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矛盾探究论文

摘要：马克思需要理论是对以人为主体的需要的多维阐释与科学解读，不仅体现了其需要理论体系严密的逻辑理路，更是我们理解美好生活需要的价值遵循。美好生活需要以马克思需要理论为基点，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生产力矛盾探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生产力矛盾探究论文 篇1：

基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论的和谐社会建设研究

[摘要]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核心，社会发展动力理论认为动力因素主要包括人的需要、生产力水平和社会个体矛盾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相互作用并促进社会向前发展。21世纪以来我国社会发展成果显著，在经济转型和矛盾凸显的背景下，如何处理好经济转型中的诸多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下重点任务。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论和谐社会

[收稿日期]2015-05-18

[作者简介]1.廖青（1991—），女，湖北武汉人，广西大学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2.王越（1990—），男，辽宁营口人，广西大学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从人类社会内部矛盾出发，科学地阐释了人类社会如何向前发展这一问题，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由社会生产及其他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推动的。党和国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其应有之意是要努力实现社会矛盾的不断调整和化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源泉之一，对分析和解决社会矛盾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我国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转型期，矛盾问题多发，正视这些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

（一）经济发展方面

首先，经济增长与分配不协调，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分配合理到什么程度， 社会就和谐到什么程度， 分配合理的程度和社会和谐是有线性关系的。[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改革理念，把财富总量提升到一定水平，综合国力大大提高，但分配公平问题仍未得到很好地解决。其次，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态势良好，但社会发展却相对落后。部分人认为“经济是硬指标，社会是软指标”，公共财政对经济发展的投入远远超过对社会事业的投入，部分政府官员一味追逐经济数据增长而忽视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性。而医疗保险覆盖、公共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社会事业不仅关系到社会的和谐发展，而且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需要与经济发展同步。

（二）政治改革方面

政治层面的改革首先要求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凸显出一些不和谐因素。近几年，我国多次进行政府机构精简，但观其实际效果，却未能达到消除政府机构“臃肿”的目标。政府官员数量过多、行政费用过高，加大了社会成员负担，不但不利于社会和谐，还导致腐败问题接踵而来。另一方面，社会风气不良、腐败情况蔓延会加重社会成员的负面情绪，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从而成为社会不和谐的一大因素。

（三）思想文化方面

由于过于关注和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培育，造成一部分人的核心价值观缺失，这也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一大阻碍。思想问题是一切发展的前提，由资本主义国家传播而来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官僚主义等对我国公民价值观的侵蚀已不容忽视，直接影响着主流价值观的形成和建立。这些不良思潮容易使人民群众的思想偏离正道，逐渐缺乏自我约束，对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剖析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揭示了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动力因素以及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对该理论的剖析和探究能使我们更好地把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的不和谐因素产生的内在原因。

（一）内在动力：人的需要和现实生产力水平的矛盾

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中我们得知，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人类之所以能够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因为人类首先必须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这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就构成了生产力，伴随着生产活动的进行形成了生产关系，如此，通过生产关系使其劳动成果反过来满足人类自身的基本生存需要。人的需要和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没有人的需要，人类就不必参与劳动活动；而没有人类的劳动活动，人的需要就难以满足。生产活动是根据人的需要而进行的，需要是人类从事生产活动的内在动因。因此，人的需要与现实生产力的矛盾表现为人类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而从事劳动活动，这就形成了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

（二）根本动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一对矛盾范畴，在这对范畴中，生产力起决定性作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推动落后的生产关系发生变革；随着新的上层建筑的形成，为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提供保障，而新的生产关系又促进生产力发生新的变革与突破。由此循环往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断相互作用，推动了人类社会由较低形态向较高形态转变，促进了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因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三）现实动力：社会个体之间的矛盾

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个体，都有各自的身份、意愿和利益诉求。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不同人的个性特点、追求目标相互交错在一起产生冲突，也就是社会个体之间发生矛盾作用，这些作用力最终形成一股合力，推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不断向前。所以社会个体之间由不同意向和预期产生的冲突和矛盾直接推动着社会发展，构成了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力。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论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

（一）正视人的现实需要的内部动力作用，促进分配制度改革

随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人们除了满足吃、穿、住等基本生存需要，还会产生发展需要即为了实现自我价值的更高层次的需要。目前，我国生产力水平虽有很大提高，但社会分配不公平问题日益突显。邓小平指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 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2]社会分配问题实际上是效率与公平的问题。首先我们要坚持初次分配中以效率为主、公平为辅的原则，通过制度的完善保障分配的均等；其次我们要坚持再分配中以公平为主、效率为辅的原则，旨在缩小初次分配中贫富和收入的拉大。如此，保障了社会分配的公平，满足了人们的现实需要，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平稳发展。

