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环境论文

摘要：随着绿色司法理念的确立，生态修复措施在环境刑事司法中的适用也越来越广泛。目前，我国生态修复措施存在着适用范围小，措施种类单一，法律依据不足等问题。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刑事司法环境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刑事司法环境论文 篇1：

论刑事司法环境的改善

【摘要】刑事司法活动的公正性与效率性是衡量社会法治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尺。刑事司法环境作为承载刑事司法活动运行的基础,可分为内环境与外环境。刑事司法环境的良性建构决定着刑事司法的实践效果,文章就目前刑事司法环境面临的一些问题及其动因进行分析,并提出予以改善的建议。

【关键词】刑事司法 司法环境 内环境 外环境

刑事司法环境的构成要素

刑事司法是国家通过刑事司法活动,动用国家强制力对社会各个方面最严重的违法行为加以规范,使公民的各项权利得到保护,使社会秩序和法律秩序得到维护,使社会正义和公正得以实现的诉讼活动。刑事司法环境是刑事法律规范得以在其中适用,与刑事司法活动有关的且能影响刑事诉讼活动进行的一系列社会因素的总和,是对司法公正与效率产生影响的物质和精神状态。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实施的过程中,可能影响到刑事司法活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都可纳入到刑事司法环境的范畴。

根据我国的法律体系和政治生活惯例,国家机关的刑事司法活动并非是封闭、孤立地运行,而是开放于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普通社会公众中运行。因此,就刑事司法的环境构成要素而言,除了直接决定刑事司法进程的国家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狱政部门的司法行为影响因素之外,尚有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政协、妇联、法律服务机构等特殊社会团体,以及社会传媒、当事人的监督、职权、社会行为影响因素,综合作用于刑事司法活动,在不同程度上决定刑事司法的实践效果。前者可以界定为内环境,后者可以称为外环境。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刑事司法关乎公民的生杀予夺,关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刑事司法环境的良性建构有利于保障刑法、刑事诉讼法得到正确实施,有利于促进刑事司法权得到正当行使,从而充分保证刑事司法的公正性、效率性,树立司法权威。

刑事司法环境面临的问题及其动因

内环境监督缺位。第一,按照现行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公安、检察、法院、狱政四机关管辖范围均有明确的分工。对于超过各自职权范围的事项,各机关之间不能相互僭越,而四机关又缺乏法律规定的联动机制,致使某些刑事案件产生司法不公。例如:就某些行为构成犯罪应受刑法处罚的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应起诉至人民法院交付审判,检察机关却因某种原因放弃交付审判,根据“控审分离”的原则,人民法院不能主动予以追究,导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司法原则遭受冲击。第二,内环境构成要素的基本元素为“人”,部分司法机关公职人员,因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的缺失,导致对某些已经构成犯罪的犯罪嫌疑人采取消极措施,致使某些个别犯罪行为人逍遥法外,造成司法不公。例如:对于故意伤害犯罪案件,公安机关取证迟缓,待证据收集基本完备,犯罪嫌疑人已然逃之夭夭,刑事诉讼程序不能顺利延续,而检察机关外部和公安机关内部缺乏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使应受刑法处罚的犯罪行为人未遭受惩处。

内环境资源不能满足司法公正的要求。第一,部分司法机关公职人员业务素质不能充分达到法律要求。法律适用属于高度复杂过程,适用者首先应当具备较高的法律理论素养和丰富的社會阅历。目前许多司法机关构成人员的理论水平、实践能力欠缺,不能准确满足打击犯罪、保护无辜的要求,酿成司法不公。第二,人力资源不能满足现实需要。目前我国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纠纷频发,而政法机关人员进入渠道狭窄,人员流失严重,导致“案多人少”,时常出现办案人员压力大,时限紧的局面,对于案件办理的仔细程度带来负面影响,司法粗旷,从而影响刑事司法的公正性。第三,部分司法人员职业道德素质不能满足法律要求。刑事司法活动关乎犯罪嫌疑人的自由乃至生命,关乎受害人对国家正义、公正的评判,关乎国家统治秩序、社会秩序的稳定,刑事司法职业属于神圣的职业,但是存在少数司法人员没有职业荣誉感,工作责任心不强,只追求形式上的案件处理过程及其结果,忘却案件处理的精神追求和价值目标—公平、正义。

