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残联形象分析论文

作者简介：陈瑞航（1997-），男，汉族，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在读，研究方向：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基层残联形象分析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基层残联形象分析论文 篇1：

孙敏故事：表演与教学的互相延伸

在年轻一代的观众心目中，提起孙敏可能有些陌生，但在父辈人心中，他可是一代偶像明星。他虽然不是高产演员，但他的每一部作品都能在观众群中得到共鸣，每一个角色都是那样的生动、自然。从1985年的电视剧《今夜有暴风雪》中的小瓦匠，到2011年数字电影《守望者》中的谭东，无论角色的大小，他都会精心准备。金鸡奖、小百花奖、飞天奖、百合奖等国内的大小奖项，几乎都让他拿到了。

而近几年，他将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教学中，他不奢求每一位学员都能成为明星，只希望学生们走向各大剧组后，适应不同的拍摄手法，达到导演们的要求。

用心感受“爱”

也许是因为孙敏外表比较朴实，真诚，所以他深受人物传记类型片导演们的喜爱。从电影《我是花下肥泥巴》里的邓平寿，到《守望者》中的谭东，再到《一生有爱》中的李东海，让孙敏一下子成为了人物传记片专业户。这三部影片都有着相似的地方：主人公的行为都高于常人，他们善良、热心、牺牲自己帮助他人。而人物的原型，一个个真实的故事，也成为打动孙敏饰演这类角色的理由。

电影《一生有爱》讲述了宁波市海曙区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王延勤几十年如一日为残疾人排忧解难的真实故事。剧本初稿给孙敏的感受只是几件堆积在一起的好人好事，毕竟这是人物传记，脱离不开人物原型。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修改，当他看到最后一稿时，心中有种站在国际电影视角上看待国内“小人物”大视角的感觉，人物原型艺术化了。从一件件故事的串联中，他看到了李东海的内心世界，对残疾人的同情、关爱和他面对由于个人能力有限完成不了的事情时那种苦恼、无奈。

李东海的原型王延勤身高体胖，从外形上就与孙敏形成了强烈反差。而导演希望孙敏在表演中注重人物的思想和对主人公李东海的心灵挖掘，从一个人的事迹，体现出广大战斗在基层残联工作者的精神。拍摄过程中，剧本就像是个故事大纲，很多时候，一场戏的内容和台词都是导演和演员们在现场切磋、沟通讨论出来的。就如一场李东海在户外帮助残疾人锻炼的戏，画面前景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吹着笛子，李东海走上前邀请他参加残疾人乐队。这个镜头是剧本中没有写出来的，而导演添加这一场戏又是为后面残疾人乐队的排练做一个铺垫，这种添加修改也是为影片故事发展寻找的一个合适理由。

故事中，李东海来到村子里想通过自己的劝说将王静与残疾人黄昆的婚姻挽救回来，他的举动是在帮助残疾人，维护残疾人的权益，但面对法律保护的婚姻，他无能为力，毕竟作为一个民政局的基层干部，他的个人能力也是有局限性的。这场戏对于李东海最重要的是，花轿走了，他精神极其痛苦地倒在地上。孙敏特意跟导演申请了一个镜头：看着远去的花轿，他忍着痛坐在地上，一个小孩把李东海丢出的包捡回来，送到他身边。动感的画面一下子静了下来，他希望通过这个镜头表现出李东海内心的无助。这种缺憾性的表现，对人物和观众都是一个冲击，因为李东海不是万能的，他的职位决定权力有限，能办的事情也是有限的。

王静的父母看不起黄昆这个身患残疾的人，他们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找一个健全的有钱人。他们看中的是钱，毕竟家里的房子维修需要钱，生存需要钱，来迎娶王静的家庭又有钱，所以王静父母的举动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样的人物、环境与李东海的思想境界和他的善良形成巨大的冲突。叙事上的波澜起伏，一件件琐碎事的发生，将李东海的大爱充分展现出来。李东海把自己家的空调卸了给残疾人按摩院装上，而他自己却在家用电风扇。这个细节在常人看已经是高尚的，影片将一系列生活中的小事叠加，再通过5.1声道的电影银幕呈现给观众们，希望让大家从影片中能够感受到人间事物的美好。

准备了50多年的角色

从宏观上来说，孙敏对李东海这个人物已经准备了50多年，整个人生的阅历就是一个文化的积累过程，也是对所有角色创作的准备。作为一名演员，孙敏在日常生活中就已经开始注意观察，积累素材，在观看《感动中国》的时候，他首先被事迹所感动，其次就会想到如果自己将来塑造这样一个人物该如何表演。

遇到具体的角色时，孙敏又会经过具象的准备。对于李东海这个人物，当孙敏第一次看到剧本的时候，他就开始在网上搜索主人公原型王延勤的资料，并且从文字、图片资料中把他对残疾人做的事情也进行了一些了解。据统计，现在宁波市海曙区就有4000多名残疾人，但残联工作者只有10多个人，也就是说每名工作者就要服务400多名残疾人，他们的工作是超负荷的。

在影片拍摄现场，孙敏经常会跟陪同在剧组里的一名残联工作人员小李学习手语。小李的父母由于药物中毒都成了聋哑人，她的母亲也参与到这部影片的拍摄中，并且与孙敏有着手语对话。看到孙敏熟练地用手语说台词，小李的妈妈惊讶地说：“你手语学得好快呀。”

