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矛盾控制研究论文

摘要：莱斯认为，控制自然既是自然被人控制的过程，也是人被自然所控制的过程;控制自然既使人获得了自由，也使人陷入了更大的不自由;技术本是人用来控制自然的工具，却反而成为控制人的手段。控制自然的这些矛盾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人口矛盾控制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人口矛盾控制研究论文 篇1：

北京人口发展矛盾、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

摘要：在对北京市人口发展的突出矛盾论述的基础上，认为影响北京人口健康发展的直接原因是流动人口规模的急剧扩张，而北京地区流动人口规模急剧扩张是受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与地方特殊因素共同影响。从尊重人口迁移和集聚的规律出发，提出首都人口发展的主要思路以及解决对策，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产业就业源头控制，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改革公共事业产品定价机制，稳步推进城乡结合部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建立制度保障。

关键词：人口发展 ；人口规模 ；影响因素；对策

一、北京人口发展的突出矛盾

与北京市人口发展现状特点相适应，北京人口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表现为总量矛盾、结构矛盾和分布矛盾三个大的方面。

（一）总量矛盾：人口总量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

2013年底，北京常住人口总量已经超过2000万，达到2114.8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802.7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38%。①但首都的资源环境对人口的承载能力十分有限，2013年内雾霾天气等事态多发，生态环境质量总体难以令人满意。

（二）结构矛盾：人口的就业结构与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不匹配

第一，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但适龄劳动力需求上升。随着北京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发展，服务业比重的不断提升，高科技产业的不断发展，对青壮年劳动者数量的需求也日益增加。

第二，某些行业的初级工人长期供应不足，如2012年度劳动力市场需求大于供给的前十二个职业中，一半以上是近三年供不应求缺口最大的职业，且主要集中在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

第三，技术工人供给不足。技术工人，尤其是高级技工供给不足，是长期制约北京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升级换代的瓶颈问题。

（三）分布矛盾：常住外来人口聚集地正好是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薄弱地

近年来，常住外来人口中居住于城市功能拓展区比重超过50%，城乡结合部地区尤为集中。造成这一矛盾有几个关键性因素：第一，外来人口收入较低，消费能力不足，压缩消费需求的愿望强烈。第二，针对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包括提供可支付的住房）不足，生活费用却不断上涨。第三，城乡规划的不同步、不统一、不衔接，以及城市发展规划中重经济规划轻社会规划、生活规划、服务规划。第四，三元分割的社会管理体制，即居民、村民、外来人口分别采用不同的管理制度。

二、影响北京人口发展的因素分析

影响北京人口健康发展的直接原因是流动人口规模的急剧扩张，而北京地区流动人口规模急剧扩张是受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与地方特殊因素共同影响。

（一）北京人口过快增长的宏观背景

北京人口过快增长的宏观背景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

近代以来，我国农村人口数量庞大，人均耕地面积少，再加上工业起步晚，城市化水平低，大城市、大农村并存，城乡二元结构突出等原因，农村劳动力一直供大于求，只不过在计划经济时期处于隐性状态。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解除了对农民经济活年代以来，农业领域容纳劳动力出现了绝对量下降的情况。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逐步改善，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上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在2010年左右，农业中可供转移的劳动力规模约为4300多万。②根据推算，未来10年全国农村每年还要新增劳动力600多万。

2. 人口流动的比较收益较高

人口流动的自身流动意愿是推动人口流动的主观因素，而人口流动的比较收益是产生流动意愿的根本原因。随着改革开放战略的实施，虽仍有一些制度性障碍存在，但人口流动的制度性成本已经大幅度降低。广大农村人口流动的收入预期大幅度提高。在预期收入的提高和流动成本降低的双重作用下，人口流动能够获得较高的比较收益，这一要素成为了人口流动的强大内在动力。

3. 城市化进程加快

在正常情况下，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必然带动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但从建国到1978年期间，我国城市化进程相当缓慢。在1950至1980年的30年中，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发展，我国工业总产值1978年比1949年增长了38.18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0%提高到1978年的72.2%。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进程加速，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得中国的城市化呈现出以小城镇迅速扩张、人口就地城市化为主的特点，与工业化速度的差距逐步缩小。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重工业超前发展战略和不合理的城市规模分布；而新工业化中存在的弱质问题特别是企业弱质问题，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化滞后的主要原因。

4. 城乡差异与地区差异仍然明显

第一，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来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为2：1，1995年为2.72：1，2001年为2.92：1，2003年进一步扩大到为3.23：1， 2011年约达3.13：1。如果再将城市居民享受带有很大福利性成份的住房、医疗、教育、交通、以及公共服务等计算在内，我国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并未有得到有效的缩小，反而在拉大（见图1）。

第二，从基尼系数来看，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社会公平程度严重失衡。1978年前我国城乡居民收的综合基尼系数约在0.20～0.24之间，1990年为0.343，1995年为0.389，2005年后达到0.437。这说明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差异正在扩大。

第三，从城乡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来看，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进一步拉大，也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1978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是267元，城乡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比例为2.9：1。2010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扩大到7265元，城乡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比例为4.05：1。可见，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更为明显。

第四，从恩格尔系数看，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差距很大。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下降较快，与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逐渐接近。但是在90年代中后期，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的速度就比农村居民更快一些，城乡居民人均恩格尔系数差距逐渐拉大。1978年城乡之间恩格尔系数的差值不高于4.5个百分点，2002年扩大到8.5个百分点，2011年差值有所缩小，但仍在4.1个百分点。

（二）北京人口过快增长的特殊性

北京人口过快增长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北京社会经济发展对外来劳动力的需求长期存在

