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锡五审判方式”及其司法理念

“马锡五审判方式”及其司法理念（共6篇）

篇1：“马锡五审判方式”及其司法理念

摘要：“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突出特点就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作为“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精神内涵是应当发扬广大的，但是，“马锡五审判方式”所折射出的群众路线、大众司法能否成为具有普适价值的司法理念?这个问题值得认真思考。封捧儿“婚姻申诉案”所体现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及其司法理念似乎更加适合于“熟人社会”，更加适合于简单案件。

关键词：“马锡五审判方式”；司法理念；封捧儿“婚姻申诉案”

中图分类号：df0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09.04.14

马锡五主持审理过若干案件，其中华池县封捧儿的“婚姻申诉案”、曲子县苏发云兄弟的“谋财杀人案”、合水县丁丑两家的“土地争议案”，等等，都堪称“马锡五审判方式”中的经典案例。本文拟以“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典型个案之一封捧儿“婚姻申诉案”为分析样本，反思“马锡五审判方式”所蕴含的司法理念。

一、也许更加适合“熟人社会”

马锡五受理封捧儿“婚姻申诉案”后，先向当地区、乡干部详细询问实际情况，又了解当地群众的看法，最后亲自征求了封芝琴的意见。查明案情后，马锡五率华池县司法处的干部，召集当地群众举行案件的公开审判会并公布查明的事实。封彦贵屡卖女儿，张金才等人纠众抢亲情况属实；征求封芝琴意见时，她表示愿与张柏结婚；征询在场群众意见时，在场群众一致认为，封彦贵屡卖女儿，扰乱婚姻法，应受处罚。张家黑夜抢亲，伤风化，碍治安，应受处罚。在这里我们看到，“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特点就是群众路线。从受理封捧儿“婚姻申诉案”到具体的调查取证，再到最后的公开审判大会，这样的过程似乎使得马锡五的审判过程更加具有权威性和公正性。群众的意见在封捧儿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我们不禁要进一步地追问，司法为民的理念是否就一定要表现对具体个案的审理过程为群众所左右呢?应当承认，在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民事法律体系很不完善，常常需要按照习俗、习惯来解决具体的民事纠纷；况且封捧儿“婚姻申诉案”本身就和当地的婚姻习俗有着密切的关系。1928年，封彦贵把封芝琴许与张湾村居民张金才的次子张柏为妻，定下“娃娃亲”。1942年6月，封彦贵见女儿长大，其时聘礼大增，遂企图赖婚，并试图教唆封芝琴以“婚姻自主”为借口，提出与张家解除婚约，但封芝琴并未受其引诱。封颜贵后来又以法币2 400元及银币48元的彩礼将封芝琴暗中许与华池县城壕川的南塬的张宪芝之子(笔者掌握的文献中未记载此人姓名)为妻。订“娃娃亲”、封彦贵的卖女行为本身就是当时当地的婚姻习俗的生动反映。在没有完善法律：法规的情形下，马锡五就只能尽可能地以调解方式来化解纠纷。而这里，马锡五为了弥补当时法律规定的不足，将社情舆论、民风民情作为审判的依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一定的合理性。“我们即使承认制定法及其相伴随的国家机构是现代社会所必需，我们也不能因此误以为现代法治必定要或总是要以制定法为中心。社会中的习惯、道德、惯例、风俗等社会规范从来都是社会的秩序和制度的一个部分，因此也是其法治的构成性部分，并且是不可缺少的部分。”因为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司法资源缺乏、社会流动性较弱，是个典型的“熟人社会”。像封捧儿这样的主动追求婚姻幸福的个案绝对是十分罕见的。从封捧儿“婚姻上诉案”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这点。

1943年3月，封芝琴经人介绍初次见到张柏，二人虽未当面说话，但姑娘心中暗自愿意与张柏结婚。不料封彦贵于是年4月复以法币8 000元、银币20元及布4匹的彩礼将女儿另许庆阳县新堡区朱寿昌为妻。张金才闻讯后，纠集20余人，于是年5月16日夜闯封彦贵家，将封芝琴抢回与张柏成婚。封彦贵为此控告于华池县司法处，该处判决：张金才抢婚处徒刑6个月，张柏与封芝琴的婚姻无效。封、张两人均不服判，分别上诉陇东高等分庭。陇东分庭未对案情详细核查即作出了二审判决：维持原判，驳回上诉。封、张两家不服二审判决，了解案情的群众也对分庭判决感到不理解。由此看来，“马锡五审判方式”中所蕴含的群众路线似乎有个前提，即它应当是以人员构成相对稳定、相对简单的“熟人社会”为基础的。试想，若是在社会成员流动较大、社会成员构成相对复杂的“陌生人”社会中，了解案情的群众又会有多少?关注案件审判的群众又会是多少?“马锡五审判方式”所折射出的群众审判理念又会有多大的普适价值?我们应当注意，“马锡五审判方式”是历史的产物，是适应当时社会需要而产生的，就其审判的群众路线理念而言。对于“陌生人”社会很难适用。在“陌生人社会”中，必须依靠明确的规则，以实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来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转。因为在“陌生人社会”不再具备马锡五当年所面临和熟悉的乡情民意，社会的流动性加强。“来自人口方面的变迁，不仅是社会变迁的重要方面，而且也对法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在瞬息万变的社会情景中坚持以群众路线来指导审判恐怕十分困难。

二、也许更加适合简单案件

从封捧儿“婚姻申诉案”可以看出，这一案件是相对比较简单的。涉案当事人不外乎封彦贵、封芝琴、张柏、张金才等。案件事实也比较简单，主要为“买卖婚姻”和“抢婚”等事实。案件也主要涉及民事领域。所以，马锡五才有可能在受理案件后，先向当地区、乡干部详细询问实际情况，又了解当地群众的看法。而在现代社会中，尤其是在大量纠纷发生的经济发达地区，法官不可能每件案件都到现场收集证据，也不可能有如此多的法官到现场开庭，绝大多数情况只能“坐堂问案”。从经济学上讲，只有“坐堂问案”才是最有效率的。现代社会中的纠纷往往呈现复杂性和多变性，而解决复杂纠纷，就要求办案法官具备更为专业化和职业化的素质，要求案件的审理遵循严格、规范的庭审程序，要求法官处于中立的地位，审理案件首先要讲究形式化，在此基础上追求最为公正的审判效果。审判的形式化是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基本保证和体现。同时，封捧儿“婚姻申诉案”的审理过程被广为流传的另一个原因就在于该案采取的是公开审判的形式。大会查明案情后，马锡五率同华池县司法处的干部，召集当地群众参加案件的公开审判大会，公布查明的事实。公开审判大会的形式似乎对提高群众的守法理念、法律意识有一定的帮助，但这样的审判方式从司法效率的角度来讲是否具有合理性?是否只有公开审判大会的形式才有助于确立、伸张法律的权威?答案是否定的。

