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指导性案例论文

〔摘要〕指导性案例社会推荐模式展示出最高法院的“民主化”姿态。由于指导性案例具有公共政策形成功能，契合了最高法院作为政治机构的需要，因此这一“民主化”动向应予以肯定，同时，指导性案例作为总结审判经验、统一法律适用的专业性司法机制，其社会推荐模式也不应在“民主化”上践行过远。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法院指导性案例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法院指导性案例论文 篇1：

请把握最高法院指导性案例

（摘录版）

案件：孙银山诉南京欧尚超市有限公司江宁店买卖合同纠纷案

关键词：知假买假

本案例的核心旨在明确消费者明知食品有质量问题而购买的，有权主张10倍惩罚性赔偿，对于司法实务中有些人以“知假买假”中的买假者有意买假不应支持的观点，人民法院认为，我国食品安全法规定消费者有权获得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且并未对消费者的主观购物动机作出限制性规定，对消费者的索赔要求应予支持。

这一方面能够强化对消费者权益的法律保护，激发消费者维权意识；另一方面对违法经营者起到震慑作用，促使生产经营企业加强管理，诚信经营，把食品安全和质量永远放在第一位，确保食品安全，从而防范和减少食品安全风险。

案件：荣宝英诉王阳、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关键词：交通事故

案例旨在明确交通事故受害人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即使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也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法定情形。

本案例对于正确区分民事赔偿与刑事处罚的适用规则，正确区分民事赔偿与刑事处罚的适用规则，指导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的审理，依法保护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具有明显的作用和意义。

案件：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诉李志贵、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张家口支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案

关键词：保险

案例旨在明确保险人代位求偿案件的管辖。人民法院认为，保险人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而提起诉讼的，应当根据被保险人与第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而不应当根据保险合同法律关系确定管辖法院，亦所谓保险可在侵权地代位求偿。其解决了司法实践中的管辖争议，有利于及时受理此类纠纷，维护保险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保险事业健康发展。

案件：李健雄诉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政府信息公开案

关键词：信息公开

这个裁判对于有些行政机关对于公众要求信息公开等申请，往往以内部程序、流程需要，行拖延、回避之实，认为如未作例外说明，公众通过公众网络系统向行政机关递交成功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应视为相关行政机关已收到该申请。

本案例及时回应了政府信息公开网络建设中遇到的法律问题，明确了对政府信息公开网上申请答复期限的理解，有利于促进行政机关加强内部管理衔接，提高政府信息公开的工作效率，及时充分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

案件：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诉陶德华居间合同纠纷案

关键词：房屋买卖合同

本案旨在确认房屋买卖居间合同中关于禁止买方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却绕开该中介公司与卖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合法有效。

案件：林方清诉常熟市凯莱实业有限公司、戴小明公司解散纠纷案

关键词：公司解散

本案例认为判断“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发生严重困难”，应从公司组织机构的运行状态进行综合分析。公司虽处于盈利状态，但其股东会机制长期失灵，内部管理有严重障碍，已陷入僵局状态，可以认定为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对于符合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公司解散。

案件：杨延虎等贪污案

关键词：新类型贪污罪

该案例认为认定所谓新类型贪污罪，要考虑新形势下公共财产的新特点，利用职务上便利的新特点和行为人身份的新特点，不可只拘泥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传统观念。为此，贪污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既包括利用本人职务上主管、管理公共财物的职务便利，也包括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作为贪污罪对象的“公共财物”，既包括动产，也包括不动产，并包括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既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也包括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属于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本质上属于“公共财物”，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土地使用权的，应当认定为贪污罪。

案件：董某某、宋某某抢劫案，旨在为准确适用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禁止令提供指导

关键词：未成年被告人

该案例明确，对判处管制或者宣告缓刑的未成年被告人，可以根据其犯罪的具体情况以及禁止事项与所犯罪行的关联程度，对其适用禁止令。对于未成年人因上网诱发犯罪的，可以禁止其在一定期限内进入网吧等特定场所。

案件：中兴通讯（杭州）有限责任公司诉王鹏劳动合同纠纷案

关键词：末位淘汰制

本案对于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等级考核中居于末位等次，认定不等同于“不能胜任工作”，不符合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条件，用人单位不能据此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由此对常说的“末位淘汰制”的含义，在法律上作出了释明，以充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案件：赵春明等诉烟台市福山区汽车运输公司卫德平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关键词：套牌

本案例明确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将机动车号牌出借他人套牌使用，或者明知他人套牌使用其机动车号牌不予制止，套牌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損害的，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与套牌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连带责任。

