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小农研究论文

2022-04-18

摘要：当今中国小农不同于传统小农，也不同于社会化大农，它是介入传统小农与社会化大农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的小农，即社会化小农。因为它已经从传统的“为买而卖”逐渐转向“为卖而买”、从“以业为商”转向“以农为市”、从“小农的市场”转向“市场的小农”，货币与市场“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小农与家庭是“无人不商”、“无物不市”。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社会化小农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社会化小农研究论文篇1：

实现小农户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双向嵌入”

【摘要】当前，农业社会化服务已成为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发展的桥梁，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对小农户的支持仍存在“吨位决定地位”的现实困境。“双向嵌入”基于互惠互利、统筹考虑的新思路，通过由外向内和由内向外两种路径，促进小农户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有机融合，助力乡村振兴。

【关键词】小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双向嵌入”

“大国小农”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农情，“效率低下、封闭保守、土地细碎、技术落后”是小农生产的天然劣势，“种地不挣钱、增产不增收”是小农经营的真实写照，“销量决定音量，吨位决定地位”的农业生产性服务导向使得小农户发展举步维艰。农不安则国不稳，农不富则国不强。党的十九大报告高度关注小农户，吹响了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号角。2019年，中央发布第16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实现了从促进农户增收向解决农业小生产和大市场矛盾问题的转变。可以说，实现小农户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有机融合，已经成为新时代提出的新命题。
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发展的桥梁

即便是在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美国、欧洲等地区，农业经营规模仍是有大有小，小农户同样面临着资金短缺、劳动力外流、技术手段不足、抗风险能力较弱等问题，需要从市场上购买相应的农业服务来弥补自身的不足。大部分农民是渴求并愿意接受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因为这能够增加经营效益。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由政府公共服务机构、市场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其他社会服务组织、科研教育单位四部分构成，其提供的服务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优化农业生产经营的产业结构，提高抗风险能力。小农户的“散、小、弱”，导致其在获取市场信息、销售农产品等方面存在问题。而以“公司+农户”为代表的模式能够促进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和优化。市场化龙头企业在资金、技术以及营销配送方面有着较大的优势，可通过建立生产基地对接小农户，并为其提供农产品销售及培训服务，引导小农户生产满足市场需求的农产品，减少和避免生产盲目性。

二是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合作社是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理想载体。作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一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除了具备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功能外，更重要的是具有乡土社会的结构优势，能够将小农户组织起来，提高组织水平，从而实现适度规模经营，降低交易成本，抱团抵御市场风险。

三是提高小农户的现代技术运用水平。科技发展是保障农产品供给和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科研教育单位在不断开发面向农户需求的新技术与新成果的同时，还可以通过与政府相关部门的合作，推广农业技术。

四是提高小农户的政策信息获取能力。政府公共服务机构是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重要主体，其通过驻村的方式将上级的政策下达给小农户，并积极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为小农户连接大市场提供政策保障。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对小农户的支持存在“吨位决定地位”的现实困境

纵观世界各国的农业现代化进程，都是由传统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向集约化、规模化的现代农业经济转变。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农业生产提供公共服务、科研教育服务、信息技术服务、资金服务、互助性服务等，是支撑维系农业经营主体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作为农业发展中坚力量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其需求是多元化、专业化的。但对于占据我国农业经营主体绝对多数的小农户来说，高度分散的特点导致其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同，且供求对接较为困难、交易成本较高，存在供需结构性矛盾等突出问题，使得以大户为中心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对小农户的支持不够。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对小农户的支持缺失从多年来理论界的研究脉络中可见一斑。以“时间序列”为基本线索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构建及市场化阶段（1990-2007年），主要关注重要性、国外经验借鉴、构建路径三方面，由此，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逐步趋于市场化。第二阶段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及农业大户崛起阶段（2008-2013年），主要关注内涵、服务主体分类及培育、现实困境三方面，以龙头企业、农业大户为代表的新型经营组织得到了充分发展，但同时也暴露了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在服务层面、制度层面、组织体系、利益联结等方面的问题。第三阶段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健全及小农户问题凸显阶段（2014年至今），主要关注农业社会化服务对象选择、服务供需优化两方面。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统”层次上功能的弱化使其难以为小农户提供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的组织服务，小农户因而经常蒙受损失。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我们应在政策选择上明确保护小农户的利益，并建立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机制。
实现小农户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双向嵌入”的两种路径：由外向内型、由内向外型

事实上，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说明了小农户是渴求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而且新时代也赋予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服务小农户的历史使命。因此，我们应着力促进代表现代要素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与高度分散的小农户对接，实现两者的有机融合。而“双向嵌入”是一种基于互惠互利精神的内化交易逻辑，有利于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

从实践来看，小农户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双向嵌入”在实践中已初现端倪，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做法，比如托管服务模式、订单服务模式、平台服务模式、站点服务模式、股份合作模式等。从理论上总结这些模式的机制及形成路径，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由外向内型，即龙头企业等主体通过当地政府公共部门整合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小农户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同时，整合科研院校的技术资源，提高服务水平及效率。在此过程中，村庄内部的行政力量通过自身的政治优势将已经实现整合的小农户转变为合作社等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并配合外部服务组织的行为，减少农业发展的社会成本。

另一种是由内向外型，即小农户中的精英在政府公共部门的帮助下，基于利益联结，将分散的小农户组织起来，以合作社为载体发展现代农业。同时，其向社员提供服务，鼓励其成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一部分，积极参与社区建设，进一步形成产业规模效应。而外部企业在当地产业规模效应的吸引以及政府公共部门的引导下，到当地投资发展现代农业，对接地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为小农户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并进一步整合技术资源。事实上，以上两种路径是殊途同归，即都要时刻关注对方的利益，从而最终实现“双向嵌入”。

（作者为桂林理工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硕导）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小农户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双向嵌入’的融合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8BJY137）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周娟：《土地流转背景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重构与小农的困境》，《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②杨汇泉：《新中国成立60年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组织建构回顾及研究述评》，《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③李俏：《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④賀雪峰：《为谁的农业现代化》，《开放时代》，2015年第5期。

