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计划经济研究论文提纲

论文题目：超大型国企单位街区的治理形态及其变异 ——以C市J街区为例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城市社会的治理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社会结构呈现总体性社会特征,政治、经济、社会三者合一,在这基础上国家主要通过“单位体制”来实现对城市社会的组织、动员和管理。街居制被作为辅助,拾遗补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随之国家的各个领域出现分化,原有的单位制度逐渐走向消解,“国家一单位一个人”的纵向治理结构发生改变。20世纪90年起,社区建设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国家试图通过社区建设,强化街居治理能力,从而重建城市基层社会秩序。近年来,随着社区建设实践的积累,许多城市和地方提出了具有特色的街区治理模式,这些治理模式集中的反映了在街区治理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动与调整。本文以“国家一企业一社会”三者关系作为分析视角,运用社会学的文献研究、田野调查等方法对C市超大型国企单位街区治理形态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与一般街区治理由“单位制”到“社区制”的变迁轨迹不同,超大型国企街区治理形态及其变迁具有特殊性,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计划经济时期超大型国企“单位办社会”街区治理模式。（2）改革初期超大型国企“单位去社会化”的街区治理转型。（3）新时期超大型国企单位街区形成的政企一体化的“开发区体制”。从街区的形成与起源来看,超大型国企单位街区是建国后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建设而形成的。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建国初期,中国以单位体制作为载体实行压缩式的发展战略,使得企业与街区之间产生了密切联系。在超大型国企单位街区中,企业的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紧密相连,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合为一体,从而形成了“单位办社会”的街区治理传统。这种治理传统主要具有以下四点特征:（1）形成了街区社会“国家-单位-个人”三个层级的纵向治理体系。（2）企业对单位成员提供“包下来”的福利制度和基础公共服务。（3）街区社会空间具有封闭性。（4）“区-街”政府的边缘化。这一时期,国有企业作为国家机构的一个部分,既有生产职能,又有政治和社会职能。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现代企业制度得以确立,国有企业的经济职能得以强化,社会职能消弱。超大型国企单位街区“单位办社会”的传统治理模式开始受到各方的质疑与批评,企业开始向“单位去社会化”转型。但在实际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在超大型国企单位街区,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单位办社会”治理传统并没有在转型期彻底发生转变。“单位去社会化”的转型过程进展十分缓慢,企业剥离社会职能的过程,不仅涉及政府、企业、社会的社会责任的重新认定,还涉及街区治理权力与利益的重新分配等诸多因素的制约。长期以来,超大型国企在街区治理中处于主导性地位。首先,街区中先有企业,后有地方政府。其次,超大型国企直接归国家部委领导,行政级别高。最后,从资源占有上来看,企业在地域上具有集中性和封闭性,拥有的资源远远超过地方政府。由此,在街区治理中不仅形成了“强企业,弱政府”格局,同时还形成了地方政府对超大型国企经济上的严重依赖。在此种格局之下,一方面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实力来全部承接企业移交的公共管理服务职能,另一方面超大型国企也不愿完全放弃街区治理权力,受到地方政府更多约束。因此,尽管超大型国企内部实行了三项制度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单位制度走向消解,但在单位街区的治理转型中超大型国企仅仅将企业的社会服务部门进行“局部剥离”和“内部市场化”,从而延续了超大型国企在街区中的治理权力和责任,并未真正实现“单位去社会化”。2000年左右,虽然由政府主导的社区建设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兴起,但在超大型国企单位街区中,由于企业占据主导地位,地方政府“弱势化”,社区建设缺乏根本的推动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新世纪初,国家相继出台了有关“央企分离社会职能”的政策要求,超大型国企“去社会化”作为国企改革的重要内容而正式启动。同时,超大型国有企业作为巨大的经济实体对地方相关产业的发展构成重要影响,从而成为地方经济支柱。在“发展主义”逻辑下,地方政府紧紧依靠超大型国企。在这双重背景下,超大型国企单位街区治理形态发生了变异,街区治理“单位去社会化”过程并没有简单的剥离超大型国企社会管理与服务职能,而是围绕服务企业形成一种新的治理形式,延续以企业主导的街区治理权力。在本文的案例中,企业与政府采取了“政企共建开发区”的形式,借此实现国家“央企去社会化”的改革要求。开发区成立以服务企业发展为核心,以促进产业经济发展,承接企业办社会的相关职能等为主要工作任务。在“开发区体制”下,由开发区管委会代表地方政府对开发区内的经济、社会事业进行统一管理。在人事安排上,开发区管委会成员由地方政府和企业共同派出,以Y企业人员为主体。政府与企业一体化,并且企业在权力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通过这种特殊的“开发区体制”延续了企业对街区社会的治理权力。这种“开发区体制”看似是一种过渡性的权宜之策,实际上反映出在发展主义背景下,超大型国企单位街区中存在的“弱政府”逻辑。通过长时段的考察,本文认为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超大型国企街区“单位办社会”的治理传统存在合理性,随着改革开放,总体性社会不断分化,“单位去社会化”也是一种必然趋势,但是在“发展主义”背景下,超大型国企单位街区治理形态的变迁需要经历复杂的过渡阶段,并非一步到位,一蹴而就。最终街区共治的实现,需要合理界定政府、企业、社会三者的权力与责任。

