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治理金融论文

摘要本文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提出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战略思考，认为中国应在抓住机遇，迎难而上，充分发挥自身所具有的比较优势，提升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效能和水平，为自身金融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全球金融架构的良性、有序构筑和金融系统的合理、通畅运行提供更有力的支持，进而促进全球金融秩序的稳定和发展。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国际金融治理金融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国际金融治理金融论文 篇1：

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策略选择

[摘要] 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界，中国从国际金融治理规则的被动接受者逐渐成为规则改革的主动参与者和执行者，逐渐进入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核心，并成为改革的积极推动者和重要贡献者。当前，国际金融治理改革呈现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代表权、提升全球金融治理能力、人民币国际化成为推动国际金融治理改革的重要力量等新趋势。美元本位制带来国际金融体系储备货币的天然缺陷、美元互换体系不断扩大挑战传统国际货币体系、数字货币出现及数字化金融治理作为国际金融治理新的内容，是我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面临的挑战。应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新周期发展，提升金融治理制度能力;探索研究法定数字货币跨国治理框架;提升国内金融治理能力，增强金融竞争力;完善区域金融治理，创新国际金融治理机制;重塑国际金融治理改革规则，构建全球金融安全网，为国际金融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关键词] 国际金融治理   中国   数字货币   金融治理制度能力

[作者简介] 刘翔峰，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所公平竞争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国际经济、市场经济。

一、中国参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角色演进

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变革大调整，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经济金融全球化既深入发展又面临挑战，国际金融治理体系面临深刻变革。伴随着国际金融治理核心内容由塑造国际金融秩序逐渐转向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传统金融机构职能与运行机制的改革，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界，中国从国际金融治理规则的被动接受者逐渐成为规则改革的主动参与者和执行者，逐渐进入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核心，并成为改革的积极推动者和重要贡献者。

（一）2008年前，中国是国际金融治理体系规则的被动接受者

这一阶段，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建立完善阶段。首先，塑造国际金融秩序。二战后美国凭借实力建立起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塑造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为主要支柱的国际金融秩序。其次，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先天存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各国货币正式与美元挂钩，实行固定汇率制，但六七十年代美元大贬值并变为汇率浮动货币，其他货币也随之变为浮动货币，美元具备了完全可兑换性。1976年《牙买加协定》认可了浮动汇率制度的合法性，形成了以美元为主导、多种储备货币并存的货币体系，但这种以一国货币为支柱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不可能保持长期稳定的。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面临“特里芬困境”，美元周期性带来的全球性流动性过剩或短缺，引致对全球金融不稳定潜在危机治理要求。各国作为治理主体要共同面对解决国际金融运行风险，一致性利益需求成为国家间合作协调的基础，经过利益博弈演变，治理规则体系形成，美元流动性导致的金融不稳定风险成为治理的核心内容。再次，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国际金融治理机制，掌控国际金融治理秩序，控制着IMF、WB等金融机构的份额、投票权、初始资金、规则制定、议题设定等制度性内容的话语权。1976年美、德、日、英、法、意、加组成七国集团（G7），形成了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进行磋商会晤的机制。这种以发达国家利益为考量的金融治理机制，存在治理主体、治理法制碎片化和国际金融组织权责机制对发展中国家不公平、不合理等各种弊端。最后，中国则于1980—2008年进入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起步阶段，恢复了在WB和IMF的合法席位，并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在这一阶段中国是国际金融治理体系规则的被动接受者。

（二）2008年后，中国主动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机制改革

国际金融秩序重塑取决于各国经济发展和大国竞争的结果，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促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持续性低迷导致可持续包容发展目标面临阻碍，传统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成为焦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开始参与推动国际金融治理改革，在原有金融治理体系之内寻求有序改革，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性话语权，共同提高国际金融治理效率。以此为转折点，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角色开始发生深刻变化。第一，中国开始积极参与治理规则，提供治理思想。发达国家主导着国际金融体系议题改革，并一直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话语权。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则不断提升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代表性，加上美国和欧洲相继爆发金融危机打破了发达国家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治理神话，几类动因相互作用推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持续改革。这一时期，对国际金融发展趋势及规律认知的治理理念发生重要变化，世界权力部分转移，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参与多边主义的国际金融治理，以扩大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为核心、以防止發生重大金融危机为根本目标的国际金融治理改革持续推进。第二，中国提出构建平等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由于发展中国家实力增强，监管治理权力转移，发展中国家与国际金融制度之间发生了一系列转变。2008年也成为新一轮国际金融治理改革的起点，中国此后几乎参与了所有国际金融组织或多边框架规则改革，积极引导金融发展议程，创新全球金融治理理念。中国提出构建平等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在G20杭州峰会上提出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为构建公平公正和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指明了新的方向，同时绿色金融首次被列入G20议题，为世界普惠金融发展指引了方向，“中国智慧”开始融入全球金融治理的各项工作。

二、国际金融治理改革新趋势

（一）存量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代表权

存量改革是国际金融治理改革的逻辑起点和现实。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IMF提供短期资金借贷以保障国际货币体系稳定，WB提供中长期信贷以促进成员国经济复苏。现有国际金融治理改革主要围绕上述体系框架进行，由于传统金融机构的资本实力仍是压倒性的，WB现有资本约4058.98亿美元 ，IMF现有资本约1.3万亿美元 ，美国和欧洲还主导着各类多边开放性金融机构，治理改革必须务实前行。这类国际组织份额改革是在原有治理架构内实施，是一种“体系之内”而非体系之外的改革，在巩固原有金融治理体系的基础上，切实提升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积极推动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发挥建设性作用。G20所倡议的国际金融治理方向是推动传统国际金融机构实施改革，客观上巩固了上述机构的地位，储备货币、WB、IMF等份额改革体现着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提升，关系到国际金融组织治理的合法性和代表性，因而成为国际金融治理改革的核心。

（二）增量改革，提升全球金融治理能力

新型金融治理机制为满足区域和新兴国家的发展融资需要而产生。为增强世界银行等机构弥补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提高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能力，发展中国家创设新型发展融资机制以平等共治和互利共赢为治理原则，有效弥补了现有体系缺陷，成为发展中国家走出现有国际发展融资困境的重大举措，逐渐在国际发展融资体系占有一席之地。目前的全球发展融资体系以世界银行和各区域银行为主导，以发展中国家新型金融机制为补充，形成了多元有重叠但不冲突的协调各层次金融開发机制的全球发展融资网络体系。与传统金融组织的大国主导治理结构、以市场为导向的治理理念等不同，发展中国家提倡平等参与、联合共治，以发展导向为治理理念，致力于消除全球发展不平衡，为全球金融治理改革提供了新的方向。其中2011年成立的“金砖五国”、2014年的新开发银行和签订应急储备安排协定，就是发展中国家为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的应对举措。中国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很多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困难提供了投融资支持，2014年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2015年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目标都是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融资困境，通过全球金融政策协调来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增长。

