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法律定位研究论文

【摘要】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互联网已经成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一个新的重要阵地,宣传思想工作必须主动迎接网络发展带来的挑战。本文试图从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和分析方法角度,研究如何充分发挥传播的正功能,避免或者消除负功能,在网络的新型互动关系中增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实效性。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大众传播法律定位研究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大众传播法律定位研究论文 篇1：

法制节目主持人如何为农民做好法律服务

【摘 要】随着广大农民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对于法律知识的渴求也日益提升。如何打造一档适合农民听众的法制节目，塑造一位农民喜爱的主持人成为媒体人探讨的课题。本文就受众定位、主持人的塑造等分析农村广播法制节目主持人如何为农民做好法律服务。

【关键词】农村广播 节目主持人 农民 法律服务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法制节目、法制报刊遍及全国各大媒体。以天津人民广播电台为例，就有《法制纵横》《今天有说法》等多个法制节目。主持人作为法制节目的构架核心，如何从一批同类型节目中脱颖而出，获得公众信任呢？这就需要主持人认清定位，多运用专业知识，掌握大众媒介话语权，成为社会角色的主导者。

天津电台农村广播《今天有说法》节目是一档针对农村听众的普法节目，深受农民听众的欢迎。本文以《今天有说法》节目为例，阐述农村法制节目主持人如何贴近农民，成为农民听众的法律好帮手。

一、了解受众、分析受众需求是农村法制节目主持人成功的基石

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广播的节目形态、节目内容、节目编排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这些变化都与受众不断接收的新鲜事物、收听群体的需求密不可分。农村广播法制节目主持人要想成为农民贴心人就要了解其特定受众——农民听众的收听需要、语言习惯、生存状态。

1.农村法制节目的受众定位——环境

（1）长期以来，农民在受教育程度、就业观等方面与城市居民存在一定差距，使得很多农民形成现实错位。笔者通过听众热线，分析得出的结果显示：20岁～40岁为咨询主体，农民愿意相信看到的、摸到的，对约束人类行为规范的法律知识一知半解。当遇到法律纠纷时，很多农民不知道如何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当问题无法解决时甚至采取暴力手段。

（2）农民获得法律知识的途径大多是板报、农村广播站、媒体、法律宣传活动等。这些法律知识多是法律条文的笼统介绍，无法吸引他们。很多村民认为法律离自己很远，对他们生产生活中有间接影响的法律关系、法律事务漠不关心。

（3）“人情观”多过“法治观”。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中提出，在长期缺少流动和变化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生活。在相对稳定、熟悉的生活环境下，形成许多乡土中国的独特现象：“规矩”即可约束行为、法则大可不必；“常识”即可应付变化，“规律”则可有可无了。①因此，在很多农民的观点中，“权力”大过“法律”，“人情”多过“法治”。

2. 农村法制节目的受众定位——需求

（1）农民对法律知识的需求，大多停留在“不还钱怎么办”“农村习俗结婚可以吗”这种问题上。

（2）面对突发事件需要寻求法律援助，他们多是希望借助媒体，为其伸张正义。

《今天有说法》节目就是从普及农民法律知识入手。要想成为一名农民喜爱的法制节目主持人，主持人不能仅停留在读稿、播音——“表达什么”，而应是设身处地了解农民法律意识现状，关心农民听众“要听什么”“怎么听得明白”。主持人是一档节目的核心，要融合编辑、记者的思想，分析受众能否理解这个集体创造的“声音价值”，不断的去创造、更新。在广播领域里，主持人的语言行为并非人际交流中的个人言语权，而是和编辑、记者、制片人一道共同充当“集体把关人”的社会角色，掌控着大众传播的话语权。②

二、农村法制节目主持人如何成为农民的贴心人

1.身份塑造

法国著名的传播认识论学者阿莱克斯·穆奇艾利（AlexMucchielli）曾提到一种“身份的语境”，即相互交流的各个当事者的不同身份，会在传播的情境中发生作用并具有限定情境的意义。③以农村法制节目为例，如果主持人矫揉造作、拿腔拿调、泛泛解说法律条文必然会导致农民听众不愿意接受。因为主持人没有正视农民听众，和朴实的农民听众没有共同语言。举例来说：大多法制节目中，主持人以“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开场；农村法制节目主持人开场语是“农民朋友，你好，这里是……”“听众朋友”与“农民朋友”仅一词之差的问候语，主持人却能让受众从心理上摆脱对法律节目生涩感的抵触，拉近与农民听众的距离。农村法制节目主持人要尽量尊重对方的语言习惯、说话方式；在态度上保持谦和，遇到农民不懂的法律问题要有耐心，给予对方说话的机会。农村法制节目主持人的定位应是农民的倾听者，用平等的视角看待听众。