（二）重视上层建筑的重要作用，实现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和改革深水区，由此引发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频频发生，集中体现在官员腐败、群体性事件、“就业难”、“看病难”、居民收入分配不均等方面，这些问题也成为党和国家关注的焦点。在此矛盾问题多发阶段我们更要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努力克服社会经济转型带来的诸多矛盾问题，处理好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我们不仅要注重经济基础作用不断发展经济，更要着眼于上层建筑的完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论认为，政治、法律、文化、思想等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因此，在和谐社会构建中，我们不仅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坚持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而且要坚持党和国家的领导，努力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紧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切实推进和实施依法治国，形成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将社会矛盾和问题最大程度化解，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效的政治与法治保障。

（三）重视个体的重要作用，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认为：“人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3]人作为社会整体中的个体，能够有目的有意识地活动，因此在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动力作用。个体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和谐归根结底取决于个体和谐。个体和谐主要指人们具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备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能力。个体和谐与社会和谐二者是辩证统一、互为前提的。因此，在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要始终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重视个体的重要作用，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不断挖掘个体自身潜力发展生产力来推动经济发展，使物质文化财富得到充裕和保障，使人民群众拥有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精神文明得到丰富发展，进而更好地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贡献，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四）整合动力系统各因素的协调配合作用，构建和谐社会

人类社会是由经济、文化、政治等因素集合而成的有机体系，任何一个因素都不能单独起作用，不能影响社会发展程度和方向，只有其相互配合形成合力才能推动社会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发展动力论认为，探索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不能撇开其他动力的作用而单独去关注某一方面动力作用。具体来说，就是要在坚持经济稳步增长的同时，重视社会公共建设、人的精神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在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重视人的现代化建设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整合各方面动力因素，使经济动力与文化、政治动力相配合，使社会动力与人的动力相协调，共同促进社会平衡、稳定地发展，共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邓伟志.和谐社会笔记[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

[2]邓小平年谱：下[M].北京：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社，2004.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胡小燕

作者：廖青 王越

生产力矛盾探究论文 篇2：

马克思需要理论视域下美好生活需要的多维解读

摘 要： 马克思需要理论是对以人为主体的需要的多维阐释与科学解读，不仅体现了其需要理论体系严密的逻辑理路，更是我们理解美好生活需要的价值遵循。美好生活需要以马克思需要理论为基点，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文章认为对美好生活需要进行多维解读，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中，就能发现美好生活需要牢固扎根于人的需要这一价值地基，并以精神生活作为核心推动力;生产力则是美好生活需要产生的内生动力，需要与生产之间的矛盾则是推动美好生活需要实现的强大驱动力，自由人联合体便是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高度升华。

关键词： 美好生活需要;马克思需要理论;多维解读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王鹏.马克思需要理论视域下美好生活需要的多维解读[J].克拉玛依学刊，2019（5）43-50.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这一战略判断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 “美好生活”是最具价值、最关键的构成部分之一，同时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关键部分。“美好生活”是什么？對这些问题的梳理、探究与解答，有助于美好生活需要概念更加清晰化、指向更加明确化、落实更加具体化。马克思虽未明确提出“美好生活”的具体概念，但美好生活构成的各个要素贯穿于其需要理论体系中，并对美好生活需要进行了多维阐释。将美好生活需要返归到马克思需要理论的视域中、从理论的视角对其进行多维解读，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意义。

一、主体维度：人的需要是美好生活需要的价值根基

“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2]120《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突出需要主体，即人的重要性，由此可看出马克思需要理论中需要对象的价值高低主要取决于人的需要。“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这一目标是马克思需要理论在新时代中国的实践运用与继承性发展。马克思需要理论是美好生活需要孕育的哲学根基，美好生活需要折射出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内在哲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二者联系在一起，其思想背后的逻辑思路清晰，蕴意深刻。美好生活需要的价值取向在于人的全面发展，它与马克思需要理论拥有共同的价值目标。

