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独立提供借鉴论文

摘要：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社会的根本保障，而舆论媒体由于其在民众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被称之为“第四种权力”，二者缺一不可。因此，构建协调二者关系的平衡点,以充分实现各自的价值，是现代法治社会所必需的。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司法独立提供借鉴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司法独立提供借鉴论文 篇1：

论英国司法独立的形成过程

摘　要　英国司法独立的理论和制度安排也一直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推崇和效仿的典型。司法独立在英国的形成、确立都与西方传统法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因果关系，因此有必要对英国司法独立的形成过程作一番回顾，以期对我国司法独立的实践提供借鉴。

关键词　司法独立　形成过程

一、经验主义的民族特质

早期英伦三岛因其相对封闭的地理位置，使得古老的旧制度保持较持久，即使有新制度传进来，也很难改造旧有的制度。而英吉利民族在这种固有的制度下和长期的历史变迁中逐渐培养出崇尚经验的理性的民族特质。英国司法独立亦是在这种经验主义的民族传统中寻找到其发展和壮大的依据。英国早期法律教育和原来的司法实践都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因而，法官们只相信经过实践检验的东西，总是把法律的生命置于经验而非逻辑的最高信条中；更习惯于通过感觉而不是单纯的抽象思维达至正义与公平的圣域；宁可在经验的基础上按照每个案件中正义所要求的从个案到个案谨慎地进行，而不是按照事事回头假设的一般概念；不指望从被一般化了的命题或建构的逻辑中演绎出案件的判决，而是从先人的前例中寻找到对每一个案件指引的魔杖。这就促成了英国司法独立自发地走上了一条经验主义之路，即在回应本社会内部的需求中，朝着启蒙运动所铺陈的文明秩序意象摸索前行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种经验式的色彩。

二、“王在法下”的民主遗风

在1066年诺曼人登陆前，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征服不列颠岛过程中，英格兰产生了国家，同时英国早期的法律和法律制度也出现了。此时，通行的司法是个多元管辖的体制，主要的法院有：领主法院、郡法院、百户法院、教会法院等。处在原始民主制阶段的盎-撒人入侵不列颠后，日耳曼传统中的民主自由观念与英国社会管理的自治主义相结合，孕育出民主和权利的观念，奠定了英格兰法律的价值基础。对英格人来说，法律成了关系到他们切身利益的直观的东西，获得法律保护成了一种基于民俗传统的神圣权利，即使国王也处在法律的限制之下。

三、独立法庭的形成

司法独立从其外部而言必须要求司法机关应独立于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从英国中世纪始，法庭便是唯一的司法机关，离开法庭便没有任何案件可以诉诸审判，因此，早期的法院已初步显示出如恩格斯所说的“除法庭干涉以外不受任何干涉的独立性”。但英国法院实现近代意义上的独立则经过了5个多世纪的漫长道路，而法庭职能、结构模式的转化又促进了职业法官群体和普通法的兴起。

四、职业法官的形成

英国是最早实现司法职业化的国家。司法的集权化促进职业法官的产生，伴随着亨利二世改革中专职法庭的建立，法官的职业化进程开始启动。司法独立从其内部而言，必须将司法权完全交付于法官，要求法官凭其“理性与良心”，依据法律和事实情况作出裁决，而不得依附或听命于任何机关或个人，否则，缺乏这一前提的司法独立将会给司法乃至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法官必须独立。随着新型法官式法庭的建立，职业法官阶层开始出现，这一阶层的发展呈现出日趋高度化的自治的特点，并最终使法官实现了经济上和人身上的独立。1701年《王位继承法》以宪法文件的形式将这个结果固定下来，开启了司法独立制度的先河。

五、普通法的推动作用

普通法一词引申自教会法的共有权概念，强调普通法与习惯法之间，法律传统与诺曼征服之前已存在的民间解决纠纷的方法之间的连续性。它是在王室法院的法官所做的大量判例的基础上形成的，它的形成与发展成为英国司法独立的中流砥柱。普通法的产生、发展使法官从最初是延伸和拓展国王的人身化权威的工具，摇身一变，成为约束国王恣意权力的宪政机制，它使得普通法法院成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后限制王权最有力的机构之一，并为司法独立制度的最终确立立下汗马功劳。

