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外交中国际金融论文

直到现在，央行行长周小川的话还是会成为货币市场的反向指标。他刚暗示过不加息，央行转眼就会加息，他多次表示稳健非常重要，但很少有人明白稳健指的是什么我们从金融危机中到底学会了什么？2010年年底，欧美经济数据好转，预计2011年经济增长恢复常态。以此为标志，金融危机结束，后金融危机时代开启。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金融外交中国际金融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金融外交中国际金融论文 篇1：

21世纪初期美国对华金融外交

[摘　要]随着世界各国的相互交往和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经济外交在各国对外交往中也显得越来越重要。金融外交作为经济外交的一个分支(1)，被各国普遍作为在国际事务中保护其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自然也成为美国维护其金融霸主地位的首要工具和美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1世纪初的中美关系中，这一手段集中体现在美国对华汇率外交中。

[关键词]经济外交；金融外交；美国；中国

二战后，以美元霸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开启了美国金融帝国的时代。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美元霸主地位受到了来自欧元、日元的挑战，美国为了维护其金融霸主的地位，金融外交成为其对外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以及世界多极化的趋势的加强，美国的霸主地位相对衰落，一心想重返旧布雷顿森林秩序的美国把矛头指向了中国。就人民币汇率问题，美国政府不断在双边、多边外交等场合对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

一、金融外交的界定

（一）概念的界定

当今国际社会中，金融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各国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因素，金融问题能否处理得当关系到一国、甚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如何界定金融外交就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我国学者张学斌认为，金融外交是围绕国际货币金融秩序的建立、调整和改革问题展开的一系列活动。(3)

笔者认为，金融外交应该从主体、客体和形式三方面把握。即一国政府代表（政府首脑、国家元首、政府涉外机构代表）或国际组织，围绕着国际金融活动而展开的，以金融为手段追求政治目的，或以外交为手段追求金融目的的双边或者多边范围内的对外交往活动。广义的金融外交不仅包括货币金融方面，还包括国际经济援助和国际经济制裁等。本文谈论的金融外交属于狭义范畴，即货币金融外交。

（二）金融外交的由来

1947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标志着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金融体系的形成。通过这个体系，美国享受了50多年的特殊优惠。随着西欧和日本的崛起，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本身存在的弊病（特里芬难题），美元霸权地位受到挑战。此后直到20世纪末，各大国展开了维护霸权与挑战霸权的一系列金融外交活动。整个这个阶段的金融外交有着浓厚的霸权和反霸权的色彩。

虽然世界多极化的趋势越来越强，但是凭借着雄厚的科技、军事和经济实力，美国仍然是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霸主地位仍没有得到改变。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挑战，美国金融外交的主要目的就是维护其金融霸权的地位，进而巩固其世界霸主的地位，以便更好的享受霸权国家的特殊优惠待遇。

二、美国对华金融外交

中美两国建交以来，中美关系就交锋经历了从政治到贸易，再从贸易到金融领域的发展，当然很多时候是多种问题复杂并存的局面。美国对华金融外交是在美元的长期疲软的背景下展开的，美国需要在日本和欧洲以外的地区找一个新的打压对手，这样斗争的矛头便指向了中国。

（一）美国对华金融外交的表现

2003年2月22日的七国财长会议上，日本提出了一个类似当年“广场协议”的提案，以此为起点，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2003年9月2日，美国财政部长约翰·斯诺访华，就人民币汇率问题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进行讨论，从此掀开了美国对华外交的序幕。美国对华金融外交形式以首脑和双边外交为主，同时配合多边外交。

1.首脑外交：2003年9月5日美国总统小布什在接受CNBC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各国的货币应由市场主导，而非由政府主导，但是同时他也表示会继续推动人民币汇率问题。2005年5月，小布什访华期间，就明确呼吁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机制。

2009年奥巴马政府执政，奥巴马在上台后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坚持了小布什时期的强硬政策，不断对中国施压。2009年温家宝总理访美期间，奥巴马在和总理会谈中表示，中国政府必须采取行动以解决中美双方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紧张形势。但是随后，奥巴马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态度发生了微妙的转变。2011年1月奥巴马第4次拒绝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中美汇率战趋向于缓和。中美汇率基本保持在1:6.3左右的水平，与2003年相比，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幅度达到23.8%。(4)笔者认为，这主要是考虑到中国掌握着世界最大份额的美国国债（截止2011年底，中国总共持有美国国债11595亿美元）(5)，美国政府必须避免，在强压之下中国政府出现抛售美国国债转而购买他国国债的行。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财政亏空严重，美国金融需要中国的资金支持。