2.专业塑造

农村法制节目主持人不仅需要了解现行法律法规，更要了解农村地区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以天津地区为例：天津电台《法制纵横》节目设置有资讯、律师分析案例，记者的案例报道；《今天有说法》节目是根据具体案例律师进行分析、律师回答听众提问形式呈现。这两档节目中，主持人是以一个栏目串联者、案例介绍者身份出现，听众把更多的关注点集中在律师身上，因为律师是解决问题的核心人物。《今天有说法》节目，每期都会专门介绍一个农民关心的法律知识点，目的是让主持人和听众有效互动。农村法制节目主持人要提前和专家沟通了解农民关注的问题，学习法律知识。

举例来说：以前定过娃娃亲，现在和其他人结婚是不是属于重婚？④首先为农民听众解释这个法律知识点：不属于重婚。然后告诉听众，娃娃亲只是一种风俗习惯，不受法律的保护，而一旦登记结婚的话，就受国家法律的保护。再为农民听众详细解释重婚的定义。⑤

优秀的主持人应是节目的专家、评论家，甚至是问题的快速处理者。主持人要根据一个知识点利用自己所学，塑造自己的专业形象，拥有权威性。从而获得听众信任。这也是节目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3.语言塑造

法制类节目主持人的语言塑造具有一定难度，因为主持人不是法官、律师、社会学家，而是综合各方意见的发言人和节目的思想中枢。以某法律节目为例：节目中主持人在接听热线电话时这样答道：“您好，这位听众，您想咨询什么问题？”听众：“我想问上班途中去帮别人买东西被撞伤了，算工伤吗？”（环境嘈杂背景音）主持人：“您说什么？能不能大声点！”当律师解答过程中，听众再次想咨询，可由于节目接近尾声，主持人摁下了电话。在这期节目中，主持人应敏锐地感知听众所在环境，如果环境嘈杂，可心平气和地提示听众换个新环境，不应流露出不耐烦的情绪。其次，尽管节目时间有限，但是对于听众而言，不了解节目流程设置，需要主持人去掌控。而主持人不能生硬中断谈话，应委婉地提示听众：“由于时间关系，不能继续解答您的问题了，但是稍后我们会和您联系。”最后，主持人应对律师的解答给予补充，甚至对《工伤保险条例》进行简要介绍。主持人在传播内容设置中必须要有强烈的受众意识，即为人民群众的利益鼓与呼，决不能将自己放在高高在上的位置，甚至走到了群众的对立面替某些特权阶层说话。⑥农村法制节目更需要主持人拥有亲切、平和、娓娓道来的语言状态。主持人尽量减少成语的使用频率，把一些书面的、深奥的法律知识转换成农民听众通俗易懂的语言，主持人可以大量列举实例，用农民听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去表述。如上文所分析，农村法制节目主持人的受众是一些法律知识薄弱、文化水平不高的质朴农民。如果主持人自认为听众问题简单，回答潦草甚至不屑一顾，必然会影响受众心理。因此，态度诚恳而又不失睿智是节目制胜的关键。

《今天有说法》节目经常遇到各种问题。曾经有一期节目，一位农民听众情绪非常激动，大致语意：她和丈夫按照农村习俗结婚三年，没有登记领证，丈夫去世了，家里不给她分财产怎么办？她觉得自己没有家庭地位。律师为其解答完毕，主持人当时说了这样一段话：“这位农民朋友，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婚姻幸福，家庭美满，但是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我们难以预料。当时的一个疏忽大意，也许就为日后的麻烦埋下隐患。您今天给我们打这通电话证明您已经成功了，因为您懂得了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很多纠纷的产生都是因为我们当初把它想象得太好。所以希望您今后处理问题一定要先遵纪守法，这样法律才能更好的保护我们。”

这位农民听众的法律知识显然有所缺失，如果主持人一味的指责或者说教，势必会造成听众更大的心理压力。而主持人在疏导过程中流露出关切的话语，其收到的效果就会大不一样。

三、农村法制节目主持人的“深层交往”

1.农村法制节目主持人的“深入意识”

农村节目的受众群体是农民。他们接受信息的能力存在一定的滞后性。那么，如何把节目做到农民心坎里？这就需要主持人的“深层交往”。以天津地区为例，《法制纵横》与《今天有说法》关注很多市区的法律案件。而对于广大的农村听众而言，这些案例显然离他们关心的宅基地问题、房屋继承问题、种子化肥问题相差甚远。如果主持人没有与农民的深层交流，没有实地了解案件纠纷就不可能客观的分析问题。对于主持人而言，一方面是生活积累，另一方面就是社会积累。作为公共媒体的主持人，其优秀者必然有一种浓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人文情怀，愿意献身于社会公共事业，推动社会进步，激发人们对美好生活和美好事物的追求。⑦因此，主持人只有加强与基层农民的互动才能提升个人品牌价值，从而带动更多人参与，提升节目影响力。主持人和受众之间难免会有一些距离感和神秘感，当受众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时，如果主持人走到他们身边，就会拉近彼此距离。举例来说：在《今天有说法》的一期节目中，一位蓟县的农民听众，多次打电话咨询老家果园被侵占的事例。在电话中，主持人听到是这位听众讲的遭遇不公的困境。如果没有了解事件真相，仅凭一通电话就产生恻隐之心，可能就会使节目导向偏离。主持人与律师团队赶到蓟县当地找到这位听众，询问事件经过。经过与村委会、村民的多次沟通，得知这起事件并非只有单方过错那么简单，而应客观公正的帮助这位听众理清事情真相，化解矛盾。事实证明，农村法制节目主持人应多深入基层，了解事情脉络，才能掌握话语主动权。