首都自身的新增劳动力不能满足劳动力更替和扩充岗位的需要时，就会出现对外来劳动力的绝对需求；而在城市劳动力数量充足、只是由于其择业观念、就业渠道、工资福利待遇等“错位”产生出一部分职业、岗位空置时，城市也会有对外来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从北京市目前的情况来看，对外来劳动力的客观需求主要是“结构性”的相对需求，外来劳动力主要从事居民服务业等行业工作。

2.城市功能集中带来明显的人口集聚效应

城市的职能就是由多个特点清晰明确的功能区充分地发挥自己作用来实现的。城市功能区的形成过程是产业或者城市功能要素在特定的城市空间集聚的过程。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科教中心，又是世界著名古都和对外交往的现代国际城市。因此，城市功能的集中给北京人口的向心集聚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第一，强大的行政部门资源吸引大量的劳动力。二、三、四环以内是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等国家首脑机关及部委所在地，是国家政治中心的主要载体，也是北京市行政机构和外省市驻京机构聚集地（如下图2、3、4所示）。行政机关特别是中央行政机关的存在不仅带来了丰富的物流、人流和信息流，更因为政务往来，促进了区域商务圈。众多行政、事业单位坐落对区域内各行业的发展形成重大影响，形成区域“行政经济”这一独特现象，带动了为其提供服务的行业发展。这些服务行业的发展对劳动力，特别是低端劳动力的需求较大。

第二，行政部门具有较大的就业带动效应。与其他大型城市相比，北京的政务部门多，拥有丰富的行政人力资源。以“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年末在岗职工人数”为例。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包括“中国共产党机关、国家机关、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群众团体、社会团体和宗教组织”。其中，群众团体、社会团体和宗教组织在岗职工人数在其中的比例有限，大部分还是党政机关。以2011年年末，北京的“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年末在岗人数”与比上海与广州的总和还要多，是重庆的1.6倍（见表1）。

从总体上来看，在政府部门直接就业的人员占北京市劳动力总量的比例较小，但从行政部门的就业带动效应来看，其带动的上下游产业就业数量就显得十分可观。

3. 环首都贫困带的存在

由于生态、发展水平和制度设计等原因，北京与周边的经济势差较大，有着明显的地区经济差异，发展不均衡，这是北京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特殊现象，也是北京人口快速增长的一个特殊因素。从国家级贫困县的分布图可以看出，首都周边还有大量的贫困县，特别是北京的西北部地区毗邻着几大贫困县，而上海与广州的情况则好于北京。有专家指出，从北京市中心到张家口康保县方向，随着距离的增大，人均GDP呈衰减趋势。距北京市中心80～100km是明显的分界点，2003年北京市中心的人均GDP是48000元，到100km处下降为7000元，到220km处人均GDP约4000元。③仅张家口、承德、保定三市就有25个贫困县、167万贫困人口，形成了 “环首都贫困带”。

环首都贫困带呈带环绕于北京周围的冀北地区，包括张家口、承德市的16个国家贫困县，150.4万贫困人口（贫困标准为625元/年，1999年）。然而经过多年的发展，这一现象并未有所改变，大部分地区仍处于贫困之中（见表2）。

三、北京人口发展的主要思路和对策

北京人口发展的主要思路与对策如下。

（一）主要思路

人口迁移、集聚有其自身的规律，是在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过程中，受成本—收益引导而实现的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因此，人口发展政策制订应该充分尊重人口迁移和集聚的规律，通过合理的规划，引导人口有序流动、合理分布，实现人口规模目标。通过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和城市管理水平，放宽城市的资源约束，扩大人口容量，提高城市发展的协调性，将人口聚集产生的负面影响降低。

1.积极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城镇化发展战略是解决首都人口发展矛盾的基本途径

我国的城镇化将是以实现公民的自由迁移、农民工平等享有市民待遇、改变城乡收入分配格局为目标的。只有积极贯彻落实国家的城镇化战略，才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减少乡—城人口流动的驱动，才能培育大批符合北京需要的劳动力资源，推动北京产业的升级换代，才能改变北京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不对等和不均衡状况，从而最终解决北京的人口矛盾。北京市应该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新格局的形成。加快郊区城镇化，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新城，增强郊区农村发展活力，提高郊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从而有利于承接中心城区功能，人口的合理疏解和分布。

2.以建设世界城市为目标，实现人口调控的两个转变

以建设世界城市为目标，实现人口调控的两个转变：向结构和分布调控优于规模调控转变；向规模调控与提高城市人口承载力并重转变。按照国家实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总体部署，到2050年左右，北京要建设成为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进入世界城市行列。对比北京市与其他世界城市的差距，人口调控应该实现两个转变：

第一，从以规模调控为主向结构和分布调控先于规模调控转变。实现这样的转变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北京的人口密度相比并不算高，但却存在人口分布的不均衡，首都功能核心区人口密度过高的问题。其次，到2020年人口将进一步向城乡结合部聚集，分布矛盾将更为突出。第三，当分布矛盾和结构矛盾缓和后，有利于解决总量矛盾。比如通过对流动人口人力资本投资获得大量北京产业升级所必须劳动力条件，从而推动北京产业转型换代，减少对外部劳动力的需求。城乡结合部基础设施完善后，可以采用阶梯电价和阶梯水价的方式，改变水资源的消费方式，引导人口流动行为。第四，总量矛盾只能采取间接调控的措施，即产业的调整和升级。

第二，从单向的人口规模调控向规模调控与提高城市人口承载力并重转变。由于科学技术、城市管理水平等因素的变化，适度人口规模是动态发展的。换言之，“适度人口规模只具有远期目标的参考作用和特定城市生活方式的借鉴作用，是考虑了若干有限因素并基于我们目前对事物规律的认识基础上的规划结果” 。④因此，我们一方面应当重视规模调控目标，以此为引导城市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也无需过分恪守某个数值节点，应发展社会经济条件，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和城市管理水平来提高城市的人口承载力，改善城市宜居程度。

