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达自由与司法独立论文

摘要：诉讼与信访分离是信访功能定位的第一步，信访制度功能合理定位应从我国整体纠纷解决体系的视角出发，以保障公民表达自由，树立司法权威为前提。根据我国政治体制以及现代社会发展趋势，把信访制度纳入人大的框架之内，将其功能定位为：政治参与、权力监督以及补充救济。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表达自由与司法独立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表达自由与司法独立论文 篇1：

新媒体条件下的表达自由及其界限

摘要：新媒体条件下的表达自由除了推进社会民主、促进司法公正外，也带来一些不利的后果。药家鑫案件审理前后，新媒体中表达自由的异化，就为此提供了一个鲜活案例。因此，在依法保障表达自由的同时，也需要为新媒体中的表达划出界限，这种界限主要应立足于对言论与行动的区分、言论真实性的审查、对司法独立的影响以及特殊身份主体表达自由等等方面的考虑。同时，这种界限的划定也应该是由合法主体依法进行的，而并非由新媒体提供者单方面确定。

关键词：新媒体；表达自由；界限；司法独立；权利保护；法治

作者简介：韩伟（1982-），男，陕西绥德人，陕西省社科院政治与法律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研究方向：法律文化、比较法；李丹（1990－），女，湖北利川人，云南大学法学院2009级本科生，研究方向：法律史。引言

药家鑫案可以称得上是2011年中国法治热点中的标志性事件。该案被曝光后，由于大学生、富二代、“钢琴杀人法”等一系列备受关注的热词迸发，引发了社会各界广泛的讨论与解读，这里面当然不缺法学家的身影。除了法律与道德，权力与公正、智育与德育等大而化之的论题之外，法学家们更侧重从微观的角度切入，就罪名、自首、量刑、刑罚，乃至法院审判管理等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不少启人深思的观点。随着终审判决的作出，以及药家鑫被执行死刑，该案画上了句号，药家鑫也似乎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是，2011年的岁末，随着药家鑫之父药庆卫状告张显名誉侵权一案的开庭，药家鑫案再次引发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在药家鑫一案中，对于司法审理中媒体的作用，以及媒体与司法的关系，已有不少文章论及，事实上，更广义的舆论与司法审判的话题，早在几年前的彭宇案、许霆案中已初见端倪。本文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表达”的主体扩展，即从传统媒体转向新媒体更广大范围的民众，例如数以亿万计的微博作者。实际上，随着技术的发展，新媒体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传统传播路径。这些改变，无论对司法，还是对个人权利，都造成一些新的影响。因此，尽管在传统社会，“表达自由”被赋予更多正面的价值，而在新媒体时代，过度自由的“表达”却造成了诸多意外的后果，不仅影响到司法独立，威胁到社会安全，甚至还侵害到个人人身权益。本文以药家鑫案为源起，探讨案件审理期间及之后以“微博”为中心的新媒体背景下，各类主体，特别是以受害者张妙代理人张显为代表的一方，其“表达自由”是如何影响司法，如何影响当事人及其相关人的，这种“表达自由”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以及“表达自由”的界限何在。

一、表达自由：曾经的民主公正期待

一般认为，表达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是指每一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言论表达活动，表达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或收集或传播有关的信息，其他人对之必须尊重而不能妄加干涉”。[1]3近代以来，表达自由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得到现代法治国家的确认。而且，因其对政治民主与司法公正的促进作用，表达自由的正面价值得到凸显。

表达自由首先被当做重要的政治民主权利在各国基本法律中反复强调。在德国，言论表达自由权被认为是社会中个人人格表现最直接的方式，是最重要的人权之一。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一份民意调查判决中认为舆论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形成舆论之自由权意义非凡，因此受到基本法第五条之保障。在美国，出版自由、表达自由也被写进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国会不得制定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不得制定法律剥夺言论自由或新闻自由。”其后的两百年来，又有数个宪法判例对该修正案给予阐明和支持。表达自由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于它可以满足人类不受阻碍地传递思想、意见与愿望的基本需求。而且，言论自由权继承了自由主义思想基本权利的观念，是国民抵抗国家侵犯的最重要自由权利。[2]可以说，不受无理限制的表达自由，是现代民主社会的基石之一。

此外，表达自由，也被认为是促进司法公正的必要手段。随着法治现代化，司法的精英化、专业化倾向越来越显著。现代社会条件下的劳动分工本来是体现社会进步的一方面，但是司法的过度专业化，却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法官与普通民众的隔膜，也可能导致司法的专横。因此，经由表达自由而形成的舆论监督，就成为沟通司法与民意，进而实现司法公正的必经之路。相比国家机构在“权力监督权力”的基础上，以限制和严惩法官错误为目的而建立的审判监督权，人民和媒体的监督更反映了法治社会的本质，体现了对法律的信仰。而且，法官本身也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如果他严格遵循了法律条文，但没有尊重民意，也可能不利于得到社会的理解和信任。[3]71所以，普通民众与新闻媒体通过自由的意见表达，可以有效地监督、制约司法权，使得司法工作人员不得不在法治化的轨道上行进，司法公正也由此得到保障。

二、新媒体时代：表达自由的异化

新媒体是指突破传统报刊、电视等传媒方式，以网站、搜索引擎、虚拟社区、RSS、即时通讯，特别是博客、微博为代表的新型传播工具所形成的传媒形态，从本质上讲，新媒体是数字技术在信息传播媒体中的应用所产生的新的传播模式或形态。因此，新媒体具有数字化、互动性、超文本、虚拟性、网络化等诸多新的特性。[4]“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大众传播的渠道不断扩张，信源主体从传统的大众媒介及其控制机构逐步扩张到公众个体层面。传统的传播格局中泾渭分明的传者与受者、信源与目标的界限逐渐模糊，传受角色转换日渐频繁，社会信息传播格局呈现去中心化的特点，公众在公共领域中的话语权逐渐提升。”[5]如果说传统“表达自由”的主体主要限于新闻媒体及媒体人，那么新媒体时代“表达”的主体则扩展到每一个人。加之新媒体的许多特性，使得“表达自由”正在发生一些异化。

