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研讨银行海外发展论文

实证研讨银行海外发展论文 篇1：

美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监管

中国银监会就新资本协议在中国的实施提出“分类指导，分层推进和分步达标”的原则，要求国际业务占相当比例的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和浦发银行等七家银行从2010起实施新资本协议，这意味着中国银行业资本监管将进一步实现国际化。美国是率先实施新资本协议的国家之一，其银行资本管理经验可为中国银行监管和商业银行资本管理提供参考。

美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监管历史演变

开创银行资本充足监管先河者非美国人莫属。早在1864年，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就试图推行系列资本充足措施，当时颁布的《国民银行法案》基于银行服务区的人口数量设定了一个静态的最低资本要求（绝对量），但早期资本充足量化的尝试因颇具争议而功败垂成。1930～1940年间，美国州和联邦银行监管当局转而求助于资本/总资产比率、资本/总存款比率，但两项指标最终均因无法检验银行真实的资本充足水平而归于无效。1950年后，学者进行了资产风险调整方法的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资本/风险资产比率，但没有一种得到普遍接受。因此，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美国监管当局并没有对银行提出量化的资本充足要求。他们实施因银行而异的非正规的、主观判断的评估方式，在对资本充足性审查时，监管当局更多强调银行的管理能力和贷款组合质量，并不重视资本／资产比率。

实际上，过去普遍认为严格的、固定的资本／资产比率与诸多因素决定银行抵御风险能力的理论互不相容。在1978年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监督审查手册中明确写道:“资本比率只能近似反映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资本比率高的银行并不必然比资本比率低的银行更为稳健。”这表明当时银行监管当局运用的是基于主观判断、因银行而异的方法来评估银行资本的充足程度。更重要的是，这种非量化方法的有效性自二战结束到七十年代并未受到质疑，此间银行资本比率约为5%～8%，银行业倒闭数量很少，从表面看银行业运行稳健。

但美国经济70年代强差人意的表现使银行业显露颓势，富兰克林国民银行（1974年）与宾夕法尼亚第一银行（1980年）的相继清盘，证明即使是大银行也并非固若金汤。之后在高攀的利率和飙升的油价双重打击下全球经济于1981年陷入衰退，与此同时美国银行破产数量开始上升，银行资本出现下降。在此情形之下，联邦管理当局首次提出了明确的监管资本数量要求：地区银行的核心资本/平均总资产比率不得低于5%，社区银行不得低于6%。但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监理署、存款保险公司对于资本范围的界定并不一致。美国国会1983年《国际贷款法案》进一步推动了联邦监管当局明确、统一的监管资本标准的实施，1985年所有银行，不论大小，最低资本比率统一为5.5%。到1986年，美国监管当局认识到统一核心资本比率缺乏风险敏感性，无法准确衡量银行业创新、扩张所形成的风险暴露，特别是大机构表外业务隐藏的风险。

美国现行银行资本监管规定

美国银行监管机构对银行风险管理和资本充足率的监督，除资本充足率规定外，主要是以风险为重心的监管程序为主，包括动态、持续的监管，配合实地检查、场外监管和快速纠正措施以督促银行积极提升风险管理能力和资本充足率水平。

以风险为核心的银行监管

为适应金融环境的变化和金融机构风险的加剧，美国金融监控机构采取了以风险为核心的金融监管模型。美国财政部货币监理署于1995年12月发布《大型银行监管手册》，美联储也于1997年8月发布了《大型复杂金融机构的风险监管框架》，均将银行经营风险最大的业务作为监管重心，旨在提升金融检查效率。

美联储对大型银行的动态性监管程序分为六个步骤（见表1），目的在于集中监管银行风险最大的业务，并对银行风险的识别、衡量、监测和缓释状况进行评估。美联储在对银行风险评估时主要对银行整体风险环境、内部风险管理制度的可靠性、信息系统管理的有效性和各重大业务隐含的风险进行评估，从而决定风险评级，作为制定监管计划和进行实地检查的重要依据。

现场检查

美国金融监管机构进行现场检查时强调银行风险管理及内部控制的重要性。美联储从1996年起对银行风险管理及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正式监督评级，并将其列为CAMEALS检查评级“管理能力（M）”的重要评估指标之一。检查人员对银行风险管理水平进行评估时，主要考虑以下因素：（1）董事会及高级管理层的积极管理；（2）适当的风险管理政策、操作程序及限额；（3）风险衡量、监控及管理信息系统；（4）完备的内部控制制度等。

另外，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最低要求是8%，此比率并未考虑银行资产组合对风险的分散程度和其他风险情况（利率、流动性、声誉风险等），监管机构实地检查时通常会因银行具体情况要求它们维持高于最低标准的资本充足率。美国银行监管当局要求核心资本充足率最低为3%，但此标准仅适用于CAMELS评估为“一级”的风险管理卓越的银行，即风险充分分散、资产质量良好、流动性强、盈利能力佳，其他未获得一级评级的银行通常要求核心资本充足率为4%～5%，原因是这些银行因经营或财务不健全而风险上升。

监管机构监查银行资本充足率时，除确认申报给监管机构的资本充足率资料的正确性、资本内容和风险加权资产适用数据及计算过程的准确性，确认资本充足率是否满足最低标准要求外，还要就管理政策的影响、财务状况、资本改善计划是否适当和有效实施、拨备覆盖率、担保品及保证对信用风险的影响、银行股票债券市值、超额次级债券和未兑现的投资收益等因素对资本充足率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

快速纠正措施

美国监管当局认为应对资本不足银行及早采取措施以避免其境况恶化甚至倒闭，自1991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进法案通过后，对参加存款保险的银行根据资本充足情形分为资本良好、资本充足、资本不足、资本显著不足及资本严重不足五类（见表2），依资本不足程度采取相应强制措施，例如更换负责人；对分支机构设立、新业务拓展、资产增长、股利政策、董事监事薪酬、关联交易进行限制等。这些早期干预以避免银行资本降低而威胁生存的措施与新巴塞尔协议中第二大支柱——监督审查的规定相似。

