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政府审计立法思想主要有:把审计载入国家根本大法;以立法形式规定审计职权;监审合一的审计立法思想;以事前审计、事后审计和稽察为框架的审计法体系;以立法形式规定审计人员任职。五大立法思想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配合的关系。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人大法职人员监督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人大法职人员监督论文 篇1：
基层审计人员素质评析
事业是人干出来的，审计事业的发展有赖于审计干部队伍建设，有赖于审计人员整体素质的提高。县级审计机关是国家审计机构自上而下设置的最基层的一级，最基础的一环。目前，基层审计机关的干部队伍建设令人担忧，人员素质不高，结构不尽合理，难以适应审计事业发展的要求。我们从中撷取一个县级审计机关对其现有的审计人员进行结构性分析，目的是窥见一斑而知全豹，观个性而知共性，以自我审视的眼光揭示出基层审计及其审计人员的发展现状，希望对科学发展基层审计事业有裨益。
一、现状
以新余市渝水区审计局为例，该局设立了办公室、行政事业审计股、企业金融审计股，主要承担对全区４６个区直单位和部门、１７个乡镇（办事处）的审计。截至２００５年７月，该局现有在职审计人员１１人，离岗退养人员５人（属年龄超过５０岁，但未到退休年龄，作为退居二线，不在审计岗位但享受在岗人员一切待遇的人员，主要是科级干部），离退休人员４人，合计２０人。２００４年区财政除拨付人员工资之外，仅拨付审计事业费５８ ２００元，其中：公务费１１ ２００元，小车费７ ０００元，业务费４０ ０００元。而据推算，该局每年需要拨付审计事业费３０万元才能维持正常运转，其中的收支缺口需要审计部门从审计缴款返还中解决，该局的返还比例为３０％。现特对该局１１名在职审计人员作如下结构分析：
１、年龄构成：３０～３５岁２人，占１８％；３６～４０岁３人，占２７％；４１～４５岁３人，占２７％；４６～５０岁３人（其中５０岁２人），占２８％。
直观显示：没有３０岁以下的审计人员，面临离岗退养的审计人员２人。
２、职称构成：初级职称２人，占１８％；中级职称６人，占５５％；未评定职称３人，占２７％。
直观显示：没有高级审计人员，未评定职称人员占有较大比率。
３、学历构成：中专学历２人，占１８％；大专学历５人，占４５％；本科学历４人，占３７％。
直观显示：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学历培训未纳入人才发展目标。
４、职务构成：科级干部１人，占８％；副科级干部４人，占３７％；一般干部６人，占５５％。
直观显示：该局班子成员共５名，其中局长１名，副局长２名，党组副书记１名，纪检组长１名。
５、专业构成：财会类专业６人，占５５％；其他与审计业务无关的专业５人，占４５％。
直观显示：人才结构单一，复合型人才匮乏，没有适合审计事业发展需要的造价工程类、法律类、计算机类人才。
６、进入审计机关的年限构成：１９８４年～１９９０年５人，占４５％；１９９１年～２０００年１人，占１０％；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５年５人，占４５％。
直观显示：人员流动性不强，在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５年进入审计机关的５人中，担任实职的领导干部４人，一般干部１人。
二、分析
从上述的背景资料和现状分析中，折射出基层审计人员及其所处的审计机关存在着“四多四少四失”的现象，这种带有个性化的问题，能否在其他基层审计机关“对号入座”，既需要引起反思，更需要引起关注。
１、基层审计“官多兵少”，结构失衡。基层审计机关党政职数配备齐全，连同离岗退养的领导干部，超过了一般审计干部的人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上述六项结构都可以通过直观显示发现其存在着失衡的一面：局长、党组书记、副局长、党组副书记、纪检组长、副科级干部一应俱全，且这类干部基本是乡镇党政领导干部进城调入的。而一般审计人员也基本是财会类专业的人才，审计事业发展所需的工程类、计算机类、法律类审计人才却空无一人。审计机关负责人的任免受制于地方党委，双重领导基本流于形式，基层审计成了乡镇党政领导干部回城安排的集聚地，他们既缺乏审计必要的专业知识，又没有审计工作经历，这既大大削弱了审计的权威，也使审计人员的整体业务素质下降。
２、审计资源“僧多粥少”，机制失灵。随着中小型国有企业的逐步改制，垂直管理的行政机构增多，基层审计机关审计管辖权日益缩减，且都是“穷”单位，导致审计资源日益萎缩。同时政策性的资源减收因素增多：一是省审计厅审计项目授权县级审计机关进行审计的机会微乎其微，审计资源基本向省本级和市级审计机构倾斜；二是《税收征管法》中对税收征缴的规定，审计部门不能直接对被审计单位偷漏税行为进行处理处罚，导致基层审计机关缴款数额锐减；三是与公安、检察院、法院、国税、地税、财政等执法部门相比，审计署对基层建设没有具体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只提出人、法、技建设的要求，却没有人、财、物方面的支持。尤其是现行的审计行政型领导机制已经不可避免地使基层审计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政府的“内审机构”，政府的意志在某种程序上左右着审计机关的工作，审计执法有较大难度。因此，把审计部门作为创收型机关的现象不可避免地存在，直接导致审计资源减少和审计经费紧张的矛盾尤为突出，以致于基层审计面临生存危机，基层审计人员陷于本能恐慌。
３、人员流动“进多出少”，比例失调。基层审计业务人员流动少，而班子成员流动多，审计业务人员进来的少，审计领导干部进来多。与此同时，审计业务知识更新慢，没有计算机、法律、工程造价等方面的专业人才输入，人员培训力度不够，建设学习型机关的步子缓慢，审计人员的学习积极性不高，进来的领导干部因自己的年龄和政治前程等因素，缺乏学习钻研的积极性，原有审计业务人员认为自己的业务水平还可以，不愿再学习，满足于用老知识、老办法、老经验开展审计工作。基层审计机关没有形成“优者上，庸者下，平者让，劣者出”的用人激励和考核机制，基层审计工作年年徘徊不前，创新不足，起色不大。
