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律师制度发展研讨论文

摘要：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确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同时，规定值班律师制度，实践发现，当前值班律师制度运行面临着配套措施严重不足、运行进程亟待推进、司法效果差强人意等种种难题。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我国律师制度发展研讨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我国律师制度发展研讨论文 篇1：

论企业法律顾问制度与公司律师制度的协同发展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企业制度的不断完善，在公司的重大决策、经营管理中，企业法律顾问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我们需要完善企业法律顾问与关联律师制度。文章论述了两者的基本概念，通过比较，认清了两者各自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协同发展的策略。

[关键词]企业法律顾问；公司律师；协同发展

一、企业法律顾问、企业总法律顾问与公司律师

在我国1997年颁布的《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中明确了企业法律顾问的概念：具有从业资格的，由相关机关注册过的，企业聘请的从事内部法律事务的工作人员。因此想要成为企业法律顾问就必须通过全国统一的职业资格考试，获得两部一委发布的《企业法律资格职业资格证书》，经过省级注册部门注册，得到企业聘用，从事法律相关的工作，并且受到国家主管部门、企业内部的法律顾问协会与法律事务机构三方面管制。

企业总法律顾问是指由企业聘任的，直接服务于企业法人或企业总经理的内部高级管理人员。企业法律顾问中包括企业总法律顾问，但是企业总法律顾问有更高的权力，负责企业内一切法律事务，属于高级管理人员。到目前为止，我国共有5万人通过了考试并取得了企业法律顾问资格证，在国家中央企业中，几乎全部都设置了企业总法律顾问。

公司律师或律师法律顾问与企业法律顾问概念不同，也不属于一个范畴。根据《律师法》规定，律师有“接收法人或组织的聘请，担任其法律顾问”的业务能力，因此律师法律顾问是指：依照相关法律，律师可以接收他人的聘请，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其处理法律方面的业务的行为。而公司律师则具有一定的专属性，2002年，我国颁布了相关法律，启动了公司律师试点工作，到目前为止，试点单位有100多个，有律师大约2000人，竞争力度在不断加强。

二、企业法律顾问制度与公司律师制度的异同

（一）企业法律顾问制度与公司律师制度的差异性

1.法律依据和管理体制的差异

企业法律顾问制度的法律依据是由国资委颁发的规章制度，受企业、国资委的管理；公司律师的法律依据则是《律师法》，受企业、司法行政机关与律师协会管理。

2.任职条件的差异

企业法律顾问的任职条件：从业人员必须具备企业法律顾问从业资格证；受到企业聘任；从事企业内法律事务；不得服务于企业外人员或做兼职；经国资委注册、登记过；具有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证书。公司律师的任职条件：具有律师职业资格证；由公司聘任；从事于公司内法律事务；通过司法行政机关的考试并取得公司律师执业证书。

3.准入条件的差异

企业法律顾问需要通过国资委、司法部组织的考试，由人事部、国资委与司法部共同颁发职业资格证；公司律师需要通过司法部组织的考试，由司法部颁发职业资格证。

（二）企业法律顾问制度与公司律师制度的相同点

这两者都是为企业提供法律服务的工作岗位，都属于内部职工，具有一定的专属性。从两者的工作职责来看：两者都是替公司处理法律事务，解决或规避企业运行中的法律风险。归根结底，这两者的差异只是准入条件与管理机构的不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两种职业的并存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有的企业在这个问题上也感到很为难。因此很多学者提出了统一这两种制度的想法，把企业法律制度取消，保留公司律师制度，法律顾问也并入到公司律师中，使我国的企业法律制度更加统一。

三、企业法律顾问制度与公司律师制度协同发展的国外经验

1882年，美国一家公司首次在企业内设立了专门从事法律事务的工作人员，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逐渐发现了企业内法律机构的重大作用，许多企业为了降低风险、获取最大利益，纷纷在内部设立了法律顾问、总法律顾问、公司律师等机构。而两大法系（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在此方面既有不同点也有相似点。