“人直接地是自然的存在物。”[2]167本能的需要促使人们进行物质生产活动，从而保证其自身的生存需要。人类为了创造历史，首要前提便是要活下去，而活下去的前提是要有充足的物质资料，物质资料提供的源头在于历史活动。人以某种特定形式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的根本动力在于人的需要，人的需要起着关键性的决定作用。以逻辑结构与理论实质为切入点，对《手稿》进行深入解读，揭示了以人的本质为研究对象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并对未来社会提出了构想，认为未来社会存在的本质是实现人的本质真正占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3]303。资本主义是人的本质全面异化的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显现出人同劳动产品、生产活动及人的类本质之间异化劳动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对失去的人的本质的复归，使人的本质得到应有的重建，最终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目标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皆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他们从对“现实世界”的批判中尝试探寻人的全面发展的道路，而不只是停留在抽象意义上。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发展处于畸形的样态，脱离这种状态的路径在于共产主义运动，旨在实现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建立“自由人联合体”，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清除障碍。

只有将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论述统一起来、把握内在的逻辑理路，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精神才能真正被领悟。马克思揭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质的规定性，指出在人的需要不断被满足的过程中孕育产生出真正的社会联系，而这种联系正是人的本质的呈现，需要才是人的本性，而人的需要及需要的满足则是一个历史过程。马克思指出：“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要使他们达到脑力和体力相结合，成为一种全新的人。”“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即能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4]71这是恩格斯所理解的全面发展的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发展在资本主义背景之下是不全面的，他处于一种畸形状态之中。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将人拘束在狭小的活动范围内，约束了人的全面发展，更谈不上自由自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有在构建共同体的过程中才能实现，并以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作为实现基础。人的全面发展并不是刻意描写人的现实生活状态，而是对人的一种自由的生活状态的原则性勾画。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在本质上与抽象的人存在明显的不同，现实的人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主体，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5]525。马克思认为人的生成与发展离不开实践活动，“人们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6]32。人要满足自身的物质需要的前提在于要从事生产实践活动。“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6]32。实践活动满足了人类生活的需要，“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6]32。马克思认为需要是人们从事实践活动的先决条件，需要是人类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构成部分。虽然物质生产与物质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却从未将其作为现实生活的唯一内容或形式;相反，人的现实生活的总体趋势呈现全面性与丰富性的特征。“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7]591我们应深刻认识到现实生活的丰富性，它为美好生活的构建提供了价值遵循。

二、层次维度：精神生活是美好生活需要的核心推动力

马克思需要理论研究的历史源头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概念设定，也不只是简单的逻辑推演，而是从现实出发。马克思在《手稿》中对需要的概念进行了深入挖掘与阐释，这对于研究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发展具有推动意义。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初步提出了关于人的需要的层次理论。他认为人的需要呈现层次性特点，人的基础需要便是人的生存的物质需要，其涵盖了维持人生命活动正常运转的物质需要。一旦人的基础需要得到满足，便会转变为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进而揭示出人类社会本质上是由生产生活、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构成;其中，“生产生活”居于优先位置，构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前提在于“生产生活”，“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辩证统一也是“生产生活”最终的实践指向。在马克思需要理论中，人类通过“生产生活”满足“物质生活”，进而不断开拓“精神生活”的领域。

回归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生活”已发生异化，“物质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不了人类的需求，何谈“精神生活”？马克思认为，处于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的工人，其最低和唯一必要的工资便是工人在劳动期间所需的生活费，加上其能够养家糊口的那部分费用，使得工人群体不致灭绝。而那时工人生活需求取决的主体便在于富人与资本家的兴致，工人的这种需要只是当作“维持工人在劳动期间的生活的需要，而且只限于保持工人后代不致灭绝的程度”[2]105 。工人在其生产对象中发生异化：他生产得越多，能夠消费得越少;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却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在以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为主要生产目的的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尚不能满足自身的“物质生活”需要，“精神生活”的需要更无从谈起。马克思回归到人的存在、同时结合人的需要，批判了人的生活异化。在《资本论》中，他通过揭示工人生活的辛酸来揭开“资本”的丑恶嘴脸。“过度劳动，把工人变成一种役畜，是加速资本自行增殖，加速剩余价值生产的一种方法。”[8]102工人已不是“人”，而成为一种为资本家赚取剩余价值的“机器”。在这种情况下，“最低限度的工资”成为工人及其家属生存的重要且唯一的来源，对最低工资的需求，即保障物质生活需求的急切渴望迫使工人放弃其应有的话语权。马克思认为它“使工人面临这样的威胁：在劳动资料被夺走的同时，生活资料也在不断被夺走，在他的局部职能变成过剩的同时，他本身也变成过剩的东西”[9]534，最终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化，一极是资本财富的快速积累、另一极则是工人的极度贫困，简单的“物质生活”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得不到满足，工人逐步丧失了对基本“精神生活”的需求。

