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消费信贷探究论文

摘要: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在新的发展阶段集中爆发的一种新形式,并没有超出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分析的总体框架。危机的爆发再一次证明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阶段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也宣告了形形色色为帝国主义辩护的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同样金融危机也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空间已经结束。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中美消费信贷探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中美消费信贷探究论文 篇1：

中国企业高储蓄的原因解析

摘 要：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新常态”时期。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平稳增长，是当前中国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而对中国储蓄的分析则是经济结构转型研究的核心要点。作为国民储蓄的重要构成，企业储蓄研究就显得格外重要。

由于国民传统观念上对储蓄的青睐、企业有意逃避社会责任以及政府政策的不完善，造成了体改以来中国企业如此高的储蓄率。过高的企业储蓄率不仅造成企业内部资金运用的低效率，而且大大降低了劳动者的积极性，阻碍了企业的长期发展。因此完善国民收入分配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加强对企业分配行为的约束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对已有文献进行分析总结，归纳出造成中国企业高储蓄的原因，并引出作者思考。

关键词：企业储蓄；高位

企业储蓄又称公司储蓄，是指经库存估价和资本消耗调整后的未分配公司利润，它是国民储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投资的重要来源。近年来，我国国民储蓄率快速上升，特别是企业储蓄在国民储蓄中的占比不断上升，已引起广泛关注。根据国民经济核算的资金流量表，从1992年至今，居民储蓄率逐渐下降.政府和企业储蓄率逐渐上升.其中政府储蓄增幅相对小，企业储蓄增幅较大。因此国民储蓄率保持在高水平的主要原因并非通常所认为的居民储蓄率过高，而是企业和政府储蓄的迅速增长，特别是企业储蓄增长。因此，分析中国企业高储蓄原因是破解中国高储蓄问题的关键点之一。

一、中国企业储蓄情况

中国企业储蓄率依然处于较高的水平，且仍然在逐年上升（江静，2013）。其中，民营企业储蓄率整体水平约为25.3%，低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但是民营企业储蓄率保持了较高的增长水平，而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储蓄率水平则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另外，中国企业储蓄率具有明显的行业特征，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储蓄率相对较低，资金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储蓄率相对较高。

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企业储蓄率有了一个更为明显的提高（余静文，2012），从1950年的13.8% 上升到2010的37.9%，增幅高达24.1% ，但是在1950年到2000年的几十年里，企业储蓄率却只增长里了3.1%，可知企业储蓄率的增长主要集中在2000年之后。另外，从实证研究结果来看，企业储蓄率与总储蓄率存在长期协整关系，相关系数为0.098，说明企业储蓄受国民总储蓄的影响很大。

综上所述，不同性质、不同行业的企业储蓄率有较大差别，但是在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企业储蓄率都在不断提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总储蓄率的上升。企业储蓄率提高的背后是对劳动者报酬的压榨，不仅造成了低消费、高储蓄的内部失衡，还减少了储蓄减去投资之后的差额，投资的减少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的发展。因此，分析我国企业储蓄高涨的原因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中国企业高储蓄率的原因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研究与总结，对中国企业高储蓄率的解释大概有以下几种：

（一）中国企业储蓄率如此之高主要由于企业在利润增加的同时却有意减少分红的上缴 （樊纲等，2009）。企业储蓄过高是导致中国外部经济失衡的关键因素，这一方面归因于企业利润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归因于企业股利分红不足（余静文，2012），因此应鼓励企业分红（刘遵义，2009）。目前中国金融市场还不够完善，企业信誉度偏低造成了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其的信贷约束也较高，因此企业往往倾向于降低分红来提高储蓄率以增强预防性动机，

（二）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本大幅度增加了企业利润（李扬、殷剑峰，2007），因此中国企业储蓄率过高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可支配收入相对于劳动者报酬不断提高带来的收入结构和储蓄结构的失衡（樊纲，2013）。1992年我国对分配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其中大幅降低了居民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居民财产占比明显下降，这意味着企业支付劳动者报酬的资金份额减少，降低了企业用工成本，同时说明企业部门的利润以及政府从企业部门获得的生产税净额在相当程度上是居民收入转移的结果。