场外监管

有关资本充足率的场外监管，银行须按季度向监管机构汇报资本构成、风险加权资产总额、拨备覆盖率等资料，除列入美联储或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预警系统作为经常性场外监管使用外，监管机构对资本不足银行加强监管，采取正式或非正式强制监管措施，要求银行积极提升资本充足率。

美国各监管机构对新巴塞尔协议的观点

美国三大金融监管机构——美联储、货币监理署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对新巴塞尔协议在美国的实施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其中货币监理署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对新巴塞尔协议仍持保留态度，三方通过提案制定预告，并对新巴塞尔协议影响进行量化评估，逐步取得了共识。

货币监理署

货币监理署负责人霍克在2002年举办的风险管理协会资本管理研讨会指出：（1）新巴塞尔协议的内容过于复杂，对于需要充分理解协议架构和内容的银行人员、金融监管人员、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度者，其复杂程度已造成一定障碍；（2）美国银行业风险管理方式虽有长足进步，但暂时还无法满足新巴塞尔协议的标准要求；（3）新资本协议不应将巴塞尔委员会认为有效的风险管理制度及观点强加于银行，过度干预银行内部风险管理；（4）过于详细的规范虽有助于促进国际银行业资本管理标准统一，但忽略主观判断所具有的弹性在金融监管方面的重要性和各国监管水平的差异，将造成不公平竞争；（5）按收入百分比计提操作风险资本不利于操作风险管理良好的银行，建议由监管机构依各个银行的风险评估结果而定。

此后，霍克在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国内国际货币政策、贸易和科技小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再次表述了以上观点，认为巴塞尔委员会应对新协议的合理性、可行性和有效性进行再评估。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也对新资本协议可能降低银行资本水平有所担忧。该公司董事长多恩•鲍威尔在2003年的众议院听证会上指出，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反对一切可能增加存款保险公司制度损失的计提资本措施，对于复杂银行使用内部系统进行资本配置，监管机构将更难了解其真实的风险状况。

2003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发表研究报告——《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演进：回顾与瞻望》，指出在新资本协议下不同规模银行适用不同的资本标准将影响银行间的公平竞争，协议的内部评级细分程度远超过监管机构的传统贷款五级分类法，监管机构应积极发展针对大型银行的新检查程序，而新资本协议又回到了以判断为基础的资本管理规范，只是更为复杂。

2003年4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发布研究报告《商业贷款的风险资本要求：新资本协议之影响》，举例说明在高级内部评级法下，违约率在投资级之上，违约损失率较低的贷款，其资本要求可能大幅降低。其中占商业贷款1/3的银团贷款如果假定其违约损失率在长期平均违约损失率之下，其资本要求可能降低约40%；即使将违约损失率定在经济景气时期谷底的水平，资本要求也会减少10%。这反映出对违约损失率的估计和检验对银行及监管机构多么重要。

2003年12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发表了《新巴塞尔协议对美国银行资本衡量的影响》报告，其中采用了参加存款保险公司的所有商业银行19年的历史资料，估计在采用高级内部评级法下，美国银行业在不同经济情况下的平均资本需求，其初步结论为：

（1）银行风险资本要求预计将大幅降低，与新巴塞尔协议所强调的不大幅改变银行资本要求的目标相左。

（2）在一般经济周期的大部分时间，按照新资本协议计算的最低监管资本要求将远低于《迅速纠正措施》中所要求的资本充足水平。

（3）美国监管机构将面临在遵循新资本协议资本要求和降低迅速纠正措施效率之间的选择。

（4）除非银行监管机构积极监督银行风险模型的输入参数，否则批发性贷款的资本要求将随经济周期而大幅波动。

美联储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是美国银行业三大监管机构中的新资本协议支持者。美联储副主席弗格森在2003年众议院的听证会中指出：（1）实施高级内部评级法的成本虽高，但有助于提升银行风险水平，减少银行损失，对股东和国家经济均有益处；（2）对于新资本协议可能对地区银行和小型银行不利的置疑，他认为基于成本收益考虑尚不宜采用高级内部评级法，至于是否导致不公平竞争，在立法过程中将仔细调查；（3）有关商业银行不动产贷款的资本要求是否应该予以降低，他认为除非有实证资料显示商业不动产的风险已降低，否则不宜减少其资本要求。

有关各界质疑新资本协议可能导致采用新资本协议银行和未采用新资本协议银行间部分贷款业务的不公平竞争，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2004年3月的一场演讲中表示，如果有证据显示新资本协议有扭曲公平竞争之情形，美联储将采取措施予以修正，包括可能修改新资本协议在美国实施的法规内容、修订双轨适用计划等。

美联储就新资本协议可能导致不公平竞争的议题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已公布的有两份报告。第一份报告探讨了采用新资本协议减少法定资本要求是否会导致采用新协议银行对未采用新协议银行的并购增加，实证研究发现，并无明显证据表明剩余法定资本是推动并购者进行金融并购的主要原因。第二份报告对采用新资本协议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计提较少资本是否对未采用新协议银行在中小企业贷款产生不公平竞争，实证资料显示，社区银行与大型银行所经营中小企业贷款的种类及定价方式并不相同，因此采用新协议的大型银行对社区银行的中小企业贷款并无重大影响，但该报告也指出，如果大型银行和社区银行在相同市场从事相同中小企业贷款业务，将产生不公平竞争问题。

美国实施新资本协议计划

美国于2003年8月发布了《实施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风险资本指引》，主要内容包括：

资本计提采用双轨制

美国计划在资本管理中采取双轨制，国际性大银行采用信用风险高级内部评级法（AIRB）和操作风险高级衡量法（AMA），其他银行沿用现行资本衡量方法。

（1）核心银行。资产2500亿美元或资产负债表中外币资产在100亿美元之上的银行，强制实施AIRB和AMA法。（2）选择性适用银行。非核心银行，但有能力采用风险高级衡量法的，鼓励其采用AIRB和AMA法。（3）普通银行。除上述两类银行外，其他银行仍适用巴塞尔I的资本规定，不需要为操作风险计提资本。

