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教育阶段普教与职教论文

摘要：为解决新型城镇化社区普及中职教育中，缺乏实训设备和企业技师指导等问题，一方面，需要实现社区普教与企业深度合作，紧扣企业转型升级，将新技术及时渗透到社区职教之中；另一方面，需要紧扣农民工市民化，实施以现代企业文化为主导的城市文明教育。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义务教育阶段普教与职教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义务教育阶段普教与职教论文 篇1：

社会阶层差异背景下中职教育课程改革的建议

［摘要］中职毕业生的就业层次低，所获得的社会阶层位次低，今后能够进一步向上流动的空间亦有限。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中职毕业生今后很长时间都会以滞留于社会的下层为主。与普教相比，社会阶层差异对职教，特别是对中职教育产生的影响不可忽视，这一客观背景不容淡化，中职教育课程改革正应从这一背景出发，实事求是地为毕业生将来向上流动铺设道路。

［关键词］社会阶层 中等职业教育 课程改革

［作者简介］谢革新（1960- ），男，江苏江都人，江苏省江都职业教育中心校教科室主任，高级讲师，研究方向为职业技术教育、教育社会学和课程论。（江苏 江都 22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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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职毕业生的职业获得与未来社会阶层发展预期影响社会对中职教育的认可度与热忱

（一）社会分层理论

与绝大多数已经实现工业化或正在实现工业化的社会一样，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越来越趋向于表现为职业的分化。职业因素对社会阶层分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力与非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扩大，二是管理者与非管理者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扩大。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发表了初期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对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阶层结构变迁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根据这种分层原则，勾画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形态，它由十个社会阶层组成：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社会阶层是一个综合的、整体的阶层概念，它应是社会成员所属的经济、文化、职业、政治等各“次阶层”状况组合而成的“总体阶层”状况的统称。①当前距研究报告的出台又过去了5年，随着社会的进一步转型与发展，经济“次阶层”对“总体阶层”——社会阶层的影响越来越大，在社会阶层中所占的权重越来越大，社会阶层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经济收入的差异。

（二）教育是提升社会阶层的大通道

社会阶层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有分层就会有竞争，有落差就会有流动，适当的分层和差距使社会中下层有了向上攀升的动力；资源分配过于平均，将使个人及社会失去发展动力。分层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社会从传统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过渡就是从分层开始的。教育与社会流动和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虽然社会分层影响和决定了社会成员对教育资源的占有，并通过教育复制着已有的阶级结构，但同时教育具有促进社会不同阶层之间流动的功能。教育促进社会流动表现在教育为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动提供了渠道。尽管现代社会各阶层的位序已经稳定，但对于处在社会阶层较低的人来说教育是改变自身命运最根本和最有效的手段。②马和民通过研究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是农民的社会流动还是城市职工的各种流动均表现出与教育之间较强的联系。彭巍通过对转型阶段职工收入的差异分析发现，市场化程度越高，教育的收入回报越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教育经济回报率不断提高，“脑体倒挂”现象已基本被消除。1981年与1987年中国教育的经济回报率仅为0.025和0.027。而最新调查显示，目前，中国教育回报率大约为6%～7%，即多受一年教育者收入增长6%～7%，这一教育经济回报率水平已接近欧美国家。③ 收入回报是一个方面，除收入回报以外，还有其他相应的社会资源方面的回报，如职位、社会声望、社会关系网络等。重视教育是民族的希望所在，促进社会的中低阶层向较高层次流动是教育的重要功能，是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目前社会阶层的构成正在从传统的金字塔形结构向橄榄形结构过渡，社会结构演变处在多数社会群体的社会地位整体上升的阶段，教育正为这种演变发挥着助推器作用。教育是提升社会阶层的大通道。

（三）中职毕业生的职业获得与未来社会阶层发展预期影响社会对中职教育的认可度与热忱

第一，职教毕业生到目前为止并未在整体上取得令人羡慕的社会阶层位次。我国职业教育起步迟，还处于发展初期，各方面还不成熟，成果与优势还不能充分得到展现，因此，还不能与成熟的普通教育相媲美。但人们喜欢拿职教与普教相比，似乎有理由认为，中上阶层和上层社会的精英都是经普通教育“正规”培养出来的。相对来讲，职业教育的表现就没有那么出色，虽然也培养了大批一线的专业人才和骨干，但按市场经济运作的规模化发展的职业教育也只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它所培养的毕业生在各行各业中只能是崭露头角的一线应用型人才，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跻身于“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等中级阶层，因此得不到人们的青睐和充分认可。

第二，近年来中职毕业生在就业方面受到双重挤压，获得的职业层次较低。中职校文化基础教学薄弱，专业教学面狭窄，技能教学单一而且落后，甚至被行业、企业淘汰的技术还在中职校里传授，很少具备不可替代性，当他们进入人力资源市场后，只能在普通岗位（操作型、初级应用型、商业服务型等）上谋取职位。而在目前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新背景下，高校毕业生已出现了就业难现象，有些稍有技术含量的岗位都会有高校毕业生来竞争；中职生退之谋求技术含量低的岗位，又将面临普教的高中毕业生，甚至初中水平的求职者、下岗工人、农民工人的竞争。因此，他们的就业岗位可想而知，他们的职业层次较少能令家长们满意。