我国现下进行的司法改革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司法独立。我国的司法独立该走何种道路？早期英国所走过的司法独立的经验之路可以带给我们更为独特和深刻的启示。司法独立不是短时期内就可以实现的。从法律社会学的视角看，它是一个历史演进的结果，是与社会分工增加、社会生活复杂化的趋势相一致的实然命题，必须结合其它各种因素，在一种理性的指导下循序渐进。事物的发展必定要经过这样一个量变的过程。而且，司法独立也只不过是社会大系统中子系统的一部分。同样道理，过于苛刻的批判和指责也会对司法独立的进程带来相当大的负面作用，正如贺卫方先生所言“由于司法界革除积弊、适应新需要的努力与社会期望之间的巨大落差，一时间大众传媒中充斥着对法院弊端的揭露，‘司法腐败’已经成为街谈巷议的惯常说法。这样大舆论气候所引发的不是对司法独立的追求，而是对这一原则的恐惧和强化监督和控制的呐喊”。司法独立不能“只争朝夕”，也没有办法做到“毕其功于一役”，以政府推进为后盾的改革进程，迟早将会因为得不到各个阶层的心理认同而陷入一种尴尬境地。它必须在各种条件相对成熟的情况下，在结合本国实际，尊重本民族的传统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得以完成，而这一过程必将是复杂而漫长的。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法学院08级法学一班）

作者：王晋妮

司法独立提供借鉴论文 篇2：

论司法独立与舆论监督的冲突与平衡

摘 要：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社会的根本保障，而舆论媒体由于其在民众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被称之为“第四种权力”，二者缺一不可。因此，构建协调二者关系的平衡点,以充分实现各自的价值，是现代法治社会所必需的。

关键词：司法独立；舆论监督；平衡

《南方周末》（2006年9月21日）载文报道：“2006年9月12日，在法院系统内部的宣传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向外界高调宣布若干‘禁令’，以此为法院新闻发布定下基调。这些规定包括：法官未经批准不得接受采访，媒体不得超越司法程序进行预测性报道，重大案件新闻发布由最高法统一口径等。新令一经公开，立即引发司法与传媒两界震动。有人对这一做法持赞赏态度，认为其中多数条款符合国际惯例，是应有之义，但也有人将此举视为法院向媒体关上大门。”［1］其实，早在我国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便把审判公开作为一项重要的诉讼原则，1998年4月15日，新上任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全国法院系统教育整顿工作会议上提出：“公开审理案件，除允许公众自由参加旁听外，逐步实现电视和广播对审判活动的现场直播，允许新闻机构以对法律自负其责的态度如实报道。”既然如此，为何现今最高院又下达这份禁令？长期实践中司法独立与舆论监督真的只能顾此失彼吗？肖扬当时曾指出：“总的来看，司法与媒体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是一致的，在加强、促进和保证社会公平正义上是一致的，双方积极合作、良性互动理应成为主导性的关系。”而在中国的制度现实下，独立审判与舆论监督的复杂平衡能否实现，这一难题被摆上前台。

一、司法独立与舆论监督的冲突现状

新闻的自由性原则、典型性原则以及及时性原则对司法独立具有天然的侵犯性，原因有以下几点：（1）新闻采访讲自由，法庭审案讲秩序；（2）新闻报道讲时效，司法诉讼讲程序；（3）新闻评论讲有感而发，法官裁判重理性分析；（4）新闻报道追求轰动效应，司法裁判追求平息纷争。整个司法过程中，舆论在实体上和程序上都对司法机关履行职责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该影响自司法产生最初产生，且其中的负面影响在现行制度下几乎是难以避免。