美国决定采用双轨制的原因在于认为从美国现状来说，实施AIRB和AMA法收益最大，且可降低实施新资本协议的难度；规模居前二十银行的资产总额和海外暴露头寸额占美国银行资产总额和海外暴露头寸额的大部分；小型银行和非国际性银行采用新资本协议效益不高；美国除资本要求外，还有杠杆比率规定和资本计提的迅速纠正措施，符合新资本协议的第二支柱（监督检查）和第三支柱（市场纪律）的精神。

杠杆比率及迅速纠正措施继续有效

所有美国银行除有最低资本要求外，还需继续遵循现行杠杆比率规定并迅速采取纠正措施。

采用高级法银行需符合特定标准

采用AIRB和AMA法的银行，须满足风险管理基本架构和特定信用风险、操作风险监管的特定标准，同时需要遵守公开披露相关信息的要求。

美国已采用监督审查程序

对于新协议第二支柱监督审查程序，包括要求银行维持充足的资本和监管当局的早期干预，美国监管机构早已制定相关法规和监管准则，并已实行多年。

采用高级法的银行需提交实施计划并确保执行

美国于2007年开始实施新协议，采用AIRB和AMA法的银行须提出详细的书面实施计划和时间表，经董事会批准后，通知其主要监管机构。对于未按实施计划执行的核心银行，监管机构将根据银行的努力程度决定是否采取处罚措施。对于选择性适用银行，应向主要监管机构上报其实施计划和时间表，但在实施时间上给予较大弹性。

过渡期规定

核心银行和选择性适用银行须在正式采取高级法计算风险资本要求前1年获得主要监管机构核准，自核准后采用两种方法（双轨）计算资本要求三年。正式采用高级法后的前两年银行应遵守最低资本限制，即第一年用高级法衡量的资本要求不得低于按标准法计算资本的90%，第二年不得低于80%，且前两年应同时对外披露标准法和高级法计算的资本要求及两者之间的比率。

（作者单位：特华博士后工作站）

作者：刘明彦

实证研讨银行海外发展论文 篇2：

加快天津市金融业改革开放的思考

2006年6月6日,国务院公布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鼓励天津滨海新区金融领域进一步的开发开放｡2006年也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的最后一年,金融业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因此,进一步深入研究天津金融业开放问题显得尤为迫切｡本文讨论的金融业开放,既包括对外开放,也包括对内开放,还包括金融市场对现有金融机构经营领域的开放,目的在于进一步鼓励金融创新､完善金融市场､充分发挥金融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积极推进与北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建设｡

一､金融开放政策历史沿革及天津市金融业开放现状

(一)金融业开放的历史沿革

中国的金融对外开放始于1978年,在地域分布上,基本上是沿着先经济特区,再到沿海开放城市,然后逐步向内地省会城市和经济中心城市辐射的路径进行｡在外资金融机构类型的引进上,基本上是按照先银行､后保险再证券的顺序有序开放｡在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内容和范围上,按照先外汇业务,后试点人民币业务的顺序进行｡20多年来,金融业开放始终遵循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相结合的渐进式开放原则,在深化国内金融体制改革的同时,逐步放开外资金融机构的准入和业务经营范围｡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逐步放开了外资银行在境内的业务,同时取消地域限制,进一步扩大了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范围｡

(二)天津市金融开放现状的实证描述

近年来,随着天津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滨海新区改革步伐的不断加快,天津市金融业稳步发展｡一方面表现在外资银行经营地域进一步扩大｡尤其是2006年以来,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提升为国家战略,外资在地域经营开始扩展｡一些区域性内资金融机构,如北京商业银行也将在天津设立分支机构｡另一方面表现为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进行股权合作｡2006年6月,国务院关于推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意见的发布,为天津金融业开放又注入了新的政策动力｡

(三)天津市金融业开放效果评估

一是对外开放进一步促进了金融业改革,促使金融改革向纵深推进｡二是促进了金融管理制度的改革,汇率形成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全方位带动金融市场优化改革,加快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三是加快了金融创新,金融组织体系､金融产品､金融工具不断创新,金融市场功能不断深化｡四是金融服务功能更加完善,对提升天津市金融服务水平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天津市金融业开放中的问题

随着国家一系列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政策措施的出台和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步伐的加快,天津市金融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如银行存贷款利率还有一定限制,资本账户没有完全放开,商业银行国际化战略受自身规模能力和外部因素影响发展相对缓慢等等,都需要今后不断加以改进｡

(一)金融体系不完善,金融结构不合理

天津金融业改革开放过程中,仍存在许多问题,金融结构不理想,直接融资比例过低,银行业“一枝独大”,证券､保险业发展相对不足,缺乏多层次的场外市场｡绝大多数中小企业不能通过发行股票直接融资,企业外部融资过分依赖于银行,金融风险集中于商业银行增加了银行改革开放的难度｡而货币市场也相当程度地错位承担了资产管理的功能,货币市场流动性管理功能不足｡由于货币市场各流动性工具不能顺利地相互转化,短期的流动性管理演化成长期的资产管理,短期融资呈现长期化､资本化趋势｡

(二)区域金融对比中仍存在许多不足

与北京､上海等地的比较,劣势非常明显:一是金融业发展整体水平较低,增长速度过于缓慢,贡献率较低｡二是金融结构单一｡一方面表现为金融业内部结构不均衡,银行业占绝对主导地位,银行业网点占金融网点总数的86%,而证券业､保险业､信托投资业的比重相对偏低,且已有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种类少､规模小｡另一方面表现为银行业务结构未能突破传统的存放汇业务模式以及以利差为主的盈利模式,存贷款仍是金融机构业务收入的主要来源,造成金融机构的竞争还停留在低层次上｡此外,融资结构以银行信用为主,证券化的市场直接融资渠道不畅｡三是金融服务意识和金融综合性人才不足｡四是金融服务范围窄,可操作的金融产品种类少｡五是品牌建设重视不够､方法不多､力度不足,金融品牌效应不强｡六是市场的反应速度慢,受管理服务理念､权限､资本约束､市场经验的限制,天津金融业在应对市场变化反应较慢,往往比竞争对手落后一步｡