第三，中职毕业生在未来的社会中进一步向上流动的空间依然有限。一方面，中职毕业生的就业起点低，岗位多以简单性劳动、体力劳动为主，技术含量低；另一方面，职业教育是教育的终极，从课程计划到课程实施都没有为今后深造和自修预留足够的文化基础。所以，中职毕业生难以在职业上通过自学提高专业能力，从而向上攀升。总之，对大多数中职毕业生来讲，通过提高专业能力而向上攀升的空间不大，大多数中职毕业生会在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业员工等低级阶层上滞留比较长的年限。

二、中等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影响中等职业教育的质量提升

（一）中职教育的社会认可度影响政府对中职教育的重视程度和财政投入

社会对中职教育的态度往往也影响着政府对中职教育的态度，社会的认可度影响着政府的重视程度，当然政府的决策也是受生产力发展水平限制和在这种限制条件下的精英教育思想影响。把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看成“非正规”教育、“低水平”教育、接受普通教育“落榜生”的教育。在招生政策上按学校类型分批录取，普通教育优先，其他教育不可越位；在教育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中，自然首先要保证普通教育的需要，把其他教育仅仅当做调节生源盈缺的缓冲区域；在教育经费和其他资源的分配上，不能不偏重于普通教育。据统计，2004年上海市普通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投资为6680.2元，比上一年增长25.1%；普通初中为6831.4元，比上一年增长26.8%；普通高中为7155.9元，比上一年增长13.0%；普通高校为9116.2元，比上一年增长1.6%；而职业中学仅为5190.5元，虽然比上一年增长了24.7%，但由于基数较小，因此在五类教育中，职业中学的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投入仍为最低。同年，上海市职业中学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投资为1680.5元，与普通初中的1940.0元、普通高中的2232.2元和普通高校的4490.5元尚有较大差距。而一般来说职业教育的生均成本是普通教育的2～3倍，如法国巴黎学区职业高中的生均财政经费是普通高中的3倍左右，二产类专业的办学成本更高些，应为普通高中的3～4倍。我国的一个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大城市尚且如此，其他地区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由此可见，各级政府对中职的财政投入显然是不够的。

（二）中职教育的社会认可度影响中职教育生源和办学质量

由于中职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岗位层次低，多以简单的体力劳动为主，即便在未来，能够提高社会阶层的空间也是有限的，这与家长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愿相去甚远，因此，家长们并不愿意将子女送到这样的学校。只有一种情况，如果孩子的成绩实在上不了普高，而他家庭的收入却又很微薄，付不出上普高的择校费，家长才会不得已让孩子读职校。总体来说，中职教育的生源考分低，同时家庭经济又困难的占大多数。家庭经济困难也就预示着家庭的社会阶层比较低，再加上考分低，说明父母平时无暇顾及子女，家庭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都是不成功的，学生不良的习惯没有得到很好的矫正。这样单一的生源结构都集中到中职学校，给中职学校教育教学计划的有效实施和办学质量的提高都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办学质量不能有效提高，将进一步影响社会对中职教育的认可度和热忱，形成一个怪圈。正如周济部长在2007年6月11日的讲话中说：“就总体而言，中等职业教育仍然是我国教育最为薄弱的环节，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严峻的挑战。”④

（三）对中职教育课程改革的有关建议

首先，在政府方面。中职教育课程改革，或者说职业教育课程改革是一个大的工程，一个系统工程，远比目前进行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复杂得多，牵涉的范围要广得多，不可能由职教人在校园里单独实施。就普高来讲，招生（“进口”）不用愁，毕业（“出口”）也不用愁，顶多今年高考不理想，用心抓一下，明年高考成绩就会上来，出成绩立竿见影，不用包就业，更不用问就业之后的成才与发展。而职教就需要两头都要问，而且要下大力气问，如果没有就业，或就业质量不高、用人单位反映不理想，会直接影响学校的生源，这些都是职校很头疼的事，职教的性质决定了职校把整体质量（全体学生的就业与成才）看成自己的命根子。但这些光靠职校来做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整个社会来共同协助完成。因此，职教课程改革，政府应起到关键作用，政府应发挥职教课改的主导作用。

其次，在中职校方面。中职校要正视生源主体来自社会贫困家庭（其中有留守孩子、单亲家庭孩子等）、社会阶层低的实际，融入“穷人教育学”的意识，为政府分忧，为社会尽责。在课程改革和设计上要着眼于这些学生都能就业，而且就好业、能发展。要学习德国“双元制”，加强市场产业调研，选择优质企业，并依托政府力量，和企业共同研究开发培养这些家庭贫困孩子的课程，以企业需求为出发点，围绕职业获得来组织教学、开发课程、实施考核，使学生不仅掌握基本知识和技能，而且在职业技能以外的其他各项素质和能力都得到培养与提高。

第三，在教师方面。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7年9月9日到北京师范大学看望刚刚入学的免费师范生时说：“无论是做教师，还是做人，都应该有一颗同情心、一颗爱心。同情心和爱心是道德的基础。希望我们的学生懂得农民的甘苦，把他们记在心里；希望教育部门、学校和老师更多地关注贫困家庭和孩子。学校的大门是向人人开的。让所有贫困家庭的子女都能上学，真正享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这就是穷人教育学。”⑤温总理的话正像是对我们职教人说的，职教正是面向人人的，特别是帮助贫困家庭和孩子的。因此，中职教师要始终怀着同情心和爱心投身课改之中，担负起传播知识、培训能力、塑造品质、指导就业等重任，积极参与到学生成才和生涯管理的过程中。以就业为导向，以生为本，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特点设计课程，把学校的课改计划、校本课程细化到不同的企业、不同的学生，在教师的实施中，对不同的企业、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版本的“校本课程”。

［注释］

①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8-9.

