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小额信贷探究论文

摘要：基于内蒙古自治区2个贫困县以及山东省2个贫困县的586个农户样本数据，在借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金融素养测评框架并结合我国贫困地区农户的知识理解和接纳程度，设置涵盖金融知识、金融技能、金融意识和金融行为4个模块共计18个金融相关问题衡量农户金融素养水平的基础上，运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贫困地区农户金融素养对其小额信贷可获性的影响。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农户小额信贷探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农户小额信贷探究论文 篇1：

农户小额信贷违约行为研究述评

【摘要】信用风险一直制约着农村小额信贷健康、持续地发展。就此，学界进行了诸多探索，其中有关农户小额信贷违约行为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非常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从农户违约行为的目的、表现形式和防范措施三个方面对现有的研究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述评，得到如下研究结论：（1）违约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2）违约的表现形式主要有未按期偿还全部或部分贷款、将贷款用于非规定用途、未履行随附义务等；（3）防范的主要措施有，建立农户信用评级制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强化农户的还款意识，利用农业保险减少农户经营风险等。

【关键词】小额信贷 违约行为 研究述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小额信贷在我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随之而来的信用风险问题成为制约小额信贷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与之相对应，学界日益关注小额信贷中的信用风险问题，相关的文献综述也日益增多，但基于农户视角的研究述评并不多见。而事实上，从农户违约行为的视角来综述小额信贷信用风险问题，不仅在理论上追到了问题产生的根源，也更有利于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对策以防范农户的违约行为。为此，本文从农户小额信贷违约行为的目的、表现形式和防范措施三个方面，对已有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综述和评价。

一、农户小额信贷违约原因

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是“经济人”，即人被假定为具有完全理性，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选择其行动方案。而行为经济学认为人并非完全理性，人的决策除受客观因素影响之外还受其心理因素影响。

大量文献运用传统经济学理论，包括博弈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等，研究农户小额信贷违约原因。如李玉福（2007）、张姣姣（2012）等运用博弈论分析指出，在农户与正规金融机构的博弈中，当农户赖账收益大于還款收益时，农户会选择赖账。在无有效监管、信用体系不完善与信用评级制度不健全等情况下，无论农户第几次贷款，在银行都没有记录。因此，农户的最优策略都是获得贷款后不还款。而陈彬（2013）、丁志国、覃朝晖、苏治（2014）等运用信息不对称理论分析指出，农户与正规金融机构之间存在显著的信息不对称。正规金融机构对影响农户还款的因素，如户主的健康状况、家庭的收支与负债状况等，很难有全面的了解，这些信息的缺失使正规金融机构不能准确地判别农户的违约风险。而农户作为经济人具有逐利性，为了成功获取贷款和高额利润，会故意隐瞒相关信息，从事高风险活动。而正规金融机构在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提高小额信贷利率，这在客观上也刺激了农户从事高风险活动从而造成恶性循环，形成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

综上所述，不管是运用博弈论，还是信息不对称理论，都是在传统经济学，即完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下，分析农户小额信贷违约行为的目的。而很少有文献运用行为经济学，就是将经济学与心理学相结合，探究农户违约行为的目的。

二、农户小额信贷违约的表现形式

违约的表现形式，又称违约形态，是指根据违约行为违反义务的性质、特点而对违约行为所作的分类。整理已有文献得知，农户小额信贷违约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是，并没有学者对其进行分类。本文将农户小额信贷违约的表现形式主要分为以下三种情况：未按期偿还全部或部分贷款、将贷款用于非规定用途、未履行随附义务。

（一）未按期偿还全部或部分贷款

小额信贷的无抵押性及用途特定的特点，决定了其具有自然风险和信用风险。如王凤羽（2009）指出，对于以农业贷款为主的小额信贷机构而言，其主要投向是农村种植业和养殖业，而传统的种植业和养殖业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都很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一旦所在地区发生自然灾害，大量客户可能同时发生违约，这可能导致小额信贷机构的破产。此外，因借款人发生违约或信用等级下降，无力按照与小额信贷机构所签的合同条款全部或部分偿还债务，同样也会造成贷款逾期、呆滞、呆账等信用风险。尹泽东（2011）在指出小额信贷业务存在以上两种风险时，还指出了道德风险问题。这些因素导致农户未按期偿还全部或部分贷款。

（二）将贷款用于非规定用途

《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用途包括：（一）种植业、养殖业等农业生产费用贷款；（二）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个体私营经济贷款；（三）农机具贷款；（四）小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贷款。但是，众多文献表明，很多农户并没有按规定用途使用贷款。如赵素宁、吕杰（2008）指出，有的农户把借来的小额信用贷款转手放高利贷以牟取不法利益，有的冒名骗取小额信用贷款。另有王霞、吕德宏（2013）依据西部农村小额信贷农户的调查数据指出，农户的贷款用途包括种植业、养殖业、做生意、生活等，其中种植业和做生意分别占比31.6%、24.6%。还有刘佳、吕德宏、杨希（2014）基于陕西省岐山县的调研数据指出，农户贷款用于农业生产和非农业生产的的比重分别为54.97%、49.8%。并且表明，农户贷款如果用于农业生产，就可以取得较为可观的收入；而若是用来买房买车，则违约风险高。所以，贷款用于农业生产比非农业生产的农户还贷质量高。

（三）未履行随附义务

农户在贷款的过程中需如实陈述自身情况及贷款目的，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众多农户并没有履行这一随附义务。如岳静（2008）指出，在我国广大农村并不排除有部分农民抱着投机心理，从而产生恶意申请贷款、拖欠贷款的现象。另有张学舜（2012）指出，由于受当前信用环境的影响，一些不符合办理农户小额贷款条件的农户采取各种欺诈性的手段，骗取小额贷款资金。

三、防范措施

关于防范农户小额信贷违约行为的措施，学界已经取得了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措施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建立农户信用评级制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强化农户的还款意识，利用农业保险减少农户经营风险。下文从以上四个方面分别整理文献并述评。