(三)金融业现状不适应地区经济发展的需求

国有商业银行垄断金融市场格局的现状,难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风险分散的功能｡同时,从市场的服务层次结构看,面向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服务的金融体系尚未完善｡这种因金融组织､金融产品不健全形成的金融抑制,不仅制约了民营和中小企业的发展,而且也降低了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金融机构适应这种变化,改变过去比较单一的服务方式､手段和渠道,使金融能更好地服务于经济｡

(四)对中外资金融机构监管政策的不对称不利于公平竞争

一方面,中､外资金融机构在业务范围上存在差异,外资金融机构在业务领域占有优势｡如国内商业银行所能参与的基金业务只有基金托管和基金代销这种代理业务,并不能和外资银行一样分享基金业的红利｡另一方面,对于外资金融机构在天津市开设分支机构,在税收上享有优惠政策,使得国内银行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而由于对外资银行的人民币业务采取分区域､分阶段放开,造成很多企业在外资银行办理外汇业务､在中资银行办理人民币业务,这种相互分离的经营状况不利于方便企业,又使得外资银行处于一定竞争劣势｡

(五)金融业在自主创新方面仍有不足

目前,天津市金融创新主要集中在金融产品的创新,客户群体集中于个人高端客户和集团企业,业务品种局限于个人金融业务､银团贷款业务､短期融资券主承销业务､企业年金业务和理财产品的开发,但从市场发展来看,还存在许多问题｡第一,金融机构自主创新能力有待提高｡从金融创新的途径来看,目前主要致力于对国外成熟金融产品的引进和探讨其在国内运作的技术性､经营性和可操作性的研究,缺少自主创新研究｡从金融创新的程序来看,目前金融机构的产品创新权集中在总部,无法根据天津本地经济特色有针对性地开发金融产品,致使许多在国外已经相当成熟的金融产品,在天津却尚未普遍推开甚至还未推出,天津市金融机构的自主创新能力亟待提高｡第二,金融产品创新力度不够｡一方面,国内金融市场的不发达致使居民投资渠道匮乏,居民的富余资金大都以存款的形式存放在银行｡另一方面,市场主体对金融衍生产品和金融避险工具的需求无法满足｡目前天津市可供选择的金融避险工具较少,市场上所能提供的套期保值产品不多,对汇率风险的规避手段还集中在远期结售汇业务,且门槛高､成本大､服务不够便捷｡第三,现有体制对金融机构的业务开展有限制｡目前,对金融机构开办业务仍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管理,对投资银行业务､托管业务､金融机构综合经营､国内银行离岸金融业务尚存限制,使得金融机构业务创新范围狭窄,市场需求得不到完全满足｡虽然国务院对滨海新区的金融改革做出了原则性指示,但具体的施行方案尚在研讨,致使各金融机构还处在观望状态,在金融创新方面未做出实质性的举动｡

三､天津金融业开放的战略构想和发展举措

天津金融业的开放与发展,既要着眼于金融机构的丰富和金融市场的发达,又要着眼于金融运行效率的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与起飞｡在天津滨海新区进一步开发开放背景下,金融业发展要立足并服务于天津的城市定位,积极寻找突破口,为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以及宜居的生态城市提供现代金融服务｡

(一)明确支持重点和金融业开放突破点,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

要坚持分布实施､依次推进,逐步形成金融功能完善､资源配置能力强､金融辐射能力强､与北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在天津金融业开发开放建设中,首先必须有清晰的开放发展战略目标,否则就不可能找到有效的发展路径,天津金融业开放首先要明确的战略是:大力发展以直接融资为主的资本市场,辅以间接融资银行体系的发展｡要坚持大胆创新､分步实施､依次推进,整合现有金融资源,挖掘现有金融潜力,丰富金融机构,完善金融市场｡通过建立金融业开放协调机制､鼓励金融人才引进､完善金融中介服务､创造宽松创新环境等措施,逐步把金融开放工作向深度拓展｡

(二)继续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发挥滨海新区政策优势,吸引更多金融机构,提高金融运行效率,丰富金融服务功能,为北方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建设提供深度金融服务

一是建设完善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二是积极引入进出口银行,支持对外贸易的发展;三是组建金融控股公司,推动金融综合经营;四是依托天津地理优势,发展离岸金融业务,深化金融服务;五是提高外资战略投资者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的比例;六是给予滨海新区内的中外资金融机构一定的税收优惠｡

(三)继续培育和发展金融市场,在开放中不断提升金融市场功能和竞争力,为天津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一是要服务于经济建设,满足不同企业的资金需求,既要支持大型优质企业,又要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提升天津制造业水平;二是要满足处于不同产业周期的企业融资要求,金融要通过调节资金的产业投向,优化产业结构,支持企业产业升级;三是要方便企业的产权交易,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促进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间的合理流动｡

(四)借鉴产业领域对外开放的经验,建立金融业对外开放稳定协调机制,在科学､审慎､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不断增强金融业的竞争能力

要处理好开放和金融安全的关系,保持对大型银行的绝对控股权,以维护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话语权｡建议建立天津市金融业对外开放稳定协调机制,尽快建立起风险评估体系,制定外资进入的金融安全审查制度｡

(五)建立天津市金融业开放长效机制,为天津建设成为我国北方对外开放门户谋划金融战略

一是设立天津金融业专项发展资金,扶持天津金融业发展｡二是设立市金融发展决策咨询委员会,聘请国内外一批知名专家学者及金融实务专家,研究天津金融业开放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三是建立天津市金融信息共享平台,加强金融行业间的信息交流｡四是建立天津市金融业监管联席会议制度｡通过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监管效率｡五是成立金融业开放研究部门,系统研究各国经济金融政策,开展金融业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加强开放战略研究,不断提高天津金融业开放水平｡