（三）人民币国际化成为推动国际金融治理改革的重要力量

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在国际金融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的关键指标，表明中国正在加快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力量。人民币国际化推动着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人民币国际化由跨境结算走向国际储备资产，展现了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进程，至今是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和第五大储备货币的人民币，推动了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多元化和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发展。一是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削弱美国货币政策负面溢出效应。美元意味着全球流动性，美元贬值带来外汇储备的贬值风险。为寻求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货币地位，人民币国际化应运而生，应用于跨境流通并成为普遍认可的国际结算、投资、计价及储备货币。二是提升储备功能和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凸显货币锚定效应。人民币被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成为继美元、欧元、日元、英镑之后第五大国际货币。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有70多家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IMF发布的“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COFER）”清晰显示了人民币已经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数据显示，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份额2020年12月为1.88%，全球排名第五，预示着人民币在国际储备货币和支付货币方面的地位不断上升。同时，服务于人民币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逐渐形成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跨境人民币结算系统（CIPS）一期和二期分别于2015年和2018年上线，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人民币清算系统覆盖25个国家和地区。另外，实践中的SDR发行规模占全球储备的4%，虽然还未真正发挥国际储备资产的作用， 但是SDR构成变化反映出人民币开始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三是拓展人民币回流机制，满足发展中国家的投融资需求。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强化了人民币投资功能。从国际经验来看，储备功能是在结算、计价、投资基础上自然发展起来的，人民币回流机制完善有助于其计价、投资、储备功能真正发展。目前人民币回流渠道还不完善，人民币资产从境内流向境外进行投融资可通过离岸市场，但境外人民币缺乏回流渠道成为投资资产。因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境内外人民币存在利率和汇率差异，使得在岸和离岸市场容易滋生投机套利，2015年前推动了人民币以跨境贸易形式向离岸市场转移，但汇率预期变化和套利消失会使这种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动力大为削弱。投机需求驱动人民币国际化动能已经出现瓶颈，只有完善人民币回流机制，形成境外的真正市场需求才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可持续发展。

三、我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面临的挑战

（一）美元本位制带来国际金融体系储备货币的天然缺陷

国际金融治理的实质是保障货币安全性和金融机构正常运营，缓解美元流动性带来的短期和长期金融风险。美元本位制导致全球金融治理存在缺陷：一是美元发行不受约束。国际货币流动性与清偿力的“特里芬难题”依然困扰国际经济秩序，美国货币政策优先考虑国内经济稳定需要，而非以全球经济稳定作为出发点，美国经济在历次危机中不仅不是最糟的，全球经济主导地位反而提升，外部失衡有效改善，美元不受约束地发行才是周期性的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根源。二是美国货币政策负面外溢缺乏约束。美元本位制使得美国在金融危机时通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引发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动和发展中国家外债攀升，其退出量宽政策会使发展中国家陷入偿债危机。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到2020年新冠疫情，美国极端宽松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对全球金融稳定构成严峻挑战，发达国家的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大规模财政刺激推高政府债务规模，资金进入金融市场推动资产价格高涨，金融市场虚假繁荣。长期低利率还催生了企业高杠杆和高风险偏好甚至滋生了大量“僵尸”企业。2020年5月后近一半IMF成员国表达了获得流动性支持的期望，很多低收入国家深陷外债偿付困境，反映出美元本位制导致国际金融体系出现的功能性危机。

（二）美元互换体系不断扩大挑战传统国际货币体系

美联储扩大货币互换网络向国际金融市场注入美元流动性。美联储与全球主要中央银行不断扩大的货币互换网络，将自身政策干预范围由国内拓展到全球金融市场。2010年5月“美元荒”出现，美联储又重新与欧洲中央银行、瑞士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日本银行、加拿大中央银行进行货币互换。2013年10月，美联储宣布与五大中央银行的货币互换转为常备性互换安排，2020年3月美国又与韩国、澳大利亚、巴西、墨西哥、新加坡、瑞典、丹麦、挪威、新西兰9国央行签署互换协议，临时性货币互换网络不断扩大。但是美联储在货币互换选择上排斥发展中国家，如秘鲁、土耳其、印尼和印度都曾想与美国签署货币互换而被拒绝。货币互换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双边政策工具，当国家银行系统面临来自外国市场流动性风险挑战，可为决策者提供额外的金融安全保障。美元主导的货币互换体系客观上使IMF作为多边机构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指导监督和“最后贷款人”角色的效力有所降低，它与IMF一起为各国及金融市场提供缓冲，客观上也挑战了传统的国际货币体系。