作者：沈亮

法院指导性案例论文 篇2：

指导性案例社会推荐模式初论

〔摘要〕 指导性案例社会推荐模式展示出最高法院的“民主化”姿态。由于指导性案例具有公共政策形成功能，契合了最高法院作为政治机构的需要，因此这一“民主化”动向应予以肯定，同时，指导性案例作为总结审判经验、统一法律适用的专业性司法机制，其社会推荐模式也不应在“民主化”上践行过远。就当下而言，社会推荐模式呈现出几乎被虚置的困境，这主要是受社会认知度、裁判文书公共度、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和数量、推荐的层级性、决策程序的回应机制以及技术性保障机制等因素制约。此外，从比较法视角来看，案例指导制度常态运行后，社会推荐模式的功能发挥也可能会因社会主体的不同心理期待及能力产生畸变。为促进指导性案例社会推荐模式的有效运作，需要制度规范展开进一步的调整完善。

〔关键词〕 指导性案例；社会推荐模式；司法民主化

〔

2010年1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以下简称《案例指导规定》）出台，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初步成型。其中，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院）确立了一项社会人士可参与推荐指导性案例的机制。①显然，最高法院意图通过“民主化”的话语描述与技术设计来为案例指导制度提供民意支撑。对此，学界存在着一些质疑。尤其是基于“司法本质是什么”的理念追问，一些学者隐现出对司法民主化冲击司法专业化的潜在担忧。毕竟，“民主化”动向容易造成最高法院难以在必要时进行独立、明智判断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发现。那么，这种基于本质主义立场对案例指导制度的分析、评判是否恰当？指导性案例生成过程中引入民主因素的正当性何在？鉴于具有“民主化”属性的社会推荐模式已成为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的重要内容，我们有必要首先对上述问题作出理论回应。

一、理论辨析

（一）社会推荐模式的正当性质疑

早在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以下简称《司法解释规定》）中，最高法院就通过确立“任何公民和组织皆可推动司法解释立项的机制”来展示其“民主化”动向。②对此，有学者曾表示出困惑或担忧：“最高法院的此举看上去比以往更进一步地剥落了自己的‘司法’品性，看上去使自己比立法机关还要像立法机关；困惑的是，这一新措施会给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工作，乃至最高法院在中国法治和政治框架中的地位，悄悄地捎来怎样的后果，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1〕在深入分析后，该论者明确指出，未来应否定甚至应强烈反对继续加强司法解释“民主化”进程、完善所谓“民主参与”程序的思路，可能的出路在于改革和加强基于个案审理的司法解释，而这一模式发挥作用的前提就是要建立判例制度。〔2〕有鉴于此，该论者对最高法院的案例指导制度予以高度期待。

然而，最高法院似乎并未意识到该论者所认为的“民主化”动向的问题，被寄予厚望的案例指导制度延续了《司法解释规定》的逻辑，依旧向“民主化”方向阔步前行。最高法院研究室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曾指出：“我们要构建的案例指导制度，是充分体现司法民主要求，对社会各界开放并欢迎广大公众积极参与的司法制度。”“今后，我们要把征求专家学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作为指导性案例发布前的一道程序，将指导性案例作为充分反映社情民意，及时回应社会各界关切期待的常规工作机制。”〔3〕对此，有学者明确提出质疑：指导性案例的前提预设是可以通过推荐和讨论被决定，这种预设所反映的理性推定与立法过程没有区别，而与司法过程基于经验判断的常识相悖，由此，案例指导制度存在合法性缺陷。〔4〕换言之，由于案例指导制度是最高法院总结、升华审判经验并基于此来规范、指导下级法院工作的一种专业、独立的法律适用机制，因此，从法理与学理上来讲，其采纳类似于立法、修法过程中的民主参与机制似乎并不妥当。

（二）社会推荐模式的正当性论证

民主参与在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形成机制中真被错用？如果从本质主义的司法理念出发，或许可以作出这一判断。但笔者认为，这种本质主义、唯理主义的司法观本身就应予以反思，尤其在讨论最高法院的行为时更应注意。从结构-功能主义出发，最高法院包含三个基本要素：一是最高法院在一个国家政治结构中的特定地位；二是最高法院在一个国家权力体系中的特定功能；三是最高法院本身的结构和功能问题。〔5〕由此，最高法院不仅是一个司法机构，也是一个政治机构；不仅具有法制统一等司法性功能，也具有形成公共政策等政治性功能，〔6〕其中，指导性案例、司法解释便是实现法制统一功能的基本方式。但事实上，从既有的制度规范与实践运行来看，这二者也可以或已经发挥着发展法律从而形成公共政策的政治功能。换言之，指导性案例、司法解释不仅具有司法属性，也具有政治属性。此外，从另一个层面来讲，按照戴维?伊斯顿的著名定义“政治是对价值的权威性分配”，那么，当司法参与价值分配时，司法就具有了政治性，司法对于价值分配的参与程度越高，其政治性越强。〔7〕虽然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成，但仍欠缺内部精装修，在成文法律规定的模糊地带或法律规定的冲突地带，司法恰好可以予以明晰，为社会分配作出一种定论。而指导性案例、司法解释都是弥补立法不足、参与价值分配的重要形式，因此，二者就很难界定为单纯的司法属性，而一定具有政治属性色彩。