(六)构建人才战略,吸引优秀金融人才落户天津,积极培育金融家,为宜居的生态城市增添人文魅力

为进一步适应天津金融业的开放新形势,应积极培养更多了解国际惯例､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金融人才,着力培育和提升其创新能力｡同时,积极实行户籍制度改革,提高薪酬水平,出台一些引进高级金融管理人才的鼓励政策,如在人才出入境､购房､子女入学､配偶工作等方面的便利,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引全国及海外金融人才,也为天津宜居生态城市增添金融文化的人文魅力｡

(七)加强创新能力建设,鼓励和支持金融产品创新,丰富金融工具体系,提升天津市金融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金融开放的过程,也是金融创新的过程,金融创新对于金融业的发展､金融核心竞争力的提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以金融创新为核心的金融产品研发是国内金融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基础和保证｡要适应经济发展需要,不断提高金融业自主创新能力;实行利率汇率完全市场化;继续大力发展产业投资基金｡

(八)加快金融中介服务体系的开放步伐,形成高效､规范､系统的金融中介体系,全面推动金融生态环境建设

建议大力支持会计､审计､律师､信用评级､信用管理､资产评估､风险评估､贷款担保等金融中介服务机构的发展,积极培育发达的金融中介服务体系｡并加快引进汽车金融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基金管理公司､金融咨询公司等非金融机构,加快信用体系建设,大力培育全社会金融意识,全面推动金融生态环境建设｡

(九)在金融业开放中,要加强与京津冀､环渤海地区的金融联系,努力形成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区域金融协调发展格局

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天津金融业开放应以京津冀､环渤海地区经济为依托,积极争取北京等地区在金融政策和金融资源的支持,加强与北京等环渤海地区的金融交流与合作,实现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带动环渤海金融业的深化和发展｡

(十)合理确定天津城市金融功能定位,在开放中不断发展壮大,建设与经济中心城市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

充分发挥天津的地理优势､港口优势和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国家战略,发挥集聚效应,形成金融数据处理服务或结算中心､金融信息中心的良好发展态势｡通过金融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结合北京在金融业方面的优势,相对于建设与经济中心城市相适应的现代化金融服务体系目标天津可以走的更远｡

主 持 人:李文茂

课题组成员:张利勇 李庆萍

饶慧君

执 笔 人:张利勇李庆萍

饶慧君

参考书目:

1.《市场主导与银行主导》,吴晓求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中国金融发展中的结构问题》,李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金融开放:创新与监管》,杨有振等,中国金融出版社;

4.《金融现象解析》,魏革军,中国金融出版社;

5.《外资银行对天津金融服务业的影响及问题》,张利勇,《华北金融》2004.8;

6.《外资银行在中国发展的经营动机和经营策略分析》,黄宪 熊福平《金融研究》2005.2;

7.《民间地下融资疏胜于堵》,傅勇《金融信息参考》2005.3;

8.《外资入股中资银行:问题与对策》,史建平《中国金融》2005.6;

9.《推动金融创新,提高我国金融业综合竞争力》,易纲《中国货币市场》2005.10;

10.《＂贱卖＂争论与中国银行业改革》林颖 王莉 陈云开《中国外汇》2006.1-2;

11.《中国推出金融衍生品时机已经成熟》,唐旭《中国外汇》2006.5;

12.《中国金融衍生品的发展与监管》,李伏安《中国外汇》2006.5;

13.《关于当前我国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发展若干重要问题的看法》,吴晓求《金融研究》2006.6;

14.《加快制度调整,推进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张承惠《中国金融》2006.6;

15.《中国的金融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李若谷《中国金融》2006.12｡

(责任编辑 吴 超)

作者：人民银行天津分行课题组

实证研讨银行海外发展论文 篇3：

中移动与浦发混业融合

中国移动入股浦发银行,实质是电信产业资本通过银行进入金融产业,以此实现方兴未艾的产融结合。这种以产业融合为目的的收购行为,背后有着深刻的政策背景和行业竞争因素。同时,它也昭示着中国企业产融结合的一个重要方向:混业经营。

电信航母中国移动与金融巨头浦发银行的合作是2010年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焦点。尽管市场认为中国移动此举属于央企投资非主营业务,与国资委“做好主业”的要求相背离,但浦发银行表示,审批上并不存在障碍,谈判中的主要问题目前均已得到解决。

重磅炸弹:航母与巨头联姻

这场万众瞩目的“联姻”在2010年元旦前后便已传闻于“江湖”。2010年2月24日,浦发银行发布公告称因引入战略机构投资者的重大产权交易而宣布停牌。2010 年3月10日,中国移动子公司广东移动与浦发银行签订股份认购协议,广东移动以人民币398亿元(相当于港币约452.55亿元)现金有条件对价认购浦发银行向中国移动定向增发的每股18.03元的22.1亿股股份,占浦发银行全部股份的20%,成为第二大股东。双方还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共同发展包括移动支付和移动银行卡在内的移动金融和移动电子商务业务。中国移动将向浦发银行派驻两位非独立董事,但不会参与日常经营管理。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最重要的竞争力和风险管理指标是核心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新的银行监管要求,银行计入附属资本的长期次级债务不得超过核心资本的50%。而浦发银行在2009年6月的次级债券和次级定期债务占到核心资本的54.5%。此间浦发银行曾公告说,“通过次级债来补充附属资本已经没有空间”。2009年9月份,浦发银行曾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进行了一轮股权融资,发行规模不超过150 亿元,以满足监管要求,并释放其风险。不过,在150 亿元的资金到位后,浦发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为6.22%,资本充足率也仅为9.65%,在上市银行中仍处于较低水平。中国移动入股前,浦发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不足10%;融资后,浦发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将超过10%,资本充足率近12.4%,风险得以化解。而中国移动则以此达到产融结合的战略目的,增强了行业竞争力。