3.双边外交：2005年第二轮中美经济对话时，美国就组成专门的人民币汇率工作组对中国施压。2007年10月，中美第三轮经济对话展开，埃文斯在访华期间就明确表示金融市场的开发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整个2007年，在美国国内形成了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小高潮(6)，迫于来自美国的压力，2007年人民币汇率再次升值，达到1美元折合7.7898人民币，从2005年7月汇改到2008年初，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14.2％，(7)其中大部分的升值发生在战略经济对话之后。这充分说明，双边外交已经成为美国对华金融外交的重要工具，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已经达到了部分目的。

4.多边外交：自2003年美国对话金融外交展开以来，多边外交就成为一种重要的方式。在2003年APEC财政论坛上，斯诺就通过多边外交的方式对人民币汇率问题进行游说，要求人民币升值。2005年在韩国釜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上，小布什也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对中国发难，要求中国进一步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机制。2010年，加拿大举行的七国财长会议上，美国更是利用多边外交的场合，联合日本，西欧国家，要求人民币汇率对外升值。就汇率问题可以说美国已经取得了显著地成功，如下表所示，从2003年到2011年，美元折合人民币的年平均汇率已经上升23.8%。

（二）美国对华金融外交的运作及原因

1. 国内运作：人民币汇率问题之所以提上美国政府的日程，主要得益于利益集团的驱动。美国国内的制造业等利益集团先后组成劳联—产联(AFL-CIO)和全美制造协商会(NAM)，这些组织代表利益集团通过国会议员向国会和政府不断进行游说，并先后组织了健全美元联盟和公平货币联盟，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

中国于2005年7月12日实行汇率改革，人民币汇率小幅升值。但美国的利益集团仍不满意， 2005年全美制造商协会在其发布的《NAM2005中国贸易议程》中表示，目的是使人民币汇率升值40%，随后NAM敦促财政部等美国政府继续对中国施压。2007年5月，美国最有影响力的8个金融贸易团体联合组成了“接触中国联盟”。同年9月，美国花旗银行、沃尔玛等160家企业也联合起来，呼吁美国政府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

在维护其美元霸主的地位上，美国政府利用了国内制造业集团的诉求，以及金融利益集团对打开中国金融市场的愿望，不断在双边，多边的场合下对人民币汇率施压，为其世界霸主目的服务。因为，金融霸权的基础有三：开放的金融市场；操纵他国汇率的巨额资金；金融工具。(9)对美国来说从来不缺巨额资金和金融工具，美国政府需要寻求的就是开放的金融市场。

2.美国对华金融外交的原因：美国这一系列的行为可谓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美国确实存在利用人民币汇率升值来扭转长期对华贸易逆差的目的。但事实上，国际收支赤字是美国为了达到通过印刷美元而不是付出它的实际资源来获取外国资源的目的而设计的一种机制。虽然从2005年起，人民币汇率兑美元已经大幅升值，但是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2005年7月至2011年12月，尽管人民币升值23.8%，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的现状一直没有改变。如表1所示，2005年的数据为2022.78亿美元、而2011年的数据为2730.63亿美元。

根本原因是美元的长期疲软，造成投资者对美元信心的下降，同时金融危机等各种原因促使美元的国际清偿能力也有所下降，美元霸主的地位受到欧元、日元以及人民币的越来越大的挑战。美国的真实目的就是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活动，来巩固美元的坚挺地位。一旦美元霸权得到稳固，那么美国的世界霸主的地位也得到巩固。

三、对华金融外交下的获益

美国不断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在美国政府一系列的金融外交活动背后，受惠的不仅仅是其霸权利益。笔者将其分为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利益集团的利益三部分。

（一）政治利益

政治利益也就是美国作为世界霸主地位的利益，也可称为霸权利益。美元的坚挺与否关系到美国世界霸主的地位能否稳固，所以美国对外活动很大一部分都是围着美元问题展开的，从二战后一直到现在，这一过程的本质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比如，《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的签订都是围绕着巩固美元霸权地位展开的，如今的中美汇率战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和手段展开的。

在美国霸权地位得到巩固的同时，受益的还有领导人和政党集团。每当临近中期选举，人民币汇率问题肯定会成为国会，个别党派的炙热议题。这似乎成为美国领导人连任和赢的国内支持率的惯用手法，无论在小布什时期，还是奥巴马政府时期，人民币汇率问题都是其巩固政权的工具。

（二）经济利益

美国发动对华金融外交以扭转贸易逆差为借口，而制造业利益集团为其霸权行为奠定了社会舆论基础。在经贸方面，美国是有很大获益的。从2003年起，美国打着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幌子，通过“301条款”对中国企业进行了一系列的制裁。这样，美国制造业达到了短期扩大出口的目的，保护了美国本土制造业，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的一些失业率的问题。但是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人民币汇率问题，所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