3.建立以经济手段为主导，其他调控方式为补充的综合调控机制

调控人口规模、结构和分布主要依靠经济手段影响人口流动的成本和收益。经济发展结构和规模直接决定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决定企业的就业岗位和就业人口，就业岗位的属性对应着就业人员的收入水平，而岗位数量对应着对流动人口的接纳能力，因此，某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和产业发展导向关系到流动人口的收益，而地区相应的居住生活成本以及相应税费制度对应着流动人口的成本，这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人口流动的主导因素。因此，北京人口调控的主导思路应该从“强制管人”转变为分阶段的“以业控人”，并不断完善和丰富调控手段，更多借助产业政策和税费政策等经济手段，并结合相应行政手段（户籍控制、社会制度、教育制度），形成市场和政府调控的合力。

4.人口融入是人口调控的重要内容

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是推进城镇化、实现人口合理布局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然选择。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是人口调控的基本内容。

第一，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利于从根本上改变城乡差异问题，消解人口流动的动因。目前，我国规模庞大的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流而未迁”，“农民”数量没有真正减少。这些正是人口大规模向北京聚集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促进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真正形成支撑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人力资源和社会基础，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人口调控目标。

第二，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利于城市的和谐稳定，实现人口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制度的隔离客观上强化了流动人口的地缘、乡缘、亲缘关系，加剧了社会分化，在城市内部出现了新的二元结构。一些地区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倒挂，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存在经济利益冲突，极易激发社会矛盾。

第三，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利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提升国民素质，是人口结构调控的重要内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是流动人口接受城市文明、由农民向市民转变的过程，是流动人口共享城市发展成果、获得平等发展机会的过程，也是增强城市包容性、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的过程。

（二）北京人口发展进程中的对策性建议

北京人口发展进程中的对策性建议如下。

1.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要使人口达到有序流动，从根本上要逐步消除区域发展不均、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公共资源和服务分配失衡等问题。首先，要大力提高中小城市的人口吸引力，促进人口合理分布。农村劳动力呈现梯度转移规律，即他们往往首先流向县城、然后是省城、最后才是直辖市和首都。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对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区域内自我吸收，合理分流人口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家可以加大对中小城市的投资力度，尤其是加大对这些地区基础设施的投入，缩小其与大城市之间的差距。低级别城市到高级别城市逐步放开城市户籍限制，满足农民就地市民化的愿望。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服务调控人口的合理分布。

与此同时，推进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减少周边城市人口向首都聚集，同时推动北京人口向周边城市疏散。优化京津冀各地区的支撑产业，形成优势互补的地域分工结构，加快次中心城市建设，促进流动人口的合理流动和分布。北京和天津要发挥集聚经济优势，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加快石家庄、唐山发展为超大城市，加快发展廊坊、保定、秦皇岛、沧州成为特大城市，加快北京市新城建设，逐步发展成为中等城市，促进多中心城镇分布格局的形成。

2.产业就业源头控制

第一，加强产业发展的政府引导，完善产业准入和退出机制。北京市应加强对产业结构调整和布局的指导，促进各功能区域主导产业错位发展、协调发展。 一是完善产业发展指导目录。进一步明确不同功能区域鼓励、限制和禁止的产业，引导产业合理布局。二是严格市场准入制度。适时修订形成更加严格的项目准入占地、耗能、耗水、废物处置利用率、资源产出率、“三废”排放等全市统一的强制性标准，并鼓励各区县在项目引进中实行严于国家和市级标准的准入条件。三是完善市场退出机制。对不符合区域发展方向的产业，通过手段，推进产业转移和退出。

第二，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建立以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为主导的新的发展机制，通过提升高新技术和现代制造业发展水平，提高生产效率，不断减少对低人力资本劳动力的需求；坚持高端发展方向，降低低端传统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人口集聚规模。

3.优化城市空间布局

第一，中心城调整优化，加大城区人口疏解力度。加大中心城人口疏解力度，鼓励部分行政办公、教育、科研、医疗等现有和新增功能向新城等外围地区疏解。通过在土地使用、税收、搬迁费用、购房、子女教育等方面给予适当的优惠或补贴，以引导政府机关、企业和学校向周边卫星城市迁移。

第二，加快新城发展，强化人口与产业聚集功能。支持新城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等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建设，加大中心城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新城辐射力度，努力实现新城人性化、精细化、集约化、生态化发展。

第三，加快职住交通平衡体系建设，缓解城区人口通勤压力。应实施快速交通体系联结就业中心和高密度居住区策略，减少职住分离带来拥堵和环境污染。在进行城市空间规划和土地供给时，应当鼓励产业向“六大高端产业功能区、四大高端产业新区、专业集聚区”集中；加强交通规划和城市规划的衔接，在从就业中心延伸到城市外围的轨道交通周边提供居住用地，或者在就业中心和相应的居住密集区之间提供便捷的快速交通设施；加强交通弹性需求管理，可以通过提高停车费、征收高峰时段拥堵费等经济手段引导市民出行。

4.改革公共事业产品定价机制，使价格反映公共事业产品的成本上升趋势

当城市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物价的上升会带动生活成本的上升，从而引导人口扩散。目前北京公共事业产品的定价机制远远不能反映公共事业产品成本上升的趋势。当公共事业产品的价格不能反映实际的成本上升趋势的时候，通过物价调整人口流动的机制也就失效了。因此，应当逐步改革公共事业产品定价机制，使其反映公共事业成本上升趋势，逐步发挥物价调整人口流动的作用。

5.稳步推进城乡结合部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提高地区承载力

第一，推进集体经济产权改革，为本地区产业发展奠定基础。集体经济产权改革，不仅让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集体经济资产及其收益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而且有利于土地流转，提高土地经营效益。政策上，应当允许集体经济组织根据规划直接利用土地发展非农产业，降低城市化的成本，从而有可能在本地区内实现流动人口的职住平衡。