（一）建立农户信用评级制度

例如，赵素宁、吕杰（2008）的研究表明，要建立信用评级制度。在确定个人信用指标时，鉴于农户的健康状况、婚姻家庭状况、生产经营方式等因素各不相同，应保证指标能够客观、真实、全面地反映农户特征。同样，陈时兴（2010）提出健全农户信用评价制度。由农村金融机构的客户经理、村干部、有威信的村民代表等组成农户信用评定小组，根据农户的信用度和经营能力、偿债能力等指标制定信用评定办法。而唐敏、马丽斌、马纪英（2014）等提出要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完善信用评级体系，综合考量农户的各类信息，对其进行信用评级并分别给予不同的授信额度。

归纳起来，众多学者在信用评级上达成共识，都强调其重要性。在评定农户信用水平的侧重点上存在分歧，分别为评定指标的选取、农户信用评定小组的组成、农户各类信息的综合考量。

（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黄忆寒（2009）提出给予小额信贷法律支持，建立涉农贷款政府补偿机制。制定出台农村金融的相关法律法规，改革农村土地的使用权流转机制，从根本上提高农户的承贷能力。同样强调完善法律，提高农户应对风险的能力。而惠长林（2009）提出要完善法律机制。要统一小额信贷管理条例及相关法规，来约束贷款农户的行为。陈时兴（2011）表明，为了规范小额信贷制度，政府还有必要制定一部规范小额信贷的单行法，从放贷主体、对象、利率、担保制度等方面加以全面的规范，加强小额信贷制度的设计和完善。

综观众多学者的观点，共识在于完善小额信贷相关法律法规，但在提高农户应对风险的能力与规范放贷主体的选取上存在分歧。而本文认为，既需要提高农户应对风险的能力又得规范放贷主体选取。

（三）强化农户的还款意识

岳静（2008）指出要建立起完备的宣传、教育体系，提高农民的还款意识。许多不偿还小额贷款的农民并不是抱有不想还款的意愿，而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还款的必要性、强制性和法律性。对于这类还款意识薄弱的农户来说，他们经过宣传、教育而按时还款的可能性是很高的。另有曾之明（2010）的研究表明，近些年来，部分企业或贷款户逃废金融债务形成不良风气，赖账思想滋生蔓延。因此，要加强农户诚信教育，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宫泽龙（2012）指出要加强农户的还款意识。需要提高农村小额信贷贷款人按时还款意识，向他们详细讲解及时还款对他们未来继续贷款及申请其他金融服务时可能带来的好处，以及不及时还款可能带来的潜在影响。

从上得知，众多学者在提高农户的还款意识，教育农户重视信用上具有共识，分歧在于农户是否抱有还款的意愿。

（四）利用农业保险减少农户经营风险

丁业震（2006）提出完善风险分担机制。为了分散和规避风险，可在农村推行农业意外保险制度，增加承担风险的主体，提高贷款当事人的抗风险能力，使农业风险由信用社和保险公司共同承担。同样，毛华溢（2014）也提出要建立风险补偿机制。积极推行农户小额保险制度，转变观念，把是否参加保险作为发生信贷关系的前提。张峭、徐磊（2008）提出创新农业风险管理工具。小额信贷信用风险管理的有效实施要通过科学、合理的风险管理工具来实现，要依据不同类型风险的表现特征，承险体生物学特性，创新和开发各种类型风险管理工具，满足各类生产经营主体风险管理的需要。

综上可知，学界共识集中于风险分散，分歧在于是通过风险管理机制还是风险管理手段以分散风险。

四、结论与展望

综上可知，现有的研究就农户小额信贷违约的目的、表现形式和防范措施等方面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其不足也较为明显，期待着学界进一步的拓展研究。

第一，关于农户违约行为的目的，绝大多数文献都是从传统经济学角度研究来分析的，很少有学者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予以探究。第二，很多研究者都提出要建立农村信用体系，但如何建立则阐述得不够具体。就此，本文认为，需要建立银行与公安部门等统一的信息共享平台，以动态跟踪农户信息变动，从而，加快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第三，已有的研究对于农户是否抱有不想还款的意愿存在分歧。本文认为，不管农户是否抱有不想还款的意愿，都应该加强农户的还款意识。如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可定期举办金融知识下乡活动，让农户认识到，按期还款对未来享受金融服务能带来便利和优惠。

参考文献

[1]丁志国，覃朝晖，苏治.农户正规金融机构信贷违约形成机理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4，（8）：89-91.

[2]陈彬.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的信用风险成因及防范分析[J].中国物价，2013，（11）.

[3]宫泽龙.探析农村小额信贷信用风险的成因及防范对策[J].现代商业，2012，（24）：34-35.

[4]尹泽东.论农户小额信贷风险防范[J].合作經济与科技，2011，（2）：40-41.

[5]曾之明.后危机时代小额信贷信用风险优化管理探讨[J].征信，2010，150（2）：35-36.

作者简介：黄丽鹃，女，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2013级研究生。

作者：黄丽鹃

农户小额信贷探究论文 篇2：

金融素养对贫困地区农户小额信贷可获性的影响

摘要：基于内蒙古自治区2个贫困县以及山东省2个贫困县的586个农户样本数据，在借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金融素养测评框架并结合我国贫困地区农户的知识理解和接纳程度，设置涵盖金融知识、金融技能、金融意识和金融行为4个模块共计18个金融相关问题衡量农户金融素养水平的基础上，运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贫困地区农户金融素养对其小额信贷可获性的影响。研究表明，金融素养会显著提高贫困地区农户的小额信贷需求和小额信贷可获性，考虑了内生性之后金融素养的边际影响仍然显著。因此，在贫困地区农户的金融素养水平普遍较低的现实背景下，普及农村地区的金融知识教育对于改善贫困地区农户的信贷约束现状具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贫困地区;金融素养;小额信贷需求;小额信贷可获性

