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校与义务教育论文

近年来，在我国的义务教育阶段，尽管国家实行了“就近入学”的“强制性”择校政策，也就是说在我国的义务教育阶段是禁止择校的。但在一些地方，尤其是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一些家长为了孩子能就读一所心目中的“好学校”，对于择校的热情始终不减并保持了不断升温的势头。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择校与义务教育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择校与义务教育论文 篇1：

义务教育择校:教育的应然与实然

摘要：文章从应然、实然的概念入手，分析义务教育择校行为的应然与实然情况，指出择校本身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目前我国出现的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问题不是由于择校本身所造成的，而是由于学校的性质及选择学生的标准造成的。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择校问题由实然状态向应然状态转变有其必然性。

关键词：应然；实然；义务教育择校；因材施教

一、应然、实然的基本概念界定

“实然”通常用来表示事物本来的真实状态，是一个客体性概念；而“应然”指的是主体对事物的价值期待，是一个主体性概念。教育作为一项有目的、有意识地培养人的活动，其发展必然受到现实中诸如外部环境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因此，教育的实然发展被理解为：教育受现实诸客观因素制约而表现出明显的现实状况，同时教育又是以人为对象的，主要是通过教育来实现人自身的完善。基于此，教育的应然追求被理解为：教育因人的生成性、开放性以及未完成性而表现出鲜明的终极关怀，在理想——可能层面上流变的寻求历程。

在教育的实然发展中，教育以实体的形态表现出来，它既涵盖已经发生了的事实，也涵盖正在发生的事实；它既指向静态的结构体系，也指向动态的活动过程。而在教育的应然追求中，教育以观念的形态表现出来，它可能内在地蕴含在某些教育思想之中，也可能外在地表现在某些教育活动、教育制度之中。教育的实然发展首先表现为教育事实，同时也蕴含着某种价值取向；而教育的应然追求首先体现为一种价值取向，不一定必然变成事实或立即变成事实。

二、择校的应然状态

择校即学校的选择制度。从发达国家择校的发展来看，择校的应然状态应当是建立在“有教无类”基础上的“因材施教”，即在保证广大受教育者能够满足基本教育的基础上，根据学生的不同兴趣爱好、能力特长而选择不同学校教育的制度。

美国义务教育阶段择校最早起源于人们不满于当时公共教育发展的质量、效益和规模，因此，这一问题也成为了当时美国教育改革的一个中心议题。到20世纪九十年代，学校选择制度，尤其是义务教育择校问题在美国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2002—2007年美国教育战略规划》提出了六个具体战略目标，其中包括增加教育的灵活性以及地方机构的权利，为学生家长提供更多的信息及更多选择，这一规划的目标是达到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在2002年“不让一个孩子落伍”总思想的指导下，美国教育更加趋向于多元化特征，特许学校、磁石学校、学费券、家庭学校等多种教育形式的发展都已初具规模。美国实施学校选择制度的目的是为了推进基础教育体系的改革，对于不同特质和能力的学生，无论其社会和种族背景如何，都要运用特别的教育资源与方法来满足其教育需求，从而获得学习知识和技能的机会。

20世纪八十年代，日本临教审提出了“教育自由化”、“个性重视的原则”等一系列教育改革的理念，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求教育要重视个性发展，教育内容要多样化等。基于此，2000年日本在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开始试行学校选择制度，试图通过这一政策的实行打破长期存在的人才培养单一模式，促进公立学校的多样化发展，激发教师教学的创造性。同时，在尊重个性教育的主导思想下，满足学生多样化的个性需求，实现“多元尺度”的教育公平。但是，择校也有极其严格的规定，公立学校之间一般是不允许择校的，学生只能选择私立学校或私塾。

从美国和日本的学校选择制度可以看出，择校制度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应然”的教育公平思想，强调的是公平地对待每个人的教育权利，保证家长和学生都可以根据每个人的兴趣、爱好及特长来选择最符合需要的学校，强调的是以多元化的服务尽力去满足受教育者的不同需要，使他们尽可能地发展和成长。但它并不强求让每个人的教育权利都得到绝对平等地实现，更没有要求让每个人最终获得同等的教育服务。

