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责与义务家庭教育论文

【摘要】美国的学前教育立法资源丰富，形成了以《提前开始法》、《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不让一个儿童落后法》等法律为主的多元化立法模式。中国的教育立法采取的是以《教育法》为主的一元化立法模式，但尚未将学前教育纳入相关的立法规定，因此有必要制定单独的《学前教育法》，完善法律体系，推动我国学前教育持续、稳定地发展。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职责与义务家庭教育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职责与义务家庭教育论文 篇1：

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法律关系及其完善

摘 要

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相互联系、互为补充，两者密切配合才能有效地促进学生发展。但现实生活中，学校和家庭的教育权利与教育义务出现很多交叉或不对等的问题，已严重影响学生的健康成长。只有从法律关系主体、法律关系内容和法律关系客体三个方面分析其存在的问题，才能找出家庭教育权利的保障措施。

关 键 词

家校合作；法律关系；法律关系主体；法律关系内容；法律关系客体

学校教育是经由教育行政部门业务考核的教职人员和专门的教育机构为完成特定的教育教学任务，有计划、有组织地传授系统、全面、深刻的教育内容、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一种共性化教育活动，具有后续性、阶段性、业缘性、规模性、模式化等特点；而家庭教育是父母或年长者根据社会需求和子女身心发展特点，通过陪伴及言传身教对子女施以教育影响的一种个性化教育活动，具有启蒙性、一贯性、血缘性、针对性、灵活性等特点。只有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密切配合才能更好地发挥教育的功能，取得更加理想的育人效果。当今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和冲突，究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教育主体尚未对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法律关系形成清晰的认识。从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和内容三个方面准确把握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法律关系，是解决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矛盾与冲突的关键。

一、法律关系主体

法律关系主体是指法律关系的参加者，包括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即法律关系中权利的享受者和义务的承担者。享有权利的一方称为权利人，承担义务的一方称为义务人。

学校教育的法律关系主体是学校管理人员、经教育行政部门业务考核的教职人员和行使受教育权的学生。虽然我国长期以来把教师作为干部编制序列来定位，具有“准公务员”性质，但我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已明确把教师排除于国家公务员系列。《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从法律上明确界定“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这一法律地位既不同于传统的自由职业者，也有别于国家公务员，而是一种专业人员。教师作为学校教育的主体，承担着教书育人的职责，传播和创造人类文化，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

家庭教育的法律关系主体是指父母及其子女。我国法律赋予了父母养育子女的权利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以健康的思想、品行和适当的方法教育未成年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承担家庭教育是父母应尽的责任，也是法律赋予的义务。父母的言行举止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子女，并且这种影响具有基础性和长期性。由于父母在文化水平、人格特质等方面不同，他们对子女的教育内容和方式也存在较大差异。长期以来，父母将子女的教育托付给教师，主体意识较为淡薄。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和精神生活的丰富，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愈加重视，主体意识也逐渐增强。

学校教育法律关系的义务人是不同的，但权利人是一致的。就义务人来说，教师相对父母具备更专业的知识和更科学的教育方法。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子女是家庭教育法律关系的权利人，同时又是学校教育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人。一个人出生就接受家庭教育，入学前主要是家庭教育的权利人。入学后开始接受学校教育，此时其既有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又有接受家庭教育的权利。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是亲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家庭教育需要教师的指导，学校教育需要家长的支持，家长和教师相互合作才能使教育更具有针对性，可以最大程度地激发孩子的潜能。

二、法律关系客体

法律关系客体又称权利客体，是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所指向的对象。没有客体，权利和义务就失去目标。法律关系的客体一般包括物质财富、非物质财富和行为三大方面。

物质财富既可以表现为自然物，如森林、土地、自然资源等，也可以表现为人的劳动创造物，如建筑、机器、各种产品等。学校教育中的物质财富较为复杂，包括学校的场地、办公用房、实验用房等附属建筑物、教学仪器设备、国家财政拨款、社会捐资等。家庭教育领域中的物质财富主要是指住所、货币等。