外环境党政机关、人大、政协等组织的缺陷监督。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唯一执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绝对地位;政府部门占有最大限度的社会资源;人大属于国家权力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等司法机关依法向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政协、妇联等机构,居于法定的民主监督的政治地位。因此,外环境中特别是党政机关、人大等有权组织,若缺陷监督,就会产生与其监督职能正当、正常行使后果背道而驰的负面效应,合理监督也就转化为不当的司法干预。

外环境社会传媒、公众舆论的误导性评价。新闻媒体垄断着信息资源,覆盖着公众的听觉、视觉,并引导公众舆论。对于某些重大刑事案件,媒体的宣传报道从案件的侦破阶段就已然开始,报道内容涵盖案件的性质、事实甚至判决结果。某些媒体的事后评价专业化程度不高,非理性化倾向严重,偏向于注重情绪渲染。如果司法机关认定的案件的性质、事实和结果与媒体不一致,广大的媒体受众就会怀疑刑事司法行为的公正性,致使舆论监督演变为“司法干预”。“舆论审判”不但侵犯被告人的基本人身权利和合法权益,而且有碍司法诉讼程序和司法公正。

外环境法律服务机构、人员的倾向性评判。法律服务机构、人员属于拥有法律专业知识的群体。就个案而言,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参与刑事司法活动,实施专业性的民主监督,属于涉案当事人及其亲属信任的对象,对于刑事司法行为的过程和结果所作的评价,更大程度地影响个案当事人及其亲属的心理分析。因为职责的特殊性和依附性,注定某些时候难以站在中立的立场评判个案的刑事司法,从而可能从个案层面上影响刑事司法的过程和效果。

改善刑事司法环境的建议

借鉴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笔者认为评价刑事司法环境良好与恶劣的唯一标准是“良法是否得到普遍遵守”。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外环境是否保障了刑事司法过程中“司法独立”宪法原则的切实实现;二是内外环境是否促使刑事司法效果最大限度地接近普遍的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改善目前刑事司法环境应着重考虑以下因素:

转变司法观念。受长期以来历史惯性的影响,目前的刑事司法活动中对于人的存在和尊严的重视以及尊重的程度仍远远落后于一个现代法治文明国家应达到的水平。正当程序和人格尊严的观念尚未在司法实践中取得支配地位。因此,司法机关应当积极转变司法观念,强调将人文主义的精神注入刑事司法实践,在刑事司法中给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人道主义的关怀,保障其各项诉讼权利的充分行使和实现,在法定的职权范围内做到从善如流、顺应司法文明的时代要求。例如:坚持无罪推定的理念;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保障律师会见权、支持律师履行法定职责;强化证据意识等。

维护司法独立。人民法院、检察院自身应当坚持司法独立的宪法原则,加强抗干扰能力。党政部门、人大等有权机关和其他社会组织、团体应当自觉遵守宪法,支持人民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刑事司法权。司法机关应坚持法律的理性,杜绝舆论的干扰,正确面对上访,遵循法律至上原则。在司法体制建构中对人民法院可推行“去行政化”,如此无论是从内部还是外部关系上,对审级独立、司法独立均会起到现实性的积极作用。

树立平等观念。刑事司法过程中,应当对被害人提供平等保护,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平等惩罚,不能因人而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根本性原则应得到充分贯彻落实。法律所体现的客观价值之本质即在于公平正义,刑事司法权的行使本身就是在彰显正义、追求公平,杜绝法外特权、避免法外歧视自是其应有之义。平等理念在刑事司法活动过程中的一以贯之,无疑是司法为民的具体体现,有利于司法权威的树立和维护。

保护司法资源。对刑事司法队伍的稳定和建设应予以充分重视,注重培养司法人员的职业荣誉感和使命感,着力提升司法人员的法律素养和专业技能,使司法人员“想尽责,能尽责”;提高司法人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留住人”;广开门路,“能进人”,防“断层”。

