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指导制度分析论文

[摘要]案例指导制度在我国确立已经有近11年的时间，案例指导制度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充分契合我国重视案例的审判传统，是满足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审判需求的重要举措。但作为一项“年轻”的司法制度，案例指导制度在适用过程中仍然存在适用标准不明确，相关配套机制不合理，裁判人员不专业等问题，这些问题导致案例指导制度的功能发挥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案例指导制度分析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案例指导制度分析论文 篇1：

检察案例指导制度：运行分析与完善建议

摘 要：案例指导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指导性案例是重要的“法治产品”“检察产品”。通过对15批检察指导性案例的制发和应用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发现指导性案例在规模体系、供给结构、适用制度、编辑发布、效力效果等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借鉴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案例研究中心”探索实践，围绕检察官办案这一核心环节，从加强检察官案例思维方法和应用能力培养角度，建议加强理念宣传，明确制度效力，实施程序约束，强化能力培养，完善辅助机制，建立激励措施，实现检察案例指导制度应用机制逐步完善。

关键词：检察案例指导制度 价值功能 参照程序 完善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案例指导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1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发布了15批59件案例。天津市人民检察院也在全国检察机关中率先成立了“案例研究中心”，形成了案例的撰写、征集、报送、评比、编撰、应用完整机制闭环。为充分释放检察案例指导制度红利，本文拟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1至15批指导性案例为研究样本，分析探索制度运行中的经验与不足，总结天津“案例研究中心”工作机制运行成果，为进一步完善制度设计，实现指导性案例在基层检察机关与检察官中落地生根、在办案实践中用好用足。

一、基本功能分析

（一）促进司法制度完善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国法治建设重心，实现了从法律规范到法治实施的历史性转移。从强调规则的建立健全，到强调规则治理的全过程，必然要求对法律执行、法律适用、法律遵守、法律监督等全过程有效加强。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案例指导制度具有“改变中国法治格局”的宏大制度价值。国际著名法学者拉德布鲁赫曾说过“谁在起草法律时就能够避免与某个无法估计的、已经生效的法规相抵触？谁又可能完全预见全部的构成事实。”[1]成文法天然具有滞后性、有限性、抽象性等不足，而指导性案例具有灵活性、生动性、具体性特点，正好可以弥补成文法不足，进而统一司法标准、昭示司法政策、实现具体正义，是一种能够体现中国特色司法制度的变革举措。

（二）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检察指导性案例是司法办案工作的标杆，反映了最高司法机关对办理某类案件的意见和政策倾向，提炼的规则和指导意义为办案更好地提供了指引和遵循。案例指导制度的本质是推广总结办案经验，对于检察办案工作具有引领、示范作用。通过指导案例，为办案一线提供裁判标准、方法，从而限制自由裁量，保障同案同判，增强群众对案件处理结果的认同。通过制发指导性案例有利于明确类案法律适用规则，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提高办案质效，提升司法公信力。

（三）实现“四大检察”全面充分协调发展

新时代检察机关“四大检察”法律监督职能体系已经确立，但发展还很不平衡不充分，特别是在行政和民事公益诉讼领域有些工作甚至还存在空白。指导性案例在推动检察机关和全体检察干警转变工作理念、补齐业务短板、强化监督弱项等方面，具有示范典型的重要作用，可以发挥上级检察机关的指导、引领作用，更好地服务检察工作实践。通过手把手地教、面对面地学，为全体检察干警提升法律监督能力提供了“参照系”“活教材”，是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机关强化领导和推动工作的重要抓手，特别是为检察工作开拓新领域、履行新职能、办理新型案件，提供了科学的思路“样板”和有效的方法“标本”，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充分履行和全面发展。

（四）提升检察官办案素能

案例指导制度，使检察官在“从抽象到具体”逻辑三段论法律思维之外，熟悉掌握“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法律思维方式与适用方法，有利于提升检察官司法能力。从认识过程看，立法有一个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即从生活中的案例中抽象出预设的行为规范，再规定法律评价和处理方式，成文法国家由立法者完成。司法者缺乏这一认识过程，因为个体的差异，可能造成理解困难，这就需要借助案例帮助正确理解。从法律规范本身看，有可能存在缺陷。通过指导性案例的调整作用，弥补或完善法律存在的不足。从效果上看，通过与典型案例的结果对比，可以检验抽象到具体的过程是否正确，适用法律有无问题。有利于落实“以办案为中心”工作理念，强化检察官办案经验积累，突出实践、实用价值导向，提高检察官职业素养，提升司法办案能力和水平。

（五）落实司法责任制

司法责任制改革背景下，检察权运行机制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从“三级审批”制到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检察权运行与管理方式发生了革命性重塑。检察官成为检察权力和司法责任主体，对案件办理质量负责，这对检察官素质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司法化管理手段逐渐取代行政化管理方式，也对检察机关履行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职能提出了挑战。不同于西方判例制度，我国案例指导制度是司法管理的重要手段。案例指导具有不直接干预司法办案的间接性特点，可以适应司法责任制改革对检察业务管理的要求，破解上级检察机关领导指导能力与基层检察机关办案工作实际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案例“指导”，并非法律的强制，而是法理的说服。案例指导制度权威性来源根本上在“理”而不在“力”。[2]同时，指导性案例为司法办案提供了客观具体的法律适用参照标准，通过“类似案件、类似处理”，实现“让检察官办案更踏实”。

（六）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司法需求

案例不仅反映检察机关办案理念、质量和效果，也是人民群众感知检察工作、感受法治進步的重要方式。通过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强化法治教育、弘扬法律精神，可以告诉公民能做什么、不能怎么做，给群众明确的行为指引，消除社会潜在矛盾纠纷，促进全民守法，发挥一般预防作用。通过指导性案例，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工作理念，倡导社会正能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密切关注司法舆情热点、可以及时回应百姓关切、消除社会“戾气”产生源头、引导舆论走向，彰显司法的态度与温度，引领社会法治风尚。

二、运行态势考察

（一）规模体系不完备

表一：指导性案例历年发布批次、数量情况

从表一可以看出，自检察案例指导制度建立以来，每年围绕一两个主题发布1-2批案例，保持在较低频率。直到2018年才有所改观，发布了4批13件指导性案例，主题涵盖金融犯罪、性侵、虐待未成年人犯罪、正当防卫制度、公益诉讼等多个检察工作领域。

表二：指导性案例业务领域分布

从表二可以看出，检察指导性案例在业务领域分布上存在结构失衡现象，这种状况直至2018年才有所改观，特别是201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着力实现“四大检察”案例指导全覆盖，对长期受忽视的民事诉讼监督、行政诉讼监督领域发布了指导性案例。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中，刑事方面包括职务犯罪侦查、刑事检察、刑事审判监督等共40个案例，占比高达67.8%。其他业务如公益诉讼、未成年人检察、行政诉讼监督、民事诉讼监督、刑事执行监督等诸多领域案例指导仍比较薄弱。在各具体监督领域中，也存在案例指导不平衡现象，如公益诉讼检察领域，全部8个案例中，7个为环境保护领域的案例，而对于法律规定的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则尚无相关案例进行指导。此外，还存在案例整体数量偏少的问题，刑事检察领域也仅有26个案例，与业务领域全涵盖的目标相距甚远，“规模效应”不足严重制约了制度功能发挥。

（二）供给机制不完善

从表三可以看出，指导性案例地域来源以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为主，例如数量位居前4名的来源地均为东部省份，提供案例数25件，占比达42.4%。案例地域来源不平衡，一方面反映出经济发达地区案件类型丰富、新兴业务增长快，业务建设水平与检察官能力素质较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案例制发过程中对中西部地区关注不足，案例指导的制度供给与全国检察官整体办案需求之间可能存在结构性矛盾。要充分发挥案例指导制度价值，必须更加关注办案需要，做到供需平衡。