三、目前我国义务教育择校的实然状况

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制度与美国、日本学校选择制度产生的背景不同：我国的择校是在教育发展不均衡，而人们又对优质教育需求强烈的情况下自发产生的。长期以来，在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政府没有将教育经费均衡地分配给各个学校以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各地在发展基础教育的过程中实行了重点学校制度，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给这部分学校予以重点支持，并在招生过程中实行严格的优先选拔政策。在国家教育资源不均衡、学校两极分化严重、优质教育资源严重短缺的情况下，许多家长采取各种手段到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的区域外学校就读，择校现象便应然而生。但是，择校这种教育发展过程中的自然而且正常的现象，目前在我国已经出现了一些有悖于择校初衷的问题，强烈地冲击着正常教育教学秩序，影响了教育公平乃至社会公平的实现。

1.择校导致了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公平，造成了义务教育阶段的“马太效应”——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地方政府在教育资源配置方面的倾向性较为明显，办学条件越好的学校得到的资源越多，而办学条件越落后的学校得到的资源越少。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家长们为了让孩子享受优质教育资源，不惜采用各种手段，缴纳高额的择校费，让其就读于所谓的“重点中学”，此外，一些普通学校的尖子生也纷纷流入“重点学校”。

2.“以权择校”、“以钱择校”等行为违背了择校的初衷，即根据学生的兴趣、特长、能力进行，影响了教育的公平、社会的和谐。那种建立在社会阶层、家长收入等基础上，而非以学生的能力及兴趣为依据的择校机制，不仅有违公平原则，而且容易引发乱收费问题。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的情况下，为了给家长和孩子提供便利的教育资源，我国在义务教育阶段采取“就近入学”的原则，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有违义务教育就近入学本意的问题，背离了义务教育就近入学的要求。

我国在1986年4月12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也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入学方式做出了明确规定，其中第九条规定：“地方各级政府应当合理设置小学、初级中等学校，使儿童、少年就近入学。”这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推行就近入学制度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2006年6月29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十二条规定：“适龄儿童、少年免试入学。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可见，我国是以学生的户籍所在地来对学生的生源地进行严格界定。政府按照学校计划内的学生数量进行教育拨款，我国现在还不能把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经费投入直接化归个人，因此学生只能通过迁移户口、缴纳高额择校费以及凭借较高的考试成绩等手段来达到择校的目的。于是，“以权择校”、“以钱择校”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激化了社会成员对社会收入差距拉大和一些社会不公现象的不满情绪。

四、择校——由实然走向应然

应然状态的择校是建立在教育资源极大丰富，能够满足不同学生、家长需要的情况下，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知识能力等方面的因素而进行的。但目前我国义务教育择校问题的实然状况却与之相反，是建立在学生家长的地位以及经济实力的基础上的。同时，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长期以来，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校际之间在教育资源的占有及教学质量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特别是在我国公立学校占主体的情况下，学校的财政来源主要依赖于政府的拨款，这种“畸形”的择校更容易导致社会的不公。因此，择校问题从实然走向应然状态，不仅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教育多样化的要求，同时也是教育民主化的要求，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

1.对于私立、民办学校，政府应当在政策、教师招聘、招生等方面予以鼓励，使之获得与公立学校同等的教育地位、同等的教师待遇。事实证明，大力发展私立、民办学校，有利于充分利用民间社会资本来弥补当前公立教育资源的不足。私立、民办学校可以运用市场机制运作，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教育教学质量，争取以其质量、办学特色来吸引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入学。

