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理念司法独立论文

新年伊始，最高法和最高檢就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分别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意见。意见中不乏一些新举措，让人们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也对“疑罪从无”“公正司法”“司法独立”“人权保障”等过去司法中曾存在诸多问题方面的改革寄予了很高的期待。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司法理念司法独立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司法理念司法独立论文 篇1：

论司法独立原则

【摘要】本文以司法体制改革之司法独立原则为中心，具体分析我国检察机关在现今中国司法体制中的地位、性质及是否能够完全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检察机关独立的理由，影响检察机关独立的几个方面；并对我国检察机关独立现状的利弊两方面进行分析，提出了几条改善的意见。检察权作为检察机关专享的一项法定职能，检察机关是否独立直接关系到检察权的独立行使。我国国情决定了我国检察机关难以像西方国家一样行使职权，我国正处在司法体制改革时期，现今检察机关存在的利弊无疑将会在以后的改革过程中显现出来。

【关键词】司法独立；检察独立；独立现状与利弊

司法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繁荣，公民作为社会中的个体，彼此的接触与交往也愈发密切和频繁。必然就会出现各种纠纷，而司法就是为了处理纠纷而存在的。我国进行法治建设时间很短，而且起步较晚。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我国各种体制落后，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体制有了很大变化，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我国快速发展，如加入WTO等等。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我国对现行各种体制进行了改革，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司法体系。司法的功能和社会作用，要求司法应独立存在、独立运行。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司法本身所具有的功效。司法是否独立也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司法独立也就成为司法的重中之重。本文从检察机关独立的角度论述司法独立原则。一、司法独立的含义和地位（一）司法独立的含义

司法独立是指司法权由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不受其他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非法干涉。司法权是司法的重要内容，司法权的独立是司法独立的前提。司法独立是现代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法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任何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都应确立司法独立原则。我国《宪法》、《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等规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为我国司法机关的独立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体现了我国在司法改革中确立的司法独立原则。（二）检察机关在现代法治国家司法独立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司法独立是其一个重要特征也是现代法治社会的根本要求。一个现代法治社会一定有一个现代化的司法体制，其要求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司法不独立的法治社会不能算是现代法治社会，法治社会最重要的任务是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只有司法公正才有真正的司法权威。如何才能保证司法的公正呢？首先司法独立是公正的核心，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公正是司法追求的目标。司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依赖于它的公正，所以只有独立行使司法权才能保证司法的公正。司法独立要求司法机关只忠于宪法，忠于法律。检察院是我国成立后增加和逐渐发展的国家机关。由于国家早期原因，社会整体对于法律的认识不够，没有重视。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的法律很不建全，没有起到实际作用。之后我们国家进行了各项改革，对于法律重新重视起来，并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同时确立了基本的司法体系，赋予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要建设法治国家其司法就要独立。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也要符合这一要求。司法独立要求司法机关首先独立，检察机关承担了法律所赋予的重要任务，包括公诉权、批准逮捕权、侦查权等等。说明检察机关在司法体系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检察机关独立与否直接影响到司法独立。检察机关只有充分发挥其职能，独立行使其职权，才能符合现代法治国家司法独立的要求。二、改善我国检察机关现状的措施（一）改善经费管理

经费直接关系到检察机关的生存，是检察机关行使职权的最基本的保障所以检察机关的经费应当充足。为了保证检察机关足够的经费，就要改革现行的经费管理体制，首先要取消地方对检察机关的财政控制权，由国家建立新的经费保障制度，由中央财政统一拨付检察经费，并由中央财政拨付给最高人民检察院，然后再由最高检察院层层下拨，将检察经费从地方财政中脱离出来，实行以国家为主、地方为辅的经费体制。（二）加强建设检察机关独立的制度保障

现行宪法、检察院组织法、刑事、民事、行政等法律虽然都对检察机关的独立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但在实际运行中，由于没有制定配套的保障制度，相关法律规定的检察机关独立可操作性不强。检察机关在行使检察权时经常会受到当地或上级党政部门的干扰。要想保障检察机关的独立，就要从管理体制、人事、经费、财物等方面进行详细规定。（三）加强检察官人身保障制度的建设