４、审计经费“取多予少”，运转失重。基层审计机关的经费难以得到有效保证，当地财政没有确保审计事业发展的需要，审计事业经费没有随着审计人员的增加而增加，没有考虑到审计机关人员膨胀、经济负担较重的现状。对审计事业发展所需的资金要求，审计部门通过审计缴款按一定比例返还的方式进行解决，审计缴款又受多种因素制约，难度很大，且相对其他执收执罚部门而言，审计缴款额的返还比例过低，基层审计机关维持正常运转日渐艰难。
三、取向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没有基层审计的呼应，再狂的审计风暴也会昙花一现；没有基层审计人员的参与，科学发展审计事业就将面临行而不远的境况。因此，坚持从基层抓起，切实把基层建设作为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工程来抓，始终把建设基层、服务基层、发展基层作为审计工作的重点，这既是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审计部门的应有之义，又是整体推动国家审计事业的当务之急。因此，作为基层审计人员，必须严谨细致搞审计，立足创新谋发展：
一是立足体制创新，着重闯禁区破误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纵观宪法，总共１３８条中有７条出现过“审计”这一词汇，是整个执法部门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执法部门能够象审计部门那样在宪法当中有着明确的管理体制上的规定；纵观审计机关成立二十多年来的发展道路，可以说没有哪一个经济执法部门能够象审计部门那样更需要独立性和权威性。宪法中审计体制的规定和审计的发展实践具体体现到基层这一级，监督能力和审计实效、独立性和权威性大打折扣，因此，宪法对审计体制的明确规定，成为审计体制创新的禁区，使得任何对审计体制模式的理论研究都成为纸上谈兵。另一方面，审计署对审计体制创新不参与、不鼓励，对国外先进的审计体制和管理模式不借鉴、不吸收，对基层审计事业的现状不关注，不支持，形成审计署劲吹“审计风暴”和基层审计悄无声息这一巨大落差，形成其他执法部门的改革如火如荼和审计体制改革噤若寒蝉这一鲜明的反差，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审计署为审计体制创新大胆建言的主观努力不够，成为审计体制创新的误区。针对这些禁区和误区，现行的审计体制到了伤筋动骨，体制再造，非改不可的地步了。当务之急在审计领导体制方面进行法律的重新确定，建议改审计行政模式为审计垂直管理模式，省以下审计部门由审计署垂直管理，这样，审计部门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就更强，审计质量和审计效率就更高，审计环境就更优，审计监督的力度就更大，审计资源就更多，基层审计经费就更有保障，审计机关就可以在经济领域和反腐败领域具有更多的作为。
二是立足管理创新，着重强效能促发展。通过实行“优化组合、强化管理、细化责任、量化考核、硬化监督”的举措，推动审计人员聚精会神搞审计，专心致志干工作，立足岗位做贡献，挖掘潜能求发展；实行“优质服务零投诉、文明执法零举报、严谨细致零违诺、确保质量零差错”的服务举措，规范执法行为，控制审计风险，提高审计质量，做到防范胜于查处，监督寓于服务；着力构建制度约束体系、考核奖惩体系、跟踪督察体系，推动基层审计人员在思想、纪律、作风、业务、技术上充分履行好审计监督职能，实现基层审计的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三是立足素质创新，着重抓基层打基础。审计队伍素质的高低，事关审计质量优劣，事关审计职能发挥，事关审计事业兴衰。因此，通过建立适应审计工作需要的干部管理机制，进一步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实行中层领导干部公推公选、审计组成员竞争上岗、优化组合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增强审计干部队伍的活力，积极探索审计事业以人图发展、以人促进步的有效途径；建立审计职业化管理体制，实现审计人员的职业化、专业化、规范化，杜绝审计部门随意进人的现象，着力培养复合型人才，健全审计职业教育体系，针对不同职级、岗位和知识结构的人员，采取集中办班学习、外出业务培训、岗位自学、业务练兵等渠道，实施分层次培训，使培训工作覆盖审计干部职业生涯，在基层审计机关打造一支懂审计、懂会计、懂经济、懂管理、懂计算机辅助审计的复合型人才。
四是立足执法创新，着重优配置树形象。实行相互配合、协同作战的审计方式，打破传统的以行政科室划分审计组的旧模式，采取开放式的竞争上岗新模式：审计组长实行民主推荐制，主审实行竞争上岗制，一般成员实行双向选择制，激发基层审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通过开展行风政务评议、向社会公开承诺、审前公告、审计回访等活动，加强机关作风和党风廉政建设，做到审计问效、问廉、问责，树立公正执法的形象。
作者：李志坚 陈 剑 廖南生
人大法职人员监督论文 篇2：
民国时期的政府审计立法思想
民国时期的政府审计立法思想主要有:把审计载入国家根本大法;以立法形式规定审计职权;监审合一的审计立法思想;以事前审计、事后审计和稽察为框架的审计法体系;以立法形式规定审计人员任职。五大立法思想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配合的关系。
[关键词]民国时期;政府审计;审计立法;审计史
方宝璋(1951—),男,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经济史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审计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财经监督史;朱灵通(1975—),男,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审计思想史。(江西南昌 330013)
民国时期,在近代资本主义民主法治思想的影响下,政府比较重视审计立法工作,立法较为详尽完备。其所体现的政府审计立法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把审计载入国家根本大法
