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案例分析论文

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法学案例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住房改革引起的房屋产权的转化(从国家所有到私人所有)，并不意味着房屋使用管理权的完全移转(从政府管理到私人自治)，但私权进入传统的公权管制领域，私权与公权在房屋使用管理中形成既相互区分又相互促进的合作关系。

第一篇：法学案例分析论文

体育法学教材若干理论问题分析

摘要：就体育法学教材存在的理论问题进行探讨。体育法学教材观应该借鉴先进理念，逐渐从“圣经式”教材观向“材料式”教材观过渡;中外体育法学教材对比显示：国内以理论建构为主，而国外体现了问题路径;核心问题是体育法学教材内容的组织形式问题，对结构层次化、知识呈现进行了分析，另外，应该激活体育法学知识，即知识“活化”。最后，还要关注体育法学教材文化问题，该环节极为薄弱。

关键词：体育法学教材;学术共同体：教材文化

Key words：sport law textbook;academic community;textbook culture

從1994年第一本体育法学教材(主编姜仁屏、刘菊昌)开始，迄今已经有十几本教材问世，这十几本教材基本上按照一个思路编写的，即法学体系——法律体系，近来周爱光编写的《体育法学导论》和谭小勇等著的《体育法学概论》在内容编写上有些新意。尽管如此，体育法学仍然没有成为显学，精心编织的体育法理论面对复杂的体育环境问题解释力明显不足，体育法学首先应该从体育法学教材这一基本元素入手，认真反思与探讨。

1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体育法学的教材观

1.1什么是教材观

教材观是教材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之一，有学者甚至认为，教材观是教学关系建构的起点[2]。对于这个概念，一些学者有过不同的界定。如曾天山认为，教材观就是对教材本质、属性及作用的认识。人们形成不同的教材观，可以归因为他们有不同的社会观、知识观、教学观及课程观[3]。任丹凤认为，教材观就是对教材的价值、作用、评价标准和处置方式的基本看法，教材观决定和影响着教师的教学方式[4]。毕华林则认为，教材观就是教师对教材本质及其功能的基本认识，它反映了教师对待教材的态度和方式[5]。这些界定尽管存在一些差异，但是都关涉到了教材内容、功能与属性等关键性要素，由此看出这个概念的重要性。

当然，也有学者总结了目前存在的七种教材观，包括圣经式教材观、经验主义教材观、科学取向教材观、结构主义教材观、范例式教材观、人本主义教材观以及建构主义教材观，进而认为教材观应该向着开放性、实践性和整合性方向发展[6]。另外，还有学者提出了由“圣经式”教材观向“材料式”教材观的转化[7]。所谓“圣经式”教材观，主要是一种崇尚权威、相对闭塞的教材观，在这种教材观下，教师往往成为教材的附庸，缺乏创造力。教材的作用主要在于规范教学。“材料式”教材观是一种大教材观，属于广义教材范畴。教材只是一种文本的教学材料，特别是“材料式”教材观能够提高教师的职业素养，改变学生的学习活动方式。

1.2体育法学的教材观

上述教材观理论虽然主要针对中小学教材改革，但是对大学教材同样具有普遍的指导、借鉴意义。体育法学教材虽然有十几本了，但是并没有形成权威、经典的教材。若直接套用教材观理论，如从“圣经式”教材观到“材料式”教材观并非实际可行，盖因体育法学的历史太短了，很多形式的教材观并没有经历过。

某种意义上，我们可能还停留在“圣经式”教材观阶段，以董小龙及郭春玲主编的体育法学(第二版)(现在已经到了第三版)为代表，封皮标注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一些学校正在用他们的教材，具有了一定影响，但是当前这样的教材太少了;目前能否以“圣经式”教材观为主，辅以其他形式的教材观;具体而言，现代体育产业发展迅猛，个案性的事件层出不穷，体育法学教材是否以“圣经式”教材观为主辅以范例式教材观讲解，这样可能会收到较好效果。我们不可能一步跨越到“材料式”教材观，但是，一些进步、先进的观念可以吸收和借鉴。

2问题导向抑或理论体系——中外体育法学教材分野

2.1理论体系构建——中国的体育法学

国内教材编写基本上按照法学体系——法律体系(具体的知识体系)的写作思路，即使前文提到的周爱光和谭小勇等编著的教材都概莫能外，只不过周书做得更好一些。

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一门学科成熟的具体表现。黑格尔认为“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没有体系的哲学理论，只能表示个人主观的特殊心情，它的内容必定是带偶然性的”[8]。由此认定，若要为一门学科成为独立学科找到合法性依据，必须加强该门学科的理论体系建设，只有具备较成熟理论体系的学科，才具备科学的特质[9]。于是，我们在编写教材的时候，努力按图索骥，逐渐形成一种传统。上文比较的是最近出版的两本教材，以前出版的教材更是如此。理论体系有两种，一种是体育法学体系，另外一种是法律体系。体育法学体系按照有关学者界定是：研究特定的体育社会关系、体育法律责任及体育纠纷的解决调处的学说体系[10]。本研究认为，体育法学体系主要涉及到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差异和区别，使人们明白体育法学之所以称作体育法学的原因，人们常常把体育法学体系叫做核心范畴[11]。法律体系则主要涉及到教材的诸多基本内容，比如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等等。前期教材编写主要按照体育的分类进行内容编排，后期则主要依靠法理学的分类进行。

一般而言，教材编写初期(上个世纪90年代)，体育法学教材的编写者都会先考虑横向关系(体育法学体系)，然后再考虑纵向关系(体育法律体系)。也就是说，我们一直想建构一个精细、缜密、完整的理论体系。及至后来，教材编写者开始顺着两条路线走，一条是基本理论和学科建设理论，另一条是问题路径即解决现实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开始关注问题研究，比如谭小勇等写的教材中关于lex sportiva和案例分析的内容。

2.2问题导向——外国的体育法学

英国和澳大利亚同属英美法系国家，从这两个国家出版的教材可以看出：实用是它们最大的亮点。其中英国更突出一些，彰显了问题在教材中的重要性。当然，问题导向也是一种学科建设，同样增加知识。从解决问题开始，检验已有的真理，提出新的发现以及对策与建议。难怪有研究认为，研究和解决问题与增进知识———这两个短语是相互通用的———日益显著的重要性，在任何领域都是显而易见的[12]。一般而言，“问题导向”具有三个层面上的结构：实质属性，即“问题导向”是不同于“概念导向”的“实践导向”，回答了“问题导向”是什么。从生成空间讲，强调理论研究应回应与解决中国正在发生的真正的重大课题，它回答了“问题”从哪里来。从基本诉求上讲，“问题导向”是引发理论创新的动力源，它回答了“问题”到哪里去[13]。其实，理论体系的研究源于西方，在西方有着悠久历史。柏拉图开创了理论体系(概念)研究的先河，到了黑格尔时代达到了巅峰。确实在知识建构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不能否认理论体系研究存在着致命问题，比如缺乏实践性、在封闭中从概念走向概念，有些不食“人间烟火”。所以，国外教材开始转向问题导向。