表四：指导性案例来源检察层级分析

从表四可以看出，指导性案例来源以基层院为主，案例供给结构不尽合理。做好检察案例指导工作，必须一方面注重调动基层检察机关的积极性、发挥基层检察官办案主体地位，注重在实践中挖掘更加丰富的备选案例;同时上级检察机关也要更加注重发挥业务指导功能发挥，不仅要在案例收集、整理、审查、推荐方面发挥作用，更要注重通过在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办理中，创新办案理念与方法、准确适用法律，创造更多指导性案例，来发挥业务指导功能。

（三）编发模式不健全

自2010年以来，指导性案例结构经过了五次大的调整。2010年案例结构较为简单，仅包含“要旨、基本案情、诉讼过程”三个基本部分。2012年，增加了“关键词”“相关立法”两部分。2014年，在“刑事抗诉”主题案例中，增加了“抗诉理由”“终审判决”两个部分，彰显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特色。2016年在“要旨”后增加了“指导意义”。2018年，增加了“指控与证明犯罪”部分。形式是内容的存在方式。由于检察业务内容及权力行使方式多样，很难用一个模式固化全部案例结构。[3]目前，指导性案例编辑发布机制仍存在编辑系统化程度不高、案例库建设滞后、发布机制不健全等不足。必须不断深化对案例指导工作规律的认识，通过创新案例结构，增强指导价值。

（四）适用制度形态单一

我国指导性案例不同于西方判例单纯发挥填补法律漏洞、创新法律规则作用，而具有多种功能。有专家指出，根据检察指导性案例功能定位和发挥作用方式的不同，可将案例区分为重申规则、解释法律、指导工作三种类型。 然而，当前案例指导同质化现象比较突出，如不同类型案例适用方式应有所区别，而《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统一规定为，应当在办理类似案件中予以参照，可以引述进行释法说理。而对于重申法律规则与倡导检察工作新理念的案例，是难以直接在法律文书中引用并用来说理的。

（五）缺乏刚性效力

关于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先后有“可以参照”“可以引述作为释法说理根据”“应当参照”三种表述。[4]上述变化，体现了对指导性案例效力的认识存在一个逐渐深化的发展过程。关于具体适用制度，《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先后规定了类似案件检察官认为不参照时的“书面报告”制度，[5]以及检委会审议案件时，办案检察官“报告说明”参照适用情况制度。但前者在《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修改过程中没有保留，而后者仅限于检委会审议案件时适用，不能涵盖全部案件办理过程。由于指导性案例具体适用方法与监督评价机制不健全，办案过程中指导性案例适用过程隐性化，导致指导性案例适用率低、适用任意化、效果发挥不足等问题。

（六）缺乏配套机制

笔者通过电子调查问卷开展实际调查，收回有效调查问卷437份，汇总如下：对于案例重要性的认识，认为重要的有189人占43.2%;对于案例全部学习的有331人，学习方式为自学的有269人，经过培训的仅占18.7%;参照案例办案的仅有91人，不参照的原因认为不好参照的占51%，不会参照的占17%，其他的占32%; 没有案例应用评价体系的单位占87%，有279人认为指导性案例的效力缺乏刚性。综上数据可以看出，由于缺乏配套的培训和考评激励机制，案例指导制度运行中存在不会适用、不愿适用、不好适用等问题。

三、完善路径设计

借鉴天津案例研究中心工作实践，完善检察案例指导制度，让检察官真正成为指导性案例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具体应把握以下方面：

（一）理念宣传：从选修到必修

完善案例指导制度，首先要在全体检察人员中树立重视学习和运用指导性案例的理念，着力改变部分检察干警仅将指导性案例等同于一般性学习资料、参考资料，没有将指导性案例与法律、司法解释等放在同等重要地位上的现象。首先，宣传指导性案例的办案“范例”与“样本”作用。指导性案例为全国检察人员办理疑难复杂案件提供了及时灵活的参照，从而有效弥补部分检察官素质能力不足的短板。其次，宣傳指导性案例的司法评判“参照系”的作用。指导性案例通过统一司法标准，有效约束自由裁量，保障类似案件得到类似处理，从而提高办案质量与效率，提高司法公信力。最后，宣传指导性案例的价值引领功能。面对层出不穷的新类型案件以及人民群众对司法的更高期待，指导性案例通过更加灵活、即时、生动的方式展示传达了检察机关办案的最新理念、方法与法律适用规则。总之，做好案例指导工作，必须使学习指导性案例成为全体检察干警的“必修课”。

（二）制度效力：从柔性到刚性

完善案例指导制度，关键是明确指导性案例效力。制度效力决定适用效果，实践中案例指导效力柔性、缺乏拘束力，一直是困扰制度建设的关键性问题。2019年《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将“可以参照”的表述明确修改为“应当参照”，提升了制度“刚性”约束力。“参照”是一种事实上的拘束力，不同于法律上的强制力，没有强制适用的当然含义。[6]与“参照”的柔性不同，“可以”到“应当”的用语变化，主要体现在司法程序与办案方法上，对检察人员苛以了一种强制性注意义务和说理义务。[7]检察人员办案时必须主动寻找并参照指导性案例;而如果打算背离指导性案例，则应承担论证负担。

（三）程序约束：从随意到规范

完善案例指导制度，重点是完善具体应用程序，解决适用方法问题。首先，探索将指导性案例参照过程嵌入办案程序，体现在法律文书之中。如制定案例指导工作实施细则，探索在工作报告等内部文书中具体写明参照过程，载明待办案件与指导案例在案件事实与法律适用上相似之处的比对情况。在法律文书中明确载明参照适用了某一指导性案例的某一规则等情况。其次，探索建立“指导性案例背离报告制度”，检察官在办案中排除适用指导性案例的，应当书面向本院检委会书面作出说明并得到认可，并逐级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报告，加强制度反向约束。

（四）能力培养：从抽象到具体

完善案例指导制度，前提是培养检察官法律思维从单一思维到多元方法的转变，解决适用能力问题。首先，加强案例思维培训。改变过去单纯强调抽象的法理法条学习为主导的状况，突出实践、实战、实用导向，以案例为中心、以法律适用为重点，强化办案经验积累，以多元司法方法提升检察官职业素养。其次，加强参照方法培训。重点通过遴选发布参照适用指导性案例方法正确、效果突出的案例，供全体检察官学习，使检察官在“从抽象到具体”法律思维之外，掌握“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法律思维方式。

（五）辅助机制：从要求到习惯

完善案例指导制度，基础是通过完善配套制度，将案例指导从外在要求转化为内在习惯，解决适用条件问题。首先，建设案例库。改变指导性案例零星化、碎片化、颗粒化的存在方式，加强系统化、体系化建设。通过建立统一完整的数据库为检察干警和社会公众检索、查询、参照适用指导性案例提供便利。其次，加强案例汇编。定期开展案例汇编与清理工作，实现案例指导体系化和及时吐故纳新。加强指导性案例研究与注释，增强案例自身的内在说服力。最后，创新案例发布方式。转变“人找案例”观念，增强“案例找人”意识，探索创新“全媒体”传播格局，促使指导性案例“飞入寻常百姓家”。