(一)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宪法中的审计规定。1913年的《天坛宪法草案》[1](P185-186)第105条规定:“国家岁出之支付命令,须先经审计院之核准。”这条主要确定审计主体、审计对象和审计权。第106条规定:“国家岁出岁入之决算案,每年经审计院审定,由政府报告于国会。众议院对于决算否认时,国务员应负其责。”这条主要规定了审计报告程序及其被否决时的责任问题。第107条规定:“审计院以参议院选举之审计员组织之。审计员任期九年,每届三年改选二分之一。审计员之选举及职任,以法律定之。”这条规定了审计人员的任职期限和选举办法。第108条规定:“审计院设院长一人,由审计员互选之。审计院院长关于决算报告,得于两院列席及发言。”这条规定了审计院院长的选举办法及明确了审计长直接向两院报告工作。1913年的《天坛宪法草案》在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把审计载入国家根本大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914年5月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约法》第57条规定:“国家岁出岁入之决算,每年经审计院审定后,由大总统提出报告书于立法院,请求承诺。”第58条规定:“审计院之编制,由约法会议议决之。”[2]比较前法的相关条款,该法进一步明确了报告主体,即由大总统报告;同时,该法规定了审计院组织编制的决定机构。
1923年10月10日,民国北京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宪法》[3](P30-41),该法与1913年《天坛宪法草案》的审计条款比较,其变化主要有:一是规定审计人员的任职资格和保护措施,如第121条规定:“审计院之组织及审计员之资格,以法律定之。审计员在任中,非依法律,不得减俸、停职或转职。审计员之惩戒处分,以法律定之。”二是改变了审计院院长的选举方式,变间接选举为参议院直接选举,如第122条规定:“审计院之院长,由参议院选举之。”
(二)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仍然重视在国家根本大法中规定政府审计制度。1936年5月5日国民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第87条规定:“监察院为中央政府行使监察权之最高机关,掌理弹劾、惩戒、审计,对国民大会负其责任。”[4]这条规定监察院掌握审计权,明确了监审合一体制。
1947年1月1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宪法》[5](P5),比较前法,该法的变化主要有:一是对审计报告时间做出了刚性的规定,如第105条规定:“审计长应于行政院提出决算后三个月内,依法完成其审核,并提出审核报告于立法院。”二是规定了审计长的任命程序,如第104条规定:“监察院设审计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由上可知,民国时期的历届政府在审计立法思想上都十分重视把政府审计作为国家不可或缺的基本建制,载入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之中。综合上述宪法的审计条款,主要内容有:审计主体、审计对象和审计权;审计报告程序、报告关系和报告时间;审计人员的任职、选举办法和保护措施,等等。把审计载入国家根本大法,其目的是提高审计在国家经济监督中的地位,把审计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它对以下四大立法思想起着根本性的促进、保障和指导作用。下面的许多审计法规是它的进一步具体化。
二、以立法形式规定审计职权
民国时期的审计立法,其中重要的内容就是规定审计的职权范围及保证行使审计职权的措施。其有关审计职权的主要立法有:(1)1912年北京政府颁布的《暂行审计规则》[6](P389-390)。该法主要规定的审计职权有审查支出、决算、国库、簿记、官有财产、国债等权力,同时具有质问权,通知处分、惩戒权。(2)1914年10月2日北京政府公布实施的《审计法》[7](附录,P53-54)。该法规定审计院除法令规定之大总统、副总统岁费暨政府机密费外,应行审定者有总决算、各官署每月之收支计算、特别会计之收支计算、官有物之收支计算、由政府发给补助费或特与保证之收支计算、法令特定为应经审计院审定之收支计算等。具体而言,该法在前法的基础上增加的审计职权有调阅取证权、委托审查权、追溯权。(3)1938年5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审计法》[5](P33-35)。此法不仅详细规定了审计的各种职权,而且,为保证审计职权的贯彻与执行,还规定了被审机关必须配合审计机关审查的具体做法,可谓是国民政府在审计立法上对审计职权规定的较大突破。因而对此予以重点介绍。
比较前面的审计立法,此次《审计法》增加的审计职权和保证审计职权行使的措施有:
(一)独立审计权。如第9条规定:“审计人员独立行使其审计职权,不受干涉。”独立性是审计的灵魂,没有独立性,审计就失去价值。此次立法,突出“独立”二字,可谓是最大的亮点和进步。
(二)核签支付权。如第20条规定:“各机关违背本法之规定,其情节重大者,审计机关除依法办理外,并得拒绝核签该机关经费支付书。”第21条规定:“审计机关或审计人员对于各机关显然不当之支出,虽未超越预算,亦得事前拒签或事后驳复之。”第30条规定:“财政机关发放各项经费之支付书,应送审计机关核签,非经核签,公库不得付款或转账。”第31条规定:“各机关收支凭证,应连同其他证件,送驻公库或驻各机关之审计人员核签,非经核签,不得收付款项,但未驻有审计人员者不在此限。”以往审计立法规定的审计职权大都从事后审计的角度。此次审计立法不但规定审计机关事后审计的权力,而且赋予审计机关事前审计的权力,核签支付权就是事前审计权的体现,“非经核签,公库不得付款或转账”,这样能使审计达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
(三)稽察权。如第13条规定:“审计机关为行使职权,得派员持审计部稽察证,向有关之公私团体或个人查询或调阅簿籍、凭证或其他文件,各该负责人不得隐匿或拒绝,遇有疑问,并应为详实之答复。行使前项职权,遇必要时,得知照司法或警察机关协助。”第46条规定:“审计机关对于各机关之一切收支,得随时稽察之。”当时政府审计专家蒋明祺曾指出:“政府专设机关为行使审计职权,以公正态度,严密方法,对于各级政府岁出入之达成收付实现与权责发生诸程序及关系问题,随时随地,对事对人,从事考验者,谓之稽察。”[8](P5)可见,稽察就是在审计事务分掌上把对事的审计和对人的监察合二为一。因此,稽察权实际上是把一部分原属于监察的权力直接赋予审计机关。这可以增加审计的监督效率。