作者：马小龙

社会化小农研究论文篇2：

农户的市场约束与行为逻辑

摘要：当今中国小农不同于传统小农，也不同于社会化大农，它是介入传统小农与社会化大农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的小农，即社会化小农。因为它已经从传统的“为买而卖”逐渐转向“为卖而买”、从“以业为商”转向“以农为市”、从“小农的市场”转向“市场的小农”，货币与市场“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小农与家庭是“无人不商”、“无物不市”。面临市场化、社会化的货币支出压力，社会化的小农行为已经从依靠熟人关系、道德市场转向求助货币武器和紧缩性的保守选择应对市场化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关键词：社会化小农；市场约束；行为逻辑

文献标识码：A

认识小农要从农户出发，研究小农要从原点出发。前者强调要从当今小农的实际着手，不能脱离实际研究小农；后者强调要从经典理论的局限性着手，不能生搬硬套经典理论解释当今小农。无论是从亚当·斯密、马克思到恰亚诺夫、波拉尼、斯科特，还是从舒尔茨、波普金到黄宗智、施坚雅、费孝通，对于小农性质定位和小农发展阶段的划分，都是依据小农与市场的关系，或者说小农与市场交换的程度进行判断，并以此研究小农的行为与偏好逻辑。笔者将从小农与市场的需求、供给、地位等方面进行研究，考察当今中国小农和市场的关系与经典理论的差异、与传统小农和市场关系的区别，即当今小农的市场约束、行为逻辑与经典理论、传统小农的差异。

一、“为买而卖”与“为卖而买”

——从需求角度讨论小农与市场

马克思认为，传统小农的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家庭需要，只有多余的产品才会出卖，“农民家庭差不多生产了自己所需要的一切：食物、用具和衣服。只有当他们在满足自己的需要以后还能生产更多的东西时，他们才开始生产商品；这种投入社会交换即拿出出卖的多余产品就成了商品”。传统小农是为买而卖，传统小农与市场发生关系是出售多余农产品，交换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生活用品，生产、生活资料主要来源于自然，而不是社会，更不是市场。

同时，马克思也认为，商品化会使小农被资本主义大规模生产所取代而走向灭亡，“資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割断了农业小生产的命脉；这种小生产正在不可抑制地灭亡和衰落”。在马克思小农学派看来，小农可以分为传统小农和社会化大农业两个阶段，前者的偏好与行为逻辑是为买而卖，后者是为卖而买。为买而卖是为了生存的需要，为卖而买则是为了利润的需要。可是当今中国小农并没有完全按照马克思小农学派的理论预设路径演进，既有为买而卖，也有为卖而买，即使为买而卖也不同于传统小农的交换需求和生存目的，为卖而买也不完全等同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利润目标。

(一)不同的“为买而卖”

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一夜之间农民从公社社员回归到家庭成员，小农回归家庭耕作、经营的传统状态，相当大一部分农户具有传统的性质——为买而卖。但当今为小农“为买而卖”完全不同于传统小农的“为买而卖”。当今中国部分小农，虽然还是“为买而卖”，但市场交换的范围、内容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总体上讲，“为买而卖”发生了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为买而卖”的产品比重扩大；二是“为买而卖”已经扩大到生产领域。第一个变化比较好解释，指的是家庭生产产品销售数量的变化，即从传统小农的30％至40％出售扩大到当今小农的60％至70％，小农再也不是为消费而生产，而是为市场而生产，为货币而生产。第二个变化才具有本质性的特征，当今小农的生产环节深深地卷入社会化分工过程，离开了市场和社会交换，小农生产几乎无法完成，市场交换成了小农再生产的必要前提和条件。

从小农生产主导农产品销售比重来看，根据满铁的调查，20世纪40年代的苏南地区，粮食主产区小农的粮食60％来自家庭生产，40％来自市场，而且来自市场部分还有青黄不接时从市场返购部分粮食(约占15％)，产粮区苏南农户真正出售部分只占家庭产量的25％左右。20世纪40至50年代的华北地区小农的粮食除了小麦的出售比重为46.20％外，其他粮食产品都低于30％。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农户只将剩余粮食用来出售，获取货币，交换日常生活用品。而当今中国小农生产的主导农产品销售比重已经很大，笔者调查的湖南湖村粮食销售比重达到68％，棉花、苎麻的销售比重达到100％。

从生产环节的社会化和市场化程度来看，20世纪四五十年代，华北81县187村农户生产投资自给和购入的比重大约65.75：34.25，自给占7成左右，市场交换占3成左右。而当今的小农是倒三七开，大约是30：70，当今小农的生产环节与社会、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当今中国大部分小农同样是为买而卖，但是涵义和重要性已完全不同。传统小农为买而卖只是为了生活得更好，即使市场交换无法完成，小农再生产照样进行，当今小农为买而卖则是生产的必然环节、也是再生产能否进行的关键。如果小农不从外部购买种子、肥料、农药，租赁收割机、耕作工具，小农再生产根本无法完成。同是为买而卖，当今小农的“卖”则完全不同传统小农的“卖”，离开了“卖”的过程，再生产无法进行。借用马克思简单再生产的转化公式，传统小农为“W－W’”，当今中国的小农为“W—G—W’”。两者的差别决定小农行为的差异，“W——W’”时期，小农追求产量最大化，即追求更多的w，产量最大化是此阶段农户的最优选择。“W—G—W’”时期，小农同样要追求W，但是此W则需要G来交换，因此理性的小农通过追求最大化G而追求最大化W’，即此阶段的小农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以交换农户自己无法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服务，G在此公式中不可缺少。总体而言，传统小农离开了市场至多影响农户的消费，当今中国小农离开了市场则无法生存，正因为如此前者追求产量最大化，后者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

(二)特殊的“为卖而买”