第二，应由市区政府负担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目前，城乡结合部地区主要由当地集体经济组织负担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而利用基础设施的群体远远超出了本集体经济组织的范畴。这相当于以集体经济组织的收入补贴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当由市区政府根据城乡结合部地区实有人口统一规划和建设基础设施。

第三，在公共事务治理上，搭建起合作治理的平台：政府是主导（把握方向，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社区自治组织是中介（沟通政府与居民）和平台（聚合民意、自我管理），居民是参与者（民主自治）与需求者（服务的对象），企业、社会团体和非营利组织是助推器（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和产品）。

6.建立较为完善制度保障

第一，构建首都人口协调控制领导小组，设立专门的人口政策委员会，由北京市各人口管理部门的相关领导组成。通过成立专门的人口政策委员会，明确落实政府责任。人口政策委员会的职责包括负责部门协调，落实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政策目标，制定必要的人口调控措施，指导具体措施的执行；监测人口变化，组织专家调研，分析预测人口变化，评估政策效果；向人大和政协报告行政区划内的人口密度变化；组织基层干部队伍的专业培训；审核批准重大建设项目的人口密度环评和周遍人流变化环评，指导城乡规划工作落实人口密度控制要求；检查监督人口统计工作。

第二，加强各级政府的人口管理工作。把人口规模总量调控分解到区县，将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纳入区县政府绩效管理考评指标体系。

第三，借鉴上海等地经验，加快建立统一居住证制度。统一居住证有利于加强流动人口信息采集，共享信息资源，方便政府各有关部门掌握流动人口的动态，提高服务和管理的效率。

第四，应该建立以居住证制度为基础、以公安人口管理系统为支撑、相关部门共建共享的实有人口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建立以村（居）人口信息采集为基础、以市人口计生全员人口信息系统为平台、以人口流动及区域动态分布为主要功能的人口规模调控辅助决策系统，为人口服务管理提供多方参与、多元支撑、多维服务的工作机制。

注释：

①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北京市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北京日报》，2014年2月13日第四版。

②都阳、王美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新估计及其含义》，《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四期。

③樊杰：《京津冀都市圈区域综合规划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第一版，第28页。

④张善余：《产业调整与上海城市人口再分布》，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7期。

参考文献：

[1]沈金箴.东京世界城市的形成发展及其对北京的启示[J] .经济地理，2003（4）.

[2]陆军，汪文姝，宋吉涛.纽约、东京与伦敦的人口规模演变[J] .城市问题，2010（9）.

[3]王桂新. “大城市病”的破解良方[J] .人民论坛，2010（32）.

[4]王桂新.我国大城市病及大城市人口规模控制的治本之道—— 兼谈北京市的人口规模控制[J] .探索与争鸣，2011（7）.

[5]黄匡时.特大城市的人口调控：东京经验及其启发[R]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专刊——2013中国可持续发展论坛（一）， 2013.

（编辑：韦京）

作者：李茂　张真理

人口矛盾控制研究论文 篇2：

莱斯关于“控制自然”及其内在矛盾的反思

摘 要：莱斯认为，控制自然既是自然被人控制的过程，也是人被自然所控制的过程;控制自然既使人获得了自由，也使人陷入了更大的不自由;技术本是人用来控制自然的工具，却反而成为控制人的手段。控制自然的这些矛盾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关键词：莱斯;控制自然;控制人;科学技术

作者简介：王琰，女，哈尔滨师范大学副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李庆霞，女，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及其启示”，项目编号：12BKS060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对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继承了这一传统，继续思考人类的生存困境和现实出路。当今社会，人类最大的困境莫过于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严峻形势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对此，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新发展阶段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其重要代表人物莱斯在《自然的控制》和《满足的极限》中重新思考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类控制自然的目的是什么？经过几千年的实践，这个目的实现了吗？带着这些问题，莱斯深入分析了控制自然的内在矛盾，其理论对于我们认识当今的生态危机及社会冲突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控制自然与被自然控制的矛盾

莱斯对控制自然内在矛盾的反思是从考察控制自然的观念开始的。他首先考察了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控制自然观。古代的神话体现了人们对工具既相信又害怕的矛盾心理。由于工具的发明和在劳动中的使用，人们不但提高了自己的能力，而且在自然面前产生了优越的心态。与此同时，人们又很担心不能驾驭这些工具，唯恐自然会报复人类，这是控制自然内在矛盾的最初表现。莱斯接着探讨了宗教的控制自然观。人类产生之初虽然知道自己因为具有理性和精神而优于自然，但同时信奉万物有灵并对之充满敬畏。基督教改变了这一观念，它认为，人类因为拥有理性和知识不但不必畏惧任何自然物，而且人有能力控制自然，这是上帝赋予人的使命。莱斯指出：“在圣经《创世记》中，上帝进行创造的故事宣布了上帝对宇宙的统治权以及人对地球上具有生命的创造物的派生统治权。圣经的说法强调了具有以统治权为基础的绝对权力。”[1]（P27）由此，控制自然的思想不仅成为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观念，而且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以至于人们甚至认为动植物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被人类命令、驯养、改变和利用，人是这个世界的主人，动植物是从属于人的低等存在物。“人立于自然之外并且行使一种对自然界统治权的思想就成了统治西方文明伦理意识的学说的一个突出特征，对于控制自然的思想来说，没有比这更为重要的根源了。”[1]（P28）结果，“控制自然”的观念被人们不加质疑地广泛接受，人们从控制自然的恐惧转变为统治自然的兴奋，由此引发了控制自然的一系列矛盾。