(四)送请监察院核办权。如第12条规定:“审计人员为行使职权,向各机关查阅簿籍凭证或其他文件或检查现金财物时,各该主管人员不得隐匿或拒绝,遇有疑问并应为详实之答复。遇有违背前项规定,审计人员应将其事实报告该管审计机关,通知各该机关长官,予以处分,或呈请监察院核办。”第15条规定:“审计人员发觉各机关人员有财务上之不法或不忠于职务之行为,应报告该管审计机关通知各该机关长官处分之,并得由审计部呈请监察院依法移付惩戒。”在监审合一体制下,这项权力有助于加强审计和监察两个部门之间的联系和配合,提高监督的效力和效率。
(五)知照司法或警察机关协助权。如上列第13条,是一项很重要的保证审计机关行使职权的措施。有了这项权力,审计机关可以得到强力部门的支持和配合。
(六)封锁权。如第14条规定:“审计机关或审计人员行使前二条之职权,遇必要时,得临时封锁各项有关簿籍、凭证或其他文件,并得提取其全部或一部。”封锁权一般属于公检法机关的权力,此次立法使审计机关直接拥有“封锁各项有关簿籍、凭证或其他文件,并得提取其全部或一部”的权力,这可以有效阻止被审计单位转移违法资料,从而保全审计证据。
(七)规定主管长官负连带责任。如第16条规定:“审计人员对于前条情事,认为有紧急处分之必要,应立即报告该管审计机关通知该机关长官从速执行之。该机关长官接到前项通知,不为紧急处分时,应连带负责。”这也是一项重要的保证审计机关行使职权的措施。以往的立法只是规定审计机关有通知主管长官处分下属的权力,没有规定主管长官不执行处分时所承担的责任问题。此次立法突出主管长官要负连带责任,这有助于增加审计决定的权威性。
《审计法》中的审计职权条款是对宪法中有关审计权规定的进一步具体化和丰富。它对审计实际工作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例如,审计机关1942年对149个县的田赋实施稽察审计,发现的问题主要有:征收手续未依照规定办理、挪用购粮款项、会计报表未按期编造,内容不够详实等问题。[9]审计机关1938年起对军用品的生产和采购、防空费的使用情况进行稽察。审计机关通过对田赋、军费的稽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减少了军费的不法支出。总之,审计立法中审计职权的增加提高了审计机关的权威,加大了执行审计处分的力度,促进了对财政的合法性、合理性和经济性审计,有助于抗战时期国家加强对经济的统制。
三、监审合一的审计立法思想
民国时期,审计立法思想受五权分治政治体制的影响,其重要内容在诸多方面都体现出监审合一的立法理念和原则。
(一)审计立法在机构设置上体现监审合一。1925年7月17日广州国民政府颁布的《国民政府监察院组织法》规定,监察院职权为监察国民政府所属各级机关官吏之行动及考核税收与各种用途之状况。原大本营审计处之事务,由监察院接管,监察院以第二局掌理训练及审计事宜。[10]1928年10月通过的《监察院组织法》规定,监察院设审计部掌管审计事项。[11]从此以后,南京国民政府在审计立法上均明确规定,审计部隶属于监察院。
(二)审计立法在分掌事务上体现监审合一。1932年6月24日通过的《修正监察院组织法》第五条规定:审计部掌理稽察政府所属全国各机关财政上之不法或不忠于职务之行为。[12]稽察的出现是监审合一思想在分掌事务上的明显体现,稽察既包含审计事务,又包含监察事务。又如1938年《审计法》第46条规定:“审计机关对于各机关之一切收支,得随时稽察之。”[5](P35)
(三)审计立法在权力行使的配合上体现监审合一。1926年10月4日,国民政府再次修正《国民政府监察院组织法》,规定监察院下设4个科。4个科的职责紧密相连,第一科考查各种行政事项;第二科监督财政,稽核中央及地方财政收支,并统一官方簿记表册事项等;第三科针对第一、二两科所查出的问题和涉及的官员提出弹劾和行政诉讼;第四科对违纪官员实行审判和惩戒。[13]这里,第二科职责属于审计性质,第三、四科职责属于监察性质,第三、四科对第二科查出的问题,进行弹劾、行政诉讼或审判和惩戒。这表明审计和监察的权力行使是在同一个组织内进行的,即在监察院内部协调配合,审计查出的问题由监察来配合执行,而不是两个独立组织之间的外部协调。1938年颁布的《审计法》中,一些条文也体现了审计与监察权力在同一组织内部的配合行使。上文已有论述,兹略。
上述监审合一思想中,机构设置上的监审合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分掌事务和权力行使配合上的监审合一是前者的具体化。总而言之,监审合一就是将审计权隶属于监察系统,置审计部于监察院之下,让其行使司法监督之审计权力。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御史监察制度和西方超然独立的现代审计制度的结合,体现了审计立法中既学习西方又结合国情的理念。监审合一思想是宪法中审计主体条款的进一步具体化。它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例如,监察院从成立之日起,在短短的50多天时间里,便收到控告官吏案件400多起,经查实并拟提出惩戒的案件有80余起。[14](P133-134)1925年8月11日,监察院根据同德工会主席阮兆年的举报,对集贤合作社进行审核,发现集贤合作社向粤路路局职员行贿,路局职员收受贿赂的证据确凿。监察院请求国民政府从严处理,国民政府下令,对于刑事诉讼部分,应由监察院送司法委员会交代法院办理。[15](P69)通过监察和审计的配合,加大了财政监督的力度,惩处了贪官污吏,为广州国民政府北伐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财政支持。
四、以事前审计、事后审计和稽察为框架的审计法体系
1938年,国民政府公布实施了新《审计法》。这次对《审计法》的修正是民国审计立法中比较重要的一次,其显著标志就是以事前审计、事后审计和稽察作为立法体系的框架。[5](P33-35)
该法第二章事前审计规定:各机关应于预算开始执行前,将核定的分配预算送审计机关,其与法定预算不符者,审计机关应纠正之;财政机关发放各项经费支付书,应送审计机关核签,非经核签,公库不得付款或转账;各机关收支凭证应连同其他证件送驻公库或驻各机关的审计人员核签,非经核签不得收付款项,但未驻有审计人员者不在此限;审计机关或审计人员对于支付书或收支凭证核签与否,应从速决定,除有不得已事由外,自收受之日起不得逾3日。