非物质财富包括创作活动的产品和其他与人身相联系的非财产性的财富。学校教育中的非物质财富相对较多尤其是智力成果，主要包括各种各样的教材、教案、著作、教法、教具、课件、科研成果等；非物质财富包括教师和学生的姓名、名誉、肖像、身体健康、生命以及学校的名称、荣誉等。家庭教育中的非物质财富主要包括父母和子女的姓名、身体健康、名誉和生命等，比学校教育的非物质财富要少很多。

行为是指法律关系主体实现权利义务的作为与不作为。一定的行为可以满足权利人的利益和需要，可以成为法律关系的客体。在学校教育中，学校内部的教育教学行为和管理行为是教育法律关系赖以存在的最基本的行为。学校、教师、学生的物质财富、非物质财富以及这些主体依法进行的教育行为和教育活动都受法律的承认和保护，都是教育法律关系的重要客体。在家庭教育中，父母对子女的陪伴及言传身教是家庭教育法律关系赖以存在的最基本的行为。

三、法律关系内容

权利与义务构成法律关系的内容，法律的实质是要确定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

法律上的权利是指法律关系主体依法享有的某种利益或资格，表现为权利人可以作出一定的作为或不作为，并能要求义务人实施一定的作为或不作为。教育法律关系的主体均享有权利，教育法律关系的参加者众多，但主要包括学生、家长和教师三类权利主体。在学生、家长和教师的教育权中，学生的受教育权是最基本的教育权利。受教育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受教育权是公民所享有的并由国家保障实现的接受教育的权利，是宪法赋予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公民享受其他文化教育的前提和基础。家长的教育權是指公民享有从国家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和获得受教育的物质帮助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教师享有的权利包括进行教育教学活动，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和实验；从事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参加专业的学术团体，在学术活动中充分发表意见；指导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评定学生的品行和学业成绩；按时获取工资报酬，享受国家规定的福利待遇以及寒暑假期的带薪休假；对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其中，教育教学权、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和实验的权利、学术自由权、教育指导权、教育评价权和教育批评权等，是基于岗位职权的教师教育权，是教师作为专业人员从事教育教学活动中的特殊权利，而这种特殊权利又与一般专业人员的权利不同，它集职权与职责于一身，具有公权力性质和强制性。

目前我国并没有出台家庭教育法对家长的教育权进行规定，其他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只是强调了父母对子女教育的义务，但并没有明确将教育子女列为父母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國义务教育法》两部法律都没有对家长的教育权利做出相应的规定，家长不是教育权利主体，而是教育义务主体。虽然父母对子女行使教育权是理所应当的，但这种固有的自然权利并没有通过法律明确予以规定。现行学校规章制度也没有明确说明家长所享有的教育权利，比如知情权、决策参与权与监督权等。现实生活中，父母的教育权不受重视，其子女教育以学校教育为主，家庭教育没有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导致有些家长漠视自己的教育权利。父母教育权的忽视甚至是遗忘，导致严重的家庭教育“学校化”倾向，学校教育甚至完全渗透到家庭教育中，家庭教育重点错位，成了“第二课堂”“补课班”，家长则成为学校教师的“助教”，学生权利受到侵害，家庭教育沦为了学校教育的附庸，失去了应有的作用与自主性。学校和家庭的关系如何界定，父母与教师的教育权限如何划分，已成为权利研究的关键问题。从我国现状来看，要重视家庭教育，就亟需给家庭教育相应的合法地位。在家庭教育过程中，许多家长因缺乏教育理论和教育技能，不能很好地处理一些问题，导致家庭教育效果不理想。这种情况下，教育部门或学校可以帮助家长成立有关家庭教育组织，对家长进行教育、培训和指导。学校的教育权来源于父母教育权的委托，也应受到父母教育权的制约。同时教育权又有社会性，加之父母教育、家庭教育本身具有缺陷，因而父母教育、家庭教育应受国家、社会、法律法规的监督与指导。国家教育权和父母教育权相互制约才能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法律上的义务是指法律关系主体依法承担的责任，表现为义务的承担者必须依法实施一定的作为或不作为。教育法律关系的主体均承担义务，教育法律关系的参加者众多，但是主要包括学生，家长和教师三类义务主体。关于学生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学生应遵守法律、法规；遵守学生行为规范，尊敬师长，形成高尚的思想品德和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努力学习，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遵守所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管理制度。关于教师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教师应遵守宪法、法律和职业道德，为人师表；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遵守规章制度，执行学校的教学计划，履行教师聘约，完成教育教学工作任务；对学生进行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教育和爱国主义、民族团结的教育，法制教育以及思想品德、文化、科学技术教育，组织、带领学生开展有益的社会活动；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促进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制止有害于学生的行为或者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批评和抵制有害于学生健康成长的现象；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和教育教学业务水平。关于家长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和二十七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有保护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为其未成年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受教育提供必要条件。”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配合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对其未成年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进行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四条规定，“家庭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以健康的思想、品行和适当的方法教育未成年人。”《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法》第十二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学习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履行监护职责，抚养教育未成年人。”可见，现行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父母应具体履行哪些教育义务，教师和家长之间的义务划分也不够具体。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这意味着教育权利较大的教师应承担更多的教育义务。现行法律对教师的义务做出了规定，要求教师既广泛关注学生，又关注每位学生的特殊性，这必然要求教师和家长沟通交流。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教师和家长的沟通主要是依靠家长会或是家长主动与教师沟通。一方面，有些家长对教育义务没有清晰认识，缺乏正确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方法，没有履行教育子女的义务；另一方面，当学生的学习或生活出现问题时，教师将教育义务和教育不当的责任推给家长的做法也屡见不鲜。出现这种权利和义务不对等的情况主要是因为现有法律法规的规定还不够具体，使得教师和家长难以保持一种和谐稳定的关系，双方难以恰当行使教育权、履行教育义务。