在对“生产生活”进行批判的同时，马克思阐述了其关于人类生活构成的界定，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生活”的涉及不只是停留在物质生活，还涉及精神生活。美好生活需要建立在生产生活基础上，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相统一的生活。“生活”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其主体在于人，它是人的生命活动中各种生产活动的总和，正是这种总和才构成了人的完整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10]32。“美好生活”是更高层次的一种生活状态，体现了人类生活的更高阶段。“生产生活”是满足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生活需要，它是人类生存的起点，也是实现“美好生活”需要的源头与重要支撑;“物质生活”是实现“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物质基础，只有满足了人类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才能谈更高层次的需要，但“物质生活”并不是“美好生活”需要的唯一内容，“精神生活”是“美好生活”需要的核心要素与本质体现，正是由于人的需要在不断发展，使得生活呈现丰富性与全面性，这便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总之，“生产生活”是“美好生活”需要实现的原始推动力，“物质生活”是“美好生活”需要实现的物质推动力，而“精神生活”则是“美好生活”需要实现的核心推动力。

“一有了生产，所谓生存斗争便不再围绕着单纯的生存资料进行，而要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11]572生活的需求不只是围绕生存需求进行、也要围绕享受需求与发展需求，二者相对应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须依托一定的生产力，精神生活则是更高层次的需求。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中国人民生活的构成部分已发生质的变化，“生产生活”涵盖的范围已从简单的物质生产拓展到精神生产，“物质生活”涵盖的内容已从维持人类基本生存转变为追求绿色、健康，“精神生活”所处的地位已由不敢奢求转变为人类生活的核心价值取向。在量的方面，物质文化的需求量已达到一定的程度或一定的量，进而转变为更高阶段的质的追求，即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只有不断稳定发展以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为主的“生产生活”、夯实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物质生活”、凸显以主流价值为核心的“精神生活”，才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底蕴的“美好生活”，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三、发展维度：生产力是“美好生活”需要的内生动力

需要、异化与生产力等问题是马克思着重强调与解决的问题。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与私有制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而产生，二者的出现表明社会生产力既有进步的体现又有不充分的体现，这只是一段时期的社会现象，而生产力的“低下”则是异化劳动与私有制出现的根本原因。“分工和私有制实际上在同述一件事，所以二者互为近义词。”[10]37生产力决定了“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暂时失去了任何发展的可能性”[12]507。马克思认为需要生产力是导致不合理需要产生的根源，新的生产力的注入将会消除需要的不合理成分。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擢升，私有制将会最终消失，异化的需要转化为人的需要，最终迎来人性彻底解放的理性的未来社会。

生产力范畴在唯物史观中占据核心位置，而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概念又该如何理解？马克思给出了答案。在《手稿》中“生产力”被提及9次，由于此时的马克思是“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的。我们采用了它的语言和它的规律”[13]89。马克思明确指出生产力的前提是经验的，并非先验的。“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5]532显而易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综合决定着社会状况”[5]533 ，“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14]43。生产力是在历史活动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力量，它能够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生产力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15]59。马克思指出生产力是在劳动中产生的力量，因此应该从劳动概念的基础上理解生产力的内涵。“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16]1000。它是质与量的统一，在促进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马克思需要理论是在资本批判的路数上构建的，人除了自然需要与社会需要之外，还应有更高阶位的需要，而这种需要在资本统治之下处于隐蔽状态，导致人的需要的贫瘠与空乏。这个更高层次的需要，是指人超拔于“物”而成为“人”的需要，即自我实现的需要。这种需要的存在是因为人是区别于动物的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在资本统治之下，自我实现的需要已转变成为动物式的自我需要的“异化”，为此，马克思对资本展开了更彻底的批判。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9]708。资本家的统治与剥削利用了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在统治的过程中，工人呈现畸形发展的状态，成为机器的附属品;即便工人处于最有利的社会状态中，他们的结局也必然是因劳动过度而早死，沦为机器、进而沦为资本的奴隶。生产力的发展逐步去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扬弃，彻底解决了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根本矛盾。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核心动力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在一定生产力发展基础上，满足自然需要与社会需要，才能使得人的自我实现需要在“美好生活”的状态中得以实现。

从马克思需要理论的视角来看，社会主要矛盾的本质是人民群众的需要同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旧矛盾转化的直接动力是生产力。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同生产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生产决定人民群众的需要，继而创造与制约需要;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前提，能提升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对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美好生活需要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便为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并呈现多层级的状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扎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工程建设的关键一环。美好生活需要是人的一种主观感受，它存在的物质根基在于社会生活条件，而社会生活条件的创造动力在于生产力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一旦离开生产力的发展、离开社会财富的增进，“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开始重新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5]538，因为人们是现实的并且是从事活动的人们。马克思认为现实中的个人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因而能在一定的物质的前提下活动;只有满足所有人的生存与发展需求，才能实现人类普遍的美好生活，体现了其对社会物质生活关系的依赖性。[17]330社会物质生产关系建立在生产力基础之上，生产力只有获得了极大发展，每个人才有可能实现自我的需要，并为美好生活的实现提供主观保障。