2.对于公立学校，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加大学校招生制度和办学体制改革力度，均衡教育首先要保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数量，使所有儿童都能享受免费的义务教育。使每个学生都能接受优质的教育，最根本的就是将每所学校都办成好学校，并办出自身的特色，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原则，切实增加教育投入，并用法律予以保障和落实。同时，还要最大限度地发挥重点中学的办学优势和效益，凡有条件的地方可积极推行九年一贯制，以减少升学和择校的竞争，鼓励和支持社会团体及公民个人依法办学，以满足一些家长为子女择校的要求，使学校和公民进一步转变教育观念，确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人才观和就业观。鼓励一些学校在实行义务教育的前提下，实施各类特色教育，以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2）加强薄弱学校的建设，完善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国家应对薄弱学校实行优先发展的政策，要加强薄弱学校的建设，可以把各地区落实年度审核制度以保障义务教育阶段的基本办学条件纳入对同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的工作实绩考核，在各种地区性评价中，应当把义务教育阶段薄弱学校的改造和发展作为地方教育事业发展评估的主要指标，使地区政府通过政策倾斜和制度安排等手段，为普通学校搭建发展平台，向薄弱学校提供相对优质的教育资源，促进其自主发展。此外，还应进一步完善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实现通观全局，统筹规划。首先，以市为单位对所辖区域内学校的发展状况进行调查了解，然后再决定计划方案；其次，要科学地制定中小学布局调整规划。中小学的布局结构调整要和整个城市的发展规划和人口分布变迁的趋势综合起来考虑。在通盘考虑后，确定要新建的学校地址，要保留、合并、扩建、撤销哪些学校。要撤销那些办学条件不合格、教育质量差、办学效益低的学校，并在合适的地点建设标准化的新学校。对那些保留下来并要合并周围一些小学校的学校，要适当扩大其规模，争取办出水平、办出特色。

（3）切实落实政府应承担的投入责任，建立合理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改善择校现象带来的负面影响。首要，要扩大教育资源总量，缓解供需矛盾，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原则，切实增加教育投入，并用法律予以保障和落实。此外，“坚持公共教育资源向农村、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倾斜”，“落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并设置农村薄弱学校改造专项资金；规范教育投入保障机制，用法律规范中小学生均经费标准和办学条件标准，规范学校办学条件；创新教师管理体制，对教师管理实行由县市逐步过渡到省级教育部门统一管理、统一配置，实现教师资源的均衡化。

（4）加强对择校收费行为的管理，加大教育收费的监管力度强化政策的权威性，健全地方政府和学校领导的责任制，对择校乱收费的相关责任人要问责处理，要控制择校生的比例，采取学校收费“公示制”，严格处理高收费“乱收费的行为”，实行“统一收费制”。学校收费应由财政部门统一操作，家长将钱统一交到指定的银行或相关部门，统一开具发票。要加大教育收费的监管力度扩大监督面，取得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深入做好每一环节的工作。具体来说，可以实行教学招生收费的“阳光工程”，将招生办法、招生名额、择校生比例及最低分数、收费办法和标准以及录取结果向全社会公开，使教育收费在阳光下进行，接受群众监督，对群众举报投诉的乱收费要及时检查、处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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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芳.义务教育阶段择校合理性初探[J].中国教育学刊,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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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罗海燕.从义务教育阶段存在的择校现象中探析教育公平[J].教育探索,2005(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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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党书坡.美国基础教育学校选择制度透析[D].东北师范大学,2004:58.

作者：李向红 姜鹤

择校与义务教育论文 篇2：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家庭情况与择校态度探讨

近年来，在我国的义务教育阶段，尽管国家实行了“就近入学”的“强制性”择校政策，也就是说在我国的义务教育阶段是禁止择校的。但在一些地方，尤其是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一些家长为了孩子能就读一所心目中的“好学校”，对于择校的热情始终不减并保持了不断升温的势头。那么什么样的家庭情况更赞成择校，而现实中又是哪些家庭在择校，本文以杭州市的初中和小学的家长为总体，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进行了实证调研。

样本与数据收集

此调查以杭州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家长作为总体，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从杭州市市区中心学校及郊区学校的学生家长中抽取600名作为调查对象，每一个城区都被涵盖，每个城区各抽取一所小学和中学，对该学校再抽取一个班的学生家长为样本，本次调查共抽取杭州市的小学与初中12所，每所学校分发50份样卷，总计发放问卷600份，回收有效问卷587份，回收率为97.80%。

学生家庭基本情况分析

学生家长职业：知识分子（包括干部、教师、医生等）113人，占19.3%；工人215人，占36.6%；个体户（经商）92人，占15.7%；农民（务农）77人，占13.1% ；其他90人，占15.4%。（如图1所示）

学生家庭年收入状况：学生家庭年收入30万元以上的家庭共45户，占所有被调查家庭的7.7%；20万元～30万元的家庭共105户，占17.9%； 10～20万元的家庭159户，占27.1%；5～10万元的家庭208户，占35.5%；5万元以下的家庭69户，占11.8%，如图2所示。