改善检察官的任免制度，检察官作为检察权的执行人员，只有提高了对检察人员的任命权，才会使检察人员在行使检察权时避免受到身份“威胁”，独立于同级党政机关的干涉。改革现行的检察人员管理体制，取消人事由地方人事部门负责。

（四）加强和改进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

首先检察机关应当自觉接受党的领导。依法治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在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中的具体表现。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反映了党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制定宪法和法律的根据。党应当创新领导方式，以实现党章规定的“政治、思想、组织的领导”，排除地方党组织对检察工作独立的干扰。

（五）为使人大更好的监督检察机关的工作，应制定详细的规范制度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代表人民行使国家立法权，人大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但是实践中个别人大代表出于各种目的来干预检察机关办理具体案件，在一定程度上给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带来了阻碍。应当就各级人大对检察机关的监督程序、内容和范围、方式作出详细规范，使其监督更加合理、合法，更好的发挥其监督作用。同时对各级人大和人大代表违法违规干预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行为进行排除。以便在坚持人大的监督下，保证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

三、司法机关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社会对司法机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现行司法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我国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要求。因此对于现行的司法制度要进行改革，对司法体制进行改革，建立一个现代的司法体制。现代的司法体制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司法独立，而司法独立首先则要求司法机关的独立。我国在确定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后，已经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司法体系，其中包括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我国现正处在快速发展的阶段，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正在改革完善。司法作为社会中的一个重要工具，也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革完善。我国提出依法治国，并构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国构建法治国家的步伐刚刚迈出，司法机关没有真正的独立，所以我国的司法改革要向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独立的方向进行。我国已明确检察机关是司法机关，检察机关要符合司法改革的要求。检察独立要符合司法独立的要求。《宪法》、法律和党代会报告都明确提出了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并提出从制度上保障检察权的独立行使。表明了逐步推进和改善检察机关的独立是我国司法改革中检察机关改革的方向。四、我国正处在发展和改革的重要时期

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有了极大改善，推动了我国整个体制加快改革的步伐。司法作为社会中的一部分也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进行改革。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其各项制度不是很完善。随着国家的发展，社会对于司法的需求越来越繁杂。司法的公正权威在社会中表现的越来越重要。而司法独立为司法的公正和权威提供了保障。我国的司法独立内容包括审判制度和检察制度的独立。推进司法独立首先要从其具体内容开始。检察机关作为我国司法的一部分也要随之改善。检察权在我国司法权中占有重要地位，只有检察权独立，才能切实推进司法独立的进程。我国提出依法治国至今几十年间，整体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今的国际形势和我国现今国情为我国司法改革提供了良机。我国应抓住机遇，加快我国司法改革的步伐，提高改善司法体制的速度，完善司法制度。司法独立保证了司法的公正权威，司法的公正权威保证了整个社会关系的平稳，理顺了社会个体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将达到我国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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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令龙

司法理念司法独立论文 篇2：

最高法：司法体制改革驶入快车道

新年伊始，最高法和最高檢就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分别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意见。

意见中不乏一些新举措，让人们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也对“疑罪从无”“公正司法”“司法独立”“人权保障”等过去司法中曾存在诸多问题方面的改革寄予了很高的期待。

改革过程中必然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但是敢于直面沉疴，勇于面对困难，才是改革应有的最基本的态度。

2015年3月12日上午9时，在庄严肃穆的人民大会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向全国人大作最高法院工作报告。这份报告正文18页，9800余字，后面还附加了32页附件，图表、曲线、二维码图文并茂，历经28次修改，堪称一本中国法治的“故事书”。

今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2月下旬，最高法院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即中国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简称“四五纲要”，其中包括65项具体改革措施，为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勾画出了宏伟蓝图。“四五纲要”中提出的不少改革举措，在最高法院今年的报告里得到进一步阐述。

正如报告所述，2014年中国法院系统“在吉林、上海、湖北、广东、海南、贵州、青海法院进行人财物省级统管、人员分类管理、司法责任制、司法职业保障等改革试点，选取12个法院开展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试点”，“为改革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2014年，是新一轮中国司法体制改革不断提速的一年，2015年已经驶入快车道。