“什么叫问题? 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14]。当前，中国的体育正处在巨大的转型中，各种重大问题不断出现，比如体育体制改革问题涉及到很多法律问题，再有，我国目前正在举办越来越多的大型体育赛事，这里面又关涉着很多法律问题。但是，真问题具有4个标准：一是致力于探索未知世界;二是可以被反驳的;三是可以被批判的;四是揭露真实的社会矛盾[15]。所以，发现和寻找真问题，以问题为导向，对这些问题的解决能够不断使理论深化。

2.3理论体系抑或问题导向分析

研读中外体育法学教材，我们会很快看出，中国体育法学教材走的是从理论体系建构到问题导向与理论体系建构研究并重之路，国外教材正好相反。我们真要完全照搬国外教材吗?前文所述，问题导向的生成空间应该是中国体育发展的法律问题的新情况和调查研究，如果用国外教材所形成的理论一味“观照”中国发生的问题，我们国内教材岂不成了国外教材理论的试验场?

近年来，我们一些学者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和教材，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国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国外教材的盲从。如果在缺少对其批判和反省情况下，将国外理论当做解决中国体育法学发展的先验标准，这实质上表现了一种“无思想狀态”，如果这还被当成是一种“学术良知”的话，那么我们就会陷入一种研究的形式主义。从体育法学理论体系建构到体育法学实践，中间必须有中介环节，中介到底是什么，本研究认为，是体育法律问题。

3体育法学教材内容的组织形式问题分析

3.1体育法学教材的结构层次化

所谓教材结构，就是指教材各部分之间的组织架构及内在关系，即教材框架结构、体系，它集中体现了教材编写对课程标准的理解和落实，反映了编写者的编写思想与思路[16]。教材结构设计的重点在于确定教材的一级结构(章)和二级结构(节)以及各个章节的目标、主要内容等。体育法学教材的结构层次化主要针对科学概念而言，科学概念构成了体育法学知识的基本成分，比如体育法律责任、体育法律价值。体育法学知识系统主要是从概念的组合开始的，从概念的组合而成为规律、原理等，这种组合使单个概念的内涵及概念之间的关系得以明确[4]。当然，这种组合体现了多种关系和结构：包括相容关系和不相容关系，其中相容关系又分为关联结构和相似结构;不相容关系分为互反结构和独立结构[17]。比如体育法制建设和体育法治建设具有一定相似性，体育法律行为与体育法律责任具有一定的内在关联。对于体育法学而言，更多体现的是一种相容结构。

当前，体育法学教材主要以概念为核心，在本章节内容内层层递进的结构来编排。以周爱光编著的《体育法学导论》第十章体育仲裁为例，第一节体育仲裁的发展演变;第二节体育仲裁的含义、性质、范围及原则;第三节体育仲裁制度的构成;第四节我国体育仲裁研究的学术前沿。该章共分为四节，以体育仲裁为核心，先从历时态角度分析体育仲裁的演变，再分析体育仲裁的概念和构成，最后探讨体育仲裁的研究成果。从结构上看，层层递进，简要、完整地梳理了体育仲裁的发展历程。进而，体育法学教材设计又包括纵向教材结构设计和横向教材结构设计，本研究主要探讨纵向教材结构设计。从里向外，分为三个层次：即教学内容为最里层;其次是体育法学教材的程序结构;最外层是教材的形态结构。

3.2结构层次化分析

教材内容位于教材结构的最里层，对于教材内容的不同认识，会导致其他两个层次内容(程序设计和教材形态设计)出现差异。 从目前情况看，体育法学教材内容在选取上是一个混合体，这似乎形成了一个定式：一方面依照法律顺序或者法理学排序，比如体育立法、体育执法等;另一方面，按照体育构成内容排序，比如学校体育法制、竞技体育法制和社会体育法制等。在教材内容上两个方面对接构成了体育法学内容。本研究认为，似乎体育本真内容少了些，比如规则可以作为一个关键词，成为联系体育和法治的中介。有国外学者总结了教材内容理论，提出了自己见解，认为可以将教材内容分为四类：1)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等知识体系;2)关于活动方式的经验;3)创造性活动的经验;4)对待世界和客体的情感[18]。体育法学知识应该包括上述四类，当然，以哪种知识为重还需要根据教材设计者的编写目的，但是这四种知识应当有机结合。

其次，关于教材顺序。教材顺序是指教材内容纵向编排的体系，反映了教材内容的逻辑顺序和学生心理发展顺序相互制约的关系[19]。教育家杜威认为：教材具有双层特点，既包括经验的逻辑，又包括心理方面[20]。正是这一论断具有了教材程序思想的萌芽，教材的逻辑顺序包括教材中知识的逻辑顺序、技能培训的逻辑顺序等;学生的心理顺序包括作为主体的学生的认识顺序。自然地，这其中包含着逻辑顺序和心理顺序的矛盾。比如，从心理上讲，可能学生们一般会适应或者熟悉先从体育构成上研究体育法制，但是，现今的体育法学教材却先从法理学角度入手，由此，体育法学知识的逻辑顺序与学生的心理顺序产生了一定的矛盾。

第三，关于体育法学教材的形态结构。体育法学教材的形态结构就是教材内容和教材程序所展现出来的多样化的形式。一般而言，主要从 “学”和“教”两个方面探讨，对于“学”而言，主要就是学生，教材形态主要体现为体育法学教科书、体育法学参考书等，可以理解为教科书系统和辅助系统两个。对于“教”，近些年呈现出多样化特点。以往体育法学教科书比较呆板，知识多表现为文字，以后可能会出现一些图案。美国学者认为：图像也可能并非总是有效的，而且偶尔也会喧宾夺主、使人分心[21]。但是，图案具有的特性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丰富表象，特别对于体育院系学生，可能会收到奇效。

3.3体育法学知识呈现

体育法学教材已有十几本，但是教材内容呈现出一定差异，具有随意性。随着时间推移，又逐渐体现出一种趋同趋势。到底体育法学教材应该呈现出哪些内容，值得我们思考。

表3中是一些主要体育法学教材的内容，一些教材内容既是第一次出现，又是唯一一次出现。比如体育法的地位，美、日、中体育法学的研究现状和体育固有法等等。其中有些内容充满了争议，具体而言，关于体育法的地位，教材编写者总是一厢情愿地认为，体育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实际上体育法远达不到这个程度，应该说，每一本教材基本上都反映了编写者的研究旨趣。这其中应该涉及到一个问题，即体育法学教材和体育法学素材的关系问题。

