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市场信息规则论文

2022-04-19

摘要: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体系已经基本建立,信息披露的内容及其编制要求、信息披露的监管体系以及信息披露的法律体系都在不断完善。但是在证券市场逐利性的驱动之下,信息披露瑕疵仍然存在并且越来越隐蔽。信息披露不完整、不真实、不及时的现象依然存在。因此,证券监管者必须识别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强化信息披露的有效性。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证券市场信息规则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证券市场信息规则论文 篇1:

浅议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原因及对策

摘 要: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失真现象严重,损害了投资者利益,也易造成股市动荡,严重影响了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我国上市公司出现会计信息失真状况的众多原因,探讨解决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的相关对策,以期有助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和会计行业诚信的重塑。

关键词:上市公司 会计信息失真 原因 对策

一、导致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出现会计信息失真现象的众多原因

1.不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是造成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现象的根本原因。首先,我国目前的上市公司很多是由原来的国企改制形成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很多企业的改制进行的并不彻底,没能建立起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目前许多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或者被代表国有产权的部分法人股股东掌控,或者掌握在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手中,股东大会几乎成了摆设。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既不以企业自身利益为核心,也不以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为核心,而是直接取决于管理当局的价值偏好。这样会计信息就无法为股东、债权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公司真实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反而成为了企业管理当局实现自身意图的工具。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往往会指使公司会计人员伪造虚假会计记录,转移资产,制造内幕交易等,严重损害其他投资者的利益。

此外,在我国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存在有公司董事会和经理层成员相互兼任的状况。在这样的状况下,由于利益的驱使,很可能会出现董事会不但不对经理层进行约束和监督,还会与经理层串通指使会计人员制造虚假会计信息,操纵公司经济事务,以满足他们的小团体利益的行为。

2.会计从业人员独立地位的缺失是造成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现象的直接原因。目前我国实行的基本都是用人单位自主管理会计人员的模式。会计机构的设置、会计人员的任免均由用人单位负责,企业内设会计机构从业人员的工资、待遇、福利等都由企业自行决定,企业主管部门和各级财政部门只对会计从业人员的从业资格和专业技术资格进行管理。会计从业人员隶属于所在单位,必须直接接受企业管理当局的领导。因此,尽管法律赋予了会计从业人员监督所在企业财务状况的权利,但在现实中,受当前管理体制的约束,会计人员无法完全实施应有的监督职能。某些企业的管理层强权干扰会计人员工作,甚至指使、强迫会计人员制造虚假会计数据,设置账外账等,严重影响了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3.我国会计执业机构缺乏应有的独立性是造成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现象的重要原因。股份制企业的出现,带来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由此就需要由拥有中立立场并具客观独立性的中介机构对企业的财务信息进行监督评价,于是就产生了注册会计师行业。2009财政部年发布《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特别强调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问题,要求注册会计师必须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要独立于被审计人和审计委托人,然而在现实中要完全做到这一点却很难。多数情况下企业审计的实际委托人即为企业的管理当局,即被审计人和委托人是合二为一的。目前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数量众多、规模普遍偏小、集中度相对较低,导致行业竞争激烈。为了生存,许多会计师事务所通过刻意降低审计收费标准,满足客户不正当要求的方式拉拢客户,抢占市场,造成了恶性竞争。在这种无序的恶性竞争环境下,如果不遵照委托人的要求,提供符合委托人意图的审计报告,就有可能被企业解聘。为了生存,会计师事务所往往与上市公司管理当局“合作”,降低审计质量,换取收益。另外,目前许多会计师事务所既承担审计业务又承揽会计服务。当同一家事务所对同一上市公司既提供会计咨询服务又进行审计业务时,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利益冲突,自己审计自己,其出具的审计报告就难免会带有主观色彩了。

4.会计自身的特点和局限性为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提供了条件。目前我国上市公司拥有会计方法的选择权,选择不同的会计方法将形成不同的会计信息,具体体现为:

(1)现行的会计原则使虚假会计信息有机可乘。做为财务会计确认基础的权责发生制会导致出现许多应计、预提和待摊项目,于是就为通过延迟确认费用、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制造虚假业绩提供了可能性。而稳健性原则的运用则需要依赖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主观随意性较强,于是就出现了部分企业通过低估收入、高估费用的方式来达到操纵企业利润的目的。除此之外,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及重要性原则的不当运用也会使操纵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成为可能。

(2)会计人员主观判断对会计信息的影响为会计信息失真提供了可操作的空间。企业经济活动中,会计方法、会计核算程序、财产评估方式等的选择,受会计人员主观判断的影响很大。同一经济业务,有许多种方法可供会计人员选择,如果会计人员不能排除利益的干扰,而有意识地采用某种不恰当的方法,就很容易造成会计信息的失真。