（三）数字货币出现及数字化金融治理对国际金融治理提出新挑战

数字货币已经开启了货币历史新阶段。作为货币信用形态提升的必然产物，以区块链为技术基础、降低发行运营成本、易于数据溯源监管和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数字货币，其本质与传统货币一脉相承。根据数字货币是否由一国央行发行，可分为私人数字货币与法定数字货币，多国央行对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无疑为国际金融治理增加了新挑战。一是数字货币有可能从底层颠覆现有的货币金融体系。央行数字货币（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简称CBDC）由各国央行发行，私人数字货币是由私人（市场化）发行且不依赖于国家主权的数字货币。2008年以来，私营部门推出各种所谓加密货币已达1万余种，总市值超过1.3万亿美元。全球最大网络社交平台脸书（Facebook）拥有27亿用户，其发行用于跨境支付的“天秤币”（Libra）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数字货币项目，其使命是建立无国界的货币以及为数十亿人服务的金融基础设施。这种超主权数字货币，已具备交易媒介、价值储藏等货币功能，将进入储蓄、投融资、保险等领域，其覆盖全球性金融基础设施会冲击现有金融体系。数字货币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具有去中介和去中心化特征，不同于传统货币制度建立在中介化、中心化基础之上，其可能形成新的全球性货币并重塑全球货币格局，其拥有的世界性金融基础设施类似于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各国可能不得不接受这个“大而不能倒”的世界性金融基础设施存在的合理性。基于现代技术体系的Libra有可能实现货币的去国家化与去主权化，从底层颠覆现有的货币金融体系。二是各国央行开展法定数字货币的目的是维护其储备货币地位。少数国家已开始试营央行数字货币，一些国家正积极论证CBDC可行性，八国央行（BIS、加拿大银行、日本央行、瑞典银行、瑞士国家银行、英格兰银行、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基本准则与核心特征》报告也提出要推进数字货币的跨国支付。美国的数字美元项目（Digital Dollar Project）2020年5月发布的第一份白皮书旨在为创建美国央行数字货币（CBDC）提出框架，认为数字美元将支持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地位，其中重点提及的分布式账本技术（DLT）更可能应用于非美国国内用户，表明数字美元在跨境支付场景中使用的概率较大。三是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网络或许出现。目前全球跨境支付体系以代理行模式占主导，系统性能有待提升，人民币跨境支付受锚定美元的Libra等数字货币的竞争威胁，研究跨境支付及监管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经之路。现行跨境贸易投融资结算采用的是SWIFT支付清算体系，SWIFT和CHIPS的垄断优势得益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代理行模式和CHIPS都是中心化结算和清算机制的产物，代理行模式支持了CHIPS壟断地位， SWIFT可参与交易环节的支付指令产生、确认、发送以及清算环节的支付指令交换。SWIFT作为一个非官方专业组织在特殊情况下具有官方立场，对于伊朗、委内瑞拉等小国，SWIFT会因来自特定国家官方压力进行制裁;对于中国这种在SWIFT的业务收入比重较大的大国，在制裁中国相关机构时会慎重考虑。区块链数字货币应用为消除跨境支付系统缺陷提供可能，各国CBDC研发多处于研发测试阶段，但其对改善当下的跨境支付具有重要价值。

四、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政策建议

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要着眼于能力建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新周期发展，加快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研究，提高金融业全球竞争能力，参与制定国际金融治理规则，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维护国际金融秩序稳定。

（一）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新周期发展，提升金融治理制度能力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的“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人民币国际化要注重以市场为导向、以培育真实需求为基础的发展原则，推动人民币周边区域化到国际化的发展路径，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结合对外开放战略布局，培育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市场需求，使人民币成为国际贸易投资中的重要货币选择。历史实践证明，一国货币金融地位崛起需要制度建设，就如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于美元，欧元区货币制度安排之于欧元，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仍可依托IMF和WB的相应制度而拥有垄断地位，人民币国际化的制度建设尤为重要，如国际货币制度的存量改革是改制，推动合理配置IMF和WB投票权改革，推动G20和国际金融稳定委员会成为国际金融协调治理核心平台;而增量改革则是建制，通过建立金砖银行、AIIB、“一带一路”投融资机制，推动其为区域提供人民币发展融资，为维护发展中国家金融自主权发挥作用，人民币国际化制度建设与国际金融治理改革内涵是一致和统一的。

（二）探索研究法定数字货币跨国治理框架

1. 探索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试点

CBDC是未来货币形态，对金融、法律和监管制度提出新要求，应借机发展摆脱美元作为中间货币的国际货币兑换机制。数字人民币定位MO，不计付利息，基于数字人民币钱包进行资金转移和实现支付即结算。人民银行积极参与金融稳定理事会、BIS、IMF、WB等治理机构，研讨法定数字货币标准及国际标准体系。如果采用本国型CBDC模式，锚定本国货币发行，央行能依法获取货币转移信息和流转信息特点，有利于维护货币主权，有针对性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制定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机制设计。推进“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双层运营模式下，有条件地吸收境外金融机构参与结算系统的运营，加强跨境支付领域机制构建，提升全球跨境支付的安全与效率。

2. 加快研究数字货币跨境治理

各国要树立包容、开放和合作的制度理念，建立支付基础设施和法律、监管制度，为实现CBDC跨境流动制定规则，实现其最大价值。达成国家和央行层面的协议，各国央行和商业银行均需做好技术开发以适应业务操作和机构变化，平衡好传统货币和CBDC的发行、交易和回笼管理的总体规模比例以及国内外规模比例。商业银行要为境内外支行构建基于区块链的跨行交易结算通路，遵循跨境交易结算业务联动规则。

3. 建设更包容高效的全球新型跨境支付体系

如果形成CBDC这一分布式跨境支付网络，将打破现行高度中心化跨境支付平台的垄断性，打破美元霸权。各国和各国际组织应立足于维护货币主权和国际货币体系安全，建立协调一致的技术标准、支付基础设施和法律监管制度，防范和化解CBDC跨境流动风险，建立更安全、高效和低成本的CBDC跨境流动体系。发展中国家要注意防止霸权国家利用数字货币干涉本国政治和货币主权，可通过政治、经济、法律和科技手段维护国家主权。

（三）提升国内金融治理能力，增强金融竞争力

金融作为国家核心竞争力，金融治理是金融各类机构、金融市场、金融监管及金融制度建设之间的相互衔接系统。金融体系稳健性取决于系统性金融机构治理，优化市场体系和产品体系，助力货币政策传导，支持制造业、中小微企业、民营经济和科创产业发展作为目标。加强金融机构内控制度管理，夯实金融体系平稳有效运行的微观基础，系统完善重要性金融机构风险处置机制，解决“大而不能倒”问题。提升金融与科技的深度融合，深刻改变金融服务模式和金融发展生态，顺应金融生活化、产业互联网化趋势，完善金融机构内部科技体制机制，运用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将投融资和理财服务嵌入到教育、医疗、政务等高频场景，实现“无处不在”的金融服务，打造智慧金融体系。同时，深化汇率市场化机制改革，形成人民币汇率全球市场化定价机制主动掌握人民币汇率定价权，加大市场决定价格力度，使人民币资产成为保值和增值的安全可靠的国际资产。重视人民币期货市场对汇率价格合理形成的作用，适时建立人民币汇率期货市场或引导境内相关主体有效利用离岸期货市场规避汇率风险。监测全球人民币流动、资产配置和价格变动，健全人民币汇率风险宏观审慎管理体系。进一步探索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的人民币汇率全球定价形成机制，推动人民币以市场化方式成为国际货币。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和发达的金融体系，培育境外人民币市场需求，深化金融市场建设，境外人民币可投资中国的股票、债券，自由使用人民币，优化改进监管能力。加快实现利率市场化，避免对于人民币的货币投机，培育真正的人民币境外市场需求基础。逐步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发展国债市场，推进债券市场的评级、清算和担保，加快培育境外人民币多元化投资主体。深化金融开放，提高全球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促进金融公平市场环境建设，加强跨境服务能力，优化金融机构全球网络布局。深化境内外业务联动和境外经营模式创新，提升一体化经营能力。