对“马锡五审判方式”作如下评价也许是合适的：在局部的文化场景中，它仍然具有合理性，因为司法不能脱离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而独立存在；但是，着眼于社会改革与发展的目标，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法治进程的逐步加快，这一方式也必将会被扬弃一它蕴含的司法民主理念应当获得提升，因为任何一个国家要实现法治，均旨在为民众 实现公平正义，决不是要人为地在人民面前树立一个威权；但是，一味追求所谓实体公正而轻视正当程序的倾向也应当被克服，这是由于程序正义价值的存在及其所具有的独立性决定了裁判者绝对不能为了达到正确的裁判结果而不择手段，而必须通过公正的法律程序实施实体法或者实现实体正义。而随着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化，社会分工愈来愈细，法律活动的专业化、技术化程度也在加强，这是现代法治的本质要求。

内容决定形式，而形式同时又对内容具有反作用。司法的审判过程应当体现司法为民的理念，但这种理念绝不是简单地等同于要求涉案当事人或人民群众参与到司法的审判过程中。司法的公正性和效率性要求在对案件的审判工作形式上要排除一切外界干扰，实现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从而树立法律的权威。但现实的情况往往是，“作为职业法官，他的基本角色规范应当是与裁判案件有关的法律规范，但在遭受来自权力结构规范、文化规范与社会生活规范的角色冲突后，有关的法律规范就成为法官判案考虑的主要因素而非惟一因素。有时甚至连主要因素也排不上。”封捧儿“婚姻申诉案”中，马锡五以公审大会的形式来进行案件的审理似乎将法律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建构在一种大众的意志之上，而这恰恰是马锡五式审判与现代法治原理背道而驰的表现之一。

司法审判应当体现人民性，但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来作为断案的依据是值得商榷的。这样做不利于法治观念和法治精神的培养，对其适用应当有着严格的条件性，马锡五在封捧儿“婚姻申诉案”中成功地运用了走群众路线的司法理念，但这并不能证明这种审判理念在现实社会中就是较佳选择；相反，马锡五式审判所蕴含的司法理念可能在当今导致现实弊病：这种方式给地方保护主义和“民愤”提供了“合理性根据”，鼓励人们以自己局部的正义和公平的感性判断来干扰法律的统一实施，以“乡理”对抗“国法”，使得“集体无意识”反映到了法律活动的过程中，法律不再是统一的、确定的。以这种逻辑演进的冲突将会导致社会治理成本的急剧增加，甚至阻碍社会的发展。

封捧儿案“婚姻申诉案”之所以被作为“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经典案件被广为宣传，还有艺术加工的成分。封捧儿“婚姻申诉案”取得的巨大的社会反响与当时高层的重视有关。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在1943年12月20日接见并专门听取马锡五关于办案经验的汇报后，称赞说：“你不只是个好专员，还是个好审判员”，“你为司法工作创造了好经验”。1944年1月6日，林伯渠主席在《边区政府一年工作总结》的报告中要求：“提倡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以便教育群众”。毛泽东主席在1944年3月5日写的《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一文中，谈到机关干部工作作风存在的问题之后指出，我们的机关中“也有好的首长，如马专员会审官司，老百姓说他是‘青天”’。在延安，版画家古远创作了木刻《马锡五调解婚姻纠纷》，在《解放日报》上发表。陕北民间艺人韩起祥将这个经典案例编成说唱本《刘巧儿团圆》。在国民党统治区，当时重庆的《新华日报》以“一件抢亲案”为题做了相关报道，称赞解放区司法制度。全国解放后，“刘巧儿”“婚姻申诉案”又被拍摄成电影在全国放映传播，对于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宣传贯彻新《婚姻法》起到了良好的辅助作用。封捧儿“婚姻申诉案”经过艺术的加工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案例。

但当我们把这些外在的“包装”一层层地剥离去的时候会发现，“马锡五式审判方式”是市民化、大众化、简单化的代表。在这种情形下法官和旁听的群众的角色分工已不明显，甚至没有必要区分了。法官直接从人的内心和历史传统中发掘出“活的法律”并适用这种法律，每个人都是审判的参与者，都以自己的感性自由地参与“法律表演”，但以此种形式进行的审判到底能够走多远?到底能够具有多大的普适价值?虽然在日常生活中法官也是普普通通的人，但是在司法审判过程中，法官决不再是日常生活中个人，而是代表法律的法律人；他不再是感性的，而是理性的；他不再是狂热的，而是冷静的；他要进行的不再是评论，而是判断。而这种转变就是通过法庭这么一种庄严肃穆的场所和一套繁文缛节式的程序来达成的。但是，当法庭这一庄严肃穆的场所中的言行被群众的社情舆论所主导时，法官还何以可能作出客观、公正的审判?封捧儿“婚姻申诉案”中所折射出的“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司法理念又具有何等程度的中立性和公正性呢?

三、结语：“在路上”寻求普适的司法理念

走群众路线作为“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精神内涵是应当发扬光大的，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就不可能有司法活动。但是“马锡五审判方式”所折射出的走群众路线的大众化司法能否成为具有普适价值的司法理念?能否与司法职业化、司法公正等一道成为现代社会中的司法理念?这些问题是值得思考的。封捧儿“婚姻申诉案”启示我们，寻求普适的司法理念是一项“正在路上”的工程。

篇2：“马锡五审判方式”及其司法理念

（学者之间的辩论收集）

2008年04月21日 10时41分

编者按：近日，在互联网上，若干法律界人士就“马锡五审判方式与现代法治”的话题展开了讨论，碰撞出智慧的火花。现由野山闲水将其整理、编辑，以飨读者。

背景资料：马锡五（1898－1962年），民主革命时期历任陕甘宁苏维埃主席、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等，建国后任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院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抗日战争期间，他在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时，把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运用到审判之中，创造了贯彻司法民主的审判方式——马锡五审判方式。其主要特点是：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了解案情；依靠群众，依法合理判决案件；经常巡视各地，方便群众诉讼，手续简便。马锡五解决了许多疑难案件，减轻了人民的讼累，受到群众欢迎，被边区百姓称为“马青天”。马锡五审判方式在各根据地推广后，调查研究蔚然成风，好的案例层出不穷，为新民主主义司法制度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马锡五审判方式与正当程序、诉讼效率

沙阳（李修蛟）——放弃

马锡五审判方式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诉讼制度的一个范例。其特点：一是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了解案情；二是依靠群众，依法合理审判案件。“当审判工作依靠与联系人民群众来进行时，也就得到无穷无尽的力量，不论如何错综复杂的案件或纠纷，也就易于弄清案情和解决”（马锡五：《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司法工作》，《政法研究》1955年第一期）；三是为方便群众诉讼，手续不拘形式。“（他）定期巡视所属各县，随时随地受理上诉案件”（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史》P508，群众出版社，1989年出版），当时著名的华池县封捧儿婚姻案，就是封捧儿路遇马锡五，拉他在一棵大树下告的状。