四、家庭教育权的保障

首先，要着手制定高层位、专门的家庭教育单行法或行政法规。目前有关家庭教育的法律条款分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法》等法律及行政法规中，而且这些法律法规只泛泛地提出了家庭教育的指导意见和一些构想。面对社会转型、家庭变迁、教育变革，以及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矛盾与冲突，这些法律法规对于解决越来越突出的家庭教育问题显得过于宏观和抽象，且效力偏低。近年来，一些国家和地区日益重视家庭教育，制定了专门的家庭教育法律，明确了家庭教育实施策略。如2003年我国台湾地区专门颁布《家庭教育法》，之后又出台了《家庭教育法实施细则》。我国应尽快制定家庭教育法，从法律层面对家庭教育的性质和地位、家庭教育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家庭教育的内容和范围、家庭教育的特别原则和工作机制、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衔接和协同的体制机制、家庭教育法律关系秩序的法律保障及法律责任等内容进行规定。

其次，要在相关教育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家庭教育的权利，尤其是明确家长在学校所享有的各项权利，主要包括：一是知情权。知情权是确保父母参与公共教育运行必不可少的权利，教育行政部门应通过立法明确，家长有了解学校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成绩评价标准的权利并规定教育行政机关、学校承担相应的为父母提供相关信息的义务；二是教育决策权，学校在进行教育决策时要充分考虑家长的意见和建议，学校对教育上的措施、决定必须征得父母的同意，如果父母不同意，则该项措施、决定便不能生效；三是监督权，通过各种形式保障家长对学校教育行使监督权，包括对教师教育的监督和学校内部管理的监督。

最后，要在相关教育法律法规中明确家庭教育相关主体的权责范围，防止教育权的滥用。目前我国教育相关法律普遍存在着忽视家长教育权、过分夸大国家教育权、学校教育权、教师教育权的倾向。国家教育权、学校教育权和教师教育权都是公权力，它们可以维护和保障公民的教育权利，也可能因为膨胀而侵犯公民的教育权利，因而都必须防止权力滥用。对于教育公权力来说，教育法律法规既是其行使的规范化依据，又是其行使的约束性依据。为此，国家要完善教育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法律关系及其教育权边界；建立健全有效的家长监督、评价、受理及可诉机制；建立健全学校对家长管理的可诉和反馈机制。

参考文献：

[1]尹力.试述父母教育权的内容——从比较教育法制史的视角[J].比较教育研究，2001（11）：11-16.