（六）激励措施：从被动到主动

完善案例指导制度，核心是激发检察官作为办案主体的积极性，解决适用动力问题。首先，加强指导性案例适用情况考评。通过案件专项评查等方式，对检察官适用指导性案例办案案件情况进行考核，及时发现和解决适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将考评结果作为评价检察官办案业绩的重要指标。其次，加强案例工作评比奖励。以论坛评比、案例评选等方式，选拔和表彰准确适用指导性案例办理案件的优秀案例，推动检察官深入开展指导性案例学习、研究和适用工作。

注释：

[1] [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页。

[2]参见万春：《检察指导案例效力研究》，《中国法学》2018年第2期。

[3]同前注[2]。

[4]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高检发研字〔2010〕3号）第15条、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高检发研字〔2015〕12号）第3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高检发办字〔2019〕42号）第15条。

[5]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高检发研字〔2010〕3号）第16条：在办理同類案件、处理同类问题时，承办案件的检察官认为不应当适用指导性案例的，应当书面提出意见，报经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

[6]同前注[2]。

[7]参见左为民、陈明国：《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第143页。

作者：天津市人民检察院课题组

案例指导制度分析论文 篇2：

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摘 要]案例指导制度在我国确立已经有近11年的时间，案例指导制度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充分契合我国重视案例的审判传统，是满足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审判需求的重要举措。但作为一项“年轻”的司法制度，案例指导制度在适用过程中仍然存在适用标准不明确，相关配套机制不合理，裁判人员不专业等问题，这些问题导致案例指导制度的功能发挥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只有充分了解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目前的适用现状，认识到其重要的功能，进一步对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相关功能进行完善，才能使其发挥真正的价值，使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更加具有生命力。

[关键词]案例指导制度;现状;问题;完善

[收稿日期]2021-05-20

[作者简介]陈阳，河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法理学、人权理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与司法实践;荣威，河南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理学。

① 数据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网：http：//www.court.gov.cn/最高人民检察院网：https：//www.spp.gov.cn/spp/wsfbt/index.shtml。

案例指导作为一种法律现象，在我国的漫长历史中早已有迹可循，其作为一种有理有据的客观现实，存在和发展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1]我国自古以来便有重视“案例”的司法背景，在春秋时期，就有了“以事议制”的判例传统。[2]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应对依靠政策进行案件审理所带来的司法问题的重要方法，案例指导的发展受到了高度的重视，自2005年始，最高人民法院就一直为案例指导制度的实施进行积极的调研和准备工作，并在其发布的《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中明确规定了“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到2010年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使案例指导制度在我国得以被正式的确立下来。2020年7月27日，最高院再次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进一步对案例指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适用进行规制。截止2021年5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已发布共27批156个指导性案例，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发布28批110个指导性案例。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2019年度司法应用报告》显示，以2019年12月31日之前最高院发布的139个指导性案例为计算样本，其中，共有91例指导性案例被应用于司法实践中，在数量上看较2018年同期（78例）增长了13例，[3]应用率为65.46%，低于2018年同期的73.58%。[4]我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案例指导制度在确立之时便具有我国独有的价值和功能，在对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进行分析时，需要结合我国国情，充分认识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性质，了解该制度在实施中需要解决的相关问题，以求对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进行更好的发展和完善。

一、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性质分析

严格意义上讲，英美和大陆两大法系中都不存在案例指导制度这一概念，可以说，这一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实践的特有产物，对于应当如何定义这一制度，学者间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陈兴良教授认为，指导性案例的实质就是判例，没有必要为了与英美法系中的判例制度进行区别，而刻意采用指导性案例这样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用词，可以将这一制度直接理解为我国具有独特性的判例制度。[5]胡云腾法官则认为，案例指导制度与英美判例法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是我国在融合两大法系发展趋势后，在法律适用上的机制创新。[1]本文采用胡云腾法官的观点，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既不是照抄英美法系中的判例制度，也不是中国特有的判例制度，其实质是在保证我国制定法作为法律渊源的背景下，进一步发扬我国历史上传统司法审判中对案例的重视，并兼采两个法系相关判例制度中的一些做法。

二、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功能定位

案例指导制度作为具有我国特色的法律适用机制的创新，毋庸置疑的具有区别于判例制度的独特功能。案例指导制度的不断发展本身也体现着我国司法机关对司法实践中具体问题的密切关注和积极回应，在对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功能进行定位时，必须立足于我国特有的司法背景，从案例指导制度的本质出发。

（一）统一审判标准，保障同案同判

不可否认的是，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着审判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在类似案件的法律适用过程中，不同地区的法院甚至同院的不同法官可能得出相去甚远的裁判结果，之所以在审判中会出现这种情况，是由多种原因所导致的。一方面，针对我国目前现有的法律规范来说，大多数是一些概括性的抽象成文法，其更注重对原则性内容的表述，从审判实践中的需求来看，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尤其是在我国成文法规范中经常出现的“情节严重”、“数额较大”“从重处罚”等适用标准十分模糊的法律术语，给审判机关在适用上造成了困难，对于这些抽象的没有明确标准的字眼，不同的法官在审判中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和把握，这就导致了我国审判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屡见不鲜。另一方面，针对我国立法本身，目前还存在着由于立法主体具有多元化，不同法律规范之间适用冲突的问题，这也导致了法官在针对具体案件进行法律适用选择时存在差异，不同法官对同类案件做出差异甚大的裁决。针对这些在立法和司法中存在的问题，案例指导制度是最为灵活高效的解决手段，通过已经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编写指导案例，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反向作用于制定法的具体选择适用，在保证立法谨慎性程序性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了司法手段的及时高效功能。我国所选用的指导性案例，都是实务经验丰富的法官根据社会现实需求和多年办案累积所得出的智慧的集结，是法官群体为了弥补成文法司法适用中的缺陷，通力合作将集体的成果转化为具有权威性的指導性案例，用以减少同案不同判情况的发生。通过在指导案例中，对纷繁复杂的案件事实进行细致的分析和归纳，将法院作出裁判的理由进行充分的论证和说明，并明确相关法律条文的具体适用方式，从而为相似案件中疑难问题的解决提供方法，使同类案件中的法律适用标准更加统一。同时，在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中，“判决违背指导案例”是当事人可以进行上诉或产生抗诉的理由，这就为能够真正促进裁判标准的统一，推动法律的统一适用，实现“同案同判”这一司法目标提供了更大程度的保障。[6]

（二）提高司法效率，维护司法权威

案例指导制度是我国当下司法改革的关键内容，能有效发挥指导性案例的指示作用，改变原有的行政化的审判形式，对于促进司法高效，维护司法权威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提高司法效率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指导性案例是我国法官群体多年积累的智慧体现，该制度的确立，使法官在审判中碰到争议问题时可以进行参照处理，使相关法律的适用过程更加简化，为法官提供了高效解决疑难问题的途径，节约审判时间，提高审判效率。同时，法官在对指导性案例进行对照和援引时，也无形中增强了法官个人对实务工作的分析和理解，提高了对相关法律的熟悉和掌握程度，使法官的分析归纳能力、判断能力和推理能力都得到了提升，提高了法官的个人职业素质，这也对司法效率的提高产生了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对于当事人来说，通过对指导性案例的了解，可以粗略预测诉讼结果，评估诉讼风险和成本，降低不合理期待，使诉讼行为变得更加理性，节约司法资源。

从维护司法权威的角度看，案例指导制度通过向社会公众公布指导性案例，将法院在裁判过程中的法律适用和程序运行进行公开，使司法工作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更多关注和监督，规范审判行为，避免上级法院对审判的干扰，减少其他外部非正当因素对审判程序的影响，保证审判程序的独立进行，维护司法的公平公正。同时，指导性案例中对案件详细的分析和充足的论证，既能提高判决结果的可预期性，从源头防止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扩大，又能使人民群众对审判工作有更深入的了解，使其能够对司法公正有更直观的感受，降低社会公众对法院的偏见和不信任，从而维护司法权威。