（一）英美法系国家处理企业法律事务的实践

在英美法系国家中，企业法律顾问与职业律师是一样的，所以许多企业内的法律顾问其实都是职业律师。他们即使服务于企业，也依然拥有律师的权力与义务，并且可以代表本企业出庭。

1933年，美国历史上著名的“罗斯福新政”开始，改革触及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受到了极大地挑战，而由于外聘律师费用高昂，实用性也不强，因此企业逐渐开始发展法律顾问制度。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公司都拥有了自己独立的法律事务机构，并且有各自的法律管理体系，甚至在一些企业内部，总法律顾问可能会身兼多职，担任副总裁或董事等，拥有独立的法律部，直接对总裁负责，一般他的意见都能够直接传达到公司决策层，非常有话语权。

英国企业有所不同，他们聘任法律顾问都要求对方取得事务律师资格，但是不能代表企业出庭。企业法律顾问不仅需要精通本职工作的内容、技巧等，还要对公司经营事务一清二楚，他们甚至可以打着自己或企业的名号编撰刊物、组织研讨、开展培训等。

（二）大陆法系国家处理法律事务的实践

大陆法系国家企业内部的法律人员（企业法律顾问）与律师区分较为明显，一个律师不会长期被一家企业所雇佣，这是为了防止律师利用自身行业特点对企业造成不利影响。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都有明文规定，企业法律顾问与公司律师不能相互兼任。

其中，法国是最早在企业内部设立专业顾问团队的国家，距今已有一百多年，制度较为完善。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法国国有企业的国有成分开始减少，政府对企业经营的干预力度降低，因此，法律事务部门与法律顾问的地位有所提升。截止到目前，法国大部分企业的法律事务机构都受命于董事长，总法律顾问还要列席董事长会议，一切工作要向董事长汇报。企业法律顾问主要负责的是法律咨询，参与企业决策，帮助企业规避法律风险。在法国的企业法律顾问，即使有律师资格证也不能代表企业出庭。

德国与法国情况相似，大型企业几乎都设置了法律事务部，根据业务量大小分配一定数量的法律顾问。在企业内，法律顾问的地位很高，他们直接服务于董事长，并且可以参与企业最高层次的决策，参与制定重大文件、企业投资、合同编制与审查、公司诉讼等一切法律事务，他们所提出的意见极具参考价值，很受领导的重视。

在日本，他们将企业法律顾问机构成为法务部，由企业内负责法律的董事长管理。法务部包括一名部长和若干名部长助理，主要负责公司的决策与规避法律风险。从事法律顾问的人员不一定必须取得律师资格证，但是要接受过正规的法律课程，而且进入企业后要进行培训。

综上所述，两大法系国都设置了企业法律顾问，并且都会外聘律师，两种组织互相补充。因为，企业法律顾问属于企业内部人员，一般情况下不能代表企业出席法庭诉讼，这就需要企业外聘律师；另外，企业法律顾问由于长期工作在企业内部，无法对所有法律问题都完美解决，这时就需要公司律师参与其中，共同解决。鉴于此，许多大型企业都会外聘律师来弥补企业法律顾问的不足。

四、我国企业法律顾问制度与公司律师制度协同发展的途径

从上述对两大法系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行为分析可以看出，他们都采取了专职企业法律顾问与外聘律师相结合的制度，其中专职企业法律顾问不一定非是律师。换句话说，企业内的专职法律顾问的水平要低于外聘律师，一般问题交给他们解决，当企业遇到重大问题时，就要外聘律师进行解决，法律顾问帮助其做一些辅助工作。所以说，我国在建立企业法律制度时，不应该硬性的从企业法律顾问制度与公司律师制度中二选一，而是用结合的眼观看待这一问题。我国在设计法律职业制度时，规定了两者不同的准入门槛，这一点体现了国际普遍的认识；企业法律制度与公司律师制度有差异，这也体现了两者业务水平的不同，也无可厚非，但是这种制度有什么问题呢？

