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金融界定分析论文

摘要：现行法律未对民间金融活动做前瞻性的规定，使其游离于正规金融制度之外，增加了金融风险。对两岸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的考察与比较分析发现：建立民间金融的准入和退出制度，赋予民间金融合法地位并对其加强监管是民间金融健康发展的前提和保障。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民间金融界定分析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民间金融界定分析论文 篇1：

民间金融风险防范对策探究

摘 要：民间金融的存在有其特定的经济背景，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民间金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规金融无暇兼顾的经济发展领域，对正规金融起到了有效补充的作用，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民间金融由于其本身的特点，往往处于监管的真空部位，因此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经济带来了不可忽视的风险，危害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本文通过对民间金融产生的原因及存在的风险进行分析，提出关于加强民间金融监管的参考建议，以推动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关键词：民间金融；风险；措施建议

一、引言

在我国的金融市场上除了以银行为主的传统金融机构外，还存在大量的游离于传统金融机构之外的金融形式，人们往往将其称之为民间金融，在我国民间金融的存在历史源远流长。民间金融一般是指相对于依法设立的传统金融机构而言的，不受政府金融监管部门监管的、非正式的金融形式。民间金融的存在，对我国正式金融而言，是一种有效的补充，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对于那些向传统金融机构融资十分困难的中小企业以及农村资金需求者，民间金融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他们的融资压力，为其提供了融资的新途径。但由于民间金融处于金融监管的边缘地带以及民间金融自身存在的风险性因素，民间金融市场一旦发生危机，会很快影响的正规金融市场，进而对我国整体金融市场的稳定性造成冲击。因此，我们需要认真分析民间金融存在的风险及成因，然后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正确引导民间金融的发展，使其为我国的经济增长添加动力，并减少其内在的风险性，促进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

二、民间金融大量涌现的原因

1.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

需求是事物存在及发展的根本原因。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高速增长，市场主体对资金的需求愈来愈强烈。虽然我国拥有庞大的正规金融体系，但仍然不能满足市场主体日益增长的资金需求。尤其是由于相关体制等限制，广大的中小企业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如通过以往数据得知中小企业得到的银行贷款在贷款资源中只占不到20%。我国拥有数量巨大的中小企业，截止2013年底，其总数已经占到全国企业总数的99.7%，如此庞大的中小企业规模背后是对资金的强烈需求。中小企业在面对向正规金融机构融资困难的背景下只好转向民间金融机构。因此，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对资金日益增长的需求为民间金融机构的存在提供了经济基础

2.受高额利息的吸引

资本具有逐利性，哪里能够提供高额收益，资本就会自然的流向哪个市场。一方面，长期以来，银行存款利率一直偏低，而市場上产品物价上涨，存在通胀现象，使得存款的实际利率过低。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把钱存在银行资金一直处于贬值状态。另一方面，近几年，股市市场不稳定，房地产市场泡沫严重，关于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不断出台，使得房地产未来走势不明朗。而投资于实体经济又由于其低回报率及过长的资本回收期，往往不受投资者青睐。这样的背景下使得投资者找不到好的投资渠道，因此，当民间金融能够提供高额利息回报的时候，便吸引了大量资金投向民间金融市场，推动了民间金融的进一步发展。

3.相关政策因素的影响

在民间金融发展的早期，由于民间金融的存在对正规金融起到了一定的补充作用，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早期政府没有对民间金融进行过多的监管，民间金融的进入门槛相对较低，这样就使得民间金融机构迅速膨胀，各类投资担保公司开始泛滥起来，这造就了民间金融突飞猛进的发展。

三、我国民间金融存在的风险及其成因

1.我国民间金融存在的风险

我国民间金融面临的风险主要有政策风险、利率风险、信用风险等。有别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我国的民间金融缺乏明确定位，性质模糊，在我国的市场经济中处于相对尴尬的位置，当政府对民间金融的政策发生改变时，民间金融会迅速受其影响，造成很大损失，这就是民间金融面临的政策风险。民间金融高额的利息报酬是吸引大量资金进入民间金融市场的重要原因，但高额的利息又给民间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尤其是，在民间金融市场上进行借贷的往往是中小企业，其资产薄弱，资金流动性差，一旦经营不善出现利润下滑或亏损，便无力承担过高的利息，无法正常按时还贷，这就会出现信用风险。信用风险出现后，伴随而来的便是资金链的断裂，进而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对民间金融市场产生巨大影响，接着便会冲击整个金融市场。而且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的不断完善，市场利率的变化也会对民间金融产生不小的影响。

民间金融的风险除了上述经济领域的风险之外还会造成人身伤害产生不利的社会影响。如暴力催债所产生的不良社会影响等。

2.民间金融风险成因分析

（1）法治化建设滞后于民间金融的发展

在我国，对于传统的正规金融机构都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其金融监管约束，例如针对银行业的有《商业银行法》《反洗钱法》《银行业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部门章程、行业自律公约、内部制度等对银行业的经营管理提出了具体的监管措施；针对保险业的有《保险法》、保险公司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但对于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的民间金融却没有像上述专门的法律对其进行监管。与民间金融相关的法律也只有像《合同法》等一些法律法规中的一些条款，缺乏针对性。

