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论文

2022-04-29

内容提要价值自觉已然成为新时代之强音。党的十九大着力强调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之新发展理念,可以说是关于发展价值的深刻全面的哲学自觉。理念同理念所表征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自我省思、自我引导、自我完善的自身性关系,发展理念正是这样一种追求自我完善的自身性关系。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论文 篇1:

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

[摘 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观;坚持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运用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发展观;坚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尊重客观规律相统一;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 以人为本 创新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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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琳庆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论文 篇2:

新发展理念与价值的哲学自觉

内容提要 价值自觉已然成为新时代之强音。党的十九大着力强调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之新发展理念,可以说是关于发展价值的深刻全面的哲学自觉。理念同理念所表征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自我省思、自我引导、自我完善的自身性关系,发展理念正是这样一种追求自我完善的自身性关系。文章认为,新发展理念是价值的本体论自觉,揭示了价值是“人类能力的发展”;新发展理念是价值的认识论自觉,揭示了发展的价值评价标准;新发展理念是价值的辩证法自觉,揭示了富裕价值和绿色价值的矛盾,自由价值和平等价值的矛盾,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的矛盾。必须通过全面创新解决这些矛盾以实现新发展理念。

关键词 新发展理念 价值 自觉 哲学

文化自觉、价值自觉已成为新时代的强音。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十九大着力强调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的新发展理念,既是对当代重大实践问题的积极回应,同时亦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价值的哲學自觉。发展理念作为发展实践的先导,对发展实践的方式、方向及其结果具有重要引导意义,因而对发展理念从价值哲学角度予以深入研究遂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笔者认为,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是对价值的高度哲学自觉,是对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的重要发展。具体来说,新发展理念是价值的本体论自觉、认识论自觉、辩证法自觉、评价论自觉和方法论自觉。

一、新发展理念是价值的本体论自觉

价值的本体论自觉,是人对作为价值哲学核心问题的价值本质的理性把握和自觉体认。一般来讲,价值是人所追求和向往的对象。人所追求和向往的具体对象很多,但这些多样性的对象都是具体价值,是有价值的事物,而不是价值本身。价值哲学所要探寻的价值主要不是多样性的具体价值或有价值的事物,而是价值一般或价值本身。那么,价值哲学所要探寻的价值本身是什么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用“目的本身”来指称“价值本身”。马克思指出:“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①“必然王国”是事实世界,“自由王国”是价值世界。在此马克思把价值世界和事实世界作了理论上的区分。在价值世界之中,“目的本身”亦即价值本身,其实质性内涵就是“人类能力的发展”。“人类能力”,马克思在其他地方也表述为“人的本质力量”“人的创造天赋”“人的全部力量”等。“人类能力”概念是马克思对康德“人性能力”或“先验心灵能力”的批判性继承。马克思与康德的区别在于把“人性能力”概念奠定在人类社会历史实践基础之上,强调人性能力或人类能力的“发展”,换句话说马克思把价值奠定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可见,在马克思看来,价值就是“人类能力的发展”,凡是有利于“人类能力的发展”的事物就是有价值的事物或具体价值,而不利于人类能力发展的事物就是负价值。

新发展理念在三种意义上表征着价值的本体论自觉,一是以人为本,二是发展,三是创新。

首先,以人为本理念体现着价值的本体论自觉。新发展理念同科学发展观是一脉相承的。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的核心理念,发展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党的十九大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体现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内在要求,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突出了人民幸福的价值目标。新发展理念把人、人民放在价值主体地位,把人民幸福确定为价值目标。这是价值原则高度上的价值哲学自觉。价值是“人类能力的发展”,在此价值界定中“人类”、人是价值的主体,物、财富的发展是人的发展手段,目的在人而不在物。把物的增殖作为目的,把人作为物增殖的手段,不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不是新发展理念价值观。因此,新发展理念强调人、人民是发展的主体、中心、目的,是价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觉,是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的当代发展。因为当马克思将“人类能力的发展 ”界定为价值时,也就是将人本身及其发展作为价值。其中的理由是“人类能力”或“人性能力”其实就是人的规定。所以新发展理念强调以人为本是发展的核心理念,就是对价值的本体论自觉。人的自觉就是价值自觉,就是价值本体自觉。发展要以人为本,什么是人呢?马克思的回答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德]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人的根本不是人之外的物和神,而是人本身,是人所共有的“人类能力”或“人性能力”。发展在现象上是财富的发展,而在本质上是“人类能力的发展”,是人自身的发展。对此马克思明言:“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普遍交往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而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9~480页。显然,发展的实质是“人类能力的发展”,是人本身的发展。这是新发展理念所蕴含的价值的哲学本体论自觉。