（三）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作用

案例指导制度的确立，能够有效改善以往的司法审判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促进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指导性案例作为法律规定和审判逻辑相结合的结果，在涉及到实体性规范的同时，兼顾了程序规范的内容，把对立法原則和立法精神的阐释与实践中的经验和创造相结合，将审判人员和当事人心中的法律与纸上法律相融合，指导审判工作更为高效公正的进行。同时，指导性案例作为理论与实践相联结的载体，其本身与社会现实问题密切相连，其所涉及到的社会现象中的前沿热点问题，反而会引发学界的关注和讨论，成为法学理论研究和创新的新思路，一方面使法院作出的判决结果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另一方面学术界的理论研究为司法审判提供更多的方法和思路，从而反向推动案例指导制度的发展，实践推动理论，理论反作用与实践，二者相互配合，使我国的司法实践和法学理论保持良性互动。

三、我国案例指导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自确立以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为提高我国司法审判的效率和质量，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以及促进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目标的实现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为这些成绩感到欣慰的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中目前所存在的亟待完善的问题，指导性案例难以满足司法实践需求，案例指导制度运行中存在多种制约，司法人员缺乏积极主动性等问题都为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阻碍。

（一）制度自身存在瑕疵

1.指导案例标准不明确

我国作为典型的成文法国家，并没有可以将指导性案例作为法律渊源内容的理论依据，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和适用标准一直存在着许多争议。我国的相关法律中，对指导性案例在审判中的适用采取的是“应当参照”的态度，将适用对象规定为“类似案件”。首先，针对于如何理解 “应当参照”在审判中存在着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从我国法律条文的普遍适用逻辑来看，法律规范中出现“应当”一般意味着必须适用，应将其作为效力性强制规范来理解，各级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严格的参照指导性案例的相关内容。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从立法的严谨性来看，既然立法者采用了“应当”而非“必须”，就意味着相关立法中对指导案例的规定，其性质是一种义务性的规范，是否参照可以由法官决断，不具备强制的含义。同时，“参照”的意思按照一般的逻辑应理解为法官在审判中应先进行对比选择，再决定是否依照，不具备决定性和支配性，只是一种辅助性作用。[7]其次，对于“类似案件”如何界定，相关法律中也并未给出明确的鉴定标准，法官在具体审判中需要通过对案件的基本案情，案件结果，相关法律等多种内容进行全面考量，判断是否可以作为“类似”案件参照指导性案例，而这就无法避免会因为法官的个人能力和职业素质不同而产生的差异，导致“同案同判”无法被保障。

2.指导案例援引范围过小

一方面，自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确立以来，近11年时间内最高人民法院共发布27批次总计156个指导案例，发布次数每年平均不足3批，案件发布数量每年平均不足16个，发布周期经常以半年为基础。仅2020年我国法院受理案件数量超过3000万，法官年人均办案量达225件， 通过两者对比可以清晰的反映出，我国目前的指导性案例数量过少，根本难以满足司法审判中的现实需求，虽然指导性案例都尤为重要，不可否认的是，想通过仅156个示范案例对全年3000万的裁判实现全面的指导，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我国目前的指导案例数量难以满足庞大的审判参考需求。另一方面，在目前的审判实践中，司法人员主要是将指导案例的裁判要点部分作为其援引的参考内容，其他部分的内容如案件事实和裁判结果等，对审判工作的引导意义并不明显。裁判要点是法官根据相关的案件事实，将得出裁判结果的原因进行归纳和提炼，其内容具有抽象性。指导案例中的裁判要点是对标具体案件事实的，更多的是在体现司法人员的裁判理念，如果跳出了案件事实仅以裁判要点对其他案件进行指导，会导致援引裁判要点的作用等同于在适用司法解释，这很显然违背了案例指导制度的本意。由此可见，我国审判实践中能够对指导案例进行援引适用的内容十分有限。

3.指导案例选编质量有待提高

我国学术界对指导性案例寄予很高的期待，认为案例指导制度的确立会对弥补司法漏洞，推进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然而从实践情况来看，我国目前的案例指导制度距离满足紧张的司法实践的需求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一方面，部分指导案例中的内容本身就是具有争议的，例如在最高人民法院的1号指导案例“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诉陶德华居间合同纠纷案”中，法院关注的裁判焦点是当事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跳单”，将“跳单”定性为违约行为。然而，有观点认为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房屋买卖的居间合同属于委托合同，应适用第410条，双方当事人都在委托合同中享有任意解除权，本案中的“跳单”不属违约，应将其认定为合同解除行为。[7]这类争议问题的存在，直接会对指导性案例在司法审判中的作用产生影响，使得司法人员在实践中无法进行准确的适用。另一方面，我国目前的指导案例中，对裁判要点和裁判理由的论证过于简单，只是针对案件事实进行简要的分析，并没有对法律条文的适用过程和相关理论进行深度的论证和归纳，内容的层次性和逻辑性不强，而且案例内容侧重于突出结论，会导致法官在审判实践中也习惯性的只注重案件的裁判结果，忽略对结论的推理过程，反而对裁判思维的养成产生本末倒置的结果。

（二）制度运行存在缺陷

1.司法传统中的阻碍因素

虽然当前案例指导制度的建设在司法改革中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同和关注，但是我国作为成文法国家，受长久以来的传统法治观念影响，成文法至上的逻辑深入人心，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部分人坚持认为我国的法律制度完全不同于判例法国家，指导案例在我国不是法律渊源，不能作为审判的理由，以个案影响整体这样的做法不具有说服力。同时，在我国的司法传统中，一直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问题，相较于审判过程，大多数的社会公众更关注的是审判结果，实质正义的地位远高于程序正义。以典型的“于欢案”为例，该案件的审理全程受到了社会公众的密切关注，人民对案件结果的合理性期待明显高于合法性，这种司法传统难免会造成舆论干扰审判的结果，若司法审判受到民意倾向的干扰，对于维持司法公正来说是极为不利的。想要实现“同案同判”的目标，必须在最大程度上保证裁判标准的相同，兼顾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若司法审判受社会舆论影响，则“同案同判”难以实现。

2.受众群体范围过小

虽然我国的案例制度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指导案例的数量不断增加，审判实践中对指导案例的参考和援引越来越普遍，但是从我国社会整体的角度来看，对指导案例的关注程度仍然有待提高，我国目前指导案例的发布和宣传工作，主要是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公开发布会的形式，通过两高的官方网站、相关公众号，微博账号等公共媒体资源进行宣传。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会对这些资源进行关注的人多数为法律工作者，这样的宣传范围也仅限于在我国的法律工作者内部，那些不会特意关注两高信息发布的其他的社会大众，依旧没有意识到指导性案例的重要性，这使得很多案件当事人并不会想到通过适用指导性案例来维护自身权益和预测裁判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案例指导制度功能的发挥。

3.缺乏完善的监管机制

目前我国指导案例的编写和实施均是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最高人民法院对具有典型性，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例进行遴选，将其编写为指导案例，同时发布了涉及到案例指导工作运行的相关规定，监督下级法院对指导案例的适用情况，案例指导制度中的所有相关工作均在法院上下级之间内部完成，并未配置相应的外部监督机制，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是我国具有最高权威的司法机关，但仅有自我监督难免会出现疏漏，无法全面保障过程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同时，对指导案例的内容本身，也没有配置相应的评价机制，我国目前的指导案例一经发布即告完成，并没有对进一步对内容的合理性和准确性进行审查评价的其他程序，这明显不利于对案例内容进行优化，而且对于指导性案例在审判实践的适用中如果产生冲突，指导案例因相关法律的修改、廢止而效力下降等问题应当如何解决也并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这会使司法人员反而因程序困难而无法准确的适用指导案例，违背确立案例指导制度的立法原意。