从职能上看，法律顾问与公司律师的职能存在一定的重合，因为两者都成了企业内部人员，并且都可以代表公司出庭。对于这一问题，可采取下列办法进行解决：1.企业终不能同时聘请法律顾问与公司律师，以防止职权重合、冲突等；2.企业法律顾问不能代表企业进行诉讼活动，遇到这一情况需要聘任律师。这么做，一方面保证了现行的法律制度框架不发生大的变动，另一方面也保证了企业法律顾问与公司律师的和平共存与竞争，不用必须面对“二选一”的难题了。另外，还能够解决国资委、司法部等相关部门职权划分不清，责任不明等问题，推动我国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作者：廖晖

我国律师制度发展研讨论文 篇2：

激活值班律师制度三题待解

摘 要：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确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同时，规定值班律师制度，实践发现，当前值班律师制度运行面临着配套措施严重不足、运行进程亟待推进、司法效果差强人意等种种难题。经梳理值班律师制度运行束缚的种种表现，分析原因提出激活值班律师制度的应对之策：即建立值班律师人才库、拓宽律师派驻覆盖面、实现值班方式多样化、促进权利配置合理化、坚持考评机制系统性、推动补贴筹集社会化。

关键词：认罪认罚 值班律师 法律帮助 辩护

一、待解之题：束缚值班律师制度运行的难题

（一）供需关系紧张难题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2018年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119.8万件，判处罪犯142.9万人。据统计，我国司法实践中80%以上的刑事案件是被告人认罪的案件[1]。如此推算，一年约有95万件一审刑事案件可适用认罪认罚程序[2]。根据司法部发布的“2018年度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统计分析”，截止2018年底，我国执业律师共计42.3万多人，虽然较2017年增长14.8%，但是平均每万人拥有律师的数量仅为3.04人，远低于英美（2015年美国平均每万人拥有律师数约43人，英国约为15.4人）。律师中专作刑事辩护的仅占总数的14.5%[3]，同时，律师区域分布还很不均衡，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以及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律师数量占据了全国的大壁江山。

要确保每一起认罪认罚案件的被追诉人都能通过值班律师[4]及时有效地获得法律咨询、程序选择建议、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等一般服务，以及提出案件处理意见、见证签署、量刑协商等特别帮助，每年近百万件的刑事案件所需要的值班律师资源相当可观。多数地区即便是东南沿海等律师资源相对丰富的地方，基层司法办案机关对值班律师的需求依然难以完全满足。

（二）覆盖广度受限难题

据统计，“截止2017年12月，法律援助机构在1700多个人民法院建立工作站，建站率52%，其中，上海、浙江、安徽、河南四地人民法院建站率为100%。同时，看守所法律援助工作站建站率为88%;其中，北京、内蒙古、吉林等13个省（ 区、市） 实现了看守所工作站全覆盖”[5] 。到2018年6月，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已实现看守所法律援助工作站全覆盖。[6]

尚无准确和全面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检察机关设置认罪认罚案件值班律师工作站的情况。新闻报道虽有不少检察机关启动认罪认罚案件值班律师工作站建设，但从整体看，值班律师入驻检察机关主要是在涉法涉诉领域。[7]登陆最高人民检察院内网，在内部业务研讨交流重要平台——检答网输入“值班律师”，搜索到64个相关问题，访问量达2145次[8]。咨询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检察院能否设置值班律师，值班律师入驻检察院的现实困难，没有辩護人的非在押犯罪嫌疑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应如何落实值班律师制度，以及该制度运行中的具体操作问题。可见，值班律师入驻检察机关在不少地区仍处起步阶段。