（四）完善区域金融治理，创新国际金融治理机制

加强东亚金融合作，提高发展中国家国际金融治理话语权，強化地区金融救助机制。在东亚金融合作中发挥规则引领作用，从参与者转为规则塑造者，发展亚投行，有效弥补国际融资体系之不足。基于南南合作理念，制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融资标准，拓展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渠道。在亚投行内部建立自身的投资评估研究中心，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带动成员国发展。强化区域内货币互换和区域内债券市场建设，深化推进金砖合作新金融机制，共同支持多边主义和公平正义，推动“金砖+”合作模式，培育利益共享的价值链和大市场，打造开放多元的发展伙伴网络，发挥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作用。联合制定“一带一路”跨国基础设施投融资规则，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本着“成本共摊、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投融资国际合作机制构想，满足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巨大的资金需求，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多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着力点，发挥人民币在国际贸易投资的计价、结算、融资与储备功能，丰富国际多边机构开展金融业务的资金选择，提高资金利用效率，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满足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民生项目、贸易投资等融资需求。健全项目评估和遴选机制，提高项目筛选的透明度和合规性，合理引导市场预期，针对不同性质项目分类施策，建立各有侧重的融资保障体系，切实促进区域内发展融资体系建设。

（五）重塑国际金融治理改革规则，构建全球金融安全网

为全球货币金融构建稳定、有韧性的制度框架。促进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和优化全球金融资源配置，引导更多资金投向可持续发展领域。拓展发展中国家货币互换网络，建设全球货币协调体系。贯彻落实IMF治理结构改革方案，提升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话语权，打破美国的一票否决制。增强世界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减贫作用，推动公平、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建设，探寻金融发展的制度性话语权配置均衡、全球国际收支均衡与各国国家利益机制之间的均衡，妥善应对贸易战、货币战，形成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国际金融治理的协商机制。发挥G20金融治理核心作用，协调金融监管合作G20是国际货币金融协调的最重要平台，中国应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大发言权，引导世界关注新兴国家利益，积极参与议题设置、决策制定执行，使G20更充分反映世界经济金融格局新变化，提高全球经济抗风险能力从而巩固全球经济增长基础。发展人民币国际化新周期，推进储备货币多元化，推动降低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比例的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建立相互竞争的多元储备货币体系，通过市场约束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开辟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多元路径，包括本位货币制度、汇率制度、储备货币制度、国际金融机构等，构建包括人民币跨境结算、债券市场等人民币区域回流机制，通过切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来夯实中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根基。促进金融科技发展，研究数字货币一体化跨境支付体系，合理有效应对数字货币技术特征带来的风险，在市场体制中为数字货币营造安全有弹性的发展空间，未来要加强促进数字货币合作的国际协调和监管。创新金融监管模式，构建全球金融安全网，以提供资金紧急救助和防止金融危机，或在金融危机期间为各国提供金融支持以缓解经济金融风险，确保全球金融秩序稳定，维护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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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ategic Choice of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Governance

Liu Xiangfeng

（Institute of Marketing， China Academy of Macroeconomic Research， Beijing 100038）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Governance; China; Digital Currency; Institutional Capacity of Financial Governance

（收稿日期：2022-02-20   责任编辑：罗建邦）

作者：刘翔峰

国际金融治理金融论文 篇2：

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战略思考

摘要　本文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提出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战略思考，认为中国应在抓住机遇，迎难而上，充分发挥自身所具有的比较优势，提升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效能和水平，为自身金融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全球金融架构的良性、有序构筑和金融系统的合理、通畅运行提供更有力的支持，进而促进全球金融秩序的稳定和发展。

关键词　国际金融治理　中国　战略思考

国际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的传导和扩散，对全球整体金融秩序的稳定和发展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特别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过程之中，不但有利于推动自身在金融及其相关领域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而且能够为防范和消除金融危机，促进全球金融、经济秩序的完善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本文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提出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战略思考。

一、全球货币体系的改造与更新

随着二战后确立的全球范围内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逐步解体，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时有发生，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区性的金融危机频繁爆发，严重影响了全球金融和经济的稳定发展，使得国际社会开始逐步认识到维护国际金融的稳定和世界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性，必须加强国际货币政策的协调以逐步改造现有的全球货币体系。

毋庸置疑，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和主导货币的强势地位虽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仍然承担着世界市场中货币流通和交换的主要责任，但是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合理化和深度化改革的呼吁不绝于耳，而其争论和探讨的核心问题就是作为世界储备基础的本位货币选择问题。在实践当中，频繁爆发的金融动荡和危机使得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更加明显，日益阻碍其发展。面对着此种严峻局势，各个国家纷纷采取不同的策略、方式来谋求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和重塑。实际上，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和合理化的诉求，已经得到世界上相当多数国家的认同。但我们要看到的是，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美元作为主导性国际储备货币发挥其交换和平衡功能的地位不易动摇，而英镑、欧元、日元甚至人民币作为潜在的“同类竞争者”的实力作用和日渐上升的地位和影响则不能够忽视。从长远发展来看，随着美元强势地位的逐步衰落，国际储备货币繁荣格局必将出现多样化、多层次和多领域发展和变化的趋势，而在此过程中国际货币体系机制运作和实行的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普惠化倾向也将强化和拓展，从而使得国际货币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公正且能够兼顾、满足大多数国家利益的方向演化。

二、跨国信息共享体系与联合监管机制的构建

全球治理和金融监管的不健全和不完善加剧了全球经济、金融发展的无序状态，诱发金融风险和危机的生成，在某种程度上迟滞了世界经济的长效健康增长。对国际金融秩序进行改革，有利于在新的环境和基础上构建科学、合理、规范的国际金融监管机制，进而逐步形成稳定、健全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在这个过程中，塑造和提升国际金融市场的监管水平是首选目标。需要从下几方面入手：

1　健全和完善信息公开披露体系，减少信息获取和运用不对称性。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相关机构和组织必须定期公布国际金融市场的监测信息，建立有效的危机、风险预警机制和监控调节机制，根据市场变化态势来适时引导各国及时迅捷调整本国的经济、货币和金融等政策。

