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负担现状症结论文

“新华视点”专栏是新华社国内部２０００年４月创办的一个以透视热点、舆论监督为主的深度报道栏目。由于它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及时反映民情民声，受到媒体和广大读者的欢迎。该栏目于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３年连续两届被评为“中国新闻名专栏”。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农民负担现状症结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农民负担现状症结论文 篇1：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的分析

摘要：长期以来，“三农”问题是制约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瓶颈”因素，而“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上存在严重缺陷，从而使农民负担加重。改善税收制度，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削度，切实做好政府与农村的交流，把科学发展观应用于此，加大投资力度，才能最大效益地保护农村公共产品的效益，改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现状。

关键词：供需失衡　税收改革　农民负担　创新制度

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农村的繁荣、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离不开公共产品的供给。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当前，我国城乡差距突出地表现为城乡公共产品供给上的差距。

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主要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难以满足农民的生产、生活以及农村发展的实际需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的严重脱节，极大地阻碍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已成为制约农业、农村发展及农民负担减轻的“瓶颈”。在农民与乡村组织的长期交易过程中，不管农民在改革前后有没有意识到负担的存在及其严重程度，农村公共产品的决策机制还是无情地让弱势农民承担了大部分农村公共产品的生产。

农村税费政策与农业税取消的政策从根本上减轻了农民负担，然而与此同时，一贯依赖于农民负担的农村公共事务与公益事业的处境也将更加尴尬，只有选择好与农村发展要求相适应公共产品的生产路径，才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农民负担过重问题，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一个问题，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上下都做了不少努力，但至今成效甚微，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努力，还未涉及到本质性的问题，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改革与重建。笔者之一所处的地区是甘肃省陇南农村地区，我们以此为优势就此现状对西和县一个乡镇24.个行政村的相关资料和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80％的农民就化肥涨价和农业成本增加，种粮的代价远远大于收粮的效益。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让农民不能满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需求，导致了一系列农业问题，致使一些党的强农惠农政策落不到实处。

综合分析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现状和原因，我们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措施关键在于创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长期以来形成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农业及农村经济全面协调发展的需求，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和障碍，因此，研究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创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对改善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妥善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农村小康社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综上，我们认为要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当前要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1)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此项工作。农村公共产品在消费上具有的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点，导致市场失灵，外部性的存在，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政府应该在矫正市场失灵方面发挥作用，提供公共产品。但从效率和公平的角度分析，政府不可能提供所有的公共产品。建议各级政府应把特色产业和高科技经济农业，科技示范园和特色产品营销，特别是市场出路做到统筹兼顾，协调发展，以根本上解决公共产品收益与成本不一致的问题。

(2)加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投资力度。从投资总量、投资渠道、资金管理、投资决策和投资结构五个方面全面加强管理，加大力度，从根本上解决由于农村公共产品投资不足资金缺乏引起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的现状。

(3)各级政府要把促农民增收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结合起来，创新思路，创新工作方法，创新运行机制。着眼于中国国情，着眼于当地资源优势和地域优势，真正发展好特色产业，从根本上解决公共产品市场营销问题，从特色产品上做文章，运用品牌创效益，利用合作社方式最大效益地保护农村公共产品的效益。

由以上事实，我们认为，解决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的问题对于我国建设和谐社会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所以我们建议各级政府一定要把此项工作列入当前农村工作的重点。为了深化改革，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村社会的稳定，应该深刻理解农村公共产品的有关内涵，从理论上加深认识和理解，并正视我国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存在的许多问题，提出改革思路，构建新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从而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切实推进农村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温冬梅，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利益均衡机制研究[D]，电子科技大学，2008

[2]陈龙，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D]，中共中央党校，2005

[3]陈晓珍，公共服务供给中的非营利组织参与研究[D]，厦门大学，2009

[4]王磊，我国的公共支出问题研究[J]，中国商界(下半月)，2008，(07)

[5]周乐，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一体与多元化”研究[D]，电子科技大学，2007

[6]熊国兵，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透析与路径选择[D]，华中师范大学，2007

[7]李昭楠，甘肃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研究[D]，甘肃农业大学，2008

[8]贺沁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J]，黑河学刊。2006,(06)

[9]王彦，秦传熙，曹莹，完善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思考[J]，技术与市场，2008,(11)