控制自然反而被自然所控制，这既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退步。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的序言中指出：“控制自然这一概念是自相矛盾的，它既是其进步性也是其退步性的根源。”[1]（P6）不容否认，控制自然的观念和实践在社会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打破了大自然对人们的束缚，为人类积极主动地追求物质利益和丰富的精神生活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从总体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不容否认的是，人类控制自然的观念和行为也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后果，这种消极后果首先表现为生态系统的失衡。在控制自然观念的支配下，人们尽全力把自然万物掌控在人的手中，在这种野心和雄心的主宰下，自然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也遇到了自然环境恶化的问题。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人类造成了能源和资源的巨大消耗，致使自然环境产生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有的可以通过制度和法律得到解决，有的则是无法恢复的，这就使得控制自然的矛盾更加激化，一方面是人向自然界的索取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自然无法满足人日益增加的需求。正如莱斯指出的：“相信经济的增长、人口的增加和资源的利用是没有限制的，这本身就不是合理的。”[2]（P104）

控制自然以满足需要为动机，但其结果与其动机背道而驰。现代社会高效的市场经济促进了消费社会的来临，消费代替生产成为社会的主导。在以生产的无限增长和崇尚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社会中，商品成为一种象征和符号，消费者购买的商品不仅仅是使用价值，也是附着在商品之上的文化价值，但消费者并不十分了解商品的文化价值，很多消费是被商家或媒体所引导甚至诱导，致使消费者在消费中成为盲目的、被动的存在，追求奢侈性消费或炫耀性消费，而忘记消费本身的意义。“但由于不充分的信息和消费者时间的缺乏，致使消费者更多的追求商品的量，而牺牲了对所购商品的体验和事物本身的关注。”[2]（P90）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把消费与幸福和自由等同，认为只要消费就意味着幸福，消费越多获得的自由就越多，致使产生了一种假象，为了更加幸福和自由，必须以不断消费为前提。可是，琳琅满目的商品需要人们有足够的时间去鉴别，而消费时间的缺乏和消费信息的不充分足以让消费者失去判断。这种消费一方面会让人陷入无聊的境遇，另一方面是过量的消费带来了堆积如山的垃圾，大量的生产吞噬了丰富的资源和能源，高消费、高生产的恶性循环不可避免地会加剧生态环境的恶化。控制自然使得生产过剩，消费取代生产成为经济动力，但过度的消费并不能满足人的真正的需求。今天，人类面临的生态问题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严重。环境问题的真正根源是什么呢？莱斯认为是控制自然的观念，所以化解生态危机的途径之一在于使人类摆脱控制自然的观念的束缚，自觉地与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决裂。

从人类控制自然的历史来看，人们在控制自然中不仅可以对自然施加力量，自然也会反作用于人，让人在严重的生态问题面前变得软弱无力。控制自然与被自然控制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控制自然的结果反而被自然所控制。人本来想做自然的主人，结果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反而被自然所统治，无论是不断恶化的自然环境，还是自然不能满足人类需求所带来的痛苦，再或是消费对人的控制，都不是人类控制自然的初衷，都与最初的愿望背道而驰，控制自然的内在矛盾日渐凸显。莱斯认为，当代环境问题能否得到解决首先取决于我们对造成环境问题根源的认识。经过考察控制自然这一观念的发展历程，莱斯指出，控制自然观念是生态危机的深刻根源。为了克服生态危机，缓解控制自然的内在矛盾，有必要重新界定控制自然的内涵。“控制自然的任务应当理解为把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方面置于控制之下。这种努力的成功将是自然的解放——即人性的解放：人类在和平中自由享受它的丰富智慧的成果。”[1]（P168）换言之，自然的控制应该是对人本能的克制，对人贪婪的克制，对人统治他人的欲望的克制。只有如此，人类才能真正实现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和谐，真正实现人的自由。莱斯对控制自然的重新解释并不是要人们停止控制自然，而是要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置于合理的控制之下。对控制自然的这种重新解释既深化了我们对自然的认识，也深化了对控制的认识，更深化了对如何克服生态危机的认识。自然不仅是人类的对象，还是人类生存的家园和场所;控制不仅是人类对自己之外的对象所有的态度，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态度;生态危机不仅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也是人类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

二、控制自然与控制人的内在冲突

控制自然的第二个矛盾是控制自然与控制人的内在冲突。莱斯对此冲突的分析从“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命题开始。从控制自然的历史分析中不难看出，控制自然的主体是人，控制自然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的地位，控制自然的动力是为了人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换言之，人类开发自然资源主要是为了获得物质利益，并在此基础上获得更加全面的发展。那么，这一目的的结果如何呢？莱斯通过分析近代哲学的控制自然观，特别是培根关于控制自然的思想，对此问题做了回答。我们都知道，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命题。这一命题的提出不但确立了控制自然的突出地位，而且使人们从控制自然的观念走向了实际控制自然的行动，因为培根发现了观念变为行动的工具即科学技术。“17世纪和18世纪的思想家赞颂培根并非为了他的认识论——这几乎被置之不理——而是为了他热情地提倡必须坚持机械技术和物理科学的进步。”[1]（P42-43）培根还把控制自然与人的生活结合在一起，认为通过知识控制自然，人在大自然面前的不利地位就会改变，人在自然界面前的命运也会有所好转，由此人可以获得更多的幸福，对此他充满信心。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培根还提倡政府投入经费支持科学技术研究。“他提出了一个着眼于子孙万代的思想，即建立科学技术研究体制的思想——称为所罗门学院或‘六天劳动学院’——这在他的《新大西岛》（1627）中做了描绘。这个果敢的设想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因为时代成熟了。培根死后50年，受《新大西岛》影响的教育改革家们开始组建技术学校以推动机械工艺的教育，皇家学院于1662年特许建立。”[1]（P42）培根热情讴歌了人类在控制自然中的进步，却没有注意到控制自然对人的消极影响，这一现象引起了莱斯的深刻反思。