检察机关落实值班律师制度有紧迫的现实需要，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18年检察机关对涉嫌犯罪但无需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决定不批准逮捕共计116452人，同比上升4.5%，在此基础上如果加上侦查阶段未羁押的犯罪嫌疑人数量，那么检察机关办理认罪认罚案件中非在押犯罪嫌疑人的总量就不可小觑。如果检察机关内部不设立值班律师工作站，上述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就存在保护空白。

（三）通达深度不足难题

一是有效参与度不足。部分入驻看守所的值班律师，其工作地点并不在监区内部，服务对象也不是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而是探访的亲属，主要从事的是法律宣传和教育。部分入驻法院的值班律师，仅在开庭前，批量式与十几名被告人集中见面。部分入驻检察院的值班律师，仅以起诉意见书与犯罪嫌疑人进行不超过十分钟的短暂交流。

二是律师积极性不足。受选用标准不明、考核评价缺位、待遇补贴较低等条件限制，值班律师工作积极性无法充分调动，存在“资深律师报名，新近律师顶班”的现象。据了解，值班律师每天的值班费通常在100-300元之间，即便个别地方增加办案补贴，也保持在千元上下，工作动力难以激发。

三是诉讼权利不足。不少值班律师认为其在会见、查阅卷宗材料、调查核实证据等方面受到很大限制，即便非常愿意提供针对性法律帮助，但权利保障不足，只能“速战速决”。很多律师反映，没有阅卷以全面了解案件，没有与被追诉人面对面自由沟通交流以确认其认罪认罚是否真实自愿，就在认罪认罚具结书上签字，对律师而言风险也很大。

二、难解之因：辨清值班律师制度运行的困境

（一）法律文件规定碎片化

概括值班律师制度的文件基础主要有四类：一是刑事速裁程序类。如“两高”“两部”2014年《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办法》。二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类。如“两高三部”2016年《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三是诉讼制度改革类。如“两高三部”2016年《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四是法律援助制度类。如“两高三部”2017年《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的意见》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2017年《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

虽然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力较为充沛，试点地区经验总结提升也较及时，但各处规定呈碎片化特征，仅凭实践探索的改革效应难以深化。即便得到立法确认，但相关内容仍显简单，用语上区分“法律帮助”和“辩护”，值班律师的身份定位、职责范围、权利配置、运行机制等基本问题的规定也较单薄，亟需层面高、涵盖广、内容全的规范性解释予以释明。

（二）身份定位观点多元化

理论界围绕值班律师的身份定位争议也较大，集中在值班律师是否是辩护人（或辩护律师）以及“法律帮助”如何理解等。概括主流观点如下：一是特殊的法律援助律师。认为值班律师的产生方式有常规性，启动程序有被动性，服务对象有不特定性，援助内容有局限性，像“急诊科医生”只提供应急便利的法律服务。二是实质的辩护人。“法律帮助”与刑事辩护、律师辩护在内容上高度一致，还可弥补辩护律师和法律援助律师在保护被追诉人权利方面的盲区。三是准辩护人。侦查阶段值班律师是法律帮助者，主要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等基本法律服务;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其是准辩护人，履行量刑协商、诉讼监督等职能。

厘清值班律师制度的本体内容，需要在“最大公约数”的理念支撑下，归纳对值班律师的共同认识，为制度落地落实提供观点支撑：其一，值班律师是刑诉辩护全程的“第一棒”，在委托律师或得到法律援助前，为处于“空窗期”的被追诉人提供及时便利应急的法律服务;其二，随刑事诉讼法发展，辩护权应不断扩大。程序辩护应与实体辩护并存，诉前辩护应与审判辩护并重;其三，值班律师应成为辩护队伍的主要力量，充分保障其诉讼权利，才能推动实现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

（三）工作职责内容模糊化

值班律师是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依托的，被追诉人认罪认罚后，虽然实体处理上获得从宽，程序行进上得以从快，但与不认罪案件相比，面临更大的法律选择风险。如果没有律师的实质参与，极有可能无法有效行使辩护权，甚至酿成冤假错案。值班律师的有效参与，能确保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程序选择的自主性和量刑协商的公平性，所以值班律师发挥的是“见证参与者”“量刑协商者”的作用。

