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的消费功能透析论文

2022-04-28

摘要：人类社会的发展速度取决于知识传播的速度和质量。过去时代的主要问题是知识资源匮乏，图书馆把有限的图书等资源收集起来供人们取用；当今时代的主要问题是信息过量，人们需要在海量资源中搜寻自己需要的那一部分。網络时代图书馆的功能定位应该是加强对信息与信息传播的调控，构建以用户为中心的传播体系和面向用户的知识服务平台，帮助读者尽快找到他们所需要的资源。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大众传播的消费功能透析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大众传播的消费功能透析论文篇1：

传媒神话的创造与破灭

摘要:张悟本的大起大落,媒体几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现象的发生,涉及了大众传媒的功能、媒体制度以及媒体文化的巨大影响力等多种因素。这种现象可以从媒体的责任、公众的媒介素养以及媒体监管等方面透析。

关键词:张悟本;大众传媒;媒体文化;媒介素养;媒体监管

张悟本以2009年10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著作《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迅速走红,随之在全国收视率领先的湖南卫视《百科全说》做主讲嘉宾后,知名度再次大幅提高,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关注,其著作《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在上市4个月就销售突破了100万册。张悟本也被人称之为“中医食疗第一人”、“养生食疗专家”、教授、神医、京城最贵中医。他所宣扬的“绿豆治百病”引发了绿豆涨价。他行医坐堂的“悟本堂”300元的号排到2012年,1800元的号也排到了2011年。

然而在2010年5月有媒体报道张悟本有学历造假的嫌疑之后,卫生部也否认了张悟本为“卫生部首批高级营养专家”,随后,“悟本堂”停业并遭到有关部门的强行拆除。在一片质疑声中,张悟本的著作在各大书店纷纷下架,有人要求退书,也有人要求退还挂号费,张悟本瞬间的威信扫地,其起落与沉浮,称之为“张悟本现象”。

可以说,张悟本现象成也媒体,败也媒体,传媒机构创造了这个传媒神话,也毁灭了这个传媒神话。这可以从多个方面来进行解释。

一、大众传媒具有信息告知和社会地位赋予的功能

大众传媒连续不断地向大众传播各种各样的信息,对公众周围的环境进行监测,满足社会各群体及个人的种种需求。张悟本通过传媒机构称自己的食疗方法治愈了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甚至红斑狼疮等疑难杂症。这自然会引起相关群体的极大关注。

同时,大众传媒具有社会地位的赋予功能,大众传媒的巨大影响力使得其广泛报道的人物及某些问题获得知名度和社会地位。张悟本首先是通过权威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引起社会的关注,然后通过在全国收视率领先的湖南卫视《百科全说》栏目以及中央电视台的《大国医道》迅速走红。借助这些国内极度权威的传媒机构,他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也理所当然的被众人称之为“养生食疗专家”、“教授”、“专家”。

大众传媒使张悟本具有的这些称号是赢得公众信任的基础。对于公众来说,张悟本也因此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他将食疗神化,认为多喝绿豆汤、吃生茄子和生萝卜,不仅可以防病更能治病。在这个看病贵,看病难的社会当中,人们为了避免生病、避免生大病,非常乐意在健康上投资,这使得众多采取他的建议的人,纷纷抢购绿豆,导致绿豆价格大幅上涨,也使得有些人喝大量的绿豆汤,吃大量生蔬菜,直至出现严重贫血和腹泻不止。

二、媒体制度以及媒体文化的巨大影响力

从媒体制度方面来讲,我国的媒介大多为国有,虽然存在小范围的竞争,但在更大层面上来说,多数媒介在提供信息时方向一致,矛盾比较小,所以没有媒介之间相互监督的体制,这导致张悟本的牛皮越吹越大。

同时,在中国,传媒机构多为事业单位,企业式管理,因此,传媒机构也就不可避免的具有了追求经济利益的商业属性。伪专家张悟本的走红,恰恰体现了媒体的利益追求。在张悟本的背后,有着文化公司的协助。文化公司通过电视栏目、出书等活动使得张悟本这样的嘉宾走红,从而获得高额的策划费用。很多电视节目,除了有制作团队之外,还有招商团队负责商业运作,因此,文化公司通过电视栏目使得张悟本获得影响力,电视栏目通过文化公司获得经济利益。就这样,电视台、嘉宾、文化公司三方获利,而消费者却成为唯一的买单者。

媒体文化是诸多系统的组合,包括印刷媒体也包括电视,是一种以庞大受众为目标的商业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说,媒体文化又是当今的主导文化;它替代了精英文化的诸多形式而成为文化注意力的中心,并对很多人产生影响。……媒体文化已经成为社会化的主导力量”。 [1]媒体文化对商品的购买和消费具有引导作用。“个体的消费和对具体商品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众媒体”。[2]当大众传媒以“中医食疗第一人”为名捧出张悟本时,张悟本的著作及其所倡导的也就成了大众所热衷消费的,因此,《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在媒体的宣传之下创造了销售奇迹,张悟本所倡导的绿豆汤也导致了绿豆的供不应求和市场价格的直线上涨。

在张悟本的这件事上,明显地暴露了媒体道德的缺失,一些媒体不顾社会公德,一味追求收视率,忽视对节目嘉宾的筛选,轻易给伪科学敞开大门,在神化嘉宾的同时愚化受众。

三、媒体的责任以及类似问题的解决办法

张悟本这个传媒神话是某些媒体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之下,被某些群体和个人滥用而出现的。“大众传媒是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信息生产者和提供者,在满足社会的普遍信息需求方面起着一种公共服务的作用;……大众传媒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道德具有广泛而强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涉及普遍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公共生活;……大众传媒曾经是某种‘稀缺’资源(例如广播频率)的受托使用者,因此必须对社会和公众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 [3]张悟本的走红是某些媒体追求商业利益、追求收视率,忽视了在制作节目时媒体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其衰落也体现了另一些媒体对公众负责的态度。

怎样才能有效地防止类似张悟本现象的事件再次发生呢?