1.媒体的预测性报道对司法独立的影响

“媒体预测审判结果”，即通俗意义上的所谓“媒体审判”，它是相对于“司法审判”、“公平审判”而言，是指新闻媒体在报道消息、评论是非时，对任何审判前或审判中的刑事案件，失其客观公正立场，明示或暗示，主张或反对处被告罪行，或处何种罪行，其结果或多或少影响审判。在现实生活中，新闻报道为了体现其权威性和说服力，往往对社会中的事件加以评论预测，恰当公正的预测本来无可厚非，但牵扯到法律案件，尤其是社会影响极大的刑事案件，媒体为显示报道的重要性，经常抢先对案情作出判断，越俎代庖，再以媒体特有的公众号召力有形或无形间给法院以压力，造成法院难以公正判案，形成媒体审判。近来十分流行的新闻讨论类节目就是一种典型。新闻媒体通常请几位所谓的“业内人士”，就新近发生的案件进行讨论，美其名曰“从专业角度分析问题”。2006年7月5日，上海卫视“东方夜新闻”节目进行关于“庭审女生自杀案、教师集体鼓掌”的讨论，并开通了观众短信发表意见的互动环节。结果，几乎所有的观众都一边倒地站在自杀女生家长一边。当时，这个案件并没有审结，处于休庭阶段，而这样的舆论氛围，无疑会给接下来的法院审判工作带来压力，甚至影响公正裁决。如果判决支持了学校，法院难逃被扣上“缺乏人性”的大帽子，如果判决倾向于自杀女生家庭，是否一定合法合理？在法院还没有作出最终判决的时候，媒体就迫不及待地参与到案件审判中，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2.媒体的偏向性及夸大性报道对司法独立的压力

新闻媒体在报道新闻时，只是客观事实的反映者，不是裁判者。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的梁建增先生在谈到《焦点访谈》为什么成功时说：“记者‘不是法官’、‘不是青天’、‘不是观音’，记者就是记者，避免‘客串’角色，越位行事。”但事实上很多媒体难以做到这一点。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电视媒体要求收视率，广播台要求收听率，网站要求点击率，而提高这些“率”的一般做法就是强调新闻的轰动效应，以大事、奇事、容易激起民愤的事来抓住公众眼球，报道的偏向性和夸大性就不可避免。张金柱交通肇事案件当中，被告最终被处死刑，在此案中媒体所起的煽情作用和舆论导向，对案件的处理显然不无影响。另外，记者们有着同情弱者和泄愤的天然心态，难免造成偏听偏信，从而歪曲事实，个别记者甚至出于私利，故意扭曲事实，煽动公众情绪，给法官判案带来极大的压力，从而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3.舆论对于审结的案件裁判内容反面性报道损害司法的尊严，削弱人们的法律信仰

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所依据的评价标准是占主流社会的道德，并夹杂着一些最基本的法律常识。如果司法裁判完全与大众的舆论背离，其司法公正性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即使冲突和对抗存在，法律评价作为评判的最后标准又是确定无疑的。法律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底线，其作用不言而喻，虽然可能会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法律制定的本质及其权威性要求人们尊重司法。对审结案件裁判内容反面性报道，不仅会损害司法的尊严，更会削弱人们的法律信仰，从而带来更大的社会问题。

二、司法独立与舆论监督的互补实质

司法独立与舆论监督冲突的背后实则是对社会正义追求的共同努力，在这种共同的社会职责和社会目的下，司法独立与舆论监督的实质是互补的。

1.媒体对于审判过程进行报道和评论，满足人民对司法权行使过程的知情权

首先，公众要求法官公正行事一般是通过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来进行的。司法是专业的，针对性极强，除非是案件当事人，一般公众在通常情况下很难深入事件内部，从而依据自己生活经验和法律常识，做出正确的判断，而新闻媒体的传播特性就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缺陷。这不仅对司法的实质和程序加以监督，更让公众感到自己权利的存在，增强了公众主人翁意识，有利于营造良好的社会法律氛围。其次，直接审判公开需要必要的物质条件，由于我国国情现状，许多地区法院受条件限制，往往不能满足群众旁听的需要，通过媒体报道实现间接公开，可以弥补这一不足，从技术上满足人民的知情权。

2.司法的公开透明是司法独立与公正的最有力同时也是最经济的保障

司法独立与舆论监督的冲突中，司法独立固然重要，但在中国现实情况下，法官判案很难不受各种权力的影响，在这种司法体制不健全的环境里，与其说是新闻媒体对案件事实的渲染影响了审判人员独立行使司法权，还不如说是新闻媒体的舆论造势可以通过对权势显赫者的犯罪行为进行曝光，在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共鸣和义愤之后，为公、检、法机关依法追究犯罪、抵制法外势力的干扰提供了舆论支持，使其得以顶住压力公正办案，同时也可以使一些试图包庇的掌权人士望而却步，从而保证侦查、起诉和审判活动顺利进行，为司法价值的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提供了有力保障。1995年发生在山西省临汾地区被委托人家属伙同他人殴打残害代理律师的案件就是其中的典型，犯罪者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在律师事务所行凶，殴打残害临汾市律师事务所主任马海旺律师。案发一个月后，凶手依然逍遥法外。此案经中央和地方各级新闻媒体连续报道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最终惊动中央高层领导，经过多次批示，才将犯罪人起诉审判。［2］