过去法律界一直认为，马锡五审判方式最值得褒扬的就是实事求是与手续简便。笔者认为，从法理上看，马锡五审判方式存在着巨大的价值冲突。为追求司法公正，我们必须要保持程序的正当性。程序正当是法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司法现代化的前提和中心。正当程序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程序的法定性；二是程序的时效性；三是程序的完整性。事前阅卷、实地了解案情，与现行法律规定的审判方式不符，事前广泛接触当事人，难保法官的独立与中立。方便诉讼，减少诉累，也必须通过法定程序，而不能由法官本人随时简便程序。没有程序的完整性，也最终难以确保审判的公正性。

考察现代法治，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西方国家，对“正当程序”的选择并没有换来社会秩序和社会综合效益的根本好转，相反却带来了严重的案件积压和犯罪率的上升。各国都在大力探索一种以效益为价值取向的诉讼模式和经济效益主义程序理论。法的正义与效率是法的主要价值目标之二（详见吕世伦、文正邦主编的《法哲学论》、王人博、程燎原著《法治论》）。但是追求法的效率，是绝对不能以牺牲程序的正当性为前提的。各国的司法实践也表明，程序正当是保证司法公正的不可或缺的一环。此外，在对西方法治发展的考察中，有人发现，人与人的距离对司法有着深刻的影响。美国人布莱克在《法律的动作行为》一文中说到“在关系密切的人们中间，法律是不活跃的，法律随人们之间的距离的增大而增多”。是否可以认为，案件判决的公正性会随着法官与周围人们之间的距离增大而增加。我们常说，距离会产生美。同样，距离也能产生权威，继而产生公正！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也谈到“法官不经常出现在人们面前，人们所畏惧的就是官职而不是官吏了”。马锡五审判方式的一大特点就是和当事人“打”成一片。这里就有颇值深究的东西了。我们固然不能回到旧时“法不公开而具威慑力”的做法。但作为执法者本身，与当事 人保持程序上的距离，是司法公正的必需。

总的来讲，马锡五审判方式很大程度上带有“青天”的理想主义色彩。

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历史价值

雪飞——选择性借鉴

马锡五审判方式产生于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解放区，在中国法制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它是中国现代法制史上一个闪光点。当时从时间上讲，由于历史的前进在形式上已经摆脱了封建法制的束缚，并且因为政治统治不同实际上存在了两个法域——国统区和解放区。国统区实行的是以六法全书为框架的法制体系，前承大清旧制外引西方大陆法典，形式上在当时较为完整；而解放区由于新的政权还处于“打天下”的戎马时期，完善的法制等于纸上谈兵，当时解放区的任务主要是巩固政权，实行民主法制都是次要问题。

没有完善法律条文，客观上给当时的审判者以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在此情况下审判员的素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当时干部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不是每个审判员都能以客观事实为基础公平断案，主观臆断的现象时有发生。马锡五审判方式产生不是偶然的，因为它正符合了当时的需要。马锡五本人也不是法律专科出身不是什么法学家，他也是一个普通干部。之所以他的审判方式得到了当时一致公认，是因为它把实事求是的群众路线应用于具体审判工作，做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实践最紧密的结合。

走群众路线，注重调查研究，不但弥补了审判员法律知识及法律条文的缺乏对工作的不利影响，最大程度地求得客观真实，而且灵活的审判方式赢得了对封建法制和国民党繁复六法有着恐惧心理的广大贫苦百姓的极大欢迎。在切实了解案情本身情况的同时，也了解了广大群众对案件的看法和处理意见，供审判时加以斟酌。这样在合理处理民事纠纷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安抚了群众，对稳定解放区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先进性正是相对当时那个特殊的历史环境而言的，它是中国大陆法域在新中国建国之前法制空白的填补者。真理是相对的，脱离客观环境就不能再保证成为真理。

当今中国早以不是解放战争时代的中国，政权巩固、经济强盛。尽管中国实行法制历史不长，学理上看还有许多急待改进之处，但总的来说已经基本奠定了法治的基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也决然迈入了法治时代。若仍照搬历史上的审判方式用于现今诉讼，显然是形而上学的。如今研究马锡五审判方式，目的都不是在故纸堆中猎奇，而是在提倡马锡五同志灵活地将辩证法运用于审判实践的精神。多么好的形式总会因历史的前进而成为一副空壳，只有精神才会世代相济、薪尽火传。

建立有效及时解决民事争端的体制

陈轶凡——对调解的肯定 希望多元化机制建立

如果从建立防止争端，公正迅速解决争端的社会体制这一大的平面来说，我有一些自己的思考。首先我觉得，马锡五审判方式应该肯定的是他在实际工作中出色地解决了问题(这是终极目的)，如果顾虑这种方式在诉讼中的不当利用可能违背建立法治社会时所要求的程序公正(我们先不具体讨论马锡五方式如何在现在的民事诉讼中适当运用或不能运用的论证)，可以试着跳出通过诉讼裁判方式解决问题的思路，把它应用到除此以外的更广泛的各种可能的解决纷争的手段上去。联合国宪章33条明文规定了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除了司法解决、仲裁、平和的解决方式以外，首先规定了解决办法是谈判、协商、斡旋、调停、调查、和解等，看上去相似的这些手段，其实其内涵都各不相同。因此，在法官人数不足，司法成本投入低下的情况下，建设公正、迅速、便利的民事裁判机制是刻不容缓的，在这同时建立一个除了诉讼渠道以外的广泛丰富的解决日常争端的体制也是势在必行。这在欧美被称为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可译为裁判外争端解决。

以日本为例，战后的日本通过行政主导，官民一体的“护送船队”体制，获取了高速经济成长的成功。这个一度给日本带来奇迹的体制也把日本引进了泡沫经济的深渊，当不得不改革这个行政指导式事前规制型社会构造时，日本的选择是建立一个美国式的在公正透明的规则下，各人以自己责任原则自由选择自由行动的社会体系，这个选择的一个巨大后果是因自由选择带来的争端数量的必然性增加，由此给承担事后调整机能的司法系统带来更大的压力，据称现在日本一审法官人均手上的案子在200件至250件之间，而司法成本是国家预算的0.4%，此数字是美国的20分之1，英国的10分之1，德国的7分之1，法国的4分之1。为了迎合日本政治体制将来的走向，司法改革也是势在必行。其中有一条即是上述ADR体制的进一步构筑。这里我无意对ADR进行综合性的评价，只是想提醒的是解决民事争端的方法在司法成本投入不足的社会，增加裁判外的解决手段是一个有效的方法，而且通过调解协商式的解决，从技术上存在双赢的可能，并且程序上当事人的意志也可相应体现等等优于裁判的地方（比如调解时间可以由当事人自己定）。以商家与消费者纠纷的解决为例，可以由一个中立的调停机构来解决。这个机构不是消费者协会这样的监督机构，也不是单 纯的行政机构，这个机构应该是符合消费者利益又符合制造商最终利益（最小成本的问题解决）的追求产品质量争端，公正、迅速、简易、低廉解决的中立调停机构，它可以在名义上归属于行政机关，但运营经费应由制造商（如可以设家电产品质量中心，医疗品产品质量中心等等，由有名企业领衔）提供对消费者的服务则是免费的，各企业可以委派一名事务员常驻中心，但决定生杀大权的调停员、审查员则从律师等中立的专家中招聘。消费者可以要求中心的调停员介入斡旋、调停。调停员从中立的角度提出自己的方案，消费者当然还可以表示不满。这时，就可以由中心的专家作出裁定。裁定没有法律效力，消费者这个时候再起诉也可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构造虽然一层一层似乎麻烦不管用，但作为消费者来说因为一开始就因为有中立人的存在而减少不安感，企业在这个相对封闭的构造中也是有安全感的，因为他可以综合衡量利益（比如说诉讼可能会引起的声誉度下降）得失提出（不）赔偿，（不）修理的方案，和用户之间的解决合意也是相对秘密的。如果双方一开始都是站在快速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说，这样的机构是有利于问题解决的（在日本就有这样15个产品质量中心于95年伴随日本的PL法而诞生，比如说家用车质量中心一年受理了19 00件质量咨询投诉，其中99%都得到和解解决）。而另外一点，则是司法机关会因为这样机构的存在而相应减少工作量，有利于整个社会争端的快速、公正、有效地解决。