控制自然的背后是控制人。控制自然的观念根源于人的无休止的欲望。为了满足这些欲望，人们希望把地球变为一个丰富的、无限的、为人类源源不断地供应的自然，让其为人类服务。莱斯分析道，人类经常以普遍的名义作为控制自然的理由，但实际上并不存在普遍的控制自然，它只不过是利益集团用来维护自己特殊利益的一种手段。当不同的利益集团在控制自然的过程中出现矛盾时，必然会带来社会冲突，因为“在这种市场经济已经存在或正在形成的社会里，首要的信条是经济应该持续增长以便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商品种类;首要的关注是为达到这一目标的充足的能源和物质资源的数量支持”[2]（P7）。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和资源的减少，整个社会对于自然的控制必然成为人与人之间争夺的重要内容，甚至不排除发展为冲突和战争的可能。“在由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妄的希望中隐藏着现时代最致命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1]（P6）在现代社会中，一方面是商品数量和质量的丰富，另一方面是人们的不满足感越来越强烈，结果人们在控制自然的成功中却失去了主体地位，成为受制于自然的奴隶。正如他的老师马尔库塞在《反革命和造反》中指出的：“在现存社会中，越来越有效地被控制的自然已经成了扩大对人的控制的一个因素：成了社会及其政权的一个伸长了的胳臂。”[3]（P128）莱斯分析道，人类总是从人类总体方面在实践上探讨控制自然的可行性，但所有的控制自然的行为都不可避免地与特殊利益集团有关。控制自然作为一种为特殊阶级服务的意识形态实质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这部分人借控制自然的普遍名义实际上是为了遮蔽其真实的意图。特殊集团利用资本创造了财富，同时也制造了贫穷，更带来了富裕与贫穷的冲突，致使社会走向无序。“由个人或社会集团完全支配——特殊范围内的现有资源，并且部分或全部排除其他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和必要的生存）。换言之，在已经成为一切人类社会特征的持久的社会冲突条件下，自然环境总是或者表现为已经以私有财产的形式被占用，或者将遭受这种占用。”[1]（P122）有效控制自然资源成为不同特殊利益集团能否在冲突中取胜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每个特殊集团都希望通过占有更多的自然资源来控制其他集团，每个利益群体也都希望通过科学技术来控制自然，从而控制他人。人与自然环境的斗争以及人与人之间为了满足需要而进行的斗争逐渐从局部地区向全球范围扩展。从社会冲突的表面现象中看不到控制自然这个观念根源，但如追问，人们为什么要控制自然？控制自然的意图到底是什么？便会发现控制自然的真实用意在于控制人，自然资源在多数情况下是人与人之间斗争的决定性武器。

控制自然与控制人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尤为突出。控制自然和控制他人的观念和行为在以利润追求为目标的资本主义社会不但更加广泛地被认可和接受，而且成为整个社会的主导，无限的利润追求和残酷的市场竞争使得人们在思想上要支配自然、在实践上要占有自然、在技术上要统治自然。自然是对象，自然是敌人，自然应被掠夺，自然可被破坏。为了人，自然可被为所欲为。为了征服自然，人可以无所不为，结果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失衡。控制自然的后果是严重的，也是多样的，归结起来有如下几点：一是导致了生态危机;二是致使人类为争夺全球环境和资源而陷入冲突;三是由前两个后果导致的人类自身生存的危机。控制自然越积极主动，个人的地位和行为就越被动;控制自然的能力越强大，个人的力量就越弱小。虽然说控制自然的是人，但却是拥有资本的人，是掌控资本的利益集团。为了高效率地生产物质财富，现代技术和现代管理尽其所能地发挥人的理性，间接地压抑人的本能和欲望，形成了对人的自然的另一种控制。有控制必然会有反抗，但控制自然的观念和实践压抑并阻碍了被压迫者的反抗意识，致使人类精神陷入危机，并成为越来越单向度的存在，从而陷入深层的生存危机。虽然控制自然是为了人的生存，但是现有的控制自然的手段却有毁灭人类的可能，可以说，控制自然已走到了危险的边缘，作为整体的人类面临严重的威胁。

控制自然与控制人的内在冲突的解决是建立生态社会。莱斯主张要重新思考人的需要，并根据这种需要建立一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这种社会要实行稳态经济，尽量消费更少的资源、能源和商品，不以追求交换价值为目标，以基本的消费和使用价值为目标。“满足的可能性将主要是生产活动的组织功能，而不是像今天的社会那样主要是消费活动的功能。”[2]（P106）莱斯在《满足的极限》中论证了用消费活动来满足需要的不可取，认为人可把注意力集中于生产领域，在生产活动中获得满足，尤其是在精神生产活动中得到满足，因为创造性的生产活动可让人充分体验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他认为，这不只是人们注意力的转移，而是满足需要方式的转换。让人类在生产领域中得以满足既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有效途径，也是缓解社会冲突的重要举措。较易生存的社会不是社会变革的终点，而是社会变革的动态过程。

三、科学技术在控制自然过程中的双刃性

科学技术作为控制自然的手段本应服务于人的目的，换言之，本是人的解放的工具，但是在控制自然这一观念的作用下，既呈现出促进人类发展的一面，也表现出阻碍社会进步的一面。“这一观念持久的积极作用是打破对人的技术可能性的绝望并相信人可以根本改变生存的物质条件。这一观念的消极作用是它只看到现代科学和技术是控制自然的工具，掩盖了科学技术发展同持久的社会冲突和政治统治这两者之间的联系。”[1]（P155）控制自然的第三个矛盾表现为：本来是人类控制自然重要手段的科学技术不但在控制自然中表现出消极性，而且成为控制人的手段。