提高司法透明度。司法公开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民主权利,司法透明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刑事司法的公信力。公开审判是法律规定的一项基本诉讼制度,但从目前公开审判制度的执行状况看,大多数是流于形式,缺乏实质性的公开。虽然司法活动即审判过程的外在形式向当事人、社会公开了,但在司法过程中对案件证据的采信、事实的认定、是非的评判等重要信息的公开落实得并不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应形成一切皆可公开的工作态势,践行“阳光司法”。

加强公、检、法、司四机关在刑事案件上的配合和监督。特别是公安机关应加强自身侦查行为的完善,检察机关应积极行使法律监督权,审判机关应充分发挥审判的主观能动性。建立公、检、法、司四机关监督、配合联动机制,充分保障刑事司法权得到完善的行使、良性的运行。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基础上能动司法,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避免互相推诿或敷衍塞责。

(作者单位:毕节学院政法学院)

作者：李杰

刑事司法环境论文 篇2：

要重视生态修复措施在环境刑事司法中的适用

摘要：随着绿色司法理念的确立，生态修复措施在环境刑事司法中的适用也越来越广泛。目前，我国生态修复措施存在着适用范围小，措施种类单一，法律依据不足等问题。本文以福建、贵州、黑龙江三省涉林刑事案件适用生态修复措施的现状为研究样本，探索通过扩大生态修复措施的适用范围、丰富且规范生态修复措施种类、确定生态修复措施的性质及法律依据等措施，为其在我国环境刑事司法中的有效适用提供对策。

关键词：生态修复措施 环境刑事司法 恢复性司法

恢复性司法作为一种新型司法理念，20世纪七十年代在北美洲兴起，最初适用于青少年犯罪领域，经过人们不断探索，逐渐被适用到更多领域，环境犯罪就是其中之一。生态修复措施在环境刑事司法中的运用是恢复性司法的具体表现。行为人在调解人的调解下，与受害人、周边社区居民及有关部门协商，主动修复被其破坏的生态环境。与传统的报应式司法不同，恢复性司法使原本“边缘化”的受害人重回中心，对犯罪人进行惩罚的同时更加重视恢复受害人的利益。

20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在环境刑事司法中已经开始尝试适用生态修复措施，黑龙江省苇河林区基层法院设立“赔偿林”制度，即行为人可通过补种树木修复生态环境。环境法益的公益性使生态修复措施成为环境刑事司法中主要的救济方式。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6年制定并颁布的《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中提出，“落实生态环境修复制度，探索适用惩罚性赔偿责任，确保责任人依法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和生态环境服务功能的损失”，鼓励司法机关在司法过程中适用生态修复措施，树立绿色司法理念，全国各地司法机关展开了相关探索。

生态修复措施在环境刑事司法中的适用情况

在实践中，涉林刑事案件是破坏环境资源类犯罪案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生态修复措施在涉林刑事案件中适用最为广泛，其中，福建、贵州、黑龙江三省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探索适用生态修复措施，生态修复司法理念推广较早，结合各省份的生态环境特点和环境刑事案件的数量，本文在“北大法宝”司法案例库中进行检索，以三个省份在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期间审结的5915件涉林刑事案件为研究对象，通过增加检索条件全篇中含有“生态修复”字样的案件共369起，人工筛选去除重复案件和未真正适用生态修复措施的案件，共得到357个案件样本。总结出当前我国生态修复措施在涉林刑事案件中的适用情况如下：

（一）生态修复措施的适用范围

三省2016年1月到2020年7月适用生态修复措施的涉林刑事案件共计357件，约占同期涉林刑事案件的6%，而涉林刑事案件约占同期破坏环境资源类刑事案件的81%，可见生态修复措施在环境刑事司法中适用较少，适用范围过窄。