2　强化对国际流动资本的控制和管理。金融自由化趋势并不意味着对国际投机资本自由无序流动的放任，由于国际市场资本自由流动极易导致金融风险和动荡，因此需要对其实施必要的监管和调控，使之能够以规范的渠道和合理方式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防范国际短期投机资本的不良发展。

3　形成对跨国性金融机构的统一系统监管模式。金融全球化浪潮中的国际游资大规模流动现象日益显现，这一方面要求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对资本流动的统一监管、协调组织机制，并且制定出针对对冲基金，风险投资等金融创新产品和工具的管控和治理架构；另一方面则是强化对国际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跨国监控协作，通过磋商厘定核查调控规则，来规范市场交易行为和提高市场交易透明度，规避和治理金融危机。

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制度转型和决策改变

现存的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规则制定和话语权主要由少数西方发达国家控制和掌握，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不足，无法真正意义上实现权益的普惠和保障。因此，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合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货币金融组织的更新和转型，发挥其在维护地区和全球金融秩序稳定、强化金融监管、监控资本流向以及金融风险预警等方面的作用，将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和秩序的健全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示范效应和推进影响。

目前，对于国际货币金融组织的改革和更新重点在于：

1　增强国际货币金融组织的公开性、透明性和普遍性。特别是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组织中，加快协调和决策机制的创新和改造，使之更加公正、高效和透明。

2　改革和更新特别提款权制度。应主要依据世界各国在全球贸易比重来重新分配提款权，并扩大特别提款权(SDR)的使用范围，使之成为国际储备、支付的重要补充方式手段，进而避免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一旦汇率发生过大幅度的波动而产生金融动荡和风险，从整体上维持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

3　提升IMF在稳定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作用和绩效。鼓励成员国推进货币金融政策的透明度，引入新的政策指导方针，推动双边和多边监督以强化金融稳健度；通过改造和推行国际新标准，支持各国金融部门的结构性改革，以推动全球货币金融体系健康运行；推进私营性部门的活跃和发展来限制道德风险、强化市场规则和秩序；针对汇率制度、资本市场的开放进行系统研究，并对融资便利设施、金融资本来源和组织结构予以相应调整，以适应全球货币体系的长效发展。

4　更新和改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运行的基本规则。特别应在IMF的股份比例和组织人事安排上进行适应性调整，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规则的制定权和投票权以改变长期以来少数国家对于决策和投票程序的垄断和控制局面。同时修改和更正IMF的决策规则、管理机制以及组织结构，增添具有地域代表性和应对突发情势的机构和组织。

四、人民币汇率机制安排的调整

采取灵活性和稳定性相结合的汇率政策，有助于降低国际套利资本引起的汇率风险。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世界各国相继实行了浮动汇率制和钉住汇率制。在这其中，许多发展中国家选择了钉住美元、欧元或自选货币篮子的汇率制度。而在国际金融自由化和一体化高度发展的当今时代，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汇率政策和制度问题开始成为国际金融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对于以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来寻求全球金融秩序稳定和发展的中国来说，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下，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的选择和制定显得更为重要。而就目前状况来看，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最大局限性在于缺乏一定程度弹性，其长期处于相对固定的幅度区间内波动必然会日益僵化，不仅对中国自身的经济长远发展造成损害，也将影响到中国未来金融安全的稳定。因此，健全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必须从以下几方面人手：

1　改变单纯依靠外汇市场供求变化的被动确定人民币基准汇率的方法，而要按照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和调控目标来确定，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内外部市场需求的变化来制定整体性汇率政策；适当放宽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使市场交易主体能较为自由地根据相关信号来做出反应，使之能够较为真实准确地表述市场供需关系的消长变化。

2　逐渐放宽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主体最高特汇规模的限制以增强其头寸限额弹性，从而有助于提高其运作活动的灵敏性和主动性。

3　循序渐进地减少对企业持有外汇的限制，使一些具备条件的大企业集团成为银行间外汇市场的间接参与者，从而健全和完善外汇市场运作机制。

4　强化中央银行对人民币汇率的调控和管治，善于运用汇率政策、利率政策以及外汇管理政策等的协调作用。

五、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

在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采取的各项措施和策略如产业振兴计划、亚洲货币互换基金等，相当程度上使得自身和相邻国家和地区遭受的负面效应大大减少。以人民币作为构建亚洲区域货币体系的主体货币单位，以人民币国际化为区域依托来参与全球货币体系的改革和重塑，无疑是区域货币统一体系构建和重塑中最具可行性和合理性的。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推行人民币国际化的最终目标是要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普遍接受的，并且能够充分有效发挥计价单位、交换媒介和价值储藏手段这三大国际货币功能，而不是重复性的搞一国垄断货币体系规则制定和运作来寻求货币领域的霸权地位。而面对着频繁爆发的金融动荡和危机所带来的复杂局面，中国自身也加快了区域货币合作与协调的步伐。在国内，开展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扩大人民币发债规模种类，以形成集聚效应；在区域内，推行人民币和其他国家货币互换以增加共同资金储备来应对和防范危机的生成和扩散，如顺利推动清迈协议的实施和建立亚洲共同货币基金的设想等。由此不难看出，人民币作为区域主导货币的地位正在明显提升，人民币的境外交换和结算市场也在循序渐进地形成，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已迈出了相当重要的步伐。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中国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量：

1　努力改善中国国内的金融环境，为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奠定良好的体制保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金融领域改革不断深入，中国国内金融环境逐步健康、有序和协调，这将为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创造必要的条件。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中国自身的国内金融环境仍有不完善之处，表现为：①到目前为止，中国自身的银行体系建设尚不完备，主要国有商业银行的运营水平、不良贷款比率以及资本充足率等状况仍然无法完全达到国际上的通行标准，相应的金融监督和管理也存在着难以对内外各种复杂情况的准确判断、分析和监控。②中国自身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跨国界发展和运营水平低，缺乏具有较高国际知名度、国际市场业务广泛的大型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因此，就不能为合理、有效的国际化货币流通提供所需要的基本载体。③中国国内的金融创新产品种类不多，数量较少，诸如人民币期货、期权等市场交易尚未正式开始运行，使得汇率和利率变动以及预期币值的调整等缺乏必要的市场检验工具和过程。因此，中国需要加大对自身金融领域的改革和开放力度，争取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符合现代化建设且与世界接轨的银行体系以及完备、系统、稳固的金融体系，使之能够适应国内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进而为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创造适当的软环境。