科学技术是社会进步的有利因素有其充分的理由。关于技术与社会进步的必然联系还要从培根说起。培根认为科学技术可以有效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和技术的合理性是一种向社会进步输出合理性的完整的、独立的力量，换句话说，通过科学和技术进步来控制自然被理解为一种社会进步的方法。”[1]（P49）培根论证了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培根写道：“人类在一堕落时就同时失去他们的天真状态和对于自然万物的统治权。但是这两宗损失就是在此生中也是能够得到某种部分的补救的：前者要靠宗教和信仰，后者则靠技术和科学。”[4]（P291）从上述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培根试图证明，通过科学和技术来控制自然与上帝的旨意是一致的，人们不必担心科学探索和技术发展会遭到上帝的惩罚，这即是说上帝保证了控制自然和技术进步的合理性，利用科学技术征服自然的工作既是清白的，又是荣耀的。在控制自然这一理念的引导下，在技术合理性的论证中，人们相信，环境是人类居住的场所，人们可以通过技术改变周围的环境使其更加适合人类的居住;大自然蕴藏着无数的秘密，人可以利用技术探究大自然的秘密。技术是控制自然的重要工具，为了更有效地控制自然我们必须大力发展技术。于是人们的关注点从敬畏转向了运用仪器和工具改变自然。随着社会的发展，技术在工业文明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甚至取代上帝成为人们新的崇拜对象。人们相信社会必然会在技术的进步中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人们相信并向往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美满幸福的生活。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成为整个社会的关注和追求，技术在控制自然方面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培根的论证固然为科学技术的合法地位提供了可能，科学技术本身的作用更是一路畅通无阻的通行证。总体来看，科学技术的进步性体现在多个方面，除了提高生产力和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之外，还大量缩短了人们的劳动时间并减轻了劳动强度。

科学技术在社会进步方面的作用是其获得合法性的依据，也是其不被怀疑和批判的理由。之后，舍勒虽然认识到科学技术本身就是一种控制，就是人类对自然的实际控制，但他却没有发现控制自然和控制人的关系。莱斯通过分析舍勒的控制学指出了科学技术的副作用。他认为，将科学合理性直接运用到社会中是没有根据的，科学技术虽然能够更好地实现资源开发和满足物质需要，但却不能保证社会更加合理化，更不能使人的行为合理化。因为无论科学技术取得多么大的进步，只要人类还在为了生存而与自然进行斗争，那么各个集团、地区、国家之间就必然会发生冲突，而自然、环境、科学、技术只不过是人与人之间冲突的内容和工具而已。换言之，人们不会因为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而停止冲突，从而使个人的行为和社会的结构趋于合理，经过分析，莱斯指出了舍勒的错误：“只说明对自然的科学研究及其技术应用是发生在一种操作的结构内还是很不够的。关键的问题是，在何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中它是操作的？如果背景是世界范围的社会集团之间的斗争，那么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激烈的社会冲突就同科学技术进步之间存在一种辩证关系：每一方都迫使其他方面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1]（P105）

现代科技不仅是控制自然的有效工具，是社会冲突的重要手段，同时还要指出的是，现代科技已经成为重要的意识形态，积极参与着对人的统治。作为马尔库塞的学生，莱斯继承了马尔库塞对现代技术批判的传统，认为技术不再是价值中立的，统治集团的力量必然利用地位上的优势加强技术的研究和运用，并利用技术的合理性使其成为控制人的工具。科学技术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高效率的生产和提供充足的物质生活而拥有了人们无力反抗的合法性，对于科学技术这种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人们不加怀疑，盲从它，信任它，膜拜它。马尔库塞说：“今天，统治不仅通过技术而且作为技术而使自身永久化并不断扩大，技术为不断扩大的同化所有文化领域的政治权利提供了很大的合法化。”[5]（P142）通过技术控制自然会加剧社会冲突，日益扩大的冲突又会促使社会追求新的技术，而新技术又成功地实现了对人的控制。莱斯分析了霍克海默对技术理性的批判，以此来说明技术与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关系。霍克海默认为，技术理性原本想要确立人对自然的无限的统治权，使人真正成为自然的主人，但在对自然的征服与疯狂掠夺中，它却并没有使自然成为属人的存在，相反却导致了人与自然的疏离和自然界对人的疯狂报复;它原本想要建立一个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理性世界，但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它却并未兑现自己的承诺，反而造成了人的普遍物化与尖锐冲突，造成了人与人的相互异化和相互疏离。可是，人们不愿意正视失败，更不愿接受技术理性对人自身的控制，希望发明新的技术来改变控制自然所造成的后果，更期待新技术能够彻底解决社会冲突，结果成了为控制自然而制造的工具的奴仆。

现代社会依靠技术统治自然，更利用技术来统治人，换言之，技术既是控制自然的工具，也是人对人进行统治的更有效的工具，而且技术对人的统治因其效率更加合法化，统治的范围也不断扩大，技术在控制自然和控制人的内在联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更为严重的是，技术的进步及其为人们提供的丰富的和舒适的生活条件，致使控制自然不仅使人们把对自然的控制看作理所当然，而且还让人们无法意识到被控制，以至于被控制者不但不反对控制自然，甚至还盲从它。换言之，技术封闭了人们对社会的不满和反抗，压制了人们内心的否定性和批判性，阻止了人们迈向自由和幸福的步伐，致使人们在舒服安逸的生活中忘了各种危机的存在，甚至于面临巨大的危险而一无所知。这就需要人们认识控制自然的实际结果，揭露隐藏在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背后的主体。莱斯认为，人类在技术的本质上需要有一个观念的转变，它不应该是统治自然的能力，而应该是把自然从人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把人从技术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控制自然的历史过程充满了矛盾，控制自然的结果与初衷相去甚远，控制自然使人既获得了解放同时也陷入了更大的束缚。莱斯希望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中公民广泛地享有责任和权利，每个人都积极运用他们的批判能力。莱斯的反思为解放自然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人类克服生态危机指明了出路。

参 考 文 献

[1] 莱斯：《自然的控制》，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2] William Lesis. The Limits to Satisfaction：An Essay on the Problem of Need and Commodities，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6.