二、针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现象的预防及治理对策

为了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目前存在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这将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要对上市公司及其市场环境进行综合治理,从多方面提出解决方案。

1.完善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会计信息的质量需要有完善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做保障。完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制度,约束上市公司大股东行为,是完善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首要任务和重要举措。上市公司必须建立健全董事制度,增强董事会内部制约机制,提高董事会成员专业水平,使董事会的作用得到有效发挥,起到有力的监督经营者行为的作用。另外,应建立政企分开、产权明晰、责权明确的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企业经营者的责、权、利关系得以明确,通过有力的权力制约平衡来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有效。通过改善股权结构,减少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让持股者相互之间起到制衡作用也是防止出现会计失真现象的有效途径。

2.加强我国上市公司企业内部控制建设。内部控制制度是企业自身的检疫系统。健全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可以有效保护资产的安全,及时发现舞弊行为,维护交易的正常进行,建议国家立法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系统进行专项审查并作出评价。

为了防止企业内部人员操纵企业经济业务的行为,应定期检测企业内部控制系统的运行效果,完善内部审计制度,明确企业内部审计工作的职责。要重点审查主要投资项目资本预算权限的划分方法;评价内部审计部门的独立性;审查企业负责人及经理层有无操纵企业经济行为的情况;审查企业财务状况的可持续发展性等。

要着力加强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制订内部财务管理办法,完善会计规范和流程,推行会计岗位责任制,严格执行不相容岗位分离制度,完善会计档案管理办法,使会计的监督职能得以充分发挥。另外要加强企业内部审计制度,设置内部审计机构,由监事会领导,对企业日常经济业务进行监督审查。

3.规范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控制制度。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有助于降低会计信息不对称性和不完整的现象,可以抑制内幕交易和欺诈行为,增加会计信息披露的规范性和透明度。然而,目前,我国的一些上市公司仍无法实现自律,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只有在相关部门的监管下才能实现。因此,对上市公司的业绩信息和关联交易信息必须进行严格审查,一旦发现有欺诈行为,要依法予以从重处罚。要尽快建立民事赔偿制度,对因发布虚假会计信息而给投资者造成经济损失的上市公司,要予以严惩并向投资者支付经济补偿。为了确保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及时性,提高会计信息披露的频率,建议可以采用季报披露制度,以季度为单位对外披露企业会计信息。同时建议适当增加信息披露的项目,如在年度报告中可以适当披露企业年终职工薪酬总额及薪酬的按时发放情况,税务机关出具的公司当年实缴税款的凭据,银行出具的公司当年的资金流量证明等,有了这些资料做为补充,就可以更加真实完整的反映上市公司的经营和盈亏状况,使会计信息使用者能够做出更加正确的判断。

4.完善注册会计师制度,增强中介机构的外部监督作用。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质量起到重要的监督作用,针对会计师事务所应完善以下几点:

首先,需完善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制度。规定在上市公司变更为之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时应说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理由及被更换的会计师事务所近几年对该上市公司出具的审计意见等。

其次,应优化执业环境,制定相关规定确保注册会计师执业的独立性,预防上市公司干预注册会计师独立执行审计业务,客观发表审计意见等现象的发生。

再次,加强对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监管,逐步建立科学有效的注册会计师监督和惩戒制度。明确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机构的惩戒权;建立注册会计师监督惩戒委员会;颁布《注册会计师监督惩戒规则》及实施细则并保证其有效实施,

5.完善各项法律、法规,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完整。低成本,高收益,是上市公司制造虚假会计信息的一个重要诱因。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对上市公司利益获取方式的监管尚不完备,很多规定都只是原则性的,缺乏可供实际操作的规范,这从另一个方面助长了上市公司的违规操作行为。除了尽快完善监管法规、加大处罚力度以外,一个可行之举是使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尽量透明化可视化,从而降低出现虚假会计信息的概率。

另外,我国现行的证券法律法规具有“重刑事,轻民事”的倾向,这也是目前我国上市公司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状况一时无法得到有效遏制的又一主要原因。今后,应该加大对上市公司违规披露虚假会计信息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民事赔偿力度,使得虚假会计信息发布者付出的代价超过其获得的利益,断绝以此来获取非法收益的途径。与此同时,应制定相应的政策,对铤而走险发布虚假会计信息的企业及个人,加大处罚力度,使其不敢再因利犯险。