总之，解决争端的机制应该是多样化的，像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是要小心防止走向诉讼泛滥之途的。好的传统要坚持、改善，好的外国经验要拿来用，司法制度也要大胆改造移植，继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事争端解决体系。

我们为什么需要法庭？

曹呈宏——选择法庭式审判

“我们为什么需要法庭？”这是某美国访问团在华东政法学院访问交流时向该院某著名教授提的一个问题。我们并不认为该美国学者或该著名教授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事实上他们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发出了会心的微笑，因为他们在问和答时实际上同时触及和要解决的是法理上的选择——对法律问题的处理应当是精英化的还是市民化的？是职业化的还是大众化的？是复杂化的还是简单化的？同样的，我们还可以问：“为什么法官要穿法袍（制服）”？“为什么法官要戴假发（西方的，我国则以帽子代替）”？……

马锡五式审判是市民化、大众化、简单化的代表。在这种情形下法官和旁听的群众的角色分工已不明显，甚至没有必要区分了。法官直接从人的内心和历史传统中发掘出“活的法律”并崇拜和适用这种法律，每个人都是审判的参与者，都以自己的感性自由地参与“法律表演”。这时大家更注重的必然是“实质正义”（关于“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诉讼正义”的划分，请参阅罗尔斯《正义论》），因为此时已无程序可言。

而法庭式审判则是精英化、职业化、复杂化的代表。在这种形式下，旁听者被一整套的“道具”与“法律表演”者隔开，法庭上法官席、隔离区、警戒栏、法官的服饰等等无一不时刻提醒着每个人谁是“表演者”谁是“观众”。对“程序正义”和“诉讼正义”的追求被放到了首要的位置，凸显了程序和秩序观念。促使法律问题以法律方式进行专业化的技术化的处理。

如果以艺术表演打比方的话，马锡五式审判是田间演出的地方戏，活跃在民间地头，每个观众都是演员、每个演员都是观众。而法庭式审判则是在音乐厅里演奏的交响乐，演员演出时，观众是大气也不敢出的。于是我们明白了，法庭、服饰等等其目的都不过是为了营造一种气氛，赋予所有参加审判活动的法官、当事人、代理人、旁听者等等明确的角色，并且使他们很快地进入到这种角色里去。如果说在日常生活中法官也是普普通通的人的话，那么在此，法官不再是代表日常生活中的他自己个人，而是代表法律；他不再是感性的，而是理性的；他不再是狂热的，而是冷静的；他要进行的不再是评论，而是判断。而这种转变就是通过法庭这么一种庄严肃穆的场所和一套繁文缛节式的程序来达成的。

尽管在理论上说，客观事实是可以被人认知的，但是由于时间流逝的不可逆性，由于人的认识的局限性，由于案件审理期限的紧迫性，完全再现案件当时的客观真实往往是不可能的，于是能够确认的只能是“法律事实”而非“客观事实”，更由于“正义”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心理概念，这就导致了对“实质正义”的追求实际上难以达成或代价太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律的正义就是程序的正义”，这是任何一个法治国家的法价值观，也是为什么西方国家的程序立法条文都多于实体立法条文的原因，与我们刚好相反，在意大利刑诉法典有700多条，法国的刑诉法有800多条，而刑法实体法都是300多条。

正象地方戏和交响乐都有自己的特长和短处一样，马锡五式审判与法庭式审判也各有自身的利弊。马锡五式审判方式的适用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会有良好的效果，这两种情况是：

1、革命。人类社会并非仅靠法律就可以调节，在稳定时期要靠法律，而在矛盾激化不可调和时则要靠革命了。法律是稳定的、保守的，而革命是激进的，是反法律的，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摧毁一个旧世界，就是要蔑视一切旧的法律。法律遭到了蔑视，但纠纷不能不解决，于是马锡五审判方式就有了用武之地，形成“多数人的裁决”。革命时的有些措施也可能打着法律的外衣，但实质上是与法律的精神背道而驰的，例如《中国土地法大纲》，归根到底一句话：你的土地就是我的土地。这叫什么法律？

2、在血缘和地缘相近，有共同法律认知和法律语言的小区域内。这时马锡五式审判不会引起歧义和不满，相反，这种方式所特有的亲和力会得到充分的发挥，法律显得是亲切的，是“自己的法律”，因此其效率就显得充分。

而法庭式审判则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必然选择。因为我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的统一稳定的多民族国家，在民众间缺少唯一的共同的法律基础和利益基础，只能依靠统一的稳定的法律来进行调节。而随着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化，社会分工愈来愈细，也愈来愈依赖于法律活动的专业化、技术化，这是现代法治的本质要求。内容决定形式，而形式对内容也有反作用，法庭式审判巧妙地利用了“距离的间隔”，在形式上有利于排除外界干扰，实现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有利于树立法律的神圣性和权威性。法庭式审理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它以法律的态度和方式来处理法律的问题。因此，马锡五式审判与现代法治原理背道而驰，不利于法治观念和法治精神的培养，其适用有着严格的局限性，马锡五能这样做是因为他是马锡五，他取得了成功，丝毫也不能证明这种审判方式在现实社会中会成为较佳选择，可以在马上打天下，但不能在马上治天下。相反，马锡五式审判可能导致的一个现实弊病就在于：这种方式给地方保护主义和“民愤”提供了“合理性根据”，鼓励人们以自己局部的正义和公平的感性判断来干扰法律的统一实施，以“乡理”对抗“国法”，“集体无意识”反映到了法律活动的过程中，法律不再是统一的、确定的。这种冲突导致社会成本的急剧增加，甚至阻碍社会的发展。

当然，法庭式审判也有其固有的弊端，它是一种高成本的司法活动，其本身就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维持，而且对于贫穷的当事人可能因为无法支付高昂的费用而无法实现其公平正义。因此对于贫穷的国家实行完全的法庭式审判无疑是一种奢侈，这种奢侈甚至足以摧毁法治本身。所谓“弱国无外交”，而贫国则无法治。因此，在贫穷的情况下马锡五式审判也可能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