[2]刘永林.教育行政权及其法律控制[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98-101.

责任编辑 徐向阳

作者：祁型雨 任茹慧

职责与义务家庭教育论文 篇2：

美国学前教育多元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摘要】美国的学前教育立法资源丰富，形成了以《提前开始法》、《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不让一个儿童落后法》等法律为主的多元化立法模式。中国的教育立法采取的是以《教育法》为主的一元化立法模式，但尚未将学前教育纳入相关的立法规定，因此有必要制定单独的《学前教育法》，完善法律体系，推动我国学前教育持续、稳定地发展。

【关键词】学前教育法 制度瓶颈 美国经验 立法完善

国内外众多学者通过对个体发育的各个时期进行研究，发现学前期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教育成果甚至直接决定个体认知能力。美国历来十分重视通过立法解决学前教育面临的各种问题，以立法方式推动学前教育的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起陆续颁布多个有关学前教育的法律规范，将资金投入、政府责任强化等影响学前教育发展的诸多重要问题上升到法律的高度。

多元立法：美国学前教育的立法特色

美国学前教育的立法体系庞大、内容丰富，涵盖了《提前开始法》、《家庭援助法》、《儿童保育与发展固定拨款法》、《早期学习机会法》、《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不让一个儿童落后法》、《儿童保育法案》等十几个不同层次的法律规范，形成了学前教育的多元化立法格局，在这一格局的形成过程中，美国的学前教育立法模式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注重调研，使立法活动有据可依。纵观美国的学前教育立法过程，可以总结出一个规律：首先是现实社会出现了一些问题，学者们根据自己掌握的理论知识对现实问题进行研究，然后政府在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出台有针对性的法律规范，以期解决现实问题，这一点在《提前开始法》体现的最为明显。起初学者通过调查发现，家庭贫困的儿童在读、写等很多方面往往落后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儿童，这是否意味着家庭背景直接影响儿童早期学习能力的高低？学者们持续深入地研究给出了肯定性答案，问题的关键在于人无法决定自己的出身，如何提高低收入家庭儿童的学习能力成为摆在美国政府面前的头等难题。

经过长期酝酿，1965年“提前开始”计划得以实施，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由政府拨款为低收入家庭且年龄在3～5岁的儿童提供无偿的配餐、教育等服务，以期最大限度地缩小家庭收入差异对儿童成长过程的不利影响。令人欣喜的是，该计划取得了预期效果，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美国政府适时在1981年颁布了《提前开始法》，明确了该计划的具体拨款数额以及钱款的使用原则。此后1994年、1998年、2003年、2005年、2007年五次修改该法，提高财政投入力度是其最大的亮点：1981年联邦政府计划拨款10.7亿美元，1995～1998年每个财政年平均拨款35亿美元，1999～2005每个财政年逐年增至70亿美元，2008～2010年计划将每个财政年拨款数额从73.5亿美元增至80亿美元。

坚持教育公平，使公平原则在立法过程中得以贯彻始终。美国是移民国家，种族、贫富差距较大，为了消除其不利影响，立法过程中特别注意贯彻公平原则，除了前面提到的《提前开始法》，《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中也有所体现。

为了保证所有的美国儿童都做好充足的学前准备，前总统布什积极呼吁相关立法的出台，《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应运而生。这部颁布于1989年的法律规范确立了学前教育发展的目标：到2000年所有美国儿童做好学前准备；科学配餐，确保学龄前儿童拥有健康的体魄；加强家庭教育，具体而言就是要求作为孩子第一任老师的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多挤出时间来引导子女的学习，若家长能力有限，可以通过相关的培训适当提高。克林顿上台后不满足于现状，在原有目标基础上做了补充，并适时提交了《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草案。199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这部草案，《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开始发挥法律效力，这部法律体现了联邦政府对学前教育的进一步规范，对建立全国统一的规范标准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注重立法实用性，强化教育立法的可操作性。美国学前教育能够克服重重阻碍，保持稳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立法较强的操作性，这种操作性至少可以从两方面体现出来：一是目标明确，有的放矢；二是立法详尽全面。比如涉及到财政拨款，立法时既指明拨款数额又限定资金用途，坚持专款专用，代表性法律规范是《不让一个儿童落后法》。