影片还特意邀请到94岁高龄的表演艺术家黄素影来饰演李东海的母亲。30年前，在电影《一叶小舟》中，从上海戏剧学院刚毕业的孙敏就与黄素影有过合作，一晃30年过去了。“当时我们叫他们老师，而今天我们成为别人的老师。”孙敏感慨。能够再次合作，他感到很庆幸，尤其是当很多表演艺术家相继离世后，这次合作就显得弥足珍贵，孙敏心中的感受无以言表。黄老师只有一天的拍摄时间，其实总共加一起也没几场戏，台词都很少，但从黄老师的表演中能够看出，私下里她一定是精心准备，有所设计的。

拍摄现场比较艰苦，因为是老房子，蚊子极其多。黄老师一到现场，所有的演职人员都敬重有加，孙敏更是蹲在“母亲”一旁回忆往事，给“母亲”扇子，抹风油精，这是一个儿子对母亲应有的孝敬心。

生活中的孙敏近年来一直担任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从级别上来讲，他与所饰演过的李东海、邓平寿差不多，都属于处级领导干部，属于为人民服务的基层干部。八九年的行政工作，让他充分积累了一名基层干部的工作经验。他也经常琢磨，对于这种传记人物如何演得更真实，他们的行为虽然有悖于常人，但用常人的方式去展现，从逻辑上是对的，一定要把人物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牺牲自己告诉观众。对于李东海而言，残疾人就像他的亲人一样，对他们的关心、帮助，是他的分内事。这是他从小受到的教育，促使他这样做，而这样的做法也同样影响着下一代。戏中当儿子爽快地同意父亲将买房的首付款借给黄昆换王静的“婚债”时，李东海只说了一句：“我们一家人真傻啊。”

既然是全国残联干部的一个代表，那就要更多的展现出残联工作人员的工作状态和残联工作的性质。因此影片一出场就是三件棘手的事情。这一场戏下来就把残疾人在生活中、工作中所遇到的基本问题，以及残联的工作气氛充分地展现出来。孙敏很享受这样的创作过程，他说：“通过艺术加工，重新塑造李东海这个新形象，这个过程就像是一件木雕作品，经过工人的精雕细刻形成一个生动的艺术品一样，同时这个创作过程也是为自己下一部影片的拍摄做准备。”

实践是最好的例证

孙敏与安战军导演合作已不是一次了，在他看来，安导能够站在一个较高的境界上和艺术的角度上，看待生活当中所发现的事情，然后将自己的观点、思维模式和他对生活的观察用影像、声音的方式，艺术化的再现出来，将自己的人文精神、对世界的理解和看法注入到每一个镜头画面中。能够让演员和观众们通过影片看到导演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对艺术的感受能力、展示能力和对影像的处理能力。就像剧中的一场戏：儿子打架从派出所回来，一家三口静静地坐着。导演习惯通过一个长镜头表现每场戏的内容，移动轨铺好了，镜头推到李东海的近镜，再跟着他摇到里屋，变成全景。孙敏走到儿子面前完全可以用手指着他呵斥两句，但他却要反向转过身走到沙发边上，这个位置已经接近镜头没焦点的地方了，然后再转回走到儿子面前。这种调度如果单从全景看是不真实的，但演员与摄影机距离非常近的时候，也就弱化了周围的环境，强制观众只能看演员的表演，这个调度在镜头面前就变为真实的。

在西南民族大学，学生们都亲切地叫孙敏“孙院”。只要孙敏获奖，电视中转播颁奖晚会，或者播放他所演的影片，学校的学生、老师们都会准时收看，并且还会通知自己的家人看，告诉他们自己的老师获奖了。让孙敏感到骄傲的是学校的所有师生对自己的工作都很支持，无论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在他的身后都会有两万多师生支持着他。

作为一名老师，他将每位导演的拍摄手法记录下来，告诉学生，为此他给学生们开了四门课程：表演、表演基础理论、表演与教学法、镜头前的表演，这四门课也都由他亲自任教。“我拍了32年的电影，32年的镜头感足以让我能够适应在镜头面前如何展现人物的灵魂，如何把自己的审美放到人物的身上一同展现。”孙敏用斯坦尼系统，用舞台训练的方法，告诉学生如何面对舞台，如何演话剧，但他也希望学生们不光停留在舞台表演，更希望他们走向影视表演。在课堂上，孙敏经常会用同样一个教学片段，让学生们用三种不同形式表演，之后告诉他们话剧与电影、电视在表演上的不同。

课程设置中，他还专门安排了戏曲片段课，用戏曲片段做一些训练，希望学生们知道演员的表演要生活但不只是生活，生活只是一个源泉，表演必须达到艺术的境界。让他们知道戏曲的动作，除了视觉上的美化，更是把心灵的活动外化、美化、舞蹈化、戏曲化。在课堂上，孙敏经常是手眼身法步，唱念做打，亲自示范，一上就是8节课，非常累。天气好的时候，他还会带着学生在室外上课，让学生提高兴趣。