1.虚拟群体中的无意识。在新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是传播者，人人又可能是接受者，在一个容量相对无限的网络空间里，这一数量庞大的传者和受者，本身即形成一个群体，因为他们并非在现实场景中，姑且将其称为“虚拟群体”。这个群体尽管是虚拟的，但由于信息传受的及时性和多向性，使其同样具备了群体心理的某些特征。勒庞曾指出，在群体环境下，“经过不同的诱导，个人能被引入到一种完全失去自我意识的状态之中。此时他会对使自己失去自我意识的暗示者言听计从，他的言行会与他日常的性格和习惯完全不同。如果你观察极为细致，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个体在长时间融入群体活动之后，就会进入到一种特殊的状态——类似于被催眠后进入的那种迷幻状态。”[6]这种类似被催眠的群体无意识状态，在新媒体的虚拟空间中同样存在。当看到绝大多数人都坚持一种看法时，缺乏独立判断的网络参与者，很可能也会受到诱导，从而进入失去自我的无意识状态。再加上目前大多数网络用户是匿名发言，这种无意识状态下的网络言语暴力可能更被强化。最终结果是，这种本应是个体自由的表达，在虚拟群体中变成受到某种诱导的倾向性表达，个体的无意识强化了群体的表达。这时候，稍有不同的声音出现，立即会引来强烈的言语暴力回应。所以，在新媒体没有界限的表达自由之下，这种群体无意识的表达，很快就会演变成一时的舆论风暴，这种舆论风暴会经由传统媒体而继续得到加强。

2.道德与正义的单向追求。在新媒体条件下，由于传播的技术手段大大改进，传播的速度也迅速提高。同时，由于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关注话题的快速转换，使得每一个传播或表达的参与者很难仔细和深入地了解某一事件的来龙去脉，更不要说各种细节和细节背后的具体情理。于是，在众声喧哗中，最容易达成一致的就是对实体正义的热烈追求，对案件或事件当事人的道德审判，因为正义、公平、道德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每个人都可以论述一番。从药家鑫受审前后来看，新媒体上这种诉诸实体正义和道德审判的自由表达，同样也发挥到了极致。由于人们对腐败、奸商的普遍痛恨，使得一个大学生开车撞人，进而杀害伤者的行为，立刻被联系到“官二代”、“富二代”的话语中，而这样的纨绔子弟很容易就被归为道德不检的典型代表，进而成为道德审判的最好对象。于是，在强烈的实体正义的追求中，个案中的具体细节已经被忽略，标签化、符号化的人物形象经由新媒体被加工、提炼，进而成为一种道德谴责的“标靶”。其实，在新媒体上，大多数人扮演了大公无私的形象，他们对于个案的评价，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有时候不厌其烦地谴责，只不过是出于个人单纯的“义愤”。但是，这种仅仅诉诸抽象的道德、正义的愤怒表达，往往忽视了个案的特殊情境，忽视了个体的特殊质素。于是，这种看似正义的表达自由，换来的可能是对个体的伤害，与其所追求的效果无异于南辕北辙。

3.放大效应与“恨乌及屋”。在传统媒体条件下，信息的传者和受者可以明确区分，二者很少会发生转换。但在新媒体时代，信息的传者和受者却在不断的变化，这种转换，有时仅仅通过网络的点击即可完成。比如在微博上，使用者轻点“转发”，无论信息真实与否，就可能立刻被传送到千百万人面前，网络名人的传播能力则更强。而对于超出个人经验的事实，他们往往不具有调查核实的能力。[7]但是，这样的信息却在一次次的转发中被急速地传播和放大，信息的受者在一瞬间呈几何倍数增长。因此，对于个别人、个别事的激烈情绪，在新媒体条件下可能被瞬间放大。这种放大效应的另一个后果是“恨乌及屋”，即从对某个个体的厌恶扩展到对其亲属、朋友等周围相关人的憎恶，并不加区别地进行网络语言暴力。如果说药家鑫是犯罪情节恶劣，罪有应得的话，药父药庆卫则完全是个“恨乌及屋”的受害者。“罪责自负”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之一，也就是说不管药家鑫犯下何罪，他和药庆卫完全是两回事，即使很勉强地诉诸“教育问题”，也不能将药庆卫也“入罪化”。然而，在“新媒体”时代，在网络虚拟世界的“广场效应”催化下，人们的理性能力降低，开始站在维护公平正义和道德的制高点上通过语言对事件当事人暴力相向。[8]于是，这种本来应该针对罪犯本身的愤怒情绪被迅速放大，并且不断扩展，对药庆卫的各种攻击一波接着一波，药庆卫被称作是“军界蛀虫”、“陕西司法幕后黑手”、“官二代”等等，连他的律师兰和也被骂作“药家走狗”，以至于药庆卫不得不搬离原住处，和妻子在外租房居住。[9]

三、表达自由的界限

1.言论与行动区别。尽管过去曾经将一部分“行动”解释为言论或表达，并加以保护，（例如美国焚烧国旗案）但是言论和行动还是有着较为显著的区别。这主要表现在：言论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是前者向世界的适应，或者零适应；行动旨在使世界适应行动的内容，是世界向行动的适应。言论并不必然或直接导致客观世界的改变，而且它是可以选择而接受的，这种接受具有自愿性质，而行动则不是这样。[1]129-131在新媒体条件下，同样需要审慎区分言论和行动，表达自由的界限应止于“言论”。但在现实中，这样的界限却屡屡被突破。首先，在微博、论坛等新媒体上，呈现网络语言暴力化的倾向，一些时事热点和名人微博到处可见“变态”、“脑残”、“去死”等污秽恶毒的词汇，一些网民在未了解真相的情况下，或者没有能力把事情说清楚时，便通过网络语言暴力来表达情绪。[10]这种语言暴力尽管不等同与行动，但却与行动产生了类似的后果，从药庆卫拒绝上网回应到搬离住所，说明网络语言暴力已经初步具备了“直接导致客观世界的改变”类似的功能。其次，一些虚拟网络中的语言暴力开始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行动。药庆卫就曾经历由网络被骂到现实中被路人认出而怒骂的情形。所以，在新媒体时代，没有界限的表达自由，可能会损害每一个人的权益。表达自由是一种权利，个人的人身权、财产权同样是一种权利，权利与权利发生冲突，就有一个衡量比较的过程，而不能厚此薄彼。如果将行动也归入到表达自由中，则势必会加大人身、财产侵权的风险。因此，表达自由首要的界限，就是言论与行动的区别，表达的自由需要得到保障，但应以不突破口头或书面言论为限。