就目前的认识水平而言，完美无缺的司法方案是不存在的，而且司法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受制于经济的、历史的、民族的、文化的多方因素，绝不能纸上谈兵地进行简单化的设计，只能根据这些因素的变化发展，由实践本身作出选择，拔苗助长只能得不偿失。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大李——有扬有弃

马锡五审判方式问题的讨论，涉及到两个历史时期和三种法律文化的对话。从历史的角度看，不能简单地以今天的标准判断一种历史现象的对错优劣；从后一个角度看，有必要分析人类法律史上三大法系（中华法系、大陆法系与海洋法系）的特点，以便恰当地为中国当今司法制度建设进行定位。限于篇幅，此处选择二个角度和三个词作为线索，说说看法。二个角度是法治的“理想”与“现实”，三个词是司法的“积极”、“消极”与“公正”。

在传统中华法系下即自然经济时代，人们的权利意识自然地非常薄弱，视讼争为社会生活中的异常状态，无讼就成为一种理想境界，尽管有法家化的立法（标志是发达的封建法典），但是，司法却是儒家化的（郝铁川：《中华法系研究》）。国家权力几乎没有边界，百姓权利的概念也许根本就不存在。人们认为“屈死不告状”是与“饿死不经商”相适应的信条。于是，当争议事实上发生了之后，往往采取两种似乎相反的态度：一个是寄望于民间的解决方式，一个是期望官府的积极介入。第二个选择则多是在前一个方式的失效情况下的一种无奈的选择。于是，当事人的告状首先就是一种消极的行为；而在将争议提交官府解决后，告状和被告的两造也并不是积极地对抗，大家均期望官府能够积极地行使职权，为民作主（即为他们主持公道）。由于讼争数量有限，官府也乐于代民作主，因为在官府看来，积极纠问并作最后平息，当然天经地义。故可以说，传统法制下的司法机制是：争讼两造消极参诉，司法（行政）官员积极纠问，裁决结果重实体公道。

在现代文明社会，地位平等、意思自治、契约自由成为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公民的权利意识得以张扬，有事“法庭上见”几乎成为口头禅。而“无起诉就无审判”的格言表明，公共权力的管辖范围不断缩小。诉讼案件数量日见庞大（如在沿海地区，一个只有几十名司法人员的法院，每年受理的诉讼案件往往多达数千件），法官包揽一切就已经力不从心。再从讼争的事由看，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化使纠纷不再是有与无、多与少的争执，在有些案件中，可能双方都拥有某项权利，然而争议却仍然发生。于是如何证明讼争事实、并在法律上如何平衡权利，都使司法成为一门日益专业化的工作。因此，对于作为法律门外汉的当事人，得借助律师等专业人员的帮助，而法官也必须从大包大揽中撤退，否则将无法消受那众多的案件重压。法官的责任就是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即程序）实现公平正义”。因此，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积极对抗、法官不能积极揽讼，就成为法治状态下各国诉讼制度的基本特征（尽管在司法的具体程序上，大陆法系与海洋法系呈现出在风格上的不同特点）。故，现代法治下的司法机制就是：当事人的积极抗辩，司法审理的消极进行，司法裁决的程序公正。

当前，我国确定了现代法治的目标，而且，在近百年靠近大陆法系之后，于20世纪末年，司法改革明显呈现出引入海洋法系机制的倾向。在这样的背景下，司法的消极特征和正当程序对于法治的重要意义，被人们空前地重视；但是，法治秩序的形成是一个过程，不可能在执政者选择法治为治国方略后就立即建成，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和内陆欠发达地区，囿于经济文化的制约，民众和官员对于司法的期望还与现代法治存在距离。正如近来某位大法官所言，法官有时还是要对诉讼双方做些思想工作，因为如不加以必要指导，当事人不该主张的却坚持主张，而依法可以主张的却不去主张，如果一味以超脱的裁判者自居，则判决的结果将明显在实体上出现偏差，不但导致判决无法执行，而且还必会导致当事人的讼累。

由是观之，马锡五审判方式作如下评价也许是合适的：在局部的文化场景中，它仍然具有合理性，因为司法不能脱离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而兀自存在；但是，着眼于社会改革与发展的目标，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法治进程的逐步加快，这一方式也必将会被有扬有弃——它蕴含的司法民主观念应当获得提升，因为任何一个国家要实现法治，均旨在为民众实现公平正义，决不是要人为地在人民面前树立一个威权；为追求所谓实体公正而轻视正当程序的倾向将会被克服，这不但是因为“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主要区别”（Douglas语），而且是“由于程序正义价值的存在及其所具有的独立性，才决定了裁判者绝对不能为了达到正确的裁判结果而不择手段，而必须通过公正的法律程序实施实体法或者实现实体正义”（陈瑞华：《程序正义论纲》）。

法理念的冲突

游振辉——与现代法制不符

马锡五审判方式与现代法治的关系实质是法理念的冲突，以及具体司法操作方式如何实现所追求的法律价值的问题。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一种公法文化（刑法化、国家化），而西方法律文化是一种传统的私法文化，由此强化了两种不同的法律心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是无讼，而西方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是正义（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建构在这两种不同法律文化和法律心理之上的法治是不同的，前者是人治的法制，后者是法治的法制。体现在具体的操作模式上，前者由“青天”为民作主，后者则以法律程序为一般途径，正如英国的Dennis Lloyd所说：“法律是人类社会天性中的一项主要制度。”在中国，包公千百年来被百姓颂扬，并不在于他依法办案，而在于他善于发现案件真实，从而为民作主。可以说，马锡五审判方式是包公审判方式的自然延伸。

法律的形式化或形式合理性一方面是现代法治系统的运作基础，另一方面也是社会转型及法律变革的理性要求，构成了现代理性法律的基本标志。相反，传统型法制从总体上讲则是缺乏形式合理性的，从而也是缺乏程序正义机制的（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也就是说，是否以形式合理性或程序化的制度安排作为法律运作的原则，构成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这种现代法理念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要成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锡五审判方式以重实体轻程序为主要特征的正义实现模式，与现代法治不符。

任何行之有效的制度，都离不开运行该制度所能提供的资源配置（政治、经济、人文、地理等等）。鉴于国情，我们在主观上要以现代法治为基本目标，而司法制度的设计上又要适应国情。比如，刑事诉讼强调全国一体遵行，以法的安全价值和正义价值为主要追求目标；民事诉讼则强化基层法院的简易诉讼程序，也可以常见民间纠纷的案件类型来设计特定的诉讼程序等等，在正义价值和效率价值之间取得衡平。总之，走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不能以国情为由放弃建立现代法治，司法制度设计要有适度的超前性，要重视制度的导向作用，为最终实现法治国奠定坚实的基础。《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称“2000年底前，撤销城市市辖区内的人民法庭。”这种以城乡差别的区别对待，应该是意味深长的吧。