（2）民間金融监管体系滞后、监管主体混乱。

在我国针对正规金融机构的监管主体是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一行三会”，而民间金融行业的监管主体却处于模糊混乱状态。现阶段的民间金融基本遵循“谁审批，谁监管”的原则。因此，由于一开始的审批部门不同，各类民间金融机构的监管部门也各不相同，有的甚至就没有明确的监管部门。例如工信部门虽然负责审批并监管小额贷款公司和担保公司，其监管问题也相对规范些，但工信部门却没有执法权。对于这些公司的一些违法行为也鞭长莫及。银监会虽然有成熟的监管体系和经验，但也只是针对商业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对民间金融的监管不仅缺乏精力和经验，而且民间金融又超出了其监管范围。中国人民银行针对民间金融能做的更多的只能是预警和呼吁，缺乏具体有力的措施。一些投资类公司虽然有工商部门批准，但工商部门在对这类机构的监管过程中很难获悉其真正经营的业务内容，即使执法也缺少相关证据。这些现状加大了民间金融监管的难度，也使得民间金融的风险不断加大。

（3）民间金融过度膨胀导致风险加剧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民间积累的资本数量不断增加，庞大的民间资本急需畅通的投资途径，实现资本的增值；而另一方面由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条件限制，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缺乏畅通的融资渠道。在这样的市场背景下，民间资本和中小企业都进入民间金融市场，导致了民间金融市场规模的过度膨胀，市场参与主体的良莠不齐使得民间金融风险加剧。

（4）民间金融的脆弱性

大多数的民间金融机构是小规模经营，资金实力薄弱、回旋余地小相较于传统的正规金融机构其抗风险的能力较弱，一旦其中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往往会引发全局性的崩盘。例如私人钱庄，虽然商业银行与其一样都会面临着挤兑风潮，但是由于商业银行的规模和资金实力比一般的民间金融机构要大，再加上现在推行的存款保险制度，可以有效地分散和减少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而且商业银行由于其在我国金融市场中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一般会有国家信用作为保证，所以其面临挤兑风险并因此破产的概率极低。而私人钱庄没有很好的风险防御措施，一旦出现挤兑现象往往会因为资金链断裂而破产，这样会对相关主体造成极大的损失。

四、民间金融风险防范建议

1.明确民间金融位置，推进民间金融合法化、正规化

长久以来，民间金融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其性质却一直模糊不清，位置也相对尴尬。人们一提到民间金融首先想到的往往是高利贷等非法融资方式。因此，为了充分发挥民间金融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首先要从国家政策和经济理论上给予民间金融合理的定位。其次要对民间金融区别对待，民间金融健康发展的基础是界定合法民间金融形式与非法形式之间的界限，减少非法借贷活动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如高利贷。最后，建立民间金融市场向正规金融市场转变的渠道，使得民间金融机构在发展到一定阶段，符合相关要求后可以组建民营银行，完成向正规金融机构的转变，这也有利于对其进行更好的监管。

2.加强立法建设，制定针对民间金融活动的专门法

我国没有专门针对民间金融的法律法规，使得民间金融参与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缺乏法律保护，民间金融参与主体利益受损，而又不能依法维权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政府在进一步修订完善《物权法》《担保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同时，要结合民间金融发展的具体程度，尽快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民间金融法》。明确民间金融活动参与各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并确立违规处罚措施，加大違法成本。从而规范民间金融参与主体的行为，也使得参与主体利益受损时，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维权，从而保障市场参与主体的利益。

3.建立建全民间金融监管体系，明确监管主体

我国民间金融监管主体的混乱也是造成民间金融无序野蛮生长的重要原因。我国民间金融形式多样，如常见的典当行、投资类公司等，而且其涉及的利益主体也比较复杂，因此，要想对民间金融进行有效的监管，必须明确监管主体的同时加强各部门的协调合作。如可建立在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的，工商部门、银监会、公安司法等多部门参与的，全方位多层次的民间金融监管体系。除此之外还可以建立行业组织，制定行业公约，加强行业自我约束。

4.优化投融资环境

民间金融迅速发展一个主要原因是，民间拥有大量的资本急需投资途径，而大量的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者在正规金融机构融资困难，加上高额利息回报对于资本的吸引力，使得民间金融的存在和发展有了现实客观的经济基础。因此，优化投融资环境可以减轻市场主体对民间金融的依赖程度。例如，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问题，拓宽民间资本投资领域等。

5.加强宣传教育，增强人们的金融风险意识

近年来民间金融恶性事件的频繁发生与人们缺乏金融风险意识密切相关。吴英案、温州九成放贷老板携款潜逃现象、还有最近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的于欢案，暴露出民间金融对经济、社会、个人造成严重影响的同时，也反映了社会大众对金融风险认识不足的问题。因此，除了要加强对民间金融的监管之外，还有必要加强全社会的金融風险宣传教育，使人们在平时的经济活动中主动规避非法金融带来的风险，将风险堵截在源头。

五、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民间金融一方面满足了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市场主体对资金的需求，另一方面又由于其非正规性、缺乏监管、具有连锁效应等一系列问题，而容易引发各种经济、社会犯罪问题，甚至引起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混乱。正是由于民间金融的这种两面性，我们在一方面肯定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同时，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对其的监管，合理引导民间金融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郭兴方.民间金融发展的风险与防范对策--以河南省开封市为例[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5，（3）.

[2]吴国威，杨玲.民间金融风险成因及防范对策[J].人民论坛，2016，（5）.

[3]邱蕾.从我国国情浅析民间金融的现状及对策研究[J].现代营销，2017.（1）.

[4]高明.民间金融风险成因及防范对策[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6，（8）.

