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公正理念表达实践论文

【摘要】长期以来，我国法学教育当中存在轻视实践教学，未能重视和发掘实践教学理念的情况。因此，对法学专业课程方案的改革，应当逐步强化研讨课、实践课程以及方法论课程的作用，协调必修与选修课程配置学分的比例，以实践指引为导向，以思维建构为抓手，以问题意识为核心，具体细节要根据实际办学规模、现有条件和具体培养目标而定。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司法公正理念表达实践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司法公正理念表达实践论文 篇1：

建立以司法公正为核心的司法理念体系

摘要：近年来，法学及司法界对司法理念的研究，认为司法理念是对司法现象的考察而得出的理性观念，对司法实践有指导作用；并将司法理念划分为司法公正、司法效率、司法程序等次层的司法理念，将司法公正同司法效率等并列起来。这种研究对于司法的本质就是追求司法公正，为了实现司法公正，需要在司法效率、司法程序、司法平等等方面建立起应有的标准。司法理念是以司法公正为目的，以其他的层次司法理念为手段的理念体系。

关键词：司法理念；司法公正；目的性司法理念；工具性司法理念

司法理念在中国法学及司法界是个时髦的话题，因为司法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下人民的要求，党和政府决心推进司法改革。在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针和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目标，并且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推动司法体制改革”。 司法体制实施什么样的改革，首先在观念上应该有一个成熟的设计和规划。所以法学者、司法官员们充满热忱，深斟细酌，也使得司法理念在报刊和会议中成了显性概念。笔者在维普资讯——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检索中，以“司法理念”为关键词，就下载了400篇论文，挂在相同的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有关法律理念的论文只有148篇，司法理念的研究成果明显多于法律理念的研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从论文的作者队伍来看，司法理念的研究除了法学者的研究外，还有100多位司法官员参与了司法理念的探讨与辨析。梳理他们的研究成果，应该说有成功也有浮躁。

一、司法理念研究的综述

国内法学和司法界对司法体制与司法体制的改革的研究正好处于零星疏落状态，司法观念上仍充斥着左的简单说教，无法说明和解决市场经济下的司法不公现象。导致我们常常不得不承认自己理念的贫困，我国法学的主流声音不得已只好移植西方司法理念。当然也有人对夸大西方司法理念的先进性、诋毁中国司法理念的落后性表示不满，反映人们也在思索中国是否有自己的法治理想图景。①

这么多的法学者和司法官员参与司法理念研究和探索，他们的激扬文字，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司法理念表达了一种能够经得起逻辑和司法实践验证的严谨的法观念，以指导司法实践

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司法，司法理念不仅是“司法者”的理念，而是包括立法者、执法者、司法者和人民大众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对司法的要求和愿望。法学和司法界的同仁们认为，司法理念是对司法现象的思考，上升到系统的、经得起逻辑和司法实践验证的信念。②理念概念的历史路径也证明了这种观点，哲学泰斗康德撰写《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希望用通俗的文字表述其认识论思想。庞景仁先生在翻成汉语时抱厌，不敢把Idee译成“想法”，仍旧译成“理念”。 [1]210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理念是有历史来由的、用来表述具有逻辑严谨的观念，所以庞景仁先生不敢将“Idee”翻译成“想法”而译成“理念”，庞景仁先生曲从历史压力，也是有道理的。

人们认为司法理念对司法制度的和司法实践具有指导作用。[2]最早柏拉图提出理念的目的，就是认为具体事物是变化无常的，人的认识还得深入，能够抓住不变的理念性的对象。因为能够称之为理念的概念、原理、绝对原理的正确内涵和指导作用是无法否定的。虽然他也调侃说，瞎子也会有走对了路的时候，但那是万一而不是一万。[3]266所以理念就是原则性、方向性的指导，司法理念有误，指导原则和方向错了，司法制度与司法实践就会带来失误。法学和司法界同仁们热衷于探讨司法理念，就是要对过去“摸着石头过河”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司法理念进行反思，从司法理论与实践中辨析出司法的规律性以及司法实践所能达到的境界，重新设计司法制度和司法模式，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要求。

（二）司法理念研究的深化：将司法理念分为次层司法理念

法学和司法界的同仁们在探索司法理念的过程中，随着对司法理念研究的深化和细化，将在各个领域指导司法实践的司法理念，进行筛选和分类，对司法理念分类的论文多，根据笔者有限的统计，大约有以下几种分类：

一是认为司法理念可分为：功能意义上的司法理念、理论意义上的司法理念、司法实践意义上的司法理念等三个方面。[4]

二是认为认为司法理念可分为：以人为本、司法终结、司法效率和党的领导等四各方面。[5]