（三）银行业内部结构因素对于企业的融资状况和储蓄行为也具有重要的影响（谭之博 赵岳，2012）。中国的银行集中度偏高，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企业从银行融资的份额，迫使企业更多的依靠自身的留存收益来发展，以缓和外部融资的约束。因此高银行集中度是造成中国企业高储蓄率的原因之一。

（四）我国的财政职能至今没有实现真正转型，财政支出依然以投资性支出为主，这对企业高储蓄率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王洪桦 梁中 席正阳，2008）。其主要原因有：（1）大量的政府储蓄以资本转移的方式转化为企业投资。（2）地方政府对企业进行投资转移。

三、建议与总结

一个企业的储蓄率不仅关乎自己未来的经济增长，而且对整个宏观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再平衡都至关重要。过高的储蓄率不仅造成了低消费、高储蓄的内部失衡，降低企业资金的利用效率，还大大降低了劳动者的积极性，阻碍了企业的长期发展。因此，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要大力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加快资本市场建设，减少中小民营企业的流动性约束，降低私营企业留存收益比重，同时大力发展消费信贷，培养上市公司发放现金股利的习惯，更重要的是要加快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变，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以不断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在此条件下， 逐步提高其对劳动者支付报酬的水平，减少对低劳动力成本的依赖，引导企业提高分红比例，制定合理的国有企业分红政策，以应对全球化的严峻挑战。

本文在对已有文献研究总结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企业高储蓄率的现状，提出无论是绝对水平还是相对水平，中国企业储蓄都处于较高位且还在不断上升的事实。然后从企业分红低，劳动力、资金成本低廉，财政职能未完全转型，银行集中度高，“资源租”内化成为企业利润等方面解析了企业高储蓄的原因，最后给出作者的思考与建议。

参考文献：

[1] 余静文. 信贷约束、股利分红与企业预防性储蓄动机——来自中国A 股上市公司的证据[J].金融研究（10）：97-110

[2] 李扬，殷剑峰.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和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

[3] 江静.中国企业储蓄率———来自企业的微观证据.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10）

[4] 樊纲，吕焱. 经济发展阶段与国民储蓄率提高：刘易斯模型的扩展与应用[J].经济研究（3）：19-29

[5] 李扬，殷剑锋.中国高储蓄率问题探究—1992-2003 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J].经济研究[J]，2007（6）：14-26

[6] 谭之博，赵岳. 银行集中度、企业储蓄与经常账户失衡.经济研究[J]，2012（12）：55-68

[7] 郭杰，黄保东. 储蓄、公司治理、金融结构与对外直接投资：基于跨国比较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10（2）：76-90

[8] 孙天琦. 储蓄资本化、金融企业和工商企业资本金增加与宏观经济增长—从资产负债表角度的一个解析[J].金融研究，2008（9）：101-115

[9] 王毅，石春华. 中美储蓄率比较：从核算口径到经济含义[J].金融研究，2010（1）：12-30

作者：苗佳雯

中美消费信贷探究论文 篇2：

金融危机与资本主义命运: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解读

摘要: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在新的发展阶段集中爆发的一种新形式,并没有超出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分析的总体框架。危机的爆发再一次证明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阶段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也宣告了形形色色为帝国主义辩护的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同样金融危机也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空间已经结束。

关键词:金融危机;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货币(纸币)输出

自去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外针对这场危机的研究不可胜数,各种观点充斥其间。一场危机引发如此众多的关注和解读,固然在于这场危机规模之大、影响范围之广,实属20世纪大萧条以来所未有的,但更重要的可能在于,这场危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带有某种标志性的重大历史事件,它可能预示着某种历史时代的开端。