当今中国小农不仅存在“为买而卖”，而且也有特殊的“为卖而买”。后者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农户主要农产品的生产过程的市场化和社会化并非完全是“为买而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为卖而买”。如粮食生产过程中产前的“买”杂交种子、购“买”化肥就是为了生产更多的农产品而追求更多的货币，这是典型的“为卖而买”。产中的收割、犁田的市场化和社会化则不具有“为卖而买”的特点，因为这些支出本身就要耗费小农稀缺的货币，它是货币对劳动的替代。因此，小农的生产已经不是简单的为生存、为消费而生产，而且还有为货币收入而生产的因素，“为卖而买”与“为买而卖”夹杂在一起，如果不从源头加以考察，则会混成一团，难以分辨，当今中国小农的特殊性就体现在这方面。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今中国的小农既不是纯粹的“为买而卖”的传统小农，也不是纯粹“为卖

而买”的社会化大农，而是“社会化+小农”耦合的一种新的小农形态。这种小农形态既追求消费最大化满足，又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当然消费的满足可以归纳为货币收入最大化，即小农通过“买”，最大程度的获取W，然后通过出售W，获取G’。必须明白并非所有的“买”都是为了最大程度的获取w，进而最大化地获取G’。

第二，当今小农更多种植非粮食作物，以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经济作物历来就是小农获取货币收入的工具和手段，传统小农的棉花、花生、油料的出售率超过90％。当今中国小农种植经济作物同样是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两者的区别在哪里呢?在于过去有接近90％的耕地种植粮食，而当今小农有接近35％的耕地已经摆脱了粮食生产，即有接近三成五的耕地已经不遵循W--G--W’的再生产模式，而是遵循G—W--G’再生产模式。

当今中国小农生产偏好已经从纯粹的“为买而卖”转向既有“为买而卖”，也有“为卖而买”。如果将“为买而卖”视为传统小农的生产经营特征，“为卖而买”视为社会化大生产的特征，处于“为买而卖”与“为买而卖”之间的小农则是一个行为复杂，偏好则较为一致的过渡小农，其特点是社会化、市场化程度极高，以货币收入最大化为最优选择。

二、“以业为商”与“以农为市”

——从供求角度讨论小农与市场

“为买而卖”与“为卖而买”是从需求角度讨论小农与市场的关系。从供给角度看，当今中国小农也与传统小农有较大的区别。传统小农是以农业，特别是家庭消费剩余的农产品为商品与其他主体进行交换，而当今中国小农则以“三农”为市，即农业提供商品性生产、农村提供商品性服务、农民提供商品性劳动力和身体商品。当今中国小农与市场的关系已经从“以业为商”变成”以农为市”。

传统小农与市场的联系比较少，家庭生产生活中只有部分日常生活用品和剩余农产品在市场上出售，后者以前者为目的。中国农民“以业为商”历史悠久，《孟子》中就记载，农民“纷纷然与百工交易”，“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可见，中国历史上小农就存在“以羡补不足”，通过出售家庭剩余产品交换生活必需品，说明中国小农有“以业为商”的传统。

马克思对传统小农与市场的关系更加保守和悲观。“在真正的自然经济中，农产品根本不进入或只有极小部分进入流通过程，甚至代表土地所有者收入的那部分产品也只有一个比较小的部分进入流通”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⑧马克思认为，自然小农或者传统小农可以不依靠市场而生存，即使与市场发生联系也只是极少数的农产品。在马克思眼中，不可能存在农民“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之事，即使有也是特例。

黄宗智曾经将小农与市场的关系分为“剥削推动的商品化”、“生存推动的商品化”与“谋利推动的商品化”。小农为谋生的商品化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家庭消费剩余产品出售换取生活必需的日常用品；二是以维持家庭生存，家庭劳动力外出帮工或者从事家庭手工业。按照黄宗智的说法就是“小农+手工业或帮工”维持中国传统小农的稳定与延续，即只有小农的部分剩余产品和家庭手工产品成为商品，换取家庭生活必需的日常用品，其結论是“斯密型动力”在中国没有发生作用。

不管是马克思还是黄宗智都认为，传统小农只有部分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进入市场，农产品是农业的产品，家庭手工业是家庭副业的产品，小农家庭与市场发生联系的仅有家庭剩余的农产品和为维持生存的家庭手工业产品，生产过程、家庭其他资源都没有变成商品，只有家庭产业的少部分产品成为商品，即小农家庭“以业为商”，此“业”就是比较狭义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

同时，按照马克思、斯密的观点，小农的市场化会导致小农消灭和解体。有些学者将此称为“斯密型动力”。在市场和资本主义的冲击下“我们的小农，正如任何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按照马克思小农理论，小农在市场的冲击下必须会走向灭亡，决不会有什么发展和繁荣。

当今中国小农既没有按照“斯密型动力”和马克思理论的预期走向社会化和资本主义，也没有按照黄宗智理论演进：因为“斯密型动力”失败，小农生产继续“过密化”，而是全方位的市场化和社会化。不仅农业的产品变成了商品，而且农村、农民本身都变成了商品和市场；不仅小农的规模没有受“斯密型动力”的影响，而且小农生产、生活全方位商品化，小农以自己的方式建构着中国的市场及市场关系，即当今小农从“以业为商”变成“以农为市”，前者是以产业的剩余产品为商品，后者是以农业、农村、农民为市场内容和市场载体，市场已经渗透到小农家庭的各个角落，商品和市场“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以农为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向：

“以农业为市”。“以农业为市”并不是传统小农的“以业为商”的简单扩大和延伸，而是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传统“以业为商”是指农业、手工业的消费剩余产品对外出售。当今中国小农的“以农业为市”则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是农业生产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提高；二是农业生产过程实现了商品化。小农的农业产前、前中、产后已经全方位市场化和社会化，小农离开了市场和社会就无法再生产，市场是小农再生产的必要前提和条件。