三是认为司法理念可分为五个方面。但具体认为司法理念分为哪五个方面，又有不同。第一位研究者认为司法理念可包含：合法合理、平等对待、及时高效、程序公正、文明司法；[6]第二位研究者认为司法理念可包含：司法独立、法律至上、司法公正、司法高效、司法文明五个方面。[7]

四是认为司法理念可分为六个方面。司法理念分为哪六个方面，又有三种不同分法：第一种意见认为司法理念可包含：司法中立、司法平等、司法公正、司法透明、司法高效、司法独立等六个方面。[8]第二种意见认为司法理念可包含：司法中立、司法公正、司法独立、司法民主、司法效率、司法公开六个方面。[9]第三种意见认为司法理念可包含：司法独立、司法中立、程序正义、司法消极和司法被动、司法透明和司法文明六个方面。[10]

五是认为司法理念可分为七个方面：司法中立、司法平等、司法透明、司法公正、司法高效、司法独立、司法文明等七个方面。③

六是认为司法理念应包括司法中立、司法公正、司法独立、司法民主、司法公开、司法效率、司法廉洁、司法程序和司法职业化等九个方面。[11]

二、司法理念研究的困境

我们认为，前面叙述的司法理念研究的两方面成果是司法理念研究的开端，仅仅是表面性质的。我们这样说的原因在于；一是将司法理念的理性程度及其指导作用揭示出来，并将司法理念划分为更为深入的次层司法理念，是认识司法理念的必然过程，也是司法理念探索的深化。但上述研究没有揭示司法理念的本质，尚未提出一个人们可以接受的司法理念的定义，也反映到对司法理念的研究没有达到概念性、逻辑性、体系性的地步。二是将司法理念具体分为不同的次层司法理念，各种次层司法理念的关系是并立式、因果式，还是接力式？上述研究没有建立起具体的各次层司法理念之间的能动协调关系，没有提出司法目的是什么，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是什么？也没有提出在具体的次层的司法理念中，哪些是主导理念，哪些是次要理念。就无法建立具体的次层的司法理念之间协调的、互动的体系，也无法说明各种具体的次层司法理念怎样合营而成的总的司法理念。十几年的司法理念研究，像习武者点到即止，有很多墨迹，却难于清晰地界定司法理念。可以列为几个需要弄清的疑问：

第一，法学和司法界同仁们将司法理念划分为具体的不同次层的司法理念，本来是希望更清楚地认识司法理念，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司法理念所追求的目的是什么。离开了司法理念的最终目的，总的司法理念要达到的境界不清楚，司法理念要怎么指导司法实践哪种境界还不清楚，就说明我们无法认识司法理念清晰的格局与的指标指标，无法校正司法实践偏离司法目的的越界行为。

当然，司法理念研究者可能认为我们的问题不可思议，将司法理念划分三个方面，就是说司法理念有三个方面的追求；将司法理念划分为四个方面就说明司法理念有四个方面的追求。但司法理念的研究者可能不知道，将司法理念划分为各种不同的次层司法理念，就有不同的价值追求。各种具体的次层司法理念之间有相容的地方，也有相排斥、相互竞争的属性。就像我们在前面提出过，司法效率和司法程序既有一致性，也有对立性。那么多的司法程序，不就损害了司法的效率吗？要追求司法效率，还是要司法程序呢？法律社会学家涂尔干说，“一个实体能够产生凝聚力的首要条件就是，它的各个部分绝对不能相互纷扰，相互冲突。”[12]81各个具有相互冲突成分的次层司法理念怎样相互凝聚融合，汇成光彩照人的司法目标呢？

第二，无视总的司法理念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无法认识总的司法理念的理想境界，必然无法弄清各种具体的次层司法理念及其在总的司法理念中的作用。体育馆和蒙古包的作用是不一样，所以体育馆因为特定的目的，它的高度、宽度与安全性能和蒙古包的高度、宽度与安全性能是不一样的。司法理念的研究者不清楚总的司法理念所追求的目的，就无法弄清次层司法理念。正如柏拉图说瞎子有时也会走对路了，关键是有一个目标在衡量着瞎子走路。所以说没有总的司法理念的最终目的这个标准，就不好衡量具体的次层司法理念的。

第三，由于司法理念的研究者没有弄清总的司法理念要达到的目的及理想境界，必然无法将各种具体的次层司法理念如司法程序、司法公开等结成相互协调、相互作用的司法理念体系。

司法理念总的目的和应该达到的境界是一个坐标抽，它的的合理指标就决定了司法效率、司法平等、司法程序等次层司法理念所要达到相应的力度和指标，各种具体的次层司法理念因为有具体工作指标，才能确定构成因素及其性能。正是因为有了总的目标，才有各种具体的次层司法理念的分工合作，它们的“合力”造就总的司法理念。