姻缘天定:产业与政策背景

中国移动入股浦发银行,实质就是电信产业资本通过银行进入金融产业,以此实现方兴未艾的产融结合。这种以产业融合为目的的收购行为,背后有着深刻的政策背景和行业竞争因素。

1914～1929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市场发生了以纵向并购为主、伴随着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互渗透的第二次并购浪潮。在此期间,形成较多的寡头和纵向合并,大量不相关企业也进行合并,开始第一次大规模地形成综合性企业。目的一是利用金融业,实现产业(非金融业)对行业上下游的控制,减少行业波动风险;二是融通资本,降低融资成本。

产融结合的收购手段更有利于投资者运用较小的投资资本实现控制大企业的目的,进而促进企业的飞速发展。例如:美国洛克菲勒公司并购控制了美国花旗银行,将它作为美孚石油系统的金融调度中心,实现了石油行业与金融资本的结合。今天的通用汽车、IBM、约翰-迪尔公司,也都是在那个时期形成的。在1926～1930年期间,美国共发生4600起并购,被收购企业约有1.2万家,主要受到影响的行业包括制造业、采矿业、公共事业和银行业,其他受到影响的行业包括金属、石油产品、食品、化工产品、运输设备等。

中国早期的产融结合案例当首推1992年10月14日由首钢独资组建华夏银行一事。这被视为改革开放的新产物。2000年前后,以德隆为首的一大批民营资本使产融结合达到了一个历史高度。当时,由于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中国金融业自身问题,金融企业整体效益低下、资产质量差、竞争力弱,同时面临打破国有垄断走向市场化和从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两个机遇。德隆等企业认为,2006年中国资本市场就要对外开放,“如果现在不充分准备,等于把巨大的金融市场拱手相让”。为了拓展融资路径,减少对银行等传统融资渠道的依赖,德隆等民营资本对金融企业进行了一系列的低成本收购,通过参股、控股等方式形成了银行、保险、证券、基金、信托、租赁等与非金融业相互融合的局面,控制了超过20家以上金融机构,控制的金融资产账面价值达61.87亿元,投资规模73.75亿元,股权市值135.69亿元。但这种产融结合并没有给中小股东带来利益,只有企业和管理层在资产膨胀中获得一些由于规模效应而带来的私利。后来,由于对风险控制不当,以及其他诸多原因,德隆系坍塌,数以百亿计的股权价值一夜蒸发,成为21世纪中国企业界最大的悲剧之一。

与德隆破产相关的是,2006年7月,国资委开始实施《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管理办法》,要求央企在境内的产权收购及投资均应上报国资委,央企对非主业的任何一分钱投资都应上报国资委审批。这实际上是对产融结合的严格限制。

直到2008年7月,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央企负责人视频会议上依然强调,将严格控制中央企业并购重组行为,并给央企重组划定了“三条红线”:不符合主业投资方向的坚决不准搞,超出自身投资能力的坚决不许搞,投资回报率太低的坚决不准搞,并严禁企业违规使用银行信贷资金投资金融、证券、房地产、保险等项目。

近年,这个“红线”开始有被打破的迹象。在2009年4月国资委研究中心主办的“产融结合与风险控制研讨会”上,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李保民曾感叹:“海外并购的大量案例让我们深深感受到,除了政治背景、国家背景、政府背景,我们缺失的是金融职能,这也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觉得需要突破的当务之急。国资委早在2009年4月就展开了央企产融结合的调研,还专门召集了包括中国石油在内的几大央企进行座谈。在调研和座谈会上,国资委副主任李伟屡次指出,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必须充分认识产融结合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这一明确表态让包括中国石油(601857)在内的几大央企加快了构建金融“版图”的步伐。2009年4月底,中国石油收购了克拉玛依商业银行,并将其更名为“昆仑银行”;7月1日,中国石油收购宁波金港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并将其更名为“昆仑信托”,正式挂牌;还有信息称,中国石油正在与重庆银行就联合发起设立一家注册资本为60亿元的大型金融租赁公司进行协商,该公司拟于年内挂牌成立。如若上述项目顺利完成,中国石油将形成同时拥有银行、信托、金融租赁等的社会化金融板块框架,真正实现打造金融帝国的梦想。

进入2010年以来,中国资本市场更是产融结合的收购案例频传。例如,中国建筑(601668)以32.2亿元人民币控股深圳中海投资100%股权,开始尝试产融结合多元化发展。在国资委监管的127家中央企业中,仅有招商局等少数央企明确以金融为主业。然而,近年来国资改革不断深化,愈来愈多的央企有意进入金融领域,进而搭起产融结合平台。包括中国石油、中国华电、中国远洋等在内的央企也或多或少地拥有银行、信托、金融租赁、财务公司等金融牌照。

情愫暗结:技术与市场推动

在中国移动与浦发银行“联姻”中,还有一个要素不容忽视,那就是电子支付技术与市场的发展。

随着电信技术的快速演进,以及人们对产品移动性、便携性的需求日益增加,移动通信设备终端的多功能化趋势逐渐显现,手机已由原来单一的通话设备逐步演变为人们日常沟通、娱乐和消费必不可少的一体设备。同时,伴随中国宏观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物联网的兴起,手机支付和移动电子商务已经逐渐成为未来人们消费的重要手段之一。移动支付已然成为电信运营商和银行业眼中的“大蛋糕”。

来自易观国际的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2月底,我国已有超过7.5亿的手机用户,是世界最大的移动通信市场,移动互联网也突破2亿的规模,预测2010年底会突破3亿。2009年第三方手机支付266亿元的数据为移动支付产业的发展做了一个极好的注脚。

电子支付,尤其是手机支付,逐渐成为今天的新宠。这也是电信运营商相继携手银行合作手机支付的原因。

一方面,作为新的应用和服务,手机支付能为运营商吸引更多新用户,电子支付的发展还能促进银行业信息化的升级,这无疑是一次发展大客户的大好机会;另一方面,对于银行业而言,既增加了消费量,同时也扩大了支付网络和规模,产业升级提前到来并不是坏事,何况,对于产业链的主导力也将在这样的合作中逐步加强。