冤假错案相继平反

周强院长的这份报告中提到“切实保证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各级法院对518名公诉案件被告人和260名自诉案件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坚决纠正冤假错案”，“各级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刑事案件1317件，其中纠正一批重大冤假错案。”

报告中提到了两个著名的案件，一个是福建念斌案，一个是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念斌投放危险物质案在9年内经福州中院、福建高院四次判处死刑后，最终宣判无罪。内蒙古的呼格吉勒图在1996年被判处死刑枪决后，历经其父母长达9年的申诉，最终宣判无罪，相关责任人员被依法追查。

周强院长在报告中说：“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以对法律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对错案发现一起、纠正一起。对错案的发生，我们深感自责，要求各级法院深刻汲取教训，进一步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

2015年2月9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决定.再审黄兴、林立峰、陈夏影绑架、非法拘禁一案。此案经《民主与法制》杂志在2014年第20期首次报道后，引起了全国舆论的广泛关注，终于在陈夏影、黄兴已经入狱服刑19年（林立峰已因病死于狱中）后，迎来了再审。而在几天之后，海南的陈满在被关了23年之后，他的案件由最高检察院向最高法院提出抗诉，认为原判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

这两个案件的启动，也预示着2015年将有更多冤假错案得到平反，许多无辜者将走出监牢。每一起冤案的平反，就是对全国法律人和全国人民的一次深刻的法治教育，没有比这样的教育更加传播法治思想的了。而对冤假错案的严肃追责，也是对司法人员的一次次警示教育。通过这些冤假错案的平反，习近平总书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讲话将进一步得到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的法律原则必然日渐深入人心。

平反冤假错案虽好，但健全冤假错案的防范纠正机制更重要，中央政法委在2013年7月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和最高法《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为冤假错案的防范指明了方向。

司法管辖制度革新

“四五纲要”明确提出：到2017年底，初步形成科学合理、衔接有序、确保公正的司法管辖制度，其目标是司法管辖要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从而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

这一改革目标的推进非常迅速，2015年1月28日，最高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在广东省深圳市挂牌。三天后，第二巡回法庭在辽宁省沈阳市挂牌。3月2日，最高法院第一巡回法庭首次开庭，审理了上诉人江西赛维LDK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广西玉柴机器集团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3月10日，最高法院第二巡回法庭敲响挂牌后的“第一槌”，《民主与法制》杂志总编辑刘桂明被邀请旁听了庭审……

截至2月底，两个巡回法庭共受理案件83件，接待来访群众1586人次。（《民主与法制》2014年第34期以“巡回法庭猜想”对巡回法庭作过专题报道）

2010年以来，最高法院每年受理案件超过1万件，大量案件涌入最高法院，不利于其作为最高审判机关发挥监督指导地方法院工作的职能。巡回法庭的设立，有利于有效监督、指导、支持地方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推进法律正确实施，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有利于人民群众就近诉讼和解决纠纷，减轻诉累；还有利于最高人民法院本部集中精力制定司法政策和司法解释，审理对统一法律适用有重大指导意义的案件。

2014年12月28日和30日，上海市第三中级法院、北京市第四中级法院相继正式运行，均是跨行政区划中级法院，办理跨地区重大刑事、民事、行政案件。截至2015年2月底，两个跨区行政法院共受理案件269件。

2014年11月6日、12月6日、12月28日，北京、广州、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相继投入运行，审理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案件。截至2015年2月底，三个知识产权法院共受理案件2832件。

今后，全国法院系统还将在行政、海事、环境资源、公益诉讼案件等管辖制度方面改革探索，将林业法院、农垦法院纳入国家司法管理体系，改革军事司法体制机制，将司法管辖制度改革不断向前推进。

人员管理改革提速

“四五纲要”明确指出：到2017年底，初步建立分类科学、分工明确、结构合理和符合司法职业特点的法院人员管理制度。而法院人员管理制度改革，一直是2014年司法体制改革最热的话题。

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是司法体制改革的“牛鼻子”，这项改革不深入进行，所有的改革都有可能“原地打转”。这项改革的目标，是健全法官助理、书记员、执行员等审判辅助人员管理制度，使得一个法官将来可以带3到5个法官助理、5到10个书记员一起办案，形成一个“办案小组”，大量事务性工作由司法辅助人员完成，将法官从繁重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只专心从事法庭审理、司法判断工作，写好判决书。2014年，这项改革在河南洛阳、江苏江阴、上海、广东深圳、广东珠海等多地试点法院已经取得成功，2015年将全国推广。