（三）利益集团利益

作为美国对华金融外交的背后推动者，利益集团是最大的受惠者。本文所说的利益集团主要分为两类，即制造业利益集团和金融利益集团。作为金融大国，美国的大部分金融资本集聚在华尔街利益集团的手中，倘若这一部分人的利益不能保证，将对整个美国产生重大的影响。在对华金融外交中，金融利益集团发生作用主要是在2007年以后，这主要是因为2007年2月的时候，美国国内就出现了金融危机的信号。这些利益集团出于自保，必须通过打开国外金融市场的方式获得资金来源，而中国市场作为就成为了他们眼中的“香饽饽”。更为重要的是，制造业利益集团出于贸易保护主义也将矛头指向了中国，这两种利益集团就出现了联合的趋势，从而推动政府进行对外决策。中国金融市场的打开有利于金融利益集团在中国市场进行投机活动，从而达到控制中国金融市场的目的。

四、应对措施

美国对华金融外交是部分利益集团的推动，将其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通过利用国会和社会舆论的工具上升为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而展开的一系列以人民币汇率为中心的外交活动。其目的旨在巩固其霸权地位，从而回到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美元特权”时代，即美国不用“挣外汇”，而可以印刷自身国际支付手段的方式，来弥补其国际收支逆差，从而支配其他国家创造的财富(10)。

笔者认为，面对来自美国的金融霸权行为，中国政府应该从三方面来应对：

第一，坚持人民币汇率属于内政的立场。一国汇率问题属于内政范畴，任何国家都不能以任何理由加以干涉。在处理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国在应该坚持这个原则的前提下进行汇率改革，以更好的融入世界金融体系。

第二，加强金融体制改革，利用外汇储备手段来和霸权抗衡。中国的金融体系存在不完善的地方是显而易见的(11)，但是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需要符合中国的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在国内金融体制改革完成之前，中国可以利用外汇储备来应对来自美国的霸权行为。截止到2011年底，中国外汇储备总量为31811.48亿美元，其中美国国债为11547亿美元，大约占中国外汇总量的38%。(12)如此大量的美国国债客观上维护了美国的金融霸权和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13)。因为，当中国的中央银行把美元加入其国际储备时，也就是把等价值的资源从其国民手中转出为美国收支赤字融资，从而也为美国联邦预算融资(14)。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在金融领域需要中国的支持，美国政府害怕来自中国的大面积撤资，从而造成其金融体系崩溃的局面。

第三，灵活利用多边外交手段。当今国际社会中，多边外交显得越来越活跃，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总量持续增长，国家综合实力大幅度提升，但与霸权国美国相比较，仍然有很大差距。美国独大的局面，短时期内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单独与之进行挑战的。在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目的下，中国可以和亚洲有着相同历史文化的国家，以及和“金砖五国”在国际会议等多边场合形成一致的声音来对抗美国。另外多边外交也是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一个重要方式。

注释：

（1）Nicholas Bayne， Financial diplomacy and the credit crunch: the rise of central bank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Fall/winter 2008， Vol.62， No.1。

（2）晓健.金融外交：谋求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J].红旗文稿，2010（15）。

（3）张学斌.经济外交与国际经济秩序[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1：63。

（4）笔者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http;//www.pbc.gov.cn）数据计算所得。

（5）国家外汇管理局：http://www.safe.gov.cn。

（6）周叶菁.美国对华金融外交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9：82。

（7）笔者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http;//www.pbc.gov.cn）数据计算所得。

（8）笔者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网站（http;//www.pbc.gov.cn）和美国商务部普查局网站（http://www.census.gov）统计。

（9）陆钢，倪稼民，著.金融外交—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政治分析[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0：160。

（10）陆钢，倪稼民，著.金融外交—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政治分析[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0：11。

（11）何中顺.新时期中国经济外交理论与实践[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261。

（12）国家外汇管理局：http://www.safe.gov.cn其中，百分比数据为笔者计算所得。

（13）张幼文，刘曙光，主编.中国经济外交论丛2009》，[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228。

（14）[美]迈克尔·赫德森 著，林小芳，等译.《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353。

作者简介：窦晓博（1989-），男，黑龙江大学 外交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外交。