4.司法人员职业素质有待提升

我国传统的法学教学中，通常以“三段论”作为法学生进行案例分析问题的基本逻辑，这也导致我国的多数法官在审判实践中仍然将“三段论”作为裁判的主要论证方式，在这种逻辑下法官的工作重点是将事实与法律进行对应，从而得出判决，与案例指导制度所需要的类比推理方式截然不同，要让法官立刻将已经固化的传统思维模式进行改变很显然存在着很多困难。目前我国并未对法官的审判工作是否符合案例指导制度的要求作出严厉的监督和处罚规定，但是案例指导制度中的类比推理方式明显对法官提出了更高的工作要求，法官在审判案件时，需要先进行大量的案例查找确认工作，对比归纳工作，要求法官具有更高的辨别能力和归纳分析能力，既增加了法官的工作量又加大了法官的工作难度。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法官可能会为了降低工作难度而对案例指导制度产生抵触，在审判中不积极适用指导案例，另一方面，对于部分法官的个人职业能力来说，适用指导案例的工作难度过大，个人能力难以匹配制度要求，这些问题都会对案例指导制度的推进产生阻碍。

四、我国案例指导制度完善的建议

（一）优化案例指导制度的自身机制

1.明确指导性案例效力

想要使指导性案例在审判实践中得到更广泛而且准确的适用，必须先对指导性案例的效力进行明确。对于学界目前是否可以将指导性案例视为法律渊源的争议，本文持反对意见。虽然将指导性案例直接视为法律渊源可以简化法官在审判中的适用程序，使指导性案例的适用更加“名正言顺”，保障案例指导制度的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但却严重违背了我国的成文法传统。我国作为成文法国家，若是将指导性案例作为法律渊源，则与判例法制度在本质没有差别，相当于给予了法官立法权，这既不符合我国《立法法》对立法主体的明确限制，侵犯了我国立法工作的权威性，也违背了我国的政治体制。本文认为，应当明确指导性案例作为非正式法律渊源的地位，非正式法源虽然没有法律上的地位，但却具有事实上的效力，可以对法官的审判行为产生约束。指导性案例的发布主体是最高人民法院，以案件的裁判内容这一形式对相关法律的适用做出解释，与司法解释同样都是最高人民法院行使法律解释职能的结果，只不过司法解释的内容是抽象的描述性文字，而指导性案例则以案件事实作为内容载体，据此，本人认为指导性案例与司法解释在效力地位上并无实质差别，指导性案例在审判实践中应当和司法解释具有同等的效力，将指导案例视为同司法解释一样的非正式法律渊源具有合理性。

在明确了指导性案例的非正式法源地位的前提下，想要使指导性案例真正在事实上产生约束作用，保障“同案同判”，就必须在立法上对指导性案例的效力进行明确的规定，针对目前在指导性案例适用中争议最大的问题，要将对指导性案例的“应当适用”变更为“必须适用”，规定法官在审判实践过程中，必须要事先对案例相关情况进行查阅和了解，将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对照，根据对照结果谨慎的决定是否参照指导性案例进行裁判，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在司法审判中必须重视指导性案例的态度，保障案例指制度的良好运行。

2.提高裁判供给能力

我国目前的案例资源十分充足，截止2021年5月，已公布裁判文书量达1.2亿篇之多，各级法院每年审理的案件总量以千万计算，如此庞大的资源数量为指导案例的选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一方面，应当扩大指导性案例的数量和选择范围，建立更加多元全面的报送机制，使指导性案例的选择范围不再局限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单一选编，在各级法院间，建立重大、疑难等特殊案例的强制报送制度，严格监督报送制度的落实程度，防止地方法院懒报、瞒报等现象的出现，从而扩大指导性案例的选取范围，充分利用我国的案例资源，提升选编出潜在指导性案例的概率，使指导性案例的选编工作形成规模化，体系化。另一方面，应对指导性案例的发布周期和发布数量进行规制，出台相关规定，在充分了解指导性案例选编工作难度的前提下，为指导性案例的发布设置明确的周期和数量要求，对指导性案例的类型和领域进行合理的规划，促进指导性案例的有序增长，提高指导性案例的裁判供給能力。

3.提升指导性案例内容质量

对指导性案例内容质量的提升，应从案例的基本案情、裁判要点，裁判理由等几个主要构成要素分别入手。首先，在进行基本案情部分的编写工作时应做到精炼简明，过滤掉那些冗杂无用的描述信息，重点关注与法律适用密切相关的部分，降低指导性案例在基本案情部分的篇幅长度，减轻审判实践中参照适用指导性案例的阅读量，降低阅读难度，为审判人员节省时间。同时，为了防止基本案情内容过度精炼反而会造成适用困难的问题，在编写指导案例的过程中，可以标明原判决的裁判案号或附上完整的裁判文书，更好地满足审判实践中的不同需求。其次，在裁判要点和裁判理由部分应增强论证的说理性，在进行这部分内容的编写时，应立足于为对抽象的成文法和司法解释提供补充和扩展，避免与二者的内容无意义的重复。说理是案例研究工作最为重要的内容，审判实践中需要通过说理的方式发挥指导性案例的价值，说理是否深入透彻直接影响了案例指导性，必须增强指导性案例的说理性，杜绝机械的重复法规或照搬审查报告，从司法体制、社会秩序、人情国情等多个角度进行多元的深入分析和论证，充实指导案例的裁判要点和裁判理由部分，对关键内容进行细化和补充，充分利用利益衡量等论证方式，使说理性贯穿指导性案例的编写工作始终。

（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的适用机制

1.构建指导性案例的评价机制

随着科技和社会的发展，我国的立法工作同时也要频繁地进行修订和调整，以应对社会现实的不断变化，同理，指导性案例也不是一经发布就可以“一劳永逸”的，只有构建相应的评价机制，随着审判需求的改变对指导性案例作出相应的调整，才能使指导性案例保持生命力，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我国的指导性案例由最高院发布之后便推广至全国法院系统适用，但是目前并没有对指导性案例采取任何“评价”机制来后续监管指导性案例的内容是否存在争议，指导性案例的适用效果如何等问题，只有建立相应的评价机制，对指导案例的内容和效果分别进行评估，才能及时准确的发现指导性案例适用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促进指导性案例的修正与改进，提高指导性案例的内容质量。指导性案例的评价机制中，应包含明确的评价主体、评价标准、评价内容等要素，评价主体应以工作与指导性案例最为密切的司法工作者为主，为了提高社会公众对案例指导制度的关注度和参与度，可以选拔不特定的群众辅助参与评价过程。对于评价标准来说，应当以指性案例的被援引次数，援引范围，裁判结果的偏离度等因素作为参考，设立相应的评价方式。同时，在对指导性案例进行评价时，应制定规范透明的评价程序，公开评价结果。

2.建立完善的适用监督机制

如上文所述，我国目前对于案例指导制度的监督是在法院内部完成的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监督，这种监督机制虽然发挥了一定程度的作用，但是难免会出现由于自我监督而产生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指导性案例的适用建立专门的外部监督机构，形成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的监督机制。从内部监督的角度来说，要制定相应的奖惩措施，对法官在审判中是否充分参照指导性案例设置考核标准，要求法官提交指导性案例适用报告，对于消极援引指导性案例的法官给予适度的惩罚，防止案例指导制度得不到真正的落实。从外部监督的角度来说，可以在其他法律工作者和密切关心案例指导制度的社会群众中选拔外部监督人员，组成专门的监督队伍，对指导性案例的适用工作进行社会监督，及时纠正在指导性案例的适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3.提升司法工作人员业务能力                                                                                                                                       

