化的活动，人把需要、价值、本质力量等注入到所改造的客体中，使客体按照人的方式发生改变，日益满足人的发展需要。另一方面通过主体客体化活动，人在改造客体时，要遵循自然客体、社会发展、人的发展的规律性。做到合目的性和规律性统一地改造客体，这个过程中，客体的规律属性转化为人的新的本质力量。不断地提高人的需要和价值追求。正是通过双重对象化活动，人与自然、社会、自身在实践中不断地实现统一，不断地构建出人与自然、社会、自我在实践上的和谐关系，不断地推进人化自然、人类社会以及人类自身的发展。

三、从实践理解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意义

从实践理解科学发展观，对于我们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内容和实质，作为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一，胡锦涛总书记曾明确地指出“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对这个国家的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同的发展观往往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在当今新的时代条件下，应该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可见。界定科学发展观的本体论哲学基础，对于决定中国今后社会主义建设方向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只有以实践哲学思维理解科学发展观，把实践本体论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体论哲学基础，才能科学的论证我党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正确性，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和必须性。实践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对于人们正确认识、深刻领会以及自觉遵循科学发展观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是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依据。科学发展观来源于实践，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成果，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科学发展观强大的实践性，使得它成为中国发展的必定方向和模式。并且从科学发展观现实来看，科学发展观也只有通过实践活动才能从理论到实际。所以。我们要坚定不移的深入的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第三，“以人为本”的实践本体论基础，说明党在社会

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始终不渝的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所理解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人。是在一切实践活动中有需求、有思想、有价值追求，注入了自身本质力量的社会的人。人既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实践的主体，是发展的推动者和现实力量，又是社会发展的客体，实践的对象，发展的受益者。发展是主客体高度统一的体现。所以我们党在制定和执行方针政策时，必须坚持群众路线，依靠群众的力量。时时刻刻想着人民的利益。中国的建设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同时，中国的发展又体现着中国人民利益。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深入贯彻落实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

第四，指出了发展要以人民的需要和利益为准的同时。发展也要坚持合客观规律性的原则。发展是主客体的统一。是合目的性与和合规律性的统一。遵循客体的本质规律和活动规律也是发展所不能忽视的。“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科学思想。只有求真务实，认识规律。把握规律，才能得其要旨。”所以，科学发展观在从实践理论转变为实践现实，指导人们的行为时，要正确地分析国际和国内的形势和各种矛盾关系，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国情，从中国具体的主要矛盾出发，认识和遵循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规律、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经济发展规律、政治发展规律、文化发展规律、人的发展规律以及人发展的活动规律，切实把握这些规律对当代中国发展的制约以及对现实的人、自然、社会、意识等相互交织复杂关系的作用。强调和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实践理念，协调这些规律之间良性互动，创造条件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和谐，全面推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与和谐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2]胡锦涛.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鳊E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胡锦涛.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4]胡锦涛.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R].北京2006-12-5.

[5]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7]胡锦涛.推进合作共赢，实现持续发展[N].人民日报，2004-11-21.

[8]胡锦涛.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王友海

作者：金崇碧

本体论哲学群众路线论文 篇3：

群众路线的哲学解读

【摘要】从哲学认识论上来看，无论是“唯物”的认识路线还是“辩证”的思维方法，都能够合乎逻辑地推导出群众路线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人民群众、生产力、实践这三个哲学范畴在唯物史观的逻辑体系中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主体间性思想同样也可以成为群众路线的重要理论依托，真正坚持群众路线就是要剪除视群众为“客体”的官僚主义作风，确认并实现人民主体地位。

【关键词】群众路线 认识路线 唯物史观 主体间性

先贤孟子指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尽管古代的民本主张与今日群众路线的主旨思想大有出入，但其内在逻辑理路的一致性是不言而喻的，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重视人民，发动群众，是古往今来实现社会治理的思维原点和价值指向。“群众路线”的基本表述是四句话：“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①这四句话的意蕴丰富而深刻，在哲学理论思维的高度上解读更加立意高远，而且惟其如此，才能由认识上的深刻走向实践上的自觉。

从认识路线到群众路线

在哲学上有两条根本对立的认识路线：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从思想和感觉到物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如果在理论思维中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那么在实践行动上就必然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因为哲学认识论所关涉的“物”就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本身，认识的辩证过程就是群众路线缜密而深厚的理论基础。

认识的辩证运动过程有一个总规律，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有一段经典表述：“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在“实践—认识—实践”的辩证运动链条中，“从实践到认识”体现了实践对认识的“先决”作用，实际上就是一个自下而上地从“群众”到“领导”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集思广益、调查研究的“民主”过程；“从认识到实践”体现了认识对实践的“先导”作用，实际上就是一个自上而下地从“领导”到“群众”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戮力同心、贯彻落实的过程。从实践到认识就是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从认识到实践就是一切为了群众，到群众中去，前者重在解放思想，后者重在统一思想。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理解，事物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来自于事物内部矛盾的辩证性，没有离开同一性的斗争性，也没有离开斗争性的新的更高级的同一性，事物的发展过程正是在“同一性—斗争性—同一性”的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中向前跃进的，在这里，“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含义与身份都具有相互生成的圆润性，同乃异中之同，异乃同中之异。在这个思维向度上，成对出现的两个概念往往都具有高相关性和高开放性。实践和认识、民主和集中、手段和目的、官员和群众、统一思想和解放思想的关系都具有这种辩证性，两两之间正是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