3.法官判案也有片面性

大多数法官都是经过专门培训，具有一定的法律素养的，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们能够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去认识事物并把握其规律，但就某一个具体问题的认识过程而言，人们不可能认识既准确又全面；同时，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如果对法官的审判活动不进行制约和监督，个别的法官甚至会为谋取私利，滥用司法权力，枉法裁判。因此，司法独立并不意味着行使司法权的法官可以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另外，我国的现状是法官队伍的法律素质普遍不能满足要求，个别法官甚至不懂法律，以裁判主观臆断。青海西宁有位当事人以子虚乌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起诉，某区法院的法官也根据这部所谓的“新闻法”对此案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被告上诉至中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程序中竟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终了此案。以舆论监督来制约其权力，是一种不可忽视的补救措施，在司法环境相对健全的欧美尚且强调这一点，1976年内布拉斯加新闻协会诉斯图特案就是很好的一例。

三、司法独立与舆论监督冲突的解决及平衡互动的构想

没有约束的权力是最可怕的。良好的制度可以使司法独立的权力与舆论监督的权力达到制衡，从而化解冲突，使得双方积极合作、良性互动，共同为维护社会正义做出自己的努力。在国外，大多数国家在新闻自由、新闻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倾向于对前者的保护，虽然不能生搬硬套他国法律，但其有关制度可以借鉴，从中汲取养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1.《马德里原则》的借鉴与运用

1994年，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发表了《关于新闻媒体与司法独立关系的基本原则》（马德里原则），指出：“法官有责任本着有利于新闻自由的原则，承认和落实新闻自由。法官只有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或特定法律的规定,才能限制新闻自由。新闻媒体有义务尊重上述国际公约所保护的个人权利和司法部门的独立。”该原则对于新闻监督权利的行使与限制作了极有价值的规范，其中一些具体措施很值得我们借鉴。

一是在不违反无罪推定原则的前提下，媒体有职责和权利将案件向社会报道，并加以评论。这是对舆论监督权最根本的尊重与保障，不仅是正面意见，也包括反面意见。但是，评论应该由新闻机构中专门法律人员主笔或者参与，且不能是明显的诱导式或倾向性的，同时应附加“本评论纯属个人意见”或“本评论不代表报刊的意见。”在法庭审判终结之前不得作出定性、定罪的结论，也不得使用“凶手”、“罪犯”以及侮辱、诽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格的字句，以免侵犯人民法院的统一定罪权。

二是除非是在调查、侦查期间为了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利益，并基于国家保密法的规定，才能对媒体的权利进行限制。其实，我国刑法已有类似规定，如“14-16周岁未成年人犯罪一律不公开审理，16-18周岁未成年人犯罪一般也不公开审理”。对于这类不公开审理案件应按法律严格界定，不得任意扩大，从而影响司法公开透明。

第三，任何对法律法规的限制适用都必须由法律严格规定，由法官来决断，任何人只能通过上诉、申诉等合法途径改变法官的判决，而在这之前，不得以自己的影响力使法官作出不适当的判决，形成事实上的“媒体审判”。［3］

2.美国“陪审员的庭选”制度等事后补救措施的借鉴

首先，从严适用审判人员回避制。美国的“陪审员庭选制度”要经过一选、二选，尤其是二选，双方律师都要参加，当事人可以以绝对回避（无须说明理由）和有因回避（有合理理由）为由排除其认为可能不公正的陪审员。［4］其中绝对回避显然有矫枉过正之嫌，但我国的立法却是有扩大回避人员范围的趋势，两害相权取其轻，从严适用审判人员回避制给了司法公正更大的空间。

其次，对案件作出延期审理的决定，直到有偏见的舆论压力消除后再启动审判程序，或是由上级法院通过指定管辖，变更审判地点，将案件的管辖权转移到尚未受到舆论压力的其它同级法院。美国法院在审判的过程中，陪审员的姓名身份都是保密的，他们一起住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场所，每天由法警专车接送去法庭，一般不允许会见亲友，也不能看电视新闻和未经法警审查的报纸，以免社会舆论影响他们对案件的公正裁决。控辩双方在发表辩诉意见陈述案件实事证据的时候都要面对陪审团，而陪审团只能听，只能看，不能提问题，不能做记录。在案件评议前，法官要对陪审团宣读指示，所谓指示就是全面中立的法律条文及解释。陪审团对案件的评议和表决对外保密。中国法官显然无法做到如此“与世隔绝”，可我们从中也能得到有益的借鉴，相对杜绝外界对法官的影响。［5］