2.真实性审查义务。在传统的媒体条件下，媒体要不要对报道负责真实性审查，曾经是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在“《纽约时报》案”中，辩护律师韦克斯勒主张，不应对批评官员的言论进行真实性审查，而法官布伦南庭审意见亦认为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该不受阻碍，这种讨论包括对政府和公职人员激烈、苛刻，有时甚至令人不快的尖锐抨击。[11]56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言论表达都可以不进行真实性审查，而必须以表达所针对对象不同作出区分。首先，《纽约时报》案中的表达自由是宪政意义上的一种权利，是监督权力、保障民主的重要方式。其次，其所针对的对象主要是公职人员，其内容则是公共事务，不能将其内涵无限制地扩张，如果对于个人，对于私人事务也可以有这样的表达自由，那就可能侵害到另一方的权利。罗马谚语说“法律的天平倒向弱者”，之所以对政府和官员有这样苛严的要求，是因为在权力的天平上，媒体记者或普通民众显然处于弱势一方，为保护弱势方的权利，不能不对其赋予更大的特权。而普通民众之间，一般不存在权力强弱的不同，因此对双方课以同样的义务，授予同样的权利是合理的。在新媒体条件下，每天面对海量的信息，要求每一个人在发布之前都进行真实性审查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尽量地履行合理注意义务，本着善意去传播或表达，少一些不负责任的“裸转”，应该是一种基本的要求。

3.表达自由与司法独立。一般言论的表达看似不影响司法审判，但在中国的法治环境下，强大的舆论压力很难让司法置身事外。中国每一级党政机关里，都有负责搜集媒体报道和社会舆情并向相关领导汇报的专门工作机构，而领导的批示意见则会被传达到包括法院在内的相关国家机关。如果案件特别重大的话，这一正式的媒体汇报渠道可能会一直到达中央领导。[12]实际上，党政机关这种负责信息搜集和报送的机构和渠道一直存在，这些机构也是政府机关进行决策的重要辅助部门，因此，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或事件，不是“可能”，而是一定会被汇报到更高级别政府官员处。就这样，强大的社会舆论通过政府部门，最终会传导至司法审判部门，而在司法与行政同构的中国法院系统内，舆论的影响力就会间接达成。在药家鑫案审理过程中，社会舆论，尤其是国内几大微博平台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官二代”、“军二代”的传言甚嚣尘上，在这种背景下，尽管法院以最大努力坚持了独立审判，但期间舆论，特别是来自于新媒体的舆论压力，很难说完全被屏蔽。2011年7月，陕西省政法委书记在某高校的一次讲座中虽然否认了舆论的压力，但同时也谈到：“为什么判处药家鑫死刑？就是从法律、政治、社会三个效果考虑的，不是单从法律效果一个方面考虑。”[13]而法律效果之外的社会效果、政治效果，显然包含了经由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所传达出来的大众意见。另一方面，网络民意本身已经受到部分法院的关注，并对其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湖北汉江中级人民法院专门发文开展网络舆情应对工作，对网络舆情的收集报告、处理反馈、新闻发布等都进行了细致的规定，其中特别指出涉及到审判工作的个案，要报至分管院领导或院长，并与相关业务部门认真分析、研究，形成处理意见。[3]394-396如果这样的舆情处理方式在法院系统得以推行的话，那新媒体时代下的民意表达将会对个案裁判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不言而喻。不可否认，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民众对于司法的意见表达包含了对公平正义的热切期盼，包含了对法治的期待。但是，应当看到的是，这种部分意见被放大的意见表达，存在着非理性的弊端，独立的司法审判不应该被非理性的舆论绑架。新媒体条件下的自由表达主要起到一种社会监督的作用，它与审判公开结合，对司法中的一些违法行为展开批评。此外，这种民意表达更多地应通过立法的形式予以落实，而不能在个案裁判中直接改变既成判决。所以，不超出法治精神下的司法独立，应该是新媒体时代表达自由的又一界限。

4.表达自由与特殊身份。同样是重大案件，同样是表达自由，对不同的主体，其自由的边界也应有所区别。现代法治的重大进步就在于对程序正义的重视，而审判者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是实现程序正义的最重要保障。为此，各国法院基本上都要求诉讼审理和参加人员要保持客观理性的态度，其表达自由亦受到一定的限制。例如在实行陪审制的英国，大法官要求陪审员在整个案件审理期间都不得使用脸谱（facebook）、推特（Twitter）等网络社交工具，而且还有数例陪审员因违反禁令而遭处罚的案例，更有一个陪审员因此被判入狱。[15]因此，同样是表达自由，一个与案件本身无关的人，和一个参与到案件审理，对案件结果具有影响的人，其限度显然是不同的。

传统的表达自由，更多地意指媒体自由、新闻自由，因此其具有特定的主体，那就是新闻记者。但是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方式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可以说几乎人人都是记者编辑，人人都可以在新闻现场第一时间进行新闻的采集和编发。如果说过去由于新闻自由的重要性使记者被赋予了某种特权，那么在新的时代，“你很难认定究竟谁有资格享有记者的特权。怀特曾说出版自由覆盖了从‘孤立的小手册作家’到‘《纽约时报》的记者’。按照现代社会的眼光，数以百万计的博客主人都可以称作‘孤立的小手册作家’。”[11]90尽管如此，仍然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所有的博客作者都应该拥有与记者一样的特权。因为传统媒体的记者采编新闻，毕竟还经历一个规范的流程，要遵循一定的职业伦理道德，所发布的新闻真实性是得到更高的保障的。新媒体时代博客作者则不同，他们可能来自各行各业，抱持着各种各样的观点，其表达自由的权利也理应有所不同。在药家鑫案中，这种由于特殊的身份而应该有的对表达自由的自我节制却没有体现。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受害人的代理人张显。如果说他仅仅是作为一个理工科大学的副教授，抑或是作为受害人的亲属，发表义愤填膺的激烈言论尚可以理解。事实是，张显是受害人的代理人，是整个案件的直接参与人，他的言论直接影响到案件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不负责任的言论就显得很不适宜。所以，在新媒体时代，哪怕是稍微不合事实、不符情理的言论表达也不应该受到限制，但必须区分身份。同样的激烈的、非理性的表达，一般人发布或许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就需要格外慎重。这种特殊身份，不仅仅是指司法诉讼中的参加人，也包括某些特殊职业的人。