主持人的深入交流可以减少听众的不信任感，使得听众认可媒介，增强双向互动。丹·拉瑟是美国上世纪40年代广播界公认的意见领袖，有人这样评价他：“十分懂得应该处处对观众在心理上产生‘自家人’的效应。他懂得受传者感到传播者同他们之间的共同点越多，便越有助于提高传播效果。⑧农村法制节目主持人要想成为农民的法律好帮手，要多参与“送法律下乡”活动。主持人的品牌效应，会带动农民听众的参与热情。

2.运用新媒体与听众互动扩大影响力

广播的特点之一是传播迅速。怎样使主持人所传播的内容在听众那里实现瞬时记忆，需要主持人充分调动受众参与的积极性。随着微博、微信等传播方式的兴起，吸引了大批受众不仅局限于关注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因此主持人可以借助多方资源，通过各种新媒体传播，带动受众参与话题讨论。如果说节目中主持人是“权威传播者”，那么在新媒体中主持人可以是“事件引导者”。尤其是法制节目，如果只发布一些法律条文，会显得干涩生硬。若能针对一个法律知识点和多方互动，让受众参与，那么它的传播效应就会直线上升。农村法制节目主持人要学会善用网络，多接触微博、微信，经常发布最新的一些法律法规，农村地区热点关注的法律案例。这种传播同样可以提高节目影响力。

农村法制节目主持人既是倾听者，又是引导者；既需要专业的知识，又需要谦和的态度。要想成为农民信任的主持人，就需要主持人从定位出发，提高职业素养，多角度塑造自己，在听众面前不骄不躁，最终成为农民喜爱的贴心人。

注 释

①百度文库《乡土中国》费孝通 http：//wenku.baidu.com/view/5bdf5905eff9aef8941e06ee.html。

②⑥⑧周景 姚争《浅析广播节目主持人的话语权及角色定位》，载《中国广播》2012年第5期。

③【法】阿莱克斯·穆奇艾利著 宋嘉宁译 《传通影响力——操控、说服机制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页。

④⑤付丽洁 周超 《农民维权300问》，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6月，第53页。

⑦吴朝晖《论主持人培养问题》，载《中国广播》2010年第6期。

（作者单位：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本文编辑：刘浩三）

作者：李菲

大众传播法律定位研究论文 篇2：

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传播功能研究

【摘要】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互联网已经成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一个新的重要阵地,宣传思想工作必须主动迎接网络发展带来的挑战。本文试图从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和分析方法角度,研究如何充分发挥传播的正功能,避免或者消除负功能,在网络的新型互动关系中增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实效性。

【关键词】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网络;传播功能

高校宣传思想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既要求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正确的舆论方向;又要求与时俱进,以改革的精神来推动工作,转变不合时宜的观念,改变墨守成规的做法,克服束缚发展的体制障碍,不断激发宣传思想工作的内在活力,不断探索新的实现形式,更好地实现“武装人、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的目的。

高校的宣传思想工作是通过传播来完成的,高校宣传思想工作是一种双向的传播行为,新的形势要求高校教育工作者在深入分析和把握教育对象、教育环境等发展变化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教育理念、改进方式方法,做到牢固把握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主导权。

一、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新问题和新要求

目前我国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还流于形式,内容空洞生硬,缺乏实效性。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互联网已经成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一个新的重要阵地,宣传思想工作必须主动迎接网络发展带来的挑战。加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网络化建设,必须加强管理,趋利避害,为我所用,努力在全球信息网络化的发展中占据主动地位。

在网络信息传播条件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教育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校园网络逐渐成为老师学生获取信息、发布评论、表达意见、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渠道。与传统的教育环境相比,网络是一个全新的育人环境,有大量未知的规律性问题需要去深入研究和把握。

(一)如何适应和把握网络文化的问题。网络文化由网民所创造,其虚拟性、拼贴性、戏仿性、参与性等特征使网络空间逐渐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话语体系,如何把握这些网络语言从而创新话语体系,如何适应大学生在网络环境下的表达方式和接受习惯,实现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有效沟通?