一

从导致金融危机的那些表面原因向更深层次追问和探究,可以发现,从根源上说,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产物,只不过这种矛盾随着资本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取得了新的表现形式,并且以更为复杂的形式集中爆发。早在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所包含的这种危机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股份公司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大变化,在这种形式下,社会财产为少数人所占有,而信用则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1]固然,股份制存在着社会生产资料借以表现为个人财产的旧形式的对立面——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但“这种向股份制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因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1] 在这种情况下,信用制度二重性的消极一面得以倍加的形态表现出来,即“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 [1]由于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使用,“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谨慎地权衡其私人资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1],因此,信用制度在加速生产力在物质上的发展的同时,也“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1]

马克思揭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日益相对贫困化。克里斯·哈曼的研究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那次衰退期间之后,资本相对于劳动力从产出之中所得的份额有了普遍提高。这意味着剥削率的增加,同时也表明工人的购买力的相对下降[2]。在美国,如果除去自身住宅外的家庭资产,最富有的1%的家庭占有除去房屋净值外总资产的42.2%,最富有的10%的家庭占有除去房屋净值外总资产的80%。而处于金字塔底层的80%的家庭只占有7.5%,最穷的40%的家庭占有的比例是-1.1%。对收入进行比较,最富有的1%的人占到了总收入的20%,最富有的10%的人占到了总收入的45%。最贫困的80%的人占到总收入的41.4%,而最贫困的40%的人仅占到总收入的10.1%[3]。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使全部产品都能够售出,就只有依靠更多的投资。但这样却又必然导致一个无法避免的结果,即更多的产品需要解决能够售出的问题。显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一悖论是无解的,因为社会财富掌握在私人手中,这一矛盾的解决对资本主义本身是决无可能的。与此同时,制造业的利润率也呈现出长期走低趋势。经济学家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使用美国官方统计数字形成的数据显示,2000—2005年制造业的利润率水平既低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也低于20世纪90年代(尽管高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20世纪80年代)。他针对所有非金融性公司所做的计算显示,2000—2006年的利润率水平比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低1/3左右,比20世纪70年代早期也低18%左右[2]。这样一来,就导致了一种合乎资本的逻辑的结果,对利润进行生产性的投资减少了,“相反,通过金融体系,利润从一个流向另一个投机性的冒险活动。每一次冒险似乎都在一段时间里提供了超过平均值的利润”[2],这种冒险自新世纪以来就表现在次贷领域。一方面,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导致了购买力相对不足,另一方面,金融投机活动却使房地产这种大宗商品的产出与购买力之间的矛盾,通过金融机构大量贷款以促进房地产销售而得以掩盖,并由此衍生出规模惊人的次级贷款,但这种繁荣的房地产市场,只是建立在一种金融炒作和欺诈基础之上的虚假繁荣,只消某一环节出现问题就将使得这一虚假繁荣在短期内崩溃。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金融资本日益扩大,不断地向社会发放消费信贷——譬如住房贷款,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一系列金融创新产品——譬如次级贷款——这样的现代形式的金融欺诈和剥削手段。