结语

新媒体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型传媒方式，标志着进入网络20时代，表达自由也迎来前所未有的契机。事实上，新媒体的确使普通民众的表达自由得以实现，那些长久以来“沉没的声音”经由新媒体被凸出，许许多多普通人的合法或合理权益，经由新媒体的表达、“围观”，得到保护。而且，在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的今日，新媒体之自由表达也被赋予更多期待，其正面作用值得肯定。然而，新媒体时代下的表达自由无疑具有双重性，既有社会公共性，又有个人性；既承载治国平天下的期望，又体现个人的素质修养；既有促进社会进步的一面，又有侵犯他人权益的一面。即使在表达自由的发祥地美国，随着恐怖主义的屡屡威胁，对表达自由加以限制的观点也受到关注。故此，无论是基于个人权利，还是基于社会安全，新媒体条件下的言论表达，不止需要自由，也需要有适当的界限。

从本质上说，表达自由是一种政治权利。作为权利，就可能发生权利的冲突，就需要进行权利的平衡。就此而言，表达自由之权利不能妨碍其他合法民事权利，比如人身权、财产权等等。而且，权利还必须在法治的框架下行使，不能损害包括司法独立、程序正义等基本法治原则。这种对权利的限制，也正是表达自由的界限。在新媒体条件下，“表达”之自由的一面尽管需要得到更多的保护，然而其界限同样不可忽视。只是，这种“界限”本身必须是合法或合理的。这种“合法”性，一是需要经由正式的立法明确确定；二是在适当时候，可以引入司法诉讼，通过诉辩二造的充分辩驳，经过法定的程序，由司法机关作出最终释明与界定，避免新媒体提供者肆意专断，集裁判员与运动员于一身。只有这样，新媒体时代的表达自由才能最终走向理性化，并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

参考文献：

[1]侯健.表达自由的法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2]张永明.新闻传播之自由与界限[M].台北:永然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1：31-32.

[3]郭卫华.网络舆论与法院审判[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4]维基百科“新媒体”[EB/OL],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AA%92%E9%AB%94,2012-1-15.

[5]谢耘耕.新媒体环境下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源管理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4).

[6][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20.

[7]周正.做有责任的微博传播者[N].光明日报，2011-12-30(2).

[8]网络舆论的“污名化”效应与“多数的暴政”[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12-20.

[9]药庆卫状告张显微博说话也要负责[N].华商报，2012-1-6（B7）.

[10]蔡琳.网络语言暴力：互联网不能承受之重[N].光明日报，2011-2-24(6).

[11][美]刘易斯.言论的边界[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12]刘思达.割据的逻辑[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211.

[13]台建林.陕西省委政法委书记解析司法领域热点问题[N]. 法制日报，2011-7-4.

[14]See“Lord Chief Justice warns juries over internet research”[BL/O],http://www.bbc.co.uk/news/uk-16101533.

【责任编辑：张亚茹】

作者：韩伟 李丹

表达自由与司法独立论文 篇2：

论信访制度的功能定位

摘要：诉讼与信访分离是信访功能定位的第一步，信访制度功能合理定位应从我国整体纠纷解决体系的视角出发，以保障公民表达自由，树立司法权威为前提。根据我国政治体制以及现代社会发展趋势，把信访制度纳入人大的框架之内，将其功能定位为：政治参与、权力监督以及补充救济。

关键词：信访功能；政治参与；权力监督；补充救济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信访制度是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制度，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我国古代的“告御状”制度。随着我国社会转型以及利益多元化格局的形成，社会矛盾进入高发期和凸显期，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信访制度仍然冲在应对和化解社会矛盾第一线，承担着巨大的维稳压力。

根据2005年国务院颁发的《信访条例》，信访人可以依据《信访条例》规定的形式向相关信访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信访主要有两个法定的功能：一是政治参与、政治监督功能，二是权利救济功能。但信访这两个功能并不是平衡发展的，一方面信访制度公民政治参与、政治表达的积极性不高，信访并没有很好地起到政府与民众之间沟通的桥梁作用；另一方面各地出现信访热、信访潮等现象，民众将权利救济的诉求过多地寄希望于信访，致使信访权利救济功能过度扩张。

针对当前信访制度功能扩张带来的困窘，2014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实行诉讼与信访分离制度。把涉及民商事、行政、刑事等诉讼权利救济的信访事项从普通信访体制中分离出来，由政法机关依法处理。”《意见》的出台是厘清信访功能，让信访重归本源的第一步，基于信访制度是我国整个纠纷体系解决中的一个环节，同其他纠纷解决机制存在密切联系，要科学定位信访功能，需要从纠纷解决体系整体审视开始。

二、纠纷解决机制的法治化：信访功能定位的前提

我国法治框架内的权利救济、纠纷解决是以一种整体性、系统性的方式运行的，在一个系统中，每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必须按照法律规定各司其责才能相得益彰，信访权利救济功能单方面的扩张，不仅影响自身功能发挥，加重其运行成本，也给整个纠纷解决体系的运行带来困扰。信访功能扩展的问题既源于我国纠纷解决体系的运行不畅，同时又进一步加剧我国纠纷解决体系的问题，因此，信访功能定位首先需要从我国纠纷体系整体着眼，寻求科学解决方案。