首先,媒体在传播和报道信息时,要承担社会责任,做到全面公正,不可以偏盖全,同时也要做到真实可信,去伪存真。同时,媒体应该承担对大众的教育功能,为大众普及必备的医疗保健等基本的生活常识,这样,受众才不会在张悟本等人的理论攻击下成为“魔弹论”中的靶子。消费者具备了一定的医学知识,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识别张悟本漏洞百出的“保健知识”。比如说,张悟本倡导的“绿豆汤可以治疗肺癌、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肺炎等数十种常见疑难病症;超过40度,维生素就要分解,所以蔬菜要生吃;不要喝酸奶,里面的增稠剂会让血管堵塞”等都是违背科学的。

其次,“要确保发挥出媒介的功能(而不是让媒介功能不良),最好的方法就是提高人们使用媒介的能力,也就是媒介素养。” [4]我们日常生活的大部分信息来自媒介,媒介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我们对客观事实的判断,同时大众传媒在传播信息时也受到商业动机的驱使。提高媒介素养的目的就是对媒介讯息的解读具有更多的控制权,能够了解大众传播的过程,对媒介提供的内容具有深层次的理解和接受,提高利用媒介信息为个人所用的能力。大众不能对传媒所提供的信息盲从,而应该仔细分析,以辨真伪,不再盲目追捧张悟本这样的伪专家。

最后,对于监管制度的建设也是不容忽视的,防止此类现象的发生,不仅需要媒体的自律,同时也需要他律。张悟本现象告诉我们,对于媒体的监管和责任追究制度是急需完善的。

参考文献:

[1]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著.丁宁译.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M].商务印书馆2004.

[2] 许怡勤.透视媒体文化与消费时代—浅析传媒与消费关系的新发展[J].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5).

[3] 许静编.传播学概论[M].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4] (美)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著.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作者：蒲金凤

大众传播的消费功能透析论文篇2：

知识传播、社会发展与图书馆功能定位

关键词：信息传播社会发展图书馆功能

Information Spreading，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Function of Library

Qiao Dongmin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Niu Yong （Library of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00）

Key words： information spreading； social development； library function

ＣＬＣ number： G251.6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１1）06-0117-04

社会的进步依赖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信息传播。信息传播是人类交流知识的方式，知识交流是促进知识积聚，孕育新知识的过程。在整个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人类一直在改进自身对信息的传播能力、接受能力和吸收能力，不断更新信息传播的技术，加强自身对信息传播方法论的思考，提高信息传播的速度、清晰度和便利性，使信息传播成为对社会发展越来越重要的生产性要素。［1］

信息传播的质量取决于传播速度和传播的精确度。人类社会经由最初的原始信息传播时期发展到现代信息传播时期，无论是传播者、受众，还是传播手段、信息流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说过去社会在信息传播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传播速度，今天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则是如何让需求者在海量信息中迅速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内容。作为知识传播系统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图书馆的职能和工作重心应该随着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通过促进知识信息更快更好的传播，推动社会发展，完成自己的价值体现。

1 信息传播方式的历史回顾

信息传播的速度依赖传播方式的发展。迄今为止，人类经历了5次信息革命，这5次信息革命都是由新的信息传播媒介的出现所引发的。

人类最早的信息传播方式是口耳相传，结绳记事（计数）是原始先民广泛使用的记录方式，所谓上古无文字，结绳以记事。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语言是由于信息传播的需要而催生出来的。如果说人类的历史接近两百万年，这个结绳记事的时代一定很长很长，因为这种简单的信息传播方式与社会的低速发展结伴而行。

文字的出现使信息可以间接传递、长期存贮，扩大了信息交流的范围，使得传承首次跨越了时空界线，但是早期的通过文字进行的信息传播受到文字载体——金石龟甲、竹木简帛的限制，传播范围基本限制在上流社会。至今流传的典故，如“韦编三绝”、“连篇累牍”，反映的就是当时人们记录信息、获取信息的情景。

造纸术和印刷术是人类社会在信息传播技术方面的重大突破，使信息传递的速度和范围急剧扩展，信息的存储能力进一步增强，并初步实现了广泛的信息共享，信息传播由个体、小规模的时代开始向大众传播时代转变。

电报（包括有线电报和无线电报）的发明使人类第一次借助科技的翅膀实现了快速远距离通信。电话的发明则使信息即时的双向交流得以实现。利用电磁波进行传播，大大提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使传播的效率和质量产生了质的飞跃，人类文明发展得越来越快。

互联网的诞生和迅速普及，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快捷而高效的信息传播介质与交流手段，突破了时间和空间所形成的种种障碍，“地球村”变成可以触摸和感受的现实，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 信息传播对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

知识信息的扩散与传承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信息传播，促进了知识继承和知识融合，推动了知识创新和知识发展。生物的成长进化过程是通过对信息的选择来推动自己适应环境的过程，人类社会也是一样。人类社会可以看成是一个有机体，它通过自身的系统开放，吸收外面的信息，而这个信息又反过来推动自己内部组织的知识交换和信息输出，从而推动社会自身的发展。［1］

随着世界工业性经济向全球化的知识经济发展，信息已取代传统的其他资源，成为战略性资源。信息时代，谁拥有最多最好的信息，谁就拥有财富，谁成功的可能性就最大。信息既作为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手段成为配置性资源，也通过参与社会时空的组织成为权威性的资源。信息资源管理和知识管理，成为各行业的核心管理领域。［2］

信息传播不但对国家的政治及社会心理的发展起积极促进作用，而且促进着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技术和社会革新的推广和接受。由于信息转化为知识、才能和经济实力的能力决定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如果信息在一个社会中能实现纵向贯通、横向联合、双向互动的交流、渗透、积累和转化，那么这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水平也必然较快、较高。反之，这个社会必然经济发展迟缓甚至停滞。这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已是屡见不鲜，在我国西部省区的许多地方也不乏例证。［3］

回顾人类的传播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它不仅是一部传播工具和传播技术不断进化的历史，也是一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人类运用有声语言传播信息的历史近200万年。运用文字传播信息的历史至少5000年。发明并应用印刷术传播信息的历史大约1000年。人类进入电子传播时代只有短短80年历史。传播领域内的每一次革命都推动了相应历史时期的社会变革，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同时，社会的变革和进步又促进了传播方式的变革，推动着信息传播的发展。［4］传播媒介发展的速度基本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速度相对应。