（二）生态修复措施的适用种类

生态修复措施的适用种类因案件情况不同而有所不同。在357个涉林刑事案件中，在判决书中仅注明行为人负有积极履行生态修复义务，但未说明生态修复义务的具体内容的案件有9件，其余348个涉林刑事案件中适用的生态修复措施可分为三类，即补植复绿、交纳生态修复金和签订生态修复协议。

（三）生态修复措施的判决形式

从生态修复措施的判决形式来看，根据公诉机关是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可分为两种：一种情况是对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如果双方达成和解或调解，生态修复措施作为和解书或调解书的一部分，法院会在“另查明”和“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说明，双方达成的和解书或调解书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量；另一种情况是对于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大部分判决书在“本院认为部分，把生态修复措施作为量刑情节从轻处罚或者作为适用缓刑的情节考量。

生态修复措施在环境刑事司法中的适用困境

（一）生态修复措施的适用范围不明确

目前，生态修复措施主要适用在资源破坏型案件中，污染环境类案件中适用较少。从广义的环境犯罪来看，在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环境犯罪中并没有适用生态修复措施，如走私核材料罪、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等。在某些省份的探索经验中，失火罪、放火罪等破坏生态环境的案件中也适用了生态修复措施。那到底应该如何界定生态修复措施的适用范围，需要进一步探讨。

（二）生态修复措施种类单一且适用不规范

生态修复措施以修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为目的，具体措施并非确定不变，只要能修复生态环境，弥补受害人损失，这样的措施便可以采用。考虑到行为人的主观恶意、社会危害性、生态环境被破坏程度等因素，生态修复措施也应当灵活变化。

在实践过程中，补植复绿和交纳生态修复金適用较多，但补植复绿等直接修复行为容易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交纳生态修复金也不可适用于经济条件较差的行为主体。在适用过程中，各地法院对同一生态修复措施适用的标准也有所不同，如判决补种树木多少的标准不同，生态修复金的金额确定的标准不同，易导致“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出现，违背公正司法原则。

（三）生态修复措施适用的法律依据不足

在357份研究样本中，生态修复措施在判决书中出现的位置不同，法律依据也不同。因为缺乏具体、直接的法律依据，很多法院把生态修复措施作为量刑情节考量，或者作为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和解）协议的一部分。但刑法中并未明确规定生态修复措施为非刑罚处罚方法，生态修复措施与民法中的恢复原状含义也并不等同，仅把生态修复措施作为刑事司法中的量刑情节考量并不妥当，生态修复措施的适用面临着缺少直接法律依据的困境。

（四）生态修复措施适用的监督评估机制不完善

监督生态修复措施实施的过程和评估生态修复措施的结果十分必要。在357个研究样本中，只有部分判决书中注明行为人缴纳生态修复金给环境保护部门，专门用于生态修复，但具体的生态修复金是由司法机关还是相关行政部门管理，以及如何发挥其修复生态环境的作用无从知晓，更谈不上进行监督。行为人在补植复绿修复生态环境后，大多数判决中并没有制定统一的检查标准，并没有确定评估检查的责任主体。

在有些案件中，监督与评估需要一定的技术支持，仅由单个环保行政部门或司法机关难以完成。生态修复措施的适用不仅在案件审判阶段，对于在侦查、起诉阶段实施的生态修复措施，同样需要有效的监督评估，以便法院在判决时结合具体案情，裁量适当刑罚。

生态修复措施在环境刑事司法中适用的完善路径

（一）扩大生态修复措施的适用范围

1.探索生态修复措施在环境污染型案件中的适用

环境污染行为具有隐蔽性，不易被发现，但其造成的损害后果却极为严重，传统刑事司法利用国家权力对行为人予以处罚，但忽视了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和修复生态环境。生态修复措施既能够修复生态环境，还能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可以弥补这一不足。

2.探索生态修复措施在相关环境犯罪中的适用

广义环境犯罪除了刑法第六章第六节规定的破坏环境资源罪之外，还包括相关环境犯罪，如在实践过程中，相关环境行政部门的渎职行为间接导致了环境犯罪的发生，政府应当承担保护环境的责任。因此，在保护环境不力的渎职罪中同样可以适用生态修复措施。