很多学生都对摄影机不是很了解，更不知道每个镜头呈现的画面有多大，在不同景别中需要演员去怎样呈现展示人物的心灵。作为老师，孙敏将合作过的每位导演的拍摄手法融入到教学中，比如：这次他与安战军导演合作完，回学校后，他就会用安导的拍摄模式取《一生有爱》的一个片段让学生模仿，再从表演的角度来为学生们分析在一个镜头全中近特的调度中应该如何表演，如何适应于表演对手的配合和周围的环境。他将社会的财富带回学校，他将自己几十年的表演经验告诉学生，同时他也不断地接拍其它新戏，又不断地把新的社会需求带到学校教学中。尤其是现在技术的发展，摄影机的不断更新换代，现在胶片少了，更多的高清数字机涌现出来，画面锐度要求更高，在银幕上一个眼神都会夸大三百多倍。孙敏说：“我将所有技术革新、导演理念、国际视野给我的新刺激告诉学生，只希望他们能够适应各种导演的需求。”

惊心动魄的刺激

30多年的摄制组生活，孙敏的口碑一向很好。他有一个朴实的信条：做人要善，演戏要真。他对学生是这样要求的，实际上自己也是这样做人的。无论获了多少奖项，孙敏都将心态放平静，他将每一次获奖都作为一个新的起步点，意味着下一部作品就要更上一层楼。他常说：“我只是认真地塑造了一个人物，完成每一个镜头的拍摄，获奖是评委对我创作上的一个肯定。”

孙敏喜欢有挑战性的角色。如果说李东海的表演上有挑战，那么谭东的拍摄就是一种惊心动魄的刺激。电影《守望者》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成都大邑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谭东在西岭雪山四年的执勤工作中，留下的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讴歌了谭东在平凡的岗位上，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

影片拍摄正是冬天，西岭雪山脚下恶劣的严寒天气，随时都有发生泥石流的风险，还经常发生余震，现场每个工作人员都必带一个安全帽，因为拍着拍着就不知从哪掉下一个大石头，有好几次都差点出人命，“现在回忆起来，这部戏拍得确实惊心动魄。”

剧中有这样一场戏：由于环境的恶劣和不断的高危救助，使得谭东积劳成疾，而发着高烧的谭东却又一次下水救人。真正拍摄时，在孙敏的脚上系了一个尼龙绳，可绳子老是飘在水面上影响拍摄，山上流下的雪水非常冰凉，水流又湍急，考虑到演员安全，这个镜头必须快速解决。结果导演刚一喊“开机”，孙敏就先把脚上的尼龙绳解开，差点就被河水冲走，幸好被一个剧务一把抓住。

拍摄现场不远处一辆车专门开着暖风，车内也早已准备好了姜汤。表演中，谭东的原型下一次水，而孙敏要下水三次，每一次都要换一个镜别。以至于拍到他从水里上岸的时候，整个人的表情都不用演了，绝对的真实，孙敏的身体一直在抖。

一部骄傲的作品

因为孙敏做过导演，所以他对这个职业非常尊重、理解。孙敏说：“我知道导演在想什么，整部影片的核心点是什么，所以我的表演一定是有效率的。”在他自己导演过的两部电影《龙爷虎孙》和《巧奔妙逃》中，反响最大的就是《巧奔妙逃》。这是一部歌颂军民抗日的爱国主义影片，但却选择了非常另类的表达方式，运用几大笑星的精彩演绎，让观众忍俊不禁。在《巧奔妙逃》中，孙敏除了做导演，还参与了编剧和表演。影片的剧本创作就准备了8年，看着剧本无从下手修改的他，经常在琢磨喜剧因素是怎样产生的，直到在四川省西昌市采景的时候，看到两个弹棉花的人，他突然来了灵感，遂将主人公修改成两个弹棉花的艺人。他还将音乐与战争两个背道而驰的因素放到一起，期间他还看过很多电影，尤其是电影《虎口脱险》对孙敏的影响更大。通过这部电影可以看出孙敏对喜剧、战争、人物的思考。

因为是胶片电影，所以孙敏在拍摄前做了充足的准备工作，不仅有分镜头，就连每一个镜头需要多长的胶片尺度，需要拍摄多长时间都是精掐细算，然后根据大概要拍摄多长时间计算出所需胶片量，然后给投资人提供预算。在剧本创作完成定稿后，孙敏就画了一个坐标图，横向座标意味着剧情的推进，纵向座标表示笑点的时间，笑点无论是由台词、行为产生的，还是动作、音乐产生的，他全画出了一个布局。喜剧必须要大家笑，不能冷场，在影片中，孙敏一共设计了36个笑点。90分钟的影片36个笑点，每个笑点相隔多长时间，完全都是曲线表设计好的。

影片上映时，孙敏刚好在云南拍戏，他便让当时还是中央戏剧学院大一学生的章子怡和两名中小学生一起到影院帮忙统计笑点，孙敏为她们每人准备了一个本子和一支铅笔，并告诉她们如果观众属于小声笑就在本上画一个勾，如果大声笑就点一个点。最终统计结果观众们一共大笑了48次。

直到今天一些90后的学生在看这部影片时，仍笑声不断，还有学生大胆提出拍摄续集的想法，而且希望剧中的人物全部保留，这种赞誉对孙敏来说是极大的鼓励，如果真要做续集，也将成为他在导演创作生涯中的封笔之作。