3.新闻监督环境的立法完善——法院新闻发言人制度走向前台

最高人民法院9月12日宣布正式建立新闻发言人发布制度，所有高级以上法院都有了新闻发言人，中级人民法院的新闻发言人培训也在加紧进行中。许多专家对此持肯定态度，他们认为，法院新闻发言人制度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审判公开制度的完善。同时对于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审判起到了积极的监督作用。另外，这还增强法院审判工作的透明度和满足人民群众和媒体的知情权要求。但也有专家提出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是信息披露的一个好的起点。但不能将这一制度仅仅看作是统一口径的做法。法院应当充分地披露信息，通过公开信息产生公信力。同时，这一制度还需要不断完善，按照信息的标准化进行披露。比如说，案件的定期公布，凡是公开审判的案件都应当公开，法院的收费也应当公开等等。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周泽也认为，法院新闻发言人制度应当建立在规范法院信息披露的基础上。对于舆论监督和审判公正、公开的关系，他认为，媒体要审慎进行批评报道，法院同时也要正确对待媒体的批评。［6］

如何协调司法独立与新闻自由、新闻监督之间的冲突与对抗，美国学者司德门曾说了一句颇具启发意义的话语：“法律与新闻自由两者间冲突得到解决，绝不能认为某一方面得到胜利，或某一方面被击败，而应看作整个社会受益。”换言之，就是要遵循利益均衡原则。因为任何制度的设计和运作都是利弊共生，决不可能至善至美，有些利益损失是必然的，这是整个社会正义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参考文献：

［1］赵凌.最高院媒体限令引发争论［N］.南方周末.2006-09-21(12).

［2］刘武俊.以权力约束权力［N］.南方周末.1999-04-16.

［3］于秀艳译.关于新闻媒体与司法独立关系的基本原则(马德里原则)［A］.国际法学家委员会评论第52号,1994.

［4］托克威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A］.商务出版社,1997.

［5］李义冠.美国刑事审判制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

［6］王军.新闻工作者与法律［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钱国华

作者：杨光远　潘　璠

司法独立提供借鉴论文 篇3：

国际上处理传媒与司法间冲突的经验

摘 要：随着传媒业的发展与民众对司法运行情况的关心，我国传媒与司法间的互动逐渐增多，也存在明显的冲突，“媒体审判”的现象就是这一冲突的典型形式。讨论了传媒与司法冲突的表现，并从比较法的角度，分析了英国、德国以及国际文件《马德里准则》在处理这一问题上的经验。

关键词：新闻自由；司法独立；比较法；藐视法庭罪

关于传媒与司法的关系，是近几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特别是随着我国传媒业的发展，新闻开始介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民众越来越关心的司法的运行情况，也是媒体热衷报道的领域。一方面，新闻自由与媒体的职责要求传媒适时地报道与监督司法的运作情况，通过独立调查、发表评论等方式表达自己对司法公正的看法，以满足民众的知情权。另一方面，司法独立旨在保障民众能在法庭上获得公正的审判、防止人权遭受来自社会上其他力量的践踏。德国学者在总结司法独立的内容时，普遍认为司法独立于新闻舆论是应有之义，法官应当只服从法律，而不是被舆论左右的意志不坚定的人。那么，在媒体对诉讼参与人（特别是刑事案件中的被追诉人）连篇累牍、铺天盖地的带有偏见的报道中，是不是有侵犯诉讼参与人接受公正、中立的审判之虞，甚至是否会出现“媒体审判”的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从1995年的夹江打假案开始，媒体影响司法审判的现象就时有发生，例如在随后的张金柱案中，被告人的行为经媒体曝光后激起了极大的民愤，最终判决书中一句“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引起了较大的争议。到最近的邓玉娇案、药家鑫案、李昌奎案等，广大民众的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最终的判决结果，故有人将这种现象称为“媒体审判”或者说“舆论审判”。这种现象使传媒与司法间的冲突，或者说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间的冲突，成为一个当前中国不可回避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不是当前中国特有的，无论是在实行陪审团制度的英美国家，还是在没有陪审团的德国、日本等国，都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各国家、地区以及国际社会在平衡两者的价值上，有不一样的做法，也都有不一样的经验总结，值得我们批判与借鉴。