提高我国司法人员的案例分析适用能力，最首要的是在我国的法学教育中提高对案例教学的重视程度，在我国各个阶段的法律教学中，增加对类案检索技术和案件的论证分析逻辑的培训，在法律资格考试中，加大对案例分析能力的考察难度，提高司法审判人员在案例论证方面的入职门槛。对法学生案例分析适用能力的培训可以从知识和技术两个方面进行，     在进行知识层面的教学过程中，应充分说明指导性案例在我国司法审判中的重要作用，以案例法学的基本原理和对学生判例思维的培养作为教学工作的重点，提高法学生对指导性案例的重视程度。在技术部分的培养中，应加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多举办模拟法庭、刑事辩护赛等案例辩论活动，为今后从事法律工作积累实践经验，同时，应结合当今的大数据时代背景，加强学生通过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案例分析类比能力的培训，注重对类案检索技能，大数据分析能力的提升，从而提高其适用指导性案例的效率和准确度。

在学校加强了案例教学工作的同时，法院需要对审判人员进行更加专业化的培养，一方面，在整个法院系统加强对指导性案例的宣传和学习，提高法官对指导性案例的熟悉和掌握程度，提高法官对指导性案例的重视。另一方面，定期进行指导性案例的适用培训和情况总结会，增加法官之间的相互交流和互相学习，提高法官对指导性案例的适用技能和职业素质。

[参 考 文 献]

[1] 胡云腾，于同志.案例指导制度若干重大疑难争议问题研究[J]. 法学研究，2008（6）.

[2] 武树臣.贵族精神与判例法传统[J].中外法学， 1998（5）.

[3] 郭叶，孙妹.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2018年度司法应用报告[J].中国应用法学，2019（3）.

[4] 郭叶，孙妹.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2019年度司法应用报告[J].中国应用法学， 2020（3）.

[5] 陈兴良.我国案例指导制度功能之考察[J].法商研究，2012（2）.

[6] 龙宗智，孙海龙.加强和改善审判监督管理[J].现代法学， 2019（2）.

[7] 谢晖.“应当参照”否议[J].现代法学， 2014（2）.

[责任编辑 孙兰瑛]

作者：陈阳 荣威

案例指导制度分析论文 篇3：

案例指导制度的价值探究及理性定位

摘要：案例指导制度是中国在立足本土法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借鉴，吸收西方法治及宪政文化中的合理因子而在司法领域中进行的一次尝试。就应然价值而言，它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有效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进而维护司法公正和效率，树立法律权威，同时能够积极推进司法实践与司法理论研究的良性发展。但当前，我国所要确立的是区别于英美法系判例法制度的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未来该制度能够实际发挥怎样的作用还受制于多方面的社会因素，面临着许多现实困难。就正处于转型期间的中国而言，我们必须确立由最高人民法院主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参与的案例指导制度模式，并逐步完善与案例指导制度相配套的司法制度等。

关键词：案例指导；价值；宪政；现实制约；定位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07－07－10

作者简介：张艳(1976－)，女，湖北孝感人，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制度建构与完善是实现法治中国与宪政中国的基石。自近代以来，在“西风东渐”的语境下，中国呈现出一种学习型主导的法治与宪政发展模式。全面认识西方文化，理性借鉴其合理因子已经在国人中形成共识。案例指导正是在当下中国借鉴和吸取英美法国家的判例法理念的条件下而提出的。判例法源于西方经验主义哲学，是西方文明在司法实践中的真实体现。而在中国法文化传统中同样存在着判例的因子。早在西周春秋时期，中国古代社会就已经存在“世卿世禄”的宗法贵族政体和“议事以制”的判例传统。其后，这种判例传统虽几经兴衰，却始终对中国法律实践发挥着潜在的影响力。从汉代的“春秋决狱”，法官所总结的大量“决事比”(判例)，到宋代的“编例”活动，明清时期的“律例并存”，再到北洋政府时期的大理院(即当时的最高法院)为各级法院审案所创制的“先例”、南京国民党政府明确将“例”作为法律的重要渊源，“例以辅律”构成了中华法系的独特风貌。新中国成立以后，国民党政府的旧法统被彻底废止，判例作为法律渊源的地位也随之丧失，有关判例的学术研究陷入低谷，但少数判例仍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形式影响着我国的司法实践。

早在十多年前，武树臣、曹培等就对中国是否应当引入判例制度，判例能否作为我国现行法律的渊源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参见武树臣：《判例在我国法制制度中的地位》，载《法学》1986年第6期；武树臣：《对十年间大陆法学界关于借鉴判例制度之研讨的回顾与评说》，载《判例与研究》1997年第2期；曹培：《借鉴判例法，推进改革中的法制建设》，载《人民日报》1987年3月13日；武树臣等：《判例法与我国法制建设(笔谈)》，载《法律科学》(1989年第1期等)盡管有少数学者对中国借鉴西方的判例制度提出了质疑，甚至反对(参见高岩：《我国不宜采用判例法制度》，载《中国法学》1991年第3期；张庆旭：《“判例法”质疑》，载《比较法研究》2002年第4期等)，但绝大多数讨论者都对“中国引入判例制度”持肯定态度。近年来，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在中国实行判例法的必要性”，甚至有人将其视为“走出司法改革中的两难选择之路”(参见许国鹏：《加强判例研究实现法治理想》，载《当代法学》2000年第5期；颜桂芝：《建议设立中国的判例制度》，载《中国律师》2001年第10期；张骐：《判例法的比较研究》，载《比较法研究》2002年第4期；等等)。2006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向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时则进一步提出，将探索建立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作为《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的重要内容。这一报告再次在我国掀起案例指导制度的讨论热潮。但是，综观我国现有研究成果，学者们过于关注理论层面的是非争议，而对于“何为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的基本价值为何”、“如何建立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等现实性问题，我国现有理论研究仍未能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甚至可以说，在这些关系到案例指导制度是否能够在中国存在和发展的最根本性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着许多盲区。而本文正是避开这些抽象的争论，追本溯源，从我国设立案例指导制度的价值初衷出发，通过它与西方判例制度的比较，明确其定位，然后具体分析了当前我国在建构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中会面临的实际困难，并勾勒出当下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的大体发展模式。

一、案例指导的应然价值探究

在法学的研究范畴中，价值是法律制度研究的起点和归宿。在我们认识和理解案例指导制度的问题上同样如此。案例指导制度研究围绕着案例指导的价值展开，以实现案例指导价值为最终目标。案例指导制度的建构及运行中充分体现了宪政关于人权保障及权力制约的基本价值，突出了整个社会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的说明。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价值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就表层价值而言，案例指导制度可以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有效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在司法实践中，不同法院的法官或同一法院的不同法官可能会对相同的案件，做出差异明显甚至完全相反的裁决。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首先，法律本质上是一门科学，但它又不同于自然科学。虽然法律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人类理性思考的结果，但在具体案例的判决中法官不可能像数学计算那样可以靠公式推导的方法得出结论，机械地适用法律并不能真正实现法的正义和裁判的公正，而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而适用法律，正确地解决纷争。这就要赋予法官一定范围的自由裁量权。不同法官基于自己对于法律及案件的理解，在其自由裁量权范围内作出的判决可能存在差异。其二，作为一个典型的成文法国家，尽管我国成文法具有统一、明确、稳定的优点，但成文法多表现为抽象、概括的法条，这就给我国带来了一些法律适用的问题，如在相应法律规范缺位的情况下，如何借助司法途径来解决新出现的各种社会纠纷问题；我国成文法的原则性和概括性特点，尤其是我国成文法中所使用的“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等抽象、模糊的字眼，给法官在司法实践中理解法律条文，把握刑罚尺度带来很大困难；我国立法主体多元化，立法标准不统一，立法冲突现象客观存在，也给地方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把握法律适用标准带来了很大困难。其三，我国现阶段法官的整体素质还不够高，受业务水平和经验不足的限制，有些法官还不善于运用法律方法准确理解成文法的立法旨意，这也是导致现实中常见的量刑畸轻畸重和民事审判中标准不一致的重要原因。当然，法官办案受外力干扰而滥用司法权的现象在地方法院也相当程度地存在着。