[5]李肖敏.浅析民间金融风险防范[J].中国外资，2013，（18）.

作者：王国玲

民间金融界定分析论文 篇2：

构建民间金融之市场准入与退出制度的思考

摘要：现行法律未对民间金融活动做前瞻性的规定，使其游离于正规金融制度之外，增加了金融风险。对两岸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的考察与比较分析发现：建立民间金融的准入和退出制度，赋予民间金融合法地位并对其加强监管是民间金融健康发展的前提和保障。针对不同的民间金融主体，设立不同的准入制度，将破产制度、保险制度，以及国家信用制度引入民间金融退出机制，是降低民间金融风险行之有效的办法。

关键词：民间金融；金融风险；民间金融的准入制度；民间金融的退出机制

一、建立民间金融市场准入与

退出机制的必要性

我国关于民间金融的规范散见于《民法》《刑法》《合同法》《担保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行政规章以及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法律文件之中，并呈现出以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共同严厉管制民间金融的立法模式。《商业银行法》《非法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活动的取缔办法》《金融机构管理规定》等法律和法律性文件中，将合会、私人钱庄、互助式的金融组织及其他大部分吸储的民间金融组织都列在非法行列。如《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9条以及《商业银行法》第81条中规定禁止“非法金融机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以及非法集资”。法律法规将这类行为界定为违法行为，但其确实是民间金融行为的表现形式。[1]近年来，随着金融改革进程的推进，各界不断呼吁为民间金融立法监管。2013年11月22日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浙江省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共7章50条，于2014年3月1日起施行，内容包括总则、民间融资服务主体、民间借贷、定向债券融资和定向集合资金、风险防范和处置、法律责任、附则①。该条例的出台也反映了近年大陆地区对民间金融的态度由严厉管制向更加注重于对民间融资的管理与促进的方向转变。

尽管如此，目前大部分的民间金融行为实际上是

以个人信用为基础的，未得到法律的认可，也尚未纳入政府或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缺乏有效的市场准入制度。民间金融大都不具有法人资格，现行《破产法》只适用于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破产清算，不能适用于绝大部分民间金融机构的破产清算。反映大陆地区关于民间金融的最新立法动向的《浙江省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例》也未能就民间金融的具体准入和退出问题作详细规定。由于缺乏准入和退出法律机制，使得民间金融机构设立、撤销、合并、破产以及清算等问题无法明确。比如，对于某个民间金融组织是可否设立、设立条件、业务范围等没有明确的界定标准；对于某一民间金融组织符合什么标准可以宣告破产或直接撤销，撤销或破产后的债权债务如何清偿或处理，法律规章也没有明确。

央行的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5月，全国的民间融资总量约3.38万亿，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88%～10.53%，占当时贷款余额的6.7%，占企业贷款余额比重为10.2%②。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民间金融几乎撑起了当地经济发展的半边天。民间金融的快速发展在弥补正规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领域的融资空白方面有积极促进作用。但民间金融毕竟是一种自发的、盲目的、分散的信用活动，具有其自身的高风险性，随着民间金融规模的扩大和借贷利率的日益走高，其资金流向及可能造成的风险问题已不容小视。

对民间金融市场准入问题的回避态度不仅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反而使得民间融资主体和融资活动处于一种模糊的状态，无法区分合法与非法。在数额巨大的民间金融交易中，仅有小额信贷处于我国正规金融体系之中，其余民间金融形式都游离于体制之外。我国大陆民间金融的市场准入与退出机制尚未建立，民间金融企业和民间融资行为一直游离在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之间，使得民间金融市场鱼龙混杂，不少非法组织更是鱼目混珠，打着民间融资的旗号开展非法资金经营活动。不能明确民间金融的法律地位，就不能通过法律保护民间融资双方的合法权利，更不能保证民间金融的合理生存与发展空间。民间金融本身所固有的风险性得不到有效的监管和规制，致使投融资双方的权益都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地下暗箱操作衍生了许多非法活动，导致我国金融市场出现巨大的风险，政府对这些风险往往也只能是“救火式”的被动防范，导致惨重的损失。

近年来，各地民间高息借贷险象环生，民企老板跑路成风，温州江南皮革、三旗集团、港尚记、天石电子等知名民营企业突然就人去楼空。在经历了安溪县村主任许火从借款出逃③、捷通达老板非法集资近10亿案的洗礼后，我们对于民间金融法律规制的重要性应该有更深刻的认识。因此，确立民间金融的市场准入制度，严格区分市场准入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刻不容缓，而构建民间金融的市场退出机制，更可以了却广大民间金融投资者的后顾之忧。

由于当前信贷紧缩，旺盛的资金需求推动民间借贷利率不断走高，金融市场蕴藏着巨大的风险，各种资金纠纷和诈骗案件层出不穷。法律缺失、经营混乱、监管不力等乱象，也提醒我们应当尽快确立民间金融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法律制度。

二、台湾地区民间金融市场准入、退出制度的立法实践及其借鉴

（一） 台湾地区的立法实践

出于监管目的，台湾地区根据多年积累的判例及其合会习惯，于1999年通过了“民法债编”，修正增订“合会”一节。首次以法律形式对民间合会的定义、契约条款、竞标程序、会首会员责任义务、倒会的处理办法等做出了详尽规范，确立其正当的民间金融的法律地位。[2]下面以合会为例，简单地介绍台湾地区民法典对于民间金融的有关规定。