6.加强市场监管,及时发现、纠正会计信息失真。我国现行《会计法》明确提出了建立单位、社会和国家三位一体的会计监督管理体系,三者需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证监会应进一步加强主动监管意识,并完善监督管理办法。证监会除应加强审批控制权外,还应加强跟踪监管,从而能及时发现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证监会应加强与各行业主管部门之间的配合力度,对违规单位及违规行为及时曝光,达到警戒后来者的目的。

政府监管的重点应放在宏观管理上,应将具体事项交由各级自律组织(包括证券交易所和证券行业协会)管理。需要赋予各级自律组织制定组织规则及行使惩戒的职能。借鉴美、英等国自律监管的经验,我国应当建立证券交易所和证券行业协会相结合的自律管理体系。由证券交易所负责制定市场运作规则,对市场参与者进行监督管理,以确保证券市场的安全、公平、效率;由证券业协会负责制定全行业统一的行为规则,监督行业各单位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加强行业管理。

7.逐步提高会计人员的业务水平和职业道德水平。会计人员如果缺乏必要的专业水平,就很可能会造成会计信息的差错。而当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缺乏时,再高的业务水平,也依然会出现会计信息的舞弊行为。所以一方面要加强会计岗位人员职业技能的培训,另一方面也要强化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

完善会计人员从业资格管理及会计人员后续教育是杜绝会计信息失真现象的重要保证。要保证会计人员的持证上岗、从业资格和会计资格考试等制度的严格执行。不断完善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和培训制度,定期通过各种业务培训和专业知识的学习提高会计人员的业务能力。同时要制定严格的的检查考评办法,对严重违法乱纪的会计从业人员,吊销其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禁止其再从事会计相关工作。

各级相关部门应当有计划、有组织地组织计人员职业道德教育,将其作为一项长期任务,贯穿于会计人员的整个职业生涯。可以定期组织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教育培训课程,从思想政治、经济形势和会计法律制度等方面提高会计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

三、结语

杜绝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现象是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它关系到国家经济的有序发展,关系到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关系到上市公司的存亡和众多上市公司投资者和利益相关者的经济利益。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社会各方面一起努力,联手合作,净化我们的市场环境,完成国家经济健康稳定增长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徐振莉.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相关问题及对策[J].会计之友.2010,(7).

[2]蒋海燕..新准则下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监管探析[J].财会研究,2010,(22).

[3]颜剩勇.论适当政府监管下的企业会计信息市场化[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

[4]赵雪枝.从公司治理结构角度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失真[J].生产力研究.2009,(20) .

[5]闫 然.广义经济学视角下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研究[J].企业经济.2011,(10).

作者:刘芳

证券市场信息规则论文 篇2:

我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摘 要: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体系已经基本建立,信息披露的内容及其编制要求、信息披露的监管体系以及信息披露的法律体系都在不断完善。但是在证券市场逐利性的驱动之下,信息披露瑕疵仍然存在并且越来越隐蔽。信息披露不完整、不真实、不及时的现象依然存在。因此,证券监管者必须识别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强化信息披露的有效性。

关键词:信息披露;证券发行人;披露瑕疵;安全港规则

一、引言

信息披露在证券市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主要原因在于证券市场是一个充满信息的市场。在证券市场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必须在公开发行前披露有关的重要信息,以使市场上的投资者了解证券的真实情况,决定是否进行投资。在证券市场比较发达的国家,信息披露制度是最为重要的证券监管制度,它能有效地保护证券市场的公平性、真实性,最大化地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因此,信息披露制度是证券市场的灵魂。

我国作为新兴的证券市场国家,证券的发行和交易制度已经比较完备,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制定的发行与交易制度得到比较好的遵守。但是,相对而言,我国证券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正在建设之中,与国外在长时间的证券交易实践与市场发展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信息披露制度不同,我国的信息披露制度是在缺乏实践的背景下,由国家政府部门以及具有准行政机关性质的证券交易所借鉴国外立法而建立起来的,因而在实践中出现了不少具有中国国情的问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二、我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现状

(一)我国证券市场与信息披露概述

我国证券市场自上世纪90年代初证券市场初步建立时起,经过近20年的发展,基本形成了以上海、深圳为主的两大证券交易市场,并且以创业板、中小板以及主板为主的多层次、立体化的证券发行与交易体系。此外,新三板市场和即将建成的国际板市场将成为我国证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的其他省市还存在着场外交易市场。