作者：窦晓博

金融外交中国际金融论文 篇2：

金融危机 国内的那些人那些事儿

直到现在，央行行长周小川的话还是会成为货币市场的反向指标。他刚暗示过不加息，央行转眼就会加息，他多次表示稳健非常重要，但很少有人明白稳健指的是什么

我们从金融危机中到底学会了什么？

2010年年底，欧美经济数据好转，预计2011年经济增长恢复常态。以此为标志，金融危机结束，后金融危机时代开启。

回首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体质极端敏感，外加在过松与过紧之间左右游移的政策，过度乐观与悲观的情绪集于一体，因此盲目的自信、极度的波动、动辄得咎的政策与不明确的预期造成政策预期极度短期化，市场剧烈震荡。

后金融危机时代，内需与转轨成为未来30年的经济发展方向，公平市场与既得利益阶层的激烈碰撞成为值得关注的焦点，政策遭到利益的抵抗，更遭到现实的抵抗。

现在我们又在极度与乐观与悲观之间找到中和之道，乐观者认为中国经济未来有百年健康发展期，而悲观者认为以房地产为代表的中国泡沫很快会崩溃。

糊涂的学者与政策：

从未能够逆周期调控

金融危机爆发之初，经济学家是短视的，政策调整是滞后的，市场预期是不明确的。

经济学家与金融专家对于全球的资金流向缺乏预警。中国的货币紧缩政策一直持续到2008年年中，成为全球金融救灾过程中的另类市场，风景这边独好。

从2007年年初开始，美国的房地产市场与全球最敏感的对冲基金、金融衍生品等产品已经开始出现大面积套利资金回撤。2007年2月，美国抵押房贷市场开始收缩，一些金融机构为次级房贷业务增拨坏账准备金，个别房地产抵押贷款机构发布预亏公告，房贷机构开始预感到前景不妙。2007年4月2日，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供应商新世纪金融公司（New Century Financial Corporation，NCFC）面对来自华尔街174亿美元的逼债宣布申请破产保护，标志着美国金融危机正式拉开序幕。

欧美在金融危机的狂风暴雨之间颤抖，中国依然闲庭信步。通胀压力加剧使抗通胀成为主流声音，沿海出口企业的倒闭被很多人视为中国产业升级的必然之举，甚至金融专家看到的还是流动性依然过剩，对冲基金倒闭、次级债券价格下降时，油价还在创出每桶140美元的新高。

不合时宜的紧缩政策显示从智囊到决策层甚至到民间，并没有对全球资金动向、对全球虚拟经济的本质有清晰的认识。这是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现实，我们对全球经济与资金的掌控能力非常薄弱，只有中国需求与中国外汇，而没有中国定价权。

在一片加息的呼吁声中，市场传出相反的声音，提出继续紧缩信贷无异于自残。2008年1月，要求放松货币的声音越来越响，为应对即将到来的世界紧缩周期，中国政府应该放弃从紧的货币政策，代之以稳健的货币政策。商务部部长陈德铭表示，企业出口正面临着新的压力，稳定出口的任务非常重。地下融资利息一些地区已经高于50%。

直到2008年9月15日，中国的紧缩政策才宣告结束。央行当天宣布，从2008年9月16日起，下调一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其他期限档次贷款基准利率按照短期多调、长期少调的原则作相应调整；存款基准利率保持不变。早该实行的政策姗姗来迟，央行亡羊补牢的做法显示他们从未能够真正逆经济周期调控。

央行下调贷款利率，只是拯救经济投石问路的第一步，此后政府出台了大规模的救市举措，但与金融危机时期仍然继续加息一样，过于激烈的救市政策导致严重的后遗症，中国在2009年成为全球经济的扛鼎支柱。

中国并未因此换来更为宽松的贸易环境，贸易壁垒与人民币升值压力有增无减。在新一轮博弈中，2009年是失误一年，直到2010年中国才调整心态，不是以救世主而是以市场主体之一的身份出现在全球市场。

紧缩之下的另类通胀

2009年上半年全球经济还在下行，但在各主要央行前所未有的宽松政策下，资本市场出现逆转，实体经济没有复苏，资本泡沫蠢蠢欲动。

《华尔街日报》当年4月对美国财政部数据进行的分析显示，获得纳税人资金救助最多的一些银行，2月份通过直接发放或再融资新增的贷款额较去年10月份减少23%。美国政府公布新增贷款数据的4个月中，该数据有3个月呈现下降。在获得TARP资金最多的19家金融机构中，有16家2月份新增贷款较他们获得联邦资金注入时减少。这说明信贷紧缩的状况没有好转，这绝不仅仅是利率的问题，而是企业处于去库存化的关键阶段，没有贷款投资的动力。