所谓体育法学素材，就是指一般事务的较为原始的材料。体育法学素材相当多，我们不能任意拿过来，这涉及到体育法学素材的教材化问题，当编者聚集了足够多的教材时，可能就会产生偏颇，对此，我们应该探讨体育法学教材系列怎样能够涵盖体育法学学科教学的目标，从而不发生偏颇。进一步而言，特别要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对于有争议的素材，最好不要放入教材，必须要明确选择的视点，切忌纠缠于枝节去讨论教材适切与否。另一个要关注顺序问题，具体而言，作为体育法学，一个学科的体系是很重要的，一旦瓦解，它的逻辑性也会丧失很多。

4体育法学知识在教材中的存在方式问题分析

4.1早期体育法学知识如何存在于教材中

从目前实践看，人们常常不愿涉足体育法学，比如研究生不愿报考体育法学专业，究其原因众多，例如我们会抱怨，体育法学有一定的门槛，需要学习法律知识，人们不了解等等。从教材与知识角度分析，我们仅仅把重点放在了体育法学知识的选择和组织上了，没有关注第三个方面——体育法学知识的存在方式。体育法学知识常常以静止的、呆板的、毫无生气的方式呈现，自然地，难以引起人们的关注。比如，早期我们曾经编著过运动员体育法律读本，编写内容比较呆板，主要就是简单的法律条文介绍与解释，很难引起运动员的兴趣，体育法学教育效果可想而知。同样，在体育院系，體育法学课程不好上，老师不愿教，学生不愿上。再比如人们不爱看早期的体育法学教材，特别是第一本体育法学教材，人们提起它，仅仅是因为它是第一本。

我们在这个时期将体育法学教材定位于“支配者”地位，将之奉为经典。体育法学只是变成一个独白者和沉默者，似乎与学习者无关，缺乏“感召力”与“亲和力”。

4.2如何使体育法学知识具有“活化”作用

首先，体育法学教材应该成为一个“对话者”。要使体育法学知识富有“生命力”，就应该使体育法学教材定位于一个对话者。根本原因在于体育法学知识的学习就是学生以意义的生成和理解为基本目的，强调精神意义上的对话。为此，破除二元对立式的关系模式，这其中也包括体育法学教材与学生之间的对立。另外，作为一个对话者，体育法学教材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物，而是具有了人格化的特征。具体而言，体育法学教材中的知识不会再静静地躺在书本里，一旦具有了活力，就会积极主动走向学生。

其次，体育法学知识应该体现“动态化”特征，具有一定的“生命力”，体现出“生命化”特征。对此，体育法学教材设计应该突出生态化理念，生态化理念可能在环境法研究中较多出现，似乎与体育法无关。其实，生态化理念的关键是在一定的背景下，将体育法学知识与学生的个体精神和相邻知识领域联系起来。首先，加强体育法学知识与体育生活、体育法学知识与学生之间的联系。体育领域虽然是一个不大的世界，但是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要想使学生真正获取体育法学文化的滋养，就必须同时面对两个世界，一个是学生的个人世界;一个是体育社会共有的精神文化世界，并且使这两个社会能够得到很好的转化。离开学生个人世界的体育法学知识是固化的，没有生气的，对于学生而言，纵使我们有再丰富的体育法学知识，那也只是一堆“死”的材料。同时，体育生活实践和通过书本得到的体育法学知识是互动的，特别是体育法学本身就具有实践性的特点。唯有如此，才能体现最大的感染力和学生学习的意义。其次，加强相邻学科和不同知识领域的联系。过去我们编写体育法学教材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强化本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区别，生怕本学科与其他学科混淆，如今综合化观点得到广泛认可，因为综合化是恢复课程内容之间的生态关系并在教材内构建完整的知识生态系统的重要途径。[22]

5体育法学教材文化分析

5.1体育法学教材文化意义

这是最后一个命题。关于教材文化研究很少，体育法学教材文化更是闻所未闻。但是，这并不代表文化教育不重要，因为文化是一种默默、久远的东西，一旦形成，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教材文化是体现在教材内容及教学活动中的社会文化，代表着社会权威的知识价值和观念系统，明确显示社会领导阶级为青少年社会化所选择的特定教学内容。它是传输知识、传播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工具[23]。体育法学在我国出现时间不长，体育法学教材虽有十数本，体育法学文化并没有真正形成，一个时期以来，诸多问题的出现如假球、黑哨、体育受贿、兴奋剂问题等表明，体育法学文化的建立还需要走很长的路。

体育法学教材文化一般只影响体育院系的学生，这些学生作为传播者，传递给广大的社会大众。作为法学教材文化的一部分，契合规则使体育与法学形成了高度一致，体育法学教材文化已经形成了一个集体育知识和经验的宝库，研究体育法学教材就必须对这种文化给予高度重视。

5.2体育法学教材文化内容

体育法学教材文化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个是文字符号和图像符号(目前这方面比较欠缺)以及音响系统(同样，这方面也很欠缺)所表达的基本认知和情感表达。体育法学在世界范围内真正出现的时间并不长，但是近几十年发展尤为迅速，涉及到了多个领域，这也是体育法概念辨析的一个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体育法学教材自身文化，这就涉及到体育法学教材制度、编写、使用和出版与发行的文化，自然地，这种自身文化很重要，比如，到目前，我们并没有形成体育法学教材的编写制度，学者们编写教材还处在一种自发状态，远没有形成一种制度。

5.3体育法学教材文化的发展

目前，体育法学研究领域还未有人提出这个名词，应该把这个领域作为一个专门课题进行研究，从历史角度看体育法学在我国出现也就三十余年，有无必要研究和追溯1929年颁布的《国民体育法》?其作用不言自明，无论是研究近代的还是现代的，都会对将来起到一种启示。以前文为例，《国民体育法》颁布至今，我国的台湾省还在适用，这期间有过几次修改，这能够为现今我国大陆体育法的修改提供一定借鉴。为了进一步发展体育法学教材文化，我们还需要做一些实际工作：

收集、整理当代有价值的体育法学教材，使之成为一个文库。

开展体育法学教材的纵向和横向研究：纵向研究，特别着眼于前后比较和传承关系的研究;横向研究，主要就同时期的国内外教材进行探讨分析。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发体育法学新教材。

随着时间推移，研究内容日趋丰富，要多创建体育法学刊物。

6结语

本研究围绕着体育法学教材探讨了若干问题，其中每个问题都很重要，有些涉及到了体育教材的核心，比如体育法学教材的组织问题、教材观问题等。当然，有些问题的论述目前还没有出现，比如体育法学教材文化作为一个新出现的内容更加重要，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理解，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加深对体育法学教材的编写、设计，加深对体育法學过去、现在与将来的预测与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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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贾文彤