(二)如何认识网络技术对于人的思想行为的影响,从而做到趋利避害、因势利导,为我所用?如果说,“工业污染”越来越严重地毒化了我们的物质环境的话,那么,失实信息、虚假信息、污秽信息等“信息污染”也在毒化着我们的精神世界。特别是西方某些霸权主义国家一直妄想用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的“文化征服”来达到过去“明火执仗的武力征服”所未能达到的控制和颠覆一些东方国家的目的。如果说,“思想的征服”有点明火执仗,那么“文化的征服”则显得文质彬彬,但是这两者都不能改变信息侵略作为政治斗争手段的实质。

(三)如何科学把握网络舆论的发展规律,研究因势利导、化解矛盾、理顺情绪的方法,提出应对舆论危机的管理对策?要科学把握网络舆论的发展规律,必须正确认识高校网络舆论的四个特点:一是开放性。具有年轻化特征的大学生网民,他们对传统权威或权力普遍地有一种判逆和反抗的倾向,在舆论话题上他们喜欢对传统权势提出挑战。二是身份的虚拟性及舆论的情绪化。由于网络世界里的虚拟身份,网上舆论更具有随意性,有时纯粹是某种情绪的宣泄。三是自发性及观点的多元化。网络舆论一般是自发性的,是无数个网民个人观点的汇集。四是把关的“隐性化”。网络的“把关”相对于传统媒体来说,没那么严格和明显,一般是通过网站编辑和管理员来实现的。这些都是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在发展过程中需要认真研究和掌握的规律性问题。鉴于这些特点,高校网络管理者有必要使信息在网络的传播中促进、推动健康而理性的正面校园舆论的形成和扩散,抑制负面舆论在校园中的形成和影响。

因此,要深入分析和遵循网络环境及信息传播所特有的规律性问题,把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有机统一起来,做到主导和疏导相结合,这样才能真正取得教育实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过,“构建一个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网络民主平台,需要广大网民与党委政府共建互动互信互补的和谐网络关系。党委政府要把网友的呼声作为民意诉求的重要信号,及时吸纳到决策中,而且要及时把缺位信息发布到网络平台上。”这对于新时期的高校宣传思想工作也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二、正确认识大众传播这把“双刃剑”

世界传播学先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学研究所拉扎斯菲尔德博士早就提醒过我们:“大众媒介是一种可以为善服务,也可以为恶服务的强大工具。而总的来说,如果不加以适当控制,它为恶服务的可能性则更大。”

大众传播的飞速发展会造成“信息爆炸”的局面,但是信息未必就是知识,信息只是形成知识材料的原始素材,知识是信息发展的高级形式。在高校,很多人以信息的猎奇代替了学习理论的思考,以收集信息代替了调查和研究,以“拿来主义”的全盘吸收代替了鉴别和批判,伴随着信息增长的结果是知识的匮乏。奥威尔曾经预言,以电脑为主体的传播科技,可能会带来人的彻底物化;齐默尔曼则认为,超量的信息消费往往是深藏的心理积淀和社会灾难的一种表征。

大众传播是一把“双刃剑”,它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起着十分强大的正面推动作用,但也如影相随地显示了它不可忽视的负面功能。大众传播的正反面功能主要体现在:

(一)环境监视功能。环境监视是大众传播最主要的功能。大众媒介不断地向人们提供关于社会上各种事件的讯息,对于那些即将来临的自然灾害或战争威胁,大众媒介能够及时地向人们发出警告,促使他们及早防御。除此之外,大众传媒还提供有关人们生活环境的信息,比如关于公共事业、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消息,这也能满足社会和个人的日常信息需要。更为重要的是,环境监视还可以把那些有违社会规范的行为在媒介上公开,激起社会的谴责,使社会规范得以巩固和加强。同时,从社会统治的角度而言,新闻自由流通有助于维持和巩固统治,具有监视或管制舆论的作用。但是,环境监视也有其消极的负功能。对社会而言,世界新闻的流通会构成一种对某社会体制潜伏的威胁。比如,有关另一类社会的信息可能导致人们将其与本社会进行比较,从而对所处环境产生反感,萌发变异的愿望;那些关于即将来临的某种威胁的警告,如不加以解释,也可能会引起严重的社会恐慌。对个人而言,受到过多的新闻的冲击,会产生无所适从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信息超载”。人们花很多时间去看报、听广播、看电视,以了解社会时局、形势。但是,当他们接受信息以后,已没有更多时间去从事社会活动。这就是拉扎斯菲尔德与默顿提出的“麻醉”功能。对社会统治而言,环境监视也有负功能:有些反映真实情况的新闻信息如战事失利、领导人的劣迹等消息,以及敌对方的宣传,一旦得到传播的机会,就会影响统治者的威信,甚至危及他们的统治。对文化体系来说,因环境监视而产生的信息广泛流通,既能促进文化交流,推动社会的文化发展,也可能因此而出现文化渗透甚至文化侵略的后果。