从制造业与航运指数，实体经济依然一团糟，但是，《华尔街日报》提醒，融资套利卷土重来，套利者不再借入日元买入澳元，而是以低杠杆在新兴市场中套利，由于投资对象国的利率水平从印尼的7.5%到俄罗斯的13%不等，存在极大的价差机会。奥巴马的信心喊话，美国金融机构的盈利增长，中国投资、消费数据的好转，让恐惧心理逐步消退，股市回升似乎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指针。

中国救市疯狂。从2009年9.59万亿的投资规模，各省市总计几十万亿的投资项目，以及高居不下的地方债务，使得救市成为GDP与投资疯狂大竞赛。据不完全统计，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救市到2009年年中，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增长到3000多家，其中70％以上在县区级，总的银行借款从1万多亿迅速增加到5万多亿，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负债率已经显著提高，甚至提高到100%，不少投融资平台存在资本金不实、抽逃资本金、管理混乱等问题，有的地方政府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融资平台的总负债状况。

2008年下半年与2009年大规模的货币发放，使得2010年物价上升成为必然，在经济并未过热的情况下，中国成品油价创出新高，而房地产价格上蹿到天上，2009年是个分水岭，是房地产市场的最后疯狂。

面对让人瞠目的救世举措，各种观点来回拉锯，但所有的这些观点都无法形成合力，让市场恢复清醒，让大家在短暂的盛宴中看到宴会之后的杯盘儿狼籍。

中国需求提振了商品国，而后提振了全球信心，但到2010年全球各方开始为退出救市政策讨价还价时，中国才发现自己被捆绑在美债上与美国博弈，汇率成为众矢之的、内部调整结构利率却不得不升是多么痛苦。

左右为难的那些人

直到现在，央行行长周小川的话还是会成为货币市场的反向指标。他刚暗示过不加息，央行转眼就会加息，他多次表示稳健非常重要，但很少有人明白稳健指的是什么。

只有两件事是明确的，首先，他在后金融危机撰文支持利率市场化，并且推进中国的债券市场以及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其次，他在美国获得盛誉。2010年年底美国著名《外交政策》评选2010年度“全球百大思想家”，周小川名列其中，得奖理由是“掌握着世界经济的命脉，对世界经济的稳定非常重要”。

同样的评语可以给予中国其他重要决策者，了解中国经济的人清楚，中国无论哪位央行行长都无法承受这样的评语。

周小川2009年3月23日发表文章，提出应该继续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具体内容包括，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经济金融政策监督，提升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长期内稳步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多元化发展。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周小川的观点在国际上引发强烈反响，却不是一场真实的地震，而是一场擂鼓大赛，谁都知道“特别提款权”是纸老虎。

周小川先生的巨大贡献在于，中国债券市场规模创出新高，收益率曲线逐渐完善，但硬币的另一面是加剧了货币市场的流动性。央行的信息较为透明，许多调研报告公之于众。风险在于，对于金融市场化与衍生品的过度偏好，有可能使周小川先生期望的改革，在信用不彰的市场中成为一场中美之间、国内不同阶层之间剥夺与被剥夺的悲剧。

值得一记的是央行副行长易纲。2008年年末，易纲先生在《求是》杂志发表题为《中国能够经受住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的文章，指出，在金融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国很难避免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但要清醒地看到，不同国家因各自条件不同，所受冲击程度是不一样的，并非所有国家都会发生系统性的金融动荡。这算是极少的有先见之明的文章，中国的救市政策也许过于激进。

逻辑前后比较一致的是商务部部长陈德铭，目标的纯粹使商务部对于进出口极为敏感，也因此成为国内经济冷热与物价高低较为真实的指标。出于自己的立场，为出口企业为汇率辩护，无可厚非。当然，在国际情况发生剧烈改变时，我们看到陈德铭对于汇率发表意见的烈度有了很大的改变。

在激进的救市中，国进民退发生了，中国企业在海内外大举并购，证券市场前端一步跨入风险投资高潮，温州游资在刺激政策撤退时成为替罪羊，江湖郎中张悟本被指责推高了绿豆，而财政收入节节上升，卖地收入接连创出新高，在国际上试探的汇率底线成为国内改革的尺度。真实的市场由各个碎片构成，每一片都折射出不同的色彩，政策的紧缩与宽松、民生与财富掠夺如此奇妙地集合于一体。

纵观金融危机前后，大宽松时期即大投资时期，即资产泡沫高涨时期，而前后冲突的政策显示内在缺乏一致性，各个市场一再显示的贫富差距，表明不论经济政策如何，财富分配体制并未根本动摇。