二

列宁在他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指出,对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是商品输出。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则是资本输出[4]。而到了今天,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实力最雄厚的帝国主义国家典型的乃是货币(纸币)输出(以下同)。当然这不是说,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已经不重要,而是说对于这些国家而言,货币输出有了典型的意义。这一趋势特别是在美元金本位制度崩溃以后就显得更加明显了。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对外贸易中一个显著的变化是逆差呈长期扩大的趋势,近年来,甚至达到每年数千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一方面,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向美国出口各种生活资料,另一方面美国则通过向这些国家支付美元以获取进口商品,也即是说,美国仅仅通过输出纸币就能够获得所需要的物质财富。这样一来,由过去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向其他国家输出商品和资本,转变为一种新的形式:即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向其他国家输出货币(纸币),其他国家则为了换取这些货币而向它出口商品。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这样利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为之带来的货币霸权实施新的剥削。据美国经济学家Frankel研究,保守地估计,外国人持有的美元至少占流通中美元总量的60%。美国GDP在全球所占的份额不足25%,但美元却占到全球外汇储备的64%、外贸结算的48%和外汇交易的83%[5]。这就使得美国以及美国的金融机构不仅能够从经营美元中获取极大利益,而且使得美国可以仅仅通过印制纸币就能够偿还国际债务、实现财富转移和换取需要的各种商品。而与此同时,美国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近几十年来,物质生产部门在美国整个经济产出的比重日益下降,按照美国学者格·R.克里普纳的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日益呈现出金融化的趋势:美国经济、美国企业(不论是金融企业还是非金融企业)的利润越来越多并已主要地来自金融渠道而非商品制造和贸易[6]。在20世纪末,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已下降到仅为14.5%[3],新世纪以来这一下降趋势仍在继续。这一趋势显然是和上述输出美元的过程一致的。

这种趋势以大量确凿的数据验证了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的论断:“随着这种积累的增加,食利者的人数也增加了。”[1] 而信用的发展使得资本越来越具有冒险的性质,即通过一整套投机和欺诈的手段剥削国内外的劳动人民。列宁所批判的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只是手段和面目发生了变化,规模和程度则大大地扩大和加深了。最近在曾经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冰岛身上所发生的戏剧性的变化为之提供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注脚。①

三

危机造成的影响是复杂的,这些不同方面的影响看似对立却又相互交织。总体而言,一方面,美国利用危机通过印制纸币再一次剥削其他国家的人民,实现财富的新的转移;另一方面,美元这种霸权货币的地位也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削弱,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一定意义上已经难以避免地裂开了一条裂缝。从趋势来看,资本主义特别是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越来越难以再按照旧的模式运行,它对世界各国人民的剥削也越来越难以照旧进行了。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右翼学者福山推出名噪一时的“历史终结论”,认为随着美国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人类历史到资本主义也就宣告终结了,因为资本主义已经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形式了。但事实证明,这种理论只不过是为资本主义辩护的一种新的理论变种。此次危机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危机的发生似乎使人们看到了一丝曙光。甚至有人把美国应对危机的政策称为大规模的国有化政策,并以此寓示某种社会主义因素的重新登场。但情况究竟怎样,目前作出任何具体的预言显然都是不现实的。马克思早在一百五十多年前就以其深邃的历史辩证法洞察到:“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7]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科技革命的浪潮给资本主义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一系列重大调整也使得资本主义不同于以往的旧式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更没有消失,只是这种矛盾逐步激化并借以爆发的具体形式和以往有所不同。

作者：吴建伟

中美消费信贷探究论文 篇3：

美联储基准利率的选择及其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摘要：美联储基准利率是美国整个利率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的利率，是在整个金融市场和利率体系中处于关键地位、起决定作用的利率。在金融危机的应对中，美国政府虽然采用了许多非传统的金融政策，但是金融政策中最基本的工具还是利率的升降，使美国经济较快摆脱了危机，实现增长。其中基准利率体系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借鉴美联储基准利率的选择和利率的调控，对于提高我国金融机构的定价能力，深化利率市场化进程、完善基准利率体系建设、指导货币市场产品定价以及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美联储；基准利率；再贴现率；利率市场化；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货币政策工具

美国联邦储备局（简称美联储、联储）基准利率作为金融市场的基准利率，是基准利率构建的成功典范。联储货币政策工具体系主要有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窗口、存款准备金三大传统政策工具及证券市场放款、消费信贷、道义劝告等选择性工具。目前，联储的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已发展成为以公开市场操作为主、再贴现和存款准备金为辅的体系。联储货币政策操作的核心主要是存款机构的储备。储备从需求方面看，由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储备构成。从供给方面看，由借入储备和非借入储备构成。借入储备是联储通过贴现窗口向存款机构提供的贷款，非借入储备是联储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售出债券而向存款机构提供的资金。联储往往通过调节存款机构的储备，来调节社会货币供应和信贷量，并进一步调节存款机构之间储备盈亏所形成的联邦基金市场的利率水平。