第三章事后审计规定:驻有审计人员机关,应将各项日报逐日送该审计人员查核,该审计人员对其各项簿籍,得随时检查并与一切凭证及现金财物等核对;各机关于每月终了后,应依法分别编制各项会计报告,送该管审计机关或驻该机关审计人员查核;未驻有审计人员的机关,其收支凭证因特殊情形准予免送者,审计机关除就报告查核外,得派员赴各机关审核其有关簿籍、凭证及案卷;驻在或派赴各机关审计人员,应将审核结果向该管审计机关报告,经决定后分别发给核准通知或审核通知于各该机关;各机关编制的年度决算,应送审计机关审核,审计机关认为符合者,应发给核准书;各级政府编制的年度总决算,应送审计机关审定,审计机关审定后,应加具审计报告,由审计部汇核,呈由监察院转呈国民政府。
第四章稽察规定:审计机关对于各机关一切收支,得随时稽察之;审计机关对于各机关现金、票据、证券,得随时检查之;审计机关对于各机关财物,得随时盘查;各机关营缮工程及购置变卖各种财物之开标、决标、验收,应通知审计机关派员监视,其不合法定手续或契约章则不符者,监视员应纠正之;经管债券机关于债券抽签偿还及销毁收回债券时,应通知审计机关派员监视。
这一审计立法体系的建立对国民政府时期的审计工作影响很大,具有指导性的意义。事前审计、事后审计、稽察三者,由审计部三厅分掌之,各有联络,又独立各负其责,同受审计部部长指挥监督,借以对国家财政财务状况实行全过程的动态审计监督。在这一立法思想的影响下,审计部分别制定了事前审计、事后审计和稽察的工作标准和审计质量检查要点,用来指导实际审计工作。例如,抗战时期审计部决定对公库进行事前审计后,每半年对公库进行一次事后审计,由审计部第二厅和第三厅派员会同办理。[16]显然,这体现了对公库进行事前、事后和稽察全过程的审计监督。
五、以立法形式规定审计人员任职
民国时期,为确保审计人员的专业能力,并督促他们独立、客观、公正地行使审计职权,审计立法中对审计人员的任职条件、保护措施、限制兼职和回避原则等做出具体的规定,体现了当时审计立法中较强的民主与法治思想。下面介绍当时主要立法中关于审计人员任职的规定。
(一)北京政府时期。公布了《审计院编制法》[7](附录,P52),主要规定了审计人员的任职资格和保护措施。其中,前者主要从审计人员的学历、经验和工作业绩三方面考虑,后者规定:“审计官、协审官非受刑法之宣告或惩戒之处分,不得令其退职或减薪。”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建立健全审计机构的同时,还进行了审计人员队伍的建设,规定了各类审计人员的任职条件、保护措施、限制兼职及回避原则等。
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3月公布《审计院组织法》[17](法规,P1-3),主要对审计和协审的任职资格和限制兼职做了规定。1929年10月公布的《审计部组织法》[18](法规,P3-5)对任职资格做了补充,从专业领域学历、从事专业工作经验、工作成绩等三个方面来选拔各层次审计人员。1939年3月颁布的《审计部组织法》[19]主要对专业审计人员的回避原则做出了详细规定。
1945年12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对《审计部组织法》[5](P13-14)进行了修正公布。这次修正对审计人员的任职条件、保护措施、限制兼职和回避原则等做了较为全面、详尽、系统的规定。因此,下面着重介绍该法。
该法第11条规定:“审计须以具有左列资格之一者充之:一、具有第十二条或第十三条之资格,并曾任简任以上官职者。二、现任最高级协审、稽察一年以上,成绩优秀者。前项第一款规定,于常务次长准用之。”这里的第一条侧重于官职,第二条侧重业绩和工作经历。
第12条规定:“协审在未有考试合格之人员以前,须以具有左列资格之一者充之:一、曾在国内外专门以上学校,习经济、法律、会计之学三年以上毕业,并有相当经验者。二、曾任会计师或关于审计之职务三年以上,成绩优良者。”可见取得协审的资格要有专业学历和工作经验,或者要有工作经验和工作业绩。
第13条规定:“稽察在未有考试合格之人员以前,须以具有左列资格之一者充之:一、于稽察事务所需学科,曾在国内外专门以上学校修习三年以上毕业,并有相当经验者。二、于稽察事务曾任技师或职官三年以上,成绩优良者。”可见,稽察资格的规定基本和协审相同,即须具备专业学历和工作经验,或者工作经验和业绩。
综上所述,该法主要从专业学历、工作经验和工作业绩等三方面规定审计人员的资格,以确保审计人员有一定的专业胜任能力。
有关审计人员的保护措施,该法第14条规定:“审计、协审、稽察,非有左列情形之一,不得令其转职。一、在年度开始,因职务重新分配,有转职之必要者。二、审计机关有添设或裁并者。三、因法定原因有缺额者。四、因法定回避原因,有转职之必要者。”第16条规定:“审计、协审、稽察非受刑事之宣告或惩戒处分者,不得免职或停职。”这两条主要是为了保障审计人员在职业上的独立,排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有关审计人员的限制兼职,该法第17条规定:“审计、协审、稽察在职中,不得兼任左列职务:一、其他官职。二、律师、会计师或技师。三、公私企业机关之任何职务。”在这里第1点是为了确保审计人员的组织独立,第2和第3点为了确保审计人员的经济独立。
有关审计人员的回避原则,该法第15条规定:“审计、协审或稽察,与被审计机关之长官或主管会计、出纳人员为配偶,或有七亲等内之血亲,或五亲等内之姻亲关系时,对该被审计机关之审计事务,应行回避,不得行使职权,因其他利害关系颇有瞻徇之虞者,亦同。审计、协审或稽察与被审计之案件有利害关系时,对该案件,应行回避,不得行使职权。”这条规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假公济私,损害客观公正。
总的来说,审计人员的保护措施、限制兼职和回避原则主要是为了确保审计人员在审计工作中独立、公正、客观地行使审计职权。这些法规中的审计人员任职规定是宪法中审计人员任职条款的进一步具体化。
这一立法思想对审计实际工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例如,到1946年底审计部的职员和工勤人员有435人,其中具有大学文化水平的有218人,占比为50.11%。[20](P4-8)审计人员的学历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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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宝璋 朱灵通
人大法职人员监督论文 篇3：