正是基于上述基本判断，我们应肯定社会参与在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形成机制中的正当性。事实上，司法解释与指导性案例均具有创制规则功能，前者是在宪法、法律框架下创制细则性规则，后者则是创制比法律和司法解释更为具体的规则。〔8〕规则创制不仅是以统一法制为目的的司法活动，也是一项具有政治属性的活动，其中很可能通过法官、法院的解释、推理活动从而“发现”隐藏于法律中的社会规范并形成公共政策。而这种规范形成尤其是公共政策形成过程中的社会参与无疑是现代民主国家的基本面相。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法的生成为例，联邦最高法院的独立性、专业化程度当今世界无疑首屈一指，然而即便如此，大法官在通过判例确立社会规范、形成公共政策的过程中也会经常考虑民主因素，如前任大法官奥康纳就格外重视民意，把民意当成司法裁判的外部“大气候”；〔9〕而在制度层面，“法庭之友”无疑是联邦最高法院判例生成机制中“民主化”的重要体现。〔10〕个人、利益集团不仅可以主动申请以“法庭之友”身份介入诉讼，而且，联邦最高法院在某些重大案件中也会主动邀请。这些与案件本无直接利益关联的个人尤其是利益集团申请介入诉讼，其主要目的就在于希望通过发表意见力图影响最高法院的判决，从而形成有利于己方的先例（这些先例事实上就体现了公共政策）。有数据显示，仅在1998年至1999年一年间，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受理的案件中，收到“法庭之友”陈述的案件比例就高达95%，〔11〕由此可见公众对该项制度运用之频繁。

综上，由于指导性案例具有一种政治（公共政策）属性，因此在其形成过程中吸纳民意应是必然之举；而公众参与以影响决策则是协商民主的体现，无疑具有其正当性。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只有基于交往形式的协商民主，才能在平等主体互动的过程中实现公民的自我规范，从而推动个人权利与国家主权之间的良性互动。〔12〕同时，从比较法视角来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允许甚至鼓励公民和利益团体以“法庭之友”的形式提出意见和解释，广泛吸纳社会意见，确保最终决策不至于与主流民意抵牾，从而为实现司法统一职能打下坚实基础。〔13〕

当然，还需指出的是，指导性案例毕竟具有司法属性，因而，案例指导制度虽然一定程度上需要引入民主机制，但也必须与民意保持必要距离。《案例指导规定》明确规定，“社会广泛关注的”或“疑难复杂或者新类型的”可作为指导性案例予以发布，就此而言，散在的、非理性的、一时的民意可能会对最高法院的判断造成不良影响，并导致这类指导性案例成为应景之作，而在其应有的解释和发展法律规则、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的路径上作用偏少。显然，这要求我们在肯定之余也需谨慎。不过，司法民主化冲击司法专业化的潜在危险也不应过分夸大，这是因为，从制度文本来看，所谓案例指导制度的“民主化”仅限于“社会各界人士推荐指导性案例”的民主模式。它既不是在选举基础上的代议制民主模式，也不是参与者直接投票、采取多数决的民主模式。这就使得最高法院仍然可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和自治性，从而避免最高法院完全受控于民意。

二、问题阐释

指导性案例生成过程中社会推荐模式所体现的“民主化”动向无疑更多是象征性的，实质上，其吸纳信息与知识的功能更为突出。同时，也只有将该社会推荐模式的功能定位于为最高法院决策提供更为丰富的信息资源，促进最高法院更为审慎与合理地作出有效决策，才能挖掘其重要意义。

多数情形中，最高法院负责指导性案例遴选的法官在相关信息获取及知识储备方面，都会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欠缺，尤其是，一方面，不同于英美判例法国家“初审法院—上诉法院—最高法院”的三审制，我国的四级二审制造成大量处于基层法院与中级法院的具有法律争议的案件无法直接上达最高法院；另一方面，我国法官在业务知识能力上与域外法治发达国家法官相比差距较大，素质也参差不齐。因此，通过允许和鼓励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推荐案例，尤其是知识精英提供的大量专业意见，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最高法院在决策时信息资源不够充分、知识掌握不足的问题，从而助益于最高法院发布确有法律价值的指导性案例。