在市场准入机制方面，首先，2002年的民法第二编“债”第709条之1阐述了合会是由会首邀集2人以上为会员，互约交付会款及标取合会资金，汇款为金钱或其他替代物的契约。[3]第709条之2对会首及会员的身份做出必须是自然人的限制。其次，第709条之3对于合会的要式性以及合会单的应记载事项进行详细的罗列，第709条之4至6规定标会如何进行、首期合会金的取得以及标会的方法。最后，第709条之7至9明确规定了其合会参与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承担的风险责任。[4]

台湾地区对于市场退出机制的主要法律制度创设突出体现在“资产管理二法”，即金融重建基金条例，（可称为台湾的RTC，Resolution Trust cooperation）和资产管理公司（Asset Management Corporation，AMC）。RTC与AMC是专门为了解决基层金融机构面临的逾期放款、不良金融机构市场退出、金融机构资产状况恶化等问题而设计的。

1.“金融重建基金条例”

台湾地区通过“资产管理二法”中的“金融重建基金条例”，参照美国RTC（清理信托公司）、日本RCC（整理回收机构）和韩国NPA（不良资产管理基金）， 建立了台湾地区的金融重建基金（Resolution Trust cooperation，RTC）。[5]资金的来源是这个法律机制是否能得以实施的重中之重。为了让台湾经营不善的金融机构能顺利退出金融市场，将金融风暴消弭于无形。金融重建基金由营业税、存款保险费率，以及存款保险公司盈余等组成，当金融重建基金不足以支付这些无法收回的不良放款，则政府作为最后的“兜底”必须发行公债来应付差额。

2.“金融资产管理条例”

组建资产管理公司来管理和处置银行的不良资产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台湾地区通过“资产管理二法”中的金融资产管理条例，并成立了资产管理公司（Asset Management Corporation）。AMC成立是以收购不良债权为宗旨的，主要功能包括对不良资产的收购、管理和处置，对不良的资产进行重组整合，对不良资产进行追加投资以及在法律法规的允许下从事其他的资产管理业务，从而使有问题的金融机构能顺利地退出金融市场。[6]

（二） 台湾地区民间金融立法实践的借鉴

对两岸民间金融发展状况及其立法现状的比较分析后发现，大陆与台湾地区民间金融发展的历史趋势是一致的，两岸民间金融立法的内在逻辑是统一的，其监管运作方式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台湾地区对民间金融的监管和法律规制的进程比大陆早，相关的法律制度也比较完善，对于大陆地区对民间金融的规制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加之两岸无论从地缘环境、历史渊源、文化背景、民俗气候等均相同或相近， 分析台湾地区民间金融的立法经验和教训，可以为完善大陆民间金融法律制度提供如下启示：

1. 赋予民间金融合法地位并加强监管

长期以来，民间金融在中国大陆被落后、非法的标签所拘束，各级政府对于民间金融普遍采取歧视、压制甚至取缔的政策，使得多数民间金融游离于体制之外，处于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的夹缝中难以发展。然而，有一些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是通过使民间金融“合法化”的方式来规范民间金融的，并非靠简单的打击和取缔。它们的实际经验也表明：民间金融组织可以发展，且要在权责相统一的法律规范下发展。民间金融同样可以有效地促进生产。一方面，民间金融能够以比银行高的利息凑集大量闲置资金，缓解资金供求关系紧张的局面，对正规金融起补充作用；另一方面，民间金融的运行机制简单便捷，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所以，应当对民间金融做出新的评价，对民间借贷的客观存在给予认可，逐渐赋予其合法地位。同时，民间金融行为又蕴含着极大的风险，亟待纳入法制化监管轨道，使民间金融活动以合法、正确的方式成为金融活动的组成部分，以降低潜藏的信用风险，维护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社会稳定。

2. 逐步放宽民间金融市场准入的限制

我国台湾地区通过法律形式对民间合会的定义、准入条件、竞标程序、契约条款、会首会员权力义务、退出机制等做出了详尽规范，确立了其正当的民间金融的法律地位，使许多处于地下状态的民间金融组织浮出地面成立合法银行[7]。台湾当局通过建立合会储蓄公司形式将原先的合会业务纳入正规金融体系，并将其改制为中小企业银行对民间合会逐步规范管理，最终为其单独立法的这种做法对大陆如何引导、规范民间金融活动有很大的启示。这种“诱致型的合法化”方式值得我们借鉴，针对目前民间金融准入机制的缺失和正规金融机构门槛过高的现状，政府可以适时完善相关法律规章，通过“诱致型的合法化”方式降低民间金融市场准入门槛，建立民间金融准入机制。允许那些符合条件的地下钱庄、金融标会等民间金融组织形式，通过合法的形式进行注册、登记、运营，按正规金融机构的要求对其引导、规范、监督，使其从“地下”转为正规的民间金融机构，有效地补充当下金融体系的不足和缺失。