“以农村为市”。“以农业为市”是从产业的角度考察小农与市场的关系，“以农村为市”则是从农村的角度、从区域的角度考察小农与市场的联系。后者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小农以农村为内容创造市场关系，舒尔茨曾经说过只要有条件，农民能够“将黄土变成黄金”。当今中国小农已经将农村能够市场化的领域都市场化或者正在市场化，乡村社会中的“熟人关系”和“宗族关系”二元体系变成了“熟人关系”、“宗族关系”和“市场关系”三元体系，而且市场关系的作用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如喜庆节日宴请宾客，帮工需要付费、厨师需要开工资、蒸饭烧水需要请专门的锅炉；如外出需要雇摩托；建房帮工需要支付劳务费等。传统的熟人关系和宗族网络的无偿服务体系逐渐被市场化的有偿服务网络取代。二是小农以农村为载体发展农村市场关系。小农将家庭产品和用品以农村为载体创造市场，如将自家菜园中的蔬菜以邻居为市场出售；同时小农也将外部特别城市工业产品、外地农产品以农村为载体进行贩买贩卖。前者将小农与亲邻之间的朋友、亲戚关系市场化，以市场关系取代熟人关系和亲友关系；后者将小农与邻近村庄、小农与城市、小农与工业的关系通过市场化联结起来，小农以市场扩展了交流和交换空间，以市场参与了城市、工业、邻村的社会化分工。可见，“以农村为市”是两种关系的替换：以“市场关系”替代费孝通的“熟人关系“和弗里德

曼的“宗族关系”，以“货币关系”联系“陌生世界”和施坚雅的“区域市场”。“以农村为市”不仅从经济层面重构建了市场，而且从文化层面重塑了小农与市场、小农与社会、小农与城市和工业之间的关系。

“以农民为市”。“以农民为市”是小农将自身作为商品与其他主体进行交换。按照马克思小农的观点，小农本身成为商品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产物，是资本的产物。“有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誉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们的所有者出卖以换取金钱，并通过它们的价格，取得商品形式”虽然当今中国仍然是小农家庭经营，但是小农并没有停留在传统小农阶段，也没有发展成为社会化大生产，而是处于传统小农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一个特殊阶段。这个特殊阶段的小农已经出现了只有资本主义阶段才有的商品，如当今中国的小农已经以身体、以劳动力的形式进入了市场，即“以农民为商品”。“以农民为商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劳动力为商品，这种形式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小农通过出卖劳动力获取货币收入，只是当今中国以劳动力为商品的农民数量庞大，且务工报酬已经成为小农的重要收入来源。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05年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已经达到12578万人，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已经达到36％。二是以小农的身体为商品，即以小农身体器官为商品，小农以身体器官为商品并不普遍，而且法律并不允许，但是“身体商品”的“黑市”仍然存在，如一些地方“卖血一族”就是农民以身体部分器官为商品获取货币收入。三是以小农的良心、信任、欺诈、爱情等无形活动和行为为商品。笔者在《湖村经济》中描述的乞讨、诈骗、算命、传销等都是农民以自己的无形行为为商品，获取货币收入。显然，“以农民为商”则体现了当今小农“无人不市”、“无物不商”的特点。

显然当今中国小农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小农的“以业为商”的阶段，也不同于“斯密型动力”诱致的社会化大生产阶段，小农仍然是小农，只不过是一个与市场相互渗透、以市场为生产生活前提的市场化、社会化小农，不仅农产品成为商品，而且农村、农民本身也成了商品，将农业生产过程、大部分农产品和农村、农民推进市场的，不是“斯密型动力”，而是全方位社会化、市场化诱致的货币支出压力。“以农为市”的目标是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

三、“小农的市场”与“市场的小农”

——从市场经济地位讨论小农与市场

当今中国的小农与市场关系的变化是全方位的，不仅从“为买而卖”转向“为卖而买”、从“以业为商”转向“以农为市”，而且小农市场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小农的市场”转向“市场的小农”。表面上看，只是文字顺序的颠倒，但是小农与市场的关系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从小农们组成的市场、控制的市场转向小农们参与的市场，“市场的小农”变成了微不足道的参与者和市场被控制者。

对于传统小农与市场关系，斯科特、施坚雅、黄宗智、斯科波尔、费孝通等都对此有过独到的观点。斯科特认为，传统小农的市场交换囿于乡村，是一种单向的流动，“这种贸易也不同于亚当·斯密特别强调的城乡之间的双向贸易。……城乡之间的交换显然只构成清代长江三角洲贸易的极小部分。小农购买的主要生活必需品是由其他小农生产的，除了少量次要的必需品外，他们极少购买城市产品。”斯科特的主要观点是，小農的交换是周边邻居之间的交换，交换的内容主要是生活必需品。

施坚雅认为，传统小农的市场是以集镇为中心的区域辐射市场。他将传统经济时期的市场分为“小市”、基层市场和中心市场，小农一般在前两个市场中活动。基层市场的半径大约是以市场为中心的3.4、公里到6.1公里，市场是可控的、确定的，小农是市场的决定者，基层市场平均包括18个左右的村庄，约1500户、7000人。基层市场内的小农不可能认识所有的农民，但是都是熟悉的面孔。集市由周围村庄的宗族、精英及小商人控制着，市场是农民和小商人、农民与地方绅士交往的核心。“小商人是农民与高层次中心地的商人之间的中介“、“他们既为农民挡住了所疑惑的外部世界，又有选择地把外部世界的一些东西放进来并传达给农民——一些必需的外来产品”。虽然农民无法认识基层市场内的所有居民，但是农民通过自己的认识、点头之交及市场内宗族、精英与所有的居民发生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即对所有居民有直接或者间接的“熟识感”。

从上述梳理可以归纳出小农与传统市场的基本关系，传统市场是熟人之间的交易；信息是透明且基本对称的；小农有一定的价格决定权，或者说联合的小农有一定的价格决定权；基层市场圈是小农主要的社会圈子和边界；在此圈子内有自己的社会关系和市场交易调节规则和追究习惯，农民对此非常熟悉。简言之，传统经济的市场参与者都是熟人、地位基本平等、信息基本对称、交易风险相对较小，市场的边界、价格和风险在农民可控范围内。鉴于此，笔者将此类市场称为“小农的市场”，即小农可以控制、交易结果比较确定的市场，交易的货币性、商业性与交往的社区性、熟人性交织在一起，是典型的道德市场、熟人市场和可控市场。