学生家长受教育程度：硕士及其以上18人，占 3.1%；本科或大专158人，占26.7%；高中或中专209人，占 35.6%；初中185人，占31.5%；小学及其以下18人，占3.1%，如图3所示。

学生所在学校类型：城市中心学校447人，占 76.1%；郊区（农村）学校140人，占23.1%。

学生家庭情况与择校的关系

家长职业与择校的关系

杭州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家长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不同职业的家长群体中，知识分子（公务员、教师、医生、律师等）群体中赞成为子女择校的占88%；其次为个体户和工人，占各自所在群体中86%；而农民家庭赞成择校的占83%，如图4所示。

而在不同家长群体的实际择校过程中，参与择校相对较多的为个体户家庭，占42%；其次为农民占30%；最少的为工人和知识分子，在各自所在的群体中各占18%，如图5所示。

家长受教育程度与择校的关系

杭州市义务教育阶段家长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高中、本科、硕士及以上文化程度家长中赞成择校的分别占90%、87%、89%，但是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家长赞成择校的分別占78%、81%，如图6所示。然而，在实际的择校过程中，情况则恰恰相反：小学文化水平的家长为子女进行择校的占该群体家长的40%；其次是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家长，占该群体的38%；其余的依次为：高中文化程度的家长占18%、本科的占15%、硕士及以上占10%，如图7所示。

家庭收入与择校的关系

杭州市义务教育阶段家长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从家长收入与择校态度的关系来看，收入越低的家庭为子女择校的愿望相对来说越强烈；从实际择校情况来看，家长的收入越高，其子女的择校率相对来说越高，如图8～9所示。

结语

从家长职业与择校的关系来看，知识分子家庭赞成择校的比例为最高，但在实际择校过程中，参与择校最多的为个体户家庭；其次，从家长受教育程度与择校的关系来看，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家长，越赞成择校，而在实际的择校过程中，情况则恰恰相反，受教育程度越低的家长为子女进行择校的情况发生得越多，调查表明，初中以下（含小学）文化程度的家长为子女择校的比例最高；第三，从家长收入与择校态度的关系来看，收入越低的家庭为子女择校的愿望相对来说越强烈，但从实际择校情况来看，家长的收入越高，其为子女进行择校的情况越普遍。

作者：高树昱 王淑莲

择校与义务教育论文 篇3：

义务教育择校的政策导向:从机会博弈到权利保障

摘要：建立在分数、金钱和权力基础上的择校机会博弈背离了义务教育对公民而言公平和公正的制度理念，动摇了义务教育对儿童生命自主、自由发展的权利根基。基于公民权利和儿童权利保障的义务教育择校政策要求在教育性质上坚持从应试教育走向公民教育，在学校特征定位上从同质性教育导向标准化办学和特色化教育，在择校的具体保障上实现从历史、市场博弈转向正义补偿。

关键词：义务教育：择校；机会博弈；权利保障

择校已成为我国现阶段义务教育发展问题的代名词，诸如优质教育资源分配失衡、公民平等教育权利歧视等。人们所质疑、反对的并不是择校自身，而是择校背后的选择机制和教育理念，尤其是政府是如何引导义务教育阶段中的择校行为。对此，我们尝试从现行义务教育择校的机会博弈剖析人手，反思机会博弈所导向的义务教育悖论，进而提出基于公民权利和儿童权利为基础的义务教育择校理念，建构从机会博弈到权利保障的义务教育择校政策导向。

一、义务教育择校问题：机会博弈及其悖论

由于优质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精英主义教育的影响等主客观因素，义务教育“学区招生”、“就近入学”政策本身就潜含着机会的不平等、不公正倾向，迫使一些家长和学生主动或被动地放弃政府提供的“平等”入学机会，动用家庭和社会的各种资源，通过机会博弈实现自己的挥校目标。