3. 规范引导民间金融并建立退出机制

我们对民间金融本身所具有的高风险和逐利性应该有充分认识，要理性看待民间金融的消极影响和积极影响，一味扩大民间金融的积极作用而淡化其消极作用也是不妥的。民间金融活动林林总总，难免鱼龙混杂，高利息中也往往蕴藏着高风险。部分以投机为目的的民间金融形式蕴藏着巨大的风险，倒闭可能性大，需要通过建立退出机制、加强金融监管等制度安排加以控制。实践中，大部分民间金融形式利弊兼具，但利远大于弊，因此，能否趋利避害就要看政府的政策设计和监管水平如何。台湾当局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对民间合会逐步规范管理，并在2002年的“民法”第二编“债”第709?9条规定了合会会首破产、逃匿或有其它事由致合会不能继续进行时，汇款的处理办法和各类会员之间的责任分配问题。[8]此后，通过“资产管理二法”解决基层金融机构面临的逾期放款、不良金融机构市场退出、金融机构资产状况恶化等问题，虽然这两种制度还存在着一些隐忧，比如可能存在违反公平、公正原则，脱离法律、价格暗藏的争议等，但对大陆在未来如何引导、规范民间金融活动依然是不可或缺的立法经验。

三、构建民间金融市场准入和市场退出制度的基本思路

（一） 制定民间金融市场的准入制度

鉴于金融业是高风险行业，要引导民间金融的正确发展、防止不正当竞争，必须建立金融业的市场准入制度，如严格规定注册资本、经营场地、经营范围等。不过，大方向仍应是适当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为民间金融的正常发展提供一个较为宽松的竞争环境。因此，在确立民间金融的市场准入制度时，应针对不同的市场准入主体设立不同的准入制度，允许各类产权清晰、财务制度比较健全、运营管理比较规范的民间金融机构依法创建新型民间金融组织。

1. 简单形态民间金融的市场准入制度的设立

实践中，简单形态的民间金融包括自然人之间的融资、较少人数的私人与企业间自由借贷、简单的企业之间一对一的拆借行为。这类民间借贷行为当事人一般相对特定、金额小、风险低、不以吸收存款为目的，属于私人之间正常合同关系的借贷行为。对于这类型的民间金融市场准入方面的操作重点是：一方面，这种民间融资行为完全可以划分到民商法范畴来进行调整，在立法上可采取不干预原则，也无需特别市场准入，只需按民商规则为交易双方当事人提供合同保护即可。另一方面，严格限定简单形态民间借贷的主体范围和资金用途。比如，规定简单形态的金融借贷主体中的企业仅限于农村或者工业生产领域的企业，同时进行贷款登记制度，就资金的应用进行监管。

2. 中间形态民间金融的市场准入制度的设立

在我国市场中比较典型和普遍的是中间形态的民间金融形式，如：民间合作金融、合会、民间集资（向不特定多数人或者不特定社会公众吸收资金的企业集资行为）。而这部分民间金融在市场中恰恰是最不成熟、争议最大的，最需要合理而又积极的市场准入引导以降低金融风险，保证预期行为选择的合法性。

对于合会这类具有互助性、存续期限灵活、不对外开展业务、组织结构简单、不具有法人资格的民间金融，其法律地位仍应以自然人主体为主。在市场准入上按照个人合伙组织形式来认定，但应通过立法明确其邀会方式、会员人数、会首和会员的资格、权利与义务、会款金额、会款用途、合会存续时间、会息利率等细节。

对于企业集资行为要明确其集资主体、主要集资条件、集资范围和准标等准入条件。第一，明确限定集资主体应当是正式登记并领取营业执照，连续3年之内无经营亏损、无犯罪记录，预期利润可以支付利息的企业；第二，集资企业应该制订集资章程或办法，并对社会公布，内容包含集资目的、方式、期限、用途、金额、利率和企业经营状况等；第三，集资的目的是解决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资金短缺，集资金额不得超过企业正常生产所需资金总额；第四，未经审核而擅自集资或不接受定期监管的企业不得擅自集资，开户银行也不得为其办理存款、支付集资的本金和利息等手续，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9]（135）

民间合作金融组织需要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现实情况制定市场准入条件。在经济发达地区，可实行股份制合作形式，既允许社员入股也允许社员以外的企业法人和自然人入股，并对这类金融合作组织的最低资本注册额、业务准入、集资条件和集资范围等做出相应的规定。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仍以资助互助需求为主，可采取合作基金会形式作为准入方式。由农户自愿入股退股，股金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转让。业务对象是入社的会员，禁止营利活动，其最低资金额和资金注入方式依当地实际情况由地方政府或民间金融行业协会自行变通，并适时予以监管和指导。

3. 高级形态民间金融的市场准入制度的设立

以小额贷款公司、私人钱庄和典当行为主的高级形态的民间金融，在组织形式、业务产品、经营机制等方面都与正规金融形式趋近，因此，对于这一类民间金融可以参照并引用正规金融的管理和发展模式进行创设和监管。市场准入方面赋予其法人资格，参照有限责任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条件进行设立，提高其注册资本金额度到500万之上，并限定其最高利率。这样可以使其组织形式更具规范化和合理化，也能保持金融机构结构的整体协调性，推进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的有效合作。

（二） 建立健全民间金融市场的退出机制

要建立健全民间金融市场的退出机制，引导民间金融机构适当破产退市，对于经营不善而破产的民间金融机构则做好清算审核工作，同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国家信用制度，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避免引起地域性的恐慌情绪，影响社会稳 定。[10]而对于违反法律法规的民间金融机构要立即强制清理、关闭，并对相关当事人查处并重罚。比如像《浙江省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例》规定，借民间贷年利超过48%的融资活动属于违法行为，当该情形出现时，执法机构即应该出面按照高利贷予以行政处罚。

1. 设计民间金融机构退出制度

简单形态的民间金融形式，如自然人之间民间融资的行为，可以借鉴我国台湾地区“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中规定的自然人破产相关法律制度。当然设计并推行个人破产制度应该兼顾城乡结构性差异，在完善个人财产登记申报制度和个人财产信用征信体系的前提下采用“逐步推展”的方式进行。