当今中国小农与市场的关系则发生本质的变化，从“小农的市场”变成了“市场的小农”。对于小农个体来说，变成了市场中众多参与者中的一员，而且是可有可无的参与者，甚至边缘者；小农更多的是与高度组织化的城市企业和社会组织博弈；小农再也无法左右市场、无法控制交易的风险，小农犹如社会化大市场中的一叶“扁舟”，随时可以为市场风暴吞噬，有时甚至微小的风浪都有覆灭的危险。与“小农的市场”相比，“市场的小农”面临的是一个陌生的市场、一个充满不确定和风险的市场、一个地位不平等市场和一个一切以金钱为导向的市场。

陌生的市场。虽然现在也存在村庄内部的“小市”和以集镇为中心的基层市场，它只是形式上与传统经济的基层市场类似，内容则完全不同。传统经济的基层市场是熟人之间的交易、需求双方都在区域市场圈内。但当今小农面临的基层市场却是交易对象不熟悉、交易规则不熟悉、交易内容不熟悉的一个更新换代快、产品日益丰富的大市场。对快速变化的交易内容，小农总是陌生的。可见“市场的小农”总是面临一个陌生的市场，无法通过传统的方式进行市场交易和交换。

风险的市场。传统“小农的市场”，边界较窄、交易对象熟悉、交易内容较为固定，小农能够获得确定的市场信息、交易结果也具有确定性。但“市场的小农”却与此截然不同，面临着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市场。面临风险的市场，小农的行为趋向保守。

金钱的市场。“市场的小农”与传统“小农的市场”还有一个重大的区别。一是当今小农是一个金钱的市场、货币的市场、充满算计的市场。市场中的一切交易、一切物品都必须货币化，必须能够用货币来衡量、必须用货币来支付，否则不能够进入市场，

也不能进行交易。二是当今小农面临的市场“只认钱，不认人”，只有冷冰冰的金钱与货物的交易，没有传统小农与市场温情脉脉的道德关系、熟人关系、面子关系。

不平等的市场。如果说“小农的市场”中的市场主体大体平等，则“市场的小农”与其他主体相比是不平等的。一是规模不平等。当今小农的市场交易对象都是规模比较大、组织化程度比较高的工商企业及其代理人，超小规模的小农与之相差悬殊。二是信息不平等。当今信息主要源于城市，小农交易对象临近信息源，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而且交易对象规模比较大，具有信息收集、处理的规模优势，小农与之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三是规则制定不平等。传统小农的基层市场，小农既是参与者，也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小农的交易受传统习惯法的保护，交易者之间较为平等。当今小农只是市场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小农是与众多看不见的对手打交道，输了也不知道输在哪里。在此市场中，小农处于绝对的劣势，与其他交易对象相比，地位极不平等。

可见，“市场的小农”面临的是一个陌生的市场、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市场、一个看不到真正的交易对手的市场，一个无法控制、事后无法当面追究最终责任的市场、一个地位不平等的市场。在一切都需要货币和金钱化的情况下，小农的理性选择就是保守的基础上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以货币化解生产、生活、交往和交易中的风险和困难，从“小农的市场”的货币中介化转向“市场的小农”的货币最大化，从依靠“熟人市场”转向依靠“货币支撑”，从传统的放心交易到当今的保守选择。

四、结论

当今中国小农与市场的关系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时期关系，总体来说，小农的规模没有变，小农经营的形式没有变，但是小农的性质变了，小农与市场的关系变了，小农的偏好和行为变了。市场化和社会化是当今小农最主要的特点，市场化和社会化小农的偏好及行为是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小农与市场的关系归纳起来就是三个方面：

整体延续与部分变化。小农与市场的关系整体上看，当今小农还是传统小农的延续，小农还是小农，小农还是与基层市场发生联系，但是整体延续的条件下，小农与市场的关系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小农与市场的传统关系是小农决定市场、小农可控市场，但是现在小农成了市场的被摆布者、被控者、边缘者，小农对市场的关系从游刃有余到心有余而力不足。表面上看、整体上看，小农与市场的关系一如既往，但是实质在很多关键的部分，小农与市场的关系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形式守成与内容创新。傳统小农出售农产品和家庭手工产品，偶尔也帮工，当今小农同样出售农产品、家庭手工产品和劳动力，但这些都只是形式上的传承与延续，小农与市场的内容已经迥然不同。不仅农业、手工业以市场为取向，而且农村、农民本身也成了市场载体和市场内容，更加不可思议的友谊、良心、爱情、信任等意识方面、无形方面的活动也成了商品。当今小农是无人不商、无处不商、无时不商。小农与市场关系的变化是形式延续与内容巨变同步推进。

目标的手段与手段的目标化。传统小农的市场偏好是通过市场交换获取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市场和货币是中介；交换完成，市场和货币的任务也就终结；市场和货币是小农生产和生活的手段，最大化产量和正常化家庭生活才是最终目标。当今小农的市场偏好是货币，货币本身成了小农追逐的目标，追求更多的货币成了小农行为的目的。

可见，虽然当今小农与市场的关系整体上、表面上没有变化，但是关键部分、主要内容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化、市场化已经渗透到小农生产、生活、往的方方面面，货币与市场“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小农与家庭是“无人不商”、“无物不市”。小农已经社会化，家庭已经市场化，反之小农则借助市场化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以化解社会化中的货币压力和市场化中的风险。

注释

①徐勇教授指导作者研究社会化小农时的观点。②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97页。③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235--296页。④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6年，第217页。⑤⑥《孟子·滕文公上》。⑦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86页。⑧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693页。⑨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第105页。⑩所谓“斯密动型动力”是指市场导致分工和社会化。⑩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99页。⑥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20一121页。@((2006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⑩邓大才：《湖村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69—178页。⑩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第108页。⑩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53页。