2001年，在时任总统小布什的推动下，美国教育界进行了一次轰轰烈烈的改革。这次改革最大的贡献在于旗帜鲜明地提出要让每个孩子都持续性地接受良好教育，并通过知识学习和积累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陆续颁布了若干具体措施，比如“阅读优先项目”，为了保证每个孩子到三年级时都能自己阅读文章，该项目提出设立一套综合的、州政府范围内的阅读计划并开展公平起点的家庭读写计划。颁布于2002年的《不让一个儿童落后法》是专门规范该计划的法律文件，主要内容集中于项目拨款和用途，比如要求当年9亿美元的拨款总额中必须有7500万元用于“早期阅读项目”，2.6亿元用于“家庭读写计划”，此外联邦政府在随后的五年里必须保证有相应的钱款用于该项目。

高度重视教育法制，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推进学前教育立法。众多政策及法律文件的出台足以表明联邦政府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在联邦政府的影响下，各州政府也认识到学前教育的意义和作用，为发展本州的学前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其中成效最显著的当属俄克拉荷马州。

该州非常重视学前教育立法，1990年、1998年分别颁布了教育改革法案和其他几个重要法案。教育改革法案的立法宗旨是让生活在困难家庭的4岁儿童有机会到学区内的公立学校上学；由州长签署的其他重要法案的宗旨是对免费为4岁儿童提供学前教育的公立学校提供资金补助，激励学校推动和发展学前教育的积极性。凭借州政府多年的努力，90%以上的4岁儿童接受了免费的学前教育。

自此可以看出，整个美国，从政府到民间，都对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和关注。各级政府纷纷制定相关的法律规范强化其职责和义务，为整个国家学前教育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制度瓶颈”：中国发展学前教育立法存在的问题

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35个春夏秋冬见证了中国学前教育规模和教学质量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

对学前教育的立法重视程度不够。在立法领域，人们还未把学前教育立法视为教育中的一个基本类型或基本方面，对教育类型的划分仍然停留在基础教育、初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方面。还不能从终身教育、全面教育、素质教育等现代教育理念来把握和认识教育过程的性质和内容，缺乏从法律层面认识学前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对学前教育的立法重视程度远远不够。

反映到理论研究层面，教育界关注学前教育的学者及其研究成果尚有一些，法学界的学者们似乎陷入沉默状态，对学前教育立法的研究少之又少，就连国外先进经验的引入和介绍也是乏陈可数，所以学界对立法的推动作用很不明显。官方的忽视、学者的轻视势必导致学前教育立法步伐缓慢。

缺乏对学前教育立法的单独规定。中国目前的《教育法》并未明确把学前教育作为一个独立的教育类型对待，同时也缺乏专门的学前教育立法，没有独立的《学前教育法》，对学前教育的法律地位、法律性质、法律主体，特别是对学前教育的各种学校、幼儿园的办学主体资格、办学方式、办学要求及其相应的职权职责、权利义务内容缺乏规定，对学校与学生、家长的关系缺乏法律调整，有关责任的法律制度尚未确立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对学前儿童权益的维护和学前教育领域的规范产生影响，不利于学前教育的良性发展。