②高璐.论教育公平与社会分层［J］.当代教育论坛，2006（7）：37-38.

③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意义深远（社论）［N］.经济观察报，2002-11-26.

④周济在贯彻落实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政策座谈会上的讲话［N］.中国教育报，2007-07-09.

⑤2007年9月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国务委员陈至立专程来到北京师范大学看望刚刚入学的免费师范生，在英东学术会堂与几百名学生和老师进行座谈时说。中新网，2007-09-09.

［参考文献］

［1］杨金土.教育公平与职业教育［J］.教育与职业，2004（7）：6.

［2］蔡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2004）［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243-248.

［3］陈嵩，郭扬，马树超.“十五”期间上海市中等职教发展综述［J］.职业技术教育，2006（12）：42-45.

［4］刘春生，张宇，马振华.从社会学视角看高等职业教育的就业导向［J］.职教通讯，2005（1）：5-8.

作者：谢革新

义务教育阶段普教与职教论文 篇2：

社企深度合作普及新社区中职教育的机制

摘 要：为解决新型城镇化社区普及中职教育中，缺乏实训设备和企业技师指导等问题，一方面，需要实现社区普教与企业深度合作，紧扣企业转型升级，将新技术及时渗透到社区职教之中；另一方面，需要紧扣农民工市民化，实施以现代企业文化为主导的城市文明教育。为此，需要建立起地方政府主导的“社区-企业”深度合作宏观机制；社企深度合作普及支柱专业的中观机制；协同开发课程与教学资源的微观机制。以此切实推进新社区普及中职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的深入，有力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社区；社企深度合作；普及中职教育；机制

基金项目：广东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新型城镇化中广东普及社区中职教育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13WYXM0083）；广东省创新强校重大项目“教育技术原理及其在广东中职普及中的应用”（项目编号：2014WZDXM037）

作者简介：曾茂林，男，岭南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教授，职教所副所长，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基本理论。

中图类分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新型城镇化社区普及中职教育，存在缺乏实训场地和企业技师指导等問题，由此导致其缺乏实战技能训练的致命弱点。要克服这一缺陷，就需要进行社企深度合作，在新型城镇化社区协同普及中职教育。这就需要建立根据合作主体间利益需求，实施利益捆绑、协同共赢的机制，走出一条共生、共荣、共赢的社企深度合作，集约化地普及新型城镇化社区中职教育之路。为了给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中提供普及中职教育的可操作性学习榜样，本研究选取了全国社区教育领先的成都市青羊区作为样例，对其普及中职教育的实践机制进行分析。

一、新社区的特征和成都市青羊社区的代表性

本研究中的新社区，即新型城镇化社区。它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 [1]过程中形成的社区。它不同于传统城市化以牺牲农村为代价、以圈地方式来发展城市，而“主要是农村的城镇化、城镇城市化和大中城市的城市化”。[2]成都市青羊社区，既有位于三环路之内的郊区大城市化，又有位于三环路之外文家场之类的城镇城市化，还有跟温江区接壤的村落城镇化，包括了新型城镇化的三个层次，而且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程度都很高。从青羊区的发展规划及现有成就看，也充分展现出新型城镇化社区的六大“新颖”处。一是新的目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二是新的理念：生态文明视角下的城乡一体化和区域协调发展；三是新的产业：信息化、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业、文化产业；[3]四是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一体化，做到智能、绿色、低碳环保；五是生计模式多元化；六是社区基层建设“新型单位化”。[4]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的确立是一场重大的经济改革，介入了亿万新生代农民工。为了增强其就业技能，实现其城市梦想，必须对其开展职业技能和市民化素养培训。因为农民工多为义务教育阶段毕业生和没有考上大学的普通高中生，其文化基础限定了主要适合接受中职教育。因此，普及新型城镇化社区中等水平的职业教育，就成了时代赋予新社区的新使命。

二、社企深度合作普及新社区中职教育的宏观机制

新型城镇化社区教育，因涉及到小商贩、农民工、农业种植、运输专业户和各种服务从业人员等，其所需接受的中等职业教育种类繁多，相应的可供各类人群选择的社区教育类型也很多，可以选择函授、当地广播电视大学、自修大学和远程MOOCs等。因此，需要有一个宏观上统筹各种教育资源和社区学习人员的组织机构，成都市青羊区为此建立和完善了“区-街-居”社区教育委员会。2007年，成立了青羊区学习城区建设指导委员会，由区委书记任主任，区长任常务副主任，从宏观上进行整体规划和科学布局。首先，创建了独立编制法人单位的社区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和社区学院，具体负责系统推进青羊社区的教育资源优化组织和教育活动的开展。在宏观上，形成了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结合、公益和市场互补的社区教育经费保障和运行机制。青羊区以社区学院（青羊区广播电视大学）为支撑平台，开通了“青羊区市民网上学习城”，网站上开辟了“在线报名”“学历教育”“社区课堂“短期培训”和“BBS讨论”等栏目，市民足不出户就可以选择到自己需要的中等职业教育资源。社区教育学院牵头，开发出了《青羊区市民终身教育选课手册》，包括八大类200多门课程，其中很大部分是中等职业教育类课程。在此基础上，向社区居民发放了《市民终身教育卡》，凭居民卡可以参加相关职业培训和就业援助，将普及中职教育从宏观平台建设上落到了实处。[5]