论美韩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摘要：美国是世界上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最完善的国家之一，韩国是后发国家，其1981年才建成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但是在执行中却铿锵有力，使韩国从严重腐败国家一跃成为世界廉洁国家之一。我们应该借鉴美国的立法技术及经验，如广泛的申报主体、详细的申报内容、公开原则等，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在实施的过程当中要注重借鉴韩国的经验，高层领导要下定决心，强力推动，相关配套措施要健全等，促使我国早日建成廉洁国家。
关键词：
公务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配套；领导推动
F2
文献标识码：A
今年两会期间，中国梦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无限的希望和遐想。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反腐败是实现中国梦的前提，在腐败之风盛行的我国，建立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有利于从源头上预防腐败。引进西方发达国家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成功经验，有利于促进我国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建立。 美国有着世界上最完善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我们在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制定上可以吸收其技术经验，提高我国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建设的质量和水平；韩国与中国同处亚洲发展中国家，有着类似的社会发展经历和社会传统文化背景，借鉴其成功的经验对我国公务员财产申报以及反腐败制度的建设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意义。
1美、韩国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介绍以及对我国的制度借鉴意义
1.1美韩两国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介绍
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是指国家公务员在担任国家公职期间，依法申报属于自己以及相关亲属的财产，以接受有关法定机关的监督检查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制度。
美、韩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主要是包括申报主体、申报内容、受理申报的机关、财产申报的保存与公开以及关于财产申报的责任追究机制组成。
（1）申报主体范围广泛。
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所以《联邦道德法》中规定的申报人员包括三类：一是包括白宫官员在内的所有政府官员；二是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员及其雇员；三是法官和司法雇员。
韩国《关于公务员财产申报的国务总理指示》，规定申报的对象为行政部所属三级以上的公务员（包括地方公务员）和相当级别的公务员、四级的行政长官等。法律首先对须申报及公开财产的官员对象列出了具体职位名单，符合条件者都可对号入座。各个单位根据法律所规定的范围，又详细地开出了本单位须申报及公开财产的人员名册，落实到人。申报义务者除须申报本人财产外，还要申报配偶及直系亲属的财产。
（2）申报内容明确细致。
美、韩的法律对申报内容的规定细致入微，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针对性。
美国公务员财产申报的范围十分广泛，政府联邦道德署制定了统一的申报书，内容明确细致，可操作性很强。其主要内容包括：财产及其收入，包括个人及其配偶和抚养子女的所有财产，这些财产所带来的收益，以及各种服务性收入；买卖交易，即申报人必须报告本人及其配偶和抚养子女某些财产的买卖和交换情况；馈赠、补偿、旅行，申报人必须申报本人及其配偶和抚养子女所接受的食、宿、行、乐方面的馈赠和款待、各种补偿、好处及其他有价值的赠品；债务；任职协议与安排；政府工作之外的兼职收入；5000美元以上的来源，初次任职者申报此项。
韩国法律作了明确甚至有些琐细的规定。申报的财产包括不动产的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和转卖权，矿业权、渔业权以及其他不动产规定所确定的可以使用的权利，各种动产、有价证券、债权、债务以及无形财产权。
（3）申报的受理机构权威独立。
美、韩两国都建立了专门、公正、权威的审查管理机构。
美国受理机关拥有很强的独立性。美国目前的受理机构为政府道德署，其职能单一、专业性很强，独立于其他机构，能够独立开展工作，只向上级领导机关或权力部门负责，而不受被审核人员及人员所属部门的领导或干涉；权限很大，具有决定权力，能够制定标准，立法权较大；对申报者可直接进行管制，执法权较大；负责人由总统任命。
根据《公务人员伦理法》，韩国在国会、大法院、宪法裁判所、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政府、地方自治团体、汉城特别市、直辖市、道教育厅设立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主要负责对各委员会所辖公职人员的财产登记情况进行审查，并对审查结果进行处理。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每年还应将财产登记审查情况编成年报向国会报告。为保证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审查财产登记的有效性，法律赋予其一定的调查权、处理权。