（二）丰富且规范生态修复措施的适用种类

1.规范适用生态修复措施

实践中的生态修复措施多集中在补植复绿和交纳生态修复金两种。针对补植复绿措施，实践较早的省份应当出台相应规范性文件明确补植复绿的标准，包括补植树种和面积。规定原地补种或异地补种的适用条件，法官应在统一标准下行使自由裁量权，避免裁判过轻或过重。针对交纳生态修复金的措施，各省份应结合自身情况出台相应文件，明确生态修复金数额的计算方法，设立专门的账户，确定生态修复金的管理主体。

2.创新生态修复措施

环境资源被破坏后修复周期长，为了更好达到修复生态环境的目的，除了补植复绿和交纳生态修复金以外，法院可以创新生态修复方式，行为人可以通过制作环保宣传牌，参加环保公益劳动等保护环境。

明确生态修复措施的法律性质及法律依据

生态修复措施首先在实践中适用，其性质如何，应当依据哪条法律也引起了学者的探讨。有的学者认为，生态修复应该属于《刑法》第37条规定的非刑罚处罚方法；还有学者认为生态修复责任应当是救济受损生态环境的综合民事法律责任体系，恢复原状作为民事责任承担方式的一种被其囊括在内。其实，作为救济被破坏生态环境的一种方式，在环境立法中规定生态修复措施更为妥当。在我国现有的环保法律体系中已经有了对生态修复措施的规定，如森林法第44條，土地管理法第74条、第75条，但并未形成系统。

生态修复措施是一种综合的法律责任体系，根据具体措施所保护的自然资源的不同，可在相关环境立法中规定，构建与环境侵权纠纷对应的生态修复措施综合责任体系。当然，生态修复措施还可和刑事、民事责任承担方式共同适用。

建立生态修复措施适用的监督评估机制

（一）建立各机关协调联动机制

生态修复措施贯穿环境刑事司法的整个过程，在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和判后执行各个阶段，行为人都可能实施生态修复措施。在不同的阶段，司法机关、环保行政部门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都有责任对破坏环境的行为人进行监督与管控，对其修复成果及时验收评价，协调衔接，建立完善的生态修复监督机制。

对于在立案侦查阶段已经实施的生态修复措施，公安机关应当予以监督评估，并在侦查完毕后把具体情况一并告知检察机关。检察机关根据行为人已经实施的生态修复措施，对于犯罪情节较轻的案件，可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如符合起诉条件的，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应当向法院注明行为人已经实施了生态修复措施，提出量刑从轻的建议。对于审判阶段开始的生态修复措施，法院也应在裁判时予以考虑。

在评估验收阶段，司法机关应当联合环保行政部门一同验收，听取社区和周边群众的意见，实地查看生态修复的效果。

（二）引进专家提供技术支持

环境是由各个自然要素组成的统一整体，行为人往往对某一自然要素造成了严重破坏，导致生态环境失衡。法官应当合理判定生态环境的损害程度，才能做出合理判决。在评估验收阶段，也需要利用相关技术知识判定生态修复的效果。但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往往缺乏相关专业知识。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4年就已经下发了《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审判技术咨询专家库管理办法》（试行），探索建立审判技术专家咨询库制度。借鉴其经验，法官在审判环境刑事司法时，可聘用有关专家作为人民陪审员，或者作为专家辅助人提供技术支持，协助审判。在评估验收阶段，也可聘请相应的专家辅助评估自然环境是否修复。

（三）设立生态修复专项资金

生态环境的修复同样需要资金支持，司法机关和环保行政部门应当有效管理利用行为人缴纳的生态修复金。云南省昆明市在2010年出台规定，设立了环境公益诉讼救济专项资金，规定由市环保局开设救济资金专项账户，对救济资金统一核算和管理，市审计局负责对救济资金管理使用进行监督。借鉴其探索模式，其他省份也可设立生态修复专项基金，除生态修复金外，该基金还可包括用于生态修复的财政拨款以及来自社会各界人士的捐赠。从司法机关、环保行政部门以及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抽调人员组成生态修复专项基金委员会，对生态修复专项基金的使用作出决议，并对其使用过程进行监督，在网站或者微信公众号平台定期公开资金的使用管理情况，接受公众监督。