(一)现阶段义务教育择校中的机会博弈

我国现阶段的义务教育择校呈现出政府主导角色弱化甚至错位的现象，使义务教育择校从机会平等逐渐走向机会博弈。对全国东北、西北、西南、中部和东部的5个省和10个大中城市的调查发现，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生占学生总数的40.5％，其中省会城市择校比例为42.7％，明显高于地级市的36.5％；家庭月收入超过5000元以上的平均择校率达到50％，3000元以下的则低于30％；父亲职业为私营企业主的择校比例最高，高达50.7％，其次是党政干部和个体工商户。这表明看似以个体行为为主的择校现象，已经通过量的累积及其对机会的重新选择逐渐冲击和挑战政府所主导的义务教育法定入学政策及其核心价值理念，产生了严重的社会负面效应。“择校演变为教育消费者之间的教育权益及其衍生的发展权的争夺、学校之间的教育资源争夺、政府与学校的教育责任与权力的重新分配、政府和市场在提供教育服务上的矛盾与冲突。”

在这种机会博弈中，现行择校是通过学习成绩、权力和金钱来实现的，其中权力和金钱择校最为社会大众所诟病。其实，学习成绩择校所折射出的问题更大，更危险，直接导致精英主义教育的垄断，背离了义务教育的初衷。无论以何种资本择校。其最终结果就是，“择校成为部分特殊公众参与的局部运动。教育机会呈现出非均等分配状态”。也就是说，择校在满足个体教育需要的同时。更造就了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择校阶层。凭借各种非义务教育性资本形成和壮大的这一阶层不仅占有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亵渎了公民拥有平等机会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也暴露了地方政府在义务教育导向上的缺失，甚至异化。

(二)机会博弈择校导引下的义务教育悖论

首先，机会博弈择校背离了义务教育对公民而言公平和公正的制度理念。“从经济学的产品理论看，义务教育是公共产品、公益事业，是政府给老百姓提供的公共福利和社会福利。”这种“公共福利”事关公民素养发展和国家文明建设，需要公平、公正的义务教育制度来保障，以尊重和捍卫公民平等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然而，机会博弈择校所揭示和彰显的义务教育理念却是，我们不是为平等、公正而抗争，反而是人人为特权而奋斗。公民凭借着个人的智力、权力和财力等各种资本因素去角逐、博弈时。机会博弈择校就动摇了义务教育平等、优质、免费的制度公正基础，亵渎了义务教育对公民权利的尊重。

其次，机会博弈择校动摇了义务教育对儿童生命自主、自由发展的权利根基。在义务教育阶段，政府有责任捍卫人性的绝对平等、生命的神圣，儿童自身自主、自由地发展是义务教育实践的唯一目的。但是，在机会博弈择校机制下的义务教育过程中，儿童没有选择教育的话语权，博弈择校是成人社会资本的较量，儿童自身的发展不是目的，而是砝码和工具，以满足家长、社会对精英教育的追逐。在成人视野里，这些所谓的优质名校具有重要的工具价值，“它们不仅决定你的命运，而且表明你的身份，不仅表明你的身份，而且决定了你的价值”。当精英教育成为义务教育的主导时，博弈择校就会不择手段，无论是公民的平等权利，还是儿童的生命权利，都会被工具化。

二、义务教育择校导向的基本理念：权利尊重和呵护

从义务教育发展的进程和各国义务教育实践的经验分析，义务教育择校是基于对公民权利和儿童权利的尊重和呵护为前提的，其合理性在于促进公立学校的竞争，激活义务教育的活力，满足公民多元化教育的需要。

(一)基于公民权利的义务教育择校观

义务教育制度的公正、神圣是建立在对公民基本自由权利的尊重基础上的，这反映在我国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强调的公民拥有平等享受优质义务教育资源的权利层面上。然而，义务教育择校问题的本质是公民权利和户籍身份的错位。“户籍身份在社会中执行了分配功能，不同的户籍与不同等的资源配置和利益获得机会的分配相结合，构成了以户籍身份地位差别为特征的社会空间等级机构，即户口不平等现象。”这种户籍不平等具体到义务教育优质教育资源的享有上就是城乡差别、区域差别，甚至同城之间，重点与非重点的等级性也泾渭分明，先天性的户籍身份因“划区招生”、“就近入学”政策而不得不接受义务教育资源上的等级待遇。因此，政府必须转变传统的户籍观念。赋予公民身份、权利平等的现代文明理念，保障公民不因出生地域、家庭背景等先天因素而平等地享有包括义务教育在内的，由政府提供的基本权益。