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信息传播的速度与质量决定了社会发展的速度。

3 网络时代信息传播遇到的障碍

人类进入网络传播时代不过才20年，但它对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正如韩国21世纪委员会所认为的那样，是“人类文明以来首次遇到的本质上的转换”。［5］网络是一个极其巨大的信息仓库，以至于经常处于无法控制的状态。通过电话随时可以得到的信息在网上有时要花费整整1个小时。

首先，对于每个纳秒都在扩张的知识资源，人们存在着如何消化的烦恼。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人类近30年来所积累的科学知识，占有自古以来积累的科学知识总数的90％，而在此之前的历史长河中所积累的科学知识只占10％。同样，英国技术预测专家詹姆斯·马丁的测算结果也表明了类似的发展态势：人类的知识在19世纪是每50年增加一倍，20世纪初是每10年增加一倍，70年代是每5年增加一倍，而近10年大约每3年增加一倍。［6］据统计，现在每天约有数十亿信息单元的信息量向世界发送，并以每年18%-20%的递增率发展。［7］而无孔不入的互联网络又经常使人们处于过量信息的包围之中。

同时，信息传播环境的空前自由带来信息泛滥，产生了大量的虚假信息、无用信息和不良信息，造成了信息环境的污染和“信息垃圾”的产生。这些信息对查询、接受和消化有用信息造成干扰，信息超载和信息匮乏同时并存。由于我们真正能够理解的信息与我们以为应该理解的信息之间存在着持续增长的鸿沟，因此对信息的饥渴与焦虑产生了。［8］

任何个人都无法吸收所有的知识，而过多的信息也會使人无所适从。譬如，我们花费在看法迥异的事件报道上的时间越多，就越缺乏时间去理解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前因后果”，也没有时间去找寻它们之间的关系，更难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理解其表象。相反，我们很容易被一些事件的表面现象所蒙蔽，并且被过量的数据搞得麻木不仁、被动、反应迟钝，以至于缺乏时间和精力去获取有价值的信息。［9］在信息泛滥或过量信息冲击下，既会出现社会恐慌不安，受众也会漠然置之，逐渐形成冷漠感和逆反心理。［10］

当然，信息流量低于社会需求，难以满足社会方方面面的需要，不能促进其发展。任何社会、团体和个人都需要足够的信息流量，才能象人体的血液循环那样新陈代谢，生生不息，维持其机制，促进自身的发展。

4 图书馆的价值体现及功能定位

社会系统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只有正确控制和调节信息流量，让社会系统在有序、有组织、多功能的状态下发展，才能使社会充满生机与活力。图书馆作为收集、整理、存储、传递知识和信息的机构，现阶段的工作重点应该就是通过对信息和知识的高效传播和利用，推动人类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

4.1 加强对信息与信息传播的调控

图书馆的主要作用是组织与扩散知识，它在传播链条中的角色是独特的，即起到一种对信息与信息传播的调控作用。［11］有控制的传播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从图书情报行业来说，在今天的网络时代，如何促进知识信息更快更好的传播就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4.1.1 过滤、筛选

随着国家学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愈加重视知识。然而，不论传统信息资源，还是网络信息资源，都已呈泛滥态势。面对海量信息，人们会有意识地回避复杂、费事或不熟悉的信息源，而去寻找方便快捷的信息获取途径。心理学研究发现，人的大脑在同一时间里仅能处理7条信息，人会运用简单的表征性方式，花费最小努力获取所需信息。［12］

因此，作为始终承担着对文献流进行整序功能的图书馆来说，在网络时代，更要进一步发挥它在文献资源建设中的质量监督者和控制者的职能，承担起文献资源甄别和整理的任务，尽一切努力剔除尽可能多的垃圾信息、虚假信息和冗余信息。［13］怎样筛选以降低信息的数量，避免它们所带来的障碍是图书馆所关心的重要议题之一。 4.1.2有效的组织、管理

信息获取是用户在信息需求驱动力作用下产生的一种信息获取行为，用户的信息获取是一个包含了个体身心两方面活动的行为过程，而易用性与可获得性是用户首先要考虑的因素。

在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信息展示和组织方式已经和内容本身变得同等重要。［14］毕竟，如果书籍只是杂乱地散落在地板上，即使是美国国会图书馆也不会有太大的价值。作为知识与信息收集、分类、传播中心的图书馆，必须利用现代的技术手段，使纷繁复杂、无序的网络信息资源逐步向有序化、便于用户索取的理想状态发展。

4.1.3 分组定位，按需配送

OCLC环境扫描报告指出，微内容是未来信息传播的主要形态之一。就信息结构和知识管理领域而言，分割是一种趋势，在内容方面的表现就是“内容迅速而广泛地缩减为比过去小得多的使用单元和互动单元”。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和更好地应对不断增加的信息冲击，我们必须对信息进行分组、定位。作为信息送达给用户的东西，对用户来说必须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

如何通过分析用户的信息需求，将过滤、筛选后的信息分组、定位，将合适的信息传播给合适的人也成为图书馆所关心的重要议题。

4.1.4 集成

在分布、异构、变化的信息环境下，信息资源数量巨大且高度分散，用户要找到真正符合其所需的资源是很困难的。信息资源的多样性和分布的分散性使得集成势在必行。

这种集成不是简单的集合和链接，而是剔除冗余、重复和劣质信息，在保持知识体系整体性和关联性及知识因子的有序化和知识关联的网络化基础上，沟通相互隔绝的学科领域，使之成为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有机体而形成的获取便捷、利用率高的新的资源体系。［15］

4.2 建立面向用户的知识服务平台

用户利用图书馆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其所需的知识单元。图书馆的工作就是通过对文献信息资源的收集、整序、加工、组织和控制等方法，使无序状态的文献资源成为有序状态的文献资源，以求达到知识单元序化的目的，使读者获得其所需的知识单元或知识子集。图书馆的核心工作是保证图书馆文献资源中知识单元对服务对象的可获取性。［16］

对此，图书馆应以信息知识的搜寻、组织、分析、重组的知识和能力为基础，根据用户的问题和环境，融入用户解决问题的过程之中，提供能够有效支持知识应用和知识创新的服务。［17］