（4）申报的保存与公开。
美国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要分别对各自的财产申报材料进行保管，为期6年，过后要将申报材料销毁。但是，如果某项申报材料涉及正在进行的某个案件的调查，那么这项申报材料不能销毁。财产申报结束的15天以内，应将申报材料公开，供大众查阅。美国实行的是职级公开原则，《政府道德法》规定，凡担任赋有重要决策权和指挥权的官员、高级科技人员、咨询顾问人员等，必须公开申报本人及其配偶和抚养子女的财产状况。其他的人员则实行秘密申报原则。
美国采取的是有限制公开原则，而韩国采取的全部公开原则，所有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材料均可依法查阅。特别是少数政府高级官员的财产申报材料会定期刊载于公开发行的公报上，民众及媒体经由公报而无须申请查阅。
（5）责任追究机制。
美、韩两国的法律都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
美国政府规定了严厉的违规处罚措施。美国法典和《政府道德法》对违反利益冲突规定的行为和财产申报中的违规行为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对拒不申报、谎报、漏报、无故拖延的申报者，各单位可对当事人直接进行处罚。司法部可对当事人提出民事诉讼，法院可判处1万美元以下的罚款。对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的人，可提出刑事诉讼，判处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或5年监禁。违反利益冲突法的规定、参与与其经济利益有关系的事项的行为，判处1万美元以下的处罚或2年以下的监禁，或两项并处。
根据《公职人员伦理法》，登记义务者如不进行财产登记、不申报变更事项和提交材料、不诚实地进行财产登记，可判拒绝登记财产罪，获一年以下徒刑或1000万韩元以下罚款；机关首长如果不按公职伦理委员会要求而提供虚假报告或材料，可判提供虚假材料罪，处以一年以下徒刑或1000万韩元以下罚款。对要求出席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举行会议的人如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席则可领拒绝出席罪，处以6个月以下徒刑或500万韩元以下的罚款。
1.2美韩两国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美韩两国公务员财产申报之所以能够成功推行，其根本原因在于两国都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完善的财产申报制度。对此，我国可以借鉴两国关于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立法技术经验，建立起适合我国情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其具体借鉴如下：
（1）扩大申报主体范围。
美、韩两国的申报主体都十分广泛，而且都有对军职人员的财产申报，这对反腐败效果明显。根据我国的国情，公务员人数众多，如果全部申报将会需要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也没必要，因此可以考虑像美国和韩国一样按职位级别进行申报。首先，制定一张职位申报单，详细罗列应该进行申报的职位，再由职位落实到人。其次，申报人员不能仅限于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还应该包括相应级别的公职人员、容易滋生腐败的相关领域和地区的具有一定级别的公务员、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国家事业单位的领导人等。
（2）详细罗列申报内容。
在我国的行政文化当中，“上有对策下有政策”已经成为下级公务员应对上级政策的一种手段，因此我们在指定公务员财产申报内容的时候一定要详细、完整，而且对相关概念要界定清楚，避免申报主体在申报时抓制度的漏洞而不报或少报。首先，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统一制定公务员财产申报书，把申报内容分类罗列在表上。其具体的申报内容可以参考美国、韩国的申报内容以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关于财产申报部分的内容制定。其次，在我国，很多高级公务员同时还兼任了其他的职务，一人身兼多职的情况很普遍，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向美国一样，规定公务员的兼职情况也应该申报，因为，公务员有通过其所兼任的职务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可能性。
（3）建立权威独立的申报受理机构。
美韩两国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工作之所以做得这么好，效果这么明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设立了权威、独立的申报受理机构，能够公平、公正的对所申报内容进行审核。由于我国公务员的申报受理机关是各级政府的人事部门，隶属于行政系统，因此其独立性明显不够，在审查过程中很难做到公正无私。鉴于以上情况，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独立的、垂直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受理机构系统，下级受理机构只对上级受理机构负责，不受同级其他机构的干预，其财权也是由上级划拨。唯有这样才能保证其权威性、独立性以及公正性。
（4）确保申报向社会公开。