尊重公民权利的义务教育择校理念就是政府要保障公民主动择校、低成本和低风险择校。所谓主动择校，就是政府应当保障、资助和鼓励公民根据自己的需要自主择校，但时下的“就近入学”政策有强制公民被动接受既定义务教育资源的潜在要求，以避免因优质教育资源稀少而加剧博弈择校的矛盾。事实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义务教育也是“就近入学”，这既是由儿童的身心特点所限制的，也是义务教育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所以，义务教育择校的空间是有限的，只要政府公正地分配义务教育资源，合理定位义务教育办学性质，公民就会自主、自由地选择“就近入学”。而低成本、低风险择校就要求政府保障、引导公民沿着规范、合法的途径选择适合自己的

义务教育，避免机会博弈中因非规范性交易而增加的高成本择校和因违反“就近入学”政策而导致的违规、违法择校。

(二)基于儿童权利的义务教育择校观

基于儿童权利的义务教育择校理念，就是要明确义务教育择校必须以实现儿童生存与发展的最大利益为目的。《儿童权利公约》第3条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教育也不例外，即儿童生命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权是各国发展义务教育的基本原则，是儿童权利得到尊重和呵护的具体体现。因此，《儿童权利公约》第29条又规定：“教育儿童的目的应是：最充分地发展儿童的个性、才智和身心能力。”儿童不能被当作可以利用的对象而任由成人通过应试来甄选、制造和设计，儿童在义务教育中的权利就是他自身作为人的目的性存在得到张扬而非工具性地被利用和被塑造。而且。每个儿童在义务教育阶段享有自主、自由发展的平等权利，对此，我国《宪法》和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相关条文都予以明确和保障。而机会博弈择校显然是成人资本较量的一场游戏。儿童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都受到歧视、被工具化。

具体到义务教育择校实践，就是要尊重和呵护儿童判断、选择义务教育资源的基本权利，相信儿童拥有择校的能力。现代儿童观和教育观认为：“生命的每一时刻都是真正的‘人生’。儿童对现在拥有权利。”也就是说，生命不是只有到了成人阶段才具有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人的生命不是终极性的定型，生命始终处于不断生成的存在和发展状态中，每一个阶段都体现了人的权利和尊严，同样具有他这个阶段所拥有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因此，在义务教育择校的过程中，儿童应该被看作拥有判断、选择具体学校的主体性合作者，而非机会博弈中无足轻重的客体；他是已经拥有全部人权的“人”，而不是“尚未拥有人权”的小孩子。

三、权利保障下的义务教育择校的政策导向

基于公民权利和儿童权利保障的义务教育择校政策要求在教育性质上坚持从应试教育走向公民教育，在学校特征定位上从同质性教育导向标准化办学和特色化教育，在择校的具体保障上实现从历史、市场博弈转向正义补偿。

(一)从应试教育导向公民教育

从应试教育导向公民教育是从义务教育性质上确保择校是基于公民权利和儿童权利来实现的，而非机会博弈的结果。机会博弈择校赤裸裸地挑战公民权利和儿童权利的危害就在于它违背义务教育的基本理念，“即教育并不是把未来的公民纳入等级化的教育机构中，并根据考试成绩不同而实施不同的教育，而是培养他们的正义感或善的能力，训练他们的理性能力，提高他们的经验和视界，丰富他们的个性，促进他们的美德”。如此，义务教育才能承担起促进社会正义和文明的公共职能，维护公共权益；而择校就不会出于单一的应试竞争，而是公民权利的自主和儿童权利的自由。不然，义务教育的办学性质不转变，再平衡、均等的义务教育资源也难以阻挡由应试教育所诱惑的机会博弈。

公民教育导向的义务教育要求走出唯应试是从的封闭、单一、机械的畸形教育观，将公民作为义务教育的培养目标，实现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统一。在现代社会，“公民的品质是社会成员既作为自为个人主体的个人生活。又作为参与公共生活的独立、平等、自由的社会主体所共同可欲的品质”。这样，义务教育既真正尊重了儿童的生命权和发展权，激发个体的潜能，实现生命的自我价值，又能为社会培养鲜活的公民，促进社会不断进步和创新。因此，义务教育实践必须改变应试教育培养“顺民”的传统观念：接受和服从，通过培养公民，而不是应试者，焕发义务教育自身的生命活力，实现人和社会的解放。