有鉴于此，评价指导性案例社会推荐模式，必须要细致探讨《案例指导规定》对该模式的制度设计是否有助于推动社会各界人士积极主动推荐案例，能否为最高法院最大限度地输送信息与知识。同时，也需要预测：

（一）基于既有实践问题的制度反思

1.实践运行的困境。众多实证研究表明，对于一项新型制度，因受制于诸多现实性因素，其良好的制度体系并不一定会遵循预设的逻辑发挥积极的实践功能（正功能）。指导性案例生成过程中的社会推荐模式无疑遇到了这样的实践困境。对此，笔者拟通过参与课题研究所获取的案例指导制度推行以来的相关实证材料予以展示。①

课题组首先对是否愿意推荐案例进行了调查，其中涉及案例指导制度司法外推荐机制的主体包括律师、高校群体（法律专家学者、法科学生，非法科学生等）。从是否愿意推荐案例的情况看,763%的法官、100%的专家学者、841%的法科学生、606%的非法科学生以及805%的律师均表示愿意推荐案例，这说明，绝大多数参与问卷调查的人在实践中对推荐案例的主观愿望很高，尤其是法律工作者普遍对推荐案例有较高的积极性,案例推荐有很好的基础，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专业人士的支持。然而，虽然通过问卷调查可发现案例推荐具有较好的社会基础，但在实践中从未编写过案例的人却很多，造成了主观上愿意推荐案例但实践中却很少编写的矛盾状态。调查问卷反映，大部分人士从未编写过案例，其中只有法官和律师曾经编写过案例的比例相对较高，分别为5169%和3797%。绝大多数参与问卷调查的人在实践中不重视案例的编写，尤其是除律师之外的大多数司法外人士。案例的编写主体呈现出相对单一的困境。最后，从S省高院的案例工作实践看，迄今尚未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律师等社会各界人士向法院推荐案例的情况。层报至S省高院的拟推荐案例依旧是按照此前单一的法院内部层报模式而运作。

我们不难发现，指导性案例生成过程中的社会推荐模式目前遇到严重瓶颈。虽然各个社会主体的推荐意愿非常高，但实践中，参与编写案例、推荐案例的情况极为罕见。甚至可以说，这一社会参与推荐指导性案例的机制完全沦为虚置装置。

2.制度文本的反思。实践困境的存在既有非制度性的因素制约，如案例指导制度目前尚处于制度的初步架构与发展完善期，很多社会人士对其认识严重不足；裁判文书尚未完全公开，即使公开也是有选择性地公开，而公开的大部分裁判文书所承载的案件又不具备指导性案例的编选条件。但从根本上而言，制度本身定位不明确，制度文本的规定不完善等无疑更值得反思。

首先，指导性案例的效力。效力定位是案例指导制度的核心问题，也是我国当前法律体制框架内的一个重大疑难争议问题。〔14〕社会主体推荐案例的积极性首先会受制于指导性案例效力定位的重要影响。英美法系的判例法制度中，法院审判的每一案例均可能成为先例而产生法律拘束力，因此，具有未来利益期待的当事人双方或法庭之友均会积极准备、参与并施加影响，以期塑构有利于己方的司法先例。而在我国，指导性案例的效力目前还处于模糊状态。而且，虽然“指导性”一词具有一定规范功能，但有学者研究发现，指导性案例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未被各地法院遵守与参考，而是通过不同的理由、立场作出截然相反裁判的情况。〔15〕指导性案例难以对社会主体的诉讼产生有实质效果的影响，因此，也就降低了其对社会主体的吸引力。

其次，指导性案例的数量。最高司法机构公布指导性案例数量的多寡也会影响社会主体推荐案例的积极性。数量偏少便意味着要舍弃大量推荐至最高法院的案例，而在长期不得采纳后，指导性案例的数量或许会对社会主体推荐案例的动力形成反向激励，抑制其积极性。最高法院目前已经发布了两批仅8例指导性案例，其数量相当有限。同时，目前也尚未有明确材料显示最高法院每年欲公布的指导性案例数量。不过，《案例指导规定》已经指出，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指导性案例，统一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最高人民法院网站、《人民法院报》上以公告的形式发布。可以想见，由于发布平台的多样性，最高法院每年发布指导性案例的数量应具有一定规模。但这一数量能否达致足以有效激励社会主体推荐案例的较高程度，需要有待实证观察后作进一步评估。