社企深度合作发挥普教功能的宏观机制。成都市青羊区的实践表明，除了需要由政府牵头，从宏观组织机构上协同中航成都飞机工业公司与黄田坝社区合作；家乐福、海尔销售企业与服务类专项培训项目合作；组织相关企业，协同社区教育学院开发“连锁课程超市”，搭建“社区-学校-企业”相互沟通的平台外，出台相关政策以解决合作资金不足，以项目资助拉动方式，以市场机制调动社区和企业投入的积极性，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到社区职业教育之中也十分关键。因此，需要在社区政府的统一指导下，由社企双方协同制订促进社区普及中职教育数字资源的总体规划，从中职数字教育资源库的宏观建设上，做好社企深度合作资源共建的设计。尤其是需要充分利用社区教育学院的理论课程资源，利用社区内企业的实训设备、实训指导师，通过技能证书考试强化训练，有针对性地提高学员技能水平。社企深度合作，以收取一定训练费的市场机制，让新型城镇化社区中接受了普及中职教育理论课学习的学员，分期分批地到骨干企业实训机构和职教实训中心，接受实训技能的强化训练。借此形成企业和培训基地负责实训教学、社区学院负责专业理论课程难点面授辅导、远程和网络教学负责开展系统知识讲授的多元合作市场机制。

为了从宏观上保证新型城镇化社区普及中职教育的质量，还需要建立起由市场、企业、教育局职成处、中职学校和社区居民组成的多元评价机制，增加社企深度合作普及中职教育效果评价的公平性和客观性。由于社企合作是以企业的岗位技能作为技术标准，以社区教育专家掌握的教育心理规律作为学习质量标准。因此，需要在数字资源的质量标准和绩效评价上，建立起校企深入合作共建和共同监督的机制。将资源制作、整合和传播过程中的质量监控制度化，双方深度合作的教学流程化；建立起社企质量评价制度，定期公布双方评价结果，制订和落实改进措施。为了保证社区普及中职教育的质量，对数字资源的登录、检索、浏览和下载等情况；购买和使用数字资源的费用收益；用户对数字资源及其服务的满意程度等，都需要以社企深度合作形成的标准予以评量。

三、社企深度合作普及对口支柱专业的中观协同机制

就大区域内的“社区-企业”深度合作机制看，需要形成新型城镇化社区普及中职教育的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结合机制。为此，新型城镇化社区在普及中职教育专业规划上，需要瞄准市、县经济发展中长期规划，奠定社区主流专业结构对接地方产业结构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开展“社区-企业”深度合作，推动社区中职教育专业结构与地方产业结构的有效对接。由于青羊区主要以服务业为主，社区学院及其下设街道办，主动同四川省建筑公司、家乐福、海尔销售企业等密切合作，以双赢机制开展服务社区农民工、下岗工人的系列就业培训。青羊区再就业培训中心，近年来，在少城、西御何、太升、草市等街道办事处培训下岗人员3万多人次，安置就业2.5万余人。金沙、新华西路、黄瓦等街道办，对辖区外来务工人员进行免费法制教育、城市生存境遇、职业教育等培训。东坡、金沙、文家、苏坡等涉农街道办事处，联合当地会计协会、烹饪协会、服装企业、客运公司和建筑企业，以“女子学堂”、民工技术学校等形式，突出其中职教育培训特色，对失地农民开展专项对口各行业的服务技能训练。既为企业培养了大批初级技术工人，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和企业文化凝聚力，又为地方转移失地农民和外来农民工做出了贡献。

青羊区的实践表明，在新型城镇化社区教育中，“社—校—企”深度合作的关键在于以下因素。（1）在“互利”和“双赢”中强化对接。新型城镇化社区普及中职教育的直接受益者是对口专业的企业，根据谁受益谁投资的原则，对口企业理应成为社区普及中职教育相关专业的投资者和参加者，积极提供相应的教育服务。从社区普及中职教育的实践看，除了实践教学和实训实习方面的合作需要企业加盟外，在专业课程体系重构、实训教学模式改革、教材开发、校内外基地建设等改革中，都需要企业的积极参与，并提供相应的专任教师、企业文化等资源。从企业方面看，除了提供实训基地、培训社区居民外，还可以帮助街道创建学习型社区。通过对新社区教育的支持，扩大企业自身的宣传效应，树立良好企业形象，充分发揮双赢的效益。（2）选好代表支柱产业方向的骨干企业进行合作。新型城镇化社区开展与企业的深度合作，选好企业是关键。只有该企业的核心技术与支柱产业对接，才能代表地方产业发展的主流方向；也只有同这样的企业合作，才能真正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深度对接。①相关企业要有较强的合作意愿，能积极参与社区中职教育的普及活动，愿意在技术训练、实训基地建设等方面，为当地新型城镇化社区提供服务。②相关企业的产业、生产工艺与社区普及中职教育专业对接或匹配度高。③相关企业最好是行业中具有较大规模和影响力的龙头企业，并且有较好的成长性、用工需求大，将培训新型城镇化社区居民作为其遴选高素质员工的自我需要，这样企业才有强大的内在动力。④双方前期有一定的合作基础，彼此的价值追求、文化等有一定的共通性，企业与社区街道领导都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宽广视野，之前的合作比较顺利并初步达到了双赢目标。⑤社区作为合作的主要推动方，需要对企业的付出有所回报。诸如给企业实训人员以课酬，组织被训学员到企业参加义务劳动等，务必让企业尤其是具体的辅导者从中得到实惠。