其次,发展体现着价值的本体论自觉。新发展理念主张“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硬道理”就是根本的必须遵循的道理,是实践活动的“建构性原理”。对于人类来说硬道理就是人的生存和完善。人的生存和完善,就是“人类能力的发展”,在此意义上发展就是价值。价值哲学家王玉樑在《价值与发展》一书的序言中强调:“价值的本质在于发展。邓小平同志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他的话,深刻地揭示了价值的本质。……价值的本质在于发展、创新。”王玉樑、[日]岩崎允胤主编:《价值与发展——〈中日价值哲学新论〉续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页。既然价值的本质是发展,那么重视发展就是重视价值,对发展的自觉就是对价值的自觉。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既是普遍联系的,也是永恒发展的,事物的普遍联系必然导致事物的永恒发展。宇宙大爆炸理论认为,宇宙一直处于不断膨胀过程之中。世界、宇宙的膨胀、发展及其方向性,决定着人、人类社会亦处于发展过程中。宇宙的发展原则同价值是内在统一的,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可以说就合在天道流行上,合在发展上,因而《周易》一开始即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就是人的自我发展,就是人类潜能的不断发挥。发展是硬道理,是宇宙、人类历史的硬道理。对发展硬道理的自觉就是对价值的哲学本体论自觉。

最后,创新体现着价值的本体论自觉。新发展理念高度重视创新,认定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经济社会发展的“牛鼻子”,应把创新放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地位,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党和国家如此重视创新,其原因在于创新同发展具有内在密切关联。创新不仅是发展的动力,而且是发展的实质和根本方式。发展是旧事物的灭亡和新事物的产生,是事物的自我否定,是新质事物的出现。新质事物产生出现的机制就是创新。既然价值是“人类能力的发展”,而创新是发展的动力、实质、机制和方式,那么创新、创造就成为价值更为深层的内涵,价值就是创新、创造,就是朝向未来,展示人的无限可能性。“人类能力”既是潜在于人自身的能动性,又在其实现中不断生成,它是既在和将在的辩证统一,因而作为价值的“人类能力的发展”是发现和创造的统一。人的发展,价值的实现就是人不断发现和创造人性能力的过程,新发展理念把发展和创新联结起来确乎是对价值的哲学本体论自觉。

人、人性能力、发展、创新诸概念都是理解、界定价值的关键词。价值是人本身,人性能力是人的本质规定,发展是人性能力的展开和生成,创新是人性能力的集中体现。社会生活实践是价值的根源,新发展理念是对当代社会实践的价值引领,是价值的哲学新自觉。

二、新发展理念是价值的认识论自觉

理念同理念所表征事物之間的关系,是反映和被反映、表征和被表征、引领和被引领的关系。理念所表征的事物是理念的基础,理念则是对理念所表征事物的能动反映、表征和引领。善的理念是对善的事物的表征,美的理念是对美的事物的表征。理念与理念所表征事物之间关系的性质,既是认识论的,更是价值论的。理念反映理念所表达的事物,这是认识论关系;理念表征、升华、善化理念所表征的事物,这是价值论关系。能动反映概念则包含了反映和善化两种关系,因而能动反映可以说是一种广义认识论,它是包含着反映论和价值论的认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是能动的反映论,所以是蕴含价值论的认识论。这种辩证的认识论主张事实与价值、知识与价值区分前提下的综合统一,主张价值虽不是事实和知识,但不能离开事实和知识,离开事实和知识的价值容易流于主观化、情绪化。