第二篇：房屋管理的法学分析

摘要：住房改革引起的房屋产权的转化(从国家所有到私人所有)，并不意味着房屋使用管理权的完全移转(从政府管理到私人自治)，但私权进入传统的公权管制领域，私权与公权在房屋使用管理中形成既相互区分又相互促进的合作关系。私权成为房屋使用管理中的支配力量，私人自治是私权行使的主要方式；公权的作用在于公用部分以及公益需求的公共事项上，促进和保证私权意思的形成以及在法定范围内的正确行使。房屋使用管理在立法上的完善涉及从《物权法》、《房地产管理法》、《物业管理条例》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等一系列公私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共同作用。

关键词：私权；公权；私人自治；契约；法定；房屋管理

房屋管理是指对私人业主利用、维修、改造其私有住房的行为的管理，是我国住房制度改革后新产生的一种房屋管理关系。我国城镇人口的住房目前主要集中于按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模式安排的单元式私有住宅的形式。有关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现行物权法已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与此原则性规定相匹配的，尚有许多配套性制度安排需要建立或完善。房屋管理方面的法律制度即为其中重要的一项。现实生活中，一方面全国各地日趋增加的住房纠纷很多时候都发生在小区内部的业主之间，在房屋管理公共事项上不愿或者无法达成共同决定，比如筹集、使用专项维修基金，维修、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共同管理、使用房屋的共有部分，成立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等，以至物业公司越权代行职权非常普遍；另一方面，住房主管机关忽视或弱化业主的自觉自治的监管越位，与放弃或弱化住房管理主导权的监管缺位长期并存，在各类纠纷中房管部门要么认为“和它们无关，这种事情已经超出了它们的管辖范围”，要么粗暴干涉、甚至剥夺业主对房屋使用管理的自治权，“无法容忍业委会摆不正自身位置”。矛盾的两头积累，致房屋管理常常陷入一种“公地悲剧”。

由于上述问题同普通百姓的基本生存联系密切，自然也就牵连到各方的利害，并随着我国住房制度改革的逐步向前推进而日益受到重视。各地方也相应出台了一些类似于物业管理条例之类的规章。有关的规章通常将焦点集中于协调处理业主、业主大会、以及物业服务方之间的权限和责任，并已取得了一些成效。然而整个问题始于新的住宅小区兴起以及职工住房房改后，原本负担着整栋楼房或成片小区管理职责的各城镇的公房管理部门和各单位的职工住房管理部门逐渐退出了管理，而新的管理机制又未能及时形成这样一种特定条件下。换句话说，公权力退出所留下的空间未能为私权力机制所填补，这是有关纠纷的源头之一。

一、房屋管理与业主的物业管理

过去解决房屋管理问题的法律途径是公房管理，它的法律基础是住房国家所有权，它的实现方式是房管机构的统分统管。然而持续深化的住房改革使得住房私有成为普遍的社会现实，房屋管理不再是纯粹的政府公共管理，而融合和接纳了私人自治的内容。

私权在房屋管理中的扩张：自治的引入

日本学者早川和男通过对世界主要国家住房管理政策的考察和分析，归纳出私房管理的主要模式。在这些国家中，政府机关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强和完善房屋管理的干预和调节，以求更好地解决住房问题。但是，政府对于房屋管理的干预只是努力使房屋使用在市场调控与行政管理间寻找平衡，而没有改变私房与市场的关系和性质，房屋私有始终都是各国住房制度的法律基础。在美国，私权在住宅管理中被赋予了整个制度基础的价值，而对政府干预私有房屋管理关系持谨慎态度。而英国曾经是政府直接投资建房的典型国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英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建造或翻修住房。然而这种以政府财政补贴替代市场自由调节住房需求的管理模式到20世纪50年代开始，因为政府财政负担过重等原因不得不面临被迫改革的困境，为此英国政府对公共住房提出了“国家往后撤”的方针，以“住房私有行动”为目标，大力推行住房私有化的政策，重新在住房管理中引入以私权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努力提高居民住房自有比例，鼓励私人业主通过市场选择物业公司对住房管理和维修，自治管理房屋物业事宜。

在我国伴随着住房体制改革中的房屋产权变化，私权也逐渐成为房屋利用的支配力量，控制着房屋使用、维修、改建的主要环节。对房屋的管理，作为管理关系一方的私人业主(房屋所有者、合法使用者)需与国家、市场两股力量合作。自治是适合于联系业主和政府，借助私权与公权的合力，在政府组织与私人之间发挥作用的一种管理机制。作为命令和控制的补充，政府容忍或者鼓励该机制，以实现政府机关自己不会制定和执行的一些房屋管理标准。由此，私权进入房屋管理，建立在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基础上的业主物业管理成为私权自治行使的主要方式。

私权机制在房屋管理中的动力与阻力

理想的业主物业管理遵循这样的法律逻辑：在住房商品化改革完成后，利用物权法定制度，依据所有权原理和共有理论，将房屋管理的主导权由原来行政权威授权的政府机关转化为法定民事确权后的全体业主，再通过业主自主制定契约关系(管理规约)，从而确立起业主自我管理的责任和自我管理的机制。这种在法定民事确权的前提下，通过协议对全体业主权利保护、义务约束的私权机制被认为是房屋所有者(或者是房屋使用者)之间建立合作和依赖关联的基础。在房屋管理领域，这样的制度安排将鼓励普遍存在的合作发生，各方利益能够在这一领域得到控制和协调。

《物权法》、《物业管理条例》等制度设计虽然遵循上述理论说明和逻辑推导将房屋共有部分及公用设施设备的使用、维修、改造的权利赋予了全体业主，并构建了通过协议达成共同决定的条件和程序。然而首先，由于房屋共有部位和公用设施设备并非与每套住房直接相关，共有部位、公用设施设备损坏可能只影响少量房屋的正常使用，加之社区内业主、房屋使用者的联系疏离、共同意识薄弱，部分产权人认识不到应承担的共同义务。仅仅依靠业主自觉，依靠以私人意思的同意性表达为核心的传统协议机制，想要全体业主在房屋管理公共事项上满足2／3或者1／2的法定多数之“共同决定”，往往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其次，不仅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中的共有部分、公用设施设备存在着公益维护共同使用的房屋管理问题，即便专有部分也同样存在类似问题，因为专有部分在实物形态上毕竟是不能真的脱离整个建筑物独立的存在，从而不能像独立物品那样任由其所有人随意处置的。比如在住宅专有的阳台栏杆或外墙设置突出物的行为；在住宅内部饲养家畜妨碍公共居住生活的行为；危险增设或拆除住宅内部结构物与设备的行为；随意张贴广告物、标识物或标志物的行为等。总之，单纯依靠意思自治、契约自由的协议机制往往难以使私人业主在房屋管理公共领域形成法定有效的共同决定，而物权制度虽对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和业主物业管理有着原则性规定，却也没有促进和保障业主就房屋管理公共事项达成共同决定的具体规则设计或针对性制度安排。不仅在我国，在韩国单纯依靠意思自