一、美联储基准利率的选择

目前，美联储的基准利率主要有两种：一是联储的再贴现率；二是联邦基金利率。就美联储对两种基准利率的作用机制来看，再贴现率是美联储能够直接控制和改变的利率；而联邦基金利率则是美联储通过对存款机构借入储备和非借入储备施以影响，间接操作的利率。

（一）再贴现率

美联储的再贴现窗口主要有两种贷款方式：存款机构持未到期的票据向美联储申请的贴现贷款；存款机构以其资产（如政府债券、地方债券和其他合格票据等）作抵押，向联储申请的抵押贷款。再贴现窗口贷款一般用于三个方面：一是用于存款机构因准备金不足、其他形式透支等临时性资金短缺的调节性贷款；二是用于筹资能力有限的小银行季节性资金需求的季节性贷款；三是用于援救面临倒闭或经营不善的银行而采取的紧急性贷款。

再贴现率由联储董事会制定并报理事会审议批准。在联储成立之初，每家联邦储备银行可根据所在储备区的银行和信贷情况自行决定再贴现率。随着全国性信贷市场的形成，各地的再贴现率也逐渐统一，目前，所有的联邦储备银行均实行统一的再贴现率。通常，由于调节性贷款数量占联邦储备再贴现窗口贷款的80%以上，作为基准利率的再贴现率主要是指以调节性贷款利率为代表的再贴现利率，季节性、紧急性贷款利率一般是与市场利率挂钩的。

在联储成立之初的20世纪20年代，通过再贴现窗口向银行提供信贷是联储创造银行储备的主要工具，因而，变更再贴现率——基准利率，也就成为联储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如果联储试图通过削减存款机构的借入储备来抑制货币供应量的扩张，联储则会提高再贴现率，从而导致银行借入储备和市场资金供给的减少，并带动市场利率的上升。相反，如果联储希望通过增加借入储备刺激经济增长，联储将降低再贴现率并使之低于市场利率，以此鼓励存款机构向联储借款，增加市场增加供给。

由于联储在再贴现窗口是以“最后贷款人”的身份出现的，不鼓励银行频繁地利用该窗口贷款，并附加限制条件。存款机构往往认为，到再贴现窗口借款是经营状况不佳、筹资能力低下的标志，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也不愿意使用再贴现窗口，而宁愿花费一定的“皱眉成本”①从市场融资，这样，就相应削弱了联储运用再贴现率政策进行操作的主动性。另外，由于近年来存款机构通过联储再贴现窗口得到的借入储备只占总储备的0.02%～0.03%，占存款机构贷款和投资总额的0.01%左右，使再贴现率变化对存款机构资金价格的直接影响变得非常有限。因此，目前，再贴现率作为联储货币政策主要工具的职能已经弱化。作为一种基准利率，它主要行使两种职能，一是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辅助工具，配合公开市场操作；二是作为联储货币政策态势的指示器，发挥“告示效应”，表明联储货币政策的变化，以强化政策效果。

（二）联邦基金利率

存款机构为交纳存款准备金和进行同业银行资金清算，在联储要开设无息的、具有较强流动性的支票账户，即储备账户。因存款机构之间储备的盈亏，形成了储备交易市场，即联邦基金市场，储备交易的利率即为联邦基金利率。在联邦基金的交易过程中尽管市场供求因素对联邦基金利率影响很大，但从根本上看，联储对存款机构借入储备和非借入储备所进行的货币政策操作是影响联邦基金利率的决定因素。目前，联邦基金利率作为引导金融市场利率的基准利率，已经成为联储货币政策对金融市场和经济产生影响的最直接的工具。