作者：叶 檀

金融外交中国际金融论文 篇3：

中东金融发展现状及中阿金融合作前景展望

相比农业和工业部门，中东国家金融部门出现时间相对较短。1929年在巴勒斯坦建立的阿拉伯银行标志中东现代银行的兴起。经过20世纪70年代和21世纪前十年的石油美元繁荣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改革，中东金融部门发展迅速，伊斯兰金融更是突飞猛进。然而，在全球金融体系中，中东金融仍处于边缘地带，金融部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仍很有限，并表现出“排他性”的特点，主要包括信贷信息环境恶化、私营部门信贷不足、管制过严、新银行进入市场门槛高、银行不良贷款率高，以及股票、债券等资本市场落后。为什么中东金融远离国际金融体系，还没有形成经济增长的有效机制？本文以新制度金融理论为基础，从地缘政治、石油美元、伊斯兰教、商业文化环境以及金融全球化这五大方面分析中东金融发展的现状，同时对中国与中东国家金融合作的前景做出展望。

中东金融发展滞后

就宏观经济指数而言，例如存贷款占GDP比例，M2/GDP比例，中东国家的金融深化程度较高。然而，中东地区较高的金融深化指数并不意味着较高的金融竞争力。世界银行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中东地区金融部门竞争力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地区，仅高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金融部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仍很有限。中东各国较高的金融深化程度并没有转化为企业和个人的融资权，没有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该地区积累的巨额资产并没有配置到生产性投资上，转化为生产力。从长期来看，中东地区金融中介能在多大程度上利用石油美元提高经济效率和人均GDP增长率并保持稳定发展，依赖于多少石油美元被用于生产性投资上。然而，中东金融部门丰富的资源和企业外部融资的缺乏构成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分离，这种“排他性”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银行主导金融体系，是中东储蓄和投资主要渠道，但其资本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发展滞后，企业主要依赖间接融资而不是直接融资。保险和养老金市场发展水平都很低，且大部分保费收入和养老金资产投资于政府债券而不是实体经济。这缘于政府过多参与经济、公共部门人员过剩、私营部门创造就业乏力、家族企业以及利益集团阻挠等因素。

二、银行国有股比例高，对信贷流向、经营效率和抗风险能力产生重要影响。银行信贷青睐公共部门/国有企业和大型私企，中小微企业融资困难。信贷文化薄弱，金融保守主义普遍。居民储蓄投资率低，银行融资以短期贷款为主，贷款主要流向商业和服务业而不是工业和农业。此外，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限制了外资银行和私人银行的发展。海合会国家私人银行相对较多，其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和经营成本明显好于其他国家。银行绩效指标最差的国家是也门、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埃及、突尼斯、吉布提、摩洛哥和约旦。

三、金融基础设施不足，普通大众获得银行服务的机会较少。从银行分支机构、每1000人拥有的存贷款账户、ATM机、POSE机，网上银行等基础设施来看，中东银行基础设施不足。世界银行报告指出，21世纪以来的石油繁荣促进了中东金融部门发展。然而，这些正面发展仅使该地区60%的人口受益。

四、各类开发基金效率缺失。阿拉伯开发基金设立的初衷是促进经济整合、地区一体化以及倡议阿拉伯联合项目，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该目标并没能实现。总之，中东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还有待提高，中东地区国家亟需进行金融体系结构性改革，提升金融和经济绩效，以建立健全金融基础设施，使之成为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中东金融发展滞后的制度原因

新制度金融理论提出了制度安排与金融发展这一新的理论命题，认为金融发展不应仅仅是金融资产不断积累和丰富的过程，更应该是建立合理的制度，实现金融资源合理配置的过程;制度是决定交易成本大小、风险管理水平以及信息不对称程度的关键因素，因此制度因素决定金融发展。政治、法律等正式制度，以及社会文化、宗教、社会资本、自然禀赋等非正式制度，对金融发展都产生重要影响。新制度金融理论中的“制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因此，笔者将影响中东金融发展的几个重大变量——地缘政治、石油美元、伊斯兰教、商业文化环境以及金融全球化等因素都列入制度范畴。每种变量内部和各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中东国家金融体系的兴起、成长和未来发展都有关键作用。

一、地缘政治危机对中东金融发展具有破坏性

稳定是发展的前提条件，地缘政治危机，尤其是冲突和战争，对一国金融发展的打击极具破坏性。战争不仅带来生灵涂炭、财产损失，还导致政治动荡、社会不安、法律法规缺失和投资者信心不足。海合会国家因为政局稳定、地缘政治环境较好（科威特战争、海湾战争对海合会金融发展影响有限），金融发展最具竞争力。伊拉克、伊朗、也门、阿尔及利亚和苏丹等国受战争之累，经济和金融发展非常落后。黎巴嫩还因为长达15年的内战导致贝鲁特金融中心陷落。时至今日，教派纷争和黎以冲突不断抵消了黎政府重建地区金融中心的努力，其已被迪拜、巴林甩在后面。“9·11”事件以及随后爆发的反恐战争（包括金融反恐），对中东传统银行和伊斯兰银行的国际合作造成负面影响，并冲击了伊斯兰金融慈善事业。因此，一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和地区根本不可能提供良好的制度规范，提高金融绩效更无从谈起。