与证券市场的产生与发展相适应,信息披露制度也在不断的发展。证券市场成立初期,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包括国务院证券委员会①及其执行机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于1993年4月22日发布了《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该条例第六章专门就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进行了规定,并要求上市公司及时披露对股票的市场价格产生较大影响、而投资人尚未得知的重大事件。中国证监会于1993年6月10日颁布了《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②,规定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标准,对持续信息披露做出了更为细致的要求。此外,中国证监会还对上市公司中期报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及其他要求进行了规范。

(二)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内容

信息披露的内容多种多样,一般来讲基本包括三个方面,即证券发行信息披露、持续信息披露以及重大事件临时报告。

证券发行信息披露是指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或者公开发行新股时需要向监管部门提交的申请材料以及向投资者公开的相关信息。为进一步保障证券发行信息披露的规范性、准确性、真实性,证监会分别发布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号——招股说明书(2006年修订)》、《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9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申请文件》等有关文件。我国《证券法》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建立了证券发行的预披露制度,其第21条规定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在提交申请文件后应按照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预先披露有关申请文件。

持续信息披露是上市公司的重要责任。上市公司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披露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控股股东和大股东的变动情况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情况等信息,以使得证券市场的投资者了解相关情况,及时调整投资策略,保护投资人的合法权益。从形式上看,持续信息披露可以分为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两种形式。在我国,定期报告分为中期报告、年度报告以及季度报告,具体规定分别是《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3号——季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

重大事件临时报告是指上市公司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则要求,在发生重大事项时需向投资者和社会公众披露的信息,是上市公司持续信息披露义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证券法》在第65条和第66条中规定了中期报告与年度报告的主要内容,第67条规定了临时报告的标准与报告内容,“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投资者尚未得知时,上市公司应当立即将有关该重大事件的情况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送临时报告,并予公告,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三)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法律体系

信息披露是规范证券市场的重要制度,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中,各层次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中均有关于信息披露的规定。其中,规范信息披露的重要的法律主要是《证券法》和《公司法》。《证券法》在第三章证券交易中规定了证券上市的信息披露以及证券上市后的持续信息公开(包括临时报告制度),同时还规定了信息披露瑕疵的归责原则。《公司法》在第五章以及第七章分别规定了股份公司股份发行以及公司债券发行的相关程序,并要求将相关发行文件进行公告。

目前仍然生效的规范信息披露的行政法规主要有《企业债券管理条例》③、《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的规定》。这三部行政法规分别规定了公司债券发行交易的信息披露、股份公开发行与股票上市交易的信息披露以及到我国境内上市的外国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与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等。

为了履行证券市场的管理职能,中国证监会自成立起即发布了多个有关证券市场管理的部门规章。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部门规章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其中很大部分是有关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规定。目前经过修订并继续施行的部门规章主要有《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其他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有关的规范性文件还有《证券公司年度报告内容与格式准则》、《证券期货监督管理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证券交易所是经国家批准设立的集中进行证券交易的有形场所,可以根据证券市场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关的交易规则,并对违反交易规则的市场主体进行谴责,情节严重的可以移送执法机关处理。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是我国大陆地区的两大交易所,其制定的交易规则中有很大部分都涉及了信息披露的有关问题。

(四)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监管体系

信息披露制度是证券上市与交易的强制性制度,所有发行证券的公司必须按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交易所自律性规则的要求披露相关的信息。

经过近20年的发展,我国基本建立了科学的信息披露制度体系,信息披露的规范层次比较完善。以此为框架,我国的信息披露监管体系也逐步建立起来。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督管理机构是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根据我国《证券法》以及有关信息披露管理的有关规定,证监会一方面有权起草证券期货市场的有关法规,另一方面有权依法对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处罚。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方面,《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在规定期限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或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以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在规定期限内报送有关报告,或者报送的报告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等情形,应按《证券法》第193条的规定进行处罚。证监会2011年第11号令公布了《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行政责任认定规则》,详细规定了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披露违法的责任认定、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责任人员及其责任的认定细则。

证券交易所是证券交易的自律性机构,其制定相关信息披露规则的同时,也负有信息披露管理的职责。但证券交易所不具有执法权,其对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瑕疵的公司不具有处罚权。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业务指引》为例,对于违反信息披露规则的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给予的处罚主要是通报批评、公开谴责,情节严重的报证监会查处。可见,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权是一种自律性的监管,不享有行政性的权力。

除此之外,某些行业协会也承担了部分信息披露管理的义务,比如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对于会计师以及会计师事务所的违法行为进行一定的处罚。但这些监管是间接的,与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直接监管具有一定的区别。