（一）基本思路

当信访体制取代或部分取代核心政制的地位，信访的运行削弱甚至损害核心政制的地位和权威时，两者间的互动，将难免形成“零和性质的博弈”。核心政制受信访体制损害的最常见后遗症，是公民日益不信任基层的和下级的各个公共机关，轻视法制和法治，迷信权大于法，相信上访而非司法是解决纠纷、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好途径。Ⅲ当前我国司法系统在解决社会纠纷中存在诸多缺陷，权力干涉司法，人情影响司法的情况时有发生，司法腐败依然严重，民众向法院寻求权利救济时，在立案、审理、执行等阶段都不同程度受到困扰，致使公民在受到权力侵犯时，无力捍卫自身权利，有时不得不选择信访。可见，信访制度尽管有很强的人治色彩，但其功能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是弥补我国公民权利保障和司法救济的不足，是一种不得已的下策。要使信访制度回归本源，首先就要规范和整合我国纠纷解决体系，完善和保障公民宪法权利，使其承接信访制度扩展所承担的功能。当法治途径可以更顺畅、更有效地实现权利救济时，民众在遇到纠纷时自然会基于自身利益作出最合理的判断，通过法院、行政复议等渠道来解决问题。毕竟从长远来看，法治比人治色彩浓厚的信访更适合定纷止争，法治不彰才使得信访职能有了扩展的空间。

（二）公民表达自由的保障：有效预防和化解利益纠纷

我国现行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多项列举的宪法权利可以概括归纳为表达自由。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不仅要重申公民表达自由的重要性，保障公民宪法权利，而且要为公民宪法权利实现搭建平台。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群体的利益分化，多元化的利益阶层正在形成，利益摩擦与矛盾冲突也日益频繁。实际上，不允许冲突发生，并极力阻止必要的面对新环境的调整，是一个僵化的社会制度的重要特征，它会把灾难性崩溃的危险增至极限。而一个灵活的社会则通过冲突行为而获益，因为种种冲突行为通过规范的改进和创造，保证了它们在变化的条件下延续下去。如果要使利益冲突在规范的范围内并使社会得以适应发展，迫切需要畅通公民表达自由，创建一个有效的社会多元利益表达的载体，整合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弥合各阶层之间利益矛盾，最大程度预防社会矛盾纠纷的产生，并以此推进社会的改造和发展。

要充分保障公民就涉及自身利益问题以及公共事务领域话题能够进行有效的表达，前提是尊重公民的知情权。知情权是宪法表达自由派生出来的一项基本权利，公民只有在充分获取相关信息，综合集中各种资讯，才能够就自身利益、公共话题作出最真实判断。当今，许多国家或者在宪法权利规范体系内，或在宪法判例中确定和界定公民的知情权。我国宪法也应该积极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政府应当遵循信息公开的原则，保障公民能够及时了解事关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务，使其知晓自身利益之所在。很多利益矛盾和冲突产生并激化，都是由于权力暗箱操作，公共事务信息的不公开所诱发的。在确保公民知情权的基础上，拓宽公民言论表达的渠道和途径，充分利用媒体表达各阶层的利益诉求，让公民就自身利益有充分表达的机会。充分、有序的表达可以使不同利益阶层了解对方的诉求，约束自身对利益的过度膨胀，能够有效预防社会矛盾滋生蔓延。

其次，要充分尊重公民的集会、结社权。社团、公民自治组织对于纠纷预防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其实现公民自治，而且可以用社会力量来化解政府不便解决或者解决不好的社会矛盾，党委和政府难以事无巨细地对所有社会问题进行有效管理，一些基层、社区的社会问题，政府受制于体制、理念以及空间等影响，难以提高管理及执行效率。此外，公民社团组织可以起到一个利益凝聚作用，有利于个体利益集中发声表达，便于在矛盾萌生时及时预防利益纠纷扩大发展。在社会管理的过程中，应当在法律的框架内允许民间组织存在的空间，民间组织在处理群体利益纠纷时摒弃压制利益诉求的做法，更倾向于用一种开放的态度，采取一种自治方式、协商手段，因此，也更有利于预防社会矛盾的产生。同时，集会、结社自由更有利于个体公民凝聚利益，能够有效地解决利益矛盾和冲突。分散、多样的利益要求是很难在相互之间沟通协商和妥协的，面对权势阶层，个体往往也无力捍卫自身利益，而有组织的社团则可以凝聚和提炼个体利益，并以一定的组织形式作为载体，增强个体所掌握的资源和表达的能力，有利于沟通协商以及谈判等形式化解纠纷。

最后，宪法中游行示威自由是一种激烈的表达方式，具有强烈的行动性和一定对抗倾向，需要对其进行一定的限制。我国2009年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对游行示威采取许可制，并且对游行示威的组织者、时间、地点以及方式有着较为严格的限制。实际上，只要充分明晰了游行示威的程序和规则，将其转变成常规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便是大规模的罢工、示威也不会对社会的基础秩序造成整体性冲击，反而有利于及时释放和消解掉那些可能导致社会动荡的紧张。当今的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已经有了强势和弱势之分，强势群体拥有的资源多，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手段也多；而弱势群体要有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必须得有特殊的施加压力的机制。宪法中的游行示威自由是化解重大利益矛盾施压机制的权利保障，在遵守法律规范的前提下，可以适当放宽对公民游行示威的限制。如果没有施压机制运行，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利益就无法得到保障，不利于群体性纠纷协商解决，反而会酝酿出更大的社会矛盾。

（三）司法权威的树立：畅通公民权利救济渠道

在整个权利救济体系当中，司法救济应处于核心地位。在一个法治社会，通过司法来实现权利救济是最公正、最合理、最经济的途径，然而在司法救济还不健全，司法权威尚未树立的情况下，如果不给权利遭受侵害的行政相对人提供一种非常规的救济手段，怨气在底层的逐渐积累势必会构成对社会秩序的威胁。信访正是当前我国司法权威不彰情形下，一种非常规、暂时的权利救济方式，虽然在一定的条件下，也能起到权利救济的功能，但由于其具有浓厚的人治色彩，与法治建设的要求背道而驰，从长远看弊大于利。要实现通过法院定纷止争，畅通公民权利救济，迫切需要强化司法权威，司法权威来源于其独立性、公正性、以及终局性。

首先，要树立司法权威就要保证司法的独立性。许多上访事件是由于法院不予立案受理，公民的权利救济得不到保障而被迫走上上访之路的，尤其是涉及政府的行政案件。在现实中，由于行政机关干预，法院受理行政案件遇到阻力的情况较多，特别是与地方行政部门利益比较密切的案件，如涉及房屋拆迁、土地征收等案件的起诉，地方法院的立案率更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产生纠纷，法院不予受理，导致许多应当通过诉讼解决的纠纷进入信访渠道，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信访不信法”的情况。针对这种权力干涉司法的情况，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针对“立案难”，2014年1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关于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干预、阻碍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摒弃权力对司法的干预是确保司法独立的首要前提，而司法独立则是司法权威的保证。社会纠纷纳入法治的途径解决，只有在司法裁判仅仅服从于法律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实现。司法缺乏独立性的社会中，法院裁判很难树立起令人敬畏的权威，而利益纠纷的当事人却需要一个权威来解决争议，如果中立的司法无法树立起权威，就只能向权力寻求救助。因此，保障法院审判的独立性，是确保其履行定纷止争功能的首要前提。