2　循序渐进地推动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由于中国自身金融体系尚不健全，抵御外部风险和危机能力不高，因此不可能短时期完全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而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则可以为其在资本项目下的开放提供基础。在实践过程中，逐步推动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应在以下两个领域加以重视：一是境外的直接投资领域。在这个领域，需要进一步地放宽中国境内的大中小型企业、机构等的对外直接投资的限制，支持更多的企业和组织机构不断走出去，拓展自身的海外业务，特别是要抓住海外并购、投资的良好时机，壮大自身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实力，进而提升各方面的竞争力。二是期货、证券投资类领域。在这一领域，需要放宽来自境外的投资者对我国股权类投资的不必要限制，并且适度鼓励国内企业和其他组织机构对境外证券市场进行针对性的投资。除此之外，要逐步放宽具有合格资质且信誉良好的境外组织机构，在中国境内试点发行存托凭证和开展人民币债券发行业务，进而适度、有序地推动中国国内证券市场的开放进程。

责任编辑：廖令鹏

作者：艾尚乐

国际金融治理金融论文 篇3：

全球量化宽松、新兴经济体与国际金融治理

摘要：面对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巨大冲击，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普遍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本国经济。这一政策给新兴经济体的经济稳定带来了严重挑战，新兴经济体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进行应对。然而，新兴经济体的应对政策在发挥一定作用的同时，由于受内外各因素的制约，也存在着明显局限。总体上，通过对量化宽松过程中的利益认知、政策取向、主体作用以及制度构建这四大核心因素的考察，本文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是新兴经济体目前未能成功地通过全球金融治理这一途径来有效地维护自身的正当经济利益。

关键词：量化宽松 新兴经济体 国际金融治理

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重大事件。在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大背景下，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过程中的合作如何？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是否在不断增强？这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本文以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政策为线索，考察其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以及新兴经济体对量化宽松政策的应对。在此基础上，本文最后来探讨新兴经济体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真正作用。

一、金融危机下发达国家的集体性量化宽松政策

为应对经济危机，尽早摆脱经济衰退的阴影，实现国民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发达经济体采取了各种政策措施。其中，量化宽松政策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被美国、欧元区、英国以及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普遍作为最为重要的政策选项而长期持续地大力推行。

美国是全球范围内量化宽松政策的最主要推行者。奥巴马2009年就任总统后，美联储先后实施了四轮量化宽松（QE）政策。在2008年10月开始的第一轮QE期间，美联储一共购买了1.725万亿美元资产。从2010年11月开始，美联储再次宣布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决定至2011年6月底前购买6000亿美元美国国债。到2012年9月，由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以及日益放缓的经济增长率，美联储宣布实施第三轮量化宽松。美联储没有明确第三轮量化宽松的总规模，仅表示每月将购买400亿美元的机构抵押贷款支持债券，直至实现美国的失业率降低到7%以下以及美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双重目标。仅仅3个月之后，美联储又宣布开启QE4，每月除了继续购买400亿美元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外，还将额外购买约450亿美元长期国债。

自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央行也持续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以防止欧元区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欧元区量化宽松政策的主要工具包括：1、启动长期再融资操作计划，以此向金融业提供了近万亿欧元的流动性；2、启动证券市场计划，直接购买超过2千亿欧元的欧元区债务；3、重新将政策基准利率调低至1%的历史最低水平；4、调低欧元区的法定准备金率至1%。

独立于欧洲央行之外，但和欧洲央行高度类似，英国央行也先后采取了数轮量化宽松政策。英国央行的第一轮量化宽松于2010年2月施行，当时英国央行购买了以英国国债为主的近2000亿英镑资产。其后，英国央行又推出了两轮量化放松，截止到2012年10月底，英国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总规模达到了3250亿英镑。此外，英格兰货币政策委员会还宣布将主导利率保持在0.5%的历史最低水平，这一利率水平还将延续至2013年。

日本实际上是量化宽松政策的最早提出者和实施者。早在2001年3月，为应对国内持续的经济衰退，日本政府就实践了量化宽松政策，并将这一政策持续到2006年3月。2011年福岛大地震后，日本经济更加恶化，日本继续加码量化宽松。在2012年3月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上，日本央行宣布在当前55万亿日元资产购买规模的基础上追加10万亿日元用于购买长期政府债券。2012年9月和10月，日本央行连续两次宣布追加QE规模，使得日本QE总规模达到91万亿日元。在不断扩大的资产购买和信贷计划之外，日本还把基准利率长期维持在在0-0.1%不变。

发达经济体之所以要集体性地采取量化宽松政策，是因为量化宽松政策是这些经济体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最后可以依托的有力政策选项。虽然量化宽松政策没有取得最优政策效果，未能有效地帮助发达经济体强劲的经济复苏，但不容否认的是，其最低程度的政策目标，即在防止经济陷入衰退和避免经济进一步恶化等方面效果已经基本实现。在推出量化宽松政策数月后，美国的经济即走出了衰退，并且在2010年实现了2.4%的经济增长。欧元区、英国和日本在同年也分别取得了2%、1.8%和4.5%的经济增长率。如果没有不断推行的量化宽松政策，这些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很可能陷入通货紧缩的危险当中。

发达经济体之所以能够共同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其重要原因在于它们的货币都是国际货币。事实上，IMF的特别提款权主要是由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这四种货币构成。在IMF的国际储备货币统计中，也不难发现这些经济体的货币程度不一的被其他国家作为重要储备货币。由于有了国际货币的身份，发达经济体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诸多经济成本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被转嫁至其他国家，特别是本国货币还不是国际货币的新兴经济体身上。

二、量化宽松对新兴经济体的双重影响

发达经济体制定量化宽松政策的最初动因是为了缓解金融危机的冲击，刺激本国经济的增长。在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的背景下，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对于全球经济仍有关键性影响的前提下，发达经济体旨在促进本国经济稳定以及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的量化宽松政策理论上会给新兴经济体经济带来以下两方面的积极影响。其一，出口稳定。对外出口是拉动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之一，而目前新兴经济体的对外出口迄今依然高度依赖发达经济体市场。发达经济体通过量化宽松稳定了国内市场需求，将会因此稳定新兴经济体的对外出口。其二，外资引入。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对外直接投资）仍然是推动新兴经济体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新兴经济体吸收的FDI主要也是以来自于发达经济体的FDI为主，新兴经济体之间的投资仍然较少。正是基于这种逻辑，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曾公开表示，量化宽松政策“不仅有助于加强美国经济复苏，而且通过提振美国的支出和增长，也具有帮助支持全球经济的效果”。