第三，推荐的层级性。根据《案例指导规定》，社会各界人士只能向作出生效裁判的法院推荐案例，先由下级法院对其法律价值与社会效果进行审核评估，再层级上报。对此，最高法院研究室负责人曾指出，这是一种基于便捷、稳妥考虑的结果。〔16〕然而，其中也存在悖论性问题。最高法院的预想是，通过社会主体积极参与，为其决策提供足够丰富的信息与知识资源。然而，社会主体的推荐必须经过地方法院层级审核，在无强制性压力的情境下，地方法院会否接受社会主体的合理意见向上层报？对此，或许不应过于乐观，不能把希望仅寄托在地方法院权力行使“良善”的基础上。况且，最高法院案例指导办公室在接受到司法外人士推荐案例的建议后，如若认为具有指导意义，则完全可以直接向作出生效判决的该人民法院调取案卷。此外，对照最高人民检察院明文规定的社会各界人士可以直接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推荐的模式， 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7条第2款。两者在逻辑上并无区别，却产生重大分歧，个中原因，值得进一步思考。

第四，决策程序中的回应机制。决策过程中的双向交流、互动具有重要意义。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沉默是主体交往最无效、最应避免的状态，只有来自对方的回应（无论是积极的肯定，还是委婉的拒绝）才会刺激行为人展开进一步行动，最终达致有效交流状态。由于社会推荐模式中最高司法机构采取了单向度的行政化决策程序，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6条。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单向度的行政化决策程序十分明显。社会主体的参与性受到一定制约，因此，人民法院对社会主体的主动回应极其重要。《案例指导规定》并未明确建构一种反馈机制，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社会主体推荐案例的积极性。

第五，技术性保障机制。制度的某些技术机制也会对主体作出某种行为产生刺激-反应效应。精致、完善的技术装置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主体的行为成本，从而提高行为主体的能动欲望。在社会推荐模式中，是否存在畅通、方便的渠道来促使社会主体向人民法院推荐案例也是值得注意的重要一环。如果推荐案例必须付出较高成本，就可能抑制一部分社会主体向司法机构推荐案例的积极性、主动性。《案例指导规定》并未明确社会主体推荐案例的具体技术装置，这无疑是一种遗憾。

（二）常态化运作后的问题预测

上述内容初步阐释了影响指导性案例社会推荐模式功能有效发挥的若干制度性制约因素。不惟如此，案例指导制度常态化运作后，社会主体的不同能力也可能会对该模式的功能发挥产生实质性影响，并有可能导致制度运行的畸变。对此，尚需展开细致探讨。

首先需要明确关于社会主体心理期待的一个预设命题。根据经济学理性人的基本假设，社会主体推荐案例一般具有一定的经济利益期待，即希望被推荐的案例确定为指导性案例后，可以对自己此后可能参加的类似诉讼产生有利影响。当然，需要注意，理性人假设早已受到挑战，其也许不能精确解释主体行为，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学者等主体推荐案例行为的经济利益期待或许就不明显， 这些主体虽不具有经济利益期待，但完全有可能存在其他的非经济性利益期待，如通过推荐案例并促使其成为指导性案例后获得名望、影响、心理满足等方面的利益。但这并不影响笔者分析的基本展开。根据上述理论预设，可以作出一个大致推断，由于案例推荐的社会主体一般都存有对未来利益的一定期望，因此，多数情况下属于偶发性参加诉讼的自然人推荐案例的驱动力就较低，大部分推荐主体应是可能会常态性参加诉讼的公司、团体、协会等，如可能会经常参与诉讼（多数情况作为被告）的房地产公司、投资经营企业等。这就会出现某些社会主体策略性地挑选案件推荐至法院的状况，最终致使一部分指导性案例有失偏颇、片面。正如有学者所言，在策略性选择模型下，法院本质上可能就成为社会主体用来制造对其有利的法律的工具。〔17〕但是，这其中还存在另一个变量因素影响，即一般而言，法院会在综合考量相关因素的情势下秉持一种公正立场来选择指导性案例。