对学前教育资源投入的法律保障制度还不完善。目前，学前教育从资源获取上来看，只能从有限的义务教育拨款中分得“一杯羹”，所以十几年来学前教育经费在总体教育经费中所占的比重始终停滞在1.2～1.3%左右。中央政府尚且如此，各省市、县、镇等地方政府可想而知，极度匮乏的资金投入使得现阶段中国学前教育的整体发展状况堪忧：个别地区由于政府不作为，不论是教育质量还是教学规模都呈下滑趋势；另外受经济发展速度的影响，城市和乡村之间，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学前教育发展的程度差异很大，极大地影响了教育公平目标的实现，在此仅举农村学前教育一例便足以说明。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农村70%的适龄儿童没有机会去幼儿园学习，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留守儿童，每天他们只能和家里的大人在一起，大人农忙时无暇顾及，孩子就只能自己玩耍，由于年龄小自我保护意识弱，农村儿童被抢、意外受伤等事件不绝于耳，令人痛心。当今的改革既不是起点，更不是终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势在必行，学前教育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肯定要面临新的困境、难题，这样老问题、新问题交织在一起，共同成为学前教育事业向前发展的绊脚石。

这些现实情况说明，学前教育要想发展，首先就要在法律的制度层面上获得一席之地，获得与其他教育类型同等的法律地位，这样才能在国家的总体教育资源中受到应有的重视，得到应有的待遇。

突破学前教育法律地位“制度瓶颈”的基本路径

美国作为法治国家，长期以来十分重视学前教育的制度保障和法律推进，他们以其雄厚的经济基础作为学前教育发展的后盾和支持，使得学前教育法制化有着雄厚的物质保障和经济保障，形成了“多元化”的学前教育立法体系。但在中国，这种情形并不适用。目前中国已形成以《教育法》为基本法律，《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教师法》等法律配套的一元化教育法律体系，由于中国尚未把学前教育纳入到教育法制化轨道，借鉴美国的立法经验，我们可以考虑在现有的教育法律体系中，完善学前教育的相关立法，推动我国的学前教育发展。

重视学前教育立法，确立学前教育的法律地位。把学前教育作为独立的教育类型，完善现有的《教育法》，并研究制定《学前教育法》，确立学前教育的法律地位，为学前教育提供直接的法律保障和经济保障。以农民工子女学前教育为例，相关部门可以加大研究经费的投入力度，鼓励学者开展有针对性的专门研究，并借鉴其研究成果，制定相应政策，构建优先保障农村和弱势群体的教育公平制度；充分学习领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思想和内容，制定合理的国民学前教育基本法律法规和纲要，丰富和健全相关的管理机构，引入监督和问责机制。

加大学前教育的法律调控力度，依法治理学前教育。正视学前教育，重视学前教育，是搞好学前教育的第一步。除此之外中央政府还应充分发挥宏观调控职能，近来年美国联邦政府接连加强对学前教育的监管、规划、协调所取得的成果再一次证明了政府宏观调控在发展学前教育方面扮演着独一无二的作用。先从中央政府做起，充分发挥其调节、控制、监督等宏观调控职能，整合学前教育资源，完善学前教育体系乃至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各级政府应当设立专门机构，聘请专业人员切实履行职责。同时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激发地方政府投入学前教育工作的积极性，只有中央和地方联起手来共同努力，宏观调控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加强学前教育的经济保障立法，确保学前教育事业的资金支持。美国有一项专业的研究调查显示，学前教育的投资回报率为1707%，也就是每1美元的投资，其回报可以达到17.07美元。在这其中，4.17美元属于个体成长回报，占比24.43%，剩余12.9美元则是社会公共事业所收到的回报，主要表现为纳税的增加，社保投资的降低等，占比75.57%，以上数据清楚地表明投资学前教育回报丰厚，值得提倡。实践也证明美国学前教育的繁荣与国民教育质量的提升都与各级政府对学前教育持续性的财政支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鉴于美国的经验，中国中央政府首先应保障学前教育资金持续且最好是稳中带升的投入；其次地方各级财政需要切实保障学前教育专项经费；第三，要分别针对城市和农村，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有所差异的投入形式。在城市中，应当结合政府、社会以及个人，建立多种体制并存的投入体系。而在农村，依旧保持政府拨款为主；最后用法律形式固定学前教育投入的模式，以消除政策的主观性，因为学前教育容不得三心二意。