但是，对发达经济体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对新兴经济体未必是负责任的，对发达经济体有益的政策也并非必然会对新兴经济体有益。由于国内经济形势和国家经济结构的差异，量化宽松政策在给新兴经济体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现实经济挑战，甚至是政策风险，加剧了新兴经济体治理本国经济的困难，限制了新兴经济体制定各项经济政策的空间。

第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导致新兴经济体面临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压力。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所创造出来的大量流动性无法在其内部被消化，必然外溢出至国际层面，并因此推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进而给新兴经济体带来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虽然2010年以来发达经济体处于经济困难当中，对国际大宗商品的消费减少，但同期国际市场上的农产品价格、能源产品价格以及金属矿产品价格总体上却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上升势头。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重要原因是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过剩。然而，同样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由于发达经济体的内部主要经济问题是通货紧缩，所以这一问题并不严重，但由于新兴经济体本已面临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给新兴经济体带来了要严峻得多的经济挑战。

第二，“热钱”流动使得新兴经济体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难度大为增加。在发达经济体普遍经济形势不佳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复苏相对较快，这对于国际投资者而言是一种吸引。同时，由于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政策使得国际市场上有着大量过剩的资金，这些资金也需要寻找投资机会。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之下，有大量“热钱”涌入新兴经济体。以亚太地区的新兴经济体为例，亚太新兴经济体在美国第一轮量化宽松期间每季度就新增16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在第二轮量化宽松期间，这些国家每季度新增18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中，大量是以“热钱”的方式存在。热钱的性质决定了其不会长期存在于新兴经济体内部，必然要通过快进快出的方式追求短期利润，这会给新兴经济体维护本国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带来问题。尤其是当大量“热钱”涌入到股票和房地产行业，并进行炒作的时候，会给新兴经济体国内的资产价格带来剧烈波动，引发严重金融问题。

第三，在发达经济体货币超发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拥有的发达国家债权缩水。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流动性过剩现象，使得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总体上出现贬值趋势。由于美国、欧盟以及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均面临债务问题，是全球主要的债务国，而新兴经济体是债权国，因此发达经济体的货币贬值客观上使其债务负担减轻，同时导致新兴经济体所拥有的债权受损。特别作为世界第一大债务国的美国，量化宽松引发的美元贬值会给持有美元资产的投资者带来潜在的巨大损失。截止2012年11月底，在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当中，中国、巴西和俄罗斯分列第一、第四和第八位，总共持有超过15912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如此巨量的债权规模下，美元汇率的略微贬值都会给国债持有国带来巨大损失。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量化宽松所发行的大量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的存在，长期来看，会给美元汇率带来压力，使得美元贬值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第四，量化宽松政策限制了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不但使得新兴经济体更多是依据发达经济体的利率水平和量化宽松政策的步骤来制定本国的货币政策，而且给新兴经济体带来了货币政策制定上的悖论。由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普遍把本国利率压低在1%以下的极低水平，这使得已经步出复苏的新兴经济体无法通过提高利率水平来吸收过多的流动性，否则就会产生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利差”效应，带来更多的“热钱”涌入，从而加大本国政府控制通货膨胀的困难。在这个意义上，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已经被发达经济体绑架，新兴经济体的利率只能在一定的利率范围内浮动。如果不进行政策创新的话，将会降低本国货币政策的效果。

三、新兴经济体的政策应对及其局限

总体而言，量化宽松政策为新兴经济体带来了金融危机以来金融领域的重大不确定性。虽然其影响尚没有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那样直接，但对新兴经济体也提出了持续的严重挑战。新兴经济体必须采取各种政策措施避免遭受量化宽松政策的负面影响，维护本国金融体系以及经济体系的稳定。新兴经济体针对量化宽松政策制定的政策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首先是货币政策。如前所述，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在量化宽松之下受到了较为严重的限制，但即便如此，货币政策仍然是新兴经济体应对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的最重要经济手段。新兴经济体必须通过以利率变动为关键的货币政策来抵御量化宽松政策的负面影响。当然，货币政策的空间在发达经济体的挤压之下，已经变得非常狭小，这更需要新兴经济体政府的技巧以及智慧，通过利率水平的合理变动来实现政策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应对量化宽松绝非简单地提高利率。事实上，从2009年各发达经济体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至今，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利率呈现出了降低，提高，然后又降低的趋势性变化。新兴经济体力图通过这种利率变化既实现经济增长，又能抑制通货膨胀，压缩“热钱”获利的空间。

其次为汇率政策。新兴经济体也利用本国政府所持有的巨额外汇储备积极购入美元等货币，通过防止汇率过度升值的方式来抵消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的负面影响。在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政策之下，新兴经济体面临本币升值的巨大压力。为缓解升值压力，新兴经济体普遍采取了稳定本币汇率的政策。在2009年至2010年期间，中国考虑到金融危机对本国经济的冲击，停止了进一步人民会汇率改革的步伐，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维持在6.8左右。巴西货币雷亚尔同样面临着严重的升值压力，这抑制了本国产品的对外出口。巴西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来控制雷亚尔的汇率，减缓其升值的速度。俄罗斯也于2009年实施了卢布“平稳贬值”的汇率政策，希望通过汇率的贬值来实现经济稳定。

最后是资本管制措施。面对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新兴经济体必须依靠资本管制这一措施筑起政策大坝，放缓资本账户开放步伐。很多已经开放资本账户的新兴经济体也在重新启用资本账户管制。总体上，虽然临时性的资本管制无法根本上阻止热钱的跨国境流动，但会通过减少新兴经济体国内与国外金融环境之间的联系以及限制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动，避免短期内大量“热钱”集中涌入或者流出新兴经济体的情况出现，从而为新兴经济体政府提供必要的缓冲时间。在量化宽松期间，泰国、土耳其、中国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均采取了新一轮的资本控制浪潮。