如果没有总的司法理念的最终目的标准，前最高法院院长肖扬谈到司法理念包含司法透明、司法高效等，那么司法透明到什么程度？一个案子证据有疑问，现有科技水平不能证明原告或被告申明事实的可信性，如果纯从司法透明意义上，追求的是弄清证据，这就要发展科技水平，以认定证据的真实性。这种司法透明的追求还面临另外一个或几个次层司法理念的挑战，因为从追求效率的角度，就要停止诉讼，因为证据无法证明诉讼要求。无目的的次层司法理念之间，就造就了司法理念的多指标，进而形成司法理念的斗争，内斗的司法理念就不能指导司法实践。

三、以司法公正为核心统辖其他次层司法理念

我们一方面分析长达十多年的司法理念研究，法学和司法界的同仁们在研究司法理念的时候，梳理出了多种具体的、次层的司法理念，由于没有将其输入到司法目的——手段坐标轴中去认识司法理念，就使司法理念的认识难以深入。古往今来，政治家“树立一个目的，去探求怎样和通过什么手段来达到目的”。[13]49思想家也是以这种方式来营构自己的学问， 涂尔干也认为，“公正是道德的基石，而博爱是道德的冠冕。”[12]83也说明公正是基础性的存在，其他的因素如博爱、文明、效率只是公正的外表。社会学的另一创始人、对治学方式有良好的研究的马克斯.韦伯也认为，人的行为除了传统行为和情绪化行为外，必然是在目的或意义的指导下，所以理性人的行为都是有意向的行为，这种意义可分为目的意义和工具意义，也可称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13]100韦伯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的分类，也正好启发我们将具体的次层的司法理念分为目的性司法理念和工具性司法理念，工具性司法理念的价值就是推动目的性司法理念的实现。

首先，所谓的目的性司法理念，就是国家设立的司法的目的是什么，当然也包括法学和司法界同仁们探讨的司法理念追求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我们认为，司法的终极性目的就是司法公正。有四个方面的理由：

第一，本来历代哲人和法学先贤认为，司法的终极目的就是司法公正。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发生矛盾不能自我协调时，寻找裁判的目的，就是寻找公正，所以，司法的目的就是公正。[14]56德国著名的法学家卢曼认为，公正在柏拉图那里就是《理想国》中的理想，就是得到应该得到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公正；中世纪就是贵族们的互惠原则；在法治时代，公正就是实现了亚里士多德的“公正”，相同的案件相同的处理，不同的案件不同的判决。公正就是作为审判权的核心原则，所以在卢曼那里，司法理念所指向的就是司法公正。[15]120

第二，事实上上述法学和司法界同仁在探讨司法理念时，每人对具体的次层的司法理念的辨析各有侧重，但大多数法学和司法界同仁对司法公正却有一致的关注。虽然司法理念的分类反映了人们对司法关注的角度不同，推导出具体的司法理念就有差异，但都强调了司法公正。在司法理念讨论中对其进行划分，也反映了司法理念研究者重视司法公正的观念，只是我们更进一步宣称：司法公正就是司法的终极目的。

第三，党和国家对司法公正的认识，也反映了司法公正才是司法的最终目的。虽然法学和司法界对司法理念的探讨丰富了司法理念的认识，按照法学前辈沈宗灵先生的说法，新中国重要的法学成就不是来自法学界，而是来自政治家。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提法也反映了这一点。2014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也认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司法公正。”④中共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也反映了司法公正是司法的核心，其他次层司法理念也都是共同推动司法公正的建设的工具性指标。

第四，有了司法公正这样终极性司法目的，其他具体的次层的司法理念在司法公正的价值坐标中，有什么功能、有什么活动空间，才能清晰加于界定。前面叙述的司法中立，就不能说法官中立，对原被告的要求不理不睬，只能说为了司法公正，超越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原告被告，依照法律和社会的良风美俗进行裁决。

其次，工具性司法理念，就是为了实现司法公正而进行工具性、手段性的理性思考和设计。虽然司法公正是司法的一个终极性目的，但仍是一种理想型的存在，需要一些具体的工具性理念去实现这一目的，使司法公正得于兑现。如司法效率，最高法院院长周强说，迟到的正义使正义大打折扣，所以需要一些其他的指标来保证实现司法公正。[16]随着司法实践的摸索，人们对司法理念的探讨，会有越来越多的工具性的司法理念，除了前面司法理念探讨者罗列出的次层司法理念外，如司法人员的精英化或者精英司法等，都会更有力地促进司法公正，也应该成为新的司法理念。