(二)社会协调功能。社会协调是一种组合功能,即大众传播通过对新闻信息的选择、解释与评论,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与策略,从而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适应当前环境中最为重要的事情或事件上。这样就可以避免环境监视的负功能。在对社会的各组成部分加以组合以应付当前事件的活动中,大众传播协调社会行动的正功能,即激励和动员群众投入当前的事件并提出对策抵御有碍社会稳定的各种威胁;通过解释与评论防止因报道某些事件和敏感问题造成的过度刺激;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中于某些事件以使之广为传扬,成为公众的议论中心,这就是所谓“设置议题”。此外,大众传播对新闻的选择和评价,甚至加以解释或提出对策,都能更好地发挥这些新闻的作用,对社会或个人来说,都有助于他们对信息的摄取,以防止受传者因信息过量而无所适从。但是,大众传播协调社会行动也会产生负功能。因为大众传播具有面向全社会的公开性,它的解释有触及现存社会秩序以至社会弊病的,都会引起广泛的反响。这样,它评论、解释就会受到限制。这种限制不一定都来自官方或政府机构,有时也会别的方面,如经济方面的。大众媒介对新闻所作选择和解释可能削弱社会或个人判断能力。由于新闻已经加工处理,观点和意见都已被现成地提供,个人无须再去进行分析和评价,这样,久而久之,作为信息接受者的个人,主动的判断精神就会减弱。

(三)文化传递功能。文化传递功能就是社会遗产传递功能。是指通过大众传播把文化传递给后代,并继续教育离开了学校的成年人,是社会成员共享同一的价值观、社会规范和社会文化遗产。可见,这是延续社会传统、传播社会经验与知识的教育功能。这一点,对社会或个人都有相同的积极意义。对社会统治阶层来说,促成这一点也是对他们权力的扩充。至于文化体系,这种功能可促成该体系的一致性和标准化。标准化教育还会使人们失去学习的独创性和想象力。而且这种标准化也可能使从文化主流中派生出来的有关生活方式、习俗、服饰等的“亚文化”的多样性与创造性受到损害。这种千篇一律或大同小异的文化传播内容暴露了文化体系一致性消极的一面。

(四)娱乐功能。娱乐功能是大众传播最明显的一种功能。传播学研究已经越来越强调大众传播的娱乐功能。其原因是随着文化的发展和与外界环境的接触不断增多,人们越来越需要娱乐。而电子媒介特别是电视的飞速发展,使娱乐的需求得到了满足。同时,娱乐消遣的正负功能都表现得极为明显,这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娱乐的负功能表现在,它可能会增加人们的被动性,降低他们的审美情趣,并可能助长厌世情绪,从而转移整个社会的注意力,限制人们的社会性行动。

三、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增强实效性的对策

(一)分析受众的心理,尊重传播学的客观规律。宣传是一定社会组织有目的地传播事实和观点以引导和改变社会公众的思想、信仰、态度和行为的社会传播活动。校报、广播、电视和网站这些高校媒体是学校党委的“喉舌”,以宣传政策、传递信息、服务师生为己任,共同担负着引导校园舆论的重任。在高校,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传播优势,拥有不同的受众群,不同媒体间的合作互动,能取得好的传播效果。高校主流网站在新闻信息传播速度上、符号效果上、传受互动性上都优于其他媒体,能及时了解和反映大学生的意志和意愿。在高校的校报、广播、电视和网站四大媒体平台,新闻与宣传总是相互交织在一起,这种交织既是一种动态的交织,又是一种辨证的交织。在微观上,宣传要发挥作用,必须以新闻作基础,唯有借新闻之体方能显示出宣传之魂;在宏观上,宣传又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支配着新闻的取舍。真实性、客观性是新闻传播的基本准则,新闻宣传必须以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为基础,但是,新闻的倾向性也是客观存在的,宣传工作者可以通过新闻选择、新闻表述、编排手段、发表评论来体现新闻的倾向性。要增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实效性,就必须在观念上、内容上、工作思路上创新,增强理论工作的创新性和说服力,增强舆论工作的导向性和感召力,增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针对性和凝聚力。