收稿日期：2021-01-2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71873066）。

作者简介：黄惠春（1979—），女，江苏南京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农村金融和银行管理研究。E-mail：huanghuichun@njau.edu.cn。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核心要素，其发展以及相关产品和服务创新已被证实是减贫的有效途径之一[1-3]。Honohan基于跨国数据，通过计算金融发展指标研究了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绝对贫困之间的关系[3]。金融发展不仅能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可以显著降低绝对贫困人口比重，进一步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10%，绝对贫困比重将下降2.5%～3.0%[3]。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上的供给现状是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并存，与非正规信贷相比，正规信贷虽然在贷款规模和贷款风险上有一定优势，然而，由于农户，尤其低收入水平农户生计的脆弱性、抵押担保物的缺乏、社会资本的匮乏等[4-5]，加之正规金融机构在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三大经营原则下偏好将贷款对象瞄准农村地区的精英群体[6]，导致农村地区，尤其是自然地理环境恶劣、基础设施落后的贫困地区金融市场上出现严重的信贷配给问题。

为突破农户融资瓶颈，缓解农户融资约束，优化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旨在通过提供金融服务为贫困农户或微型企业提供自我就业和自我发展的机会，从而促进农村小额信贷自试点以来在实践探索中不断发展。理论研究表明，小额信贷通过产品、渠道以及制度创新可以有效地利用本地信息，克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问题。即使小额信贷利率较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利率高，但其小额度、分期还款的制度安排使得每期的资金成本仍在低收入农户的可承受范围之内，即小额信贷具有率大值小的特征。因此，理论上，与正规金融相比，小额信贷更能有效利用借款人的社会网络，在识别、审查及后续监督借款人的过程中发挥优势，满足低收入人群的资金需求。然而，在实地调研过程中发现，即便在小额信贷资金供给充足的前提下，贫困地区有劳动能力但处于低收入水平的农户仍难以有效利用小微金融机构提供的小额信贷服务。

现有研究已经从户主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及受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以及生产经营规模、收支水平及收支结构等家庭资源禀赋方面探究一般农户或非贫困地区农户的信贷特点。然而，一方面，恶劣的生产生活条件、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等外部环境特点使得贫困地区金融市场呈现出不同于非贫困地区的“两高一低”（高金融风险、高交易成本、低发展水平）的特点。而且小额信贷作为针对低收入农户的信贷扶贫工具，其贷款期限、利率、还款方式等产品特征均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存在较大差异。农村金融市场上的小额信贷供需特点也可能与其他信贷工具存在差异。因此，关于贫困地区农户的信贷市场参与情况以及小额信贷市场的供需状况的针对性研究均尚待补充。另一方面，由于贷款合约的签订要求农户对贷款合约内容、贷款利率的基本计算以及贷款风险的认知等金融专业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和掌握，所以金融素养与农户能否做出合理的信贷决策密切相关。此外，金融素养反映了农户的金融认知与利用能力，有助于农户积极参与金融市场，充分利用资源实现家庭财富积累，间接影响了农户的信贷可获性。而国内对于金融素养的研究尚不足，探讨金融素养与农户信贷可获性的文献更是屈指可数。本研究拟在精准扶贫这一政策背景下，考察金融素养对贫困地区农户小额信贷可获性的影响，厘清哪些因素制约了贫困地区农户小额信贷可获性。本研究一方面为有效缓解农村信贷市场上的信贷排斥现象，进而推动扶贫进程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完善我国贫困地区农户信贷融资相关研究。

1 文献综述

小额信贷最早是20世纪70年代在孟加拉国开展实践的，旨在向被正规金融机构排除在外的低收入者提供小额度的、可持续的信贷等金融服务的扶贫工具。相比其他形式的贷款，小额信贷由于采用高利息、短周期、定期还款等特殊的条款设置使得其瞄准对象有所下移[7-8]，改善了低收入水平农户的信贷约束现状。小额信贷历经30多年的实践，已经从世界的部分地区扩展到几乎覆盖全部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我国的小额信贷也经历了1994年至1996年10月的初期试点、1996年10月至2000年的小额信贷项目扩展以及2000年之后的全面试行并推广小额信贷活动几个阶段[9]。自小额信贷逐渐被众多发展中国家启动之后，学术界针对小额信贷展开了一系列研究项目，包括小额信贷能否改善低收入者的境遇[10-12]、小额信贷对低收入者的影响渠道[13-14]等，研究普遍肯定了小额信贷对于农户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Khandker基于孟加拉国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小额信贷有助于改善参与者的贫困状况，尤其极端贫困的家庭受益更多[15]。

针对农户信贷可获性的影响因素，相关研究一致认为农户个体特征与家庭特征是两大类最基本的影响因素[16-17]。其中，农户个体特征主要包括户主的性别、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等;家庭特征主要包括家庭人口规模、收入、资产状况和社会资本等。具体而言，农户受教育程度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了农户的人力资本水平，所以农户受教育程度越高，其陷入经济困境的可能性越低，与资本结合创造利润的意愿越强烈，农户外部融资需求提升，而其较高的还款能力和较低的贷款违约可能性又提升了金融供给方的供给意愿，因此，农户的受教育程度有助于提升家庭的信贷可获性[18-19];农户所持耕地面积以及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反映了农户的生产经营规模，于金融供给方而言，耕地面积和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农户的还款能力，因此，家庭耕地面积以及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对其信贷可获性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0];社会资本可以缓解农村金融市场上资金供需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促进农户信贷可获性的提高[21]。

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农户自身的认知和风险态度，尤其是金融素养等需求性角度考察其对农户信贷可获性的可能影响。国外学者普遍认为，金融知识与金融技能是影响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做出金融决策最主要的因素[22]，而金融素养是指可以有效使用金融知识与金融技能对金融资源进行有效管理的一种能力。在金融素养的度量方面，国外学者最早通过设置与金融知识相关的题目对金融素养进行测度，主要包括存款复利计算、通货膨胀理解、金融产品风险认知等3类。国内学者在研究金融素养时重点研究金融知识模块，主要通过选取利率、通货膨胀和投资风险相关问题采用评分程序法或因子分析法对金融素养进行度量[14，23]。而国内关于金融素养的研究刚刚起步，相关研究主要参照国外文献做法，基于多个金融题目综合度量金融知识水平。關于金融素养对信贷可得性影响的研究鲜见，已有研究表明，金融知识作为人力资本的一部分可以显著影响农户的信贷可获性，并呈正相关关系[18，24]。尹志超等在研究金融知识与家庭创业的关系时将缓解信贷约束、提高风险偏好作为中间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金融知识可以显著提高家庭的信贷可获性，进而推动家庭创业意愿的增强[14]。