首先，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其财产必须向人民公开。其次，公开原则是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核心原则，如果其申报不向社会公开，则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作用将大打折扣。我国目前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实行的是非公开原则，申报缺乏监督，使得申报流于形式。笔者建议我国公务员财产申报实行向社会公开的原则，中央国家机关的公务员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其具体公开方式可以采取在自己的门户网站上公开或者其他方式公开，接受全国公民和新闻媒体的监督；地方领导干部的财产申报情况在自己的辖区范围内公开，接受本地公民和新闻媒体的监督。
（5）建立完善的责任追究机制。
由于美韩两国都是把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提高到了法律的高度，因此，对财产申报过程中的违法行为的惩罚措施多种多样，而且比较严厉，其警示作用非常明显。在我国，由于公务员财产申报是以行政法规的形式颁布的，其效力不高，警示作用不明显，违规行为普遍存在，处罚力度较弱，仅限于行政处分或者党纪处分。因此建议我国制定公务员财产申报法，提高其法律位阶，增强其警示作用，如果不申报或者少报瞒报直接构成违法行为，可以对其进行法律制裁。同时，要实行多种惩罚方式并用的原则，综合运用经济制裁、政治制裁、法律制裁等方式。
2美、韩两国成功实行公务员财产申报的经验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美、韩两国成功的制定和执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并且反腐败成果显著的原因除了制定了完善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之外，还是其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
高层领导的强力推动是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成功实行的关键。
韩国曾经是一个腐败非常严重的亚洲国家，其最开始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为了减少阻力实行的是非公开的原则，直到1993年，金泳三成为了第一位直选的文职总统之后，在法律并没有规定官员财产公开的情况下，于就职后第二天，率先公布自己及全家财产。后来许多高官在舆论的压力下纷纷公开自己的财产，很多官员由于以权谋私，被舆论要求辞职。后来，金泳三政府又着手修改《公职人员伦理法》，经国会通过后于1993年7月生效。此后，韩国公务员财产申报的公开成为了公务员的例行公事。
以上我们可以看到，韩国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公开是金泳三总统以身作则的结果，更是后来金泳三政府坚定实行、不断努力的结果。领导的垂范作用以及强力推动是公务员财产申报成功实行的关键。目前，我国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实行的也是非公开的原则，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行政文化中，上层领导可以以身作则，率先公开自己的财产，起示范作用。其次，我国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只要高层领导下定决心要实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那么就会很容易在全国推行。因此，高层领导在实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上不能含糊，要下定决心，实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是符合世界历史潮流的，尽管这在我国还存
在一些困难和阻力，也有人说这是领导者自己割自己的肉，
作者简介：
汪君（1986-），女，安徽黄山人，安徽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金融。
但是长痛不如短痛，我们要坚定信念，一往无前。
（2）完善的相关配套制度是公务员财产申报成功实行的保障。
不管是美国还是韩国，其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成功实行都不只是因为其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本身的完善，还是其他相关制度相互作用的结果。在韩国，其关于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律会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动而不断的修订和完善。同时，为了成功推行公务员财产申报，1993年8月12日晚7时45分，金泳三根据韩国宪法第76条“总统紧急命令权”闪电发表了实施金融实名制的命令，从此所有个人和企业与金融机构进行交易时都必须使用实名，不得用假名、假地址。金融实名制作为财产申报制度的配套措施，可以消除行贿受贿，使财产公示制度真正落到实处。后来的卢武铉政府于2007年还出台了加强对贪污腐败公务员惩戒力度的《腐败公务员处罚强化对策》，延长了对犯下收受钱财、接受宴请、挪用公款和贪污等腐败行为的公务员的处罚刑期。美国也分别在其民法、刑法等法律中规定了关于公务员财产申报违法的处罚措施。
两国关于公务员财产申报的配套制度都非常健全，为公务员财产申报的成功是实行提供了保障。在我国，还没有专门的公务员财产申报法，我们仅有相关的行政法规，而且没有相关的配套法规和制度，这也就为我过公务员财产申报的成功实行埋下隐患。我们必须建立健全相关的配套措施，如建立金融实名制，在刑法、民法中增加关于违反公务员财产申报规定的处罚，在《公务员法》中增加公务员有如实申报自己财产的义务，在《监督法》增加关于公务员财产申报的监督内容，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中增加一条规定，在任用党政领导干部时必须要求其申报自己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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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