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可以考虑对知识信息保障、知识发现、数据挖掘、知识参考咨询和决策支持服务进行有效的整合，构建知识服务的战略平台。在平台的前端组织知识咨询、参考服务，在平台的后端组织数据挖掘、知识发现与组织业务，在平台管理层推进知识搜集、开发和利用管理一体化，从而有效地实现从信息提供到知识服务的转变。［18］

以用户为中心的知识服务平台应该能形成用户与资源环境、技术环境、社会环境的互动，帮助用户快速而简便地实现信息需求，实现一系列的工作目标。

4.3 构建以用户为中心的传播体系

图书馆用户群体的个性化差异（这些差异有时是巨大的），决定了图书馆服务的异质化特征。前苏联学者布里柳恩指出，“信息、情报对任何观察者都具有同一数值的绝对性，但信息、情报的价值对不同观察者，因其领悟和利用能力不同，又具有不同数值的相对性。”［19］图书馆服务的效果（如传递了哪些信息，转移了多少知识），不仅取决于用户个体的信息需求和信息能力，而且，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用户的知识结构、信息习惯及个人偏好等个性化因素的影响。［20］

为了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图书馆在实施传播之前，需要对用户进行多方面的了解，根据用户的信息需要，接受习惯以及接受心理来选择信息，选择传播方式。苹果的创始人乔布斯说：“别问消费者想要什么，而去创造那些他们想要但表达不出来的东西。”“易用性、操作的自然便利不是产品的卖点，而是产品的灵魂。”［21］

如何让用户的需求更好地被满足、被体现，是图书馆一直在深度思考并不断尝试的课题。网络环境下，可以通过分析用户与系统的复杂交互过程，并在理解用户心理的基础上，设计系统、组织资源和界面，以有效地满足用户的需要。譬如：网站设计上，可充分考虑节约用户的时间，保证浏览的简便易行，加强图书馆目录和网页的搜索能力，帮助用户实现自助服务。实践中，一些院校图书馆将资源和服务融合在一起，针对不同的用户设置不同的导引；一些图书馆利用标签，使网页结构简洁、明晰，希望通过这种简便的组织格式，能够使用户很容易地找到他们感兴趣的东西，以及构建以手机为终端的移动信息网络等等都是图书馆在这方面尝试的体现。

OCLC年度报告《审视发展环境，认清前景趋势》给出了信息用户当前获取信息的三个主要趋勢：“自助服务”、“用户满意”和“无缝性”。信息用户越来越多地希望通过“自行操作”获得满意的结果；用户期望利用信息就像“用水或用电”一样方便，并且不再像传统那样把休闲与学习、工作截然分开，工作地点和家的界限变得模糊。也就是说，用户的需求以及获取知识的方式与习惯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图书馆应该关心技术创新给信息服务带来的影响，适应网络发展的需要，根据用户的实际需求，通过各种方法，运用各种技术，为用户构建一个无缝、关联的知识交流空间，保证信息传播渠道的畅通，从而更好地促进社会发展。

5 结语

OCLC年度报告《审视发展环境，认清前景趋势》给出了信息用户当前获取信息的三个主要趋势：“自助服务”、“用户满意”和“无缝性”。信息用户越来越多地希望通过“自行操作”获得满意的结果；用户期望利用信息就像“用水或用电”一样方便，并且不再像传统那样把休闲与学习、工作截然分开，工作地点和家的界限变得模糊。也就是说，用户的需求以及获取知识的方式与习惯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图书馆应该关心技术创新给信息服务带来的影响，适应网络发展的需要，根据用户的实际需求，通过各种方法，运用各种技术，为用户构建一个无缝、关联的知识交流空间，保证信息传播渠道的畅通，从而更好地促进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卫星.以传播的名义——陈卫星自选集［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1-3.

［2］（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北京：三联书店，1998：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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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8］胡昌平.面向用户的信息资源整合与服务［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188-250.

［16］［20］陈雅.知识图书馆：理论与模式［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9.

［17］张晓林.走向知识服务：寻找新世纪图书情报工作的生长点［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0，（5）：30-35.

作者简介：乔冬敏，女，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牛勇，男，兰州大学图书馆馆员。

作者：乔冬敏牛勇

大众传播的消费功能透析论文篇3：

新媒体语境中电影批评之新变

电影批评是对电影的解释、说明、判断，随着影评传播场域及传播渠道的变化，影评的方式、手段，甚至话语本身也在变迁。尼尔·波兹曼认为，“一种重要的新媒介会改变话语的结构”，[1]影评传播媒介从纸质（比如期刊《大众电影》）到网络（豆瓣、知乎、贴吧等）的变迁，不仅影评的外在样态、写作和接受主体、阅读方式发生了改变，影评本身的话语方式、话语体系、功能指向等也在发生改变。

布迪厄认为，社会是众多场域的聚合，各个场域由各种权力交织构成，奉行自身法则，同时相互影响、生成、融合。美国学者华康德对布迪厄的理论进行解释，指出每一个场域相对独立地拥有其遵循的价值观，而“一种资本总是在既定的具体场域中灵验有效，既是斗争的武器，又是争夺的关键”。[2]在批评场域中，不同的批评方式、批评力度、批评资本占据着不同位置。“布迪厄把文学场的代际斗争称为老化逻辑，即先锋性的作家必然对正统和经典作家发起挑战。各种文学决裂层出不穷，而文学场的生机与活力，就体现在这些由异端挑起的生生不息的符号革命中。”[3]影评场域亦然，目前的影评场域可被理解为“融媒体”，即媒体融合——线上线下共存、纸媒网媒俱在。新媒体影评的场域是虚拟的、松散的、自由的，是基于利益和兴趣建构起来的数字空间。