法官员额制度改革，在上海、广东、吉林、湖北、海南、贵州等司改试点省市已经深入开展。在上海.2014年7月公布了法官、司法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三类人员的比例分别为33%、52%和15%，以确保85%的司法人力资源直接投入办案工作。其他省份基本沿用了上海“85%的司法人力资源直接投入办案工作”的思路，只是比例上略有微调。在广东，还将探索建立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和书记员单独职务序列管理制度，使每一类人员都有各自的晋升渠道和职业发展空间。

法官选任制度改革刚开始在一些试点地区开展时，遴选委员会均由政法委主导。但很快，政法委主导的模式被否定，2014年12月13日，全国首个省级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上海市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成立，一共有15名委员。遴选（惩戒）委员会分别在上海市高级法院、市检察院设立办公室。15名委员包括7位专门委员和8位专家委员，专门委员由上海市委政法委、市委组织部、市纪委、市人大内司委、市公务员局、市高级法院、市检察院等单位的分管领导担任。专家委员从资深法学专家、业务专家、律师代表中择选。还附设专家库，由资深法学专家、律师代表等组成，共20人左右。

省级以下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也已经指定了明确的路径，即：市、县法官由省级统管，消除司法地方化；司法经费由省级和中央财政统一保障；法院系统内部模式科学化。例如，广东的试点方案明确，市县法院院长、检察长由省级党委管理，全省法院检察院系统机构编制统一由省机构编制部门归口管理，市县两级法院、检察院作为省级财政一级预算单位，向省财政编报预算，通过国库集中拨付。

审判权力回归法官

“四五纲要”明确提出：到2015年底，健全完善权责明晰、权责统一、监督有序、配套齐全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即落实“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

2013年11月，最高法院在上海、江苏、浙江、广东、陕西等省市部分法院开展深化司法公开、审判权运行机制的试点改革。在河南洛阳、江苏江阴、上海等地法院，逐步摸索出了“1+N+N”模式，也就是，一个“主审法官”可以带N个“法官助理”和N个“书记员”一起办案。而审判委员会将逐步褪去实际的判决职能，将朝着顾问机构和智库的方向发展，最终做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民主与法制》2015年第7期以“审委会改革破冰”作过专题报道）。

落实“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还必须改变过去案件由庭长、主管副院长、院长层层审批的制度，才能从根本上去除诉讼程序中的行政化色彩。在许多法院，现在判决书已经由主管法官经合议庭成员连署后直接签发。同时，院领导和审委会成员都应该亲自办案，才不会再回到通过行政审批来把案件关的老路上去，这在许多法院都开始实行。江苏省高级法院院长许前飞已亲自担任审判长参与案件审理，引人注目。

审判中心不断凸显

司法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是改革方向是否尊重司法规律。“四五纲要”明确提出：到2016年底，推动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促使侦查、审查起诉活动始终围绕审判程序进行。

周强院长在报告中说：2015年工作安排，“积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落实禁止让被告人穿囚服出庭的规定”；“完善案件繁简分流，充分发挥仲裁、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在化解矛盾中的重要作用”；“深入推进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完善人民陪审员参审机制”，这些，都是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

而引起公众注意的，包括禁止让被告人穿囚服出庭和禁止对律师进入法庭进行歧视性安检等，健全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推动庭审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等措施。这些措施看似是小改革，但都蕴含着彰显现代司法文明、强化控辩对等理念、强化庭审中心意识、落实直接言词原则的重要意义。随着改革的深入，严格落实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必将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法院工作的重心在庭审，只有做到“诉讼证据质证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理由形成在法庭”，才能真正实现公平正义。

职权配置优化调整

“四五纲要”明确提出：到2016年底，形成定位科学、职能明确、运行有效的法院职权配置模式。这就要求在立案、审判、执行、审判监督各环节之间相互制约和相互衔接，充分发挥一审、二审和再审的不同职能，确保审级独立。