(二)从同质性教育导向标准化办学和特色化教育

从同质性教育导向标准化办学和特色化教育是从学校的特征来保证择校必须建立在公民权利和儿童权利基础上，而不是机会博弈。课程、方法、评价相同(甚至雷同)的同质性教育的结果就是学校之间只有等级的高低之别，没有基于儿童个性和学校自身的特色发展，催生了机会博弈择校的土壤。因此，义务教育必须以标准化办学和特色化教育为指南，实现基于公民权利和儿童权利的择校。所谓标准化办学，是指学校的办学条件、师资力量、评价标准等，都有法定的标准、规范，以体现公民平等享有优质义务教育资源的权利；而特色化教育则是从尊重儿童生命自主、自由的权利出发．倡导个性教育、创新教育、多元教育。满足公民社会儿童发展的需要。标准化办学和特色化教育内在地统一于义务教育的基本理念中。“教育作为公民教育的机构，它的公共领域的活动性质使它既关注社会的共同利益，又关注全部公民的教育权利与需求，教育要尽可能的人性化和多元化，不仅要满足国家一体化的发展需要，又要满足多元文化群体的教育需要和公民个体的教育权利”。所以。标准化办学可确保义务教育的公共利益追求，特色化教育则能满足儿童发展的基本需要，使公民培养和儿童成长相得益彰。

为改变“千校一面”、“等级分明”的同质性应试教育现状，基于公民权利和儿童权利的义务教育应在办学条件、学校类型和课程设置等方面走向标准化办学和特色化教育，满足权利保障下的择校需要。在办学条件方面，政府应淡化和取消国标、省标、市标的界限，代之以统一的、法定的办学评价标准，使儿童在义务教育阶段享受到公平的“国民待遇”。在办学类型方面，坚持政府举办的公立学校占绝对主体，以便有充分的优质资源来均衡配置，为公民提供公平的入学机会：同时，政府应赋予民办学校平等的办学自主权，激活市场办学机制，丰富公民的备选资源，通过竞争提高义务教育学校的水平，改变公立学校以各种形式打着“假民办”的旗号变相“择校收费”的不良影响。在课程设置方面，切实将校本课程、生本课程落到实处，调动学校办学的积极性，激发学生学习的创造性，满足儿童全面、自主、多元的教育需要。

(三)从历史、市场博弈导向正义补偿

从历史、市场博弈转向正义补偿是基于权利择校的具体保障，唯有向弱势群体补偿，义务教育择校才能真正体现对公民权利和儿童权利的尊重。现阶段，历史和市场演绎出一种让普通民众无可奈何、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即历史造成的既定现状短时间内是难以改变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市场机制则诱导民众以高风险、高成本、高代价博弈择校，好像与政府的“就近入学”政策无关，是公民的个人行为，然而，这种看似自主自愿的机会博弈择校是以历史和市场为借口，将政府理应保障公民权利和儿童权利的责任转嫁给民众个人，既背离了政府对义务教育应有的责任担当，也扭曲了义务教育自身的公共产品定位。所以，政府必须通过补偿原则来弥补历史缺憾，优化市场配置，保障义务教育择校是基于公民权利和儿童权利，而不是“被自愿”地机会博弈。

正义补偿既是对历史的矫正，也内含对市场的干预，体现了义务教育制度善和公正的特点。“补偿原则认为，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平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在我国，现阶段的重点学校和弱势群体，在一定程度上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为设计的结果，如出于对快出人才、出好人才的需要而刻意建设的重点学校，传统户籍制度使公民先天地分享有包括教育在内的不同等级的公共福利。可以说，重点学校和特权群体是弱势群体以牺牲自己的公民平等权利和儿童发展权利为代价而存在、发展的。因此，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必须加大补偿力度，平衡优质义务教育资源，采取各种优惠措施，借鉴国外试行的“教育券”、“学费退税”等举措，直接补偿弱势公民，使他们拥有自主择校的资本，满足儿童平等的发展需要。同时，我们的重点学校也应反哺、回馈非重点学校，采取诸如师资培训、教师流动等方式，承担起教育促进社会平等、公正的义务。

作者：于忠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