四、矛盾维度：矛盾是美好生活需要的强大驱动力

“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18]33需要决定生产，需要是生产的前提条件、也是必要条件。一方面，需要是生产的目的。通过生产活动满足人类需要的转变，从最初的历史活动到原始的物质需要转变为精神需要。另一方面，生产发展的动力在于需要。在初始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的基础上，新的需要得以产生，只有不断开展生产活动，提高人的生产能力，新的需要才能得到满足。在生产对象与生产规模的变化发展过程中，需要起着助推的重要作用。在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中，人类自身决定需要的对象及生产的数量。当“消费者并不比生产者自由。他的意见是以他的资金和他的需要为基础的”[19]86，个人的消费需要是由生产的需要决定;“需要往往直接来自生产或以生产为基础”[19]87。生产决定需要，生产是需要产生的基础。生产与需要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的矛盾。从本质上理解，生产的日趋发展引起需要的内涵日益丰富，需要与生产内在反映的便是人类的需求同满足该需求的社会条件二者之间的矛盾。但是我们也应辩证地看待需要与生产间的关系，人的需要总是在不断地丰富，呈现无限性的特点，而生产在较长时间内都处于有限的状态，生产的增速往往赶不上需要的变化。有限的生产与无限的需要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既不能一味追求生产的增速而忽视人民群众的需要，也不能只注重人民群众的需要而忽略生产的发展。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有通过发展生产力才能切实解决矛盾问题。

在社会生产过程中，需要作为一种潜在的意识在人脑中形成，并形成指导生产开展的重要因素。在需要的推动下、在生产方向的指引下，社会主体会选择或者形成特定的生产条件，最终完成生产的整个过程。人们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根据自身需要的要求开展生产实践活动，通过生产实践不断满足人自身的需要，由于生产的快速发展导致产生新的需要，为了满足新的需要必须提供有效的手段或方式，只有不断提升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开展更高阶段的生产实践活动，才能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需要始终处于关键位置，需要是人类开展生产实践活动的最终目的，也是社会发展的内在推动力。

马克思认为需要是人的本性，人的需要同历史的发展紧密相联，需要的提升与丰富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人类生活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识。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必然带动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的生活需要随之呈现丰富性與多样性特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采取一系列战略性措施，我国在短短数十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以需要为导向、以需要作为生产的动力，我国逐步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稳固推进改革开放，综合国力得到不断提升。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与生产发展的推动作用密不可分，这表明“落后的社会生产”的提法已与我国当下发展的现实状况呈现不匹配的状态。从整体上看，中国过去呈现的经济发展落后的状态发生了根本性蜕变，解决了社会主要矛盾，也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由此，矛盾双方在质的维度上发生了转化，它以新的方式继续辩证地存在。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新的社会矛盾的主导地位日益凸显，旧的矛盾被逐步取代。总之，需要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生产创造出新的需要，并为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奠定了物质基础。

“美好生活”需要同“物质文化”的需要，单从外延方面辨析，“物质文化”的需要仅涵盖物质文化，而“美好生活”需要一方面涵盖了“物质文化”所具有的一般意义，另一方面则包含了自由在内的更高层次的需要。从需要的存在形态视角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呈现日益增长的动态发展过程。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满足须依托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但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成为限制美好生活实现的关键性制约要素;不平衡、不充分是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呈现的特点，这一样态是相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而言，它着重强调了目前阶段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性质与特征。[20]65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从表面上看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程度与人民群众需要未被满足之间的矛盾，本质上则是需要与生产之间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矛盾中居于基础地位，它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是需要未能满足的直接原因。而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在于解决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的问题，推动社会平衡、充分的发展，最终实现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

五、开放维度：自由人联合体是美好生活需要的高度升华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21]544对马克思需要理论进行阐述与论证都必须将其放到一定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条件下加以研究。马克思需要理论产生于19世纪，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并未被当时的历史现状所拘束，而是对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与前景提出了构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市民社会中需要和利益是将社会成员联系起来的重要因素。私人利益与自然的必要性是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的纽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马克思认为不可能实现个别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完全融合。只有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消灭因商品交换而带来的个别利益与共同利益间的冲突，才能建立个别利益与共同利益融为一体的社会。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论述了共同利益的变迁。在人类社会的初期，公社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在公社的基础上形成了共同的利益，共同利益与个人利益或多或少处于对立之中。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然而，总有一天……社会的利益绝对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二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22]174那么“这一天”与我们当下的实际存在何种逻辑关系，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融合与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否存在共通之处，这种融合又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何联系？