从立案环节来说，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成為人民法院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今年高法报告提出：“清理一些地方限制立案的‘土政策’，坚持依法受理案件。”土政策，例如在拆迁案件中，有的地方政府要求法院“支持地方工作”，不予立案或驳回起诉，个别地方甚至要求法院受理“民告官”案件时，须征得地方政府同意才能立案。这些土政策都将得到清理。

从分案、完善审级制度、强化审级监督、深化司法统计改革、完善法律适用统一机制等方面，司法改革都有进一步举措。2014年6月，法院数据集中管理平台建成并投入使用，目前已实现对全国四级法院案件数据的自动生成、实时更新、动态分析和具备六大数据整理功能，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初步现代化。

而在深化执行体制改革方面，今年的高法报告指出：“完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微博、微信开设曝光台，公开发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110万例，采取限制高消费等信用惩戒措施150万次，督促被执行人履行义务。”各级法院执结案件，2014年同比上升了7%。

阳光司法更加灿烂

“四五纲要”要求：到2015年底，形成体系完备、信息齐全、使用便捷的人民法院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和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建立覆盖全面、系统科学、便民利民的司法为民机制。而司法公开一直是最高法院近两年来大力倡导、积极推进的重要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审判流程、裁判文书和执行信息三大公开平台，在2014年取得重大进展。各级法院通过视频直播庭审8万次。截至2015年2月底，最高人民法院和部分省区市法院实现了能够上网的生效裁判文书全部上网目标，共上网公布裁判文书6294万份，其中最高法院公布7993份。各级法院积极探索移动互联环境下司法公开新途径，法院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得到广泛应用，发布司法信息，直播庭审，传播出中国法治好声音。

正如周强院长在今年的高法报告中所说：“司法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我们要敢于打破各种利益藩篱，勇于向自身开刀，动自己的‘奶酪’，敢啃硬骨头，甘当‘燃灯者’。扎实推进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意见确定的各项改革举措。”

2015年3月15日，两高报告在全国人大获得了近10年以来的最低反对票，表明全国人大代表对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去年工作的高度肯定及对中国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坚定信心。

司法体制改革，重在方向正确，方向正确了，才会顺丰满帆、阔步前进。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陈冀平代表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发言时说，司法改革既要积极，也要稳妥，必须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遵循司法规律、依宪依法进行，坚持“去地方化”与“去行政化”齐头并进，既要加强法官的权利保障，又要注重法官素质的提升，强化司法责任制和司法公开，才能不断取得实效！

作者：李蒙

司法理念司法独立论文 篇3：

论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关系

如何在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之间确立一条公正而明晰的边界，合理而科学地构建二者的相互关系，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社会课题。虽然此前有关研究人员对这一问题已经进行了诸多研究，发表了很多有价值的看法，在部分问题上也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但无可讳言，关于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关系问题，人们至今仍然存在着非常激烈的争论，仍然流行着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亟待理论上的廓清和拨正。

一、几种理论认识误区

新闻自由会破坏司法独立。有人以司法和传媒在性质、特点、功能、价值、语言、制度设计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强调司法独立对新闻传媒具有天然的排斥性，认为应该维护和保持这种排斥性，否则，司法，独立就会受到破坏。应该承认，这一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法治系统有效运作的前提是司法的独立，现代法治原则要求司法公正，公正的程序需要中立而自治的仲裁者，只有行使审判权的司法者独立、不偏不倚且不受外力左右，严格依法行事，才能实现司法公正。正因如此，司法独立才成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尊崇的宪法原则，抹杀或压制司法独立的价值，必然意味着社会秩序的破坏和消失。但是，权力如不受到监督和制约，就必然导致腐败。司法权力的天然扩张性、使其与民众的期望与权利相冲突，其在行使过程中往往脱离民众，游离出其权力的宗旨，导致权力的膨胀和滥用。在任何社会与国家，司法权都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

在当代中国，并不具有西方社会那种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结构背景，传媒和司法都是主流政治制度的工具，同属一个执政党领导，两者具有本质上的协调性。