在新媒体场域中，影评可分为这样几类：一是电影评论类刊物的数字化形式，如《当代电影》《电影艺术》《大众电影》等期刊的公众号，用专业理论分析评判电影，预测电影发展脉络;二是知识分子的自媒体影评，主要以传统知识分子视角观照电影，采用传统言说方式，即以文字为主、图片为辅或者纯文字、无图片的形式，对电影进行理性思考，如北京大学李洋教授在“大旗虎皮”公众号中，或推荐电影理论，或介绍电影史，李道新教授借助公众号“光影绵长李道新”，以专题的形式将电影公开课搬到微信平台，对电影进行专业分析与评点;三是适应新媒体传播习性的影评，如“独立鱼电影”“Sir电影”“十点电影”等影评公众号，这一股新兴力量，“拒绝进入建立在‘老人’与‘新人’相互承认基础上的简单生产循环，他们与现行的生产规则与传统模式化的生产制度决裂，放弃了对传统的影评的继承与接纳，辜负了原有的场的期望，常常只能通过外部变化来获得其产品的认可。”[4]第三类影评以崭新的批评模式投入到场域的争夺之中，所谓的网络“酷评”“劲评”“锐评”即在此列，我们姑且称这支力量为新媒体影评。新媒体传播场域中，受众注意力不集中，碎片信息驳杂，正如波德里亚对媒介文化的判断，“每一种价值或价值的碎片都在类象的夜空中一闪而过，接着便消失在无边的虚空中……这就是碎形的真实情景，也是我们当前文化的真实情形。”[5]新媒体影评采用标新立异的语言、搞怪幽默的配图、独辟蹊径的思维模式等吸引眼球的方式，佐证自己的观点与立场，努力通过自己的异质性行为在新的场域中不断争取话语权，为自己营造一个独立的、带有间隔性质的空间。

一、新媒体影评的文本写作特点

不同的載体呈现出不同的媒介性质，新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的言说方式，新媒体影评改变了电影批评的样态，并推动影评文本的重塑。

1.“魅力人格体”的虚拟第一人称

“魅力人格体”即叙述者以固定的人称或绰号自称，营造真实亲切的沟通效果和推心置腹的交流效应。如公众号“独立鱼电影”的写作者自称“鱼叔”，公众号“Sir电影”的写作者自称“Sir”，公众号“十点电影”的写作者自称“十点君”。人称化虚拟形象取代了“我认为”“我们认为”等传统称谓，降低学理性与权威性，增添谈话乐趣，叙述者和倾听者的交流平等而亲切。

很多新媒体影评以聊天式语言开篇，产生作者与读者直接对话的艺术效果，如“鱼叔承认，这的确是一部十分感人的电影，有那么几个瞬间，我的眼眶发酸，但终究，还是没有流下眼泪。为什么呢？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部——《地久天长》。”[6]一方面，写作者人为地制造出虚拟的朋友形象，类似新闻“小编”，我们对其性别、年龄、外貌一概不知，只知他是倾诉者。另一方面，固定化的人格设置和话语风格是话语权迁移的表征，新媒体影评者塑造的“魅力人格体”形象恰好反映了这种特性。网络社会的受众极具主动性与积极性，他们渴望平等对话与双向交流。新媒体的出现颠覆了信息资源与传播权力只掌握在少数传播机构和个人手中的情况，信息生产与传播渠道的多样化使得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网络影评的真诚率性、草根气息和平民精神，给电影批评带来了新鲜的气息和充沛的活力。”[7]

新媒体影评的人格化特征是影评作者表达感情倾向的一种推广策略与营销手段，正如雪莉·特克尔所言：“在网络中，人们被压缩成为一种人物简介，通过移动设备，我们在极其有限的自由时间用一种新型缩写语言，与他人对话，字母代替词语，表情符号代替情感。”[8]影评写作者借助虚拟化形象，大胆表露虚拟化情感，诉说自己对电影的认知体验。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各大公众号争先恐后推出的代言人（如十点君、鱼叔等），其话语模式甚至语音语调都极为相似，这就使得本该观点鲜明的影评走向同质化的深渊。

2.标题的“去中心”与“争中心”

如何凭借犀利有趣的标题吸引眼球，如何使用户在恒河沙数的公众号中选择自己，如何刺激受众进行持续阅读，是新媒体影评人需要迫切思考的问题。通过对比可知，新媒体影评的标题，与传统影评相比变化甚多，新媒体影评的标题一般分为以下几种：

情感型。传统影评标题中的情感倾向较隐晦，如《〈唐人街探案2：〉：类型的快感与泛文化的隐忧》《难以入心的盛唐气象幻灭图——影片〈妖猫传〉分析》。而新媒体影评的标题情感倾向明显，如《十年第一部9分国产片，去看去看去看！》《给他五星，给我们自己差评》。新媒体影评的标题情感强烈，仿若友人推荐电影。

数字型。传统影评少见将数字嵌入标题的做法，而新媒体影评则常以豆瓣评分佐证自己的观点，如《它怎么只有6.3分，我不服》《我敢说这9分动画，只有中国人做得出》。数字打分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例证，高低上下一目了然。

比较型。传统影评多是电影之间的比较，如《文化冲突中的电影策略——〈卧虎藏龙〉〈刮痧〉比较谈》《古典审美文化精神在武侠电影中的转化与消解——〈龙门客栈〉〈新龙门客栈〉和〈七剑〉文本阅读比较》。而新媒体影评则倾向于国别间的比较，如《此戰争片一出，韩国电影又赢了》《印度又出了一部我们求之不得的好片》，这种比较显现了写作者的影评功底，也扩大了读者的视野。

热点型。鉴于媒介的特性，传统影评面对热点问题有一定的滞后性，而新媒体影评紧跟热度，流量至上，如《金庸仙逝，江湖再见》《谢天谢地，他终于拿到了小金人》《蓝洁瑛：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等都是发表在影人去世或得奖的随后，时效性强。

新媒体传播是一个“去中心化”并“争夺中心化”的过程。新媒体使得任何一个互联网用户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接受者与传播者，而正是由于“去中心化”所带来的话语权的分散与下移，导致了信息扩散渠道多样化、信息体量碎片化、价值判断多元化，影评陷入文本戏谑化、接收方式图像化等问题。在新媒体浪潮中，如何“争夺中心化”成为影评人追逐的焦点，主要通过以下四种方式进行：

自我赋权而得中心化。互联网数字媒介首先带来的就是新权力范式，或称为“媒介赋权”。喻国明认为：“互联网在中国发展的20年，是信息技术从传播工具、渠道、媒介、平台进化为基础性社会要素的过程，它从本质上改变了人与人连接的场景与方式，推动社会网络关系从差序格局、团体格局向开放、互动的复杂分布式网络转型，引发了社会资源分配规则及权力分布格局的变迁。”[9]新媒体影评人正因利用了“媒介赋权”与“自我赋权”，才获得立足之地。