因此，也就产生了第二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即不同社会主体掌握信息、权力等资源的程度及其运作能力能否对法院确定指导性案例的结果产生实质影响。有美国学者对联邦上诉法院的裁判之道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由于巡回法院的判决具有巨大的先例效应，不同类型的当事人（包括自然人、公司、协会、联邦政府、州政府、州以下级别政府以及信托机构等）均会积极运作并试图影响上诉法院的裁判结果，但这些当事人的影响程度有所差异，政府成为上诉阶段最成功的当事人类型，公司、协会等团体次之，而自然人则很明显是上诉审判中最具劣势的当事人类型。〔18〕换言之，即使在法官公正性较强的美国，对于先例形成的影响程度上，还是呈现出政府、公司团体和自然人从高到低的趋势。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但这一逻辑实质上可以运用到指导性案例社会推荐模式中进行分析。首先，《案例指导规定》排除了检察机关、政府部门等公权力机构以其机构名义推荐、影响指导性案例的可能性，这或许与最高法院虑及这些机构的强势地位会影响推荐的公正效果有关，因此值得肯定。但其次，排除公权力机构后，如果制度走向常态化、规范化，指导性案例的效力能够明确，并实际上具有一定“先例”效应的话，可以肯定的是，具有信息与权力资源优势的推荐主体（大部分情形可能是协会、公司、团体等）会积极运作（聘请更有影响力的律师、学者为其论证，进行更详尽的理由阐述），促使人民法院选择有利于他们的指导性案例。尤其是在尚无明确法律规范，或者针对同一类型案例的双方推荐主体都存在一定正当性理由的情况下，信息与权力资源处于优势地位的社会主体影响最高司法机构决策的情况可能更为凸显。

三、改革建言

需要指出，由于社会推荐模式目前在实践中并未得到充分展开，因此如前文所述，其效果与问题均需要通过今后的进一步实证研究来评估。不过，上文前瞻性的理论考察与反思也一定程度上指出了该模式可能会受制于的制度性因素以及制度常态化后可能遭遇的问题。因此，为促进该模式的有效运转，需要制度规范展开不断调整与完善。笔者以为，下述几点值得重视。

其一，政治、司法决策层对案例指导制度准确定位，尤其是对指导性案例效力的精致界定。换言之，决策层应该对“应当参照”这一模糊甚至冲突的语词的规范性涵义予以明确化。正如有学者所言，在我国，案例指导的效力问题是一个真正的法治理念与实践难题。如果没有法治理念与实践的发展与变革，案例指导就没有存在和生长的理论与制度空间，也谈不上“应当参照”的效力问题，案例指导充其量不过是用于学习或论说的例示方法。〔19〕因此，更为重要的是，决策层法治理念的深化与转变以及实践层面试点或试验性甚至试错性的变革。

其二，在案例指导制度能够得到决策层的方向性定位后，指导性案例的数量也应达致较高规模。在考量多方面因素的状况下，逐步增加每年发布的指导性案例数量，以满足持续增长的司法实践需要，回应社会各方面的多样化诉求。课题组调查结果显示，主张按季发布指导性案例的比例较高，达到39%，建议每年发布数量20件以上的比例较高，达到7259%。案例发布数量与案例推荐报送的数量、质量之间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且指导性案例必须坚持质量至上，因此，在发布周期上，最高法院可考虑至少每季发布一批指导性案例，但在发布数量上应当根据案例遴选的实际情况决定，不宜具体量化，调查目的主要是指出案例供给与司法需求之间的失调，未来可以通过健全完善推荐机制、发现机制等不断适当提高发布数量，满足司法需求。

其三，减少社会主体推荐案例的层级审核。如有可能，借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做法，建立一种直接性的指导性案例社会推荐模式，规定社会主体的推荐无需经过地方各级法院的层级审核，可直接传递至最高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当然，考虑到最高法院的工作负担，若这一直接推荐方式暂时不具可行性的话，还是可以采取退而求其次的方式，提高审核主体的级别，如规定社会各界人士可以向其所在地的高级人民法院推荐，经高级人民法院审核后再向最高法院推荐。

其四，建构一种有效的回应机制。人民法院在接收到社会主体推荐案例的意见后，不论是否决定向上级法院层报、推荐，都应以书面形式予以回应，特别是在拒绝其请求的情形下，更应当阐述详尽理由。作出生效裁判的原审法院收到社会推荐材料后，应当按照法院内部推荐程序逐级审查报送。为避免社会各界人士推荐的案例给人以“石沉大海”的负面印象，建议建立审查推荐结果反馈制度，由各级法院案例工作机构及时将审查情况以及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情况以电话、邮件等适当形式反馈推荐单位或者推荐人。

其五，细致完善技术性保障机制，降低社会主体推荐案例的成本。一个可行的方式是，借鉴立法机构对立法草案征求社会意见的方法，社会主体既可以通过传统的书面材料方式向各级司法机构推荐案例，同时更重要的，可以通过网络平台方便、快捷地推荐案例。此外，最高司法机构也可以在适当情形下，公开向社会公众征集某一类型的案例，并提供畅通的推荐渠道。