责任编辑：晓立

作者：邓大才

社会化小农研究论文篇3：

回应型政治：农户需求与政府服务衔接的国家整合

摘要：国家整合能力的彰显取决于政府的资源汲取能力、社会控制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之间的三维均衡。农村公共政策之落实，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基层政府来维持乡村社会的政治整合与公共治理。毫无疑问，国家“服务下乡”是政府与农户的双向治理回应，凸显了农户诉求与政府服务的嵌入。基层治理的回应是通过政策实践与价值重构来折射城乡二元融合的时代镜像。对于长期存在的基层治理内卷化的治理危机必须通过“政策下乡”来解构，并通过“软治理”回应和制度异化的消解来革新多中心服务的价值理念，从而达到农户需求与政府理性治理格局的多元议题整合。

关键词：回应型政治；基层治理；农户需求；政府服务；国家整合；多元共治

作者简介：陈浩天（1983-），男，河南开封人，河南师范大学公共政策与社会管理创新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地方政府与基层政治。

引言

综观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如果说第一节点是“农民中国”，那么第二节点则是“城乡中国”。“农民中国”与“城乡中国”型塑了“中国模式”发展的理性奇迹，同时也产生了社会政治转型中的“中国焦虑”。诚然，中国政治体制运行模式的研究一直在“集权主义”、“发展中国家”、“中国模式”等话轮中不断转换，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向标也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如箭在弦”的十字路口。从国家治理体系的治理进路来看，中国政治也由“动员政治”向“回应政治”转型。[1]正如斯塔林（Grover Starling）所言，回应是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双向互动过程。[2]回应型政治与传统公共行政（科层制度）和新公共管理（市场调控）皆不同，回应型政治强调公民和社会的回应，注重公众参与和社区自治。近年来，政府提出农村公共服务的基本初衷就是为了改变城乡二元公共服务供给，逐渐解决因起点造成的城乡失衡难题，让处于底层生态的农民平等分享基本公共服务。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从群众路线伟大实践中汲取真知，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并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这无疑为国家惠农时期的基层农村公共服务研究提供了更为宽泛的研究议题。因此，回应型政治是政府改进公共服务的基本逻辑起点，也是政府治理理论在农村的践行基础。

一、治理回应：“服务下乡”与农户回应的国家动员

1.治理议题：乡土整合与政府服务的全面转捩。近代以降，基层乡政治理主要承担着“整合”和“汲取”两项功能。由于中国乡村社会的非均质性，底层民众与国家上层之间的“草根博弈”也是不规则的。“从上而下运行轨道的延伸是企图有利于政府的命令……当底部有一个僵局时，命令实际上得不到有效的执行。”[3]当“村民自治”的“游戏规则”输入中国这台未被“格式化”的电脑时，基层治理与服务并没有按照学界想象中的执行逻辑而“按部就班”的程序化运行。税费改革以后，政府“以农养政”和“以农养工”的资源汲取窘境基本得以阻隔。换言之“治理”与“服务”逐渐替代“整合”与“汲取”而成为“乡政”的主要功能。[4]对于农民的行为逻辑而言，费孝通的“差序格局”代表着传统时期农民生产、生活与交往的叙事语境。农民的集体行动无疑是农户摆脱“碎片化”与“原子化”向“社会化小农”迈进的实然状态。因此，回应型政治与服务型政府所具备的政府透明度、平等和责任高度契合。对于农村公共服务的运行目标而言，就是为了回应公众需求。

既有经验表明，“永远维持农业管理专制主义并不需要全面的社会控制”。[5]通过组织手段提取资源进行社会整合则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关键。在政府维度上，“至上而下”的政策执行，将政府服务放置于公共服务的效用厘定，重点考察的是投入与产出的比值，考察公共服务项目的远景规划。在农户维度而言，主要是将农民作为公共服务的“消费者”，让农民及时回应公众的需求和公共服务的角色分配。因此，要不断创新农村公共服务绩效激励机制，整合农村公共服务绩效的民本导向。近年来，农民的生存状态逐渐得以改善，基层民众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满足。但是，农户的需求层次也呈现多样化，民众对幸福生活的渴求，对社会公正和民主权力的关注都在民生改善中得以包容。从政治学架构的学理原点来看，只有得到多数社会成员的忠诚认可才具有合法性，社会公平与正义理念是民生最基本的价值底线，也只有公平和正义的合法性认同才能激起社会成员服从的义务。概言之，民生回应意味着农户对支配性的基层政府提出民生改善的诉求和愿望，基层政府只有不懈地创新政治理念和政策手段才能提升合法性基础。

2.国家介入：农户诉求与政府服务的价值嵌入。恩格斯曾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是居于社会之上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6]但是国家与社会本身的张力和合作关系，决定了基层治理中政府行政控制与乡村自治存在某种内在紧张性关系。这种紧张关系主要表现为“自治行政化”与“自治虚弱化”的运行悖论。当然，任何社会治理均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场域内进行，村民自治制度所释放的民生理念与自治空间，为个体农民参与村庄政治生活提供了制度平台和博弈场域。基层治理结构转型中，政府服务体系就是将政治投入转化为政治产出，进而整合需求与供给维度下政府服务边界的伸缩扩减。当然，对于任何政府治理来说，服务下乡的规模有两个标准，首先是有利于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其次是有利于政府对社会的有效管理。因此，乡土社会治理空间的转型是实现国家秩序供给与农民公共需求的均衡。农户的行为是在国家—社会大框架下建构的，国家—社会形式决定着农户的行为逻辑。国家整合社会的最理想模式就是将服务机构渗透到乡土社会的最基层。政府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经济的缺陷，为隐藏在社会底层中的不稳定因素增添“安全阀”和“缓解器”。