篇3：“马锡五审判方式”及其司法理念

一、社会舆论对司法审判的影响

每个人思维方式、生活环境、文化的差异致使不同的人在具体事件中会产生许多看法, 当大多数人的共同意志汇聚在一起形成社会舆论, 就会产生一股强大社会力量, 实现普遍的社会监督。对于司法机关而言, 这种监督的力量可以督促其对待每一个案件时更加严谨和自律, 有效地防止司法权力滥用和腐败滋生, 甚至能发现司法弊端, 进而维护司法公正。

媒体致力于对案件事实的走访追踪, 以及对庭审、判决乃至执行情况进行报道, 一方面, 媒体通过对审判情况的公开可以方便公众监督司法;另一方面, 它足以唤起、关注和强化某一舆论命题并使之成为强势舆论, 也可以在某方面舆论的形成、发展之中, 为它提供公众平台, 实现最大范围的广泛自由交流, 从而以其公开性与及时性形成对社会的制衡与纠偏机制, 及时匡正社会运行中的种种偏差与弊端[1]。

但是监督不等于干涉, 作为公众不能逾越法律的权威对抗司法独立, 否则反而会妨碍司法公正。司法审判包含和衍生的问题, 公众往往是从道德标准加以评判, 受个人情感因素的影响通常同情弱者, 在主观上会有所倾斜, 希望法官对“坏人”严惩不贷;但是司法实践中, 有“无罪推定”、“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等规定, 司法工作者是根据其专业知识和技术理性作出判断, 而不是社会舆论所体现的是非善恶标准。有些事在道德上可以理解, 不代表当事人可以逃脱应有的罪名, 或者不能因为在情感上不能容忍, 就逾越法律的规定要求给予当事人更严苛的处罚, 这样不仅损害相关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同时有损法律的威严和稳定性。

媒体作为舆论监督中一个重要的角色, 该行业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首先, 媒体通过自身走访调查了解到的案件情况具有片面性, 真实性值得拷问, 它对案件信息的披露能对公众意见的形成起导向作用, 一旦引起热议形成舆论, 又能扩大舆论的影响;其次, 部分媒体为引人关注, 在语言表达上过多地使用评论性和猜测性的语句, 甚至对案件事实加以渲染, 煽动公众情绪, 导致公众产生先入为主的印象和判断, 公众出于对司法正义的期待, 无形中会对司法机关会形成很大的压力, 审判者在审判过程中顾虑重重, 不敢依法作出裁判, 这样的做法不但间接影响司法公正, 还会降低公众对法律的信任。

在实践中, 司法审判受社会舆论干涉的例子不胜枚举, 例如“李昌奎案”, 云南省高院作出二审终审死缓的判决, 遭到受害人家属的强烈抗议和公众的一片质疑, 深陷舆论漩涡中的云南省高院以适用法律有误为由启动再审, 撤销二审死缓判决, 改判李昌奎死刑立即执行, 公众意见得以顺应, 但略显轻率的再审和牵强的改判理由, 遭到部分法律工作者和学者诟病, 对司法的独立性和中立性提出质疑。再如“药家鑫案”, 此案一出, 媒体就开始大肆渲染, 甚至给药家鑫贴上了“权贵家庭”、“富二代”的标签, 在公众间掀起舆论热潮, 讨伐喊杀声不绝于耳, 于是在庭审现场出现了法院给旁听者发放量刑问卷的一幕, 看似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确保最终审判的公平公正, 但是该做法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如此不严谨的做法有损司法的威严, 追根朔源就是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 为最终“公正”判决找寻“正当”依据。

二、司法审判与社会舆论的协调

司法机关既要自觉接受舆论的监督, 又必须与社会保持合理的距离, 以其衡平理性坚守法治立场, 对舆论传播进行必要的限制, 避免其凌驾于司法之上。首先, 司法机关应该和公众坦诚相对:向外界披露审判情况时实事求是, 减少信息不对称, 就案件中涉及的法律专业知识传达给公众, 对审判结果进行解释和答疑, 主动与公众进行沟通交流, 提升公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度, 建立民主基础。其次, 司法工作者应该主动采取理性克制的方法:在审判前, 少看媒体关于案件的报道, 自觉抵制外界舆论的影响, 保持中立性;在审理时间上, 如非必要不妨适当推迟或中止审判, 待舆论热潮淡去冷静下来再进行审理;审判结束后, 如果没有法律适用和程序上的错误, 不能轻易推翻已经生效的判决。最后, 如果司法工作者碍于舆论的压力作出有违司法公平正义的判决, 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舆论的形成与传播在所难免, 司法工作者完全不受其影响不太现实, 介于此审判者不妨化被动为主动。法官不是在真空状态下办案, 身处的社会环境会影响他们, 反过来, 社会也会受到法官言论的影响[2]。法官应当学会尊重和倾听民意, 在社会舆论和公平审判之间保持清醒的判断和鉴别力, 不屈从于无原则“狂欢式”的跟风, 在法律尺度下, 运用娴熟的技巧和策略与非理性和偏激言论博弈, 通过依法公正审判和充分说理来引导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改变人们的错误认识, 把热点案件的审理拉回正确的法治轨道[3]。

公众对司法案件关注度的提高以及舆论热潮的兴起, 是公民民主意识的觉醒, 体现了对司法公正的期待。作为公众方, 公民的知情权理应受到保护, 公众的意见应当得以表述, 但是言论自由并不代表没有限制, 公众应该进一步提高法律意识, 宽容对待司法审判, 对司法机关消除偏见、增加信任, 培育独立判断、自主言说的理性的舆论环境。舆论以社会习惯支撑下的民意为基准, 追求自身或社会公众观念上的道德意义的社会公正;而法院审判以法意追求法律精神和原则为基准, 追求的是司法公正, 其评判司法公正的标准是蕴含法律精神的法意[4]。司法权注重的是理性和程序, 司法审判没有采纳公众意见, 并不代表司法不公。在司法中, 只要能排除司法腐败存在的可能, 司法的确定性就应该获得制度的维护, 尽管法官的判决也有可质疑与可讨论之处[5]。

在司法审判和社会舆论的互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媒体, 其任务是提供真实有效的信息, 越是重大的案件越应该谨言慎行, 注重报道内容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让公众自己理解判断, 不能使用煽情性的文字和倾向性的言辞, 严禁对案件事实进行恶意炒作、渲染, 甚至在判决前抢先对案件作出有罪或无罪的推断和结论。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只有报道事实的权利, 没有对事实进行裁判的权利[6]。判决后, 媒体可以对审判结果加以评论, 但要注意平衡报道, 即从各个角度陈述不同观点, 评论内容公正客观, 所谓公正评论, 主要指任务和事件的定性准确, 褒贬适当, 符合人们的价值观[7]。媒体工作者要丰富法律知识, 加强职业道德建设, 自我约束, 作为行业的主管部门应加强监管, 对媒体报道进行监督和制约以防权利滥用。英国大法官丹宁勋爵说:“媒体在司法活动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可以监督每一次审判是否公正、公开光明正大。但传媒也有挣脱僵绳的一天, 法律应该对其错误行为给予处罚。”如果媒体工作者发表企图或可能破坏公正审讯的言论, 误导公众, 侵犯当事人合法利益, 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 应追究其法律责任。