现有文献从户主特征、家庭特征等多个层面对影响农户信贷可获性，尤其是正规信贷可获性进行了丰富的研究，少数研究从金融知识角度考察了其对信贷可获性的影响，且研究多以一般性、非贫困性地区或全国范围的数据进行研究。然而，一方面，贫困地区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低下的人力资本水平和金融市场上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使其具有不同于非贫困地区信贷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特征。而且小额信贷作为现阶段有效的金融扶贫工具之一，在制度设计，包括贷款期限、贷款利率和贷款额度等方面均与正规借贷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另一方面，从定义上来看，金融素养主要包括对金融知识的认知以及在金融市场上运用金融知识2个方面，即金融知识和金融技能。所以金融素养是一个综合型指标。基于此，本研究拟在精准扶贫和扶贫扶志的制度背景下，借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金融素养测评框架，综合测度贫困地区农户的金融素养水平，进一步研究贫困地区农户金融素养对其小额信贷可获性的影响，以期进一步挖掘并释放贫困地区农户的小额信贷需求潜力，加快其脱贫步伐。

2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性分析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笔者所在课题组2018年7月在内蒙古自治区的2个贫困县（巴林右旗、商都县）以及2018年10月在山东省的2个贫困县（临清市、阳谷县）组织的实地调研。按照人口密集程度和经济发展状况在每个县选取4～8个有代表性的乡（镇），在每个样本乡镇分层选取2～3个样本村，并在每个样本村随机选择10～15个样本农户，采取入户访谈形式展开实地调研工作，调查样本共涉及4个县25个乡（镇）54个自然村，覆盖面广，兼顾地理条件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因而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此次调研共发放问卷600份，调查内容涵盖家庭的生产经营状况、农户的个体特征情况、农户的信贷市场参与情况、农户的金融素养等微观层次的相关信息，本研究选取家庭户主，或在家庭事务中有经济决定权或生产决定权的人群作为受访者。在剔除关键变量缺失和前后结果冲突的样本之后，获得586份有效问卷，其中91份贫困农户样本，338份普通农户样本，128份个体工商户样本，29份种植或养殖大户样本，问卷有效率为97.67%。

2.2 样本描述性分析

2.2.1 金融素养的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根据农户对问卷中设置的涵盖金融知识、金融技能、金融意识、金融行为等4个模块共18个金融相关问题（包括客观单选题与主观多选题）的回答测度农户的金融素养水平。表1和表2分别汇报了样本农户对7道客观题的回答情况。如表1所示，样本农户正确回答问题的个数集中在3～5个，占比为70.99%，仅有21.67%的农户正确回答6～7个问题，约23%的样本农户仅能正确回答3个及以下金融问题，体现出贫困地区农户普遍较低的金融素养。

具体分析样本农户对各金融知识点的回答情况（表2），超过90%的样本农户具备基本的计算能力，超过80%的农户理解货币购买力、货币时间价值、风险与收益的关系。然而，农户对与资金借贷密切相关的金融知识（包括单利计算、复利计算、单利与复利的理解）的掌握程度较低。超过70%的样本农户对存款单利计算问题和存款复利计算问题回答错误或不知道如何作答，仅1/3左右的样本农户能够理解单利与复利之间的关系，这进一步凸显了贫困地区农户的金融素养普遍较低。

2.2.2 农户借款的描述性分析

农户的借款渠道包括正规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和民间借贷（包括亲戚朋友借贷、担保公司借贷、合会借贷、私人钱庄借贷、高利贷等）。样本农户2015—2017年的借贷情况见表3。参与借贷的农户比例逐年递增，其中参与小额信贷的农户比例增长幅度较大。此外，农户多渠道融资的现象愈加凸显，在发生借贷的农户中，2017年多渠道融资的农户占比约为28%，说明样本农户面临着较严重的信贷配给，其资金需求须要通过多个渠道才能得到满足。

由表4可知，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借贷发生率相差不大，但与低资产水平农户相比，中、高资产水平农户的借贷发生率较高。从借款渠道上来看，高收入水平农户发生的123笔贷款中，仅11笔贷款来自民间借贷，占比为8.95%。高资产水平农户发生的136笔贷款中， 仅15笔贷款来自民间借贷， 占比为11.03%。而中、低收入水平农户和中、低资产水平农户对民间借贷的依赖程度仍较高。此外，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仍主要集中于满足于高收入水平农户，低收入水平农户仍受到来自正规金融机构较严重的信贷配给，而小额信贷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低收入水平农户的信贷需求。

3 变量选择、模型设定与实证结果分析

3.1 模型设定

农户和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产生4种结果，即有需求有供给、有需求无供给、无需求有供给和无需求无供给。分别用虚拟变量YD和YS表示这4种结果，YD=1表示农户有信贷需求，YD=0表示农户无信贷需求，YS=1表示金融机构有供给意愿，YS=0表示金融机构无供给意愿。以上4种结果可简单表示为（1，1）、（1，0）、（0，1）、（0，0）。通常，只有（1，1）能够被观察到，即农户获得金融机构贷款，可以用P表示，并设定P=1表示获得，P=0表示未获得，在本研究中即称之为小额信贷可获性。Y*D、Y*S分别表示小额信贷需求和小额信贷供给的隐藏变量。