不少司法工作者认为既然值班律师由司法机关、法律援助机构等协商选用和管理，值班律师就应该是刑事诉讼活动的配合者。随着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诉讼格局便由对抗转向了合作，既然是配合，为了尽快办结，会见拖延，批量式会见和见证签字以及无权阅卷的情形也就屡见不鲜。实际上，诉讼格局转向合作，不意味控辩双方利益诉求的消解，而是利益追求的着力点发生转移，要在确保公平的基础上，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值班律师表面上是协助促成认罪认罚，但实际上是程序的监督者，监督犯罪嫌疑人是否出于自愿、明知和理性;监督司法机关是否为了促成认罪认罚违反法定程序;监督量刑建议与协商的结果是否一致等。

三、破解之策：激活值班律师制度运行的平台

（一）建立值班律师人才库

要扩大值班律师的选用范围，除律所律师之外，将具有法律职业资格的公职人员（不包括公安、检察、法院系统在职人员）、公职律师等也纳入其中。遴选时要考量执业年限、执业领域、经办案件数量、是否曾被投诉等，确保入库值班律师有较丰富的执业经验、较高的专业素养和较精的业务水平。人才库应完整登记值班律师的个人基本情况、执业或工作经历、专业领域等信息，方便法律援助机构等合理安排。要重视入库人才的培训工作，围绕认罪认罚从宽和刑事速裁程序等制度运行要求，邀请法学专家、资深律师、法官、检察官、警官等到场讲座，帮助入库律师迅速熟悉工作程序、内容等。

（二）拓宽律师派驻覆盖面

刑事诉讼法虽未明确值班律师可否入驻检察机关，但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孙谦副检察长在贯彻落实新刑事诉讼法的辅导讲座，各地检察机关根据工作需要可以联系法律援助机构派驻或者安排值班律师。重视未羁押被追诉人诉讼权利保障，除看守所和法院，检察机关和派出所也可设置值班律师工作室，并提供必要的硬件设施配备。对于因案件数量少、律师数量少、地区偏远等客观原因无法建立实体工作室的，也要形成值班律师的实时联络机制。

（三）实现值班方式多样化

《刑事诉讼法》第36条第2款为司法机关设立了保障被追诉人约见值班律师的工作责任。约见要求提出后，虽未明确几日内安排会见，但为体现及时性，一般应在5日内安排会见，且不应以被追诉人是否认罪区别对待。[9]为保证约见及时，各地结合实际可以选择多样化的值班方式，可固定坐班制，每周固定时间安排值班律师到场;可名册待命制，在工作站预留值班律师名册，根据约见人数提前联系并按序安排;可电话热线制，充分发挥好法律援助电话咨询热线12348的作用，在看守所监区设置法律服务热线电话亭，方便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过电话进行法律咨询等。[10]

（四）促进权利配置合理化

《刑事诉讼法》第173条第1款和第2款，都规定了检察机关办案过程中听取值班律师等人意见的内容，而且在第3款再次明确“人民检察院依照前款规定听取值班律师意见的，应当提前为值班律师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必要的便利”。理解和适用上述规定要把握好两个层面：第一，赋予值班律师了解案件情况的权利，程序适用向实体处理转变，这是值班律师参与有效性的最终体现;第二，检察机关必须采取积极措施保障值班律师权利行使。尽管没有罗列“必要的便利”包括哪些，但从强化保障被追诉人权利的应然发展方向看，值班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以及核实证据的权利应当赋予。

会见权主要是能与被追诉人直接观察、深入交流以及司法机关不派员在场;阅卷权是自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有条件的地方可对电子卷宗材料刻盘复制;调查取证权主要针对侦查中的刑讯逼供行为和卷宗中的非法证据发现提出以及核实的权利。[11]司法解釋应在这方面予以进一步明确，唯有此值班律师的参与才可称之全面和有效。