发展理念这一组合性概念是由“发展”和“理念”二个概念组成的,其中发展是理念所表征的对象,理念是关于发展的理念。在此,理念反映、表征和善化着发展,反思、反省、批判着发展。俄国老一代哲学家奧伊则尔曼指出:“我觉得不能忽视对发展概念的批评,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通常忽视这一点。”[俄]T.H. 奧伊则尔曼:《元哲学》,高晓惠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15页。当然,奧氏主要是从世界观层面来讲的,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主要是作为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的发展。按哈贝马斯的看法,“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设计。”现代性有其自身的局限,但同时现代性中又蕴含着对自身局限性进行自我反思和改进的内在能力。哈贝马斯发现“近代哲学(从后期经院派直到康德)亦已提出了有关现代的自我理解的问题。……由于现代已经意识到自身,所以它会产生自我确证的要求,黑格尔称这种要求为‘对哲学的要求’。黑格尔认为,哲学面临着这样一项使命,即从思维的角度把握其时代,对黑格尔而言,这个时代即是现代。黑格尔深信,不依赖现代的哲学概念,就根本无法得到哲学自身的概念。”[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9页。说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也就是说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现代,是现代精神的精华。

现代性的主题之一就是发展,思想中的时代,就是思想中的发展。发展理念就是理念中的发展,就是把发展把握在理念中、思想中、思维中,就是对发展的自我认识、自我理解、自我反思、自我引导。发展理念是发展的自我反思,发展通过自我反思而得到自我完善。发展的自我反思并不是外在于发展的,它就内在地存在于发展之中。因为发展本身就是自我完善,而发展的自我反思就是发展走向自我完善的内在机制。发展不是直接的自在的发展,而是自在自为的发展。因而作为发展自我反思的发展理念是发展的内在机制。现代性是自我反思的活动,同样作为现代性内涵的发展也是自我反思的活动。

发展的自我反思也就是发展的自我认识、自我评价。发展的自我认识、自我评价,要有认识和评价的主体,认识和评价的标准。按照新发展理念,认识和评价发展的主体是人、人民。党的十九大认为,新发展理念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发展为什么人,发展成果由谁享有问题,并认为这个问题是根本问题。党的十九大着重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就是以人民为主体的发展。人民既是发展的主体,也是认识和评价发展的主体。

人民概念是同两个概念相对而言的,一是“官”,一是“资”。我们经常讲“干群关系”“官民关系”“劳资关系”。“官民关系”中的“民”就是人民,“劳资关系”中的“劳”指的也是劳动人民。因此,当人民是发展和评价发展的主体时,就意味着“官”和“资”不是发展和评价的主体。但“资”有点特殊:在“官民关系”中“资”也属于“民”,在此“民”包括劳动人民和新社会阶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会成为资产所有者。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民范围的理解是相当广泛的,他指出,“要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8~129页。这里的能者、智者,就包括私营企业主这样的新社会阶层。在党的政策中,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新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都属于人民范畴。如果把“民”理解为公民,那么领导干部也在人民的范畴之中。从法律角度来讲,“民”指全体公民。从政策角度或意识形态角度来讲,人民首先是指和“资”相对的劳动人民,其次是指与“官”相对的包括新社会阶层在内的人民群众。因此以人民为中心、为主体,严格来说是以“官”以外的所有人民群众为中心、为主体。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领导干部、官员是人民的公仆,不是主体,他们是为人民服务的群体。这是我们以“干群关系”“官民关系”“劳资关系”为认识架构,对“人民”范畴所作的分析和界定。如果超出这一认识框架,那么,人民就是指全体人民。此时,全体公民就既是一个法律概念,又是一个政治概念。人民范畴往往是同“敌人”相对而言的,全体公民则包括人民和敌人在内。在人民同敌人相对的意义上,人民是一个阶级斗争性质的概念。由于我党认为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因而还不能用公民概念代替人民概念。只能把公民放置于法律范畴,尚不能上升为政治范畴。

作为发展和评价发展主体的人民,是由多种群体、多种阶层构成的集合体。人民为主体包括以这样的集合体为主体。在这种集合体之中是存在着矛盾的,因而以人民为主体实际上就是说要以人民这个集合体中的每一部分为主体,既要以劳动人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为主体,又要以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新社会阶层为主体,以法治方式平衡好、协调好人民内部诸多群体之间的利益、权利,使之和谐发展,而不能搞阶级斗争。