由的私权调控方式来实现住房自治管理在实践中的失败已经被其住房管理经验所证实。

二、房屋管理与政府的公共管理

虽然新的住宅小区兴起以及职工住房房改后，原本负担着整栋楼房或成片小区管理职责的各城镇的公房管理部门和各单位的职工住房管理部门逐渐退出了管理，但是这种变化以及私权自治在房屋管理中的引入，既不意味着公权力退出留下的空间已经被私权利机制所填补(如前所述)，也不意味着新进入的私权机制可以完全脱离公权管制。对于房屋管理中公权管制的存在和作用，不能理解为是与私权调控机械的此消彼长的关系，政府所代表的公权强制在房屋管理中始终存在，私权自治的引入，只影响和改变着政府公权管制在房屋管理领域的作用范围和行为方式。

公权在房屋管理中的坚守：公益的维护

当私人自治成为与行政监管平行的房屋管理制度安排时，“契约自由”、“物权法定”以及相关的私法制度是作为房屋管理的一种柔性工具被引入。公权管制对私权工具选择适用的目的，一是避免传统的行政管制过度化。“在公共行政中，为了使行政运行更加透明和潜在地更有责任感的目的，将契约对话嵌入管制关系。目的是为了获得所执行任务的透明度性，为了行政运行成本的降低，为了帮助运行单位对其消耗和执行负起责任”。二也是更重要的是考虑到私人追求利益最大化与房屋管理公益秩序之间的天然矛盾，为确保契约自由、物权法定等私权工具的引入和运用不至于冲击公益维护的要求，公权强制要把私人意志规制在房屋管理公益秩序可接受的范围内。换言之，房屋管理在完善私权自治机制的基础上，仍然需要保留必要的国家公权管制，通过国家干预的形式弥补业主自治的不足。为此，政府公权所代表的国家强制对私人自治的必要介入和程序强制，具有重要的规范意义。尤其是住房改革摒弃了传统公法将房屋管理裁量权直接转化为行政规则的方案，转而更加强调“行政执法”的法定依据和法定程序，突出尊重私房管理中的“业主自决”和“业主自愿”。此时行政公权的功能和作用集中于公用部分以及公益需求的公共事项上，促进和保证私权意思的形成以及在法定范围内的正确行使。

首先，公权监管强制干预私权行使被严格限制在维护房屋公共利益所必需的最低范围内，即只有私权行使已经对或者可能对公用部分或其他业主造成不利影响或危险情况时，公权的强制介入才被认为是合理的。其次，公权监管被严格控制在程序强制的范围内，其不仅为私权在其间的行使拓展空间、确定自由度，也为公权监管提供进入的依据和行使的界限。具体而言，第一，在私房使用中以不对公共利益产生滋扰为限。此处强调对公共利益的滋扰，并不以实际发生在建筑物(单体建筑物)或者建筑物群(小区)的共有部分或者公用设施为限，事实上住宅内部行为也同样可能发生。同时对共有部分或公用设施的私自使用并不一定构成侵权，只要这种使用被合理地限制在未造成对公共利益的滋扰范围内。第二，在私房维修中：以公用部分、公用设施设备为重点，规制和禁止对公用部分的擅自改造或不合理使用，比如禁止将公用部分擅自改作自用；禁止不合理地自己使用或者准许他人使用公用部分以致其他业主不能使用或者给其他人造成滋扰或者危险。目的也是维护所有业主对公有部分、公用设施共同享有的利益和合理期待；第三，在私房改建中，只规制使用功能和设计结构的改变可能导致的建筑物整体安全隐患和功能减损。

行政监管在房屋管理中的缺位与越位

虽然公权所代表的国家强制在房屋管理中始终存在，其在房屋共用部分以及公益维护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和作用。然而现实中政府公权常常由于下列原因长期处于行政监管缺位与行政监管越位并存的管理误区。

第一，认识的偏差。现行公权管理机制在面对新引入的私人自治管理时，作为行业主管的房管机关并没有很好地应对变化了的房管情势，对于尊重私人业主的权利与坚守自身管理的职责常常存在认识偏差：一种是继续遵循我国原先的行政命令式监管方式，仍然认为房屋管治的权威在于行政授权，与私人无涉、与私权无关，坚持政府机关是唯一掌握房屋使用管理权的机构，忽略和弱化房屋业主、使用者在私房使用管理中的自觉和自治。另一种则坚持私房管理应该在私法制度范围内由民事主体(私人业主、房屋使用者)自己处理，政府公共权力的介入是对民事权利的不当影响和过度干涉，在监管行为上体现为放弃或者弱化房屋管理主导权。房管机关只认同管理者的身份，在没有明确管理依据和管理界限的前提下，不能或者不愿确实承担房屋管理的责任。

第二，立法的滞后。作为房屋管理公权制度主要立法依据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在制定之初被赋予了更多不动产民事立法的色彩，在立法定位和功能界定上偏离了房屋管理法的内容。或者说在制定之初由于欠缺物权立法，原本定位为管理立法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却不得不承担起民事立法的大部分功能，由于更多关注于业主民事权利的确认和维护，真正的管理内容，包括房屋管理中政府公共监管的职能、监管的方式以及监管的程序等内容既不全面也不完善。由于相关内容的缺失，当房屋管理需要政府公权管制在住房公用部分以及公益维护上发挥其应有作用和功能时，却面临立法授权不明的难题：现行房地产管理法欠缺国家适当干涉(程序强制)私权自治的立法规定，没有促进和保障私人意思在房屋管理公共事项上适当集中的机制安排。

在现行的法律机制中，单一的私权调控或者公权管制都不能满足目前住房模式下房屋管理的现实需要，从房屋管理法律关系特殊性出发，探索私权调控与公权管制在房屋管理中的参与、合作、共治成为房屋管理法治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房屋管理的法治完善：公私共治

“房屋管理”法律关系，主体兼顾政府行政机关与私房所有者、使用者；内容覆盖业主民事私权与行政管理公权；客体既辐射私有领域的个体利益，又反映公共生活中的共同利益。“房屋管理”与通常所称的“物业服务”或者“公房管理”不同，在管理内容上包括但不限于以平等为主要特征的物业服务关系；在管理性质上私人自治的内容和机制被引入，与纯粹的行政公房管理相区别；在管理方式上不是单一的政府监管，也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私权自治，而是必要国家强制下的自治安排，公私共治是其核心内涵。房屋管理法律关系公私属性紧密结合的特殊性表明，在房屋管理领域，私权与公权是既相互区分又相互促进的合作关系，私权调控和公权管制在房屋管理法律制度中都合理存在并相互促进。对于私权机制而言，业主在法定制度的框架内，通过契约自由、物权法定等主要私法工具实现房屋管理中的意思自治；对于公权机制而言，政府行政监管的作用在于公用部分以及公共利益的维护上，通过构建一系列的程序监管来推动和规制业主的意思自治，确保对第三人利益(公益需求)的维护和干预。简而言之，房屋管理中的公私共治是用必要的国家强制修正和限制私权自治，实现公权强制与私权自治的衔接，目的是将分散的私人意志适当集中，促进和保证私权共同意思在房屋管理公共事项上的形成以及在法定范围内的正确行使。