其次，司法的权威来源于公正性。当前我国司法审判仍受到腐败、关系等因素的干预，民众对借助司法系统实现公正缺乏信赖，致使司法权威不彰，整个纠纷解决体系难以完全顺畅运行。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以及程序正义的构建是确保司法公正的必要因素。法律职业共同体主要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从事法学研究的理论人员，法律职业共同体之所以能够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不仅在于其拥有共同法律知识、法治思维，分享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整体利益，更在于其拥有共同的法治信仰，这种信仰上的一致使他们在精神层面可以成为一个高度统一的群体，“法律家阶层必须感到自己作为庞大的人权联盟超越于一切党派，必须具有一致的愤怒感，去反对不管由谁或针对谁的任何违法，反对一切总想去违法的人；这不是为了受害人，而是为了受害的法本身，整个法律家阶层正是在法上安身立命的。”拥有共同的信仰自然也就意味着拥有共同的伦理，法律职业内部具有共同的职业荣誉感，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有着价值标准一致评价体系，彼此之间有合理的期待，他们在工作中处于一个共同的氛围中，相互鼓励、赞扬，相互批评、监督。他们把赢得同行的赞誉作为衡量自己成就的重要标准。强调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有利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中人员之间相互监督、舆论氛围对司法公正至关重要。此外，程序正义与最终的司法审判公正密切相关。在程序正义的框架内可以摈除与法律、案件事实无关的权力以及关系网的干涉，在程序公正的保障下，整个法律公正地对待作为当事人的冲突主体，尤其是在行政诉讼的案件中，当公民和政府部门发生利益冲突时，可以充分保障公民能够充分地表述自己的诉求，使双方当事人在一个公平的平台上寻求纠纷的解决，进而实现司法公正。

最后，司法的权威来源于其判决终局性。司法之所以成为现代国家机关、组织和个人化解利益纠纷最主要的途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司法判决具有终局性，是解决利益冲突的最后屏障。落实终审和诉讼总结制度就是要确定司法在案件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中最终决定者的地位，当事人如果认为法院生效的裁判有错误，也应当按照法定的法律程序提出申诉、申请再审，不能通过上访、闹访等其他法律之外的方式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此外，为了维护法院审判终局性权威，审判监督程序必须有严格限制，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必须是例外，这是基于判决权威的考虑，判决的权威是切断纠纷的社会制度性安排。这一安排当然是有代价的，终审判决也可能是不公正的，但相对而言这是小害，否则将不但导致审判资源的浪费，同时社会也将无法中断诉讼。笔者认为，审判监督提起应以案件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有严重错误，足以影响审判的公正性为限制条件。为了破除地方关系网对审判的影响，审判监督条件及审理应统一由高级法院完成，且同一案件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应以一次为限，进而保证案件及时终结。

三、由过渡到规范：信访功能的定位

（一）走向法治的过渡功能

我国信访制度设立初衷是发挥其倾听民意，获取民声的作用，作为一条党和国家机关联系群众的纽带而存在的。信访功能演变并发展出救济机制，与拨乱反正有密切关系。由于拨乱反正时期有大量案件需要信访途径进行处理，1982年制定的《党政机关信访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将申诉和控告功能纳入信访制度之中，但是，由国务院颁布自2005年5月1日起施行的《信访条例》仍将获取民意作为信访的首要功能。

事实上，信访功能脱离其原本定位是基于我国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在当前社会转型以及分工细化的过程中，利益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趋势，基于利益而产生的矛盾不断涌现，同时由于规范公权力运行的法治体系有待完善，目前公权力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我国传统的礼治教化无法应对错综复杂的利益纠纷，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的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个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以礼来维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而当今我国正处于向“法治中国”迈进的过程中，“法治中国”建设尚未完成，公民基本权利司法权威不足，尚不能满足当前矛盾多发期民众对公正的诉求。信访功能的权利救济功能正是弥合这种转型期的裂痕，是中国处于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阶段所出现的短暂的过渡性的一种形态。质言之，信访的救济功能并不是一种常态，其并不代表未来的发展趋势。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完善，信访所扩张的这一部分功能会主要通过司法机构承担，最终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二）回归人大：信访政治参与、权力监督以及补充救济功能的实现

通过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以及树立司法权威，将利益纠纷纳入在法治的框架内，逐步把涉法涉诉的纠纷案件从信访中剥离出来。信访功能应该主要着眼于政治参与、权力监督以及补充救济的功能。发挥信访政治参与功能，使其成为公民和政府直接的沟通者。在当前利益多元化的社会，政府出台公共政策需要平衡不同利益阶层，信访制度可以成为各方利益政治参与的渠道，通过信访畅通民情的传达，听取社会方面政治意见和经济诉求，让信访成为充分汇集民意、民智的平台，在此之上，政府作出的公共政策才更具有科学性、可行性；信访制度同时是公民行使监督权的一种重要途径，其保障公民有效监督和制约政府权力，公民可以通过信访举报贪污腐败案件，检举各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违法失职行为。此外，改变当前信访受理权利救济过于宽泛局面，清晰定位信访受理救济的范围，在明确信访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界限的前提下，保留信访补充救济的功能。行政机关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履行积极职责，由于怠慢、拖延以及不适当等原因和行政相对人产生侵权纠纷，这类纠纷不宜通过司法途径直接予以撤销、变更或者责令赔偿，可以纳入信访补充救济的范畴之中。