标题“吸睛”而得中心化。影评人精准判断用户喜好与情感倾向，并对公众关注度较高的事件快速作出反应，不仅是在“蹭热点”，也是在争夺批评主动权，凭借独辟蹊径的标题、犀利有趣的观点来博取关注度。新媒体影评在“去中心化”的网络批评场域中，推进公众号成为网络影评舆论漩涡的中心，进而争夺“再中心化”的话语权威地位。

分众传播而得中心化。新媒体影评要进行有针对性的分众传播，才能集聚大批用户，从而确立“影评中心话语”。德弗勒提出“个人差异论”，认为“每一个人都根据自己的需要、态度、价值观及其理性和情感特征，对媒介抱有倾向性，并对媒介内容进行选择。”[10]新媒体影评利用分众传播，通过大数据精准定位用户的阅读时间、阅读习惯等，平台有针对性地推出与用户阅读需求相契合、与热点相结合，又不失个性的批评文章，既增强了用户黏性，又产生阅读量与收益的双赢效果。

粉丝定位而得中心化。公众号定位读者的同时，读者也在寻找公众号，这是双向互动的过程。“网络形成了共通的影迷空间，为一批热爱电影的人提供了发表见解、寻求同道、培育趣味、获取知识的空间，使在现实生活中散落的影迷聚合起来成为群体。这种聚合相似趣味的人的空间功能，是网络影评从开始之初直到今天的最核心的意义。”[11]读者可以在新媒体影评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公众号，通过标题列表翻阅历史文章产生认同感，并通过线上交流完成群体认同行为。

本雅明的艺术生产理论认为：“一个作家如果没有教给别的作家什么东西就没有教育任何人。首先是引导别的生产者进行生产，其次是给他们提供一个改进了的器械，生产的这种模范性才是具有权威性的。而且这个器械使参加生产的消费者越多，越能迅速地把读者和观众变为共同行为者，那么这个器械就越好。”[12]影评人以标题为工具，为自己“吸粉”，且不断创新互动方式，持续刺激受众的兴奋点，进一步巩固粉丝群体。标题成为公众号以最单刀直入的方式吸引读者的双刃剑，倘若利用得当，将会打造出权威影评类公众号;若利用不当，便会陷入标题噱头化、文不对题等危机之中。

3.影评语言使用的热点与堵点

在新媒体语境下，影评人势必要采用号召力更大与感染力更强、更能激发受众观影热情的语言。相较于传统影评，新媒体语境下的影评语言产生了一定的变化。

新媒体影评大量运用网络热点词汇，即时性强。网络热词无一例外地出现在新媒体影评写作中，如“沙雕”“硬核”“仙女”“戏精”“老铁”“请开始你的表演”“还有这种操作？”“好嗨呦”“666”“抖机灵”等，既增强了文章的趣味性，又能紧随当下热点，时尚而不失风度。

然而，许多新媒体影评存在语言文化内涵缺失的现象，这需要从业者不断反思自己的影评。“如果说评论是电影的良知，那么，电影正是借助评论而对自身有了自觉意识。”[13]新媒体影评热衷于分析评论最新电影，如影评《十年第一部9分国产片，去看去看去看！》。然而，求新求快的影评写作暴露了影评语言缺乏沉淀的问题。反观老一辈的批评家，其影评的文化底蕴之深、涉及范围之广、针砭时弊之专，令新一代影评人难以望其项背。如钟惦棐先生的《读新片〈伤逝〉〈药〉并泛论电影》，[14]从影片与小说的关系谈及鲁迅小说的社会意义，再从演员的表演方面谈现实主义表演原则。时隔近40年，文章读起来仍令人豁然开朗，即使没有配图也让人印象深刻。

如何能顺利通过行进过程中的“堵点”？这是当下新媒体影评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由于传播媒介的不同与受众群体的差异，戏谑化的新媒体影评与温文尔雅的传统影评，即使是针对同一部影片的分析，也各有千秋。如同样分析电影《风声》，公众号“Sir电影”里的《全员炸裂，国片十年也就这一部》一文，从演员阵容、获奖情况、豆瓣评分等方面展示影片的艺术魅力，并采用大量截图、剧照作为佐证。[15]而传统影评对《风声》的看法则是小中见大，具有前瞻性和鲜明的思辨色彩，如毛尖等人发表在《南方文坛》上的文章《当代的隐晦肖像：讨论中国谍战剧》这样认为：“我的想法是，无论是谍战剧的走红还是谍战剧的弥散，都表征了当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甚至，说得极端点，新世纪谍战剧就是当代中国的隐晦肖像。”[16]

知识结构、文化水平与研究侧重点的不同，导致新媒体影评与传统影评话语模式全然不同。传统影评对于影片的殊荣与演员阵容着墨较少，着重对电影文本的挖掘与思考，并将其置放在整个社会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之中进行有归纳性质的总结与定位，直指影片优劣，格局开阔、反思有力。新媒体影评采用大量的图片，力图还原电影的台前幕后，但落脚点偏小，格局仅仅是“好”与“不好”、“看”与“不看”、“经典”与“非经典”，略显狭隘和极端。新媒体影评人在追求影评点击率的同时，也应该注重知识的积累，提升新媒体影评的审美趣味与文化内涵。

二、新媒体影评的变革化实践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电影，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电影批评。就网络影评而言，应该说，它是时代的产物，是新技术的产物。”[17]传播方式的改变，引发了新媒体影评与传统影评截然不同的实践方式。

1.影评之“影”大于“评”，“图”重于“文”