一、英国的做法

英国实行的是陪审团制度，且其自身司法独立的历史悠久，所以在处理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冲突上时，传统上比较倾向于保护司法独立的优越价值，特别是用“藐视法庭罪”对违反报道限制的传媒科以处罚。究其原因，主要是为了防止过分地媒体报道的渲染，使陪审团成员产生“先入为主”的印象，进而影响判决的结果。在英国，解决传媒与司法冲突的措施主要有三大类：（1）报道禁令制度；（2）藐视法庭罪责；（3）作为上诉的理由。

1.报道禁令制度。这是一种事先预防的措施。首先，对于刑事案件，英国的《刑事法庭法》（Magistrates Court Act，1980）第8条规定，对于羁押案件，只能约略地报道嫌疑人的姓名、地址、涉嫌罪名、犯罪大要、辩护人及法官的姓名、有无交保、开庭时间、法院的决定等九项内容。此外，在其他法律中，为了保护犯罪的被害人、儿童及青少年、易受胁迫或攻击的证人等，也规定了对此类人必须匿名，相关报道不能将一些可能提示相关人员身份资料的信息公开。在1981年《禁止藐视法庭法》中也有规定：关于正在进行的诉讼程序或任何其他处于未决的或迫近状态下的诉讼程序，法院有权发布命令要求媒体对某些报道予以推迟。

2.藐视法庭罪。藐视法庭罪在英国普通法历史上有着古老的历史，为了维护法官的尊严，防止陪审团受到外界的干扰，该罪最初的处罚范围十分广泛，缺乏一定的限制。在现代民主社会新闻自由越来越受到重视的背景下，特别是在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受到《欧洲人权公约》关于保护言论自由的约束后，对藐视法庭罪的适用逐渐加大限制。“泰晤士报诉英国”案被上诉至欧洲人权法院，后裁定英国上议院法庭颁布的对报刊的禁令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从而促成了1981年《禁止藐视法庭法》的出台。该法将藐视法庭罪区分为普通法下的藐视法庭法与严格责任下的藐视法庭罪。

要判决一家媒体的报道行为构成普通法上的藐视法庭罪，检控方必须证明的有：一是该行为对公平审判产生了具有现实可能性的损害风险；二是媒体有阻碍或损害某一审判的特定的故意；三是在时间上并不要求有关的诉讼程序已经开始。

严格责任下的藐视法庭罪之所以称为“严格责任”，是因为检控方并不需要证明公开出版物具有“损害某一审判的特定故意”，而是不问其意图所在，只要该行为干扰了司法公正即可构成严格责任下的藐视法庭罪。但是根据1981年《禁止藐视法庭法》，该罪的适用有严格的限制并给予媒体不少“安全港”条款（抗辩理由）。该罪的限制主要有：从对象上言，只适用于向公众或部分公众发行的公开出版物；从时间上言，必须是诉讼正在进行中，包括从嫌疑人被捕（或发出通缉令）到诉讼终结时为止；从后果上言，危险必须确实存在，并足以对司法公正造成实质性危险。

同时，在1981年《禁止藐视法庭法》中为媒体规定了下列免责事由：（1）“合理注意”可免责，即“如果出版商已尽合理义务仍不知道也没有理由怀疑有关的诉讼正在进行”，不构成藐视法庭罪；（2）公正、精确、善意的报道免责，即如果媒体只是进行“公正、精确、善意”地报道一个公开诉讼程序的话，可以免责；（3）公共利益免责，即规定新闻媒体只要善意地报道案件或其他有益于公共利益者，即使有妨害诉讼程序或对陪审员造成偏见的危险，且这种后果只是附随性的，则不构成藐视法庭罪。

3.作为上诉的理由。20世纪90年代以前，英国司法界自信法官能提醒陪审员避免传媒的影响，从而并不认为媒体的报道能使陪审员陷入错判的境地，也将媒体的报道排除在上诉的理由之外。不过，后来英国通过“麦肯案”与“泰勒姐妹案”做出先例，允许将媒体的误导作为上诉的理由并改判。在上诉法院改判泰勒姐妹无罪的判决书中，说明改判的理由之一是，本案初审的媒体报道是“极度偏颇”，已达到“持续性的、全面的、情绪性的、不正确的以及误导性的”程度，因此在这种环境下所做的决定是“极不安全”并不能令人满意的。