三、我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存在瑕疵

(一)信息披露不完整

这主要是体现在对法律法规及交易所规定的重大事项没有完全披露出来。许多上市公司未能完全披露关联交易的情况以及发行人成为股份有限公司之前的演变过程。

证券发行人与其他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对公司的透明度产生不利的影响。关联交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广为存在,但它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却不相吻合。按市场经济原则,一切企业之间的交易都应该在市场竞争的原则下进行,而在关联交易中由于交易双方存在利益上的牵扯,交易并不是在完全公开竞争的条件下进行的。由于不合规的关联交易有可能使交易的价格、方式等在非竞争的条件下出现不公正情况,易形成对股东或部分股东权益的侵犯。因此,证券发行人必须完全披露关联交易信息,使之处于完全透明化的状态。

许多企业都是通过不断地吸收合并、增资扩股而发展壮大的,企业在发展演进过程中的利益关系、股权转让等均可能影响证券发行人的持续经营状况。因此,必须对公司的发展演进进行完全的、准确的披露,不能有任何隐瞒。例如蓝田股份将公司股票公开发行前的总股本由8370万股改为6696万股,对公司国家股、法人股和内部职工股数额做了相应缩减,却一直未公开披露这件重大事项,严重违反了信息披露制度。此外,从上市公司的招股说明书来看,大部分公司均未披露其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也应当被认为是信息披露不完整。

(二)信息披露不及时

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投资者不可能像公司管理者一样清楚公司经营的变化,所以上市公司应毫不拖延地依法披露有关重要信息。众所周知,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与其股票的市场价格是息息相关的,信息往往起到价格信号的作用。信息及时披露的意义在于使市场可以根据最新信息及时做出调整,投资者可以根据最新信息以及行情变化做出理性选择,并且可以通过缩短信息发生与公布之间的时间差来减少内幕交易的可能性。

在我国上市公司的违规案例中,信息披露不及时并不少见:棱光实业1997年年报、1998年中报与年报均称“公司无重大诉讼、仲裁事项”,而在1999年6月11日刊登的公告表明,公司自1997年9月到1999年3月有八起涉诉均未及时披露,涉诉金额近1.9亿元。

(三)信息披露不真实

虚假信息披露对证券市场的危害最大。根据反欺诈理论,在证券市场中由于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上市公司为获取高额利益,进行内幕交易、虚假陈述和严重误导等利用信息披露进行欺诈行为时有发生,因此世界各国普遍立法对证券欺诈行为进行法律规制。反欺诈理论的基础是民商法的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商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诚实信用是指民商事主体进行民商事活动应诚实守信,以善意的方式履行其义务,不得滥用权利及规避法律或合同规定的义务。为此,200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然而,证券市场信息披露不真实的情况仍然屡见不鲜。

例如,大庆联谊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为了达到上市目的,通过伪造开业时间以及虚构利润等虚假陈述方式,在1997年年报中虚增利润2848.89万元。此外,大庆联谊还存在违反招股说明书承诺挪用募集资金情况。另外,1997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收益率平均不足7%,然而新上市公司的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前三年净资产收益率普遍达40%以上,个别公司甚至高达100%以上,而上市以后的净资产收益率1996年沪深两市算术平均值和加权平均值分别为14. 85%和12. 44 %,1997年分别为7.78%和10.03%,差异之大令人震惊。

(四)部分中介机构的职业道德差

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等自律、监管约束能力差一直是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取决于中介机构是否勤勉尽责,是否按照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和道德规范对上市公司的有关文件、数据、实物和资料进行检查和验证,并对自己出具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但是,部分中介机构在利益的驱动下严重违反职业道德。为了牟取利益,为企业做假账、提供虚假证明,为上市公司披露虚假信息大开方便之门。

例如,证监会于2011年11月29日宣布对负责湖南胜景山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保荐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采取监管措施。经查,胜景山河相关中介机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尽职调查工作不完善,会计师在存货监盘、关联方和关联交易认定、重大客户销售真实性认定等多个重要审计领域执业判断不够审慎,律师事务所核查、披露不充分。科冕木业项目保荐代表人尽职推荐工作不完善,对发行人上市当年可能出现业绩下滑50%的情况在发行人招股说明书中未进行重大事项提示,风险揭示不到位。证监会对相关的保荐代表人、会计师事务所、签字会计师、律师事务所采取了撤销、警示、市场禁入等处罚措施。