辩证思维方法带给我们的启示非常深刻。认识是实践基础上的认识，实践是认识指导下的实践；集中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目的是借助手段的目的，手段是指向目的的手段；群众是响应领导的群众，领导是服务群众的领导；解放思想是统一思想之语境下的解放思想，统一思想是解放思想之根基上的统一思想。这些成对出现的关系在本质上都必须保持内在的一致，否则就会导致联动关系链条的断裂而走向不可持续的“恶循环”。

从哲学认识论上来看，无论是“唯物”的认识路线还是“辩证”的思维方法，都能够合乎逻辑地推导出群众路线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因为没有群众路线的坚守，就没有政治权力的合法性，社会治理的手段与目的也就无法真正协同起来。群众路线从理论上宣告了手段与目的的无缝对接与彼此嵌入，如果能够在实践中坚持坚守，必然会是政通人和、梦想成真。

从唯物史观到群众路线

唯心史观把人民群众视为无效数字，历史不过就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唯物史观则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唯物史观的“物”有三个维度：在主体维度体现为人民群众，在客体维度体现为创造财富的社会生产力，在主客体相统一的维度体现为人民群众的生产实践活动，三个维度互为理论依托并相互印证。

“人”是考察社会历史问题的第一支点，怎样理解“人”就会坚持怎样的历史观，换言之，没有正确的人性论就不可能坚持正确的“群众路线”。唯物史观对抽象人性论的批判和对科学人性论的阐发正是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石，人的本质问题是人性理论的最核心思想，马克思对人的本质问题有两段经典表述：一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社会关系总和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二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自由自觉活动说”：“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前者侧重阐述人的本质的具体性丰富性，后者侧重阐述人的本质的历史性发展性，两种表述虽然各有侧重却并行不悖，因为人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在社会实践（自由自觉的活动）基础上生成和确认的，而人的社会实践都是既依托于社会关系又持续创建着新的社会关系的实践。

因为人的本质是具体的历史的，所以人民群众必然也是历史的具体的，“人民群众”不是一个宏大叙事的概念形式，不是一个大写的“抽象人”，而是活生生的“每个人”，是有表情、有思想的实践主体，所谓“群众路线”必须是具体到人落实到事的群众路线，如果只是高谈阔论翻翻书本听听讲座而已，那就是“伪群众路线”。把人的本质理解为具体的历史的，对群众路线的理解就是透彻的踏实的；把人的本质理解为抽象的永恒的，对群众路线的理解就是空洞的浮夸的。

人的本质问题关涉的是群众路线的逻辑起点，社会发展动力问题则是群众路线的逻辑主线。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社会基本矛盾，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这种矛盾运动的内在规律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的规律和“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变革要求”的规律。在这里，“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概念都必须要解读为“有主体”的存在，必须把蕴涵在内的“人民群众”的主体性解读出来，社会基本矛盾才能合乎逻辑地成为社会发展的“阿基米德点”。首先，生产力是“谁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是“谁和谁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是“为谁服务的”上层建筑？人民群众当然是社会历史舞台上的第一主角；其次，既然社会基本矛盾是一种“矛盾”关系，那就必然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各子系统内部都会有两股势力的长期角力，同时也正是两种人两大阵营的长期角力，放眼历史发展长河，这种角力的必然结果正是人民群众的自我解放；最后，社会基本矛盾呈现为一个“矛盾运动”的过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变革要求总是在“适应—不适应—再适应”的开放周期里实现自我完善，这个自我完善的过程并非像自然规律的作用形式一样自发地推进，而是必须有自觉能动性的同步参与，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过程。总之，从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上来分析，一定要摆脱“见物不见人”的无主体解读方法，毕竟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动机的动机”和“动力的动力”，正如恩格斯所说：“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②

从主体间性到群众路线

主体间性哲学的崛起是西方主体性哲学盛极而衰的产物，其理论旨趣是谋求突破近代哲学主体性原则的封闭性，使主体性不再只被理解为单子式的个体主体性，而是同时具有了交互主体或类主体的意义。“主体间性是指主体之间在语言和行动上相互交流，相互理解和双向互动，双重融合的关系，是不同主体通过共识关系表现出来的相关性和一致性。”③