对任何问题的思考都要回归到人，那么人是什么？马克思说，“人是类存在物”。人自身的对象不仅是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而且是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把自身当作普遍的、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便是人能自由且有意识地活动。人的存在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与自身、自然及社会存在着密切联系。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存在物，这意味着人不是孤立存在的单独个体，个人获得全面发展手段的前提在于其存在于共同体中，换言之，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有真正的自由。人的类生命的绽放、个别利益与共同利益的融合、美好生活需要的实现，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完成。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归根结底还是关乎人类的未来。那么人类未来的方向在哪里？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揭示了人或社会发展的三种形态。首先是以“族群”为本位的“自然共同体”，由于存在环境的恶劣，人的生存需要上升到最重要的位置，人类便以血缘等共同因素作为纽带而成为相互依赖的群体。这种社会形态并不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最终的呈现，而是由于个体缺乏主体意识所形成的，这并不是人类社会理想的社会形态。随之出现的是以“个体”为本位的“虚幻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是以“对物的依赖性”作为基础，在经济领域形成“货币—资本共同体”，在政治领域则形成“虚幻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并不能代表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而是“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它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23]199。在对“虚幻共同体”批判的基础上产生了以“类”为本位的真正共同体，“在真正的共同体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体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23]199。在真正共同体中，发展是全部成员的权利，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是和谐统一的，其实质是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旨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7]53。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增进人类共同利益、促进人类共同发展。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立足于实现每个人的全面发展，通过每位成员的共同发展实现人类的共同利益，这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着相通之处，二者皆是通过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实现所有成员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不只是立足于实现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这是一种开放的思想，是为解决世界发展过程存在问题而提出的世界方案。它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拥有共同的出场语境：皆是基于时代的要求与现实的需要而提出的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出的理论基础在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但由于各自所处时代的条件不同，二者之间必然存在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并不是本质上的差异性，而是传承基础上的差异性，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二者共同将人类文明走向共产主义作为终极目标。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基础，并在此基础上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这是基于新全球化时代场域而提出的一种开放思维，它不仅包含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也蕴含着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旨在实现全人类的美好生活。它从理论与实践的维度遵循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满足了全球治理的现实需要。马克思认为个别利益与共同利益的融合必须建立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恩格斯认为社会利益总有一天会高于个人利益，各个国家作为一个主体而存在，它的存在也有自身利益因素的影响。我们拥有共同的利益，实现个别利益与共同利益的融合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取向所在，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实现。世界矛盾的辩证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关键纽带，既体现了多样性、差异性与矛盾性，更体现了整体性与统一性，将世界内在的矛盾与差异通过命运共同体统一起来，通过协商、沟通，化解矛盾，最终实现共同体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18（1）.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7]杨河等.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20]高峰，胡云皓.从马克思的需要理论看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5）.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作者：王鹏

生产力矛盾探究论文 篇3：

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初探

摘 要：“分工”是马克思构建唯物史观的重要概念之一，它连接和支撑着社会发展基本矛盾运动，成为一切社会矛盾产生的源泉。通过对分工内涵的界定、分工与生产力及所有制关系探索、分工的发展阶段的梳理、分工引起的各种社会矛盾的剖析等论述，系统、全面地总结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分工理论。

关键词：分工；生产力；所有制形式；异化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一部伟大著作，是唯物史观的奠基之作，内含着揭示资本主义本质的科学“密钥”，如果说在此之前的批判还只是从道义角度出发对资本主义的诅咒，那么《形态》中立足现实个人对分工理论阐述和剖析，已经将这种道义批判转化为有经济规律支撑的科学结论。对于科学的分工思想的梳理，无论是解决我们的理论困惑抑或是指导剖析现实问题具有重大价值。

一、分工的内涵

“分工”一词，从其本意来讲，是不同劳动由不同的人从事。但在《形态》中，马克思认为分工有两重维度。最基本的分工是作为生产力的一种外在表现，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分工；另一维度分工是作为使人异化、支配、奴役人的社会劳动分工，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所出现的分工，是生产关系的表现，也是反映人与人关系的分工，特指“真正的分工”。其差别在于：前者以生产资料被各个商品生产者所有为条件，是贯穿于生产力发展所有阶段和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可消灭的分工，这种分工的原动力是生产力提升的需要和人类的不同物质需要。而“后者则是以生产资料集中在某个生产者手中为条件，”[1]在这个前提下，广大无产者为获取作为生命体所必需的物质资料，被迫从事生产资料所有者要求的劳动，是非自愿的分工和劳动，这种分工是劳动异化的催化剂，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出现的产物，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提升和社会形态更替，要予以消灭的分工。