关键词：超大型国企;街区治理;单位办社会;单位去社会化;开发区体制

学科专业：社会学

中文摘要

Abstract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1.2 研究意义

1.3 核心概念的界定

1.3.1 超大型国有企业

1.3.2 单位街区

1.3.3 治理

1.4 研究方法与个案呈现

1.4.1 研究方法

1.4.2 个案呈现:作为典型样本的J街区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2.1 相关文献综述

2.1.1 关于单位制度及其变迁的研究

2.1.2 治理理论的主要观点及评价

2.1.3 街区治理中的权力研究

2.1.4 街区治理模式研究

2.2 理论分析框架

2.2.1 “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框架及其适用性

2.2.2 “政府—企业—社会”关系分析框架

第3章 “单位办社会”:计划时期超大型国企单位街区的治理传统

3.1 超大型国企单位街区治理传统的形成及发展轨迹

3.1.1 超大型国企单位街区治理传统的形成

3.1.2 “单位办社会”街区治理传统的发展

3.2 “单位办社会”街区治理传统的基本特征

3.2.1 “国家—单位—个人”的纵向治理结构

3.2.2 单位的“父爱主义”

3.2.3 国企街区空间上的封闭性

3.2.4 “区-街”政府的边缘化及依赖性

第4章 “单位去社会化”:改革初期超大型国企单位街区的治理转型

4.1 单位街区治理转型的背景

4.1.1 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4.1.2 对“企业办社会”的批判

4.1.3 企业“去社会化”改革的主要思路

4.2 单位制走向消解

4.2.1 三项制度改革

4.2.2 住房制度改革

4.3 超大型国企“单位去社会化”的特殊路径

4.3.1 “主辅分离”:社会服务部门“市场化”

4.3.2 “管干分离”:公司组建社会事业管理部

4.4 社区建设的兴起及超大型国企对社区建设发展的制约

第5章 “开发区体制”:新时期超大型国企单位街区的特殊治理形态

5.1 开发区体制形成的背景

5.1.1 国家政策推动“超大型国企去社会化”

5.1.2 超大型国企对地方经济的重要影响

5.2 所谓“开发区体制”

5.3 开发区体制下街区治理形态

5.3.1 街区治理权力的重构

5.3.2 “街区一体化”治理

5.3.3 “网格化、信息化”治理

5.3.4 社区结构“科层化”

5.4 街区治理过程的案例研究

5.4.1 从“单位认同”到“社区认同”:街区治理模式转换的合法化过程

5.4.2 社工服务项目申请:开发区体制的约束与“关系”运作

5.4.3 从“刁民闹剧”到“官民双簧”:弃管小区治理实践的策略主义

第6章 结论与思考

6.1 超大型国企街区治理中的“国家-企业-社会”关系

6.1.1 理论拓展:从“国家与社会”到“国家-企业-社会”

6.1.2 超大型国企单位街区治理变迁中“国家-企业-社会”关系的演变

6.2 超大型国企单位街区治理形态的变异及其评价

6.2.1 “发展主义”背景下超大型国企单位街区治理形态及其变异

6.2.2 “开发区体制”:“皆大欢喜”的结局与潜在的治理困境

6.2.3 走向“街区共治”

参考文献

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