(二)提高参与性,给师生提供充分表达意愿的空间。互联网是各种思想、思潮、观念、信仰、信息等融汇的地方,由于社会制度、价值观和个人趣味格调不同,各种信息都会在网上出现,宣传思想工作者决不能熟视无睹、作壁上观,要用健康的、先进的、符合国情的文化来对宣传对象进行引导、影响和熏陶。要充分发挥学生自我教育、互相教育的作用,为同学提供发展和个性展示的舞台。学生思想动态在网络环境下得到清晰的展示。要认真研究校园BBS的管理问题,要把整体性、统一性、主观性、前导性、渐进性和强制性有机的结合起来,即有效的打击犯罪、违法行为,又不影响网络功能的发挥和网上信息的繁荣。要综合运用法律、行政、道德等手段,惩戒违法行为,树立正气,保证网络的生存和发展。要规范网上违法行为的处理程序,且要有一定的宽容度。及时的交互是网络媒介相对于传统媒介的优势,高校主流网站应给师生提供充分表达意愿的空间,如办好专门的有特色有吸引力的BBS或QQ群,它既能集中很多大学生的观点,又能让他们倾吐心声,宣泄情绪,如果引导得力,它还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宝贵阵地。再加上各种网上调查、新闻讨论等方便大学生网民及时有效表达意见传递信息的渠道,为了解校园舆论及有效的舆论引导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用正确的观点、评论形成健康的主流舆论。高校主流网站要想占据意见中枢地位,达到引导舆论的目的,必须拥有自己的特色评论栏目和一批舆论专家。各类人才众多是高校的优势,他们跟踪事件的言论,常给学生送来对事件的不期而至的奇特的理解。高校主流网站若能迎合大学生们的需求,及时给出有见地的言论,往往能很快吸引他们跟进和参与,形成舆论场,促使舆论的理性化,从而形成健康的主流舆论。巩固和发展积极向上的主流舆论,必须高度重视,切实做好网上的舆论引导工作,引导网上的舆论必须做好我们的正面宣传,用我们的正面声音占领网络阵地,形成昂扬向上的舆论氛围。要多种方式实现立体式的引导。

在网络时代,网络文化对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带来机遇和挑战,它使作为网民集中的高校的宣传思想工作及教育管理工作难度增大,技术性提高,复杂性加大。面对网络带来的新问题,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必须抓住网络时代机遇,应对挑战,积极推进宣传思想政治工作进网络,真正提升网络的育人价值。要积极探索网络文化规律,提高高校网络宣传思想工作的水平,发挥宣传工作的传统优势,在网络传播的新型互动关系中找准新定位,发挥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肖沛雄等编著.新闻传播学[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3.

[2]张瑜.高校网络舆论引导的原则[N].中国教育报,2007-3-27.

[3]王德勋.略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科学发展路径[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8,(03).

[4]郑水泉.新时期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定位与功能[J].高校理论战线,2008,(07).

[5]赵凤琴.网络文化与高校宣传思想工作[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03).

[6]李忱.对话:传播的本质回归[J].新闻与传播,2004,(9).

[7]张宇萍.关于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网络化建设的思考[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综合版),2007,(02).

本文系2008年广东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立项课题(课题批准号:2008CY049)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张碧红(1968—),女,新闻传播学硕士,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老师。

周成(1958—),男,现供职于广东金融学院,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何晓华(1970—),男,现供职于广东金融学院,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作者：张碧红 周 成 何晓华

大众传播法律定位研究论文 篇3：

媒体的捧与棒

摘要:本文对当代媒体中出现的社会现状进行了研究,运用传播学经典理论分析报告了关于媒体、草根名人与公众的传播关系,并由“李一事件”背后的“李一现象”进一步指出现有的媒体现状与公众媒介素养现状,并在文后给予解决建议与措施。

关键词:李一事件;媒介素养;社会市场理论;意见领袖;把关人

自前不久“中国食疗第一人”张悟本的风生水起与身份披露后的铩羽而归以来,各媒体的声讨声一浪高过一浪,养生界掀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之风,从胡万林、刘太医、林光常到张悟本和如今的李一道长,墙倒众人推。近日,媒体口中的“神仙”李一真相暴露,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演一场现实版的“神仙现形记”。真可谓是成也媒体,败也媒体。在这背后,是各大媒体自嘲自讽式的争相报道,擅长在公众面前上演双面嘴脸的媒体又真真切切地做了一回“双面胶”,引起公众哗然。在这背后体现出的媒体现状值得我们深思。

一、媒体现状

(一)媒体社会公器角色缺失

H•拉斯维尔在1948年发表的《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将传播的社会功能概况为环境监视、社会协调与社会遗产传承功能三个方面。随后,美国学者C•R•赖特在1959年发表的《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中,在“三功能说”的基础上增加了“提供娱乐”的第四个功能。概况起来,现代社会媒体的的社会功能是传播信息、引导舆论、传承文明、提供娱乐等方面。在对李一的初期报道中,媒体的娱乐功能运用过多,从而忽视了引导正确舆论的社会公器的责任。光怪陆离的各路养生神仙过山车似的巅峰到低谷的现实,凸显了目前电视媒体生存和发展的“野蛮生长”逻辑——准则缺失,底线模糊。媒体在一味追求高收视率与高收益的同时,丧失了社会责任感,同时也失去了良好的口碑与公信力。在李一“伪神”身份被揭露后,媒体大棒相加、争相揭露,未见任何曾力捧李一的媒体在公众面前剖析自己,而是一律谴责式的集体失语。媒体的这种“捧”与“棒”的反复也在一定意义上造成了媒体公信力这种无形资产的悄然流失。