最后，司法公正作为最终目的的司法理念与作为工具性的司法理念之间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一方面，司法公正决定了哪些具体的次层的工具性司法观念能够成为司法理念，因为凡是无助于司法公正的观念就不能成为司法理念。同时司法公正也决定了具体的像司法平等、司法透明等因素的存在空间和界限。前已述及的司法平等，不可能使原被告与法官平等地参与裁决。只能是法官保证原被告有平等地表达意见、提供证据、反驳对方的要求，以争取自己的权利。这样规定，也是为了实现公正裁决的要求。另一方面，工具性、手段性的司法理念也是促使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正是因为有了司法中立、司法平等、司法透明、司法高效、司法独立、司法文明等各个领域的指标，才能实现司法公正。

注释：

①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商务印书馆2006版，第2-3页；季秀平：《关于司法理念的一些误区》，《南京社会科学》2006第6期。

②范愉：《现代司法理念漫谈》，《中国私法网》，2004-05-18.

③肖扬：《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天涯法律网》，2007年1月11日。

④《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

参考文献：

[1]（德）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M]. 庞景仁译.商务出版社，1978.

[2]王申.理念、法的理念——论司法理念的普遍性[J].法学评论，2005（4）.

[3]（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 商务印书馆，1997.

[4]韦中铭.论司法理念与政治理念的冲突与平衡[J].太平洋学报，2007（8）.

[5]王道彬.略论中国特色的司法理念[J].铜仁学院学报，2010（5）.

[6]樊守禄.实现司法公平正义面临的新形势新课题[J].河北法学， 2007（12）.

[7]维建.论司法公正的保障机制及其改革[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6）.

[8]黄劲武.现代司法理念的反思[J].福建法学，2007（7）.

[9]蒋超，艾军.论符合现代司法理念的法官思维方式[J].甘肃社会科学，2007（5）.

[10]金立槟.现代司法理念的内涵及价值定位[J].湖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3）.

[11]蒋慧岭.现代司法理念基本问题[N].人民法院报，2003-1-23.

[12]（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13]（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可马各伦理学[M].苗力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4]（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

[15]卢曼.社会的法律[M].郑伊倩译.人民出版社，2009.

[16]周强.迟到的正义使正义大打折扣，要建立错案倒查制、问责制[N].人民法院报，2014-11-21.

作者简介：李化祥，男，硕士，广东省岭南师范学院法政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杨立民）

作者：李化祥

司法公正理念表达实践论文 篇2：

法学专业课程方案应转变视域

【摘要】长期以来，我国法学教育当中存在轻视实践教学，未能重视和发掘实践教学理念的情况。因此，对法学专业课程方案的改革，应当逐步强化研讨课、实践课程以及方法论课程的作用，协调必修与选修课程配置学分的比例，以实践指引为导向，以思维建构为抓手，以问题意识为核心，具体细节要根据实际办学规模、现有条件和具体培养目标而定。

【关键词】法学专业课程方案；问题导向；实践课程；学分比例

【基金项目】此文为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研究项目“法学教育培养目标定位与法学教育改革研究”（项目编号2013217）的阶段性成果。

在2017年10月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个论断进一步强调了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并且为深入改善我国法学教育的质量与水平指引了新方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建设，需要直面中国现实和具体的法治问题。有针对性地处理我国法治实践当中出现的难题，建构符合我国语境的法學教育体系，有助于促进司法公正和法治建设的发展。建构在这种背景下的中国法学教育，应当逐步从强化各个部门法学科建设的视域，走向以现实问题为抓手，以具体案例为素材，以思维导向为路径的新视域。实现这种转变的首要环节就是深入发掘法学课程培养方案的完善之路。

一、从学科导向到问题导向的趋势

法学发展的问题导向以问题意识的培养为主旨。问题意识是反映在思维当中的问题性心理现象。人们对既有认知或者新的信息产生导向新的认知的疑问和探求的心理状态，可以说就是问题意识发挥作用的过程。高等教育应当摒弃知识填鸭的方法，推进问题发现、分析和解决的方法、动机和路径的探索。法律思维具有规范性、社会性、概念性和逻辑性，强调程序的公正和结果的正义。这种特点包容了法律思维的目的性。结合这种属性，法律教育最终要落实在学生在法律职业当中对具体问题的解决，结合当下学科融合的趋势，应当进一步推进法学教育理念从以学科建构为导向转变为以问题建构为导向，从而激发法学学科的教育在培养更多跟进时代，具有自主思考和学习能力的法律人的方面更进一步，并将这种进步落实在培养方案当中。