评价主体决定评价标准,人民是发展和评价发展的主体,因此,发展的评价标准就是“人民幸福”或“人民美好生活。”“中国梦”的深层本质是“人民幸福”,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宗旨也是“人民幸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页。所谓发展为了人民,就是为了“人民幸福”。价值观念由价值主体和价值取向构成。“人民幸福”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其价值主体是人民,其价值取向是幸福。价值观,特别是核心性价值观对价值评价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论者所言:“价值观作为人们评价客体价值意义的一种原则,决定着人们评价各种事物的基本方式,并且通过对事物的评价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思想立场和行为方式,对社会生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高清海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8页。“人民幸福”价值观是我们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原则。

我们之所以把发展作为硬道理,作为第一要务,就是因为发展能实现“人民幸福”价值观,不发展则会导致贫穷,无法实现“人民幸福”价值观。马克思追求的价值目标正是“人民幸福”。马克思强调:“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页。发展,首先是发展生产力,目的是为了人民幸福。马克思反对宗教、反对剥削,主张发展生产力,其价值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人民的现实幸福。”

新发展理念所提出的五大理念,可以说是评价发展的五个标准,它将人民幸福的评价标准进一步具体化了,使发展的评价标准时代化、具体化、操作化。发展是不是更好的发展、更合理的发展,评价的具体标准是看发展是不是创新发展、开放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五大发展理念其实也就是评价发展的五大标准。在此意义上我们说,新发展理念是发展的评价论自觉,是价值的评价论自觉。

发展的评价论自觉意味着我国的发展进入到自觉发展、理性发展的新时代,意味着我国的发展实践在朝更加合理化、人性化、完善化的方向迈进。发展的评价论自觉有利于克服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发展会产生环境问题、生态问题、贫富两极分化问题、动力不足问题、不平衡问题等。绿色发展、共享发展、协调发展、创新发展、协调发展诸新发展理念就是针对发展中的这些问题而提出的。唯物主义方法论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所谓从实际出发就是从实际问题出发。新发展理念就是从实际问题出发,就是解决实际问题的理念和方法。新发展理念产生于我国发展实践,又反过来引领、评判发展实践,在此发展实践与发展理论的健康互动中,我国的发展实践将会越来越好,我们对发展充满信心。这信心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和理论具体的历史的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基础之上的。

三、新发展理念是价值的辩证法自觉

所谓新发展理念是价值的辩证法自觉,是说在新发展理念之中把多种不同价值、相反价值综合统一起来,辩证结合起来了,克服了以往发展中价值结构的片面性、单一性。在各种对立价值的关联互动中发展的动力结构更为强劲合理,发展的效能、效果更为优良。

对于新发展理念的辩证法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是对辩证法的运用;新发展理念的实施,离不开辩证法的指导。要坚持系统的观点,依照新发展理念的整体性和关系性进行系统设计,做到相互促进,齐头并进,不能单打独斗,顾此失彼,不能偏执一方,畸轻畸重。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善于厘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区分轻重缓急,在兼顾一般的同时紧紧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在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要遵循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善于把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渐进性和飞跃性、前进性和曲折性,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统一,既求真务实、稳扎稳打,又与时俱进,敢闯敢拼。”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讨论班上的讲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11页。就是说,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和实施都依赖辩证法,体现辩证法,受辩证法思想方法指导。

如上所述,发展、理念、发展理念都是价值概念,新发展理念的内容结构,就是一套新的价值结构,而且这一价值结构就是一种辩证性价值结构。

从价值发展史角度看建国后的第一个30年和第二个30年的价值实践都有一定的单一性、片面性、局限性。第一个30年倚重平等价值,轻忽自由价值;重视廉洁价值,轻视富裕价值。其原因是建国前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价值结构是贫富两极分化,政治严重腐败,作为对这种负价值的否定反转,当然就是平等价值和廉洁价值的凸显,这也是人民群众当时所期盼的价值。但在建设平等和廉洁价值时没有重视自由价值和富裕价值的建设。这就导致了第二个30年的价值取向,也就是改革开放30年的价值取向。邓小平发动的改革开放所追求的价值主要是富裕和自由价值。经过30年的努力,中国人的经济富裕价值和自由价值得到基本实现,成就令世界瞩目。然而平等价值和廉洁价值,还有美丽价值相对而言没能很好实现,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腐败严重、环境破坏等价值失衡现象。