(二)媒体“把关人”缺位

卢因1947年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一书中论述了“把关人”的问题,认为在群体传播过程中存在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和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的渠道。大众传媒的报道不可能“有闻必录”,而是一个取舍选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媒介成为节目能否通过的一道“关口”,“把关”是一种有组织的活动,媒介的内部存在一系列的把关环节,是一种组织行为。而现状却是媒体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争得先机,盲目挖掘社会热点,从而丧失了独立判断的能力,对“把关人”的职责履行不到位。神仙李一就是利用媒体把关不严的缺点钻了漏子,从2005年到2010年频频露面,利用媒体对其养生术的推荐进一步扩大知名度。

(三)媒体和公众人物作为“意见领袖”误导公众

在信息爆炸时代,信息的无限与公众接触信息量的有限存在矛盾,从而促进两级传播的出现。在受众中存在一批对信息的接触程度与接触量都大于一般人的的意见领袖。信息在直接传达给受众的同时,也间接通过意见领袖经由加工、制作二次传播给受众。从宏观方面说,媒体在大的传媒环境中扮演了“意见领袖”的角色。从微观方面说,公众人物在媒介推广的过程中同样扮演了这个角色。神仙李一之所以名声鹊起与媒体的大力追捧不无关系:上海电视台1997年《天下第一》栏目播出李一水下龟息闭气创造“水下生存”的最高纪录、2005年樊馨蔓出书《世上是不是有神仙》推荐“辟谷”养生术、2009年2月湖南卫视《天天向上》节目播出传授辟谷秘方、2009年4月凤凰卫视《智慧东方》节目访谈养生大法、2009年7月《南方人物周刊》刊登报道“李一非常道”的文章。媒体的争相报道误导了广大公众,反被“伪神”利用,成为其实现经济利益的牺牲品。反过来看,在电视媒体进入调整转型的阵痛期,电视媒体人应该坚守正确的舆论引导,放弃以收视率和关注率为目的的短视行为。

二、“李一事件”反映的问题

(一)媒体泛娱乐化戏说养生之道

20世纪90年代,艺术进入市场后,不可避免的被娱乐化,随后引起了对“艺术商品化”问题的讨论。作为“艺术商品化”讨论的延续,“泛娱乐化”成为时下新的审美文化问题,并从文学艺术领域向政治、宗教、教育、学术等领域蔓延。“娱乐是景观的主宰模式,它的代码渗透到新闻、信息、政治、教育和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塑造政治、伦理和日常生活的一个强大的、充满诱惑力的手段。”[1]

“泛娱乐化”的蔓延更多的表现在传媒娱乐化中,利用媒介传播娱乐思想。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认为,“文化资本是一种属于文化正统的趣味、消费方式、社会属性、技能和判断的价值形式。”[2]而受后现代大胆的标新立异、彻底的反传统、反权威精神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媒介娱乐的尺度也在蔓延,娱乐情感、经济、政治,甚至娱乐生命。

在李一的养生大师的买卖中,利用媒体的娱乐精神宣传养生思想。鉴于现代人对健康的关注,综艺类养生科普节目备受追捧,对于一些缺乏媒介素养的观众而言,电视节目中的科学与养生代表着权威,节目中嘉宾的建议常常会被受众当做金玉良言,把嘉宾当成包治百病的“专家”。媒体在其中娱乐了节目,也娱乐了生命的价值。

(二)公众人物忽视自身影响力

20世纪70年代,一种新的关于媒介和社会的宏观理论开始形成:社会市场理论。社会市场理论是关于推广精英们认为具有社会价值的信息的中层理论的集合体,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包括推广某个观念,促使受众知晓活动的主题;识别特定受众群并通过最有效的可行途径影响他们;激发受众的兴趣,引诱其去搜寻信息并作出决策或定位等。[3]由于知识鸿沟的影响,精英阶层在思想意识、行为方式等方面影响着各种普通受众。

普通受众在观看养生类电视节目中有三种主要的满足类型:一是仅为娱乐;二是通常获得一种视听享受和机会;三是毫不怀疑的满足,通过节目获得知识、建议与对策。鉴于此类节目的养生普及的特点,受众的满足类型一般属于第三种。所以,对消息来源的控制方面,社会精英阶层的言语与行为影响力巨大程度可见一斑。养生术的风靡并不完全靠大众媒体的宣传,公众人物推介也是不可忽视的。在李一事件后爆出大量明星徒弟也是对公众人物集体跟风的又一次讽刺。著名媒体人写书推介,活动策划随处可见,所有的力量指向都是低估普通受众对信息的重构能力。公众人物多为一些社会精英,包括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文娱明星纷纷互相效仿,以至于有此众多的名人追随者使得普通受众神鬼莫辨。

(三)公众的媒体认知能力匮乏

“当很多人强烈的谴责媒介播出不正确的内容、指出媒介产生的有害影响并为之叹息的时候,就会很少对自己在大众传播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提出任何质疑。对这个问题的忽略,是因为参与大众传播的活动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自然得连我们自己都没有发觉。”“我们把媒介认知看作理所当然的本领,但是,这个本领和其他本领一样也是可以提高的。大众媒介在制造和维持我们的文化,文化又帮助我们认识和解释自己。”[4]