三、结语

司法审判追求的目的和公众对案件期待的结果都是为了实现社会正义, 两者有效结合能实现司法审判和社会舆论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发展。一方面, 司法审判要直面社会舆论, 通过舆论产生的监督力量更规范和严谨地进行裁判, 司法审判是理性的, 司法工作者应凭借其专业知识, 保持理性的头脑和中立的立场以维护司法的权威;另一方面, 社会舆论的形成是感性的, 但是舆论不能越过法律的底线, 公众和媒体在行使权利时要理性看待司法审判, 增加信任感, 自制自律, 更好地实现社会监督。

摘要：舆论一经形成所产生的强大社会力量影响着社会生活各个领域, 而媒体的出现催生了舆论的形成和发展。在司法审判领域, 舆论产生的监督力量对遏制司法腐败有积极意义, 但是舆论的过度关注加上媒体的不规范报道, 有时反而会干扰司法公正。司法审判既要尊重舆论监督, 又不能迫于舆论压力失去法治的立场;公众和媒体在行使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权利时, 也应该以尊重司法为前提。

关键词：司法审判,社会舆论,司法机关,公众,媒体

参考文献

[1]蒋雪英.从黑哨事件看新闻舆论监督[J].新闻传播, 2002, (07) .

[2][美]安东尼.刘易斯.言论的边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简史[M].徐爽, 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 3.

[3]刘圣林.反思与抉择:舆论关注下的司法公信力重塑[J].山东审判, 2012, (05) .

[4]黄青松.冲突与契合:试论社会舆论与司法审判之互动[J].现代商业, 2012, (33) .

[5]周安平.司法与舆论的纠结及分隔[J].河北学刊, 2012, (11) .

[6]顾理平.新闻法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9:262.

篇4：马锡五审判方式及其价值评析

关键词：马锡五审判方式；经典案例；司法价值

一、马锡五审判方式产生的司法背景

陕甘宁边区的司法背景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一）刑讯逼供在边区的存在

边区的司法秩序混乱，时常发生组织或个人侵害弱势群体的人民权利的事。刑讯逼供现象在司法机关的和保安科也严重。刑讯逼供的原因除了司法习惯，还缺乏实践调查研究，边区的专业化程度低等因素。

（二）边区政府部分法律规定和地方风俗习惯的冲突

这个问题也有很多方面，如婚姻问题，边区法律规定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禁止买卖婚姻。边区的婚姻买卖却是习俗。买卖婚姻的夫妻感情也不是很稳定，离婚纠纷也多，男女关系上也有点混乱，很多群众认为一判就是离婚，老婆都无法保住，更别提其他权利了。

二、马锡五审判方式的产生与发展

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一）马锡五审判方式形成团队

马锡五自兼任山半年边区陇东分庭的庭长后，采取巡回审判方式，依靠群众，深入进行调查研究，运用审判与调解相结合的方式，纠正了一审判决中的冤假错案，及时总结了一些缠讼多年的疑难案件，同事耳不断学习掌握这种审判方式，迅速发展成了一个团体。

（二）马锡五审判方式成为边区司法工作的一面旗帜

1944年1月，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边区政府会员第四次会议上所做的《边区政府一年工作总结》中明确提出：“诉讼手续力求简单轻便，提倡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以便教育群众。”1944年2月陇东分区专属进一步提出：“把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推行到各县的工作中去！”马锡五审判方式开始在专属下属各县范围内推广。同年3月，《解放日报》发布了《马锡五审判方式》为题的社论，介绍了马锡五审理案件中的经典案例，并总结了相关经验，号召边区将其发扬光。因此马锡五审判方式在司法工作中的经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使用。

（三）马锡五审判方式推广到整个抗日根据地

马锡五审判方式经上述推广，影响力更加强大了，超出了边区的范围，在整个根据地开花、结果。

三、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具体特点

（一）实事求是地进行调查研究

马锡五在审判工作中，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带有色眼镜，经常和群众沟通，追求案件调查的客观和真实性，多角度的听取不同人的不同看法，搜集一切相关的人证、物证，然后周密细致的分析，实事求是地找出案件发生的客观根据，公平公正的处理问题。

（二）实行审判与调解相结合的审判方式

马锡五审判方式从根本上说，就是坚持贯彻群众路线。首先，调查案件的真实情况时，要善于依靠群众，以对等的心态，细心的听取各方面的看法。其次，在解决矛盾时也要依靠知情的群众，通过群众向当事人说法讲理，努力做好当事人的思想工作，消除原告和被告的对立情绪。

（三）实行简便利民的诉讼手续

马锡五审判方式体现出人民审判员应有作为“人民公仆”的思想理念。马锡五在基层处理案件时，从不随意发号施令，或者呵斥下级干部，而是以谦虚的态度，平易近人的与他们交流。

四、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当代价值

（一）符合群众路线教育的实践理念

走群众路线是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生命，他出身贫困家庭，从小亲身经历、耳濡目染，了解广大百姓的生活心酸，理解百姓的难处，就任陕甘宁边区陇东专员后，没有丝毫“官架子”，以人民公仆的身份与百姓对话，询问百姓意见，真正实现了走群众路线和以人为本的思想。

马锡五审判方式有助于完善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司法是实践中要增强广大人民的司法参与意识，通过人民参加司法工作来实现真正的司法民主。人民陪审员来自普通民众，大众化的价值取向，最了解人民的想法，最善于群众沟通，做群众工作，以最朴素的价值观来对职业化的法官进行司法补充。

（二）有助于提高司法效率

马锡五非常注重调解工作，有调解的余地，尽量说服双方当事人，争取调解结案。因为调解在对法律變通的同时，又满足来了人民的具体需求，缓解了法律逻辑和现实生活逻辑之间的冲突，调解通过双方当事人的合意获得调解结果，在结果正当性的同时将纠纷妥善的解决了，降低了司法的成本，也减少了对社会的不良影响。

（三）符合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

实事求是是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灵魂，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基本价值取向是求真和求实。马锡五审判方式通过走访、询问、座谈等方式征求群众意见、了解案情来发现案件的真实情况，法官在案件处理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陕甘宁边区时期，一大批以马锡五为代表的边区法院法官，就是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克服了立法的不足，相信群众，解决了大量的疑难案件，为边区法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孙婵.马锡五审判方式复兴之冷思考[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3（8）.

[2]雷嘉鸣.新时期如何继承和发展马锡五审判方式[J].新西部，2013（15）.

[3]肖周录，马京平.马锡五审判方式新探[J].法学家，2012（6）.

[4]李雪然.马锡五审判方式的价值及其启示[J].新乡学院学报，2011（25）.