对于中间形态的民间金融可具体规定其退出情形和程序。以比较常见的民间金融形态合会为例，合会的市场退出可以有三种情况：① 自然退出。实现合会设立的最终目的或者合会存续期限届满，无存在的必要时可以自然退出。② 协议退出。基于特定原因经过全体会员一致同意可以解散合会。前面这两种退出方式是属于合法的、正常的市场退出行为，只需按照法律流程，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即可。③ 强制性退出。分两种情形：一是会首与会员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由银监会监督机关或民间金融自律行业按照法律程序强行退出。包括会首与会员恶意倒会，虚开会脚，会首或会员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挥霍、冒领会金，获得会金后用于非法经营活动。[9]（136）二是由经营不善或者家庭变故以及其他客观不可抗力原因导致会首或会员财产减少或资不抵债不得不解散合会。这些情形涉及行为的违规性的处罚与会员之间权益的保护和分配问题，需要通过法律详细规定，重点规制。

对于法人和民间中介机构等中高级形态的民间金融形式，可以参照我国大陆《破产法》的相关规定，明确债权人与借款人的权利与义务。在面临破产状况发生时，能确保民间融资的借款人的债权在最大限度上得以保障，同时也保护贷款人不至于因无法偿还债务而走向极端。

2. 引入民间金融存款保险制度

针对法人和民间中介机构实际情况，将存款保险制度引入民间金融市场退出机制。由于民间金融自身信用的局限性，一旦产生风险，如果责任人破产或逃逸，将给存款人和债权人的利益带来惨重的损失，很可能引起经济和社会的动荡。因此，在民间金融的市场退出机制中有必要引进保险存款制度和金融风险基金制度。我们可以借鉴台湾的“资产管理二法”和美国的联邦存款保险制度，在金融机构破产时通过保险的渠道及时赔付储户被保险的存款。这样就可以有效地分摊金融损失，防范金融风险，维护民间金融的稳定。

3. 建立RTC制度与国家信用制度

可以参考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在我国大陆建立金融重建基金制度，从营业税、存款保险费，以及存款保险公司盈余中提取一定比例（如各提取0.5%）组成风险基金用于金融重建。当金融重建基金不足以支付这些无法收回的不良放款时，则政府发行公债来应付差额，为不良资产的金融机构平稳退出金融市场铺平道路。[11]当然，若法律法规能够明确民间金融的合法地位，将其纳入正规的金融体系之中，可由国家来兜底承担金融机构退出市场时的其本身无法承担的风险责任。

注释：

① 《浙江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3月1日起施行. 浙江在线. http：//biz.zjol.com.cn/system/2014/01/07/019797590.shtml. 2014?03 ?17.

② 21世纪经济报道.央行调研民间融资 3.38万亿 http：//

money.163.com/11/1020/09/7GQ221QA00253B0H.html.2011?10?20.

③ 温州民营企业民间借贷危机及2011年8月安溪县村主任许火从借款3亿，无力偿还跑路境外的相关案件，可参见中国新闻周刊：周政华，陈纪英.民间借贷危机调查http：//news.hexun. com/2011?10?13/134187414_4.html.2011?10?13.

参考文献：

[1] 谈萧， 胡新建. 民间金融的法律评判及规制路径[J]. 法治研究， 2010（6）： 57?62.

[2] 陈慈幸. 有关合会的民法相关修正[J]. 空大学讯， 2000（4）： 32?33.

[3] 黄茂荣. 就民间合会论习惯法对于法律漏洞的补充[J]. 植根杂志， 2009， 26（3）： 35?38.

[4] 陈荣文. 台湾地区合会法制变迁探析[J]. 台湾研究集刊， 2005 （2）： 48?54.

[5] 刘其昌. 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设置及管理条例评析[J]. 信用合作， 2001（70）： 73?77.

[6] 王文宇. 资产管理公司政策与法制问题研究[J]. 台湾金融财务季刊， 2000， 1（2）： 13?14.

[7] 李晓佳. 发展经济体中的合会金融—台湾的经验[J]. 中国农村观察， 2005（2）： 13?24.

[8] 萧芍芳. 台湾合会经验及其对中国大陆的启示[J]. 农村经济， 2005（8）： 68?72.

[9] 肖琼. 我国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D]. 长沙： 中南大学， 2012： 135?136.

[10] 隋平， 陈平凡. 金融机构大而不倒问题与解决方案研究[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05）： 119?123.

[11] 姜涛.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限缩适用新路径： 以欺诈和高风险为标准[J]. 政治与法律， 2013（8）： 52?56.