3.1.1 Probit模型

假定所有农户都存在资金需求，并指出农户参与信贷市场的结果只受到金融机构放贷决策的影响。因此，农户小额信贷可获性可直接采用如下Probit模型估计：

Pr（acquire）=Pr（P=1|XS）=Pr（YS=1|XS）。（1）

式中：XS为影响小额信贷供给的外生变量。

3.1.2 双变量Probit模型

近年来，农户均有信贷需求这一假定逐渐受到质疑，用于分离需求和供给效应的双变量Probit模型逐渐被采用。与单方程相比，联立方程可以估计包括借款者和非借款者在内的所有样本信息，避免了有偏估计。模型设置如下：

Pr（YD=1）=Pr（Y*D>0）=Pr（εD>-XDβD）;（2）

Pr（YS=1|YD=1）=Pr（Y*S>0）=Pr（εS>-XSβS）。（3）

式中：XD为影响小额信贷需求的外生变量;βD、βS是待估计参数;εD、εS为误差项，服从联合正态分布，记为εD，εS～BVN（0，0，1，1，ρ），其中ρ是εD、εD的相关系数。

3.2 变量选择

3.2.1 因变量

小额信贷可获性与小额信贷需求。首先询问农户是否向小额贷款公司申请过贷款，若回答是，则进一步询问申请后是否获得所需资金。申请并实际发生小额信贷的即为本研究定义的小额信贷可获性。对于农户小额信贷需求（包括显性资金需求、隐性资金需求），除了发生小额信贷农户的显性资金需求，还存在虽有小额信贷需求但未实际发生贷款行为的隐性小额信贷需求，具体识别过程如下：对未向小额贷款公司申请贷款的农户进一步询问其未申请的原因，包括不需要资金，有其他渠道，小额信贷可申请额度少、期限短、利息高，担心自己以后还不起，信贷员认为自己以后还不起，不清楚贷款程序等。由于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支付意愿，故本研究定义的小额信贷需求不包括因担心自己日后还不起、信贷员认为自己以后还不起而未申请贷款的农户，也不包括不需要资金和有其他渠道的农户。

3.2.2 核心自变量：金融素养

本研究根据农户对问卷中设置的涵盖金融知识（包括基本计算、单利计算、复利计算、对单利与复利的理解、对通货膨胀的理解、对货币时间价值的理解、对风险与收益之间关系的理解和对金融产品的了解）、金融技能（真假币鉴别方法的选择）、金融意识（包括安全意识、投资意识、贷款意识、保险意识和信用意识）和金融行为（包括保险行为、支付行为和业务办理行为）等4个模块18个金融相关问题（包括客观单选题与主观多选题）的回答，并使用得分加总法测度农户的金融素养水平。其中对于客观单选题，每回答正确1个问题计1分，回答错误或不知道如何作答计0分，对于主观多选题则依据农户勾选选项数量计算分值，若农户对1道多选题勾选选项数量在3个及以下，该题计0分，3个以上计1分。

3.2.3 控制变量

参考以往相关研究，本研究选取了如下控制变量：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风险偏好等反映农户个体特征;是否有大事发生、劳动力人数占比、社会资本以及家庭与金融机构的距离等反映家庭特征，其中，农户的社会资本用家庭人情礼节支出指标反映;耕地面积、牲畜规模和非农收入占比等反映家庭生产经营特征;此外，本研究还控制了贷款经历这一变量对农户信贷可获性的可能影响。同时，为了减小极值对分析结果的影响，本研究对收入、财富等经济数据做取对数处理。

3.3 实证结果分析

双变量Probit模型回归结果见表5第（1）列所示，从资金需求方程的估计结果来看，金融素养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样本地区农户的资金需求。可能的解释是，对农户而言，农户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提高农户的利息计算能力和资金运用能力，改善信贷需求者认知偏差和行为偏差，并增加其对贷款申请条件和申请程序的了解，从而增加其资金需求。此外，相对于日常消费支出，近3年是否有大事发生对农户的资金需求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说明农户的贷款需求与婚丧嫁娶、盖房建房、医疗和教育等消费支出呈正相关关系。这是由于婚丧嫁娶等大事支出对于贫困地区的大部分农户而言不仅数额大，而且多属于刚性支出，依靠农户自身资金积累通常难以解决，因此其外部融资需求高。最后，相比于养殖业，样本地区农户种植业规模对农户的资金需求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可能是由于与养殖业相比，种植业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对诸如天气等自然条件的依赖程度较高，农业生产周期长，资金回收慢，部分年份甚至出现收不抵支现象，其外部融资需求相应较高。

农户小额信贷可获性方程的估计结果显示，金融素养在0.01水平上对农户的小额信贷可获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结合资金需求方程的估计结果，可能的解释是，金融素养水平高的农户在自身资金需求提高的同时，于小额信贷供给方而言，农户金融素养的提高有利于提高农户财富积累和良好信用记录的保持，即提高农户的还款能力，降低贷款违约率，小额信贷供给方的供给意愿得以提升。在小额信贷供需双方的作用下，农户小额信贷可获性提高。

由于不同题项考察的金融知识点之间可能存在相关关系，导致运用得分加总法得出的回归结果的可信度存疑，而因子分析法运用少数的几个因子综合反映原始变量的主要信息，新的因子所包含的信息占原始变量的85%以上，且新的因子彼此间互不相关，消除了多重共线性。因此，本部分运用因子分析方法进行再检验。所有测度农户金融素养的题项的KMO（Kaiser-Meyer-Olkin）值为 0.667 0，Bartletts球形检验统计量达到0.01的显著性水平，说明样本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回歸结果见表5。与评分程序法估计结果对比，金融素养对农户资金需求以及小额信贷可获性影响的边际效应大小均有所提高，且仍在0.0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4 稳健性检验

4.1 金融素养得分制

由于回答不知道比回答错误所代表的金融素养水平可能更低，而且随着问题难度的升级，回答正确的农户其金融素养水平可能更高。因此，针对题目的难度和性质以及不同的答案选项重新设置金融素养计分标准。其中，相对简易的客观题的计分标准是，回答正确得2分，回答错误得1分，回答不知道得0分;难度较高的客观题的计分标准是，回答正确得4分，回答错误得2分，回答不知道得0分;多选题则依据农户所勾选的选项性质（技术难度的高低，例如在日常支付媒介中，选择微信支付的得分高于选择现金支付的得分）和选项数量设置相应的计分标准。更改金融素养计分标准后的农户金融素养对其小额信贷可获性影响的实证结果见表6。无论采用评分程序法还是因子分析法，金融素养对农户资金需求和小额信贷可获性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他回归结果与表5基本一致，这进一步说明了本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4.2 金融素养内生性讨论