本文图片由孙敏提供责任编辑/辛加坡冯湄

作者：任千千

基层残联形象分析论文 篇2：

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在残疾人教育中的作用与功效

作者简介： 陈瑞航（1997-），男，汉族，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在读，研究方向：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

摘 要：上世纪80年代以来，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成立至今近四十年，对区域残疾人教育事业发展有着巨大作用，推动和落实了一系列残疾人教育政策的出台和执行，尤其是“十五”以来，从三类残疾到多种残疾、从义务教育向全学段教育、从追求数量到提升质量等方面对残疾人的教育实施全面提升。为全面梳理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的教育功能和作用，研究者以角色理论为视角，通过文献研究和实地调研，对湖北省残疾人教育事业进行了研究，探寻了湖北省残联组织在残疾人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以期为残联组织的改革与发展提供政策参考和理论积累。

关键词：残疾人教育;残联组织;作用功效

中圖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1.15.034

0 引言

残疾人教育是一项具有重要社会意义和价值的事业，其发展是残疾人群体享受个人受教育权、充分融入社会、实现社会参与的重要手段，也是整个教育事业健康发展、达到更高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残疾人教育的普及范围、培养类型、教学条件与质量等各方面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残联组织对残疾人教育事业的推动与发展功不可没。

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下文简称湖北省残联）成立于1989年，下设教育就业处、职业培训中心以及残工委等多个部门，对残疾人教育事业起到了共同推进作用。它与省内各级残联组织机构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残疾人利益”为第一责任，共同推动湖北省残疾人教育事业的发展和进步。历经三十余年的发展，湖北省残联实现了从侧重义务教育阶段到多学段层次相互衔接;从形式单一的物质帮扶到具有灵活性和人文性的多元教育帮扶，实现了从“稚嫩”到“成熟”的巨大转变，初步建立了布局合理、学段衔接、普职融通、医教结合的特殊教育体系，健全了财政为主、社会支持、全面覆盖的特殊教育服务保障机制，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各方参与的特殊教育工作格局。

然而残疾人教育事业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存在着七类残疾覆盖不全面;学前教育、高中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薄弱;退学、回流等现象严重;特教师资紧缺、编制紧张;教师津贴提高比例低（15%）等诸多问题，折射出残联组织在残疾人教育政策宣传不到位、发展特教层次阶段不均衡、先进特殊理念推行不深入等不足。为探索湖北省残联对残疾人教育的最佳功能和效用，本文引入“角色理论”分析视角，从角色期待和角色扮演对湖北省残联进行研究，分析其在残疾人教育事业中发挥的作用、功效、问题和不足，挖掘其原因，尝试为湖北省残联完成自我角色的转变和更好地进行残疾人教育工作服务提供理论积累和建议。

1 角色、角色理论及残联组织的角色扮演

1.1 角色和角色理论

“角色”这一概念最早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戏剧术语，原指舞台上演员所扮演的剧中人或是其人物形象及特点。20世纪初一些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逐渐开始引用“角色”的概念来对社会生活进行观察与描述，意在将社会生活比作一个大舞台，每个社会成员都在扮演着某种社会角色，在舞台上演绎着各自的人生。1934年，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米德将“角色”概念引入社会心理学，随后“角色理论”被广运用到了社会科学研究之中，是指“是指个人或组织在群体和社会中由于占据一定的地位而显示的态度与行为模式的总和”，试图通过将“角色”这一概念引入社会科学范畴，用以解释和描述单个的行动者与结构性的社会整体社会之间的张力与关系。

角色理论认为社会角色是与个人或组织身处的某种社会地位相一致的一套权利义务规范和行为模式，是社会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是构成社会组织或群体的基础。本文运用角色理论对湖北省残联组织进行角色定位，结合我国国情阐述其角色发展演进历程，着重研究其现阶段的角色扮演情况，分析找出其中存在的角色失调和角色冲突等问题与不足，深入挖掘其产生的原因，再结合国内外先进的创新管理经验，探讨残联组织角色回归的对策，以期更好地分析其存在理由、剖析其功能发挥、解析其现实困境并探索其发展方向。

1.2 残联组织的角色扮演：执行者到合作者

残联组织角色定位的建构与政府管理模式的变迁息息相关。1988年至今，我国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不断深化改革，残疾人事业也走过了辉煌的三十余年，从历史脉络上看，经历了从管制到管理再到服务的转变，从内容上看，改革的每一步都涉及机构的调整、职能的转变和关系的优化，残联组织的角色定位也逐步由 “执行者”转变为“合作者”。

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初期，我国仍处于“强政府弱社会”的社会管理方式，国家事务的管理几乎由政府包揽全职。残联组织作为执行者在此阶段成立并稳步运行与发展，承担了近乎全部保障残疾人基本福利的责任。这一阶段残联组织的主要职责是接受政府的领导，执行政府决策，实现残疾人受教育权益的保障、推动特殊教育水平的发展，大力推进了残疾人教育环境和设施的建设，取得了卓著的成效。此种模式下亦存在一些发展弊端，残联自成立起就鲜明地提出了“亦官亦民”的性质和融“代表、服务、管理”三位为一体的职能，然而此阶段残联在形式上和实际工作方面都带有明显的行政色彩，缺乏自主性，在行使职能的过程中往往会倾向于表达政府的利益，强调政府对残疾人的管理职能而忽略了残联对残疾人的代表作用和服务意识。