诚然,这种价值失衡有其客观方面的原因。实现富裕价值的方式是工业化,工业化就是运用机器工具大规模改造自然,改造自然容易使自然遭到破坏,导致美丽价值、生态价值受到影响。同时实现富裕价值的生产关系形式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机制是自由竞争、优胜劣汰,于是优胜者成为富人、劣汰者成为穷人,造成贫富两极分化,平等价值受到影响。实现富裕价值的工业化和市场化方式,一方面带来了富裕和自由,另一方面又造成了环境破坏和不平等。这就提出了一個问题:为了美丽和平等价值是不是要放弃工业化和市场化方式?如果放弃工业化和市场化,那就不是辩证法,而是形而上学。价值辩证法的要求是在不放弃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同时,又能达到美丽价值和平等价值的实现。换言之,价值辩证法所要追求的是矛盾对立面的辩证统一,具体来说,就是要把富裕价值和美丽价值辩证统一起来,把自由价值与平等价值辩证统一起来(公正价值),这就是新发展理念的价值辩证法自觉。具体来说新发展理念的价值辩证法自觉体现在以下诸方面:

1.富裕价值和绿色价值的辩证统一。富裕和绿色是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两种不同价值。富裕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获得和享用,绿色是生态环境良好。这两种价值是一对矛盾:人在改造自然、生产物质财富的过程中容易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而要治理环境、优化生活时又会影响物质财富的生产效率。在这一矛盾前我们以往所倚重的是财富生产,即重视富裕价值,轻视绿色价值。然而,从追求人民美好生活这一更高价值来看,只有富裕、没有绿色的生活并非人民的美好生活。只有既物质富裕,又生态良好,才是人与自然关系中的美好生活。因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指出:“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要“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1页。人民美好生活应是富裕价值和绿色价值的辩证统一,人与自然关系中的这两种对立价值必须统一起来,否则美好生活就是单向度且不健全的。

2.自由价值和平等价值的辩证统一。自由和平等是人与人关系中的两种不同价值,这两种价值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就其对立一面来看,当人们充分自由竞争、自由发挥自己的能力时,由于各人的潜能不同,各地区的禀赋不同,必然会造成结果上的不平等,影响平等价值的实现;当强调平等价值,特别是实质平等时,又会阻碍人的能力的自由发挥,阻碍自由价值的实现。自由会产生动力和效率,会激发创造力,平等会产生平衡、协调、和谐。由于自由与平等两种价值之间存在对立,旧的僵化的社会主义就只讲平等价值,少讲自由价值,而资本主义着重讲自由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因此,要求把自由和平等两种价值辩证统一起来。新发展理念的本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而它在价值观上坚持价值辩证法,坚持价值矛盾观,要求把自由和平等两个矛盾对立面统一起来。

新发展理念中所强调的共享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从价值辩证法上看都是自由价值和平等价值辩证统一的体现。共享发展理念中的共享讲的是平等价值。习近平同志说共享发展理念的内涵有四点,即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共享是平等,但共享与过去的平均主义大锅饭不同,其中又有差异,差异又体现着自由。习近平同志说:“共享发展必将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的过程,即使达到很高的水平也会有差别。”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03页。共享不是无差别的共享,是发展基础上的共享,因而共享发展蕴含着平等价值和自由价值的辩证统一。共同享有的前提是存在共享的财富,否则就是共同贫穷,而财富的生产是发展的结果,发展要以创新为动力,创新则是主体能力的自由发挥。在此意义上没有自由就没有共享,所以在强调共享时不能把自由和平等两种对立价值割裂开来。

协调发展理念所强调的是城市与乡村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自由价值和平等价值的统一。协调发展一方面是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在政策、法律上要有平等机会、平等权利、平等规则,在公共服务上要平等共享,体现平等价值,另一方面,城乡、地区都要发挥各自的积极性、主动性和优势,加强市场机制作用,体现自由价值。

开放发展理念所强调的是国与国之间自由价值和平等价值的辩证统一。中国已深度融入世界之中,中国与世界各国已进入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关系之中。中国在此命运共同体中必须走开放发展之路,不能自我孤立和自我封闭,这里就有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应是怎样的关系问题。我们坚持以互利共赢为核心的国际关系。互利共贏既不是霸权主义,也不是依附主义,而是自由与平等价值的辩证统一。自由和平等的统一是公正价值,因而新发展理念要求在人与人(包括城与乡、地区与地区、国与国)之间建立以公正价值为核心的新型关系和秩序,这种关系展开为共享发展、协调发展和开放发展。