此外,对于信息披露制度出现的问题,监管者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干预过多。从中央政府的角度看,中国证监会成为全能的管理者,包括两个交易所在内的其他机构都不具备真正的监督权。中国证监会权力的过度集中,加之它本身又是一个政府机构,使得中国证监会在促进资本市场繁荣与规范资本市场运行之间难以两全,从而对包括信息披露在内的资本市场秩序的整治,经常出现既希望打击又不得不保护的尴尬局面。从地方政府的角度看,由于我国很多国有企业业绩偏低,而相关的法律又要求公司盈利必须达到既定标准才能上市、配股,当公司达不到法定条件、但又需要上市融资时,多方面的虚假陈述在利益驱动下就成为必然选择,地方政府默许乃至积极参与其中的现象至今依然存在。

四、促进我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有效性

“证券市场本质上是一个信息市场,市场的运转过程就是一个信息处理的过程,市场效率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提高信息的充分性、准确性和对称性”。在某种意义上,信息披露制度己经成为整个证券市场监管制度的核心。但是,由于我国证券市场体制的原因,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主要是依据行政法规而建立的,自律性信息披露体系相对不健全。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保护大众投资者权益方面,充分的信息披露可以提高证券市场的有效性,使证券的价格与其本身的价值趋同。

(一)完善证券监管体系,强化自律性监管

证券市场的复杂性和法律的滞后性使得证券管理机构不能及时明察证券市场的发展变化,很难实现既要保持市场稳定有序、又要促进市场高效运作的管理目标。所以,我国在对证券市场实行全面监管的同时,应借鉴英国式的自律性监管体制,加强自律组织建设,以法律形式确认自律机构的法律地位,赋予其制定规范和监管市场、执行市场规则的权利。应明确规定自律组织承担日常业务管理、行使惩戒权限的职能。加强证券交易所在证券监管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处理信息披露瑕疵案件的权力,以削弱行政性的干预。

(二)完善预披露制度并建立安全港规则

尽管我国证券立法确立了预披露制度,但目前仅有一条原则性规定,如何加以落实尚待证监会制定细则。原则上,预披露制度规范的只是证券发行的前核准阶段,不易过分增加发行人的披露负担,只是为社会提供一个判断标准,可只包含一些公司财务和经营方面的基本信息。

上市公司披露预测信息可以弥补传统财务报告仅仅反映公司过去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缺陷,有助于减少投资者和公司管理当局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增强证券市场的公开性和公平性,推进资本市场的发展。但它的产生主要基于主观的估计和评价,因此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预测性信息的这一特点决定了上市公司预测性信息的披露更需要法律制度的保障。

作者:李凤雨

证券市场信息规则论文 篇3:

美日企业集团子公司控制机制比较与启示

企业集团是世界经济组织中最重要的组织形式之一。美国与日本的企业集团,前者是典型的分权模式,强调以资本市场主导的外部治理;后者则是典型的集权模式,强调利益相关者主导的内部治理。无论在哪种模式下,都存在一些历久弥新、长盛不衰的企业集团,它们不仅在其国家经济的崛起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相当一部分成长为杰出的跨国企业。研究这两种模式下企业集团及其子公司的治理,特别是集团母子公司的控制协调机制,对我国企业集团的成长大有裨益。

一、美国企业集团及其子公司控制机制

美国大多数集团公司的股权都比较分散,个人股东所占比重在50%以上,而且有超过60%的上市公司,其最大股东的投票权在10%以下。过于分散的股权严重限制了股东的直接控制能力,经理阶层掌握着控制企业的大权。但是激烈的公司控制权争夺、比较完善的证券市场信息披露机制、相对严谨的外部审计机制等对经营者产生了极强的约束作用,从而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股权分散导致的股东直接控制能力的弱化。

美国企业的权利核心是董事会,实行董事会下的总经理负责制,没有独立的监事会。为了制约包括董事会成员在内的公司高层管理人员,20 世纪60 年代起美国企业开始引入专业委员会制度,在董事会内部专门设立了报酬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董事提名委员会等机构。由于现代公司中的董事会越来越成为公司经理的附庸,人们普遍怀疑其独立性,于是美国于20世纪80 年以来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在一个公司中,独立董事占比一般接近2/3,比例相当高,并主要通过参与董事会下设的各种专门委员会来发挥作用。尽管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仍然不断受到质疑,但实证研究表明该制度对改善公司治理的正面效果是不容否认的。

从企业集团内部母子公司的控制与协调机制来看,美国公司中的权力配置表现出浓厚的分权思想。美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中,人们对权利的持久集中有一种不信任感。这种意识体现在公司控制权的配置中表现为在保证董事会核心地位的同时,尽可能多地将权力下放给低层级组织及至最基层组织。董事会主要通过严格的绩效考核实现对经营者的控制和激励,集团母公司将盈利责任和指标层层向下分解,并通过采取包括高额薪金、奖金、股票期权等形式对经营者进行有效激励。母公司根据集团总体发展战略,利用资本市场开展并购和重组,实现对资源的最优配置。对经营者的激励主要是物质激励,这也源于美国的工作流动性很强,而且意识形态中对于金钱的追逐有着很高的热情,因而经营者对回报的期望更为实际。