媒介认知才能包括:能够和愿意在内容理解上做出努力、给予注意力和筛除噪音;理解和尊重媒介信息所具有的力量;对内容做出回答和行动时,具有把情感上的和理智上的反应区分开来的能力;提高对媒介内容的更高企盼的眼光;具有区分类别的能力;无论媒介信息来源有多么可信,对待媒介信息都应持批评态度;无论有多复杂,都要掌握不同媒介的内部适用语言和了解它所产生的影响。

阿特希尔福布莱特谈到的媒介认知元素其中有对大众传播程序的理解和把媒介内容作为给我们自己和文化提供洞察的参考物来看待。在我们识别的媒介认知的知识中,包括对媒介信息的理解和尊重,优秀的大众传播理论者能够理解媒介效果,并能够把媒介应用和效果的概念适当的运用到自身的媒介内容使用和生活方法当中。

在李一事件中,受众容易受蛊惑,甚至包括一部分社会精英也跟风追随,对于媒介提供的信息缺乏怀疑与批评的态度,媒介认知能力有待提高。

三、重塑媒体公信力的措施

(一)国家立法保护

增强媒体的社会责任意识,必须要靠政治制度的保证。政府应该加强管理,推进有利于先进文化发展的体制与机制改革。目前为止,对于媒体,在政府这一层面尚缺乏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有效地约束。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不妨参考一下其他发达国家在媒体法规上的做法。例如在立法中,需明确规定报道播出的节目内容要依据事实,同时还要设立广播节目审议机构,而这就需要媒介从业者在制作节目前作大量的审查工作,以确保其正确无误,降低误导大众的可能。否则,便要严厉追究其责任,从而切实做到有法可依。[5]

(二)媒体要肩负责任感与使命感

媒介自律是媒介实现其责任感与使命感的重要途径。因此,媒介应当建立自律机制,通过对自我行为的管控,坚守媒介的社会责任,媒介应时刻考虑其对社会承担的道德责任,在向公众传播信息时选择那些真正有价值的符合公众利益的新闻事件加以传播。并且,在利益面前,媒介更不能降低自律的标准。例如,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就成立了日本商业广播电视联盟。这个联盟以“谋求广播伦理水平提高,通过广播事业促进公共福祉”为目的,相继制定了《广播基准》和《商业广播电视联盟广播基准说明书》两部行业章程用以确保广播节目公共性和品质的指导手册。

通过比较发现,我们的媒介在日常的工作中的确存在较为松散、各自为战的现象,这就会间接导致一些媒体为了生存而片面追求效益,从而将公众的需求抛于脑后的问题。所以就要求我们的媒介在未来发展过程中逐步组成较为正规的行业联盟,同时制定出具有公信力的行业规章,有益约束行业内部从业人员的责任意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服务好整个观众群体。具体到个人行为则表现为:媒介从业人员对行为准则的遵从,是走向媒介自律过程的第一步,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步。[6]作为传播者的媒体人应对自身的道德责任和伦理操守严格要求,将公共利益优于个人利益,始终谨记自身肩负的社会责任,将职业道德内化于自身,以激发他们的良心和社会责任心,使他们不以私利去操纵舆论,成为一名真正让人民信得过的优秀媒介从业人员。

(三)提高公众鉴别能力,加强监督意识

施拉姆认为,“大众传播事业的责任问题,乃是媒体、政府与大众三种力量间的微妙平衡关系,完成传播方面所必须完成的主要责任在于媒体,基本义务则属公众。”[7]社会大众作为媒介传播的接受者,在传播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媒介的责任除了需要通过媒介自律和政府立法来保证外,大众的监督也是必不可少的手段。

社会大众对媒体进行监督,必须提高自身的判断能力。面对媒介所传播的信息,社会大众有必要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从而具备较强的思辨意识,切不可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目前,在我国,公众的思辨鉴别能力还有待提高,所以媒介误导现象屡屡发生。在张悟本的食疗能治百病的理论和李一的养生术被媒体大肆宣扬时,公众如果能冷静面对,不盲目追捧,科学理性分析,将自己的思考及时反馈给媒体,那么李一等辈的骗局就有可能被避免,所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也不会如此严重。

所以,对于公众而言,应不断提高自身的判断力和思辨能力,成为“机警而有鉴别能力的受众”。由此可见,避免盲从,增强自身独立判断力对于公众是非常关键的。但这条道路毕竟是任重而道远的,这就需要我们长期的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1] (美)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转向[M].南京:南京大学, 2002.

[2] 陶东风.文化研究[M](第5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 (美)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4] 斯坦利•J•巴伦.大众传播概论:媒介认知与文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5] 雷跃捷.媒介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6] 陈力丹.自由与责任[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

[7] 施拉姆.大众传播事业和社会责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作者：王旭一,肖建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