提升学前教师师资队伍水平和工作待遇。学前教育拥有公益性质，因此师资队伍的培训和提升工作也具有公益性，对此，政府应当在这项任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目前幼儿师资队伍的建设遭遇到了众多难题，比如，从业人员工资薪金较低，社会福利不足等。幼儿园教师工作量普遍比较大，很多时候她既是老师要传授知识，又兼保姆之职需要照顾儿童的起居，可是这些并未换来丰厚的工资回报，这一方面在民办幼儿园体现得尤为明显。民办幼儿园的老师多为合同制，干一天就挣一天钱，一旦合同关系解除她得不到任何社会保障；部分幼儿园置国家相关规定于不顾，想方设法降低成本，廉价雇佣一些未取得教师资格的人员，使得一些不具备专业素质甚至性格都有缺陷的人走上幼教岗位，接二连三的发生虐童事件一再给我们敲响警钟。其实这些问题美国也曾遇到过，美国政府没有消极应对而是通过宏观调控，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幼师从业资格、培训发展及福利待遇等事项，多年的努力终于换来了美国幼儿师资队伍整体水平的提升。

美国学前教育成功经验能够给予中国的启示是：学前教育虽说是教育体系的底层和基础，但教师的能力与素质要求并不会因此而降低，因为他们每天面对的是不具备行为能力的幼儿所以应对其提出更高要求。中国政府应在学前教育基本法的基础上完善有关幼师资格取得，幼师评聘考核，幼师工资待遇以及培训深造等方面的立法。

强化教育主管部门的职责与分工。发展学前教育不仅仅是教育部门的任务，它涉及到文化、财政、人事、劳动保障、社会福利、卫生等多个部门，尤其在当下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幼儿园的设立体制和运行机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单靠独立部门无法解决学前教育面临的新问题，所以强化各相关部门的分工协作显得尤为重要。遗憾的是现实生活中存在诸如政府部门职责划分不清、不作为、相互推诿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应该尽快用法律的形式将有关政府部门的职责范围界定清楚，督促其进行协作，最终形成各部门各尽其职，通力协作的良好局面。

学前教育立法的功劳建立于当代，其产生的巨大利益将影响到未来很长的时间。现阶段，中央及地方政府需要认真对待学前教育，大力搞好学前教育事业，以美国先进的立法经验作为借鉴，尽快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学前教育法。

（作者单位：北华大学法学院；本文系2011年度吉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研究项目“学前教育立法可行性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ZC11044）

责编/韩露（实习）

作者：于杰

职责与义务家庭教育论文 篇3：

最新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4大亮点全面解读

未成年人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立法、修法已经迈出良法善治的第一步。

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是最重要的一部法律。历经30年，这部法律在保护未成年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面对新的社会形势，这部法律的局限也愈发突出。针对日渐突出的新问题，2020年10月1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2021年6月1日，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施行。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从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司法保护6个方面加强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其中，强化家庭监护责任、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防控校园欺凌、明确国家监护制度等方面颇具亮点。

强调家庭监护，压实家长主体责任

本次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高度重视家庭监护人的职责和义务，针对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为”与“不为”设置了大量细化规定。

一为：监护人应加强家庭教育知识学习。为人父母者，须具备家庭教育的基本素质。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在总则中明确规定：“国家采取措施指导、支持、帮助和监督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在“家庭保护”一章也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学习家庭教育知识，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创造良好、和睦、文明的家庭环境。”这不仅体现了民法典对家风家德的要求，也明确了父母应加强家庭教育学习的义务。

二为：监护人应关注孩子心理状况，保障孩子休息、娱乐、体育锻炼的时间。在严峻的升学压力下，“鸡娃”“学习压倒一切”是不少家长秉持的信条，为了考上“好高中”“好大学”，休息、锻炼，甚至心理健康，统统都可以让步。这可能会对孩子造成无法弥补的创伤，还可能为其成年后的生活埋下健康隐患。一些家长不重视孩子的心理问题，孩子的心声常常得不到回应，甚至经常被压制、责骂。新法在“家庭保护”一章中新增了监护人“关注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保障未成年人休息、娱乐和体育锻炼的时间，引导未成年人进行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的两项义务。