（五）坚持考评机制系统性

需设计全面客观、科学合理的考评机制，对值班律师的工作内容进行监督。考评主体应涵盖看守所、检察院、法院、法律援助机构以及被追诉人等在内，并由法律援助机构统筹协调。考评内容要根据诉讼节点各有侧重：看守所主要考评值班律师为被羁押被追诉人提供的法律帮助能否按序按约;检察机关主要考评其为非羁押被追诉人提供帮助的及时性，以及会见笔录制作、阅卷、参与量刑协商、见证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情况等;法院主要考评其协助程序选择、有效量刑意见等;法律援助机构主要考评其培训次数、考试成绩等;被追诉人主要考评其是否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给出程序选择和量刑协商意见等。

考评方式可采取定期检查、办结案件材料实体审查和当事人回访等方式，同时值班律师工作内容要书面留痕，随卷宗材料流转。[12]考评结果需有导向作用，优秀者要有物质精神双重奖励，不合格的要予以诫勉谈话，连续两年不合格的取消值班律师资格。遇到投诉值班律师有非法或不符合职业道德行为情形，调查属实后取消值班律师资格，并建议律师协会对其予以警告、罚款或通报批评等。

（六）推动补贴筹集社会化

过去，财政收入在值班律师经费支出方面占据很大比例，但是此项经费近年来增幅较小[13]，不少地区的法律援助机构都有财政缺口，难以适应现实需要。考虑到值班律师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公益性，应当在资金筹集方面注重借助社会资源，持续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其中，一方面，对值班律师的工作内容加大宣传力度，提升公众理解的广度和深度;另一方面，通过慈善基金、社会捐助、平台资金募集等方式，增加值班律师经费供给总量。发放时结合地方经济发展情况，适度提高原有的日补贴额度，根据参与案件的数量质量，对考评优秀的值班律师，在考核结果确定后发放奖励金。

注释：

[1]参见袁定波： 《刑事速裁程序试点过半，“简”程序不“减”权利》，《中国审判》2015年第 17 期。

[2]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编第1章将认罪认罚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刑事政策确定下来，并未对适用范围加以限定。因此，所有案件都可以适用该制度，不能因罪重、罪名特殊等原因剥夺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并获得从宽处理的机会。

[3]数据来源于《法制日报》2016年9月7日。

[4]我国刑事诉讼辩护率一直保持在30%左右，并且还主要集中在审判环节。委托辩护人之前，被追诉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第一公里”，也有权获得值班律师的帮助。

[5]参见王茜：《我国法律援助机构已入驻1700多个人民法院》，《新华网》2017年12月16日。

[6]参见吴宏耀：《我国值班律师制度的法律定位及其制度构建》，《法学杂志》2018年第9期。

[7]据统计，2018年各地检察机关共邀请14184名律师轮流驻点检察机关参与办理涉诉信访案件。

[8]数据统计截止2019年4月10日。

[9]只要被追诉人没有委托辩护人，不符合法律援助范围，或即便符合法律援助范围但尚未获得法律援助的，都可获得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建议、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对案件处理提出意见等法律帮助。

[10]同前注[6]。

[11]调查取证权目前实现难度较大，毕竟取证过程一般较长，对是否需要被追诉人委托也尚存争议。

[12]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检察院与该区司法局2019年5月联合制发《值班律师参与认罪认罚刑事案件工作制度（试行）》，明确了值班律师的动态化管理模式。

[13]参见王迎龙：《论刑事法律援助的中国模式》，《中国刑事法雜志》2018年第2期。

作者：曾泉生　苏静

我国律师制度发展研讨论文 篇3：

律所脉动

陈海阳和伙伴们根据经济发展趋势和自身团队业务长项，在保留传统诉讼业务的同时，将发展重点转移到商务法律这一具有巨大需求的法律服务主战场来，特别强调注重开拓、发展知识产权、投资并购、金融证券、反垄断反倾销等法律服务的新领域