这里的“影”是全息的，既包含图片、符号、表情包，也包括动图、音频、视频。传统影评亦有图文配的做法，但图片只是文字的配角，起到补充说明的趣味性功用，而非如今之“图”“影”与文字分庭抗礼之比例。如戴锦华教授的《时尚·焦点·身份——〈色·戒〉的文本内外》，[18]在分析电影文本的同时插入剧照、人物原型照片等图片，延展了影评的言说空间。虽然不排除这是一种“被动型插入图片”，但是影评的图文配也显现出视觉文化的流行之势。米歇尔认为，图像“以前所未有的力量从文化的每一个层面向我们压来，从最精华的哲学理论到最庸俗的大众媒体的生产，使我们无法逃避”。[19]与之相应，文化评论也由理性的文字转向感性的图像。贡布里希写道：“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视觉时代，我们从早到晚都受到图片的侵袭。”[20]在视觉文化的冲击与裹挟下，新媒体影评对于图像的使用远远超出传统影评，图像不再从属于文字，转而与文字并驾齐驱，甚至大有图片为主、文字为辅之势。如新媒体影评《消失的香港武林》，[21]引用了香港武侠片不同时期的电影海报、演员剧照、动作动图来再现香港武侠片的发展历程。在3000字左右的影评中，插入了46张图片，有些语段甚至一句一图。丰富的图片增添了文章的视觉效果，直观呈现出港片的变迁与衰落，但也仅限于此，影评毕竟不是影展，若写作者能在此基础之上生发出武侠类型片的辉煌与跌落原因之分析、今后的发展路径之指引等，文本则更具现实意义与思考深度。

上表列举了部分阅读人数较多的公众号文章插入图片情况，通过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新媒体影评插入的图片平均在30—60张，插入图片越多、涵盖信息越丰富的影评，越能获取大量关注。相反，插入图片较少、图文关联程度不高的影评，则受众寥寥。

造成“影”大于“评”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技术的进步。技术的进步带来诸多便利，新媒体影评人奉行“有图有真相”的原则，利用新媒体截图与贴图的优势分析电影，如《〈长江图〉的萧瑟和苍茫，李屏宾是如何用电影镜头来呈现？》，[22]针对电影《长江图》的光影、画面甚至镜头参数逐一截图分析，予以专业评价，正如格伦·肯尼所说：“互联网提供的工具的确有所不同——它可以容易地截圖和贴图，这很了不起。出于这个原因，逐个镜头的分析在网站和博客上比在传统媒体的影评中要多得多，影评因此上升到了新的维度。”[23]另一方面是影评人对读者的纵容。新媒体影评人对于图片的大肆使用与读者的阅读兴趣是正相关的关系，写作者迎合甚至引导读者读图的心理预期。新媒体影评中的图像虽然起到了填补文本的不确定点与空白点的作用，却也消解了文本的部分意义，消解了读者的理性思考，消解了文字符号由能指到所指的深化过程。

莱辛认为：“文学追赶艺术描绘身体美的另一条路，就是这样：它把‘美’转化做魅惑力。魅惑力就是美在‘流动’之中。因此它对于画家不像对于诗人那么便当。画家只能叫人猜到‘动’，事实上他的形象是不动的。因此在它那里魅惑力会变成了做鬼脸。但是在文学里魅惑力是魅惑力，它是流动的美，它来来去去，我们盼望能再度地看到它。又因为我们一般地能够较为容易地生动地回忆‘动作’，超过单纯的形式或色彩，所以魅惑力较之‘美’在同等的比例中对我们的作用要更强烈些。”[24]传统影评通过文字的表达勾勒出镜头感，引发读者联想，如电影《乘风破浪》的影评：“随手拎起猪排、芹菜、锅碗瓢盆就开打，不时地制造出喜剧效果，这是典型的成龙的杂技打法，利用周围的一切进行打斗。而另一边在打打杀杀的巷子里，老人们依然可以事不关己地坐在摇椅上闭目养神，浇花，从砍杀的人群边默默走过，楼下刀光剑影，楼上怡然自得，这很有漫画感。”[25]影评人用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勾勒出影片的场景转换，画面感极强。文字此时的描述效果未必比图像差，图像化虽然迎合了观众需求，但是如果影评人过分强调图像而忽略文字，也会使读者陷入只读图、不思考的窠臼中，造成理解力的萎缩与迟钝，不利于新媒体影评的持续繁荣发展。

2.表情包的模糊性与独立性

作为新媒体文化的新兴代表，表情包文化不仅成为人们网上聊天的必备符号，也成为影评人抒发观点的惯用工具，正如彭兰教授所说：“表情包的生产与使用，是一对编码与解码的关系。表情包中每个元素的选择、不同元素间的组合方式，都是生产者的编码过程。互联网中最早产生的表情符号，是由字符组合而成，其组合规律固定，在使用时也形成了共识，解码者会采用相同的‘解读规则’，因此，通常不会产生多义性。”[26]表情包的运用有一定的独立性。这里所说的独立性并非与下文的模糊性相矛盾，而是说表情包作为图片的一种，呈现出与剧照、影评截图等图片不同的视觉传达效果，即在不借助语言的情况下，表情包可以实现自身独立意义的表达。“戏剧性的、易溶性的、视觉性的瞬间正在取代建立在记忆认知机制上的文字符号，甚至社会建构与公共议题都具备着强烈的图像化表征。”[27]表情包以戏谑化方式表达隐性文本，消解了文本的严肃性，如影评人常用凝重的“猫”表情包来表达对改编剧的担忧。影评人原本尖刻甚至带有挖苦性质的话语用表情包进行替代式表达便软化了许多。表情包生动、活泼的特点能够模糊影评者鲜明的立场与严苛的态度，将可能引起歧义的行为进行幽默化处理。同时，表情包能使读者在解码过程中，发出“不过如此”的感慨，极端的情绪也会得以化解。

但是表情包的泛化也使其含义模糊多变。同一表情包可以用于不同的文本与场景，这就使得它的意义指向变得模糊。桑塔格指出：“由于每张照片只是一块碎片，因此它的道德和情感重量要视乎它放在哪儿而定。一张照片会随着它在什么环境下被观看而改变。”[28]比如，两篇影评《9.8开局，9.7收尾，真神剧》和《满嘴脏话却告诉我们一个被遗忘的中国》都用到了电影《大话西游》中“大圣照镜”的表情包，但二者意义全然不同，与上下文语境密切相关，前者表达不要迷失本心，后者则强调世事多变。同一张表情包在不同的表达语境中呈现出不同的效果，解释的模糊性一定程度上稀释、消解了单纯使用文字的确定性。

3.短视频的“短”与“视”