二、石油美元对中东金融发展功不可没

中东地区经济和金融发展与自然资源禀赋——石油息息相关。从海合会国家金融体系发展轨迹来看，尽管石油美元的作用举足轻重，但海合会国家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稳定的政治局面以及良好的外部环境，也为该地区金融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这在中东地区金融中心巴林、迪拜和黎巴嫩三个国家和地区表现得非常突出，迪拜和巴林在海合会成员国中石油储量最少，黎巴嫩则几乎没有石油储备。然而，三国发达的金融制度依托周边国家丰富的石油美元从而造就了该地区的三个金融中心。按新制度金融理论的观点来看，海合会国家和黎巴嫩金融交易成本低，因而金融绩效高。

三、伊斯兰教对中东金融发展具有两面性

宗教信仰也是影响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的宗教信仰对债权人权利保护程度有着关键的影响。伊斯兰教直接促进了伊斯兰金融的发展，但对以利息理论为主要内容的传统金融表现出极大的抵制。伊斯兰金融的兴起是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伊斯兰现代主义对经济生活的改革实践，更是第三世界伊斯兰国家希望发展独立自主的金融体系、通过宗教文化在金融领域的集中诉求。国际金融危机后，伊斯兰金融成为投资新宠。然而，伊斯兰金融资产在本国以及全球金融资产中的比例还是微不足道的，对全球化的影响也没有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增强，这直接导致中东地区资本市场不发达，保险市场落后，储蓄及投融资意愿不强，伊斯兰金融只能作为传统金融的补充形式，并且只有在与世俗行政制度、法律制度、世俗意识形态以及世俗银行的不断协调中，才能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四、商业文化环境总体不利于中东金融发展

从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传统社会文化来看，中东商业环境缺乏竞争力和活力，对中东金融发展而言，抑制的作用大于促进的作用。中东各国，尤其是非海合会国家（黎巴嫩除外）普遍存在交易成本高昂的问题，在制度建设方面并没有取得实质进展。首先，在政治制度方面，独裁专权、世袭制和利益集团的存在，影响了中东金融改革的效果。中东大部分国家商业环境表现为垄断竞争型，北非地区甚至还是垄断型的。国有银行私有化也被那些大型私企或是政府的裙带关系获得，与中小企业无缘。腐败、产权保护不足、信用程度低，致使银行主导金融体系以及私人投资意愿不强。在金融压抑的情况下，国有部门享有金融资源特权，私营部门（中小企业）受到信贷歧视，很难扩大规模，从而抑制了经济活力。其次，从法律制度看，中东国家，无论是共和制还是世袭制，其商业法规基本沿袭西方法律体系，涵盖经济生活各个领域。然而，中东法律法规并没能有效保护私有产权，在做生意是否容易方面、企业竞争力方面、透明度方面以及获得信贷难易程度方面，还落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法律制度和真正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这一切都加大了企业和社会的运营成本，即交易成本。最后，从社会文化角度来看，中东长此以往的家族、部落关系为纽带的信任关系形成了一种隐性契约，外部市场框架并没有形成，反而增加了企业的交易成本。西方世俗享乐文化对伊斯兰传统文化带来强烈冲击，社会道德规范风气日下，市场主体之间信任度越来越差，导致个人和家庭更愿意储蓄而不是持有股票，也就更不容易获得金融中介机构贷款，从而影响金融绩效发展。然而，中东地区三个金融中心都不是石油大国，他们的金融发展就更多受益于充满活力与竞争力的商业文化环境。

五、金融全球化对中东金融深化的显著作用

金融全球化是一个国家金融发展所面临的国际大环境，它似乎属于外生变量。然而由金融全球化带来的中东金融自由化和改革开放却作为一种制度因素对中东金融深化有着显著作用。因为金融发展的过程，不仅仅是金融总量不断增加和结构不断合理的过程，更应该是制度不断变迁和完善的过程。中东国家的金融自由化过程实际就是金融制度的变迁过程。通过私有化的产权制度改革，打破了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有利于社会经济效率的扩大，并随着私营部门的发展，促进金融发展。通过银行法规、证券法和资本法的出台，进一步完善金融法律制度，不断提高私人部门获得银行信贷的份额，推动银行业竞争。金融领域改革开放和外资银行进入，带来现代化的理念和技术，挑战了国内金融利益集团在金融市场中的垄断地位，促进金融创新和竞争市场的建立。可以说，这些自由化举措就是通过制度的不断完善来扩大产权，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降低金融交易成本，促进金融深化。