作者简介：

杨贝贝（1991.06～），女，河南南阳人辽宁大学法学院在读研究生。

篇5：“马锡五审判方式”及其司法理念

公正；（4）实行巡回审理、田头开庭等简便利民的诉讼程序。其中许多具体原则和做法以后被直接运用于新中国的民事诉讼制度。

马锡五审判方式包括三个有机联系的步骤：查明案件事实、听取群众意见形成解决方案、说服当事人接受。马锡五审判方式之所以为广大老百姓所推崇，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着我国民事诉讼程序的构建，是因为：首先，马锡五审判方式强调法官调查研究，查明案件事实，这充分回应了当事人对查明“真相”的要求；其次，充分考虑群众意见作出的裁判为群众所乐于接受；最后，当事人在社区舆论压力下，也容易服从判决和调解结果。因此，马锡五审判方式既满足了当事人对法官“为我做主”的客观期望，又能让当事人的情理要求得到表达。这是这种审判方式获得当时社会民众热烈拥护的主要原因。但是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另一面是周期长、成本高、法官权力大，审判的正当性主要依赖于法官个人的品德和人格魅力。

时代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仍一味坚持马锡五审判方式中的一些形式，不能与时俱进地以新的理念构建诉讼方式，就可能导致背离民事审判方式所追求的目标。

但是，当我们将目光深入到基层法院，特别是人民法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马锡五审判方式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在广大基层法官所采用的审判方法里，总能看到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影子。实际上，主流观点一直认为，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精神——人民法院为人民排忧解难、主持公道，对于今天的审判工作仍有重要意义。

目前，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以及城市与乡村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极大，因此带来的文化水平的差距、法制意识的差距亦极大。马锡五审判方式在当代中国民事诉讼模林中还有存在价值，还有其适应生存的土壤，当今的中国社会主义法治仍然存在对马锡五审判方式的需求。

弘扬和发展马锡五审判方式，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围绕“公正与效率”主题，牢固树立司法为民理念，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发展和稳定和谐大局，创出一条特色调解之路。

一、积极探索调解艺术，努力实现“公正与效率”主题

1、抓调点，化矛盾，做好庭前调解

一纸判决，虽然当时结了案，也缓解处理了矛盾，但不能完全彻底解决矛盾，简单讲，就是社会效果不好；特别在农村，当事人不能理解和接受，还会引起新的纠纷，而且也不利于执行，法律效果也不好。同时根据不同案件的不同性质，抓住矛盾实质，进行调解。如伤害赔偿案件，抓住赔偿中“赔不赔”、“赔多少”、“何时赔”这三个关键环节进行调解；离婚案件把握“感情”这一主线，就“和好”、“离异”、“怎么离”进行调解；债务案件围绕“偿付”这一本质，就“还多少”、“如何还”、“何时还”进行调解等。由于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案件调解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2、明事实，析责任，抓好当庭调解

以证据服人是法庭调解的前提和基础，充分发挥证据杠杆作用，适时进行调解，为了提高调解质量，一些特殊的案件主动邀请熟悉该行业有关问题的专业技术人员，作为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为案件的审理提供充分的技术资料和智力支持，实现案件审理的高效、优质。

3、慎判决，重效果，搞好庭后调解

将调解贯穿于整个审判活动的始终是调解工作奉行的原则。对庭审中对抗激烈，当时难以调和，但确有调解可能的，在庭审结束后五日内，让当事人冷静思考，权衡利弊，审判人员继续调解，使一些案件又得以调解成功，缓解了执行的压力。

二、精心指导民调工作，携手化解矛盾纠纷

基层人民调解组织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法庭积极从源头上下功夫，精心指导民调工作，使民间纠纷和可能发生的涉法上访苗头消除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当地。他们特别注重法庭同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协调配合，积极构建网络，形成调解合力，有力地维护了辖区社会稳定。

1、采取有效措施，培训民调人员。针对人民调解员法律水平低，法庭可对其集中培训，系统讲授相关基本法律，同时邀请他们参加庭审观摩活动，丰富他们的法律知识，提高其处理纠纷的能力。

2、加强协作，全力配合基层调委会的工作。对当事人争议大、矛盾深、影响广、基层民调组织处理难度大的案件，法庭应他们的请求，及时配合工作。

篇6：“马锡五审判方式”及其司法理念

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资源有限的国家,人民群众大多并不富裕,如果他们维护合法权益的花费过高,耽误工作或影响生活,许多人就可能因讼致贫、因讼返贫或因贫弃讼,就会失去主张和维护合法权益的积极性,从而使权利损害得不到救济,不法行为反而受到纵容。因此,司法程序应当帮助人民群众以最省力的方式参加诉讼,司法机关应当帮助人民群众以最省钱的方法获得正义。

同样地,在我们这个以乡土人情为主要特征、缺少法治传统的社会,人民群众大多文化水平不高,有的虽有一定文化水平,但对法治和法律缺少必要的认识,如果我们的司法机关特别是基层司法机关机械照搬法律程序,只管自己坐堂问案,一味强调法言法语,不考虑人民群众的接受能力和交流习惯,司法活动就不能被群众理解,群众的正当诉求就得不到准确和充分的表达。可见,司法过程应当用人民群众看得清的形式去开展,司法人员应当用人民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去交流。

有人认为马锡五审判方式就是调解,其实不然。不错,马锡五所处理的案件多数以调解方式结案,但这并不是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本质。调解结案实际上是俭朴司法方式的自然结果:因为司法程序是节俭的,它更容易为群众所接近;因为交流方式是朴素的,它更容易为群众所理解。在此基础上,群众更容易提出通情达理的利益主张,进行心平气和的利益协商,也更容易达成公平合理的利益妥协。但是,片面强调调解或过分追求调解结案率可能违背当事人的真实意志,造成案件处理不公。所以,把马锡五审判方式简单理解为调解,以及把调解结案率作为学习实践马锡五审判方式的衡量标准显然是对马锡五审判方式的误读。

还有人担心重提马锡五审判方式可能会损害司法人员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其实并非如此。密切联系群众并非无原则地迎合群众。群众路线和俭朴的司法方法只是为了方便群众主张权利,并不是改变法官公正裁判的地位和正确实施法律的使命。而且,群众并非完美,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是国家的主人,是人民政权存在的基础和目的;但作为每一个个体,其利益主张并不是都有法律依据,也不是都能兼顾自己的长远利益、他人的合法权益和公共利益。在利益关系日益复杂化、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法律体系又不尽完善的今天,这实际上对法官的独立性和专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官要应对日新月异的利益诉求,要用自己的职业理性和专业价值弥补法律的不足,还要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与群众沟通。别的不说,单是把法律语言通俗化就需要法官苦练内功。试想想,讲出来的话既要让理解能力不同的群众听懂,又要保留法律应有的准确性和严肃性,不是需要对法律精神有更深刻、更透彻的把握吗?

正义应当是俭朴的。时代变了,我们不能、也没有必要让司法人员都到田间地头和乡村茅舍去办案,但俭朴的价值追求不能变。

正义之所以应当俭朴,因为俭朴的司法方式更能帮助群众实现正义,更能体现人民政权的本质:来之于群众,用之于群众。俭朴的正义更接近正义的核心价值:让所有人各得其所;也能更有效地承担正义的神圣使命——减少人间痛苦,增添人间幸福。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