[10]郭瑞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5

作者：杨佳雨 李莹 张雪

农民负担现状症结论文 篇2：

国家通讯社新闻改革的尖兵

“新华视点”专栏是新华社国内部２０００年４月创办的一个以透视热点、舆论监督为主的深度报道栏目。由于它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及时反映民情民声，受到媒体和广大读者的欢迎。该栏目于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３年连续两届被评为“中国新闻名专栏”。

“新华视点”专栏４年中播发了上千篇稿件，报纸采用率始终保持１００％，常常是一篇稿件被数十家甚至上百家媒体采用，好评不断。虽然大多数稿子在２５００字以上，但很多报纸不惜版面，加登照片或漫画，整版推出。尽管采用“新华视点”稿件的报纸特色各异，但不管“新华视点”在哪家报纸上落地，其犀利的目光，入木三分的剖析、深邃严峻的思考、直指症结的针砭，在各个报纸上都能定格成一块独具震撼力的版面，引起一定的反响，显示出较为成功的品牌效应。

“新华视点”栏目是如何运作的？它成功的经验有那些呢？

一、“新华视点”定位重点、难点、热点问题，顺应了中央新闻改革的大思路

一个专栏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明确的定位。“新华视点” 紧紧围绕党中央、国务院从全局高度、战略高度关注的关键性重大课题组织报道，准确地阐述了中央精神，及时传递了宏观信息，恰如其分地总结了新鲜经验，充分体现了国家通讯社在报道重大事件、正确引导舆论方面的权威地位；紧紧围绕实际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棘手问题组织报道，实务工作者看了这些报道，可以从中受到某种启发，找到新的思路；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组织报道，为亿万老百姓所关注，强化了正确引导舆论的功能。

“新华视点”这一定位也顺应了中央新闻改革的大思路，在“三贴近”尚未提出之时，自觉地做到了“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所以它一诞生，就受到媒体和广大读者的欢迎。

“新华观点” 能够在党和人民广泛关注的重点和焦点问题上，高扬新华社的声音。一篇篇“视点”稿件如同一颗颗重磅炸弹，不仅在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也引起新闻界甚至中央决策层的震动。如“新华视点”的开篇之作《惨痛的教训深刻的警示——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受贿及腐化堕落剖析》，直击当时国内外广为关注的胡长清受贿案，对这名党的高级干部受贿腐化堕落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剖析，既回答了老百姓心中的疑问，又对领导干部具有很强的警示作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全国数百家媒体争相在显著版面刊载，使“新华视点”一炮打响。又如今年４月“新华视点”对江苏“铁本”事件的报道，今年以来国家接连采取宏观调控措施，控制某些行业过度投资，然而一些地方大干快上的现象仍然不减。“新华视点”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常州一企业违法占地６０００亩，连闯“红线”上钢厂的讯息，进而深入挖掘，层层剥笋似的剖析，揭示了当地政府部门在坚持科学发展观、行业重复建设、保护耕地、保护农民利益等四方面存在的重大问题。４月４日，“新华视点”以消息版《拆千多户民房 占六千亩地》、通讯版《连闯“红线”上钢厂 毁田拆房惹民怨——关于常州一民企在长江边违法占地近６０００亩的调查》、评论版《求“发展”岂敢无法无天》及１０多张富于冲击力的图片同时推出，这组报道因其独家性、深度性和创新性等，广泛占据了国内外各类媒体的重要版面。报道一播发，立即引起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国务院派出由１１个部委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全面查处江苏铁本公司违规建设钢铁项目，２８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责成江苏省对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违规建设项目有关责任人作出处理，研究部署土地市场治理整顿和严格土地管理工作。随后“新华视点”又陆续播发了《“铁本”事件追踪：“铁本”的代价》、《铁本：违规上马偏离科学发展观——江苏“铁本事件”始末》等深度追踪报道。“新华视点”对“铁本事件”的报道以选题准、剖析透、立意高在新闻界乃至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

“新华视点”定位于人民群众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不避重就轻，不吞吞吐吐，敢于说实话、报真情、细追责任。长期以来，老百姓都知道药品回扣严重，深受其害，但苦于不知真相。“视点”记者迎难而上采写的《莫让“回扣药”玷污“白衣天使”》，通篇采用谈话实录的方式，对药品回扣风进行了多层次的剖析，用３位医生的亲身经历揭露了药品回扣的内幕，随后又展开了《从“医药代表”看药价虚高》、《谁来保护患者权益》等系列追踪报道，对药品回扣这一丑恶现象进行了穷追猛打的揭露，直接引发了一场全国新闻媒体声讨围剿医药回扣的报道战役。又如《“牛城”何时不吹牛》，以政府举债建“牛城”，农民忍痛卖奶牛的典型事例，揭露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危害等。“新华视点”采编室主任陈芸说：“能够用手中的笔揭露丑恶、召唤正义，还有什么比这更荣幸的呢？”