传媒是依靠引导和控制舆论来对司法产生监督作用的；官只具有道德、舆论的心理评判和约束功能。它是一种无形的力量，通过监督行为，对监督对象及整个社会产生观念、心理的控制力量。这种无形的力量是潜在的、厚积薄发的；有时可能转化为有形的国家监督方式，甚至大于有形伪监督方式。但它毕竟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不具有直接的行政干预效果，因此，司法独立应该主要是针对其他国家权力的干预，而并不在于对像传媒这样的只具有有限影响力的因素的一般性排斥。因此，新闻自由会破坏司法独立的观点既不真实，也不现实。

传媒监督司法没有法律依据。有人因为中国没有对传媒和司法关系作出具体性的制度安排，没有专门的《新闻法》，因而质疑传媒监督司法的合理性，这种质疑其实并没有坚实的依据和基础。当然，任何监督主体的监督资格的获取，都必须有明确的法律授权，以取得资格的合法性。传媒监督司法在中固有着确定无疑的法律依据和宪法地位。我国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第27条第2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人员的活动理所应当地包括司法活动和司法人员。在现代社会中，新闻媒体是传递信息的最主要和最直接的方式，是人们了解社会、掌握各种信息和发表意见、建议的不可或缺的工具，也是最为有效的一种社会监督形式。如果承认司法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那么也就应该承认，虽然新闻媒体的监督权具有外部性的特征，它对监督对象施加的是一种外在的道德上的约束力，但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权也是宪法赋予的，具有与生俱来的特征，任何逃避和拒绝传媒监督的行为都与宪法原则相悖。

司法对传媒监督的排斥有助于维护司法权威。有人提出：在政府推进型的法、治创建模式下，“决策者为了维系社会公众对法治及司法机构的信心，需要对司法的消极状况做适当掩饰，因而不能不把限制传媒的行为空间作为一种社会策略。”^①这是一种典型的本末倒置、倒因为果的观点。姑且不说目前对新闻媒体正常采访的限制正不断超出维护司法权威的实际需要，已经流露出演变成某种程度上的司法专横的危险。而且实践也已经表明，这种作为权宜之计的社会策略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根本无法达到它维系人心的目的。司法应从其自身活动的特殊性和内在的职业素养及道德情操中积聚力量，通过司法公正来树立司法权威，目前人们关于司法的观念现状便是一个恰好的说明。无可讳言，我国是一个缺少新闻自由传统的国家，长期以来，人们对新闻自由可能造成的社会不良后果一直存在着过度的担心。在我国确实存在着人们对司法失去信心，当事人规模化地寻找新闻媒体解决纠纷的现象。但这种现象的产生不能也不应该归罪于媒体的越权。恰恰相反，它是司法失职或司法腐败的直接后果。反过来说，严重的司法腐败就是在这样一种缺少传媒监督的条件下愈演愈烈的。但造成新闻监督没有发生作用的原因很大一部分也不能归咎到传媒身上。

二、两者关系的合理建构

笔者以为：为了使传媒与司法在以各自的独特方式追求共同价值目标的过程中实现功能最大化，在制度安排上，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都是不可缺少的。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二者理想的关系状态应该是：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之间形成并保持适度的张力，即在社会公正与人权的价值目标基础上，传媒与司法具有各自实现舆论公正和司法公正的独特机制以及相关的独立的活动领域。司法要防止因过分地强调独立而走向司法专横，传媒则要防止因过分地强调新闻自由而走向媒体审判。

司法实务界首要而急迫的问题是进行观念上的某些转变，应更多地从积极、正面的意义上来评价传媒介人司法的功效。传媒适当的介入并不意味着司法独立性的丧失，影响也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是负面的干预或干扰。传媒介入具有肯定和强化司法行为、过程和结论的作用，由此而产生的新闻舆论监督可能延续和强化司法行为的社会效果，形成道德与法律的链接，为司法建立更为扎实的社会基础。不能把司法对传媒的积极回应视为一种政治姿态，而应把自觉地接受传媒监督视为司法实现公正性的必由之路。没有传媒的监督，司法就无法拉近同社会各个层面的距离，无法有效地缓解和消除日益强烈的不满司法现状的社会情绪。司法的永久主题是加强和保证司法的公正性、民主性，广泛、有效地保障社会成员的权利。司法的价值和改革愿望的实现需要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和公众的理解与认同。对传媒监督的接纳和倡导，可以使司法获得民意基础。活跃而健康的新闻监督，不是司法独立的障碍。恰恰相反，它在更大程度上保障了司法公正。