从信访功能的上述定位来看，无论是民意汇集、权力监督还是补充救济都体现出公民对行政权的制衡。在我国最有利于代表人民监督政府的机构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因此，应把信访纳入人大之中，利用信访制度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对行政部门的监督，保障公民知情权、监督权以及申诉权。要对目前过于分散的信访机构进行整合，建立起统一的请愿受理机构，即人大主导下的信访格局。将信访功能逐步转为由人大来承担既符合我国的政治体制，又有利于发挥信访制度对我国政治生态的积极影响。首先，信访对国家机关公共决策具有一定的影响和约束，因为公民通过信访所进行政治参与的过程也是民众与公共权力机关之间交涉的过程。通过这种直接的沟通对话，民意就能够被纳入公共政策决策机关的考虑范围，从而大大缩短各级人大机关与民意之问的距离，避免侵害群众利益盲目决策的出现。其次，将信访功能纳入人大机构将拓宽反腐渠道，让每一个公民都能在法治的框架内行使监督权。反腐需要民众的参与，但民众无序的参与也会带来个人化情绪的扩张，同时带来虚假信息、私人泄愤等不利影响，而在人大框架内规范监督权的行使为人民监督政府，检举腐败提供一种新途径。最后，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补充救济有利于发挥人大本身的功能优势，针对行政机构法律范围内的不当行为，相比司法救济，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行使质询权、调查权，更有利于督促行政机关改变不当行政行为，实现对当事人的权利救济。

责任编辑：曹桂芝

作者：米恒

表达自由与司法独立论文 篇3：

媒体的良性舆论监督促进司法独立

媒体对司法的监督，有利于实现阳光下的审判，推动司法进步；如果媒体监督不当，又会对司法独立造成负面影响，造成两者之间的冲突。在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要以促进司法公正为契合点，建立新闻媒体对司法监督的相应制度，从而使得媒体对司法权的监督有章可循，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才可能达成一致，进而使媒体的监督更加深入，维护人民的利益和司法的权威。因此，我们认为司法工作需要媒体建设性的舆论监督。

媒体舆论与司法独立的良性关系

司法工作需要媒体建设性的舆论监督，只有公开才能积极应对舆论监督，消除误解，监督也是一种支持。司法机关除依法不得公开审判之外，将及时公开、全面公开审判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媒体也应一如既往、客观公正地做好法制报道，为审判实践、队伍建设、法院改革向更深层次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平台，成为创建和谐、保持稳定的前沿阵地。

媒体舆论作为“第四种权力”应该在社会中发挥积极的舆论监督作用。媒体舆论监督，是指利用新闻媒介等大众传播手段，对国家生活、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违反公共道德或法律的行为，进行揭露和批评，引起人们的关注，借助舆论的压力使不良、不法行为得到及时纠正，从而确保权力的良性运行，维护社会的公平及正义。媒体监督，实际上是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的运用，指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对各种违法违纪行为特别是国家公职人员的违法犯罪、渎职腐败行为所进行的揭露、报道、评论或抨击。

司法独立，是一项为现代法治国家所普遍承认和确立的基本法律准则，其目的是为了保障司法公正。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的干涉。”这表明我国宪法确认司法权的专属性和独立性，确保法院审判权的公正行使，防止法官的审判过程以及最后的审判结果受到来自其他政府部门和外界力量的干涉和影响。

但是，媒体舆论与司法独立之间却存在着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媒体舆论属于言论表达自由中的一种重要方式，而言论表达自由是宪法赋予人们的一项重要的权利；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基础，其目的是为了保证每个公民获得正义的审判的权利。媒体言论自由与司法公正是民主社会最弥足珍贵的两大价值。如果传媒对司法的舆论监督作用发挥得当，可以防止司法腐败，促进司法公正。但如果传媒的舆论监督超越了它的界限，则不但会导致司法的威信降低，也会影响法官的公平审判，从而阻碍司法公正的实现。媒体舆论监督影响面广、威慑力大、群众关注度高，容易形成舆论压力。媒体舆论监督对司法审判中不合时宜情况的曝光，可以起到警示作用。因此，司法应支持新闻媒体，特别是对党报、党刊、通讯社、电台、电视台的记者提供采访报道的方便，禁止以任何形式干扰舆论监督，高度重视舆论监督工作，司法机关应对舆论监督作出积极反应，上级司法机关协助、指导下级司法机关对媒体披露的问题及时调查处理，并通过媒体公开处理结果。实现媒体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良性互动。

媒体的正当监督有利于维护司法独立

近年来，我国推进司法改革，促进司法公正，要求加强对司法的监督。党的十七大报告特别指出，要“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要“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也曾指出：“新闻媒体的监督是改进和完善司法机制的良药和促进剂。要依法保护新闻单位和新闻记者的采访权和舆论监督权。”

随着我国民主与法治进程的推进，公开审判制度得到进一步贯彻和落实，审判权运作过程的透明度不断提高，各种新闻媒体对司法的监督力度有了明显的增强。新闻舆论对司法具体通过以下几种形式进行监督：1.对案件的相关情况进行报道；2.对庭审过程及生效判决的执行情况进行报道；3.对生效判决进行评判；4.对法官的行为进行披露、评论。从司法的角度来说，允许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进行报道至少基于以下几种原因：

司法活动是公共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应该受到公众和社会的监督，应被纳入到媒体的视野内。司法制度的核心内容、审判公开的一项应有之义就是允许媒体进行报道。媒体及其工作人员对审判进程进行公允和详实的报道，使司法活动公开，是防止司法腐败、保证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

媒体对司法的报道和评说并不意味着司法独立性的丧失，媒体完全可能具有肯定和强化司法行为、过程和结论的作用，由此而产生的媒体舆论监督也有着延续和强化司法行为的社会效果，促成道德与法律的链接，为司法建立更为扎实的社会基础。对媒体监督的接纳和倡导，可以使司法获得民意基础。活跃而健康的媒体监督，不是司法独立的障碍，而是在维护司法独立性方面，使司法机构能够把媒体监督用作抵制行政或其他干预的一种实用手段。

媒体的监督不当对司法独立的消极影响

媒体舆论监督又可能影响司法独立，对司法公正产生负面影响。目前国内法律界对于媒体舆论监督对司法独立的消极影响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媒体报道表露出的有倾向性的舆论导向和社会压力可能对法官、律师和证人产生影响，使得审判结果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而不是独立根据事实和法律作出的决定；媒体的报道方式和报道时机的不当可能妨碍正常的司法程序；媒体报道中表露出的对司法权的不尊重影响了公众心目中的司法权威。