注重问题意识的培养，不仅体现在其他学科领域当中，法学领域尤其明显。总的来说，法学教育当中的问题意识培养要基于三个导向而展开。第一是实践导向。有学者认为：“问题意识应当包括关注法律学术研究的社会后果会推进何种利益，某个命题会代表了谁的利益，并以此结论认为这是谁的问题。务实的学术思考和问题意识关注的是社会实践的后果和社会格局的变化。”这种观点提倡问题意识应当落脚于实践，因为法律面对的是社会实践。而现实是复杂的。“在这个独特的人类世界中，现实并非一种坚定不移的存在，而是流变的和不断接受裁断的——它是一种被讨论、被折中、被立法的存在。”第二是思维导向，也可以说是方法论导向。如果说实践为发现问题提供了社会“实验室”或者素材，那么思维导向的问题意识为学生提供了法律知识谱系的建构和法律技能的操作路径。第三是学科综合导向。法学虽然是传统学科而非新兴学科，但法学关涉并能够连接各个人文社会科学和语言学科的纵观性学科体系。法学教育需要通过某种“问题化”思维导入论辩主题，在多主体论辩当中通常可以整合为针对该问题的分歧、争端或者纠纷。

二、逐步强化研讨课、实践课程以及方法论课程的作用

长期以来，我国法学教育当中存在轻视实践教学以及未能重视和发掘实践教学理念的情况。从实践教学内容系统性、充分性和规范性的缺乏，以及条件支持的不足可见端倪。此外，即使是在理论教学系统当中，传统上对理论传授的强调与核心课程的重视，使各大高校的法学教育体系趋向于千人一面，很难凸显地方教育特色，也不易导出多元化的教育创新思路。实际上，“法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社会科学，法学教育的生命力在于实践性，而实践教学就是培养学生参与法律操作、解决实际案件和实际问题的能力”。这些能力远不仅限于学习能力，还包含逻辑思维、交流谈判能力，以及调研、诉讼和应变技艺。因而有必要在强化实践类、方法类课程的同时，推进选修课程建设的力度和模块化趋势，从而有效落实法学教育以理论素养提升为前提，以职业培育为抓手，以问题意识建构为宗旨的完善路径。

首先，增加实践课程比例，增设经典案例研讨和律师实务课程。正如朱苏力教授所言：“问题意识并非来自概念或理念层面，更多的是来源于真实世界的经验。法律和制度必须在相当程度符合这一代中国人对自己、他人、社会和国家的想象、情感，而这些情感和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文化和历史塑造的。”实践类课程能够突破传统的理论教学思维，以务实的眼光，将实践问题通过案例研讨、模拟法庭和法律诊所等模式，使学生反思现实问题如何纳入法律的考量范围，法律为何关心某一范围内的社会生活与某一类型的社会关系。案例分析和案例研讨课程都将案例本身作为一个“问题集”，衔接了法律的实践导向，以及案件核心的争议焦点涉及的理性思辨。所以案例类课程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依据问题涉及相关立场进行理性证立的能力。在课程设置上，案例分析课程在大一年级开设较为合适，从低年级就尝试使学生从传统的学科思维导向问题思维，从而为以后的法学学习建构一个良好的开端，并结合学科交叉和融合的潮流鼓励学生加强学习各个门类的知识。案例研讨课程则应当开设在高年级，通过由学生自主发现案件当中事实建构、价值分析和规范诠释与适用的路径，并据此提出自己的见解。研讨型教学模式能够初步发掘学生的科研潜质、应变思维和论辩技艺，以及口头和书面表达的能力。此外，律师实务课程应当纳入实践课程中，在司法实践当中，与当事人接触最多的法律人就是律师。通过校内具有实务经验的教师和律师协同教学的模式，可以让学生切身体会到当事人诉求与法律知识应用之间的张力，尽力提升从知识储备到问题解决的目标系统。

其次，转变单纯通过记忆类型考试作为考查学生能力主导模式的思路，研讨类和实践课程应当以平时表现作为主要考评依据。理论传授的教学模式长久以来通过考试的方式验证学生学习效果。事实上，考试的模式除考查书面表达和法律记忆、理解和应用能力以外，对于培养学生实际解决问题能力作用较小。目前多数高校的法学部门理论课程的考核，是通过比例划分的模式，整合考试成绩和平时表现统一判定的。实践类课程的考查更是如此。建构系统的任务模块，并据此分配课程考查的具体规划，能够全面有效地评断学生在课程当中展开的思考是否深入，收集的资料是否完善，探索的问题是否明确，取得的结论是否有效。单纯借助期末考试来考查，或者过于轻视平时表现在最终考核分数中的比例，都是不可取的。应当逐步从期末考试或者考查为主导的模式，逐步走向以平时表现涉及的多任务模式权衡表现，并以其作为主要的课程成绩判断依据。