注：本研究项目得到如下基金支持：

①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问题研究”的阶段成果，编号：18FX443；

②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森林资源犯罪的刑事治理机制研究”，编号：2572018BN06；

③黑龙江省科学项目基金“生态文明视角下森林资源的刑事法律保护研究”的阶段成果，编号：QC2018087。

（本文第一作者张镝，黑龙江省牡丹江人，是东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也是黑龙江大学法学院在读博士生，其研究方向为刑事法学、证据法学及司法制度；本文第二作者王若瑾工作单位为东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

作者：张镝 王若瑾

刑事司法环境论文 篇3：

自媒体环境中刑事司法的机遇和挑战

摘 要：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自媒体上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极大地提升了人们表达自身意愿的能力。但是，自媒体同样对刑事司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当然，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机遇与挑战并存，必须正确看待并对自媒体时代的各种问题进行分析，才能够充分利用自媒体，而不被其吞噬。

关键词：自媒体;刑事司法;机遇;挑战

一、自媒体的发展和特征

自媒体是指私人化、草根化、普泛化的传播者，凭借现代化、电子化手段（IM接口，API），向不特定的大多数或者特定个体传递规范性及非规范性信息的新媒体的总称。在人类传播发展史上，总共出现过三种类型的传播媒体：一是以报纸、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为基础的传统媒体;二是以互联网、手机媒体等新兴媒介为主兼容多媒体发展技术的新媒体;三是以web2.0為技术基础的微博，我们称之为个人媒体或者自媒体。

它具有独特的特征：

第一，自主性显著增强。

无论是旧媒体还是新媒体，个人若试图向大众发布言论是十分不易的。这个现实的压力就是所谓的门槛高。要实现发布言论这一目的，需要一定的实力，没有一定的代价和基础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自媒体的出现，无疑彻底改变了这一限制性。传播主体发生了变化，在自媒体出现之前，主要的传播媒体是新闻机构，或者是掌握机构的个人，大众更多是倾向于接受信息的个体;但在自媒体的时代，大众的身份开始出现了变化，不仅仅是接受者，还是信息的发布者，如此，与缺乏民意表达途径的旧媒体和新媒体而言，自媒体时代能够倾听到更多真实的民意，而且几乎不需要什么代价或者实力。

第二，发展速度很快。

自媒体自身的草根性（也即大众性）是其自身发展迅速的根本原因。有人估计每四十秒就会有人拥有博客，而我国目前已经有博客3600万，并且每分钟有数十名开通博客。

第三，管理难度大大增加。

在之前的任何一种媒体形式中，监控工作一直是由一支专业的队伍进行操作的。随着自媒体的到来，专业人员再也无法在信息发布之前对信息进行处理，因为自媒体的普泛化，只有在信息发布以后，才可以进行相应的工作，因此，对专业人员的要求更高。不仅如此，管理弱化在所难免，对于意见的发表者，由于身份不明，有人可能会发布一些不负责任的信息，有时还会发生“强奸民意”的情况，故意发表一些具有目的的言论，误导大众。

二、自媒体环境下的媒体为刑事司法带来的机遇

司法独立一直以来是司法上的一个理想，当然如今已然成为国际上共同推崇的准则。但是，使司法不受到外界的影响，与现实相比较，更多的是一个口号。但是随着自媒体的出现和民众意识的觉醒，在司法领域，体现出了和刑事司法的交互性，这种影响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提高社会黑暗面的曝光率，实现社会正义

舆论报道和司法程序虽然发挥着不同的社会功能，但是却有着殊途同归的目标，那就是实现社会正义。舆论报道相当于一面“透视镜”，将遗漏或者不为人知的违法犯罪行为呈现给司法机关。在自媒体的现实生活中，群众无疑是最可靠的监督群体，大众监督力度和密度的强大，绝对是社会不容忽视的力量。自媒体的草根化和丰富化在提供犯罪线索，辅助司法提高办案效率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