追溯现代西方哲学主体间性转向的思想历程，有三位哲学家作出了非凡贡献：

第一位是现象学大师胡塞尔，他所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不仅我的“思我”本身与他人的“思我”本身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而且他们所认识的对象世界也完全是同一的？胡塞尔提出了著名的移情论的“类比的统觉”来解决这一问题，借此将他人此时的“那儿”与我的此时的“这儿”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对象。“这种发现是经过类比意识达到的，通过我自身与他人身体的类似性，自我把有机体存在的含义由我自身传递给他人，使其成为一个他人的身体，从而推断出有一个他人存在，同时通过类比认识，我在他人身上也看到了我自身。”④

第二位是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他的主体间性理论以生存论的“此在”为根本，更关注自我与他人之间生存论上的同时共在。他指出：“世界向来已经总是我和他人共同分有的世界。此在的世界是共同世界。‘在之中’就是与他人共同存在。”“此在之独在也是在世界中共在。……独在是共在的一种残缺的样式，独在的可能性就是共在的证明。”⑤海德格尔用一种“存在的真理”取代了胡塞尔的“认识的真理”，用一种“践履的学说”取代了“静观的学说”，他的主体间性理论探索更具伦理学指向和社会本体论意义。

第三位是奥地利的哲学家马丁·布伯，他按照人的生活态度把世界分为两重：被使用的世界和我们与之相遇的世界，前者表现为“我—他”模式，后者表现为“我—你”模式。他在《我与你》一书中指出：“人生并非只是在及物动词的领域里度过的。它并不只是依靠以某物为对象的活动才存在着的。我知觉某物，我感觉到某物，我想象某物，我意愿某物，我感触某物，我思考某物。人生并非仅仅在于这些以及这一类的东西。所有这些，只构成‘它’的领域”，“当说到‘你’时，言说者并没有把什么物当作他的对象”。⑥“我—你”关系体现为一种真正名副其实的交谈性对话关系，这种视人如己、视物如己的“爱”的原就是主体间性原则。科学方式的认知是“以我观物”，审美方式的体验是“以物观物”，在后者的视域中已经失去外在的对象只有彼此回应的“你”，因此“我—你”模式更接近于美学的境界，这是一种更为彻底的社会本体论学说。

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每个人在从自我出发思考和行动时，必定是以自身为主体的，而其思考和行动的对象无论是他人或他物，就都成了客体。但他人同样可以是从他的“自我”出发进行思考和行动的主体，并不单纯以客体的身份显现。当人们仅仅把别人视为客体，而别人同样回应以“客体”意识时，就会彼此陷入尴尬的困境，从而导致主体间的非人道化困境。比如，男人是否视女人为客体？富人是否视穷人为客体？警察是否视嫌犯为客体？医生是否视病患为客体？城里人是否视乡下人为客体？官员是否视群众为客体？正因为“主客二分”模式内蕴着各种可能的歧视与偏见，主体间性思想的价值就愈益凸显出来。

群众路线是主体间性哲学思想合理外化，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要确认并实现人民主体地位，虚心向群众学习，悉心为群众服务，尊重群众首创，维护群众利益。真正坚持群众路线就是要剪除视群众为“客体”的官僚主义作风，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各方面持续改善民生，努力让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中国梦是人民幸福之梦。

在主体间性哲学的语境下，干群关系既不能被理解为“主客”关系，也不应该被理解为“客主”关系，那样就会从一种错误走向另一种错误。“客主”关系不过是一种颠倒过来的“主客”关系而已，不过是歧视与反歧视的简单换位。时下在执行“八项主张”的过程中有些人就已经走进了类似的误区，由原来大张旗鼓地替群众“做主”走向了不仅不敢为群众“做主”而且也不敢再为自己“做主”了，如此一来，他怎么能充分发挥其主体性为人民群众服好务呢？主体间性原则是主张双向“有我”的原则，它反对那种单向“有我”、单向“无我”的主体性原则。

主体间性哲学并没有对主体性哲学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而是采用了“扬弃”的方式加以批判继承，主体间性就是交互主体性，从人的主体性发展维度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可以概述为“人的依赖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以及“自由个性”三个阶段，其实这也正是主体间性历史发展的三种形式：直接的主体间性、间接的主体间性以及完善的主体间性。有鉴于此，对群众路线的理解也必须有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相协同的意蕴，在干群之间强调主体间性，而干部有干部的主体性，群众有群众的主体性，两种主体性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群众路线本身就意味着一个政党主体或政府主体的存在，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学习实践活动都体现为一种主体性“安排”，是主体性的自我完善与自我超越，是内蕴着主体性的主体间性。

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哲学的任务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在于改变世界，群众路线不仅是个认识问题，更重要的是个实践问题，至此，群众路线的哲学解读既是结束，更是开始。

（作者均为沈阳药科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3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5～256页。

③姜建成：《科学发展观：现代性与哲学视域》，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8年，第193页。

④贺善侃：《实践主体论》，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第197～198页。

⑤[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方庆节译，熊伟校，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146～152页。

⑥张世英：《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55页。

责编 /张蕾

作者：吴峰 董晓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