乡镇作为国家最基层的政治权力中心，其空间结构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其规模迭演博弈主要源于财政压力及政府的推动。因此，基层治理的空间结构的转型在于实现满足农户公共需求与国家秩序供给的均衡。目前，乡土社会更多渗入了市场的因子，与传统计划经济时代“大政府—小社会”模式不同，“小政府—大社会”社会模式才是城镇化布局下的变迁动力。但“小政府”并非“弱政府”，必须以“强政府”为主导，形成“强政府—强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7]因此，回应型政治是在“政府—社会”二元范式下，对民众的需求和反应作出反馈的过程。该过程是以社会可行性和政治公正性为公共政策的输出路径，对公众需求加以引导并满足。这是因为，回应型问题是现代组织理论体系的核心，组织成员的使命等同于公众剖析自身的需求。所以，农村公共服务的目标与农户的满意度存在着内在的契合。毫无疑问，基层公共服务事关农村政治的稳定，要在城乡一体化配置中对农村政策加以倾注。目前，政府和学界皆认为以平等权为核心的社会公共服务制度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但我们也应该看到，长期沉淀下来的贫富差异使城市利益既有的惯性思维难以消除，因此，政府在城乡社会服务一体化方面必须有所作为。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要保障农户基本生产、生活和交往的社会化要求，就必须提供社会化的服务网络。政府要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成为主体性的供给力量。同时，在农村公共服务保障建设中，必须与农户分担社会化服务需要的成本，避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带来的制度陷阱。

二、政治逻辑：政策实践与价值重构的时代镜像

1.治理危机：“政策下乡”与基层治理的内卷化。政策工具在乡村的渗透是公共权力逐渐嵌入乡村社会并型塑农户行为规范的整体性架构。在中国古代，“政”和“策”是两个孤立的单语词汇，“政”为统治和治理，“策”指为统治者提供行动的谋略。诚如费孝通所言：传统时期的国家权力，“在人民的实际生活上是挂名的，是无为的”，[8]国家政策并没有全面嵌入到农民的日常生活。在中国，“政策下乡”是“政党下乡”的伴随物，政党要构建合法有序的国家，必须进行政治动员，将更多的人吸纳到先进组织的领导之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优势就在于将政党组织的力量延伸到广大农村领域。[9]人民公社解体以后，“乡政村治”治理格局逐渐形成。但由于基层政府的自利性表现，“乡政”论域变异为“对上服务，向下要钱”的执行服务，基层政府日渐呈现出极强的“内卷化”倾向。此时基层政府的性质也由“代理型政权经营者”蜕变为“谋利型政权经营者”，“抓经济搞政绩”、“抓计生促民生”、“抓稳定促效益”成为基层政权运作内卷化的典型例证。乡镇政府面临着“学理认知”和“行政执行”的合法性危机。

但是，税费改革以后，由中央政府顶层设计推动的基层政府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乡镇政府的行政压力。但“中央是亲人，基层是恶人”的“差序信任”依然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政治逻辑。[10]可见，当前基层治理内卷化困境与国家政权建设内卷化不同，当前政府治理的内卷化困局仅限于基层。[11]但是，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发展，村庄“空心化”现象的日趋严峻，农村地区流转和“村改社”政策的应急嵌入，基层政府侵害农民利益的极端个案时有发生，农民群体的“抗争性”与基层维稳的困境，连带基层政权内卷化的基层矛盾长期累积，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农户对中央政权的认同基础。在中央政府与基层政府博弈过程中，“善治”与“良政”理念的推广，国家各项惠农政策在农村的有效实施，有力地遏制了基础政权的内卷化危机。但是，如何找到乡土社会与基层治理的长效治理机制是摆在中央政府面前的重大课题。

2.理念革新：乡村“软治理”的多中心回应。在传统社会时期，国家政权对农村社会以自治为主，国家权力在乡土社会仅具象征性，治理结构表现为“县政乡治”，并形成了皇权与绅权博弈的委托—代理控制模式。底层农户则主要由底层乡村社会所型塑。20世纪80年代之前，基层政府基本垄断了公共资源的主体配置和公共权力的单向度运行。村民的行动逻辑高度同质化，尊从“长老控制与权威”。村民之间是以“熟人社会”为认同基础，以血缘、地缘为纽带开展生产、生活和交往的共同体认同方式。农民“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的生存理念一代代沿袭。“农民”不仅是一种生产和生活方式，更多的是一种“职业”。中国共产党通过“政党下乡”使国家权力下沉到乡村最基层，逐渐形成了乡村公共服务的“国家整合”模式。外力的行政推广使乡村“外生型”秩序取代了“内生型”秩序的生成模式。[12]农民以“三提留五统筹”的形式承担了理应由政府提供的部分公共服务。国家通过“剪刀差”等方式汲取农村资源为工业化服务。“单中心”政府治理所具有的权力倾向不断蚕食村民自治的法理基础，基层“硬治理”模式挤压了农民行动的主体性与创造性。20世纪90年代以后，“民工潮”勃兴，个体化的农民从村落共同体的家庭关系中“脱嵌”出来，农民不再是高度均质化的“身份农民”和“职业农民”，而以“原子化”的行为轨迹散落于城市角落。

“农民的终结”[13]催生出了“乡村软治理”的学术命题。税费改革以后，政府基层治理在“农民终结”时代背景下而展开。乡土文化日渐式微下的基层治理强调“官治”与“自治”相结合。政府权力从基层收缩，而基层公共服务“下移”到新型农村社区。软法与软实力共同铺垫了基层乡村治理的基础，柔性服务与弹性治理开始向农户的“人心”转捩。乡村软治理强调政府与村民的互动，协商民主的平台上衍生出多中心治理模式，“第三部门”作为勾连政府与民众的“粘合剂”也加入到乡村软治理的主体中来。因此，多中心意味着多个权力中心提供公共服务，这种服务模式建基在政府公共治理的多领域之上。诚然，多中心的治理机制，需要借助于多样化的政府单位，以便解决不同范畴公共治理的问题边界。因此，乡村软治理体现的是政府机关与公民之间的自主自治理念。在治理方法上，地方政府的实践创新也为乡村软治理提供了经验模本。譬如诸暨市的“枫桥经验”，绍兴县的“夏履程序”、新昌的“乡村典章”等等。毫无疑问，基层治理从“乡村硬治理”向“乡村软治理”转变，是乡村文明再次经受工业文明洗刷的例证。可见，国家治理体系的嬗变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反馈底层生态的过程，从家族共同体而转变为合作共同体是时代镜像所折射出的基层政府治理基本景图。