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标准不一的现象给整个

社会生活造成了不良影响，群众对此反应强烈。在法治已经成为全球化潮流的今天，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是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实现依法治国的根本要求。而案例指导的价值首先在于它能够灵活地弥补成文法的不足。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典型案例的参考指导，为法官自由裁量行为提供“度”的标准，促使法官在其自由裁量权范围内合理选择判决适用标准，促进全国范围内法律适用标准统一，而且在充分发挥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监督作用的同时，又可避免上级人民法院过于干涉下级人民法院判案，影响人民法院司法审判的独立性。

2．就深层价值而言，案例指导制度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和效率，树立法律权威。公正和效率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价值目标。作为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实行案例指导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作用，以符合司法原则的审判工作机制取代过去行政化的审判工作机制，有效地解决审判实践中各法院或法院的各合议庭适用法律时的“同案不同判”问题，保证审判_[作的质量和效率，使司法审判符合公正性和统一性的要求。

众所周知，司法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结果的公正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民众对法律的信仰和遵从，关系到司法权威的确立。如果司法实践中，事实，情节相似的案件却得出大相径庭的判决结果，就会严重威胁国家法制的统一，也会动摇人们的法律信仰。因为，“如果有一组案件所涉及的要点相同，那么各方当事人就会期望有同样的决定。如果依据相互对立的原则交替决定这些案件，那么，这就是一种很大的不公。”这一状况无法让诉讼人确信司法是公正的或法律是公平的。如前所述，案例指导制度通过典型案例的示范作用，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做到规范司法权的行使，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控制在一定“度”的范围之内，防止其权力滥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裁判不公现象，维护司法公正。具体而言，案例指导制度通过发挥先例的指导作用，使法官在审理具体案件过程中针对相同的或大体相同的事实情况，得出相同的或大致相同的判决结果，克服不同法官或不同法院出现“同样的案情不同的判决”的情况。同样，如果相同情况得到相同对待，也能够增强人们对司法的信心，自觉树立对法律的信仰。因为，通过同样案例得出相同裁判结果，人们可以对违反某项法律规则会产生何种后果产生合理预期，从而促使人们自觉地遵守法律、维护法律。这一点在诉讼活动中也得到体现。由于裁判结果的相同和大体一致性使人们能够对司法公平和正义产生合理的预期，从而使案件当事人也能够依法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而从另一个层面讲，案例指导制度充分尊重了先例所体现的法官智慧及理性，同时实现了司法资源的优化整合，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在当今西方社会，尽管人们对于法官创设先例的合法性仍存在质疑，但已经很少有人否定“遵循先例”的必要性。“遵循先例”是人類理性反思自身立法的局限性，并试图在继承和创新层面去弥补立法、发展立法的结果。“遵循先例”也不是英美判例法传统的专利，而是整个人类面对前人智慧成果的共同选择。案例指导是司法审判中“遵循先例”在中国语境下的真实写照。引入指导性案例可以帮助司法机关及时有效地解决大量出现的同类讼案。因为，指导性案例提供了一个范本，如果一些案件与判例类似，法官可以做出相近的判决，从而减少审判中的争议，提高司法效率。事实上，“如果每个昔日的案件都需要重新开庭，如果一个人不能在前人铺设的进程的坚实基础上为自己的进程添砖加瓦，法官的劳动就会大大增加，以致无法忍受。”

3．就长远价值而言，案例指导制度有利于实现司法实践与司法理论研究的良性互动，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法学理论。不可否认，司法实践中的判例是法官智慧的结晶。案例指导制度在积累法官判决经验的基础上，分析同类案件的关联性，注重案件的逻辑推理研究，推进对典型案件的法理研究。通过实行案例指导制度，典型案例等司法成果会受到更多重视，其理论推理和法律诠释能够为立法和司法解释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思维视角，进而为法学理论研究奠定扎实的实践基础，进而推进法学理论的深入发展。反过来，由于法学理论对司法实践有很强的指导作用，法学理论的发展又可以带动司法实践的进步。

总之，我国司法改革将案例指导制度列为其重要内容，其目的在于促使审判人员在依法判决的过程中，积极吸收和借鉴其他法官较为成熟的经验，更加合理地把握刑罚尺度，同时有力地防范司法裁判的片面性和审判人员的肆意擅断，避免“就案办案”、“孤立办案”现象的出现，统一司法判决标准，维护司法裁判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并且在此基础上，推动司法实践与司法理论研究的良性发展。

二、案例指导制度的理性定位

在司法改革成为“显学”的今天，如何理性认识案例指导制度，并对其在我国法治进程中的作用进行合理定位，是我们贯彻、落实案例指导制度的前提和基础。笔者从分析案例指导制度的性质以及案例指导制度实际作用的发挥还受制于社会多方面因素等角度，对此进行阐述。

1．案例指导制度的性质。我国是一个典型的成文法国家，在我国法律体系中，除了宪法之外，全国人大和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成为整个国家的重要法律渊源。尽管案例指导制度借鉴了英美法系中判例法的一些优点，但借鉴判例法与引入英美法系的判例法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在性质上，我国案例指导制度不同于英美法系的“遵循先例”原则，而是与大陆法系国家相似的，有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

具体而言，我国的案例指导与英美法国家的判例制度既存在联系，又有根本区别。首先，案例指导中的“案例”在性质上不同于判例法中的“判例”。一方面，判例法是英美法系国家的主要法律渊源，而我国是一个成文法国家，先例不是我国法律体系的渊源。有学者指出，在我国，尽管判例能够让公众更好地了解法的内容和涵义，但判例对法的展释作用是判例生来就有的，而不是“判例法”所独具的，不是“判例法”的判例同样也有宣传、展释法律的作用。把判例对于法的展释作用当作法源无异于多此一举。而另一方面，英美法系国家的判例是法官造法的结果，而我国案例指导制度中的“指导性案例”是在遵守成文法的原则下，针对某一具体司法案件的事实而作出的具体法律解释，即它以案例的形式对司法实践中如何适用成文法进行解释，其作用相当于一种事后形式的司法解释。

其次，案例指导中的“案例”在法律效力上不同于判例法中的“判例”。在英美法系中，判例法是指某一特定判决中所包含的法律原则或规则，对其他法院(甚至对本法院)今后的审判，具有约束力或说服力。“遵循先例”是英美法系的基本原则。在这些国家，某一先行判决中蕴含的法律规则必须在其后的判决中得到遵从，即它对以后该法院或下级法院审理类似案件具有约束力。而

案例指导制度中，作为典型案例的判决在生效后仅对该案件的当事人发生法律效力。它的量刑准则可以成为今后法官判案的参考，但是对其后案件的审理并不具备法律效力，只具有一定的事实约束力。