[编辑： 苏慧]

作者：黄振香

民间金融界定分析论文 篇3：

发达国家民间金融对我国民间金融监管的启示

摘 要：轰动一时的吴英“非法集资案”将民间金融这一问题推到了社会的风口浪尖，对民间金融的管理问题已经逐步成为一个全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我国民间金融起步较晚，不论监管制度还是法律法规都存在着较大的不足。美国和日本是民间金融较为发达的国家，其制度设计对我国民间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及法律体系的构建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民间金融；监管；现状与不足；启示

近年来，许多与民间金融有关的事件引发广泛关注，对民间金融的管理问题已经逐步成为一个全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然而要建立一套合理的、积极有效的管理模式还需要结合我国民间金融的大环境，深入分析民间金融的发展原因，博采众长，因地制宜地制定有关政策。

一、民间金融迅速发展的原因

所谓民间金融，有人将其称之为“灰黑色金融”（章晓虎，1996），也有人称之为“地下金融”（江曙霞，2001）[1]。国外多将之界定为“非正规金融”。民间金融的发展是自发的、自下而上的、局部的现象和行为。一方面，由于“正规金融”所能覆盖的范围始终是有限的，很多中小企业旺盛的资金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农村信贷等也难以跨入正规金融机构的门槛，迫切需要找寻新的融资突破口。民间金融就是在这种市场经济内生的原动力推动下孕育而生的。因而，我们认为民间金融产生并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市场的需求，也有学者把民间金融的产生概括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2]。

二、我国对民间金融监管的现状及不足

（一）我国有关民间金融的监管制度安排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实行的“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体制模式，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分工协作。我国一直未曾明确由三会中的何者对其进行监管，也未曾设立专门的民间金融监管部门。但从国家出台的相关规定来看，民间金融信贷政策的制定者这一角色主要由央行担任，而具体的方针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考核则由银监会负责。

就规制民间金融的法律法规而言，我国目前尚未存在统一的立法对民间金融进行系统的监管。相关法律法规只是散见于各部门法中，但各部门对于民间金融的准许与否仍然存在着较大的矛盾。如：宪法第13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民法通则》第90条：“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合同法》第196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在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以下的范围内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由此可见宪法精神，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等对民间金融是承认的。但有些法律法规对民间金融却是禁止的，如：《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规定：“为维护金融秩序，对包括非法发放贷款行为在内的非法金融业务活动要予以取缔”；1996年制定的《贷款通则》严格禁止民间融资活动，规定贷款人必须是依法设立的中资金融机构，并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经营贷款业务[3]。由此可见，我国不仅针对民间金融现仍未有统一的立法，而且法律法规的规定还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二）我国对关民间金融监管存在的不足

从“吴英案”来看，我国民间金融实质上并未有明确的监管机构。有关民间金融的相关制度设计仍然存在着较大的缺陷。

1.对民间融资的立法协调性差且缺乏统一标准

如上所述，我国民间金融的合法性与否至今未有统一的定论。各法律法规对民间金融或是“承认”或是“禁止”，这使得民间金融的地位异常尴尬。就“吴英”案而言，从本质而言，吴英的行为也可以称之为一种民事行为，但最终却上升到刑法来衡量的高度。由此可见，在国内法律缺乏统一的标准且相互间缺乏协调性的情况下，势必会造成民间金融的监管缺乏统一的度量标准，最终导致监管混乱，不利于引导民间金融健康发展。

2.我国民间金融监管主体还不够明确

受民间金融法律规制体系滞后影响，目前国内尚未颁布关于民间金融统一的、系统的法律法规，自然对民间金融的监管主体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在中央，目前由央行辅助银监会共同承担民间金融的监管责任，但其监管主要是宏观层面的监管，地方民间金融的监管机构始终却处与缺位状态，且尚有很多民间金融组织和行为处于无政府状态。“吴英案”可谓只是地方民间借贷的冰山一角，类似吴英的大规模借贷、融资行为在国内民间金融发达地区还比比皆是。但却没有有效的地方监管部门对其进行规制，这不失为民间金融的一大隐患。

3.法律法规条款严重滞后

我国的金融业发展向来具有严重的“政策导向性”，目前国内有效的很多金融法规都是在特定的金融环境和经济发展时期出台的，具备很强的实效性。但21世纪已然过去十多个年头，国内金融环境早已发生重大改变，现行有关民间金融的法律法规早已不能适应现实环境的要求，压迫了民间融资的自治空间，已暴露出很大的滞后性，难免阻碍经济的发展。

三、美、日民间金融监管制度

（一）美国的民间金融监管制度

美国民间金融主要包括储蓄贷款协会、合作银行、信用合作社、储蓄信用合作社等。据统计，美国民间金融机构大概有9 000多家，大约占美国银行数量的60%，其中以信用社居多。①由此可见，美国的民间金融是十分发达的。针对民间金融的监管模式设置，美国根据联邦制国家结构设立了分层次监管的“双轨制”监管模式，即实行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两种监管主体选择制度。并设立了专门的监管机构—信用社全国管理局（NCUA）对非正规金融的主要形式—信用合作社进行监管[4]。

美国承认民间金融的合法地位，并推行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和谐发展的策略。美国虽然拥有最完善的金融体制，也并不能完全满足所有资金需求者的需求。长期以来，美国银行倾向于忽视那些低收入阶层、小企业、移民和有色人种的贷款需求，这样需求与供给便存在一定的空白区。目前，从现实情况来看，美国中小企业的融资方式仍然以业主的储蓄和向亲朋借款为主，二者共占其投资的58%左右[5]。由此可见，美国政府对民间金融是予以承认的，且民间金融健康发展已然成为正规金融的良好补充。

此外，美国政府为促进民间金融的健康发展，已经设置了较为完备的立法体系。与“双轨制”监管模式相对应地设有州立信用社法案和联邦信用社法案。1909年，美国马萨诸塞州通过了第一部信用合作社法案，其他州也纷纷效仿。1934年，通过的《联邦信用社法》（FCUA）（The Federal Credit Union Act），并于1998年进行了最近的一次修订。此外，美国对农村民间金融的监管也设置了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使农村民间金融的运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在美国，信用社可选择在联邦机构注册，也可选择在一州政府注册。这样既给予民间金融自由发展的空间，也能促进各州之间、各州与联邦之间有关民间金融法律的交流与完善。