随着社会的发展，残疾人的需求日益丰富化、多样化，逐渐向更高层次的爱与尊重、自我实现的需要发展，逐渐呈现出差异化、扩大化的趋势，在此背景下，“强政府弱社会”的社会管理方式逐渐体现出诸多不适应性，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学者逐渐认识到国家和政府并非公共服务领域的唯一提供者，我国的国家治理形式也逐渐向强调“小政府大社会”的“服务型”转变，在社会活动中弱化政府的职能，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组织的自我调节能力，让各社会组织和成员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我管理。在此阶段，特殊教育工作由多部门合作完成，教育部门牵头负责，残联、民政等多部门参与，残联的角色定位转变为残疾人教育事业的“合作者”，在残疾人教育工作中更多地扮演着社会宣传者、先进理念的倡导者、政策法规的推动者等身份。

2 湖北省残联组织的角色发展现状

2.1 融合教育理念的倡导者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武汉市武昌区就被确定为国家随班就读改革实验区，对融合教育理念进行实践探索，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它主张针对儿童不同的特性与需求设定差异化的教学环境、目标与方法，展开适才适能的教育，让特殊儿童融入普通班级、学校社区环境，促进其与普通儿童共同发展，帮助其建立更为丰富的社会关系与社会支持网络，更好地融入社会。这是对残疾人特殊教育理念及方法的一次巨大革新，标志着当代特殊教育由传统的福利型向普惠型、增权型方向转变。融合教育不只是一种简单的特殊教育安置形式，更是一种包含深刻人文主义精神、保障残疾儿童在“最少受限制环境”中学习，促进特殊儿童与普通儿童平等权利和发展的教育思想。

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长期致力于普教特教的融合，按照“全覆盖、零拒绝”的要求结合地区实际情况落实教育安置方案，大幅提高残疾儿童入学率，不断创新融合方法，创造融合环境，推行融合理念，提供融合条件，开拓融合途径，为推进教育理念的发展和革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成立了武汉市融合教育与发展研究会，召开海峡两岸残障事业南湖论坛等，经过他们不懈的努力，已实现在部分普通高校设置特殊教育学院或有关专业，或是根据残疾人特点设置了有效的融合教育途径，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残疾人大学生，如2015年以高出一本线85分的成绩考入武汉理工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黄莺，成为全国首位参加普通高考进入211重点大学的盲人学生，如今以顺利保研到本校政治学专业，证明了残疾人有能力也应有权利接受高等教育，倡导推动着湖北省特殊教育理念的发展与进步。

2.2 特殊教育体系发展的推动者

湖北省残疾人教育事业的发展逐步实现由点及面的转变，坚持义务教育阶段为重点，努力实现两头延伸，当前已覆盖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等多个年龄层教育，形成了布局合理、学段衔接、普职融通、医教结合的特殊教育体系，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的发展更是实现了巨大的提升。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是衡量一个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发展的重要指标，湖北省政府机关和残联组织在近年来的发展中投注了较多对残疾儿童的关注，出台了系列举措解决困难残疾儿童“上学难”的问题，逐步提高了残疾儿童教育普及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公布的教育统计数据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数据中心的年度数据统计公报显示，湖北省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从“九五”时期的78.5%提升至2019年已近95%，2012年以来参加普通高考的残疾考生人数也处于平稳上升状态，由2012年的225人逐年上升至2019年的419人，上升率为86.2%。在完善健全教育体系的同时，湖北省残联大力推进残疾人教育保障体系的推进，采取了系列助学优惠政策，已基本实现全体适龄残疾人青少年儿童义务教育+高中阶段12年免费教育，另外还提供了特殊学习用品、康复器材、交通费用等一系列的专项补助政策。

2.3 教学环境设施改善的先行者

为全面提升教学规模、教学环境和教学质量，湖北省加大特殊教育学校及其他残疾人教育教学场所和设施建设的投入，保障残疾儿童接受具备更高质量、可持续性的教育。湖北省残疾人教育工作十分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为强化残疾人职业实践能力培养，满足实践教学需求，投入大量资源在高等职业院校建设了一批适合残疾人群体的校内外实训基地，以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在学校数量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布的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数据中心公布的数据统计资料显示，1997年-2019年，湖北省的特殊教育学校由70所增加至85所，普校附设特教班数由147个增加至867个。在教学场地上，截至2019年，特殊教育学校校舍建筑面积已达到366106平方米，相较2013年增加了58228平方米，增长率近20%，为更多残疾儿童提供了就学的机会和高质量的学习环境与设施。

2.4 优质师资力量的培养者

为满足残疾人日益增长的受教育需求，保障其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权利，湖北省大力推进残疾人师资培训，建立了一批特殊教育师资培训基地，培养了一批既懂得特殊教育专业理论，又掌握医疗康复专业技能的优秀教师，在高等职业院校打造了一支“双师型”教师队伍。湖北省残疾人教育师资队伍得到了持续不断的发展壮大，根据教育部2019年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统计，湖北省特殊教育学校在册教职工数达到了2162名，其中包含1889名特殊教育学校专任教师，还有近百名代课或兼职教师，专任教师中有1145名获得了本科学历，超过60%，超七成共1333名教师为中高级职称，体现了湖北省特殊教育师资力量和水平的巨大提升。