联储对联邦基金利率的操作，通常采用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为联储在确定货币供应量M1的中介目标后，将联邦基金利率设定在一个窄幅的目标范围内，并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节非借入储备，使联邦基金利率保持在设定的范围内。如图1所示，D为储备需求曲线，与利率成反比关系；S为储备供应曲线，平行于储备轴，意味着在设定的联邦基金利率下，不管储备出现何种需求量，联储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均能予以满足。D和S的交界点决定了储备供应量R。当储备需求上升至D1时，联储为使联邦基金利率保持在f水平，便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将储备供应增加至R1；当储备需求下降至D2时，联储便将储备供应减少到R2。由于市场利率与货币供应量成反向关系，因此当联邦储备希望减少货币供应量时，就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反之就降低联邦基金利率。联储通过控制利率，设定储备价格，间接地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第二种方式为联储以存款机构从再贴现窗口取得的借入储备为操作目标，当联储决定采取紧缩货币的政策时，它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卖出政府债券，以减少银行储备的供应量。随着银行储备的减少和储备压力的增加，银行向再贴现窗口借款的倾向加大。但由于联储对存款机构使用再贴现窗口的频率和数量进行了限制，银行往往先到联邦基金市场拆借资金；因此，随着储备压力和资金需求量的上升，联邦基金利率也要上升。只有当联邦基金利率高于再贴现率的“利差”超过银行对再贴现窗口的心理障碍后，银行向再贴现窗口借款的倾向才能成为现实。银行从再贴现窗口借款量越大，联邦基金利率越高，这样，联储通过确定再贴现窗口的借款量，控制借入储备，使联邦基金利率达到预期水平。联邦基金利率作为基准利率，又会引起金融市场利率相应的变化，从而对货币供应量和经济活动产生影响。

二、美联储基准利率的调控

再贴现率和联邦基金利率作为基准利率，在联储货币政策实施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两种利率在调控机制、对货币政策的作用程度上既有不同之处，又相互协调和配合。

1. 就联储对两种利率的调控机制上看，联储对再贴现率的调整是直接的，它可以依据对经济走势的判断，根据货币政策的需要，做出维持或改变再贴现率的决定。而联储对联邦基金利率的调整，一般是通过对存款机构借入储备和非借入储备的操作间接实现的。换言之，再贴现利率是联储可直接控制和改变的基准利率，而联邦基金利率是联储通过其他政策操作、间接调控的基准利率。

2. 就对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看，由于联邦基金市场的参与成员多、融资量大，且联储对联邦基金利率的调控依赖于再贴现窗口和公开市场操作，是一种间接调控，因而操作的弹性较大，作用范围较广，调整的频率相对较高。与联邦基金利率比较，由于再贴现率操作要取决于银行的借款意愿，联储处于被动地位，因而，它基本上是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辅助工具来运用，调整的频率相对较低。例如，1994—1995年，联储为预防经济过热和抑制通货膨胀，曾先后7次调高联邦基金利率，3次调高再贴现率，贴现率更重要的是起着“告示效应”，强化政策效果的目的。

3. 再贴现率和联邦基金利率搭配性组合与时机的恰到好处。再贴现率与联邦基金利率两种基准利率之间一般存在互为联动的关系，保持两种利率之间稳定的“利差”具有重要的意义。比如，联储为减少储备供给提高再贴现率，但对联邦基金利率暂维持不动，使二者的“利差”缩小。这时，存款机构借入储备的倾向降低，联邦基金的需求增加，并导致联邦基金利率的上升，从而使联邦基金利率与再贴现率的“利差”又恢复到原来的高水平。例如，针对次贷危机引起的经济放缓现象，美联储大幅度降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2006年6月29日的5.25%逐步下调到2010年12月9日0.16%的历史低点，并通过降低贴现率、多次创新融资机制等措施增加金融机构流动性，美联储贴现率已从2006年6月29日的6.25%下降到2010年2月19日的0.75%。联邦基金利率和美联储贴现利率均已接近零利率，美国的利率降到了史无前例的低水平。