社企深度合作的内在需求与项目结合机制。上述分析表明，企业为了选到廉价的高素质员工，社区教育机构为了提高居民的岗位技能，相互之间具有深度合作的内在需要。虽然社企都存在内在合作需求的潜力，但是要将其变为现实还需要以项目资金为抓手，让社企合作具有足够的经费支持，并以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目标为驱动，才能形成切实有力的社企合作普及中职教育机制和有效路径。就目前的情况看，社企合作可以借助国家实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程”“技能型人才培养工程”“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工程”等项目资金支持，引导企业深入新型城镇化社区开展各类培训活动，结合远程教育积极开展社区从业人员技能培训。通过加强社企合作，依托骨干企业培育专业化的社区实训指导团队，搭建实训技术实践指导平台，有力地推动社区中职教育实践技能地全面提升。青羊区政府以社区教育“连锁课程超市”建设项目方式，资助社区学院联合当地建筑企业、家政公司、园林绿化部门、保洁公司和苏宁电器销售部等，由企业拟出编写提纲和标准要求，社区学院专业化教师根据学员接受心理和文化基础，结合自己到企业锻炼的实践经验，撰写出初稿。再交农民工、失地农民翻看，根据其接受程度做进一步修改。最后，交由企业岗位技术负责人审定。这样多方反复修改，严格质量要求，最终编写出出了适应社区不同人群需要的“社区职业培训”和“农民转岗就业培训”系列教材近百种。其中《建筑施工》《室内装修》《餐饮娱乐服务》《环卫保洁》《园艺绿化》和《家政服务》等课程深受社区居民欢迎。

四、社企深度合作普及新社区中职教育的微观机制

社企深度合作的关键在于，教育资源提供者与实际受益者之间的合作。以往的社企合作主要局限于高层之间，即社区行政长官与厂长之间凭借友好关系，或者根据上级的一些临时政策开展的合作。这种浮在上层的合作，主要根据双方行政首长商量的计划，按照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开展点缀式“合作”。一旦合作程序走完，即结束合作工作，很难开展深入、持续地合作。真正深入的合作应该是建立在车间与社区对口专业辅导班级、学员与岗位技能训练师之间的合作，而且这种合作还应该是相对长期的可持续合作。目前，之所以缺乏这种可操作的微观合作方式，关键是缺乏社企合作双方的获益机制。对骨干企业而言，由于其具有规模效益和待遇优势，不愁招聘不到合格的员工，所以不愿意投入更多的人力和财力到社区教育之中。对社区而言，则因经费短缺，不愿意也不可能付出太多给企业。因此，就中国新社区教育而言，只能以政府牵头，以专项资金资助形式予以推进，同时，还需要依靠人际关系的润滑剂，才能充分发挥校企深度合作的市场机制。在当前企业买方市场情势下，社区居民只能依靠亲戚、朋友关系，找熟悉的企业技师教自己一些实践技能，但因缺乏实训设备，实践技能培养在社区教育中就成了问题。在此种情况下，社企结合的深层形式，主要以实训教材的编写和仿真软件开发为主要实现路径。在开发仿真教学软件上，主要依托社区直接购买成熟的仿真实训软件，以付费训练方式逐步收回成本。当地企业技师对仿真软件中存在的训练问题，结合当地企业岗位实际予以适当改进，使其更加切合现实技术开展实训。实训教材的开发中，在目录框架和技术标准上，由企业技术专家提供，社区付给其一定的顾问、修改报酬。具体内容则委托社区学院教师去编写，这样技术专家付出的劳动不多，但其思想和企业技术标准却在教材中得到了体现，有助于对学员实践知识和技能的训练，而且这也是当今中国情境下比较切合实际的深层合作。这种深层合作的最有效途径是，从社企行政的上层合作，深入到了专业技术人员与专业教师的合作，实训教师与学员的合作。

要在社区中普及中职教育，必须落实社企对口合作开发专业课程，实施教学改革的机制。社企合作最佳切入点，是以社企協同开发实践类课程和专业课程的方式，实现双方利益共享、优势共存作为动力。其具体做法是：按照企业的工作流程、岗位技能和综合素质要求，确定课程结构、选择课程内容、开发专业教材；将企业需要的知识、关键技能、重要的素质提炼出来，融入课程之中，将过去的单纯实习变成到企业完成系列实践课程的学习。[6]最后，由企业提供相应的实训设备和实训指导教师等，围绕核心技能形成社企合作的师徒式、顶岗实训等实践教学模式变革。社企深度合作改革教学方式，主要是在实践教学和实训实习方面形成有效的合作机制。青羊区黄田坝是著名企业成都飞机工业公司所在地，企业充分利用成飞公司职业技术学院的设备和教师，积极参与社区实训技术教育。成都市妇幼保健院、泸天化酒店等一批驻区单位、企业，充分结合各自特点，协同社区积极开展中等职业教育技术培训工作。在社区转岗人员、外来务工求职人员培养方案的制定与完善、专业实践课程体系重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项目化实践课程与教材开发建设和实训教学资源库建设等教育、教学改革方面，青羊社区让企业技术人员以兼职教师身份参与，并结合专业理论教学积极开展岗位技能培训。此外，合作企业还可借助远程中职教育技术支持，进行专业课程和实践课程的创新开发。通过企业文化与社区文化的融通渗透，将社企深度合作的精神普及到社区之中，为新型城镇化社区建设注入城市化文明精神。