[3] 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 培根：《新工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5]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 付洪泉]

作者：王琰 李庆霞

人口矛盾控制研究论文 篇3：

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研究方法在人口老龄化问题上的应用

【摘 要】人口老龄化是我国当前突出的社会矛盾之一。作为人类丰富知识成果的历史结晶，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深刻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它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概括和总结了各种具体社会研究方法。所以，用这一研究方法分析研究中国当前人口老龄化问题，具有深刻普遍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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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和谐社会；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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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指人口生育率降低和人均壽命延长导致的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根据1956年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确定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确定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严重老龄化。根据这一标准，中国已于1999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是世界上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增长最快的国家。统计资料显示，目前中国老龄化人口已经达到1.8亿之多；并且，就增加数量而言，每年几乎增长800万。按照目前的增幅，到21世纪中叶，未来中国总人口当中三分之一的人将是老龄人口。不仅如此，在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过程中，超高龄老人（通常指80岁以上）的数量也在急剧增长，达百万之巨。而这个群体通常失去了自理能力，在身体上需要康复护理、医疗保健，在精神上需要关怀慰藉等，这在另一个层面上也使得老龄化问题更加突出，养老问题的严峻程度日趋愈烈。

2 用社会矛盾的普遍性正视人口老龄化问题

矛盾具有普遍性，既贯穿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又普遍存在于各种社会形态。但是，这无所不在的矛盾有着巨大的推动力。正如毛泽东所说：“社会的变化，主要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在社会矛盾系统中，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它始终存在于各种社会的每个阶段和方面。

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总是从生产力的发展开始的。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年人，曾经是生产力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按照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社会阶层结构也有着差异。同一社会阶层的人，由于经济地位，社会地位，谋生方式，从业范围接近，会产生共同的利益诉求，利益关切和利益驱动。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由于利益诉求，利益关切和利益驱动存在差别，因而也会产生阶层之间的矛盾。老龄人口，作为失去劳动力的特殊阶层，同广大劳动者阶层，无疑会产生各种利益间的矛盾。因此，关注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关注社会各阶层矛盾的一个非常现实的话题。

从辩证的唯物主义角度看，人口老龄化问题归结于人口平均寿命的延长。改革开放以来，我过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有了双重的提高。人们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尤其是医疗保健有了根本性变革，人均寿命有了显著提高，自然死亡率大幅下降；老龄化是寿命提高的影子。但是，老年人不是无用的人，他们依然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我们不得不正视人口老龄化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一系列深刻影响。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第一，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生产力的影响。

老人年增多，必然伴随的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在数量上的减少，从而影响劳动力的有效供给。可以预见，当老龄化比例达到一定程度时，在一些特定区域，会造成劳动力严重匮乏。而劳动力的不足，就会作用于劳动生产实际，给生产能力和生产质量带来消极影响。

第二，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产生的影响。

老年人的消费不仅与中青年的消费内容和消费习惯不一样，老年人活动范围的相对缩小，消费需求也相对减弱，人口老龄化对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经济政策有较为负面影响。

第三，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的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产生的影响。

从中国的养老模式来看，城乡以社会养老形式为主；而农村以家庭养老为主。但是，无论哪一种形势，都离不开先进医疗系统和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在老龄化背景下，对这些方面的要求只能更高更多，不会减少。这从我国2001年至2012年间用于医疗社会保障资金的增长情况可见一斑，增长了接近10倍；而用来支付离退休职工的费用也增长了12倍。这两方面皆高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使各级财政负担相当沉重。

3 提高生产力水平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

人口老龄化问题，从本质上说是社会发展中生产力遇到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人类社会发展时，提出了“两种生产”的理论：一种是人类自身是生产，另一种是物质资料的生产。

自我国施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人口增长幅度和人口基数得到有效控制，这在一定时期促进了生产能力和社会的发展。但是，独生子女政策到目前已经超过三十年，社会劳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继续施行一孩化政策，人类自身的生产就会严重受阻，劳动力的更新也就缓慢，进而深层次阻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所以，2015年10月29日发布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宣布“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而此次人口政策的调整距离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放开“单独二孩”，还不到两年时间。从物质资料的生产层面看，需要提高现有生产力水平。从当前社会经济结构看，我们要提高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制造業在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不言而喻，但是，随着互联网和新的科技手段作用越来越大，传统制造业受到了严重冲击，甚至很多行业濒临危机。这对依靠传统生产工艺和技术，且年龄日趋增大的群体来讲，也是一次严重的打击[1]。中国可以借鉴一下先进国家的经验，在转型时期妥善为他们做好过渡。而制造业的积极发展，会生产大量物质价值，不仅保障国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也会为完善国内社会保障体系，提供物质基础做出巨大贡献。

4 结论与启示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各级政府，把建设和谐社会作为考验党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而社会的和谐，不仅体现在物质文明的进步，而且表现在精神文明的极大提高。但是，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是这一矛盾的表现形式之一。因此，我们必须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建立健全养老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等各项保障制度，让老龄人口的物质生活得到保障，让老龄人口的物质生活质量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同时，人口老龄化问题既是人口问题、社会问题，也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但从终极意义上说，人口老龄化问题在根本上是文化问题。老龄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整体文化战略的发展，老龄文化是国家整体文化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2012年，国家各部委都相继出台了“十二五”规划。文化部、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的“十二五”规划都为老龄文化事业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012年10月，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16个成员单位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文化建设的意见》，这是指导今后一个时期中国老年文化建设的重要政策文件。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着重展示了人口老龄化蕴含的社会系统研究方法和社会矛盾研究方法，并从生产力的角度揭示了解决人口老龄化的一般规律，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揭示了人口老龄化社会矛盾的本质。由此可见，在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黄瑞.人口老龄化及其经济影响[J].经济研究导刊，2010（04）：32.

作者：田伯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