短视频影评是4G网络的特殊产物。短视频影评跳出了传统的文字影评的传播范畴，将重点放在“视”上，针对受众乐于接受信息图像化、碎片化的需求，采取短视频的方式来创新影评表达，进而扩大受众范围。如知名微博账号“刘老师说电影”“暴走看啥片”、抖音账号“小侠说电影”“吃泡面看电影”等视频影评，将电影素材与个性化的幽默解说相结合，受众观看视频就相当于跟随视频作者的视角观看了一部“微电影”，极具代入感与真实性。

短视频影评的言说方式更为戏谑化。以微博“刘老师说电影”为例，几乎每条视频都以固定的东北话开头：“同学们，大家好，我还是那个知识嗷嗷丰富，嗓音贼拉炫酷，光一个背影往那一杵就吸引粉丝无数的刘老师。”[29]短视频影评采用大量的押韵、谐音梗、东北俚语等对演员演技、影片风格、叙事结构进行吐槽式解说，比如对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的解说：“正常啊，一段绝美的爱情故事里，怎么能没有癌症呢？不狗血，一点都不狗血嗷。”“咋的呀，我能想到最悲伤的事就是和你一起作妖到死啊？”[30]同时穿插大量表情包、网络流行语，辅之以解说者看似一本正经、抑扬顿挫的语调，每条视频影评的点击量都在百万以上，受众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

短视频影评解构了传统的文字式影评，消解着主流媒体的叙述话语，也冲击了前述的新媒体影评，在网络中逐步赢得话语权。短视频影评尽管有创新之处，却不应对其盲目乐观。为了迎合受众喜爱吐槽的心理需求、迎合热点话题刻意制造阅读兴奋点，短视频影评观点幽默、犀利有余，思考、沉淀不足。视频影评应既有鲜明观点，又含搞笑基因;既有关注热点的速度，又有理解电影文本的深度;既有文化底蕴，又有创新力量。短，是短小精炼，视，是视野开阔，唯有如此，短视频才是有态度、有内蕴的存在，而不是昙花一现的泡沫。

三、结语

雷内·韦勒克认为：“批评就是识别、判断，因此就要使用且涉及标准、原则、概念，从而也蕴含着一种理论和美学，归根结底包含一种哲学、一种世界观。”[31]大卫·波德维尔则提出“作为建构的阐释”。[32]“一部电影的阐释者可以将一些具有隐含意义的暗示阐发成具有指涉性的或明确的意义，批评家通过构建这种明确的意义使暗示浮出水面。”[33]电影批评既是一种建构性阐释，又是一种价值判断，是世界观、价值观的传播。

首先，無论影评的形式如何改变，内容如何丰富，图像如何演变，语言如何更迭，其内核都应是文化批评精神的坚守。传统影评人要适应传播渠道的变迁，新媒体影评人应加强理性思考能力，只有这样，电影的批评精神才不会出现断层。

其次，语言策略的变化不应指向大众与精英文化的对立。“把大众视为一种被动的消极的存在，大众不过是没有判断能力的纯粹消费者，大众文化遵循的是一种欲望原则，其审美趣味是平庸的、雷同的。”[34]新媒体影评的大行其道，正是批评权力下移的产物。而大众文化渐有沉溺于图像化、戏谑化之势。这就呼吁传统文艺工作者坚守批评初心，积极介入新媒体领域，进行知识普及与文化传播。

再次，技术手段的变革呼吁影评写作理性化。技术手段的变革使得新媒体影评写作越发依赖图像，而将本该牢记的批评精神抛诸脑后。但是我们应该始终谨记，是我们在使用图像，而不是图像在驱使我们;是我们在使用表情包，而不是表情包在奴役我们。本末倒置的结果必将是图像的滥用、表情包的俗劣、短视频的泛滥。新媒体影评的戏谑化写作与图像的使用，要在适度范围内，不应一味地纵容读者期待，不应任由图像肆意发展。

最后，新媒体影评应提高自己的理论深度与思考维度，拓宽影评的言说范畴，在更高水平与更深层次上给读者以启迪与思考，以更加积极、兼收并蓄的态度回应时代的诉求，书写更具力量、更具重量、更具容量的新媒体影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媒体与当代文学的批评实践研究”（16BZW03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巍：文学博士，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与批评。

孙彩华：辽宁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学批评与电影批评。

注释：

[1]〔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30页。

[2]〔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页。

[3]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599页。

[4]〔法〕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合并结构》，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229页。

[5]〔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6页。

[6]鱼叔：《抱歉，地久天长我没哭》，公众号“独立鱼电影”，https：//mp.weixin.qq.com/s/GwGfFTtOl43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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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石川：《草根的狂欢：当下影评失序现象透析》，《文艺研究》2010年第6期。

[8]Sherry Turkle， Alone Together：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 New York： A Member of the Perseus Books Group， 2011， pp. 18-19.

[9]喻国明、马慧：《互联网时代的新权力范式：“关系赋权”——“连接一切”场景下的社会关系的重组与权力格局的变迁》，《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38期。

[10]〔美〕梅尔文·L·德弗勒、埃弗雷特·E·丹尼斯：《大众传播理论》，颜建军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35页。

[11]唐宏峰：《网络时代的影评——话语暴力、独立精神和公共空间》，《当代电影》2011年第2期。

[12]〔德〕瓦尔特·本雅明：《作为生产者的作者》，王炳钧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6页。

[13]〔法〕安德烈·巴赞：《关于评论的思考》，崔君衍译，《世界电影》1986年第2期。

[14]钟惦棐：《读新片〈伤逝〉〈药〉并泛论电影》，《电影艺术》1981年第12期。

[15]毒Sir：《全员炸裂，国片十年也就这一部》，公众号“Sir电影”，https：//mp.weixin.qq.com/s/I-B49X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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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毛尖等：《當代的隐晦肖像：讨论中国谍战剧》，《南方文坛》2014年第4期。

[17]章柏青：《中国电影批评的困境与突围》，《当代电影》2011年第2期。

[18]戴锦华：《时尚·焦点·身份——〈色·戒〉的文本内外》，《艺术评论》2007年第12期。

[19]〔美〕W.J.T.米歇尔：《图像理论》，陈永国、胡文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