（二）更加有效地发挥群众的监督制度，促进公正执法

在传统的媒体时代，公众对司法的监督是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的。对于司法的监督的话语权主要还是掌握在主流媒体的手中。宪法32条和41条的规定可以说明国家赋予公民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的权利。国家权利对国家事务和国家权力的监督，主体应该是人民，自媒体正是代表人民行使监督的权利。

三、自媒体环境下的媒体为刑事司法带来的挑战

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技术发展的飞跃，都毫不例外地引发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变革。自媒体的发展当然也对刑事司法带来了相当大的冲击。

（一）对他人利益产生侵犯

自媒体对他人隐私利益的侵犯非常普遍。隐私权作为一种基本人格权，是指人民的私人生活空间、私人信息依法受保护的权利。自媒体的发展使得人人都可以成为“爆料王”。而今，“人肉搜索”也是愈演愈烈，一些怀有各种不同动机的用心不良者，利用自媒体的开放性，或恶意捏造、散发、传播侮辱、诽谤他人的言论，或冒用他人的名义发布不利于他人的言论信息，或未经他人许可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等。一旦发生隐私权侵权，影响面将更加广泛，而事先的防控、事后的调查取证在实践中又的确存在难度，致使他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二）挑战司法独立

近年来，有学者引入了“媒体审判”的概念，以表达对于媒体不当干预司法的担忧：也有学者认为所谓的“媒体审判”在中国并不值得担忧，因为在媒体干预司法的过程中，它所起到的正面作用远远大于负面影响。自媒体对司法独立的冲击和影响已经是传统媒体望尘莫及的了。这不仅是因为传统媒体的作用范围有限，受众普遍集中于精英阶层，而自媒体代表了普通公众的意见，对于传统媒体的不实报道，恶意炒作等行为是可以追究责任的，在责任机制的约束下，媒体必然对自己发布的信息更加负责任的审核，网络则全然不同，网络信息缺少审核机制，尤其是在自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制造新闻，造成损害往往找不到责任主体，这就使得网络舆论的产生可能向任意方向发展，不受控制。自媒体与刑事司法的冲突来源于道德、习惯与法律的冲突。网络舆论的主体是普通民众，其评判公正的标准是习惯和道德。个人与法意之间必然存在矛盾与冲突。

（三）影响司法公正

汉密尔顿曾经指出：“在所有人数众多的议会里，不管是由什么人组成，感情必定会夺取理智的最高权威[1]。在对公共事件的讨论中，参加的人越多，往往主持讨论的人越少，这时少数雄辩者就成了舆论的引导者。在针对案件的讨论中，舆论领袖不需要了解法律，只需要雄辩的口才、可以说服群众;饱满的热情和富有感染力的演讲，可以唤醒网民最朴素的情感，引起舆论狂潮。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的开篇部分对于网络中的协商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如下归纳：“第一，人们会把自己归到群体性的保护伞下，即相似观点的人组合的一个整体，继而不断重复和扩大相同的观点或信息，达到排外或者激化偏激言论的结果，从而产生群体极化;第二，信息自我筛选，即我们只听我们愿意听到的信息和愉悦我们的东西，而排斥其他信息，这源自人们不可避免的先入之见，以及人们都喜欢听赞同的话的心理;第三，人云亦云，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群体现象，即一种从众心理，出于社会压力或人际影响，不敢表达与多数不同的意见”。可以看到，在网络舆论中网民以自己愿意接受的事实为根据，以朴素的道德观念为标尺衡量罪与非罪，这一思维过程十分简单：符合道德标准的就是无辜的，有违道德准则的就是有罪的。然而法学是一门严谨的科学。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公检法机关做出任何决定都必须建立在理性判断的基础之上，坚持公平正义。

参考文献：

[1]秦前红.法院如何通过判决说理塑造法院的权威——以美国最高法院为例[J].国外刑事法制，2012，（3）.

作者简介：

王曼婷 女 陕西渭南人 上海政法学院2013级在读研究生.

作者：王曼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