其六，大力推进裁判文书的公开。这是激励与实现社会推荐的前提条件。社会推荐必须建立在社会各界人士对法院工作特别是法院裁判案件知晓的基础上，否则，社会推荐的案件来源便不能得到保证，甚至可能导致社会推荐逐渐退变为一种权力。因此，法院应当贯彻落实裁判文书公开制度，建立裁判文书公开的网络平台，方便社会各界人士查阅、寻找典型案例。

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最高司法机构在选择指导性案例的过程中，应当秉持公正、客观的立场，保持审慎和警惕的态度，平等对待不同类型社会主体的推荐意见，多角度、全方位把握和考察，避免最终选取的指导性案例成为某些社会主体寻求不当利益的工具。

结语

透过全文的分析，笔者意欲以小见大，揭示这样一个值得深刻思考的现实性命题：在案例指导制度定位不明确或无法在我国现行政治、法律框架下得到充分理论证成的前提下，任何具体程式设计的预期功能、价值目标都可能无异于镜中花、水中月，难以得到实质性实现。因此，问题的重点在于如何对案例指导制度（尤其是指导性案例的效力）进行合理的并基于中国国情的准确、细致定位。其中，理论证成虽具有一定意义，但政治、司法决策机构对其未来走向的引领性决定更为重要。笔者相信，在政治、司法决策层越来越秉持一种开放多元、兼容并蓄的态度，公民社会逐步兴起，社会主体尤其是知识精英影响决策的实质能力不断增强的情势下，案例指导制度必定能在公共领域的反复辩论、理性探讨及国家（政治）与社会的双向交流互动中构筑一幅绚烂多姿的中国图景，案例指导制度司法外参与机制的有效运作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2〕沈岿.司法解释的“民主化”和最高法院的政治功能〔J〕.中国社会科学，2008，（1）.

〔3〕〔16〕张先明.用好用活指导性案例 努力实现司法公正——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就案例指导制度答记者问〔N〕.人民法院报，2011-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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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左卫民，等.最高法院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4.3，4-7.

〔7〕〔美〕H.W.佩里.择案而审——美国最高法院案件受理议程表的形成〔M〕.傅郁林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译者序3.

〔8〕陈兴.我国案例指导制度功能之考察〔J〕.法商研究，2012，（2）.

〔9〕何帆.大法官说了算：美国司法观察笔记〔M〕.法律出版社，2010.248.

〔10〕翁国民.“法庭之友”制度与司法改革〔M〕.法律出版社,2006.6.

〔11〕Jared B. Cawley, Friend of the Court How the WTO Justifies the Acceptance of the Amicus Curiae Brief from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Penn State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 23, p.47, 2004.

〔12〕〔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M〕.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00.368-375.

〔13〕刘哲玮.美国最高法院先例形成过程探析——兼论对我国案例指导制度之启示〔J〕.中国法律，2011，（3）.

〔14〕胡云腾，于同志.案例指导制度若干重大疑难争议问题研究〔J〕.法学研究，2008，（6）.

〔15〕李友根.指导性案例为何没有约束力——以无名氏因交通肇事致死案件中的原告资格为研究对象〔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4）.

〔17〕〔18〕〔美〕弗兰克?克罗斯.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的裁判之道〔M〕.曹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43，153.

〔19〕冯文生.审判案例指导中的“参照”问题研究〔J〕.清华法学，2011，（3）.

作者：段陆平

法院指导性案例论文 篇3：

聚焦全国首例斑马线之罚

最高法院指导性案例表明：行人在马路人行横道放慢脚步或停留时，车辆也应停车礼让！

人行横道又被称为斑马线，因为它能引导行人安全地过马路，所以斑马线也称之为“安全线”和“生命线”。但一些机动车驾驶员却经常对斑马线视而不见，让斑马线不再安全。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贝汇丰诉海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管理处罚一案，并将其收录于第17批指导性案例向社会公众发布。这是全国首例“斑马线之罚”案被确定为指导案例，它阐述了机动车礼让行人的内涵与立法本意，具有普遍性指导意义。

斑马线上机动车不让行人属违法

本案中，原告贝汇丰诉称：其驾驶浙F1158J汽车（以下简称“案涉车辆”）靠近人行横道时，行人已经停在了人行横道上，故不属于“正在通过人行横道”。而且，案涉车辆经过的西山路系海宁市主干道路，案发路段车流很大，路口也没有红绿灯，如果只要人行横道上有人，机动车就停车让行，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通行效率。所以，其可以在确保通行安全的情况下不停车让行而直接通过人行横道，故不应该被处罚。海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违法。贝汇丰请求：撤销海宁交警大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被告海宁交警大队辩称：行人已经先于原告驾驶的案涉车辆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正在通过，案涉车辆应当停车让行；如果行人已经停在人行横道上，机动车驾驶人可以示意行人快速通过，行人不走，机动车才可以通过，否则构成违法。对贝汇丰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判决驳回贝汇丰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1月31日，贝汇丰驾驶案涉车辆沿海宁市西山路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海宁交警大队执法交警当场将案涉车辆截停，核实了贝汇丰的驾驶员身份，适用简易程序向贝汇丰口头告知了违法行为的基本事实、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依据及其享有的权利等，并在听取贝汇丰的陈述和申辩后，当场制作并送达了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给予贝汇丰罚款100元，记3分。贝汇丰不服，于2015年2月13日向海宁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3月27日，海宁市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海宁交警大队作出的处罚决定。贝汇丰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后于2015年4月14日起诉至海宁市人民法院。