房屋管理公私共治的实体路径

国家强制介入和干涉私权领域，在房屋管理公共事项上集中私人意志的途径和方式主要有两种：

第一，直接方式——通过立法强制集中业主在房屋管理公共事项上的自由意志。我国将业主自愿达成共同遵守的管理协议称为“管理规约”，国外也称“公契”(the deed of mutual covenant)，这是一种包含了一定法定强制的特殊契约。由于单纯依靠意思表示的协议机制很难在房屋管理公共领域形成法定有效的共同决定，契约机制改进需借助于管理规约制度的完善，在传统的自由协议中增加必要的法定强制以达到“国家在必要情形下迫使人民完成一定的交易，却不干预交易的内容”。具体而言，通过立法预设强制条款(内容)的方式，在房屋管理公用部分或者公益维护的重大事项上实行推定同意的法定意思表示，构建“物业管理人或者业主代表申请－主管当局(酌情决定)－业主反对否决”的“共同决定”机制。

在“管理人或业主代表申请一主管当局酌情决定一业主反对否决”这样一个房屋管理共同意思表示形成机制中，已经突破了单纯的私人意思自治范畴。首先，立法赋予管理人或者业主代表申请启动共同事项决议的权利，一是使物业管理人直接参与到私房管理的共同意思表示中来，物业管理人的作用因为实际操作的现实需要得到更加积极的主动发挥，而不只是单纯地依靠与业主的物业服务合同维系，也不会因为物业合同欠缺相关授权而陷入被动，二是少数业主代表也可以启动这种公共事项决议程序，而不必拘泥于人数上的苛刻条件；其次，主管部门依据立法的明确授权，在涉及公益秩序的房屋管理公共事项上保有主导地位，为其干预业主私权自治提供明确的管理依据和管理界限；最后，考虑到私权仍然是房屋管理的重要力量，对业主意志的尊重则体现在反对意思表示的终局效力上。物业管理人、主管机关、业主通过参与、共享，在房屋管理的意思表示机制中各得其所，有利于解决多方及多元利益争议，增进彼此的合作关系，强化不同主体对管理规约正当性的共识程度，从而实现国家强制与私权自治的对接。

从目前的立法现实看，由《物权法》、《房地产管理法》、《物业管理条例》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等一系列公私规范性法律文件组成的现行房屋管理法律体系中，对于通过立法强制集中业主自由意志的直接方式没有明确的立法规定，也相应地缺乏“物业管理人或者业主代表申请一主管当局(酌情决定)一业主反对否决”这样针对性的制度安排，在2009年《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修订全面启动的背景下，这是本次修法需重点关注的新增内容。

第二，间接方式——利用法团意思集中业主在房屋管理公共事项上的自由意志。在香港，全体业主(一个屋村范围内)必须依法成立一个法人组织(法团)，全体业主的权利义务统一由这个法人组织享有和承担，在业主和物业管理人之间有一个组织实体存在。借助法团意思的形成将私人业主个体的分散的意思适当集中，通过对法团组织及其运行机制的规制将国家强制落实到业主私权领域，并将业主的自治安排合理限制在私房管理公益秩序可接受的范围内。

我国《物权法》、《物业管理条例》等只规定和强调全体业主的权利义务由业主大会统一行使，没有明确承认业主大会是具有私权行使和自治管理双重能力的组织实体。《物权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反映出我国法律只是将业主大会作为全体业主行使私权的一种可选择方式，对于业主大会，法律没有强制要求固定的组织机构，没有严格规定组织设立章程和设立程序，甚至没有完善的注册登记制度，这些都表明立法没有将业主大会作为一个组织实体来规定。因为其独立人格组织体的法律地位在立法规定上界定模糊，相应地作为设立章程的管理规约以及设立程序的注册登记两者的法律效力在立法上也没有明确。在具体内容上，关于业主大会的成立、议事程序、职责和权力在房屋管理中的规定，都是原则提及，不具操作性，比如在业主怠于行使管理职责时，对于强制成立或者强制召开业主大会没有规定；再如关于房屋强制鉴定、强制维修、强制改造中业主大会的法定职责，同样没有规定。由于全体业主没有形成一个典型的组织体形态，现行的物权制度无法借助法团意思的形成来促进私人意思的集中，也就无法直接通过对实体组织及其运行机制的规制将必要的国家强制落实到业主私权领域，作为国家强制干涉业主私权自治的间接方式也就无法实现。

对于房屋管理的组织实体——业主大会法律地位的规范内容，在房屋管理法律体系中只有《物权法》这一民事基本法有权确认业主大会作为组织实体，规定其设立条件和设立程序的法律效力。因此，物权立法对“业主大会组织实体法律地位的明确承认应是解决业主自治管理组织构建以及物业管理法律修改的关键”。

房屋管理公私共治的程序路径

在新的住房管理模式中，房管机关的监管职能转化为对私权自治的必要干涉和程序强制，监管方式则体现为构建一个日常的动态的监管系统，其间的各种监管环节和监管制度是实现监管职能的程序保障。

第一，在国家的公权管理与业主的自治行为之间，政府主管机关起到了桥梁和沟通的作用。政府主管机关的行为被认为是抽象的国家强制被庞大严密的行政系统及其人力成本分化为各种具体的常规的行政决策和行政执行，并能在最快的时间通过畅通的行政层级管理系统传达到最细微的具体的业主行为中，而业主的自治行为通过行政监管被不断校正在国家强制允许的范畴和程度内，同时这种借助于行政层级管理系统的传递并非是从上至下单向的流动，反向的信息沟通和信息传递也是政府程序强制规定被不断修改不断完善的一个重要原因。总之，私人自治模式被认为是“个性化、限制性的”，而法律规定又总是和抽象、静态的国家意志相连，通过房屋主管部门及其系统机制将国家必要强制规定与业主自治行为时时保持连通，保障这个制度在动态的日常生活秩序中良性的运作。

第二，在房屋管理中，政府主管机关的监管重点，是在房屋公共事项上，既要确保业主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协议机制来确定彼此的权责，又要保证将私人自由意志适当集中到法律要求的范畴和程度中来——促进“共同决定”的形成。既不能过度或者单纯依赖契约自身的规则能力，从而事实上放弃了对私房管理的引导与规制；又不能传承过去以明示或者默示指定物业公司的方式，从而事实上剥脱了业主自我选择的权利和可能。为此，房管机关的规范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将房屋使用、维修、改造活动划分为授权(许可)行为、限制行为(附条件许可)和禁止行为(绝对禁止)，并确立相应的责任保障机制。通过立法明确的行为划分和责任设计来引导和规范房屋使用者的活动。另一种是将主管机关对私权行为的干预提前到私权意思形成和具体实现过程中，在满足法定条件下，行政机关以强制“命令”的方式促成业主共同意思的形成，实现必要时国家对私人自治的“直接强制”。前者行政机关的管理主要集中在对业主私权行为事前的督导，以及对违法行为事后的责任追究，后者则直接满足行政公权对房屋管理公益秩序维护的程序强制。