中国的法律制度萌芽于春秋时期，郑人邓析“操两可之辩，设无穷之词”，曾聚众传授法律知识、助人诉讼。当时还出现了代理制度，命夫命妇不须亲自上堂。后世更是出现了专为人写状纸的“刀笔先生”。但由于政治、经济条件的限制，我国并没有出现较为完备的诉讼代理（辩护）制度与职业法律家队伍。直至清末，领事裁判权要求西方的审判制度，这才产生了第一批律师。

1949年新中国成立，法治得以恢复。1980年8月26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律师制度的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明确了“律师执行职务的工作机构是法律顾问处。律师承办业务，由法律顾问处统一接受委托，并且统一收费。”这一《条例》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律师制度的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标志着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也奠定了律所的行业基础。

信仰渊源

律师陈海阳身上，始终有股“法痴”精神。他说自己当年选择法律专业，就是梦想有一天能以语言为矛、文字为剑，揭露一切隐藏的真相，刺穿所有的谎言与阴谋，捍卫道德的底线和民权的堡垒。毕业后，陈海阳进入法院工作。每天面对小到个人的财产分割、大到国家和社会生活各方重大问题的案子，令他迸发出更多的工作激情。在辛勤的付出之后，命运也回馈给他丰硕的果实。几年间，他历任书记员、助理法官、法官，并在三十出头的年纪被委任为庭长。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公司、企业、国家机关产生更多非诉讼业务的法律咨询需求。而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北京、上海、广州这些一线城市成为法律服务发展的领头羊。囿于地缘的局限，陈海阳感到了职业发展遇到一定瓶颈。于是在2007年，他辞掉公职只身来到北京——这里有超过2万人、占全国执业律师1/8的执业律师；这里的行业产值达到100亿元人民币，占全国的1/3；这里高手如云、一流律所竞争白热化。面对这座既有无限机遇也有无限挑战的陌生城市，陈海阳要用律师这个崭新的法律身份来继续诠释正义和责任。

近20年来，中国律师业伴随并依托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而逐步发展壮大。律师法律服务也从原来的民事、刑事诉讼和一般法律咨询扩展到与当下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相配适的各个方面，服务范围全面化、服务对象国际化、服务内容专业化。专业化这一趋势尤为明显，各律所在激烈的竞争下谋求特色经营，在金融、证券、知识产权、房地产等专业化领域不断深耕细作。

实战大广场

由于有法官的执业经历，转做律师的陈海阳得以将法律基础理论同法律实践良好结合：在接见当事人时，凭借敏锐的洞察力与过硬的专业素养，在当事人的简短陈述中迅速抓住案件的实质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赢得当事人信任；在处理委托人案件时，结合多年的法律实务经验，对问题抽丝剥茧、层层解剖，通过解读与此相关的法律政策，分析案件的来龙去脉，恰当运用程序性法律技巧，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为客户提供尽可能全面、有效地解决方案，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按他的说法，这个过程很像跳探戈舞，最低要求是不要踩到舞伴的脚，技艺娴熟后就要懂得如何保持舞姿的协调，更高的境界是引领对方优雅地滑过舞池中的暗礁，到达客户想到达的地方。

来到北京的3年里，陈海阳实现了律师执业生涯的高速成长：从北京中灏律师事务所的普通执业律师到盈科律师事务所北京总部的高级合伙人，再到现在北京尚公律师事务所担任高级合伙人、管委会委员。一路走来，陈海阳也从一个单纯具有娴熟法律技艺的技能型人才，历练成法律服务机构的管理者。