地缘政治、石油美元、宗教和商业文化环境等因素是中东国家金融发展的关键变量，尽管不是决定变量。各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中东国家的金融发展。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的制度变量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和作用。石油美元、伊斯兰教更多地体现为积极影响，地缘政治危机和商业文化环境则主要表现为消极影响。但是，在特定时期和特定国家，外部力量例如金融全球化的塑造力也很突出。

中国与中东国家的金融合作展望

在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的时代，深化金融合作是关系各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东金融机构对中国市场表现出兴趣，并开始以合办投资公司的形式进入中国市场。但是，受政治、经济、价值观念以及体制约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双方金融合作非常少。进入21世纪，中国和海合会国家的金融体系均不同程度对外开放，加之双边贸易和投资不断扩大，双方开启金融合作之路，主要采取几种方式：一是金融组织间的直接联系，包括开设分支机构代表处、签署合作协议、信息共享等;二是银企合作，包括银行做担保的项目，贷款、融资等;三是资本市场合作，包括合作协议、参股金融机构、股票交易等;四是成立投资公司，例如科威特中国投资公司;五是成立共同基金;六是伊斯兰金融合作。2006年是双方金融合作的一个里程碑，当年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首次公开募股，海合会国家石油美元高调竞购。中国工商银行已在迪拜、阿布扎比、多哈、科威特和利雅得开设分支机构。

中国和中东国家已经认识到开展金融合作是互利双赢的新领域。快速增长的经贸总额、企业的融资需求、庞大的投资资本以及政治外交领域的日益密切，更加表明金融合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2012年9月中阿博览会中阿金融合作分会发布《中阿金融发展战略框架倡议》，成为首份中阿民间组织发布的框架性金融文件。中国“一带一路”大战略和中东国家的“向东看”政策遥相呼应，中国与中东国家的金融合作步入快车道。2014年9月21日，中国农业银行在迪拜纳斯达克发行人民币“酋长债”，2015年6月8日中国工商银行在迪拜纳斯达克举行5亿美元债券挂牌交易仪式。海湾主权财富基金也加大对中国投资力度。2015年阿联酋主权财富基金阿布扎比投资局累计获得在中国A股市场上15亿美元的QFII额度;卡塔尔投资局累计获得10亿美元QFII投资额度，科威特投资局也已拥有15亿美元的QFII额度。此外，人民币国际化受到中东国家欢迎，越来越多的双边贸易投资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未来双方金融合作领域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开展银行合作。适应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要求，推动中国银行业在海合会国家设立分行，为中国企业在海合会地区发展提供金融服务，应重点关注和支持中方有实力的公司对投资项目、出口设备和承包工程的融资需求，带动中国长线产能在所在国发展。在控制和有效管理风险的前提下，借鉴跨国银行在海合会的经验教训，涉足银行投资理财业务，加强在反洗钱等领域的合作。

二是适度引进“石油美元”和海合会主权财富基金。在石油天然气工业下游领域吸引海合会直接投资，同时注意以三方合作模式弥补“石油美元”缺乏技术含量和市场效应的劣势。

三是加强对伊斯兰融资方式的研究，探索利用伊斯兰融资的形式，以支持穆斯林聚居地区的发展，为西部大开发战略服务。目前中国香港在开展伊斯兰金融方面已然风生水起，中国内陆城市宁夏是中国政府认定的中阿博览会永久举办地，也在探索开展伊斯兰金融业务。2015年6月15日海合会最大股票市场沙特Tadawul市场宣布对外资开放，中国企业可探索研究在海合会国家股票市场投资获利甚至直接上市的可行性。

四是加强政府间合作。在金融合作领域，针对外资银行限制较多、保险业对外开放程度低、资本市场规模较小、金融市场透明度差等问题，应推动中阿双方相互开放金融市场，发挥中阿合作论坛、中阿博览会、中国与海合会战略对话等平台机制的作用，加紧推进中国与海合会的自贸谈判协定。

鉴于影响中东国家金融体系的制度因素包括地缘政治环境、商业文化环境、石油美元、伊斯兰教和金融全球化，双边金融合作必须在金融全球化大趋势下充分考虑双边法律、社会风俗、宗教信仰、商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和影响，还要做好长期的规划，尤其要加强风险防范机制，应对中东地区突发的地缘政治风险。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苏童）

作者：姜英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