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11日作出（2015）嘉海行初字第6号行政判决：驳回贝汇丰的诉讼请求。宣判后，贝汇丰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10日作出（2015）浙嘉行终字第52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斑马线当体现对行人的保护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首先，人行横道是行车道上专供行人横过的通道，是法律为行人横过道路时设置的保护线，在没有设置红绿灯的道路路口，行人有从人行横道上优先通过的权利。机动车作为一种快速交通运输工具，在道路上行驶具有高度的危险性，与行人相比处于强势地位，因此必须对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时给予一定的权利限制，以保护行人。其次，认定行人是否“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以特定时间段内行人一系列连续行为为标准，而不能以某个时间点行人的某个特定动作为标准，特别是在该特定动作不是行人在自由状态下自由地做出，而是由于外部的强力原因迫使其不得不做出的情况下。案发时，行人以较快的步频走上人行横道线，并以较快的速度接近案发路口的中央位置，当看到贝汇丰驾驶案涉车辆朝自己行走的方向驶来，行人放慢了脚步，以确认案涉车辆是否停下来，但并没有停止脚步，当看到案涉车辆没有明显减速且没有停下来的趋势时，才为了自身安全不得不停下脚步。如果此时案涉车辆有明显减速并停止行驶，则行人肯定会连续不停止地通过路口。可见，在案发时间段内行人的一系列连续行为充分说明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再次，机动车和行人穿过没有设置红绿灯的道路路口屬于一个互动的过程，任何一方都无法事先准确判断对方是否会停止让行，因此处于强势地位的机动车在行经人行横道遇行人通过时应当主动停车让行，而不应利用自己的强势迫使行人停步让行，除非行人明确示意机动车先通过，这既是法律的明确规定，也是保障作为弱势一方的行人安全通过马路、减少交通事故、保障生命安全的现代文明社会的内在要求。综上，贝汇丰驾驶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遇行人正在通过而未停车让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海宁交警大队根据贝汇丰的违法事实，依据法律规定的程序在法定的处罚范围内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处罚适当。

法院的裁判突出体现了礼让行人是文明安全驾驶的基本要求。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行经人行横道，遇行人正在人行横道通行或者停留时，应当主动停车让行，除非行人明确示意机动车先通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不礼让行人的机动车驾驶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最高法院的指导性案例提示我们：行人在马路人行横道放慢脚步或停留时，车辆也应停车礼让！

让斑马线真正成为生命线

平时我们在路口车辆调头或者拐弯处，不时会看到机动车因为速度过快与电动车、三轮车发生碰撞的场面。近日，记者在朝阳区三里屯附近采访交警，据称当天上午有一辆电动车通过此处斑马线时，被一辆没有让行的出租车撞倒，整个过程刚好被正在执勤的交警看到，所幸事故只是导致电动车受损，骑车人并无大碍。这位交警告诉记者，此处是机动车拐弯掉头的交汇处，同时行人也在此处通过斑马线，因此这里是交通事故多发路段。

据交警部门统计，在斑马线上发生的交通事故，90%以上都是车辆或行人不遵守交通信号或没有礼让造成的。事实上，礼让斑马线不仅是文明行为，更是法律规定。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七条有明确规定，“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交警部门依法对这些驾驶人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00元、记3分的处罚。

那么，如何界定机动车过斑马线时属不礼让行为？交警告诉记者，只要行人已步行进入斑马线，机动车就应主动停车让行。如果是行人在闯红灯情况下发生交通事故，行人虽然要承担一定责任，但机动车也难逃责任。一般情况下，民警会通过执法记录仪摄像取证或者通过路面监控抓拍来采集违法证据。

交警部门特别提醒：礼让斑马线，看似简单，其实不易。如果驾驶员和行人都能对斑马线心存敬畏，驾驶员能摒弃无视法律陋习，行人通过斑马线时也能遵守秩序，就像礼让生命一样礼让斑马线，如此斑马线才能真正成为生命线。

作者：王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