三、治理整合：公共治理与政府服务的社会融入

1.资源输入：国家惠农政策在基层服务中的制度异化。惠农政策是国家顶层设计在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中的新一轮治理载体。基层政权是国家权力在地方的代表，体现着国家意志的整合。惠农资源的持续输入使农民看到了获益的希冀。农民以“弱者的武器”获取社会道义的支持与舆论渲染，从而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14]因此，在惠农时期，基层政府在资源竞争的“锦标赛”下，开始向上级“跑钱”。农民也开始主动向基层政府讨要各种惠农资源，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互动博弈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自己的主体位置。应该看到，惠农政策承载着国家建构与政治整合的意图，基层政府为了在治理社会中分配资源，在政策的分解与细化过程中，农村和农民的需求偏好问题被纳入到政府决策的体系架构之内。目前，国家向农村输入资源是自上而下专款专用的资源导入，相关部门的资源供给与农民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是错位的需求关系，加之上级部门无法甄别个体村庄的需求强度，造成地方政府争抢“贫困帽子”的尴尬局面。因此，国家惠农政策的整合是以“惠农”为本位意图，惠农政策的文本性陈述，要始终贯穿农民的需求理性。[15]

作为国家整合机制，基层政府运行机理涉及国家—基层政府—村干部—农民的四大参与主体。同时，惠农政策的运行是以农民的需求压力为“倒逼”的机制和整合。从基层治理的实践来看，惠农政策的执行效应会对基层治理产生双向回应。作为国家制度的生成，改革的动力是多元效应的聚合。因此，应提升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实现国家公共服务体系与村民自治管理架构的有机衔接，充分发挥农民在基层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在惠农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必须遵从农民的意愿，让农民感受到惠农政策是政府的“惠农工程”而不是政府的“政绩工程”和“面子工程”，并通过合作促进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所需要的信任和互惠的社会资本和政治品格。因为国家对基层公共服务的提供是一种外在性嵌入的行政力量，它关系着农村公共服务重构的农民行为导向。[16]因此，要激发农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塑造农民的公共精神和参与意识，进一步夯实村庄民主发育的社会土壤，提升农民对国家及村庄的政治认同，将农民对国家认同的转化提升为国家对基层的治理能力。

2.多元共治：农户需求与政府理性嵌入的治理格局。如前文所言，社会化小农与传统农户的“静止”状态不同，社会化小农户正在逐渐突破地域和领域的藩篱，其身上除了“最后一套枷锁”——户籍制度之外，已经成为在市场中自由流动的个体。因此，社会化小农户需求的异质性与“高高在上”的行政供给形成“点”与“面”的供给悖论。从法理意义上看，中央政府采用“市管县”五级行政架构，府际关系之间的竞争依然存在，在“省管县”还处于试点改革阶段的基层公共服务，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公共服务治理层级的“碎片化”。农村公共服务“碎片化”供给窘境召唤着“无缝隙”范式的到来。“无缝隙政府”遵循的是新公共管理的价值逻辑，其追求的是整体性治理。[17]在“无缝隙”理念的指导下，运用信任、整合、协同三大制度，通过层级服务，为农民提供“非分离”的公共服务网络已成为提升农户满意度的标准。因此，要加强基层政府间“横向”和“纵向”的合作，使其从“集权”与“分权”的争执和“职责同构”框架中摆脱出来。

“压力型体制”生动地描绘了行政命令在各种压力驱动下的政治动员。[18]在压力型体制下，中国必须建立强有力的资源汲取和社会动员能力来逐渐消除“村梗阻”和“过度自治”带给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负面效应。因此，以民生为起点，也成为中央历届政府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对于村庄中的农户而言，以农户需求为起点，充分挖掘实现农村社会管理与服务的政治智慧才是基层治理的归因所在。但是，目前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碎片化”倾向也是目前村庄合作组织功能异化的隐喻表达，组织功能的碎片化也在惯性促使下朝着不规则和畸形化的方向发展。[19]在农村公共治理的有效范式中，“碎片化”的农村公共服务模式是病态的，并长期潜伏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之中。毋庸置疑，碎片化的服务实践，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障碍。同时，农户话语权弱势地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供给与需求”双重的缺位和错位，也导致农民与政府合作困境的“碎片化”表象。诚然，农户需求层次的差异化和多元性是形成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共治的实践基础。

结语

城市和乡村是现代中国体制机制运行不可分割的两个治理单元，但城乡基层治理是影响国家治理绩效的基础性分配要素。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但是，与城市化运动的疯狂扩张相比照，乡村社会不断的碎片化给流动中的基层乡村服务带来了治理意义上的现代化障碍。 “城乡差距”与“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构想不断昭示着国家服务水平的深化和提升。毫无疑问，“中国奇迹”与“中国崛起”的中国梦是不能忽略“三农”指数的。城乡二元的客观存在，也时时给当前政府敲响改革与顶层设计的决心和信心。目前，面对以偏执效率而累进的传统村庄“空心化”实态，“三农”问题在市场化与社会化张力之中经常“集体失语”。因此，要不断适应城乡基层社会整合与社会融入的基本价值进路，探索中国底层政治与地方治理中的诸多“老问题”与“新现象”。要言之，必须以农户基本需求为依托，保障以农户为交往基础的流动性、异质性与开放性，增强基层治理研究的学理叙事。对于政府的基层治理改革而言，回应型政治是权力主体主动调试自己的政治行为，本质在于对诸方利益加以整合，不断释放社会的要求和压力。可见，回应型政治是社会诉求与政府治理的互动过程，也只有通过国家与农户的政治回应才能逐步勾勒出新型的城乡基层治理框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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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马良灿.“内卷化”与基层政权组织与乡村治理[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