本研究在考察金融素养对农户小额信贷可获性的影响时，金融素养可能因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而存在内生性问题。一方面，金融素养本身会受贷款获得行为的影响。人们未必是在拥有一定的金融素养后才去申请小额信贷，相反，农户在受访时，也许已经通过被访问前所参与的金融机构交易行为提高了自身的金融素养水平。另一方面，金融素养水平和小额信贷获得情况可能同时受到其他外生因素的影响，如当地的历史、文化、社会、习俗等因素，而这些因素无法观测到。这2种情况的存在都会导致金融素养产生内生性问题。关于金融素养影响金融行为研究的工具变量选择中，相关研究或用同一小区除自身以外其他家庭的平均金融素养水平作为工具变量，或用受访者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作为工具变量。本研究结合已有文献的研究基础以及笔者所在课题组所收集数据的可得性，选取同一村庄内除该农户以外其他农户金融素养的平均水平作为工具变量。一方面，农户可通过与同村庄内其他农户的学习交流提高自身金融知識水平;另一方面，同一村庄其他农户的金融素养水平不在受访农户的控制范围内，因而其相对于受访农户的小额信贷行为是严格外生的。

本研究运用Stata软件进行Durbin-Wu-Hausman（简称DWH）内生性检验，P值为0.086 4，在0.10水平上显著，拒绝了外生性的假定。两阶段工具变量估计时一阶段估计的F统计量为15.66，大于临界值10，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即本研究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合理的。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选用同村庄内其他农户的平均金融素养水平作为金融素养的工具变量，运用Ivprob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回归结果见表7。第4列为一阶段估计结果。两阶段工具变量估计结果中金融素养的边际影响仍在0.0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金融素养会显著提高贫困地区农户的小额信贷可获性。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基于内蒙古自治区、山东省4个贫困县586个农户家庭的调查问卷，考察贫困地区农户金融素养对其小额信贷可获性的影响。首先，借鉴PISA金融素养测评框架并结合我国贫困地区农户的知识理解和接纳程度，设置涵盖金融知识、金融技能、金融意识和金融行为4个模块共18个金融相关问题更加系统、全面地衡量受访农户的金融素养水平。其中，知识模块考察农户基本计算能力、单利和复利计算能力、对单利与复利的理解、对通货膨胀的理解、对货币时间价值的理解、对风险与收益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对金融产品的了解;技能模块主要考察农户鉴别真假币时所采用的方式;意识模块考察农户的安全意识、投资意识、贷款意识、保险意识和信用意识;行为模块则考察了农户的保险行为、支付行为和业务办理行为。样本描述性分析显示贫困地区农户金融素养水平整体较低，进一步实证分析贫困地区农户金融素养水平对其小额信贷可获性影响的结果表明，金融素养有助于提高农户的小额信贷可获性，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之后，选用同村庄内其他农户的平均金融素养水平作为金融素养的工具变量，使用Ivprobit模型进行回归估计，研究发现金融素养对农户小额信贷可获性的边际影响仍然显著。

贫困地区农户具有旺盛的信贷需求的同时面临来自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在这一现实背景下，作为减贫工具出身的小额信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现阶段贫困地区教育水平的落后，金融市场发展的失衡等因素，导致农户普遍较低的金融素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小额信贷这一扶贫工具有效发挥其作用。因此，当前政府需要在增加金融供给的同时加强对金融知识的普及和推广。具体而言，一方面，农村金融机构要利用自身资源与网络优势协助政府在农村地区开展金融知识宣传与教育活动，这是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体现，同时，农户金融素养的提升有助于提高其参与金融市场的积极性，从而激发更多潜在的金融需求;另一方面，政府相关机构可以进一步加大普惠金融的宣传与政策实施，通过提供利率等优惠条件引导农户积极参与金融市场，同时增强其金融意识与金融素养水平。此外，国家可以在制度层面建立普及金融知识的长效机制，譬如，在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等不同阶段推出不同层次的金融知识教育内容，提高金融教育的有效性和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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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惠春 高仁杰 管宁宁

农户小额信贷探究论文 篇3：

农村小额信贷问题研究

摘要：农村对小额信贷的渴求与农信社对小额信贷的“畏首畏尾”的矛盾，小额信贷的风险与农村贫困的矛盾，是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的“瓶颈”。本文就此问题进行一些研究。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农户；养殖

一、小额信贷在中国农村的实践

本文主要以河南省洛宁县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模式进行实证考察和研究，探究其成功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并以此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及建议。

洛宁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地处豫西山区，总面积2306平方公里，境内山、塬、川地形地貌皆备，大体为“七山二塬一分川”，是典型的山区农业县，长期以来，由于区位、交通、历史等多方面原因，该县发展缓慢，经济总量小，综合实力弱，长期徘徊在全省100位之后。1984年被确定为国家级贫困县，2001年被确定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全县现有10个扶贫开发重点乡、93个重点村、贫困人口52569人，其中，人均年收入668元以下的特贫人口有1.12万人。

(一)“五加”小额信贷模式的产生

2005年，洛宁县政府选择适合当地养殖条件的养鸭项目作为贫困农户脱贫的突破口，通过招商引资，成立了洛阳东汉禽业有限公司(下称东汉公司)，以此为龙头，带动广大农户从事肉鸭养殖，帮助贫困农民致富。洛宁县农村信用社针对这样一个养鸭项目，在总结以往小额信贷操作经验基础上，设计了农村信用社+县政府+龙头企业+村委会+农户的“五加”小额信贷模式(以下简称“五加”模式)，同时为龙头企业和养鸭农户提供信贷资金。截至2008年底，洛宁县农信社共向全县9个乡(镇)29个养殖小区520户养鸭农户发放贷款1320万元，年饲养肉鸭600多万只，产值1.25亿元。