3.物质文明价值和精神文明价值的辩证统一。物质文明价值和精神文明价值是人与自我关系中的两种不同价值。物质价值的实质是人的物质需要的满足,即富裕;精神价值的实质是对物质需要的超越,不受物质需要的宰制,获得精神自由。由于人是肉体和精神、感性和理性、自然与超自然的一体双元存在结构,所以人既要追求物质文明价值,以满足物质需要,又要追求精神文明价值,以超越物质需要。物质文明价值和精神文明价值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摆脱贫穷,追求富强,因而物质文明价值强化,成就显著,但精神文明价值有待提高。精神文明价值关乎人的自由、自主和尊严。光有富裕、幸福,没有自由、自主和尊严,人就难以找到存在感,在存在论的深层出现严重缺陷。因此十八届五中全会在讲到协调发展理念时专列一条:“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物质文明价值和精神文明价值的协调发展,实质上是物质需要满足与物质需要超越之间的协调问题,就是说物质需要既要满足,又要超越:只满足不超越,人有可能成为物的奴隶,如房奴、车奴、钱奴等;但只超越不满足也不行,那样人就会陷入禁欲主义和贫困状态。物质文明价值是役物,精神文明价值是不役于物,两种文明价值的协调发展就是役物而不役于物,即道家倡导的“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外篇·山木》)。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价值目标正是既追求人民的现实幸福(物质文明价值),又反对物化(精神文明价值),力图将物质和精神两种价值协调起来。两种价值如何协调?马克思说:“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理论上既不是从那情感的形式,也不是从那夸张的意识形态的形式去领会这个对立,而是揭示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这种对立随着物质根源的消灭而自行消失。”②[德]马克思、[德]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4页。利己主义追求物质价值,自我牺牲追求精神价值,在马克思看来两种对立的解决要靠物质基础的发展。同时马克思还指出,物质和精神两种价值辩证统一于“个人自我实现”这一根本价值之中:“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然形式。”②物质基础发展下的个人自我实现是把物质文明价值和精神文明价值辩证统一起来的关键所在。因此,新发展理念把发展放在第一要务地位,为价值的辩证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综上,新发展理念运用辩证矛盾思维方法,自觉地揭示和综合了发展过程中富裕价值和绿色价值的矛盾,自由价值和平等价值的矛盾,物质文明价值和精神文明价值的矛盾。三对矛盾分别体现了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矛盾。实践辩证法认为,矛盾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动力。上述三对矛盾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动力,而要解决这些矛盾就必须创新,要通过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来解决上述矛盾,推动发展。在此意义上“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同时对创新的高度自觉和重视,也就是对价值的高度自觉和重视。因为价值作为“人类能力的发展”,其实质、机制、方法皆在创新。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四十章》)。“有生于无”就是创新,有用的万物就是在创新中生成的。“价值在根本上表现的是主体的创造性本质。”高清海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5页。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是“改变世界”,而“改变世界”就是创造世界、创新世界。新发展理念把创新价值放在首要地位,同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根本哲学关怀是完全契合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精神在当代中国实践中的集中体现。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文化与价值哲学研究院

责任编辑:王晓洁

作者:刘进田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论文 篇3:

温州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有效途径与对策研究

本文系“2018年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处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科研及科普项目课题:《温州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对策研究》”(项目编号:GJKY201803)阶段性成果

摘 要:如何高质量地发展数字经济,并为城市经济转型提供强大的动能,一直是各级政府关注的焦点和亟须解决的难题,也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领域。本文从创新理论入手,深入剖析了温州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结合温州地方经济的实际情况,借鉴其它创新领先型城市的成功经验和有效模式,提出了温州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有效途径和对策。

关键词: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对策研究;温州

一、引言

1.研究背景

随着5G、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已经从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越来越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和新引擎,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已经越来越成为驱动经济发展最强大的动能。中国政府对数字经济的发展高度重视,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称“壮大数字经济”;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1.3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4.8%,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浙江提出了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加快構建以数字经济为核心、新经济为引领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在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下,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浙江省经济转型升级的主动能和创业创新的主阵地。为培育新动能、推动温州经济转型升级发展,温州市政府先后发布《温州市数字经济五年倍增实施方案》、《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数字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等文件,加快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培育数字经济的新业态、新动能,促进温州经济高质量发展。