在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外部治理机制之外,为更好地保护少数股东利益,美国也通过公司法规定控股股东的责任和义务,并主要围绕关于控股股东关联交易的制度设计展开。以特拉华州为例,特拉华州法院在关联交易的公平性和法院司法审查的可行性之间进行权衡,在确定选择“商业判断规则”或“实质公平规则”作为最终的审查原则之前,会考察控股股东所进行的关联交易是否构成了“自我交易”,即控股股东是否以排斥并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方式牟取了不正当利益,在此基础上,对构成自我交易的关联交易行为进行 “实质公平性审查”,并由控股股东负担证明关联交易公平性的举证责任。

二、日本企业集团及其子公司控制机制

日本企业集团各成员企业往往通过相互持股,系列融资,社长会,职员的兼任、派遣,集团内交易等手段彼此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企业集团的整体优势得以发挥。按照日本商法,股东大会为股份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成员和监事。然而,主银行基于其特殊的“大债主”和“大股东”的双重身份,掌管实质性的监督权,成为监控经营者的重要力量。

日本企业通常采用物质和精神双重激励方式,员工的职位和薪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员工在企业的资历,经营者多是在企业工作多年,逐层晋升上来的,享有高额的物质报酬和极高荣誉。为了制约从公司内部提升上来的董事的权力,日本商法要求必须任命法定监事。法定监事有权获得公司的经营报告,检查公司运行和财务状况,出席董事会议,并且在他们认为董事的行为违反了法律或者公司章程,有可能给公司造成严重损害的时候,有权要求终止该董事的行为。日本商法强调法定监事的独立性,要求法定监事不能同时是公司的董事或者雇员。对于资本额达到50亿日元以上的公司,以及债务额达到20亿日元以上的公司,除了一个财务监事之外,还必须有至少3个法定监事,组成监事会,并且他们之中至少有一个在过去的5年中既不是公司的董事,也不是公司的雇员。

日本企业集团母子公司的控制协调机制更多体现出集权化的特点。以日本跨国公司为例,其重大决策权一般集中在母公司,各海外子公司只负责当地行政、法律等事务。日本企业海外子公司的经理通常由母公司从集团内部选拔任命,从而在经营理念、战略目标和经营方式上对海外子公司构成实质影响。而且管理人员的海外经营业绩将会影响到其归国后的职位晋升,也就是说,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控制程度非常高。

在正式控制机制之外,日本企业普遍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注重其经营理念的世界共享。1985年之后,日元的急剧升值以及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抬头,日本企业的海外经营战略也发生转换,由出口转向在海外直接投资生产,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依存度也明显增强。在这种形势下,日本跨国公司更重视通过经营理念的渗透和公司内部人员的研修与交流,实现集团经营的社会化整合。

对于控股股东滥用影响力的问题,日本采用“事实董事”制度,将参与公司事务管理决策的控股股东等看作“事实上的董事”,而要求其承担董事的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日本法通过扩大解释董事就各种使公司蒙受损失的行为而应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相关规定,来追究控股股东对公司的责任。不仅如此,日本商法明确禁止公司对特定股东进行利益输送,并要求从利益输送中得到利益的股东必须将其所得返还公司。此外,为对控股股东进行监督,日本在商法、证券交易法及会计制度上针对控股股东也制定了比较完善的信息披露体系。

三、比较与启示

比较美国和日本企业集团子公司治理模式,可以发现这样一些共同特点:

其一,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看,都强调“独立性”的重要。从公司治理结构来看,董事会和监事会在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中,地位和作用迥然不同。在美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只有董事会和经理层,没有监事会,董事会是公司的核心,董事会同时具有经营决策和监督经营的双重职责,董事的构成以外部独立董事为主。日本模式中,董事会成员以内部董事为主,因而更注重监事的独立性,董事会和监事会成为平行的机构,同时主银行作为利益相关者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尽管公司治理结构有所不同,但至少在制度设计上,都强调“独立性”的重要性,美国通过独立董事制度,日本通过法定监事和监事会制度来强化内部的监督职能。