二、生产力、分工与所有制形式

马克思在《形态》中涉及分工理论的研究时首先探究的就是生产力与分工、所有制形式与分工之间的关系。因为一切社会发展的源泉都是从这二者的矛盾运动中产生，所以研究分工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就必须分别考察分工与这二者的关系。根据马克思在《形态》中的表述，分工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和矛盾运动的中间环节。

（一）生产力与分工的辩证关系

1.生产力决定分工

从分工产生的过程来看，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在认为“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2]分工得以产生、发展的动力和前提是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分工的发展状况如何取决于当前生产力发展水平。

2.分工对生产具有反作用

生产力发展状况和水平直接决定分工的发展程度，从反向角度，分工的发展程度也就间接地反映了当前生产力发展程度，所以，分工的发展程度即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准。“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2]此外，分工的进一步精细化也会引起不同阶层、人群的划分，从而致使人类不同需求的出现和分化，这样也将进一步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与发展。

（二）分工与所有制形式（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

1.分工制约所有制形式的发展

马克思认为，“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的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2]即分工不同程度的发展会引起甚至决定生产关系不同程度的变化，制约着所有制形式的更替。

马克思分析了随着人类分工的出现和发展，人类发展进程中所经历的几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的变迁：第一种是与不发达的社会分工相适应的部落所有制；第二种是建立在较发达的分工水平之上的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第三种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它是与粗陋的土地耕作和手工业相关的不发达的分工相对应的。在生产力和分工的不同发展阶段，伴随着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当社会生产力水平有质的提升，促使社会的分工更加发达，在更加发达的分工背后是对个人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相互关系的改革，也就是新的所有制关系的产生。

2.所有制形式对分工具有反作用

在经济社会中，对劳动产品及其所有权的分配，一方面，会直接影响再生产或扩大再生产的投入，从而制约或促进分工的发展，另一方面，所有制将决定社会资源的分配，决定分工和资料所有的性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私有制话语下的资源分配就是少数人掌握资本，多数人处于被剥削的状态，这种所有制形式将直接导致贫穷的多數人为了生存与生活，努力使自己被资本异化和奴役，进一步将个人的活动固定化，从而促使分工的细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社会分工的发展，而社会分工的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决定着所有制形式的发展与更替。分工制约所有制形式的更替是内含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的。正是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才形成了其他社会活动形式以及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并造成阶级之间的对立。如果说生产力与所有制形式的矛盾运动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根源，那么，分工就是联结矛盾运动双方，支撑和维持这一矛盾运动的“核心轴承”。

三、分工的发展

分工随着生产力发展而变化，马克思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为依据将分工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一）性行为方面的分工

“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这是分工的最初阶段。在这里，人与动物的区别只是在于“他的意识代替了他的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2]。

（二）自然的分工

人类社会最初只是性行为有分工，并没有具体劳动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地’形成的分工。”[2]这一阶段相较于第一阶段已经脱离了纯粹的畜群意识，由性行为分工进入到具体劳动的分工，每个主体根据自己的各方面需要从事不同的劳动，由于生产力低下，这时的活动局限于简单的物质和精神生产活动，每个主体既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者也是精神资料的生产者，此时的分工还不属于真正的社会分工。

（三）真正的分工

“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2]在私有制产生后，由于生产资料的私有，使得分工有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区分，这时真正的分工出现并迅速发展。

（四）共产主义的自愿分工

此阶段分工产生的条件是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度。在此基础上，社会再无资本家与无产者之分，每个人都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不再为获得作为生命体所必需的生存资料，而使自己成为奴役人，每个无产者从被奴役状态和异化之中解放出来。这一阶段的分工已经打破了限制人身活动、使人的活动固定化的状态，劳动不再是人类谋生的手段，而成了人的第一需要。“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2]人本身的劳动对人来说不再是一种异己的、对立的力量。自然形成的工场内部分工已经被消灭。

四、“真正的分工”是引起社会各种利益矛盾的源泉

根据以上分析，分工是连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和矛盾运动的中介与纽带。而根据分工发展的历史阶段来看，其纽带作用在真正的分工阶段直接表现为催化作用，即“真正的分工”产生后，使得“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2]这将加剧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之间的矛盾运动，所以真正的分工是引起社会各种利益矛盾的源泉。