1.采访和报道范围不明，审判过程中采访法官和人民陪审员。按照《法官职业道德准则》规定，法官和人民陪审员在宣判前，不得通过言语、表情或者行为流露自己对裁判结果的观点或者态度，所以为了保持中立公正的形象，法官和人民陪审员不应在审判过程中接受媒体采访。否则会把原本应该独立于媒体的报道范围以外的内容置于公众的视线之中，实际上是对司法独立和中立原则的一种破坏。

2.提前披露某些涉案信息，以致影响审判结果。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有的媒体详细报道案件的情况，报道一经披露，往往影响并左右舆论对案件审理的结论，给司法审判工作带来了干扰。

3.在报道案件时，不讲求平衡原则，只为一方当事人提供陈述案件事实和表达法律观点的机会。新闻媒体案件大量的报道揭批某些犯罪事实，这往往会作为一方当事人被媒体剥夺了提供陈述案件事实和表达法律观点的机会。

4.为追求轰动效应，背离了新闻报道的客观真实性原则，报道不符合事实的本来面貌，甚至不惜捏造事实。

5.在法院的终审判决之前，对案件的相关情况进行倾向性报道，或者发表带有明显倾向性的评论，甚至提前给涉案人定罪。这往往会造成“媒体都判了，法院还审什么?”的结果。

6.对司法机关的决定胡乱猜测，影响公众的判断。媒体缺乏法律依据，纯属缺少法律常识的胡乱猜测，胡乱诠释司法决定，往往会误导公众。

7.用道德标准评论法律问题。因为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以媒体的角度，往往把一个复杂的法律问题变成了一个是非分明的道德问题，结果使法律问题道德化，法律的运作成为隶属道德的活动。

我们必须对媒体的不当监督对司法造成的消极影响进行深刻的反思：媒体的社会角色是大众传播工具，它本身并不具备处理社会纠纷、解决社会矛盾的裁决功能。当媒体监督的功能被不恰当地运用时，实际上是干扰了司法独立和公正。它可能导致公众对司法的不信任，从而损害法律的权威性，最终使人们丧失对法律的信仰。人们对法律的崇尚一旦丧失，司法作为维系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阀门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这是很危险的。从媒体的角度来看，媒体应该对事实进行公正、客观的报道，为公众提供可信赖的判断依据，并且应以正确的、先进的、符合文明社会潮流方向的观念，引导公众，提升公众素质。媒体的不当监督也会导致公众对媒体的不信任。这也是一个价值观冲突的客观表现。

司法独立需要媒体建设性的舆论监督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舆论传播高度发达、舆论监督强劲的舆论时代，同时也是一个以司法维系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彰显司法权威的司法时代。司法独立与媒体舆论的交融和互动是大势所趋，司法机关与媒体舆论打交道也越来越趋于频繁。司法如何直面媒体舆论，媒体舆论如何监督司法，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从理论上讲，一切公共权力均应当纳入舆论监督的视野，接受“白箱化”的监控，司法自然不能例外。媒体舆论监督既要积极地有所作为，也要保持理性的心态和良好的限度感；司法机关在主动接受媒体舆论监督的同时，也要妥善处理好司法审判与舆论监督的关系，既要避免对舆论监督的不当限制，也要防止舆论炒作和不当干预对独立审判的负面影响。严格地说，司法机关只对法律负责，只服从于法律，而不是受制于舆论导向，也不是直接顺从民意。如果媒体过于热衷炒作，甚至俨然搞成“舆论审判”，就有可能诱发法官哗众取宠的潜在心理，同时也可能给法官造成过大的心理压力。这些潜在的负面因素都可能干扰独立审判，影响法官的理性判断进而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

从一定意义上讲，媒体舆论监督是公众的表达自由经由媒体传播而形成的客观效果。不过，舆论监督的本质在于客观和公正地报道事件真相和揭露有关问题，通过“曝光”的形式来满足和维护公众的知情权和表达自由权。媒体的主要职责就是“曝光”，舆论的真正使命显然不是取代法官的角色发号施令，而是在于充分满足和维护公民的知情权、表达自由权及批评建议权。

舆论监督要特别注意防止形成情绪化的“舆论审判”。司法公正需要媒体建设性的舆论监督，而拒绝破坏性的舆论监督。媒体自身要具有一种高度的自律意识，也就是在未审结之前尽量不作倾向性明显的报道或评论；不要片面地追求新闻的轰动效应，而是要更加注重舆论监督的实效。

司法机关主动接受媒体的舆论监督固然值得称道，但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好司法审判与舆论监督的关系，突破审判独立的底线，那么这样的舆论监督就可能适得其反，戕害司法的公正性。传媒监督司法的合理界限就是传媒不能侵犯和干扰法院的独立审判，不能侵犯法官审理案件的自主性，不能误导舆论或者向法院施加负面的舆论压力而形成所谓的“舆论审判”局面。司法与传媒既要各就各位，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同时又要互相沟通，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法院既要坚守审判的独立性，防止出现因外界因素干扰导致定罪量刑的非理性，也要保持司法的开放性和回应性，对新闻舆论反馈的批评、建议和意见要认真甄别，冷静分析，合理吸收；媒体也应既坚持舆论监督的天职，及时、全面、准确地表达民意，通过对重大司法个案的舆论监督来推动司法文明的进步，也要保持清醒的角色自律意识，避免出现干扰法院独立审判的非理性的“舆论审判”局面。

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从冲突中找到平衡，这对中国的新闻改革和新闻立法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都必将是深远而巨大的。正如美国学者司德门的论断：法律与传媒自由两者间的冲突得到解决，绝不能认为是某一方得到胜利，或某一方被击败，而应看作是整个社会受益。媒体与司法之间虽然冲突不断，但两者都是为实现公民权利服务的。司法机关工作的宗旨是贯彻实施法律，主持社会正义，新闻媒体的价值也是宣传、弘扬法律，维护社会正义，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二者的任务和目标是一致的。媒体监督和司法独立是可以找到契合点的，可以实现媒体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良性互动。因此，司法独立需要媒体建设性的舆论监督。

(作者单位：查志刚，邯郸学院；蔡中远，河北工程大学；史平臣，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编校：张红玲

作者：查志刚　蔡中远　史平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