2.国内外研究现状

创新一词最早是由约瑟夫·熊彼特在其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最先提出的。他认为,创新是一个经济概念,涉及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并不是通常人们所说的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随着众多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第一种是技术创新论,这种观点认为知识、技术的创新是经济内生的变量,企业是创新活动的主体;第二种是制度创新论,这种观点认为完善和改进现行制度可以促进创新,同时认为社会创新比技术创新更重要。

我国学者对创新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形成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刘红玉、彭福扬提出:“在马克思的创新思想中,制度创新、科学创新与技术创新构成了创新的三种基本形式。”;庞元正依据当代人类实践的发展提出来创新实践的概念,认为创新实践就是在实践中发现事物的新规律、新属性、新关系并反作用于实践的过程;技术创新对应生产实践、制度创新对应交往实践、知识创新对应科学实践,前者是后者的高级形式。

二、温州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现状

在浙江省政府大力推动数字经济“一号工程”的背景下,温州市的数字经济也取得了快速发展,在新华三发布的《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白皮书(2019)》报告中,温州数字经济指数排名全国第34位,比去年上升1位;2018年,温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421.5亿元,总量位居浙江省第3,数字经济综合评价指数87.6,位居浙江第4。在温州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下,温州数字经济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该正视温州与国内数字经济领先城市、世界发达城市之间的显著差距,温州数字经济发展还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数字经济的体量不足

2018年,温州全市生产总值(GDP)6006.2亿元,其中数字经济产业增加值421.5亿元,占整个生产总值的7%,数字经济占温州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偏低,传统经济依然占据主导地位;2018年,深圳数字经济增加值达到1240.73亿元;杭州数字经济增加值3356亿元,温州与国内数字经济第一梯队的城市相比,甚至与第二梯队的部分城市相比,数字经济总量偏低,体量偏小。

2.数字经济自主创新能力薄弱

目前,温州数字经济主要是以电子商务、半导体、电子元器件等行业为主,数字经济企业的技术研发、自主创新能力较低,没有形成较为完整的数字经济生态圈和创新链,在数字服务、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创新成果较少。

3.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进展缓慢

在企业数字化、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方面,特别是工业互联网领域,与杭州、宁波、嘉兴等省内城市有较大的差距,大部分温州企业思想上不够重视、投入较少,企业的数字化、智能化、精益化进展缓慢。

4.数字经济企业影响力较小

温州至今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具有较强影响力的数字经济企业,数字经济企业的规模都比较小。

5.数字经济人才十分短缺

数字经济人才是数字经济创新的最重要资源,温州数字经济人才非常短缺,成为制约温州数字经济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

三、温州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对策

通过对国内外成熟的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理论进行深入研究,从温州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现状入手,对现有的数字经济发展、创新发展政策、举措及实施的效果进行研究分析;然后对深圳、北京、杭州、上海等数字经济创新发展领先型城市的创新发展成果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归纳出其成功的经验和成熟的模式,结合温州地方经济的特色,将国内领先型城市的成功经验、先进的创新发展理论与温州区域经济进行深度融合,提出以下温州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对策。

1.坚持以产业数字化为主要途径

温州是传统制造业工业大市,拥有“中国鞋都”等几十张国家级制造业名片,具有深厚的工业基础,但是温州缺乏互联网发展和创新的土壤,温州数字经济自主创新一直比较薄弱,因此在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方面,温州应坚持以产业数字化为主要实施途径,应充分重视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提升作用。以工业互联网为产业数字化的重要抓手,通过大力实施工业互联网建设,改造提升传统动能、培育发展新动能,提升企业的生产经营管控能力、用户服务能力、研发创新能力,资源动态整合能力、快速交付能力。根据企业信息化程度的高低以及企业现有的实力,分阶段分步骤实施工业互联网:第一阶段推动IT能力平台化,全面推进制造资源云迁移;第二阶段推动制造能力平台化,促进制造资源开放合作和协同共享;第三阶段推进工业知识与大数据、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提升制造业创新能力。加大对传统企业的三化融合、数字化、精益化的政策扶持力度,在资金、税收等各方面支持企业上马建设无人工厂、黑灯工厂、自动化生产流水线,通过底层设备设施的数字化,构建标识解析体系为工业全要素互联互通提供基础支撑制造能力的平台化;通过将数据化的制造资源在平台上进行模块化部署,进而实现制造能力的在线交易;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工业知识的沉淀、复用和迭代创新,提升各创新主体掌握和运用工业知识的能力,大幅降低创新门槛和创新成本。