3 湖北省残联组织的角色困境

在社会角色扮演的过程中，角色期望反映了社会和他人对该角色的看法，而角色学习过程中的角色领悟则是个人或组织本身对角色的看法，角色实践则是角色意识的物化。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残疾人受教育需求日益多样化、复杂化，残联组织需要不断学习和探索角色扮演和角色规则，以更丰富的方式发挥自身的职能与功效，在此发展过程中，残联组织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角色困境，其实际工作与社会期望产生了差距、出现了角色不清和角色冲突等缺陷与不足。

3.1 角色冲突较大

角色组中的不同成员，对残联组织有不同的社会期望，由于角色利益的对立、角色期望的差别以及角色规范的偏离等原因，角色内部或是不同角色之间发生矛盾、对立，妨碍了角色扮演的顺利进行，即为角色冲突。在角色理论中又根据角色内部与角色之间的不同区分为角色内冲突和角色间冲突。

3.1.1 角色内冲突

通常情况下不同角色群体对同一角色的体现者会提出差异化的需求，由于无法同时满足多方需求，保持各角色间和谐一致，即有可能产生角色内冲突。如对内资源调配的不及时，部门间的协商合作往往需要层层的审批，费时费力，极大地影响了实施效率和效果。由于角色期待的差异性，社会对特殊教育学校往往存在更多的同情与支持，导致了经费分布结构的不合理，我国残疾人教育目前采取特殊教育学校与普通学校随班就读“双轨制”并行制度，普通学校就读残疾兒童数远高于特殊学校就读数，然而残联政策方面特殊教育学校占据了大量的优势资源，且仍在大力新建改造特殊教育学校，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残疾儿童无法获取足够的政策支持。

3.1.2 角色间冲突

社会对不同角色提出不同的甚至矛盾的要求时，通常就会引发角色间的冲突。如不同单位机构间信息交互的不对等，由于社会对不同角色存在区别化的期待，各组织各自为政，在政策制定互补、信息交互等方面存在缺陷，教育救助的过程中存在重叠，救助对象和方式单一，未能实现信息互通和共享，缺乏统一标准。如中国残联和教育部的年度数据统计在数据的关注指标、节点界定、分类方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不利于问题的发现和工作的统一化、规范化;同时，由于地区差异性，城市地区社会群体具有优势地位，社会期待更高且更加容易得到满足，由此导致地区资源分配不平衡，目前我国农村人口仍占总人口数的约40%，然而超过50%的特殊教育学校机构集中在特大或大型城市，乡村地区特殊教育学校数仅占全部的5.5%，大量农村残疾儿童缺乏受教育机会，或是受困于由此而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等高昂费用，因贫失学。

3.2 角色差距显著

角色差距是指受素质、能力、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个人或组织与其所扮演的角色存在差别的现象。在残疾人教育事业中，受资金、人才、政策和组织管理等影响，残联组织的应然社会期待与实然工作间存在一定角色差距。一是政策宣传不足。受工作效率素质等影响，并未进行与实际政策相匹配的有效政策宣传，尤其是在欠发达地区社会各界对残疾人和残疾人工作的认识有待进一步的提高，残疾人对相关政策的运用存在极大滞后，导致大量残疾儿童失学，极大影响了残疾人教育优惠政策的落实;二是在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由于相应资金经费有限，残疾人教育事业的信息化发展缓慢，不利于残疾人教育事业的统计和分析研究;三是在推动残疾人社会支持方面的努力与社会期待仍存在一定差距，《残疾人保障法》明确规定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经济组织都要依法安排残疾人就业。然而这一制度落实情况不容乐观，残联组织也未能充分发挥联系社会各界力量，推动社会支持的作用，甚至许多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宁愿交残疾人保障金也不愿安排残疾人就业。残疾人就业过程中遇到的重重障礙将会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他们对受教育和学历提升的追求，阻碍残疾人教育事业的发展。

3.3 角色负担过重

残联组织一直扮演着多重身份和角色。“有困难，找残联”已经成了广大残疾人群体的共识。然而，推动残疾人教育事业需要协调教育、卫生、规划、财政、编办等各部门，残联组织的力量有限，它的能力和期望无法达到平衡，不易发挥长效机制效应。目前我国特殊教育仍以义务教育阶段为主，各阶段特殊教育支持不均衡，受资源和能力的限制，对义务教育以外阶段存在较大程度的“忽视”，接受中高等教育残疾青少年比例小。根据教育部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2-2016年残疾儿童进入高级中等教育（包括普通高中和职业中学）的比例约为30%，而同时期正常儿童升学进入高中及职业中学的比例高于85%。2019年我国大陆地区共有2688所高等院校，高考录取920万人，而其中经教育部批准同意，可面向残障考生采取单独考试、单列计划、单独录取的高校仅22所，招收残障学生数量不足20000。结合近年来高校扩招的社会背景，不难看出本不公平的机会分配机制更进一步地向非残障群体倾斜，残联组织在有效支持残疾人群体接受高等教育方面还需要更进一步的资源倾斜。这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与帮扶，否则将会阻碍社会流动，让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残疾人群体愈发边缘化。