在社企合作开发课程、协同创新合作教学模式的过程中，需要实施恰当的经费分担机制。（1）将开发的课程资源按照市场机制有偿使用，以收费总金额提成支付给企业和学校实施课程开发的直接参与者、教材编写人员。（2）以固定系数方式，根据课程开发的质量和劳动量进行分配，以激励双方参加人员积极开发对口课程和教材的热情。青羊区社区学院的成功做法是，通过开展学历教育、职业资格培训、与知名企业合作等市场化运作方式，与市场对接、多渠道创收，每年筹集到40万元以上的资金，用于投入社区教育培训和活动，以营利性培训“养”公益性活动，妥善解决了社区教育专项经费不足的问题，走出了一条公益行为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路子。[5]

总之，新社区普及中职教育的宏观、中观、微观机制，三者是不可分离的。它们之间相互联系、互为支撑，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普及教育运作机制。成都市青羊社区，在区委、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以三级办学实体统筹管理方式推进整个社区教育，实现了从宏观到微观的有机统一。（1）从宏观上完善架构，增强业务能力。青羊区以独立编制单位成立社区教育学院，充分发挥其龙头作用。2011年，青羊区为全面提升社区教育业务能力，经教育局同意，形成了“四部一中心”的组织架构。其中，“研究及课程开发部”，负责理论研究、社区教育发展规划、课程开发。“社教及宣传部”，负责全区街道社教专干的管理、区级社区教育活动策划，社区教育宣传平台的实施与管理。培训部负责电大学历教育、技能培训、居民公益课程的实施与管理。“行政及后勤部”，负责办公室、后勤、资产管理、安全管理等。“数字化学习中心”，负责全区市民数字化学习的实施与管理、网上学习“爱学网”的管理、市民数字化培训、电大网络学习管理。（2）中观上强化街道社区学校支撑功能，实行目标到单位的管理机制，推动从宏观布局到中观资源的优化利用。街道社区学校是社区教育活动分中心，是牵头联合当地中职学校共同普及中职教育的桥头堡。其下面是社区居委会教学点（活动站），是联合辖区中小学实现各种文化普及教育的中坚力量，对整个社区教育起着全面细化和具体落实的作用。整个青羊区有14个街道社区学校，70多个教学点。青羊区以榜样带动方式，打造了培风、同德、花园、英国小镇和康庄工作站，成为青羊社区教育工作站的“五朵金花”。三是强化三支队伍管理，充分调动相关人员的积极性。社区教育最为关键的要素是人，只有制订相应的利益分配与激励机制，才能从微观利益机制上充分调动相关人员的积极性。青羊区以共同愿景为目标，加强社区、学校、企业三支教师和管理队伍建设，在编制上，实施社区学院教师和管理队伍专业化，街道社教专干队伍专职化。[5]社区社教和培训专兼职教师队伍，实行按质量、按工作量计酬，适度市场化运作的机制。在项目合作机制上，发挥科研引领作用，深化和丰富社区教育内涵，以科研方式将“宏观—中观—微观”机制有机统一起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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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范青武，等.“六面一体”立体化校企深度合作模式的探索与实践[J].实验技术与管理，2013（12），26-30.

作者：曾茂林

义务教育阶段普教与职教论文 篇3：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职业教育路径

【摘 要】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进行了战略布局和改革设计，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存在着赋能偏失与增能不足等问题。职业教育对市民化具有决定性作用，表现在提供职业资格证书代表的技能教育、毕业证书代表的学历教育、市民取向的素养教育和发展取向的创业教育。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职业教育路径，包括推进职教招生制度改革，满足多元教育需求；构建现代职教体系，支撑人才成长空间；建立职教成本分担体制，拓宽投入资金来源。

【关键词】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将中国的城镇化与美国代表的高科技革命并称为21世纪影响世界的两件大事，而中国城镇化的关键就是农民工的市民化。党的十八大明确了“农业转移人口”的群体称谓，十八届三中全会、五中全会作出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化的战略布局和改革设计。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有助于深化供给侧的劳动力要素和土地要素改革，有助于扩大内需，有助于提升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也有助于化解农村地区的稳定、增长和增收问题。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任务极为艰巨。从数量看，我国有2.6亿农民工处于半工半农的尴尬境地，需要市民化；从阶段看，农业转移人口要经过“进入城市—扎根城市—融入城市”的长期过程。旧的利益格局和制度惯性不利于市民化，农业转移人口自身的人力资本瓶颈则阻碍了市民化进程。

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力资本瓶颈

人力资本与当前和未来的经济收益水平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是教育、培训、工作经验、健康状况凝结在农业转移人口身上的各种能力总和。人力资本的瓶颈问题，可以从外界施予的“赋能”和农业转移人口自身努力的“增能”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赋能偏失

1重培训，轻教育

从政府角度看，长期以来，在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素质与能力方面，各级政府存在以简单培训取代系统教育的倾向。从田间地头的农技培训到劳务输出的厂规培训，从科技下乡的技术讲座到进城务工的技能传授，注重了“知其然”，却忽视了“知其所以然”；注重了在经济收入层面的显性需求，却忽视了在社会归属层面的隐形需求；注重了技术应用，却忽视了文化素养。[1]用简单培训取代系统教育的结果，只能是大量农民工被固着在简单流水线上，随着轰轰烈烈的产业升级的到来，成为比大学生脆弱得多的失业群体，“民工荒”摇身变成“民工过剩”并非不可能。