2013年联邦基金利率和美国10年期国债利率已分别从2007年末的4.5%和5%大幅降至2013年7月初的0%～0.25%和2.35%。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估计，美国企业2011年支付的利息为1.34万亿美元，较2007年减少了1.5万亿美元。利率长期保持低位，降低了企业和政府债务的融资成本，是美国股市繁荣背后最重要的推手，股市上扬和房市的回暖，又进一步刺激了美国私人消费的增加。美国经济基本面不断好转已是不争的事实。

三、美联储基准利率的特点

（一）美联储独立性强，拥有基准利率的决定权和调整权

联邦储备体系受《联邦储备法》的制约，经国会授权采取独立行动，无须经总统批准；有权根据经济增长和调节经济的需要，独立掌握和控制货币供应量，独立制定存款准备率、贴现率，自行决定在公开市场上买进和卖出证券的数量、种类和价格，直接向国会报告工作，对国会负责。美联储在法律上对总统与其他政府机构不存在任何隶属关系，总统未经国会授权不能对联储发布任何指令。当然，财政部更不能干涉联储的利率政策，美联储的独立性较强。美联储在货币政策决策和执行中所拥有的高度的独立性，拥有基准利率这一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的决定权和调整权，并根据经济和金融发展状况，灵活地进行金融调控。

（二）美联储对市场基准利率的调整是“高频小幅”的

由于基准利率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工具，因而，美联储可以根据经济、金融形势的需要，在短期内进行连续调整。例如，美国在尼克松总统任期内，鉴于1970年的经济衰退，曾在1971年2月至6月，4个月间连续5次调低联储再贴现率，从6%降为4.75%，调整的平均间隔期只有24天。由于基准利率具有可频繁调整的特性，那么，也就决定了美联储对它的调整幅度不能过大，只能是小幅度地、平缓地变动，一般为0.25或0.5个百分点。但即使是0.25%，也会在金融界、经济界中引起较强的反响。这种“高频小幅”的方式，其优点一方面可以保持利率工具与市场之间的关联性，使市场主体能够通过基准利率来关注货币政策；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小幅度减缓利率的调整对经济产生的震荡，通过较小的成本来达到最终的目的，发挥杠杆效应。

值得指出的还有，目前美联储在执行货币政策的具体做法上，也不同于以往被动地调整利率，而是借助于互联网络和其他先进信息技术准确及时地掌握美国经济的最新动态，比较客观地预计未来美国经济周期的走势，从而超前采取相应的货币政策，即超前采取较小幅度的中性货币调控，避免采取过激紧急措施，以消除有可能引起的经济动荡。很明显，美联储在这一点上是受新凯恩斯主义“宜缓不宜急”的政策思想影响的。

（三）美联储基准利率的调整依赖于发达的全融市场作为传导

金融市场是指进行金融工具（包括银行存款、债券和股票等）交易的场所和机制，它的重要功能在于，一是它能够使资金灵活地实现从长余向短缺、从低效向高效的转移。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使资金的供给达到最大的数量，另一方面又使资金供给达到最优的配置，取得最佳的资金使用效益。二是金融市场是联系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与企业的重要的金融中介。中央银行作为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和管理者，要实施有效的金融调控，离不开金融市场的传导。三是金融市场上的资金价格——市场利率是充分体现市场资金供求和市场主体竞争结果的均衡信号，金融市场利率的变动能够为中央银行及时提供可靠的调节信号。

从美国的情况看，中央银行基准利率的调整，都是通过影响金融市场，特别是货币市场的短期利率水平和金融机构的信贷成本，来影响长期利率走势并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健全、发达的金融市场是美联储运用基准利率手段实现有效金融调控的一个重要前提。

四、对我国银行间市场基准利率建设的启示

通过对美国联邦储备局运用基准利率手段进行间接金融调控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认识：利率作为重要的经济变量和国民经济运行的指示器，一直受到各国中央银行的高度重视，运用基准利率手段实行间接金融调控是各国中央银行所普遍采用的货币政策工具。