再次，法律論辩活动课程化，教师以引导为主，学生参与分组论辩。法律本身具有可辩驳性，法律的教育就应该避免纯粹的知识传授模式，训练学生的论辩思维，将论辩技能的培训课程化，同时也要在具体部门法讲授中应用提问和论辩模式。主体对法律的理解本身就是新的意义产生的过程，而通过反思与沟通，法律才获致其合法性、合理性与有效性。这种理念决定了法学教育必然离不开思辨路径，必然要超脱课程门类的界限，走向对问题本身的对话性反思当中。而将该理念落实到教学方案当中，就需要诉诸训练法律论辩、谈判和审判技艺等方面的课程建设。

最后，增设法学方法论课程，以及法律逻辑、法律与语言等思维培养课程。方法论课程在法学当中以培养批判性思维为主旨，以法律解释、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能力的培养为导向，通过问题意识的提升，实现自我学术人格的建构。批判性思维的定义，可以从主体针对不同问题意识而产生多重理解。武宏志教授从诸多存在重要差异的理解中总结出了相同的构成要素。这些不同的流行定义中，均认同“批判性思维是一种思维类型，适用于所有主题内容，包括反省、回顾和悬置判断。好的批判性思维是合情理的（reasonable），包括细致考虑证据并取向做出确切的判断。理想的‘批判性思维者’只要条件适当就批判性地思考，对批判思维者的知识、技能、态度和性情有所要求”。上述类型课程有助于推进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三、协调必修与选修课程配置在学分中的比例

法律人才培养实践采用的选修制、主辅修制、实验班等模式当中，选修制是较为可行的办法。这种理念也在诸多法学院校的课程方案中得以实现。选修制模式的通行做法是在专业培养方案中选开一些与专业联系比较紧密的课程的方式来扩宽学生的知识面。合理的选修制安排，是具有普遍可操作性的现实选择。选修课程范围的选择、类型的划分以及方向的确认具有多元性，不同院校的培养特色和地方的教育理念都构成选修课程设置的依据。如何协调必修与选修课程之间的关系和比例，如何建构选修课程体系，不同法学院校在完善课程方案的过程中都要考虑这些问题。

从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的情况来看，学院法学专业学生人数较少。从总体上来看，形成面面俱到的选修课体系存在难度并且必要性较小，但这并不代表选修课程的重要性减小，也不意味着小规模法学院系选修课程设置应回避模块化方式。恰恰相反，选修课程比例的协调与学生人数本身并无直接关联，需要关注和探索的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必修课程体系的精致化。法学学科的十四门核心课程是必修课设置的根本依据，不应当忽略和压缩任何一门课程，也不应任意拓展必修课程的内容。目前我国法学教育对于核心课程的教学基本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模式，但选修课程的范围和框架仍然具有较强的变动性。总的来说，有必要适度确认必修课程的范围，尽可能精简必修核心课程的比例，同时提升核心课程的教学精度和深度，从而为有针对性地实现培养目标打下良好基础。

其次，在总学分要求稳中（或有降）的基础上，增加选修课程学分比例。选修课程能够为学生提供尽可能多的思考素材、知识谱系以及问题引导，从多个层面和角度为学生开拓了可兹选择的学习空间。因此，有必要在稳定核心必修课程体系的基础上，相应增加选修课的比例。

再次，专业类选修课设置要衔接必修课，以及人文素养类、社会科学类和自然科学类课程，并深入推进选修课单元的模块化与多元化。选修课程涉及面广，“各校根据主流法学学科内容、自身特色、学院师资力量等因素开设，并无一致的模式，全国范围内各校法学专业的选修课开设可谓五花八门，丰富多彩”。通过建构专业类选修、方向类选修和通识类选修的模块化选修课程体系，能够为同学们最大化提供学习资源，从而为其职业规划提供有效的铺垫和引导。

四、结语：推进法学教学的现实面向和问题面向

湖北大学的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要求根据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理念和学以致用的教学思想，采取多种形式的实践教学，深化、拓展法学教学内容和效果，提高法学专业学生运用法学知识和其他社会科学知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法科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法律信仰，提升法律技能，训练法律思维，充分发挥法律专业实践课程的育人价值和导向功能。结合上述内容，可以总结出法学教育的课程学习，在建构扎实和全面的知识基础上，要超越单纯从概念、命题和语篇，以及理念和原则层面的思考。法科学子要树立务实的精神、勤奋的态度、诚恳的精神，明确当下我国对法治建设的宗旨所在，成为能够肩负历史使命和充满家国情怀的法律人。这就要求法学的学科建设要以实践指引为导向，以思维建构为抓手，以问题意识为核心。上述原则对具体方案内容安排体现的是总体精神，而具体细节的确认也要根据实际办学规模、现有条件和具体培养目标而定。

【参考文献】

[1]苏力.问题意识：什么问题以及谁的问题？[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01）：10-17.