二、德国的做法

相比于英美等国，德国并没有实行陪审团制度，所以在处理传媒与司法的冲突问题上，最终并没有将此问题认为有多么严重。特别是在经历了纳粹政府对言论自由的压制后，战后德国非常重视新闻自由的价值，在《德国基本法》第5条有专门规定。在德国，新闻自由被视为宪法最高原则之一，甚至在2012年，出现德国总统武尔夫因为干涉新闻自由而辞职的事件。

然而，德国新闻虽然自由却仍然受有限制，只不过在与司法的关系上，这种限制不如英美国家那么严格。《德国基本法》第97条规定了司法独立的原则：“法官享有独立的地位，只服从法律。”德国公法学者解释司法独立的内容时，通常认为独立于新闻舆论是应有之义。在处理传媒与司法的关系上，德国有以下一些做法：

1.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为了促进与媒体的沟通，德国法院专门设置了新闻发言人制度，保证双方信息交流的畅通性。例如，德国萨克森邦《司法机关积极新闻报道工作指引》旨在促成法院进行积极的“危机管理”，通过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提供权威的消息，从一开始就消除错误的报道以及对司法的过高期望。

2.拒绝给予资讯制度。在通常的情况下，各国家机关包括司法机关，都有提供资讯给新闻媒体的义务，以满足民众的知情权。但同时，机关也可“拒绝”提供资讯给媒体，特别是在所谓的“未定程序”时。“未定程序”通常是指尚未终结的属于法院的审判、非讼事件及检察官的侦查、警察的侦查程序。法官对于未决的案件在必要时候应当保守秘密，否则可能会使传媒形成预断或危及诉讼当事人的隐私等权利，但对于新闻媒体自行获取的资讯，德国并没有加以其他的限制，而是秉持“报道事实自由，批评也自由”的开放态势。

三、国际准则的做法

为了平衡媒体与司法独立间的利益，1994年在国际法学家协会的司法与律师独立中心的召集下，来自世界上23个国家的39位法学家与媒体代表，在西班牙的马德里通过了《媒体与司法独立关系的马德里准则》。中国虽然不是《马德里准则》制定国与事后参与国，所以该原则并不对我国具有约束力，但对于处理好传媒与司法的利益平衡，该准则仍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1.重申媒体自由。该准则首先重申了媒体自由的重要性，是“表达自由的一部分，是民主社会实行法治的基础。”法官有责任承认和实现言论自由，对媒体自由的限制，应该在谨慎地衡量两者之间利益的基础上做出，并且应当尽可能地降低限制的程度，将这种程度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同时这种限制应该“只能根据《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明示授权”才能做出。

2.媒体尊重司法原则。该准则的导言中明确指出：“媒体有义务尊重国际公约保护的个人权利和司法独立”，同时，在媒体处理与司法案件有关的报道时，准则也提倡媒体行业内制定自身的职业道德准则，即媒体应当以对社会高度负责的精神，加强自我约束，考虑司法的特点与媒体的导向性，应该做到客观的报道与公平的评论，全面、客观地还原案件的事实，尽量做到不以偏概全，不失之偏颇。

3.事前适度限制。该准则第4条规定：“基本准则并不排斥在司法调查程序阶段对法律秘密的保守。这种情况下，秘密保守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实现对被怀疑和被控告的个人的无罪推定的实现。不能限制任何人了解官方调查结论和调查情况的信息。”明确了在审理前的程序可以不公开的原则，但对调查结论和调查情况的信息却必须公开，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无罪推定的原则，防止诉讼参与人遭受“媒体审判”。

4.审理过程公开。对于案件的审理，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是法治国家的一个基本原则，也为大多数国家所确认。《马德里准则》也确认了公开审理的一般原则，并对可以不公开的情形进行了规定，即在因为对未成年人或者其他特殊群体的保护、防止对被告人的严重偏见、防止形成对证人的压力、防止对陪审员和被害人的损害、涉及国家安全时才可以不公开审理。

5.审后自由批评。对一个已决案件的批评，由于陪审团或法官已经做出了判断，所以并不存在对案件结果影响的紧迫的危险，这是媒体自由的表现。《马德里准则》第3条也明确做出了规定：“评论司法的权利不能受到任何特别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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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少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