(二)“五加”模式的基本原理

“五加”小额信贷模式中：农户是小额信贷的承贷主体和受益者；龙头企业是小额信贷的价值创造者；政府负责协调农户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并为贷款提供财政贴息；信用社是小额信贷的提供者和管理者。每个环节在该模式中构成了相互配合的统一整体，各自发挥着不同的功能，起到了带动农户发展、打造项目与市场的联系纽带、化解信贷风险、帮助农户脱贫致富的目的。

(三)“五加”模式的运作步骤

步骤一：公司提供养殖方案。东汉公司为农户提供鸭苗、饲料和相关技术指导，农户在养殖小区建立鸭棚进行养殖，毛鸭出栏后由公司统一收购，公司支付给农户养殖利润(收购价扣除鸭苗饲料款)。

步骤二：村委会提供养殖用地。洛宁县肉鸭养殖实行小区化建设，采取由村组提供小区用地，农户筹资按规定标准建鸭棚的方式，建立简易规范性肉鸭养殖基地。按每个养殖棚最低养殖肉鸭1250只标准进行建设，每个养殖棚投入资金在1.5万－2万元。

步骤三：农户与东汉公司签订养殖合同。对需要申请小额贷款的养殖户，与公司签订肉鸭养殖合同，确定每年养殖计划和养殖批次，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及交货地点、运输方式、付款与结算方式、验收标准等。

步骤四：信用社发放小额信贷资金。一是由村委会对照该村贫困人口档案提出扶持对象的初选意见，经公示后，向所在乡镇政府和信用社填报各户小额信贷申请表，乡镇政府、信用社对申请小额信贷的农户共同筛选确认。二是信用社派信贷员到农户家中进行实地调查，对农户个人的品行、贷款意愿、养鸭所具备的基本条件、历史信用记录等方面进行评估，对符合贷款条件的农户，将调查的结果形成书面调查报告上报主管部门确认后办理相关贷款手续。三是对养鸭农户发放贷款。在贷款额度上，均为3.3万元，其中5000元由农户自己支配；3000元交由信用社作为风险抵押金；剩余2.5万元交给东汉公司，作为向公司预付的购买鸭苗和饲料款项。从贷款期限看，均为一年。贷款年利率为10％，贷款利息第一年不需农户自己支付，由县政府财政贴息，之后由农户自己承担。从贷款担保看，每笔贷款由东汉公司提供担保。对于养鸭户的贷后管理，主要是由信贷人员定期走访农户，了解养殖情况和其他情况，形成书面报告留档，作为续贷的依据。

(四)“五加”模式的特点

1、政府启动。农村信用社依靠政府来启动小额信贷是由洛宁县农村的基本县情决定的，与孟加拉格莱珉银行的小额信贷运作模式有较大区别。孟加拉的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性质，格莱珉银行是私人性质的公司，除了政策层面外，其小额信贷业务一般与政府无关。但我国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因此，目前小额信贷的主要载体必然是农业银行和各级农村信用社，其体制和管理机制特征也决定了“五加”模式由政府来参与启动更符合中国的国情。

2、联产联保。每个养殖小区里的农户以五户为一组，选出一人作为组长，形成了联技术、联信誉、联担保、联收益、联合同的“五联小组”。组长的职责主要有：接受公司规定的任务和培训学习；处理对外事务；保证养殖成活率不低于96％，养殖料肉比达到规定标准；负责与公司结算；做出进栏计划和出栏计划；保证按期偿还贷款；培训、考核和发展养殖户。组员的职责主要有：保证不使用违禁药物和其他饲料；不偷卖肉鸭，否则由全体小组赔偿。通过建立“五联小组”的养殖小区，一是养鸭农户之间可以互相帮扶，共同解决养殖中遇到的问题；二是便于龙头企业对农户养殖肉鸭进行集中管理和服务，对降低小额信贷风险有很大帮助。

3、贷前培训。在贷款发放前，信用社以开办贷前培训班的方式，为养鸭农户讲解信用社相关信贷制度，并专门聘请农业专家，为农民讲解养殖技术，使其掌握相关生产技能。通过实行贷前培训制度，进一步增强了农户的信用意识和风险意识。

4、复式担保。在农户贷款担保方面，信用社采取了农户联保和公司担保相结合的方式。即“五联小组”中一位农户贷款由其他四位农户提供担保；东汉公司对所有养鸭农户贷款提供担保，形成“双担保”。

5、拓宽销售。信用社利用自身的人缘地缘优势和广泛的客户资源，帮助公司拓展市场，为公司出谋划策，对公司产品销售起到了积极作用。

(五)“五加”模式的优势

第一，该模式将农村金融支持、农业项目支持和技术支持有机地结合起来，有效地解决了贫困农户一缺资金、二缺技术、三缺项目的窘迫处境，为广大贫困农户尽快脱离贫困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是贫困地区实现脱贫致富目标的较佳选择。

第二，该模式突出了龙头企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项目选择、生产技术、产品回收、市场开拓等重要环节，有效地发挥了龙头公司在解决“三农”问题、发展农村经济、使贫困农户脱贫致富的核心作用，使龙头企业成为农户与市场连接的重要纽带和桥梁，也为以城市为根据地的大批优良民族企业转战广大农村、开辟农村市场、挖掘农业潜力做了有益的探

索。事实表明，我国农村产业是大有可为的。

第三，该模式比较成功地规避了龙头企业将市场风险随心所欲地、完全地转嫁给合作农户的弊端。相对于完全由龙头公司主导的纯粹的“公司+农户”产业经营模式而言，该模式中的龙头企业必须考虑到这一模式的资金支持者——农村信用社这一重要因素，农村信用社是小额信贷的提供者，它关心小额信贷能否正常运转、能否获利回收，必然会进一步关心该模式的运作情况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因而，对龙头企业形成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第四，该模式为县及以下农村基层政府发挥经济协调功能、探讨和尝试运用经济手段调控农村经济提供了“模版”。如果说农村基层政府无权对以粮食为主的大宗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利益分配结构实行干预调控的话，那么，在本县范围内的地区性市场范围内，政府是完全有可能实施某种程度的价格或利益分配格局的干预和调控，这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政府职能和管理水平的必然要求。