正是基于上述行业发展趋势和竞争态势,才有了中国移动与浦发银行的联姻。根据中国移动与浦发银行于2010年3月10日签署的战略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在未来致力于共同发展移动电子商务业务。

中国移动拥有逾5亿用户,营业网点遍布全国城乡,并熟知用户消费习惯,掌握大量可用于开展移动金融和移动电子商务的优质资源;浦发银行拥有全国性的经营资质,网点覆盖重要中心城市,并有能力将双方战略合作的设想有效实施。中国移动表示,与浦发银行的战略合作必将为该公司打造一片蓝海,带来新的业绩增长,并最终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中国移动和浦发银行有意就共同发展移动金融及移动电子商务展开紧密合作,合作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合作开展移动支付业务、移动银行卡业务、移动转账业务以及其他形式的移动金融及移动电子商务业务;共同研究开发其他类型的移动通信与金融产品的捆绑服务,以及对于未来移动金融及移动电子商务中的新技术、新产品共同进行深入研究。双方亦同意共同努力推动双方在基础银行业务和基础电信业务领域的合作,并充分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在品牌资源、客户资源、渠道资源和网络平台等方面发挥协同效应。

中国移动还表示,股权投资模式可以较好地结合双方利益,形成促进移动电子商务发展的最大合力。通过股权投资,电信运营商可获得产业链中更大的主动权,可以提供更深入的、有利于分享产业链中更多环节收益的增值服务。

前路漫漫:绩效与市场反应

现代股份制企业的经营目标,无不以股东价值绩效为衡量标准。作为上市公司产融结合的重要战略,中国移动入股浦发银行引发了资本市场的高度重视,体现为股票价格在并购公告前后显著的变化。对大多数并购的绩效计量表明,并购通常对目标企业股东有利,而收购方股东利益往往受损。那么,资本市场是否看好此项以产融结合为目标的交易呢?

笔者采用事件研究法,分别对中国移动和浦发银行在收购公告前后的股价超额收益率情况作了计算和分析,看并购双方股东对这笔收购前景的态度。

考虑到其他非并购因素对股价的影响,我们用个股股价收益率减去同期资本市场的股票指数的收益率,并计算时间窗口期的累计超额收益率,即 EMBED Equation.3。[其中CAR是个股在收购期间累积的超过大盘收益率, EMBED Equation.3,Pt是个股T日收盘价,Pt-1是个股T前一日收盘价,Rm是股指收益率。]

因为中国移动是在香港上市,是香港恒生指数的构成股票之一,故本文采用香港恒生股指作为考核基准。对于浦发银行,则采用上证指数作为基准。

CAR值,基本上可以衡量资本市场对并购质量好坏的反应,尤其是香港资本市场接近成熟资本市场,对于并购此类重大交易有着良好判断。好的并购,CAR值应该是显著大于零的,表明市场看好这笔交易;反之,市场不看好该交易。

为获得因并购事件而导致的并购双方的超额收益率,必须确定事件发生时间和并购发生的窗口期。浦发银行在2010年3月10日发布公告,承认中国移动对自己新发行股票的认购,因此以3月10日作为浦发银行的并购交易公告日;而中国移动早在2月25日就公告了这笔收购意向,因此,以2月25日作为中国移动的收购公告日。分别设T=0;分别计算不同窗口期累计异常收益率,结果用曲线表示,如图1和图2。

图1和图2表明,作为被收购方的浦发银行股东在并购公告日前后均获得了显著的、正的累计异常收益。这表明,资本市场看好浦发银行通过新发股票,补充自己不足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以获得未来发展的预期,而对于中国移动收购浦发银行的所谓战略收购行为并不看好。在并购公告日后长达50天时间里,中国移动的股价表现均显著弱于大盘。由于香港相对于中国内地资本市场更为成熟和理性,因此,中国移动的市场表现对该产融结合的战略收购并不赞同。

这样的一笔战略性收购,为什么资本市场不买账?笔者认为原因有三:

1该项旨在进行产融结合的收购短期内并不能为并购方股东价值创造价值,而长期来看产融结合策略的效果又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国内外大量产融结合的收购案例结果都表明,产融结合的是个高风险的决定,需要管理层具有高超的管理技术、风险控制手段与平台,以及较强的职业道德约束。

产融结合的一个大问题是低成本得到的大笔现金赋予了企业管理层更多的滥用资金的自由和权力。在产融结合之前,收购方还会受到传统的融资预算约束(尽管对于中国国有企业而言这个约束是软的)。产融结合后,大量的现金将带来管理层的骄傲和收购的冲动,会有更多的以战略收购为名义而进行的价值减损的投资活动。这在学术界称之为“滥用自由现金流导致的企业和股东价值下降”,在国内外早已得到证明。

2中国移动入股浦发银行有代价过高之嫌。浦发银行2009年末税后净利为132.15亿,所有者权益为679.55亿,按照中国移动出价占浦发银行增发后的股权为20%计算,归属于中国移动的这部分利润为26.43亿,可支配净资产为135.91亿;中国移动出价为398亿,相当于同期利润的15倍,是净资产的2.93倍。按照148家券商分析员发布的2010年4月6日～6月1日间的“盈利预测”,浦发银行2010年的每股盈利均值为1.82元,市盈率仅为10倍。而2009年每股盈利实际为1.62元,预估收购后浦发银行的市盈率将只有12倍。

换言之,中国移动为收购浦发银行的20%股权而支付了较高的溢价。

3该笔交易受益方可能是收购方的大股东或管理层,而不是广大的中小股东。这与国际上的产融结合实证经验是一致的。例如,企业规模的扩张可以提升大股东和管理层在行业中的地位,增加其薪酬,并带来其他社会效益。

香港是个发达资本市场,投资者较内地更为理性,因此才会看空这笔交易。

(作者姜军供职于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胡尔纲供职于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财务部)