3.4 角色模糊

角色模糊是指个体或组织对某一角色认识模糊，不知道所扮演的角色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以及怎样去做。残联组织在我国残疾人教育事业中的“合作者”地位虽然得到认同，但是因为法律和政策并未对其角色范围加以清晰的定位，残联组织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存在一定程度的认知模糊。由此导致残疾人教育帮扶制度较为单一化，许多政策空有顶层设计愿景，缺乏省市一级残联的具体标准和操作方法，尚未出台统一、明确的救助政策，救助对象范围狭隘，集中在义务教育阶段的适龄残疾儿童，且救助形式及其单一，多数城市只能实现简单的“两免一补”政策（即免除学费及书本费，对住宿费予以补贴），但对于一户多残、失业残疾家庭等特殊困难对象缺乏专项的残疾人教育补助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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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瑞航

基层残联形象分析论文 篇3：

我国残疾人运动员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摘 要：通过对我国残疾人运动员社会保障的现状以及存在问题的分析，认为现有的残疾人运动员社会保障政策无法满足我国残疾人运动员的生活需求，并据此提出针对我国残疾人运动员社会保障的相关政策，以健全法律保障体系、引导正确社会舆论、完善配套组织结构等办法以提升我国残疾人运动员的生活保障。

关键词：运动员;残疾人;残疾人运动员;社会保障

引言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残疾人是全面发展体育事业不容忽视的一大主体，也是我国社会保障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与文明的重要标志。中国作为体育大国，一直向体育强国目标奋进。运动员的职业目标就是用优异的成绩为国争光，残疾人运动员同样在赛场上努力拼搏、挥洒汗水，为实现自我价值。2008年第十三届残奥会在中国北京成功举行，中国代表队取得了优秀成绩。这场赛事体现了中国残疾人运动员的实力，使残疾人体育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2022年的冬季残奥会，残疾人运动员又会是一大新闻热点，广泛引起了社会关注也会使残疾人运动员的社会保障问题越来越被重视。

一、我国残疾人运动员社会保障现状

据2006年的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可知，中国各类残疾人总数为8 296万人。现阶段我国残疾人数量以每年80万左右的数量增加。在此庞大的增长数量下，我国残疾人运动员的数量亦是日渐增长。残疾人的社会保障水平及覆盖面是反映一个国家福利待遇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加之运动员的特殊职业，使残疾人运动员社会保障问题更加凸显。目前，我国残疾人运动员社会保障情况不容乐观。宪法作为我国根本大法早在1982年就提出“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但是并没有关于残疾人运动员的立法进行强制约束，很多时候由于人们对残疾人的偏见，单位宁愿选择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也不愿按要求接收退役的残疾人运动员就业。相应配套的机制并未能起到良好的缓和作用，往往是纸上谈兵，相关规定得不到贯彻落实。整体上看，我国残疾人运动员社会保障尚不完善，其保障水平甚至不能满足残疾人运动员基本的生活需求。

二、我国残疾人运动员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

（一）立法制度有待完善

残疾人作为弱势群体已是我国保障民生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全世界已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有关残疾人的法律[1]。但由于残疾人运动员的特殊性，兼具了残疾人和运动员的双重特点，我国有分别针对残疾人以及运动员的相关立法，但对于残疾人运动员并没有出台明确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在残疾人运动员社会保障的立法支撑方面还很欠缺，为数不多的相关文件涉及的残疾人运动员只是众多残疾人运动员的一小部分，例如：为国家取得过优异成绩的优秀残疾人运动员、生活困难残疾人运动员或者是体制内的特殊运动员等等。这些特殊规定并不能完全包含所有的残疾人运动员，在具体内容上也是片面且笼统的，大多数的残疾人运动员社会保障情况依旧不容乐观。并且，在立法级别上残疾人运动员相关法律較少，更多的属于地方性规章制度，如《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残疾人教育条例》、《残疾人就业条例》等，这些条例、规章的法律层面较低、约束力较弱，并不能全面给予残疾人运动员社会保障权益的支撑，不利于残疾人运动员保障自身基础权益。

（二）身份歧视的社会环境

残疾人运动员与健全的运动员在社会保障层面无法做到一视同仁，从就业保障的角度来看。残疾人运动员与普通运动员相比，有很多劣势。运动员在退役后有多种工作可以选择，不论是留在运动队或去其他学校当教练员，还是凭借运动员的专业素养去创业都比残疾人运动员容易得多。即使是相同能力的同等条件下，用人单位也多数会选择健全的人。创业也存在相同情况，因为身体条件的约束与影响，创业就业道路上，残疾人运动员面临的困难与挑战是巨大的。残疾人运动员在训练场上挥汗如雨，在赛场上拼尽全力为国争光。这都可以让人们忽视他们身体上的残缺，实现自身价值。但退役后的残疾人运动员，就是一名普通的残疾人，没有了运动员身份的精神支柱加上面临严峻的就业生存问题，使我国残疾人运动员的基本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引发这种情况的社会现象，就是对残疾人的身份歧视问题。