第五，该模式突破了信用社以往以支持分散经营农户为主发放小额信贷的传统模式，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紧密结合。对农业产业化经营下的“工人化”农民提供小额信贷，应该是今后我国小额信贷发展的一种较好选择，同时也为农民脱贫致富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即农业产业化、农民工人化、农村城镇化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

(六)“五加”模式存在的问题

1、政府部门的问题。一是处理问题没有预见性，往往等到公司与农户的矛盾激化时，才出面协调。二是对公司的销售渠道帮助不够。

2、龙头企业的问题。一是公司经营风险直接影响农户利益。东汉公司与农户签订的合同规定，公司保证鸭苗质量和按时供给、保证饲料、保证药品、保证按期调运、保证按时财务结算。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公司由于一些主客观的原因曾出现过不按期提供雏鸭和饲料、延期支付农户养殖利润的现象。二是合约价格固定不变，不能随行就市。由于公司咸鸭收购价格与市场行情不接轨，当肉鸭市场价格高的时候，给农户的养殖利润没有增加；而当市场价格下降的时候，公司以延期支付农户的养殖利润和肉鸭只宰不卖的方式，规避市场风险，往往在这时农户和公司的矛盾就会暴露出来。

3、农户的问题。一是经营素质问题。养鸭户绝大多数文化水平不高，以前没有大批量养殖肉鸭的技术和经验，在养鸭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没有充分估计到的困难、挫折和损失。二是市场观念问题。由于公司承诺“农户只负责养鸭，其他的事由我们来做”，对养鸭户实行从提供鸭舍标准建设到咸鸭出售的“一条龙”服务，这样，养鸭户的风险意识淡漠，市场观念培植不起来。三是农户组织化程度低的问题。养鸭户虽然集中于各行政村、鸭棚片片相连，但实际上他们的生产经营关系十分松散，并没有以养鸭业为纽带形成一个代表鸭农集体利益的具有协会性质的经济组织，以协商关切自身利益的事情。四是还款意识差。往往把小额信贷资金当成国家的财政扶贫资金。

4、农村信用社的问题。一是在小额信贷发放环节，缺乏灵活性。针对养鸭这个项目，采用统一贷款金额、期限、利率和还款方式，没有对不同农户的不同实际情况制定个性化、差别化的贷款额度、期限和利率。二是小额信贷风险控制有效手段不多。三是贷后管理有待改善。

二、完善小额信贷模式的对策研究

(一)信用社应以市场为导向开发小额信贷项目

农村信用社的小额信贷面对千家万户，具有双高、一低的特点(即成本高、风险高，效率低)，这就需要农村信用社突破传统的信贷方式，增强主动性、灵活性和创新性，依据市场分类进行多样化的产品设计。一是积极开发小额信贷项目。针对农民需求，开发设计适宜农民的种植养殖项目。二是对贷款利率实行市场化。本着为农户着想、为农民服务的宗旨，依据风险大小、信用高低和农户的偿还能力，适当控制贷款利率的浮动，实行差别贷款利率。三是合理确定还款期限。根据农户种植养殖的特点，为其提供灵活多样的期限、额度设置、还款方式和利率定价方式，使贷款使用周期与项目投资回报相适应。四是加强对农户的培训。让农户了解小额信贷常识，讲清楚政策扶贫与小额信贷的关系，精心培植信用意识。

(二)规范龙头企业行为

一是以市场为导向，让利与农民。让市场调节龙头企业的垄断行为，使农民在经营中得到应得的利润。二是及时发付农户费用，调动农户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三是按时偿还农信社贷款。有偿使用、按期归是小额信贷的基本属性，龙头企业应积极履约，偿还贷款。四是加强对农户的生产技术指导。提高农户学技术、创市场以及运用贷款改善生活质量的能力，学会如何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种植、养殖项目以及生产方式。

(三)政府应调节好各方利益

一是加大对农村信用社的政策扶持力度。各级政府要给予农村信用社一定的政策扶持，调动农村信用社推广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积极性。对发放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利息收入给予减免营业税、所得税等优惠政策，促进农村小额信贷的发展；取消对农村信用社开户、存款、结算方面的业务限制，增强农村信用社资金实力。

二是将财政救济金转化为生产资金。要明确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和政府部门的扶贫救济的定位目标，正确区分小额信贷与财政救济的性质和功能，对不同的群体采取不同的支持渠道和方法，才能使金融机构商业化运作、实现良性循环；同时也使贫困户享受财政救济，减轻生活负担，逐步走出困境。

三是创造良好生态环境，依法处理纠纷。政府要积极处理好农户、生产企业、农信社之间的矛盾，主动维护各方利益，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因履行合同发生争议时，应积极出面调解，化解矛盾，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处理纠纷，充分维护合法者的权益。

四是组织建立农民协会，维护农民利益。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在市场中利益极易受到侵犯，政府应组织建立农民协会，处理农户与生产企业之间的矛盾和纠纷，维护农民的合法利益。

五是组织建立担保组织，开发农村小额保险业务。政府应成立担保机构或基金，努力改善农村贷款担保难的现状。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社会创办农村贷款担保公司，缓解农村贷款担保难状况，创造贷款良好清收环境。同时，要积极开发农村小额保险业务，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面临着一定的风险，而农户不能还贷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农户主观上不愿意还款所造成的信贷风险，也有天灾人祸等客观因素造成的风险。开发农村小额保险业务，可以给农户提供低资费、多方位的保险服务。这既能降低农户贷款的成本，有效解决农户贷款难的问题，也能给农户的人身安全、财产提供保险。

(责任编辑：李　琳)

作者：舒 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