进入2009年，北京律师行业已处于极度膨胀状态，供给远大于需求。作为律所高级合伙人的陈海阳，积极参与到律所的案源开拓、业务攻坚、队伍指导和营销决策上来。

就主流法律市场而言，可依照法律服务附加值的不同分为高附加值法律服务（如集团重大危机处理、证券上市、投资并购）、一般附加值法律服务（如设立公司）和传统法律服务（如处理单一法律问题）。高附加值法律服务对价格并不敏感，能够贡献更多产值，而大型律所在综合实力、专业知识和团队合伙人上更有优势，更适合占领这一高地。并且，作为北京市十佳律所之一，尚公所有着许多高端的财团客户。以此为契机，陈海阳和伙伴们根据经济发展趋势和自身团队业务长项，在保留传统诉讼业务的同时，将发展重点转移到商务法律这一具有巨大需求的法律服务主战场来，特别强调注重开拓、发展知识产权、投资并购、金融证券、反垄断反倾销等法律服务的新领域。仅以知识产权为例，尚公所在“中国高铁走出去”以及福特、沃尔沃知识产权纠纷中出色完成了法律顾问任务，打出了这一专业领域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与此同时，陈海阳还发动全所力量，盘活现有的业务条线，在所内开展贸促会的联动活动，当客户有跨业务领域需求时，尚公的律师能迅速组建跨业务领域团队，为客户提供专业、及时的法律服务，从整体方案设计到具体法律障碍的排除，通过系统、完备的预防机制及应对措施真正为客户保驾护航。

律师制度作为法律制度的一部分，法律环境的稳定影响着律所的长远发展。合伙所的好处在于合伙人对外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律师的人身附属性强，这也便于激励制度和约束手段的执行。

律所营销属于服务营销的一种，相对于消费品营销，有着无形性、异质性和易逝性的特点。无形性指相对于有形商品，法律顾问服务在消费前难以直观评估和判断，因此更依赖于感性认识，更要求律所的品牌效应和公信力。异质性指法律服务因委托人个体的需求多样多变而难以规模化批量生产。易逝性则指法律服务不能如普通商品一样被储存、转售或退回，强调因时而变、因势而变。这两点都对律师的综合实力提出很高要求和挑战。合伙人在经营时既要通过市场营销、公共关系等方面打造律所的品牌，也要在队伍培养和人力资源这项最大资产的储备上做足功课。

聚焦成长

法律的抽象性造成了律所和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市场主体的潜在法律需求难以轻松地转化为现实需求甚至购买行为。陈海阳和伙伴们致力于让尚公所走出去，通过书籍、高峰论坛、发展研讨会、企业家俱乐部、公益诉讼等形式展示律所的专业水准，利用内容渗透影响潜在的客户群落，为事务所创造机会。

网络时代的到来为法律服务产品的产生以及交易方式的变革提供了机会，也孕育了新的传播平台，形成了一个“放大”了的虚拟营销团队。基于此，陈海阳律师在精心打造了中小企业法律服务网、投资并购网和法律顾问网等多个垂直型法律服务网站，按照不同的潜在客户进行分类展示，提供从法律普及、案例分享至风险防控、商务策划等一系列服务，让法律服务变得不再抽象和复杂。

在打开更多市场之后，律所的业务范围从最高法院、高级法院、中级法院、基层法院的诉讼案件，到牵涉到众多村民利益的村集体改制的法律服务均有涉足，在综合的基础上主营关系着公司发展的投资并购、重组上市等非诉类业务。

陈海阳对于法律服务的延展性还有更多的畅想。目前他正在搭建高校法律实践基地，在人才梯队建设上打好基础。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捕捉潜藏在经济生活中的法律服务机遇。甚至还考虑借鉴其他行业的资本运作方式，将法律服务的业态提升一个能量级。

传统营销方式被网络化是表象，本质是服从营销需要。律所最根本的武器还是知识营销，“传道、授业、解惑”,实现知识信息的共享,消除顾客的消费障碍。核心思想还是紧紧抓住企业营销活动与消费者实施双向有效沟通这一根本性改变，结合网络平台，在企业与顾客之间建立起有别于传统的新型的主动性关系，提升营销工作的准确性与效率。

作者：乙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