2.外引内育数字经济人才

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撑,人才是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最核心的动力和最宝贵的资源,温州应高度重视数字经济人才的重要作用,针对温州数字经济人才短缺的现状,应在外引与内育上做文章。加大对数字经济人才引进的政策支持力度,提高薪资待遇、给予住房、教育、医疗、税收等各项优惠政策,在同等条件下,提供比其他城市更有吸引力的人才引进待遇;对于数字经济高级人才,可以采用柔性引进的方式进行使用,在创新科研团队建设、资本支持、土地等各方面提供优惠便利措施,通过引进数字经济高层次人才,带动数字经济产业跨越式发展。同时,应进一步加大数字经济人才的培育力度,支持有条件的高校与企业一起创办数字经济产业学院,鼓励企业在高校设立数字经济奖学金、数字经济创业基金,为高校师生进行数字经济创新提供资金支持;鼓励和支持数字经濟企业创办数字经济产业研究所、研究院,结合企业生产实际开展创新研究,改进提升生产效率和生产效应,增加数字经济产品和数字技术服务的附加值,从而锤炼形成一大批具有高超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的数字经济工程师人才。扩大数字经济人才培养规模,全面提高数字经济人才培养质量,为数字经济人才的成长打造良好的产业环境和创新土壤。

3.加大对数字经济创新的支持力度

各级政府从政策、资本、人才、土地等各方面加大对数字经济创新的支持力度,对于数字经济创新型企业减免税收、进行资金补贴和专项奖励,优先保证数字经济企业的用地需求,为骨干数字经济企业外派设立政府联络员,协助企业沟通各个政府部门,帮助解决困扰企业经营和发展的各种问题。设立数字经济专项产业基金,每年实施一批企业急需、有前瞻性的数字经济创新科研项目,支持高校教师、研究院学者、政府智库人员进行数字经济理论基础研究和理论创新;实施一批传统产业数字化项目、数字经济创新项目,支持传统企业进行数字化改造、数字经济企业进行数字技术创新。加大资本市场对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支撑作用,鼓励温州民间资本设立各种数字经济创投基金,重点投向半导体、芯片、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机器人等领域,孵化诞生一批数字经济创新型企业,鼓励和支持骨干型数字经济企业上市做大做强。

4.大力引进数字经济领先型企业

温州历来是传统制造产业大市,在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方面存在先天性的短板,本地数字经济企业一直存在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规模较小、在全国影响力较弱的现象,因此,温州应设立各种优惠措施,大力引进华为、阿里、腾讯、百度、京东等知名数字经济企业在温州落户成立区域性的分部和研究院,形成鲇鱼效应,通过这些知名的数字经济企业带动和引领温州数字经济企业的发展,形成数字经济产业链、人才链,打造数字经济创新链和生态圈。

四、结论

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是各城市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两种有效途径。温州作为传统制造业大市,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方面,应扬长避短、因地制宜,选择产业数字化作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主要途径、工业互联网作为主要抓手和突破点,改造提升传统动能,培育发展新动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人才的重要作用,通过外引内育的方式扩大数字经济人才的规模、提高数字经济人才的创新能力;从政策、资本、税收、土地等各方面加大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传统企业数字化的支持力度,支持本地数字经济企业做大做强;大力引进数字经济领先型企业,构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生态圈。我们相信,通过以上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策略的实施,温州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将会速度更快、质量更高,并为温州经济转型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劲的动能。

参考文献:

[1]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和世界互联网大会组委会高级别专家咨询委员会.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9.2019(10).

[2]中国新闻网.浙江: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争创国家数字经济示范省.20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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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谭志敏.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思想体系研究[D].华南理工大学,2018.

[6]庞元正.创新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化[J].哲学研究,2009(07):16-22.

作者:明海波 陈鹏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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