[2]董万程.加强我国法学专业实践教学的思考[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28（03）：97-101.

[3]武宏志，周建武，唐坚.非形式逻辑导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54.

[4]陈彦晶.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选修课程的模块化[J].学理论，2014（06）：224-225.

作者：徐梦醒

司法公正理念表达实践论文 篇3：

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关系初探

【摘要】舆论监督是一定社会群体对社会现实普遍的、共同的意见,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当前,我国的舆论监督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媒体“绑架”司法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已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既要强化必要的舆论监督,促进司法的公正性,但也应对舆论监督活动进行适当的规制。

【关键词】舆论监督 司法公正 媒体“绑架” 规制

如何正确处理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防止舆论监督产生负面影响,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的积极作用,确保司法公正,是当前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面临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这里,本文将对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进行初步探讨。

舆论监督及其现状评析

从广义上讲,所谓舆论监督是指一定社会群体(公众)对社会现实普遍的、共同的意见,其实质是代表公众的意志对社会现实做出强有力的主动回应,因而在实施社会监督方面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在狭义上讲,舆论监督可以视为新闻媒体监督。社会实践表明,舆论监督往往借助新闻媒体的传播优势,以公开的方式反映公众对某一社会现象、某一社会事件或某一社会问题所形成的比较一致的意见。尤其是随着网络媒体的出现,人们能够通过网络媒体直接表达自己的看法。

从当下看,舆论监督作为现代法治社会的重要成分,是加强对司法权等各种国家权力及其运行监督的重要措施和途径,并且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社会性。舆论监督的对象包括社会事件、公共事务、公共权力、公共道德等,而监督行为本身的受众也是社会大众,因而具有很强的社会性。二是特定性。舆论监督的对象是特定性的,限于公共事件范围,通常针对某一特定公共事件,而非个人私事或者概括性很强的事件。三是广泛性。舆论监督本质上是公众的监督,公众可以通过新闻媒介对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进行监督。

由于现阶段我国没有制定新闻传播法,舆论监督缺乏规范,从法律上加强对舆论监督的规制尚有一定的难度。当前,媒体等舆论监督活动突出体现出以下几种特征:

第一,单一个案通过媒体报道往往能够成为社会关注焦点。比如,2009年,以“躲猫猫”事件为肇始,一些看守所意外死亡事件在媒体的集中报道下引起舆论哗然。“躲猫猫”事件最终以晋宁看守所管教民警按玩忽职守罪处以刑罚而终结。从实践看,在舆论监督强大力量的影响下,一些案件确实得到了妥善解决。因此,在某些纠纷无法通过正规渠道获得解决的情况下,当事人更愿意通过影响大、效率高的媒体报道方式来寻求正义的支持。

第二,舆论监督中的传统媒体和网络舆论通常互动发挥作用。网络舆论源自传统媒体的报道,但二者的方向有所不同。传统媒体的报道刺激了网络舆论的增生,而网络舆论的回应反过来促进传统媒体对事件进行进一步的报道。如2009年5月湖北邓玉娇一案发生后,网络舆论的主旋律贯穿于整个案件发展的始终,推动着事件调查的进程。当警方公布的结果不利于邓玉娇、与网民的意愿相悖时,舆论的呼声便加强,网民们期望通过舆论的压力改变警方的判决。

第三,媒体“绑架”司法现象时有发生。从司法实践看,一些案件的当事人越来越倾向于借助媒体表达诉求,如果他们一旦通过正常的渠道不能实现自己诉求,就求助于媒体,以争取社会舆论同情的方式试图左右法院的判决。如每年全国“两会”期间,就有相当多的当事人进行涉法上访,以求得对案件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处理,而一些媒体就从中充当了“监督人”的角色。

第四,个案等热点问题的监督往往成为一些媒体打开市场的“卖点”。从新闻媒体报道看,一些以市场为取向的媒体特别是都市类报纸,为吸引公众“眼球”、增加卖点,往往依靠报道那些能够吸引公众注意力的热点社会问题获取经济收益。

正确认识、处理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

从实践来看,舆论监督对于司法活动既有正面的作用,也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关键是要正确认识、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也是确保司法公正的基础。

首先,舆论监督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通过舆论监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弱势群体得到法律保护,使正义得到伸张,司法公正得以实现。反之,就容易产生久拖不决、暗箱操作、偏袒强势以及干脆不处理等情形。如在以上所提及的邓玉娇案中,舆论监督对公安机关公开侦查信息、检察机关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公开公正审理或是对再审程序的启动和最终结果,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使民众能够及时了解案情,实现知情权。如果没有媒体对这一个案的监督,“主人公”邓玉娇面临的可能就是另一番不同的境遇。