2重技术，轻职业

从企业角度看，大多数企业注重短期利益，最为看重农民工的娴熟技术，无论是在建筑工地砌砖还是在服装厂打版，一个熟练工的生产效率远远高于初来乍到的新手。因此，企业为农民工提供的培训活动或者“师傅带徒”，就是一个熟练技术的训练过程，农民工也常以“技多不压身”聊以自慰。与此同时，以岗位而非技术为中心的职业素养却未得到关注，而这些职业观念、职业道德、职业心态、职业素质、职业文化恰恰是涵养文明市民的重要源泉。

3重生存，轻发展

从社会角度看，农民工群体因其在城市做着最苦最累最危险的工作但未得到应有的市民身份而被社会所关注。近年“民工潮”中的“民工荒”持续爆发，更是引来各界的高度瞩目。然而，社会对农民工的关注多限于对城乡二元体制的破除，限于对城市身份的给予。对农民工而言，得到城市户籍仅仅是从政治层面“进入”城市，要想从心理层面“扎根”城市，从文化层面“融入”城市，还需要采取另外的有效措施，以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

（二）增能不足

1接受专业技能教育不足，缺乏经济基础

专业技能是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的生存基础，有了专业技能，才有可能拥有较稳定的职业和一定的经济收入条件，从而分享丰富的城市生活。研究表明，农民工每多接受一年教育，月收入就增加44.1元。但是，当前我国的专业技能人才较为紧缺，在2.25亿的第二产业从业者中，高技能劳动者仅3 117万，而当中的农民工比例更低。[2]2.6亿进城务工人员中绝大部分接受的专业技能教育较少，从事着可替代性强而报酬较少的劳动。

2接受综合素质教育不足，缺乏发展空间

综合素质主要包括文化基础、学习能力与交往能力。通用素质较强意味着学习能力、交往能力较强，能更好地调适自我适应新的环境，能重新选择工作的机会，能不断改善生活的条件。通常把学历证书看作通用素质的载体，我国农民工以初中文化为主，高中中专毕业的只占23.35%，专科及以上的仅8.85%。[3]学历水平较低，通用素质不足，直接制约了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的发展空间。

3接受市民素养教育不足，缺乏融入能力

社会关系包括亲缘、地缘、学缘、业缘等方面的关系。在城市里，学缘、业缘等弱关系的数量远优于亲缘、地缘等强关系，并能带来独特的信息和资源，也有助于消除用工信息不对称等。农民工可以通过亲缘、地缘方面的强关系介绍得到较好的打工岗位，但是由于市民价值、道德心理、文化心态等素养教育接受不足，难以与陌生群体建立相似性，难以拓展城市里的学缘、业缘等弱关系，从而限制了自身融入城市的能力。

二、职业教育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促进作用黄炎培先生认为，职业教育“一谋个性之发展；二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三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四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4]从中可以看到职业教育对个体具有三层作用：一是能满足学习者的技能需求，使其得以维持生计；二是能满足工作者的职业需求，使其得以转换工作；三是能满足人的发展需求，使其得以实现自我。农业转移人口接受职业教育，对市民化的进程具有决定性促进作用。

（一）提供职业资格证书代表的技能教育

有效的劳动力市场能降低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求职的交易成本，但现实当中劳动力市场常常存在信息不全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根据Thurow的筛选理论，职业资格证书代表了一种质量信号，能够帮助用人单位迅速地从求职者中将适合的对象筛选出来。[5]提供给学习者包括职业资格证在内的“双证书”教育，是职业教育有别于普通教育的重要特征，因此，农业转移人口能接受职业教育，并获取较高等级的职业资格证，就是通过技术分层实现社会分层，在城市迅速获得就业岗位与新的工作转换机会的快捷途径，从而在城市拥有相对稳定的经济收入，取得市民化的基础条件。

（二）提供毕业证书代表的学历教育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都是学历教育的组成部分。作为学历教育，职业教育在体系、结构、质量、文化需求等方面都优于农业转移培训，其人力资本投入的经济效益也得到了研究的证明。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职业教育发生在工作场所，发生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灵活的学制与丰富的学习形式更加适合农业转移人口的现实需要与认知起点。越来越多的新型学生开始接受职业教育，这已成为市民化的不可阻挡的推动力量。

（三）提供市民取向的素养教育

职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职业人。如果说提供技能教育与学历教育体现了职业教育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工具性价值，那么提供职业精神的素养教育则体现了职业教育的内生性价值。围绕职业人的敬业精神、主体意识、法制观念、合作态度、言行举止恰恰是城市文明的一系列构成要素，是农业转移人口真正融入城市生活的通行证。

（四）提供发展取向的创业教育

马克思早就认为，劳动不是谋生手段，而是每个人都需要的生活方式。作为打工者的农业转移人口，其个人的认知、兴趣、信念、品质、创造力长期被企业和社会甚至打工者自我所忽略。职业教育不但为受教育者提供认识职业、选择职业、更换职业的机会与可能，还促进受教育者的自我认识与自我效能生成；不但引领农业转移人口成为体面的劳动者，还激励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创业者。

三、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职业教育路径

（一）推进职教招生制度改革，满足多元教育需求

1农业转移人口的构成多元[6]

我国农业转移人口的类型较为复杂。有的是在家附近城镇打小工的兼业者，地理位置受限，每年的固定季节需要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有的是远离家乡的外出务工人员，多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的制造业、建筑业、餐饮服务业等，工作时间长，业余时间少；有的是知识文化程度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认同城市生活与消费方式，但技能水平和吃苦精神较弱；有的是较早进入城市的准市民，拥有较高的经济收入与稳定工作，虽然文化基础低，但渴望接受高等教育，促进社会认同。