房屋管理公私共治的机制设计

第一，立法应根据国家强制集中房屋管理自治意志的直接方式，通过预设强制条款或强制内容，规定在房屋管理的重大事项上，实行“物业管理人或者业主代表申请－主管当局(酌情决定)－业主反对否

决”的“共同决定”机制，引导和促进必要的国家强制(以房屋管理公益需求为限)纳入到业主私权行使中。

建议在修订《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时新增一章“房屋管理”，增加相关具体条文：

“在物业管理人或者达到十分之一人数的业主依法申请下，房屋主管机关有权以公告、命令等法定形式，敦促或者排除业主房屋管理中重要事项的适用，并酌情决定敦促或排除该事项适用的适合期限和适合条件，但有物业管理区域内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反对的除外。对房屋管理具有利害关系的人致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

在房屋管理公用部分或者公共利益维护的重大事项上，实行推定同意的法定意思表示。将启动房屋管理共同意思表示的申请权赋予对房屋实际领管、控制的物业管理人或者少数业主代表；主管机关有权依法直接推定这是业主共同意思表示的开始，并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落实和保障这一共同意思的适合条件和推进程序，事实上保留了主管机关接受、拒绝或者调整与全体业主利益相关事项提案的审查和决策权；这种法定的共同意思推定可以因为符合条件的业主反对(不同意)而被否决，这种否决在一般情况下具有终局的效力。

第二，立法应根据国家强制集中房屋管理自治意志的间接方式，进一步明确业主大会组织实体的法律地位，赋予业主大会登记注册具有民事实体成立和民事权利确认的公示效力，而不是仅仅作为行政监管的登记环节存在。进一步细化业主大会的运行机制，尤其是主管机关对业主自治组织建立以及权利行使中的协助义务和管理职责。

首先，建议《物权法》第七十五条修改为：

“业主应当依法设立业主大会(业主会)，选举业主委员会(业主委员)。设立业主大会(业主会)，应当依法向房屋管理机关申请设立登记。设立业主大会(业主会)必须依法制定管理规约。管理规约对业主大会、业主、房屋使用人、房屋管理人具有约束力。房屋管理机关应当对设立业主大会、选举业主委员会(业主委员)、制定管理规约以及其他必要的房屋管理事项给予指导和协助，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其次，建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修订在新增“房屋管理”一章内容中增加相关具体条文：

“房管机关对下列房屋管理重要事项具有酌情决定权：

设立业主大会(包括选举业主委员会)的协助义务和管理职责；

督促制定管理规约(包括临时管理规约)的酌情决定权；

其他房屋管理中公用部分或者公共利益维护的重大事项。”

第三，按照行政监管的职能配置，依法赋予房管机关行政审批、准入条件、登记备案、信息披露、监督检查等管理职权，赋予房管机关经常性、常规性的监督检查权力。通过构建一个日常的高效的监管系统，在房屋管理中清晰划分行政程序强制对私权干预的依据和界限，加强对私权意思行使的程序强制，形成房屋管理中行政监管的法定秩序。

1　行政审批：为防止房管机关利用审批权力不当干涉房屋管理中的私权行使，通过立法对行政审批的决策和执行进行限制和规制是必要的。首先立法明确规定审批的事项，对于房屋使用、维修、改造中涉及土地变更、规划变更、房屋结构性变更的重大事项要求强制报批；其次立法明确规定审批的程序，尤其是审批的流程、决策时效；最后立法明确规定审批的法律后果，包括决策理由说明、审批结果公示等。

2　准入限制：对物业公司、业主大会等主体设立条件增高还是调低对房屋管理秩序的影响甚巨。目前就物业公司的设立条件来说法律没有针对物业服务的行业特点在资金、人员、资质、规章上进行针对性的实体要求和程序设计，致使进入物业服务领域的主体资质参差不齐，不但是小区物业纠纷增多的重要原因，也增加了行政监管的难度和成本。退出是与准入合并使用的整体系统。我国欠缺房屋管理相关的主体退出机制，比如已经不具备条件的物业服务公司或者业主大会如何合理而及时地退出房屋管理领域，行政机关对此应有何作为都需进一步完善。

3　登记备案：标示权属设立和权属变动的确权性登记(公示制度)与作为行政管理手段和管理环节的行政性登记(备案制度)应该被明确区别，并在立法中作为两个系统处置和安排，前者由物权法等调整，后者由房地产管理法等规制。对于既有确权登记效力又兼具行政监管必要的登记事项，可以通过电子数据来实现两类系统的连通与共享，并能因此大大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

4　信息披露：信息披露对房屋行政监管的作用在于：一是纠正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之间的服务合同关系依赖于契约方式的自由选择，而信息传递的充分和及时是这种契约自由选择的保证；二是增加行政监管的透明度。公权管理在信息披露上的投入不仅更具权威性，也是行政机关日常监督检查的制度建设内容，同时也为私权人提供了一条对行政机关监察的渠道；三是物业服务的现实需要。近年来新建物业小区的特点是小区规模越来越大，建设周期越来越长，商品房的类型越来越丰富，开发的方式更加复杂，房开商的法律类型越来越多样化，这些都迫切需要建立一个集中的权威的信息收集，整理、发布的平台。信息披露方式主要有建立房屋网上信息系统和管理档案制度。

房屋管理的问题在于既往政府统分总管的公房管理系统由于不再适应变化了的住房模式而逐渐退出，然而在新的管理机制形成中，单一的私权调控或者公权管制都不能满足目前住房模式下房屋管理的现实需要，集中体现在各种公私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缺漏与不足。房屋管理法治的完善要在改进私权机制的基础上，加强私权调控与公权管制的合作，利用必要的国家强制修正和限制私权自治，促进私人意志在房屋管理公共事项上的适当集中。为此，对私权机制而言，通过预设强制条款(内容)的方式，构建“物业管理人或者业主代表申请一主管当局(酌情决定)一业主反对否决”的“共同决定”机制，保障法团意思的形成或者全体业主共同意思的形成；对公权机制来说，政府公共管理职能转化非常重要的关键，在于对房屋管理秩序形成和私权意思行使的程序强制干预，而不是直接介入业主私权自治管理的实体内容。

(责任编辑：谢闽)