三为：监护人在做出与未成年人权益有关的决定前，应听取未成年人的真实意愿。新法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根据未成年人的年龄和智力发展状况，在作出与未成年人权益有关的决定前，听取未成年人的意见，充分考虑其真实意愿。

一不为：监护人看护不得缺位。有的父母認为，五六岁的孩子已经长大了，可以独自在家看电视，没有家长看护也没事;也有的父母忙于在外赚钱，让孩子独自生活。新法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使未满8周岁或者由于身体、心理原因需要特别照顾的未成年人处于无人看护状态;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使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监护单独生活。

二不为：监护人不得放任孩子沉迷网络或接触有害信息。未成年人对虚拟世界和有害信息的刺激往往难以拒绝，需要监护人加以管理、制止。因此，新法在“家庭保护”和“网络保护”两章都设置了与监护人职责相关的条款。在“家庭保护”一章中规定，监护人不得放任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接触危害或者可能影响其身心健康的图书、报刊、电影、广播电视节目、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和网络信息等。

加强网络监管，避免孩子沉迷娱乐

本次修订，专门新设了“网络保护”一章，在国家层面、网络平台层面、学校层面、监护人层面，明确了互联网有关主体在未成年人保护上的责任，多管齐下强化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针对有关主管部门，新法规定，应建立统一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电子身份认证系统，出台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的种类、范围和判断标准，规范互联网市场。

针对服务提供商，新法规定，游戏服务提供者应对游戏产品进行分类，作出适龄提示;不得在每日22时至次日8时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不得让未成年人接触不适宜的游戏或者游戏功能;网络直播服务提供者也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者账号注册服务。

针对学校，新法规定，未经学校允许，未成年学生不得将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带入课堂，带入学校的应当统一管理。学校发现未成年学生沉迷网络的，应当及时告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共同教育引导。

针对监护人，新法要求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监督未成年人的同时，还要提高自身网络素养，规范自身行为。此外，监护人还应当通过在智能终端产品上安装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软件、选择适合未成年人的服务模式和管理功能等方式，避免未成年人接触危害或者可能影响其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

防控校园欺凌，守护学生快乐童年

近年来，校园内发生的恶性欺凌事件多次被媒体广泛关注。山东师范大学校园欺凌研究中心的一份调研数据显示，19.9%的学生曾卷入校园欺凌事件。针对这一问题，本次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专门明确了学生欺凌的定义，规定了学生欺凌的防控与处置机制。

新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三）款规定：“学生欺凌，是指发生在学生之间，一方蓄意或者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压、侮辱，造成另一方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者精神损害的行为。”

在学校层面，新法设置了一整套从预防到处置的流程。未发生欺凌事件时，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在欺凌行为发生后，学校对学生欺凌行为应当立即制止，通知相关学生的监护人参与欺凌行为的认定和处理;对相关未成年学生及时给予心理辅导、教育和引导;对相关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给予必要的家庭教育指导。对实施欺凌的未成年学生，学校应当依法加强管教。对严重的欺凌行为，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并依法处理。

明确国家监护，筑牢制度保障之基

本次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将“政府保护”列为一章，整合、细化了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教育、安全保障、卫生保健、社会救助等方面的职责，并明确了民政部门的兜底监护责任。在当前强调“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的背景下，这一举措无疑大大有利于形成政府与社会共促未成年人保障的合力。

新法明确规定国家为未成年人的最终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监护承担兜底责任。新法规定，在未成年人流浪乞讨或者身份不明，暂时查找不到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等情况下，民政部门应当对未成年人进行临时监护，明确了民政部门的主体责任。临时监护期间，经民政部门评估，监护人重新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民政部门可以将未成年人送回监护人抚养。

而在查找不到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等特殊情况下，新法也明确了临时监护和长期监护的衔接机制，即由民政部门依法对未成年人进行长期监护。经收养评估后，民政部门可以依法将需要长期监护的未成年人交由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收养。

未成年人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立法、修法已经迈出良法善治的第一步。相信，在政府、社会、家庭的合力之下，这部充满温情的法律定能为未成年人筑牢防火墙，营造更加安全的成长环境。

作者： 桂芳芳 谢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