（一）“真正的分工”与私有制

由于“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劳动材料—的分配。”[3]所以分工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导致不同的所有制形式的变化。而伴随“真正分工”的出现，随之而来的也是分配方式的不断发展。“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因而产生了所有制”[2]。

受到这种不平等分配方式的影响“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所有者之间的劈分，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3]这一分工阶段的所有制形式就是单纯私有制，并且将私有制的广度和深度发展至极致：任何事物都可以被资料所有者私有和支配，不仅是人的劳动产品，也包括人和劳动本身。所以“真正的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2]

（二）“真正的分工”与“上层建筑”

1.真正的分工导致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分裂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分工的出现，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联系更为紧密，为了满足物质生产发展的需要，彼此必然会寻求某种共同利益。“真正分工”出现后，物质和精神劳动分离，享受与劳动、生产与消费由不同个人来分担，这种分工并非人们自愿选择，而是因为没有生产资料不得不将自己束缚在特定的活动领域，劳動沦为劳动者对资本的屈服，并且为了获得物质生存资料必须使自己更加屈服于资本，这将加剧无产者活动的固定化和分工的精细化以及资本的集中，推动社会各阶层之间以及阶层内部的利益诉求不断分化，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产生各种矛盾。

2.国家是协调各种利益矛盾、维护各方利益的需要

“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2]国家的产生就是为了协调由于分工精细化发展所导致的不同个人或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

由于分工造成了上述各种矛盾，使国家的出现成为历史的必然。但在私有制下，国家具有虚假性，并非真正的共同利益集合，本质是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而存在的虚幻共同体。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为了将人们的物质生活行为及社会矛盾控制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要求的范围内，“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成为统治阶级，利用经济、政治、文化等权力，把自己狭隘的阶级利益美化成具有普遍性的共同利益。

一方面，分工的不断发展，使得每个人或各阶层所追求的特殊利益是不同的，“他们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来说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2]同时，由于虚幻共同体的统治阶级也会将自己特殊的阶级利益描绘成普遍的共同利益，这种利益从本质上是服务于某一阶级的。所以他们认为，这种共同利益是“异己的”和“不依赖”于他们的。但另一方面，在分工还没有被消灭的阶段，要想打破这种异化的局面，想要达成自身或本阶级的特殊利益，必须依靠“虚幻共同体”，需要通过“虚幻共同体”来约束统治阶级的野心，维护自身的利益，实现一定程度的共同利益。

（三）“真正的分工”与社会活动的异化

由于分工在发展到“真正的分工”阶段后，劳动和劳动产品相分离，精神活动与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分担，资本或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迫使多数劳动者出于生存的物质压力从事非自愿的、被迫的、固定化的活动。劳动沦为多数人谋生的手段，“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这种力量。”[2]

五、消灭“真正的分工”的根本途径

要解决由“真正的分工”所引起的各种利益矛盾以及私有制不平等分配所致的劳动异化、活动范围固定化，就必须消灭这种分工，进入自愿分工的高级阶段，要使其成为现实，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第一，要使劳动者成为更加一无所有的人，从而使自身被更严重的、难以承受的异己力量支配，只有这样多数的劳动者才在心底埋下对资本家、私有制仇恨的种子，最终奋起反抗；第二，生产力水平的高度发达以及伴随其出现的普遍交往的建立。

这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前者是革命的根本动机，后者保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如果无产者不能成为大多数，不能使资本家成为更加强大的异己力量，那么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的结果只能是有钱的人更加有钱，无产者处于更加严重的异化状态，分工更加复杂；如果生产力水平没有达到预期水平就消灭了资本主义分工，结果是大多数无产者将从资本家的奴役中得到解放，资本家跻身无产者，同时他们又将被新的异己力量所统治——极度匮乏的物质资料，将会陷入普遍贫困中，人类将处在更加不自由的状态中。因此只有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才能消灭分工、私有制以及异化，实现人的解放，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总趋势，资本主义社会分工呈现复杂化和高级化的发展态势，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分工思想的科学发掘和准确把握，就是揭示资本主义分工虚伪表象下罪恶本质的“密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的分工思想必须采取科学辩证的分析态度，既不能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分工如火如荼地进行，而贬低其科学价值，也不能因其理论的系统、全面而罔顾事实的推崇，而是要理论联系实际，立足现阶段社会分工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准确理解、大胆发掘、科学运用、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

参考文献：

[1]黄晓峰.《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分工的论述及其作用[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6（6）.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0-537.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3.

作者：冯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