作者：朱冰

第三篇：行政法学案例教学实践模式探究

基于近年来国内行政法学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转换，结合当前国内行政法学全能型人才的需求现状，基于传统的理论为主教学基础来逐步落实理论与案例讲解有效融合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在诸多高校的行政法学教育专业得到广泛应用。案例教学模式是指按照教学目标与教学需求，教师引导学生對真实存在的典型案例开展深入研究和探析，进而提升学生对行政法学理论知识的有效掌握与实践应用能力的一种新型教学措施。案例教学实践模式的应用旨在有效解决传统行政法学教育模式下，过于关注理论知识教学忽视实践教学的缺陷，进而有效增强学生的法律职业技能，为实现实务型、复合型和高素质法律人才的培养目标扎实基础。

针对我国传统行政法学的教学效果分析得知，我国传统行政法学的教学重心主要是采取灌输性的教学手段来加强学生的行政法学理论知识，尚未重视加强学生的行政法律实践能力培养，进而造成当前行政法学专业的学生严重缺乏实际操作能力以及创新应变能力。基于当前国内教育对行政法学法律人才的需求标准来讲，要求学生在具备扎实知识基础的同时也要具备较强实践应用能力。教师应结合学生将来的就业发展，积极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基于传统的理论教学基础与案例教学进行有效融合，进而保障学生熟练掌握法学知识理论体系的相关知识的同时，也能有效培养学生的实际处理行政执法案件的应用操作能力。

一、当前行政法学案例教学实践模式的现状

(一)教学所用案例的质量尚未得到保障

行政法学是当前我国建立法治政府、和谐社会、构建诚信政府战略目标的重要保障，但当前并未具有权威的案例汇编架构。尽管当前高校法学教师已基于传统的理论教学方针上提升案例教学模式的实践应用，但当前教师在进行教学所用案例的收集与整理过程中，仍然存在一定的难度。因我国诸多法学教学案例的产生较为繁杂，且可源于报刊、媒体新闻、各类法学参考书籍以及实际案件等多种环境，诸多教学案例因为发生时间已久，与当前时代的法律现状不同，进而不易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二)教学设计所产生的教学效果较低

结合诸多法学教学应用案例分，作者将法学案例大致分为示例型和研讨型两种类别。示例型的法学案例是指是教师引导学生对案例进行分析研究，进而增强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深入理解、掌握，在选用法学案例时，教师会采取一定的措施来简化案例架构，重点突出案例中印证行政法学知识内容相关的部分但这种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研讨型案例则是指，旨在提升学生对现实中行政法律问题的洞察力为目标，具有存疑性，但缺乏对学生思考深度的培养。

(三)尚未明确教师及学牛的切实地位

案例教学实践模式的应用形式是在课堂教学中体现的，法学教师引导学生来解析、探讨案例、发现问题、研究问题直至得出解决结论，其实践过程中所涉及到的行政法学知识点的深度、广度以及学生的讨论、学习时间等，绝大部分的控制权掌握在教师手中，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一直处于较为被动的地位。结合诸教育先进国家的行政法学案例教学实践案例，要求坚持以学生为主导者、教师为引导者的基本原则，进而在进行问题的讨论分析过程中，学生自由发表个人观点、积极主动地进行交流、碰撞探讨，而教师只需正确辅助、引导学生采取正确的学习方式。

二、落实案例教学模式的有效途径

(一)提升案例的收集整理的工作质量

教学所用案例的质量优异将对教师和学生的行政法学重点知识内容的学习产生直接影响，优质的案例应用，可实现将真实的现代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法律现象在课堂上进行有效呈现，进而引导学生切身体会、深思。教师在准备教学案例的过程中，一定要确保案例的真实性、实时性、可靠性，不要采取为了去印证行政法学重点知识内容而编造虚假、简化的教学案例的方式，进而为学生创造真实的法律环境，进而有效提升学生的法学应用能力。

(二)结合当前时代发展，定期更新案倒题材数据库

要求教师有效结合行政法学的重点理论知识来选取可以有效展现知识点的法学案例，进而保障学生可以有效掌握行政法学行业现状与发展趋向，进而有效适应现实的法律环境。案例题材数据库的更新管理是当前案例收集管理过程中的最弱环节，所以，法学教师必须长期坚持、有效落实这项工作。

(三)认真设计案例教学的具体内容

结合当前案例教学的现状得知，诸多学生仍旧依赖于传统的灌输式教学，严重缺乏独立思考、积极主动学习探索的心理，只会一味的被动地从法学教师那里接受知识，这种错误的学习态度、学习方式，严重影响案例教学实践模式的应用发展。因此，教师应认真设计新颖的教学内容，进而有效激发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培养学生的自主思考能力，具体可通过课前的准备工作，如何有效引入案例，结合案例分析开展的模拟练习的具体操作，案例教学完成后的学习反馈和总结等方面来落实。

三、应用案例教学模式的必要性

案例教学法主要是通过将教学目标中所规划的教学内容依据法学专业的人才需求标准，将贴近生活的真实案例转化成相应的教学实践项目，以培养学生法律应用能力为基础目标、以职业项目为导向，采取教师引导学生协同完成一个完整的案例分析进而落实教学目标，确保学生在分析案例的过程中切实掌握到专业理论知识以及实践操作能力，进而提升教学质量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

行政法学专业中所涉及到的法律知识较为广泛、复杂，且具备较高的学习难度，一旦学生的理论基础不扎实，且不具备优异的实践操作能力，在毕业之后的就业发展中，想考取相关职业从事资格、从事行政法学行业将更加困难。现代社会的发展是学生远远比以前来说更加活泼了、思想更加开放了，因此对学生的教学来说，他们更加希望在课堂中可以充分的机会去表现，去展示自己，发表自己的意见，因此应当还学生课堂的主动权。案例教学实践模式的有效落实，可以把整个行政法学的课程内容划分为对应的具体事件，进而科学、合理的设计案例教学方案，其中包括案例选取、案例教学内容设计、实施计划、开展过程以及案例教学落实结果等核心因素。

因此，当前诸多高校的行政法学专业教学过程中，应有效落实案例教学实践模式，教师应当学会将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让学生自己去表现，教师起到一个积极的引导作用。通过规定案例法律知识点的重点分析目标、划分项目小组，引导协助学生进行积极探讨，将课堂的主动权还给学生，还能营造良好的行政法学知识学习的氛围，建设和谐融洽的班级氛围，在师生之间形成深厚的感情。因此，民主的学习氛围更加有助于开展行政法学案例教学，还有助于学生进行不断的探讨、交流，促进学生对行政法学知识应用学习的整体认知。进而共同完成一个完整的实践项目，在行政法学课程的课堂教学中将法学理论与案例实践有机结合，进而有效挖掘学生的创造潜能，提升学生实际操作能力。

综上所述，为实现应用型法律人才的培养目标，教师必须认识到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重要性，进而有效落实案例教学实践模式。基于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真实案例，结合当前时代下的法律、法规规范，引导学生认识到当下对法律人才的要求标准，进而有目的地开展法学学习。所以，应用案例教学实践模式，熟悉规范，领悟法理是学习法律之道，我们应让这三者循环互动起来，为推动中国行政法学教学探索出一条成功之路。

作者：李秉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