其次,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负面影响。从实践看,舆论监督在促进司法公正的同时,也会产生一些负面作用,集体无意识、利益相关者利用民众的善意进行炒作等情况也时有发生。比如在2009年发生的杭州飙车案中,在本案的侦查、起诉、审判阶段,网络力量无不渗透其中。先有网友发现肇事者胡斌的网络日志在被刑拘当日仍在更新,后更有网友通过网络平台组织杭州市民及浙大学生自发走上街头为被害人谭卓追思。关于胡斌是“富二代”、其飙车同伴是“官二代”的传闻更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开来。在案件进入审判阶段之前,舆论明显偏向于受害者谭卓一方,早已就为审判结果定调。虽然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案件的审理结果也没有异议,但过度的舆论监督就会产生“绑架”司法的结果,使得法官先入为主,影响其对案件真实的判断,导致案件审理受到影响,其结果往往不利于被舆论指责的一方,进而影响到司法公正。

再次,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关系的实质。从某种意义讲,司法权是国家司法机关通过法定程序,以特定的方式如检察、审判等将法律适用于具体案件的权力。舆论监督则是司法权受监督的重要形式,反映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要求,是促进司法公正的重要力量。宪法保护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二者是社会民主、法制的重要基石。在实践中,两者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但这种冲突,表面上看是新闻报道的越位,而在深层次上是法律规定的缺失问题,本质是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的价值取向问题。

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规制和均衡

毫无疑问,舆论监督可以作为司法公正的驱动力量,但媒体天生同情弱者,并喜用“眼球经济”引导报道方向,因此我们也需要对之加以正确引导,加强对舆论监督的规范,以期更好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第一,吸收国际立法、公约的先进经验。对于我国来说,目前尚无专门的法律制度用来规制舆论监督,因而适当借鉴一些国际经验,有利于正确认识和处理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比方说,1994年8月,国际法学家协会在马德里召开了一次会议,研讨了媒体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关系、系统规范表达自由与司法独立关系的规则,并最终形成了《关于媒体与司法独立关系的马德里准则》。该准则对审前程序、庭审过程、审判后各个阶段媒体介入司法的方式方法作了具体规定,但并未付诸实施。总的来看,媒体监督和司法公正在博弈的过程中,规范其行为最有效的方法还是需要遵循司法规律,通过立法的途径建立完善的预防、惩罚制度,并根据不同媒体的特性,建立相应的预防性和惩罚性制度,注意媒体监督介入司法的时间、方式,应当承担的相应责任以及对不良后果的救济。

第二,进一步强化舆论监督,促进司法公正。强化舆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是必要的。对于判断舆论监督是否干预司法公正,笔者认为:一要审视媒体主观上是否以引导判决为目的。二要审视当地法院是否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审判。由于司法腐败层出不穷,集体腐败屡禁不止,必須强化舆论监督。但在舆论监督中要防止出现“公地悲剧”现象。这里的“公地”,是指一项资源或财产,其使用权归众多人所有,但每个人都没有阻止他人使用的权利,从而导致资源因过度使用而枯竭。舆论监督作为民众参与司法监督的平台,是实现知情权与监督权的途径。一个拥有智识的民众和媒体通过舆论监督实现自己的权利,是无可厚非的。但舆论监督一旦失范,尤其是一些媒体在监督时缺乏公信力,就会使反映的案件情况偏离事实,进而在监督的过程中造成对被监督对象的损害。因而,把握舆论监督的度、时机以及方式十分重要。

第三,切实加强规范舆论监督。也就是说,既要加强舆论监督,又要加强对舆论监督的规范。具体而言,要把握以下四个环节:首先,要用好现行法律规定,例如公开的审判制度、、独立的司法制度、正式的法庭规则,等等。其次,要完善相关制度。对立法者而言,由于新闻立法的社会共识正逐渐形成,把新闻立法提上议事日程是顺应社会发展状况、适应国际评价的当务之急。对执法者来说,要强化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理念和作风。对公众和媒体来说,要在强化监督意识的同时,注意行使舆论监督权也要受到限制。再次,要加强对舆论监督的检查与纠偏。除了新闻立法,还应从外部加强对新闻媒体报道活动的监督和制约。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舆论监督的监管,实现对网络舆论的动态实时监控和对现实媒体报道的定期抽查体系,通过“他律”方式加强对舆论监督的检查与纠偏。第四,要加强媒体自身建设。除了法律法规的约束,新闻媒体应当加强自律,规范行业内部行为,同时要提高从业人员的基本素质,加强对媒体从业人员的管理。通过队伍建设与管理,加强教育与培训,正面引导新闻从业者,以从业规范严肃新闻从业者的纪律。(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作者：吴钰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