2007年“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的成功推出，标志着中国货币市场基准利率培育工作全面启动。Shibor在市场化产品定价中得到较为广泛的运用，报价行的内部资金转移价格已经不同程度地与Shibor结合。但要真正成为我国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Shibor的建设工作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一）以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体系作为商业银行资产负债定价的基准

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体系是商业银行利率定价的基准，也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间接调控的枢纽变量，是连接中央银行、金融市场和商业银行的结合点。商业银行产品定价基本都是以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为内部利率定价基准，再通过不同的风险溢价和权重形成银行内部利率曲线及指导有关业务部门定价。因此，我国商业银行首先应以Shibor为定价基准，全面建立内部资金转移定价机制。然后，据此建立健全以资金池为中心的资产、负债定价机制和各项业务的绩效考核机制。

（二）加强公开市场业务，时机成熟后采用设定目标利率做法

公开市场操作是目前美联储运用最熟练，也是效果最好的货币政策工具。因为公开市场操作相比其他几个工具具有许多优势。公开市场操作由美联储直接控制，美联储通过直接购买（或出售）证券组合来提高（或降低）供给情况，从而降低（或提高）利率，而且购买的方向、规模、目的也由美联储直接决定。所以，相比其他工具，美联储在公开市场操作上最有主动性。

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币市场上的公开市场操作一般是一周进行两次（星期二和星期四），操作内容多以央票为主，辅之以回购交易，难以形成合理市场预期进而传导并影响微观经济行为。

美联储的重要会议都是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0MC）会议上通过的，F0MC的正式会面每年有8次，在F0MC会后，会发布F0MC的声明和会议纪要，以及关于未来的经济展望。金融市场的参与者都希望从声明中获得最新的货币政策以及判断未来货币政策。公开市场业务每日操作一次，目标就是使得联邦基金利率达到F0MC设定的目标值。

中国人民银行可考虑参考美联储通过设置目标利率调控联邦基金利率的做法，在未来建立决策会议制度并公开会议日程安排，使货币政策出台更具可预测性，提高透明度，有利于市场形成统一预期。同时，中国人民银行需加强公开市场操作的配合，提高频率，更多采用债券买卖和回购交易方式，以更市场化的角色参与货币市场交易。

（三）积极加强货币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货币市场的功能

货币市场的发展和基准利率的建设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发达的货币市场是Shibor基准利率建设的基础。一要继续扩大市场主体，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保护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非金融机构进入市场。二要丰富货币市场交易品种，满足不同层次投资者的需求，为投资者提供规避利率风险的工具。大力发展商业票据、短期融资券，发展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三要加强市场中介制度建设，推动市场经纪业务发展，提高市场流动性。要促进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的相互融通，促进各子市场的均衡发展，为形成统一权威的市场基准利率创造有利条件。美国在利率市场化和基准利率培育过程中都以票据市场的创新作为重要突破口和推动力，我国可借鉴其经验，选择合适时机推出以Shibor为基准定价的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业务，对于基准利率的培育有积极作用。

（四）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提升Shibor的基准利率地位

利率是资金要素的价格，对市场经济下的金融资源配置起着基础性的调节作用。一个更加市场化的利率体系，将有助于扩大Shibor的影响。在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构建基准利率，以基准利率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成为美国、英国等发达经济体利率市场化的驱动模式。未来需进一步强化Shibor的作用，鼓励商业银行到同业市场上拆借资金，树立Shibor作为短期基准利率的市场地位，并积极推进和完善Shibor运行机制，推进统一基准利率的形成。

注释：

①所谓“皱眉成本”是指假定商业银行过多过频地从中央银行借款，必然引起央行注意，对其资产状况产生疑问，故其可能被调查，也可能贷款时遭拒绝，故而许多商业银行宁愿到基金市场上以较高的利率水平去融通短期资金，这个高出的部分被称为“皱眉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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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武玲玲

作者：阎素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