不同类型的农业转移人口，学习基础、学习时间、学习场景、学习条件、学习能力各不相同，职业教育传统的招生制度如不加以改革，会使得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各行其是，学历与能力不能等值。人才评价标准僵化单一，也会扼制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教育需求，不利于市民化的进程。

2建立开放性、贯通性的职教招生制度

招生制度的开放性，是指职业教育面向不同的教育对象开放，不论其户籍、年龄、来源地区、工作与否，都有机会进入国家的职业教育体系。当前阶段，宜采用高职院校自主招生与中职学校注册入学相结合的入学方式，高职院校面向新生代农民工与准市民，中职学校则面向兼业者与外出务工人员敞开大门。

招生制度的贯通性，是指学历证书与资格证书之间的互认，是职教与普教、学历与非学历、职前与职后、中职与高职之间的贯通。具备贯通性的招生制度，能够有效化解近年中职教育生源数量萎缩、高职教育生源质量下滑的局面，也能够满足农业转移人口接受职业教育的需求，还有助于建立社会多元化的人才评价体系，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增添动力。

（二）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支撑人才成长空间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只是时间维度上的现代，更要体现出面向全体社会成员涵盖不同人生阶段的“现代性”。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包括遥远的空间转移和漫长的时间发展，因此，迫切需要衔接良好、沟通顺畅、深度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供人才的成长支撑。[7]

1有关“衔接”

职教体系在纵向层次之间的衔接，是市民素质早期养成的需要，也是准市民教育需求高移的需要。如果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划分为农村—进城—扎根—融入四个阶段，则每个阶段都有相应的职业教育层次与之对应：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属于职业启蒙层次，应开设职业认知与劳动观念的课程，让学生认识职业，尊重劳动，打下自信自尊的人格基础；在进入城市阶段，属于就业教育层次，通过接受中职教育，或者在高中接受技能选修课程，习得专业技能，获得在城市立足的基本条件。同时，就业教育也要提供认识自我、认识社会、安全教育、习惯养成等教育模块；在城市工作三五年后，进入扎根城市甚至融入城市的阶段，属于发展教育阶段，职业教育体系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高等职业教育，满足其自我提升、自我实现的需求。体系中的中高职衔接尤为重要，包括学制衔接、专业与课程衔接等问题，是从业转移人口从进入城市向扎根城市转化的关键。而高职—技术本科—应用硕士层次的衔接，更为融入城市的新市民提供了广阔空间的成长支撑。

2有关“沟通”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继续教育等横向类型之间的沟通，是农业转移人群进城后对职业的认识不断加深的必然需求，也是该群体对未来职业得以重新选择的重要保障。不同教育门类之间的横向沟通，体现了职业启蒙教育（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职业准备教育（农村或城镇中等职业教育与高中教育阶段）、职业继续教育（城市高等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阶段）三位一体的职教观。建立国家职业资格框架已经受到各界关注，通过确认学历资格与职业资格相互之间的等值关系，得以实现职普、学历非学历、职前职后之间的互认与互换。[8]接受普通教育的农村学生有就业需求，可以转入职业教育，已修的普通教育学分可以替代职业教育部分课程。同样，职业教育体系在读的学生有普通教育的升学需求，可以转入普通教育院校，使得有学术教育潜力的新生代农民工也能就读心仪的大学。

3有关“融合”

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的特点与活力所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离不开企业的深度参与。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其教育培训活动开展得并不顺畅，根据2012年的调查，有多达56.69%的农民工对其接受的教育培训活动表示不满意，[9]同时普遍表示存在工作时间过长、学习内容枯燥、集体宿舍缺乏条件等问题。这就要求企业参与到职业教育体系中来，在政府的支持下，着眼于人力资源队伍的稳定与成长，与职业院校开展密切合作，为员工创造学习的时间条件与场景条件，开发学以致用的课程模块。同时，配合提供素养辅导与心理辅导，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职业上、学历上、心理上、文化上全面融入城市，促成其生命发展。

（三）建立职教成本分担体制，拓宽资金投入来源

农业转移人口大多数是跨区域转移，其市民化的职教支持体系投入成本巨大，仅依靠转入地政府难以支撑。应在政府的主导下，以企业谋求利润、个人寻求保障、社会组织追求社会价值为突破口，建立职业院校重心下沉、企业参加联合办学、个人成本自我分担、社会组织参与素质提升的职业教育成本分担体制。

职业教育具备一定公益性，政府通过立法与政策引导的方式建立开放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10]2009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做好中等职业教育招生的通知》中就已明确提出，扩大职业学校招生范围，这意味着进城农民工也能成为免费中职教育的生源。“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万众创业”等以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为导向的国家战略出台，要求延长农业转移人口的学校教育年限。政府应承担建立覆盖城乡与弱势群体的现代职教体系的主导责任。

当务之急，应建立财政转移支付与市民化职教人数的挂钩机制。以随迁子女的教育经费和农民工的培训补贴为例，一直以来中央财政按照户口而非常住人口拨付到各地方，致使转入地政府要承担成本开支，而转出地政府却得到了相应的款项。因此，应健全居住证制度，中央专项财政按接受教育的常住人口而非户籍人口拨款，以使为转入城市的市政建设做出了贡献且市民化意愿强烈的农民工充分享受质优价廉的职业教育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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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马建富.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的职业教育培训路径[J].教育发展研究，2014，（9）：7—14.

作者：杨子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