(本文观点不代表编辑部立场)

主角

中国移动

中国移动集团公司于2000年4月20日成立。其控股上市公司中国移动(0941.HK)于1999年底在香港和纽约上市。本次收购主体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东移动。

中国移动主要经营移动话音、数据、IP电话和多媒体业务,并具有计算机互联网国际联网单位经营权和国际出入口局业务经营权。除提供基本话音业务外,还提供传真、数据、IP电话等多种增值业务,拥有“全球通”、“神州行”、“动感地带”等著名客户品牌。

截至2009年12月31日,中国移动(0941.HK)总资产为7513.68亿人民币,总负债2446.20亿,现金及银行存款788.94亿。

浦发银行

浦发银行(600000)是一家总部设于中国上海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于1992年8月28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于1999年9月23日在A股发行股票。截至2010年3月底,第一大股东为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及其联属公司,持股比例约为24%。

浦发银行业务以中国市场为主,并拥有全国性经营牌照。截至2009年12月31日,浦发银行在中国设有33家直属分行和565个营业网点,在中国境内拥有6家附属公司,并在香港设有一个代表处。浦发银行的经营网络主要覆盖沿江沿海城市和中国国内重要中心城市,并重点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及“环渤海”地区,同时还有选择地在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经济较发达、市场潜力较大的城市设有机构。截至2010年3月底,浦发银行的总资产为1.66万亿,总负债为1.59万亿,税后利润为132.15亿。

婚约

认购股份

根据股份认购协议, 广东移动有条件同意认购浦发银行的发行2,207,511,410股A股,占浦发银行发行认购股份后经扩大的发行股本的20%,成为浦发银行的第二大股东。认购协议明确,若浦发银行在交割日前进行任何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或配股,则认购股份总数应作相应调整,以保证认购股份总数占股份认购以及该等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或配股完成后浦发银行已发行股本的20%。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及其联属公司仍为浦发银行最大股东,持有浦发银行于交割后经扩大之已发行股本的约24.32%(按截至2009年12月31日持股数计算)。

对价和支付方式

广东移动为本次认购应付的每股对价为人民币18.03元(相当于约港币20.50元),对价总额为人民币39,801,430,722.30元(相当于约港币452.55亿元)。支付方式全部为现金,资金来自广东移动内部留存收益。

股份认购的对价是经交易方之间依据适用法律规定,通过公平谈判及考虑行业和市场因素、浦发银行之过往业绩、A股之现行市价及交易方之间的潜在战略合作机会而达成。本次每股人民币18.03元的收购价格,相当于:

(a) 上海证券交易所最后交易日每股A股收市价人民币20.74元之基础上折让约13.07%;

(b) 根据适用法律规定计算确定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于浦发银行公布其董事会批准股份认购前20个连续交易日每股A股股票交易均价约人民币20.03元之基础上折让约10%;

(c) 上海证券交易所最后实际可行日期每股A股收市价人民币22.77元之基础上折让约20.82%;

(d) 浦发银行于2009年12月31日归属于股东的每股A股净资产值约人民币7.696元每股之基础上溢价约134.28%。

若浦发银行在交割日前进行任何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或配股,则每股认购价格应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则以「除权(息)参考价格」为基础进行相应调整。

锁定期

认购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在此期间,广东移动不得转让任何认购股份,但在适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向其联属公司转让认购股份除外。

董事任命权

在广东移动持有浦发银行已发行股本的20%的前提下,浦发银行董事会应包含至少两位由广东移动提名的非独立董事以及至少一位由广东移动提名的独立董事;同时,在主管机关认可的前提下,广东移动有权向浦发银行董事会推荐另一名独立董事。

在获得浦发银行董事会批准的前提下,在浦发银行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中应至少包括一名由广东移动提名并当选的非独立董事,但该等由广东移动提名并当选的非独立董事应拥有履行董事会及有关委员会成员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并且符合适用法律规定的条件。

广东移动及本公司不会参与浦发银行的日常经营管理。

维持20%之持股比例

若浦发银行于交割后的任何时间发行任何新证券,广东移动应有权按相同的认购条件认购相当数量的浦发银行新证券以维持其在浦发银行20%的持股比例。

浦发银行若在成交日后制定、设计或选择任何融资计划或方案时应充分考虑广东移动根据股份认购协议所享有的维持持股比例的权利。除适用法律允许并获浦发银行同意外,广东移动不寻求持有浦发银行发行在外股份总额20%以上(不含20%)的股份。

电信运营商与银行的合作

中国银联近日联合商业银行、移动通信运营商、手机制造商等,共同成立移动支付产业联盟。传统的电子支付开始向移动支付延伸,市场蛋糕正被越做越大。

据了解,首批加入产业联盟的会员包括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等18家全国及区域性商业银行,同时还有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两大移动通信运营商,包括诺基亚、联想等手机制造商,以及多家智能卡及安全芯片厂商、受理终端厂商、系统集成商、科研院所等相关机构也加盟其中。

电信运营商和银行业之间开始合作的声音越来越大,合作的步子也越来越快。中国电信也开始在多个城市开始了与银联合作的电子支付项目。据中国电信透露,公司已与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达成合作意向,并选择在浙江宁波与中行合作试点,成立联合项目组。中国电信藉此推出的“翼支付”手机,将集成校企一卡通、公交卡、行业卡、银行卡等多项应用,向用户提供方便、快捷、全方位的移动支付服务。

中国联通也与中国银行在北京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正式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此同时,中国联通还与中国平安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在基础通信服务、行业应用、合作开发、金融及保险、联合营销等领域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建立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

但是,中国移动在新的联盟中并没有出现。中国移动在此次联盟的缺席仍显示出了强烈的竞争意味,暗示着中国移动和中国银联将围绕手机支付展开一场主导权争夺战。据媒体披露,目前有关部门正在推动移动支付标准体系和相关标准制定,中国移动和中国银联均拥有自己的标准。

作者：姜 军 胡尔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