（三）配套机制不够健全

关于对残疾人的保障工作单单依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需要社会各界人士伸出援手，各种社会团体组织起来，形成规模，为残疾人的生活提供保障，减轻他们的生活压力。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简称中国残联，是经国务院批准和国家法律确认的将残疾人自身代表组织，由中国各类残疾人代表和残疾人工作者组成的全国性残疾人事业团体[2]。虽然中国残联是以为残疾人服务为宗旨，近些年发展也越来越完善，但是残联的作用多为积极宣传，消除社会对残疾人的偏见，并未有针对残疾人运动员的相关政策，对残疾人运动员的社会保障工作没有系统规划，运动员是种易伤的职业，残疾人运动员在自己本身有残缺的同时还要进行一些危险运动，更容易造成身体的二次甚至多次伤害，难免会增加残疾人运动员在参加体育活动中的后顾之忧。除了必要的社会保障政策，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资金来源更是重中之重，体育基金管理中心虽然能够在能力范围内帮忙联系到赞助团体，但基于我国是人口大国、体育大国，残疾人运动员数量庞大，无法做到为每一位残疾人运动员提供资金赞助，只能为特定的运动员提供保险资金来源，所以在残疾人和运动员两方面的社会团体，都无法满足所有残疾人运动员的生活保障。

三、我国残疾人运动员社会保障问题的对策

（一）健全法律保障体系

《残疾人权利公约》于2006年12月13日由联合国大会通过，并于2007年3月30日开放供签字，是国际社会在21世纪通过的第一个综合性人权公约，也是首个开放供区域一体化组织签字的人权公约。它标志着人们对待残疾人的态度和方法发生了“示范性转变”[3]。中国是《残疾人权利公约》的首批签署国之一，根据该国际人权条约明确要求国家和社会必须采取措施改善无障碍设施并提供必要信息，以便为有损害的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2008年7月1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护法》生效。除此之外，我国还有许多关于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强调国家要发展社会保险事业并建设起社会保险制度，帮助公民在工伤等情况下获得帮助和应有的赔偿。但其中并未对运动员特殊的职业提出特别说明，为此国家应该制定针对运动员的法律法规，明确主体责任，运动员在训练时受伤责任主体为运动队。运动员参加全国性质的比赛受伤，责任主体为国家。明确了责任主体后，细化赔偿金额及方式，是选择一次性补偿、一定期限内的持续性补偿或者其他方式供残疾人运动员选择自己能解燃眉之急的办法。此外，建立救济机制同样重要。通过定期发放专项救助款项，帮助残疾人运动员减轻基本生存压力。

（二）引导正确社会舆论

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网络时代应运而生，社会舆论越来越影响着大众的观念。政府和媒体要协同合作，政府出台各项有关残疾人运动员的保障与福利，宣传工作要紧跟脚步，及时向广大群众正面的积极宣传，形成一体化的联动机制。让群众第一时间了解政府相关政策，同时变相监督着政府与时俱进、制定对残疾人运动员真实有效的政策制度。大力宣传、转播残奥会等大型比赛，通过激烈的体育赛事彰显每一位残疾人运动员身残志坚、不屈不挠，不被命运所打败的精神。同样的，电影、电视、广播等媒介也是大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制作精良的纪录片、知名运动员人物访谈等用画面和声音深刻的体现出残疾人运动员生活的不易，为了生活要付出比常人多几倍的努力。塑造残疾人运动员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形象，进一步提升社会公众和国家政府对残疾人运动员的关注，间接推动残疾人运动员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此外，积极发动社会力量，鼓励有条件的人和组织投入到帮扶活动中来。国家、社会、个人三级联动纵向促进残疾人社会保障的发展。

（三）完善配套组织结构

残联的前身是1960年成立的中国盲人、聋人协会和1984年成立的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其基本職能是“代表中国残疾人的利益”“帮助保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以及“为残疾人提供全面有效的服务”。残联是专门为残疾人服务的组织机构，更应该着重发挥残联内部在完善残疾人运动员社会保障领域的导向作用，进一步系统研究残疾人运动员再就业制度的政策完善和理论基础、扩大残疾人运动员福利制度的覆盖面、大力支持残疾人运动员社会保障相关机构的规章制度、参与社会保险和领取临时津贴，并指导各地基层残联组织的职能落实;同时应当发挥基层残联组织的沟通协调作用，注重同当地保障民生的部门深入交流，并且理应重点关注残疾人运动员维权服务流程。残联作为政府和残疾人运动员的桥梁和纽带，一定要充分发挥协调沟通作用，与社会各级主体共同构建起残疾人维权服务体系。

2022年的残奥会更是一个难得提升全国对残疾人运动员瞩目的机遇，届时残疾人运动员的发展定会更加全面，进而推进残疾人运动员社会保障事业的新发展[4]。

参考文献：

[1]  纪磊.郑州市残疾人事业发展问题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2010.

[2]  叶曈曈.残疾人就业社会支持体系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19.

[3]  俞可.德国全纳教育[J].教育，2013，（16）：62-63.

[4]  王琦.我国特殊运动员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D].北京：北京邮电大学，2019.

作者：刘巍 张书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