虽然新兴经济体力图通过上述主要经济政策来妥善应对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政策，但是从已有的应对效果来看，这些政策由于受到内外因素的牵制，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外部因素主要是发达经济体对新兴经济体若干经济政策的制约。这集中体现在汇率政策方面。美国对于主要新兴经济体试图通过稳定汇率来应对量化宽松的政策，均采取了施压态度。例如，进入2011年之后，美国明显加大了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施压，希望借此迫使中国政府进一步放松对人民币汇率的管理。事实上，政府导向的汇率贬值并不带有道德劣势，这是任何国家都可以采取，并且在历史上均采取过的政策，也是一个国家经济主权的重要表现。只是如今在发达国家的指责下，贬值性汇率政策被描述为一种不公平的竞争行为。

此外，发达经济体为推动经济发展所采取的其他经济政策，也干扰了新兴经济体为应对量化宽松所制定的政策效果。其一，产业政策。发达经济体在金融危机之后普遍制定了以再工业化为核心的制造业重振战略。这使得新兴经济体的制造业优势受到削弱，面临着来自于发达经济体制造业的激烈竞争，从长远看，也导致了新兴经济体产业升级困难加大。其二，贸易政策。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均重视出口在平衡本国经济以及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例如，美国奥巴马政府2009年明确提出了“五年内出口翻番”的贸易目标，力图到2014年使美国对外出口翻番。为了扩大本国出口，发达经济体还普遍对新兴经济体的产品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些贸易保护主义部分抵消了新兴经济体通过出口来抵御量化宽松政策的努力。

就内部因素而言，新兴经济体在应对量化宽松的过程中突出暴露了国内金融业欠发达这一最大障碍。面对全球货币体系中的过多货币，且本国货币不是国际货币的情况，新兴经济体无法通过国内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和证券市场把外来游资吸收和锁定在本国的金融体系内部，最终只能更多地依靠负面效应可能更大的货币政策以及效果较为受限的汇率政策来加以应对。失去了国内金融市场调节这一重要工具，新兴经济体的应对政策既无法充分发挥效用，同时也带来了通货膨胀等经济政策风险。

四、新兴经济体与全球金融治理

金融危机之后，在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这一问题上，通常的情绪是较为乐观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在金融危机之下，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拥有更多的共同利益；发达经济体会更多地和新兴经济体进行政策协调，并通过取得共识的政策来实现共同利益；新兴经济体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作用上升，它们的参与保障了全球金融体系的公平性；反映新兴经济体崛起的G20提供了多边性的制度平台，能够有效地协调各主要经济体的金融政策关切。在很大程度上，它们分别暗合了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四大关键要素：利益认知、政策取向、主体作用以及治理机制。但是，从量化宽松过程中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实际表现来看，上述判断存在可疑之处。

从利益认知来看，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在量化宽松的政策后果上存在重大分歧。发达经济体主张，推行量化宽松政策是拉动经济复苏的有力尝试。由于该政策符合发达经济体的利益，因此也符合新兴经济体的利益。但是新兴经济体却认为量化宽松更多的是以发达经济体自身利益为根本导向，很难说真正照顾到了新兴经济体的利益。不仅如此，量化宽松在很大程度上是发达经济体的危机治理成本转嫁策略，发达经济体通过有意牺牲和损害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利益和金融利益来谋求自身利益的实现。因此，两者对于量化宽松的利益认识存在重大差异，对于利益的达成彼此冲突，很难说有着一致的利益。

从政策取向看，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没有进行良好的政策协调，而是分别以自身经济最优化为起点，各自针锋相对地采取了一些单边政策。具体而言，发达经济体依靠量化宽松政策来解决本国经济问题，新兴经济体也试图通过包括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在内的一系列政策组合来抵御量化宽松政策的不利影响。这些政策从单个国家来看，似乎都能发挥效果，但从全球层面来看，由于政策制定缺乏有效的沟通，出现了相互抵消的结果，因此不利于主要经济体通过全球金融治理来实现共同利益。此外，不同的政策取向还引发了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争执。新兴经济体指责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政策损人利己，并试图以包括竞争性汇率政策在内的各项政策来对冲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的不利影响。新兴经济体的应对政策同样遭致了发达经济体的批评，认为后者不遵守相应的规则。总体上，量化宽松政策反映并且加深了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在货币政策以及其他宏观经济政策上的互不信任，给未来的国际金融治理带来了挑战。

在主体作用方面，新兴经济体已经大规模参与到国际金融体系的治理过程当中，这一点没有疑问。然而，主体的含义不仅体现在参与方面，更体现在治理过程中是不是发挥了主要的作用。从量化宽松的实施过程看，发达经济体在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中仍然占有主导地位，可以不必顾及新兴经济体的利益和感受，几乎不受约束地直接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发行超量货币。尽管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实力已经显著提升，但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仍然较为受限，无法影响或者塑造发达经济体执意制定的量化宽松政策，更多的是体现出被动应对的特征，因此只能承受量化宽松的不利政策后果。

在机制建设领域，量化宽松政策的推行也反映了目前仍无有效治理国际金融体系以及监督重大国际金融政策的全球性机制。量化宽松会对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以及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被赋予国际金融体系监管作用的IMF却未能对该政策进行事前预警、事中监测和事后控制，基本上处于不应有的缺席状态。被寄予厚望的G20同样如此，除了在若干次会议公报中呼吁发达经济体应制定审慎的货币政策之外，该机构未能提出具体的建议，遑论制定推行实际的措施。

结语

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建立更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成为新兴经济体的重要国际经济诉求。国际金融治理构成其中的核心。为实现更好地全球治理，新兴经济体推动了以IMF份额调整为核心的全球金融体系改革进程，并成功地在2010年10月份的韩国庆州G20会议上与发达国家达成了份额改革的方案。但是，截至到目前，已有的IMF份额调整方案由于美国国会未批准等因素的影响尚未得到全面执行。这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困难。

在IMF份额调整之外，新兴经济体在全球金融治理方面的作用也较为受限。发达经济体在不与新兴经济体协商和协调的基础上就断然推出了有利于自身经济发展的量化宽松政策，这不仅给新兴经济体带来了严重挑战，也给全球金融体系带来了巨大的混乱和动荡。新兴经济体采取了各种方式进行了应对，甚至抗争，但由于前述有关国际金融治理的利益、政策、主体以及机制等方面均存在重大问题，新兴经济体未能通过全球金融治理这一途径来有效地维护自身的正当经济利益。因此，在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结构性权力失衡的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必须正视通过全球方式来进行金融治理的限度，未来可能更多地还是要采取务实性的内部治理方式，通过有效的国家内部金融治理、有针对性的区域金融合作以及新兴经济体之间的金融政策协调来推动全球金融治理。

作者：宋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