（二）日本的民间金融监管制度

日本的民间金融拥有合法地位且非常发达，其农村民间金融的规范发展也归因于其因时制宜的法律政策。二战后，为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其广泛借鉴欧美国家的经验，在国内推广合作金融服务业务，陆续建立了信用金库、信用协同组合、劳动金库、商工组合中央金库、农协等非正规金融组织[6]。逐渐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以非政府自主合作为基础，以职能监管为主的分类监管机制，对国内民间金融进行了全面的监管。

日本的民间监管区别于其他国家之处在于其典型的职能监管制度，各职能部门按照其对应的监管业务的性质进行设置和分工，对不同性质和类型的金融主体进行分类监管。在监管内容上不断缩小行政监管范围，不干涉被监管机构的具体业务，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对公众加强风险教育以防止投机行为泛滥[7]。

日本有关民间金融的立法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其法律、法规随着国内金融市场需求和国家政策的改变而改变。1915年，日本出台了《无尽业法》对国内大量存在的无尽组织进行监管。但随着民间金融的发展，1915年出台的《无尽业法》的相关条款逐渐出现了较大的不适性。1951年5月，日本政府又通过了《互助银行法案》，对民间金融新兴的并广泛存在的互助无尽组织进行监管。80年代，日本国内爆发了几起重大的民间金融事件，如丰田公司事件。日本政府便针对各项事件制定了管理处置规定。如针对投资欺诈事件制定了《投资顾问法》。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金融顾问研究委员会于开始倡导把互助银行转变为商业银行，并制定了系列的规章制度对其进行引导。最终，互助无尽组织都转变为通常意义的商业银行。可见，日本农村民间金融的规制路径离不开政府因时制宜的法律规制和政策引导策略。

四、美、日民间金融监管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民间金融起步较晚，不论监管制度还是法律法规都存在着较大的不足。美国和日本是民间金融较为发达的国家，其制度设计对我国民间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及法律体系的构建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笔者认为，结合目前国内民间金融的大环境，从美国和日本的相关制度设计可得出如下启示。

（一）构建民间金融法律规范体系

从美国和日本的成功经验来看，任何制度的完善离不开法律的保障。美国根据其联邦制的国家结构设立了州信用社法案和联邦信用社法案。既赋予民间金融一定自由选择的空间，又使得国内有关民间金融立法结构严谨。也保障了监管机构在进行监管时能有理有据，有法可依。如前所述，我国至今未有关于民间金融的统一立法，且各相关法之间始终有矛盾存在，因而完善统一立法势在必行。只有立法完善了，才能指引民间金融往正确的方向发展，才能给监管机构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执政标准，避免滥用职权的行为发生，才能减少金融风险。

（二）明确设立由中央到地方的金融监管机构

美国设有专门的监管机构—信用社全国管理局（NCUA）对非正规金融的主要形式—信用合作社进行监管，并实行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两种监管主体选择制度。既有统筹者，也将监管主体落实到了基层。日本设有日本金融顾问研究委员，并以职能监管为主要模式，这样根据民间金融机构不同的性质来划分监管部门有利于建立专业高精的监管体制，对我国有一定的借鉴价值。目前，有关民间金融的监管国内主要是银监会担任，央行负责信贷政策的制定，但其监管并未有强有力的法律依据。且银监会本身金融监管任务就十分繁重，再将庞大的民间金融列规其中很难保障有效监管。笔者认为，可在中央建立专门的民间金融监管机构，并在地方设立相应的负责机构，配备专业的人才。这样既有利于提高监管效率，又能根据地方不同的经济状况制定专业的、具备可行性的发展政策。

（三）保障民间金融相关法律法规与市场的可适性

日本民间金融的快速发展归因于其因时制宜的法律政策。日本的民间金融发展模式是“政府主导型”的，而我国政府对金融的发展也影响力甚远。就这点而论，两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日本政府根据国内金融市场的需求，适时地颁布了与市场相适应的法律法规，这对其国内金融的发展具有很好的导向作用。如：从无尽组织到互助无尽，日本政府先后出台的《无尽业法》和《互助银行法案》，以及重大金融事件后的《投资顾问法》，无不体现了日本立法当局对市场的高敏感度。而且我国与日本同属亚洲经济圈，近年来亚洲金融现发展势头迅猛，金融环境可谓瞬息万变。任何法律都不可能无论经济如何发展都具备可适性，有关民间金融的法律更是如此。笔者认为，日本因时制宜的法律政策非常值得我国学习。我国在制定有关民间金融统一的法律之时，在保持一定前瞻性同时，也应该根据金融环境的变迁作出适时的调整。

参考文献：

[1]钱思思.民间金融风险分析研究[J].经营管理者，2010，（3）.

[2]蔡四平.规范我国民间金融发展的路径选择[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1，（2）.

[3]盛开，邢利利.论民间融资的法律规制[J].特区经济，2011，（1）.

[4]刘雨露.我国民间金融监管模式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2010.

[5]滕昭君.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1.

[6]王先富.反思：再次提醒“天上不会掉馅饼”[EB/OL].http：//news.taizhou.com.cn/2010-02/24/content_212442.htm

[7]潘海艳.国外民间金融发展策略及借鉴启示[J].财经界：学术版，2011，（12）.

作者：吴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