其二,从企业集团子公司的控制协调程度来看,至少存在某种最低程度的控制。日本跨国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一般实行高度集权控制,而欧盟跨国公司母公司对于子公司一般实行高度分权的协调控制机制,美国跨国公司母子公司关系的紧密程度居于两者之间(赵景华,2007)。然而在马军(2006)看来,无论企业集团的集权和分权程度如何,“关联企业存在的本身至少需要某种最低程度的统一管理和控制”,即使是以分权为典型代表的英美和欧盟跨国公司,母公司也至少在战略、财务或技术上对子公司保持密切的控制;无论各集团选取的考核指标是什么,它们都在采用某种方式对子公司的经营者进行严格考核。

考察各国跨国公司与其子公司,母公司往往主导着与跨国公司全球战略有关的重大决策,而子公司则主导着与当地经营有关的具体决策。日本企业集团母公司的主导程度在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这两个环节较欧美企业更为突出,这源于日本企业重视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并倾向于以此作为竞争优势的传统。尽管各国企业集团战略一致性达成的模式不同,可能是母公司直接制定(如美国),可能是集体协商(如日本的社长会),但一旦达成一致,则必须采用相应控制措施将其贯彻到子公司经营的各个方面。

其三,绩效考核和绩效奖励是集团母公司对子公司经营者实施控制的重要手段。美国模式和日本模式都表明,绩效考核和绩效奖励是企业集团母公司对子公司实施控制的重要手段。在对独立企业的绩效考核中,企业通常更关注其自身的增长能力和投资回报率。然而赵景华(2007)的研究显示,在跨国公司对子公司的绩效评价中,销售收人、利润和市场占有率更被重视,深刻表明子公司作为母公司战略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首先必须符合母公司利益最大化,在此前提下才是追求自己的利益。而美国企业物质至上的激励方式,日本企业物质精神双重激励的方式,也都深刻地源于其各自的人文意识和文化传统。

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更加激烈的全球竞争,跨国公司在传统的正式的人员控制、行政控制和结果控制的基础上,也更加强调非正式和非结构化的控制机制,即基于人际沟通、扁平网络和共享价值观等社会化机制建立的全球公司文化。然而,不论母子公司之间的控制机制如何演变,基于绩效的控制始终处于最重要的地位。

其四,法律规制方面,都有对控股股东责任和义务的相应规范。针对控股股东滥用控制权侵害少数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的问题,许多国家都从法律上对控股股东的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规范。美国的公司法遵循“公司人格否认”,即原则上尊重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普遍适用,但在例外的情形下考虑否认公司人格,要求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日本则有“事实董事”制度。其他如德国有专门针对关联企业的立法,英国法律也有针对控股股东的义务和责任的相关规定。

在我国,董事会是上市公司的权力核心。然而,由于股权相对集中,我国相当一部分上市公司中,董事会实质上被控股股东把持,董事会功能形式化,董事会独立性不够,控股股东往往通过董事会干预上市公司的日常运营,甚至通过大量不公允关联交易谋取超控制权收益。而外部控制权市场的弱化也无法对董事会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因此,进一步加强董事会的独立性是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完善的主要目标。

另一方面,控股股东对子公司的超强控制却未必促成了集团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或者说在财务上是超强控制,但在集团战略、研发,特别是企业文化等环节却未能实现有效控制。这无疑与集团设定的绩效考核指标、激励方式,以及母子公司的协调机制有关。研究带给我们的另一启示是应考虑企业的战略目标、我国的文化传统等相关因素,确定适当的绩效考核标准和激励方式,综合应用正式和非正式的协调机制,促进企业集团的健康发展。

最后,应加强我国法律法规对控股股东义务和责任的规制。2006年,我国颁布了新修订的公司法和证券法,引入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增加了股东诉讼的相关规定,并引入关联交易回避表决制度,允许使用累积投票制,同时也增加了有限责任公司小股东特定退出机制,从而在相关法律条款上对控股股东形成了一定制约。然而我国是一个成文法国家,这些原则性规定相对于具体而又变化多端的控股股东侵害行为,法律本身仍待完善。另一方面,我国证券市场的执法质量也有待提升。据统计,出于成本、信心和司法本身的限制等因素,主动提起证券民事赔偿的投资者不超过权利受到损失并符合起诉条件的投资者总人数的10%,其起诉标的不超过投资者可计算的损失总额的5%,由此可见,控股股东的违法成本相当之低。因此,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同时,提高执法质量对约束控股股东的侵害行为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曲明军、于鹏:《日本跨国公司的整合机制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9期。

[2]赵景华、陈思、任东:《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母子公司关系研究》,《经济管理》2007年第22期。

[3]马军:《关联企业治理中的责任机制研究》,天津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编号:10YJC79017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编辑 刘 姗)

作者:刘立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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