2．社会因素对案例指导制度的制约。确立案例指导制度，发挥一些经典的先行判例的指导作用，可以弥补成文法的局限，也符合当今世界法治发展的主流趋势。但对于有着浓厚文化底蕴和社会背景的司法改革而言，過于保守或者狂热，都无助于司法改革的顺利进行。在案例指导成为社会关注热点的今天，我们同样应当保持必要的谨慎和理智。案例指导制度能否实现其预期价值，以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实际作用还受制于各种主客观因素。

首先，案例指导制度本身的设计是否科学、完善。司法制度本身的科学性、完善性对于在司法实践中贯彻落实这项制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是发挥该制度应有作用的前提。只有科学、完善的案例指导制度才能在运行中减少法律纠纷，充分实现其司法指导价值，反之，一个本身就不科学的制度不可避免会带来具体实施上的问题，不仅不能发挥其作用，而且还可能给整个司法改革进程带来阻力。

其次，社会环境中各种主客观因素对案例指导制度的影响。案例指导制度不是孤立的社会存在，它必须在社会大背景中存在和发挥作用。崭新的21世纪给我们带来了发展的希望，同时它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如何在司法改革道路上走出自己坚实的步伐，案例指导制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思路。作为中国司法改革的一部分，案例指导制度的确立和运行不会是孤立的，而是与诸多因素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的。可以说，未来案例指导制度能够在我国法治进程中发挥多大的作用，还取决于社会大环境中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对此，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三、案例指导制度建构的现实制约因素

在我国实行案例指导制度的问题上，我国法学理论界和法律实务界基本上形成共识。但鉴于当前一审、二审法院法官审判水平还有待提高的状况，我们不能对案例指导抱有过于“理想化”的期待，不能认为只要实行案例指导制度，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我国司法实践中所遇到的所有难题，而应该从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性质及定位出发，客观地评价现实因素对我国确立案例指导制度的影响，正视我们可能遇到的现实困难。

1．“指导性案例”的选择和确定。作为在全国法院系统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指导性案例”，必须具有明确性、典型性、权威性等特点，因此，其入选标准和程序必须符合相关要求。有学者提出，指导性案例的入选应至少具备下列条件之一：(1)新类型案件，正确运用法律原则裁判，裁判理由和裁判结果对社会价值取向和未来法律发展有明显积极意义；(2)易发、多发案件，适用法律精当、有典型代表意义；(3)疑难复杂案件，裁量准确、有突出借鉴意义；(4)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对维护司法公正和体现社会价值有相当现实意义；(5)其他类型案件，对如何具体适用法律条款有普遍指导意义。因为从各地法院经常请示以及各级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类型的实证分析看，上述五类案件往往是最需要示范和监督、指导的。这一观点比较符合我国实际情况，也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但其所主张的标准仍然比较抽象，在实践中如何把握和确定这一入选标准还有待人们进一步探讨。

另外，“指导性案例”由谁提出，由谁确定，如何确定?当前我国实务界已经开始了一些先行尝试，如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的先例判决制度、天津市高院的民事判例指导制度、江苏省高院的典型案件指导制度，以及成都市中院的示范性案例评审规则等等。这些先行尝试为我国案例指导制度提供了一些参考，但也带来了“案例”或“判例”确定主体多元化问题。因此，我国如果实行案例指导制度，那么这些“指导性案例”的人选申报主体是谁，确定主体又是谁，如何协调这一主体同其他司法行为主体间的关系，将备选的“案例”确定为“指导性案例”必须遵循哪些程序要求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必须研究的问题。

2．案例指导制度的运行。首先，如何协调司法实践中“指导性案例”与以往最高人民法院所颁布的典型案例参考之间的衔接问题。在过去几十年间，为了帮助人们，尤其是帮助地方法院法官正确理解我国法律，我国法院非常注重案例编纂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人民法院案例选》、《中国审判案例要览》、《人民法院报》刊载了一些典型案例。然而，因案例的定位不明确，缺乏规范的编选标准和编选程序，诸多媒体所载案例良莠不齐，对法律的解读不一，导致理解上的诸多问题。那么，在“指导性案例”颁布后，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如不提前解决，会给司法实践带来很大困难。

其次，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如何遵循“指导性案例”的问题。案例指导制度必须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否则将在实践中流于形式，不能发挥应有作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具体运用“指导性案例”还存在许多疑问，如在新的案件审理过程中，谁来发现和提出适用某一相关指导性案例?法官怎样在裁判文书中具体运用有关的指导性案例?在《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当事人能否以已生效案件违背“指导性案例”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先例在多长期限内具备溯及力?等等。

其三，案例指导制度运行的监督主体如何确定，其权限如何，如何对违反“指导性案例”的司法行为进行惩罚?要充分发挥案例指导制度在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有效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以及维护司法公正和效率，树立法律权威等方面的价值，就必须保证该制度能够充分贯彻落实，保证“指导性案例”对法官判案具有实际的约束力。因此，必须有专门的机关对案例指导制度的运行进行监督。那么，是选择人民法院中的某个部门来负责案例指导制度运行的监督，还是选择成立新的专门机构作为监督主体?该监督主体的监督权限范围如何确定?它将采取怎样的监督惩罚体系?这些无疑是关系到案例指导制度实际运行效果的重要问题。

四、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的展望

如前所述，我们当前在中国特定语境下建构的案例指导制度，与西方英美法系的判例制度有着明显区别。那么，在当今中国如何确立具有自身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呢?鉴于中国目前在案例指导制度建构方面还处于尝试和摸索阶段，且中国新旧体制转轨的社会背景也给案例指导制度的发展带来许多不确定的影响因素，我们只能勾勒出当今中国转型期间案例指导制度的大致框架，并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逐步对其进行完善。

首先，必须确立由最高人民法院主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参与的案例指导制度模式。众所周知，从我国设立案例指导制度的初衷而言，其目的在于进一步规范法官的审判活动，保证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准确适用法律，从而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性。当下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阶段，许多制度尚不健全，各地现实状况不一，法官素质尚有待提高，如果放任地方各级法院自主确定案例指导模式，同样会带来不同地域法律适用不统一的问题。而且，鉴于当前中国特定司法体制及社会语境，完全打破现有司法体制的“革命性”举动，不仅不可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法律自身的价值，而且会导致整个司法体系的不稳定，直接影响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因此，案例指导制度必须确立于既有司法制度框架之内。我们可以充分发挥最高人民法院在整个国家司法体系中的权威性，确立由最高人民法院主导的案例指导制度模式，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具体指导性案例的选择、制定、公布、汇编、备案和监督。

其次，确立最高人民法院在案例指导制度的建构以及运行中的主导地位并不是排斥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参与。事实上，基层法院担负着全国绝大多数的案件审理工作，它们不仅是案例指导制度中案例的重要来源，而且关系着案例指导在司法审判过程中的实际运行。因此，在我国案例指导制度中，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参与是其重要方面，具体包括：指导性案例的来源不局限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而应将重点放在地方法院审理中出现的有代表性的案例；案例的选择、制定及监督要广泛征求地方法院的建议和要求；地方法院有权在本辖区选择制定其效力及于本辖区的地方指导性案例，但其行为必须遵循相关案例指导法律的实体和程序要求，并接受最高人民法院的监督。

另外，由于在整个司法体制框架内，各具体制度之间存在着广泛联系，案例指导制度能否顺利运行直接受制于法官的能力、品格、知识、实践经验以及判决文书的制作等现实因素，如此一来，我们必须逐步完善与案例指导制度相配套的法官遴选和监督制度、法律文书制定制度，同时理顺案例指导制度同我国现行法律解释制度之间的关系，划分它们各自的效力范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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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