司法界要把媒体监督司法视为司法改革现实的需要，在实际行动中自觉地接受传媒监督。从理论上看，司法的封闭性使程序具有过滤的功能，排除了审判过程

中非法因素的干预，使法官能不受任何势力的影响，依据法律和事实公正审判。但在现实中，由于我国法官整体上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还有待提高，法院在人事权和财政权上受制于行政权，法院的行政领导和审判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拥有最终裁判权，公开审判制度没有真正有效实施。因此，司法并没有真正的独立。在这种条件下，司法的封闭性不可能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封闭，它不具备对抗强权势力和利益诱惑的机理，而只能是对弱势群体、柔性监督的封闭。这种缺乏监督的封闭，将有可能使绝对权力异化为腐败，从而导致司法机构内部严重的黑箱操作和司法人员肆意地枉法裁判。为了防止权力可能的蜕变，具有开放性、透明性的传媒介入具有封闭性的司祛领域，客观公正地展示司法过程，与司法制度本身所要求的审判公开是天然契合的。不仅要看到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保障，还要看到司法的公开性也是司法公正的保障。绝对权力导致腐败的规律对于法院运作同样适用，因此，独立的司法制度的合理运作也需要其他权力的制约以及社会的监督，这就是媒体监督能够与司法独立并存的理论根据。当今世界各国，为防止司法权的恣意和专断，无不将审判公开作为一项最基本的诉讼原则确立下来，甚至上升为一项宪法原则，其意旨就在于诉讼公正归根到底需要公开性，尤其是新闻的监督保障。树立这个观念很重要，没有这个观念，就不会有对新闻媒体监督自觉的宽容和接纳。

宽容意味着对传媒某些并非恶意的过错的原谅。在犬量的新闻对司法的报道和评述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些对案件审理的报道出现偏差的情况，也会有对案件的审理结果评价有出入的现象。这并不能认为就是侵犯了司法独立。国家之所以承认新闻自由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并不因为新闻报道的不可能失误，而在于承认人民有以失误换取真理的机会。正如司法独立审判也有可能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出现错误一样，国家并不因此而不赋予司法机关以独立审判权。新闻与司法两者在运作机制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两者的碰撞和冲突是难免的，也是正常的。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进行的报道，时效性是它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对现实迅速和及时的反映也是新闻区别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这是它的特长所在，但也是它的弱点所在。因此，对新闻报道的一些错误给以宽容的态度，并不是格外过分的要求。

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调整司法与传媒的关系，有必要采取向传媒倾斜的保护性制度。因为在涉及官员腐败包括司法官员腐败的宰件中，记者和传媒往往面对的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并且，相对于监督对象(包括司法机关)来说，传媒和记者一般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如果不通过法律制度上的设计弥补他们这种弱势地位的不足，传媒监督就很可能成为一句空话。也就是说，如果腐败官员及其同伙(常常是司法人员)不仅可以利用制度外的恐吓手段，而且还可以利用制度内的某些措施对抗那些敢于犯颜宜谏的汜者和传媒，那么正式的公共问责制度也就变得用处不大了。“如果传媒具有了自由批评腐败官员而又无需担心被报复的条件，传媒的监督功能就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②

传媒在秉承新闻自由理念的同时，必须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把自由和责任完美有机地统一起来。在尊重和不干涉司法独立原则的前提下开展工作，将监督方向和重点转至对司法人员的腐败、专横以及启动司法机构的惩治程序方面，对行政、立法机关非法干预司法独立的现象进行传媒监督，同时启动传媒的巨大影响力和认同力，进行司法独立制度的宣传，不遗余力地从外部帮助司法实现独立，使民众、政府知晓只有权力的制衡，才是遏制、消除腐败的最有效方法。这样既提高了社会的法律意识，又可获得司法界的好感和认同，为传媒监督司法打下良好的基础。

注释：

①顾培东：《司法与传媒学术研讨会讨论摘要》，《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②程竹汝：《传媒的公共问责功能与司法独立》，《政治与法律》，2002年第3期。

(作者单位：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

编校：施　宇

作者：胡正强　沙永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