“新华视点”敢于触及和探索实际工作中的难点问题，以详尽的事实为依据，进行深入分析和提炼，采写出力作。如《中国农村的又一次重大改革——来自安徽农村的报告》等都属于此类报道。农民负担问题一直“剪不断，理还乱”，虽然揭露农民负担过重的稿件屡见报端，就是看不到解决的办法和希望，“新华视点”播发的《中国农村的又一次重大改革——来自安徽农村的报告》向全国农民报告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农村税费制度改革是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好路子。文章以安徽农村的税费改革试点为例，以事实为根据、用数字来说话，通过改革前后的对比来说明改革的成绩。文章并没有局限于此，又从根源上深层次分析了变“人收费”为“法收费”对于彻底解决农民负担的重要意义，指出这一改革实际上是对农村的各种收费正本清源。

二、“新华视点”能言其他媒体未言之事，报道新颖翔实；对问题剖析深刻，高屋建瓴，给人以启示

“新华视点”是一个深度报道栏目，即使报道的是众人皆知的重大事件，但挖掘的是深层信息；即使追踪的是各个媒体已经报道过的问题，但提供的是新情况、新角度、新启迪，在采写深度报道时能言其他媒体未言之事，报道新颖翔实。在激烈的“新闻战”中，充分展示了新华社的权威形象。如对郑百文问题的报道，“新华视点”记者谢登科经过８个多月的艰苦采访，发掘出大量的独家新闻素材，写出了较有深度、高度和厚度的报道《假典型巨额亏空的背后——郑百文跌落发出的警示》，直捅郑百文问题的要害——作假，且从源头追起，第一次全面暴露了郑百文从作假上市到巨额亏空的真实面目：“一边是越吹越大的数字，一边是越戴越多的桂冠；红极一时的背后掩藏着弄虚作假、胡作非为”、“一边是冠冕堂皇的理论，一边是移花接木的骗局；唬人一时的‘郑百文经验’把银行牢牢套住”、“一边是越铺越大的摊子，一边是越堆越高的债务；高速膨胀下的失控加速了‘郑百文’神话的破灭”。报道发出后，立即在社会各界，尤其是经济和证券界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郑百文现象”冲击波，引起媒体和专家的热评。国务院领导当即责成中国证监会就“新华视点”的报道涉及的郑百文问题作出汇报，并批示要彻底查处郑百文事件，深刻总结教训。

“新华视点”在采写深度报道时，访其踪，言其详，刨根问底，力求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透视新闻事实。如萍乡花炮厂爆炸案，是“新华视点”最先报道的，为下一步的深度报道赢得了先机。这时，国务院召开总理办公会，通报了萍乡“３·１１”事故，对全国安全生产作出部署。“新华视点”记者根据中央领导的重要指示，迅速采写了《有人收钱 无力监管——“３．１１”事故的追踪与反思》一稿，着重挖掘导致事故发生的干部管理上的问题和其他人为因素，提出“吏治腐败”的新问题；根据事故中学生伤亡人数较大的情况，“新华视点”记者又采写了《中小学安全教育及管理现状堪忧》一稿，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重视，批示要把安全卫生列入教学内容。其后“新华视点”又播发了《愿悲剧不再重演——江西萍乡“３·１１”爆炸事故追踪》的通讯，公开披露了“３·１１”事故前前后后的内幕。在这一阶段的报道中，“新华视点”共采写了六七篇内参稿，基本形成了全过程、多角度、深层次反映“３·１１”事故的系列报道。江西广大群众尤其是萍乡的普通干部群众拍手叫好，纷纷称赞新华社坚持正义，敢于碰硬，分析揭露问题入木三分，给人以强烈的震撼。

“新华视点”播发的稿件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对重大案件、事件的追踪，如《从沈阳１７个“一把手”落马看党内监督》、《哈尔滨“宝马肇事案”为何一波三折？》等；二是对热点问题的透视，如《英雄救火献生命 家属含泪上法庭——中国首例见义勇为赔偿案引发的争议》、《“周岱兰现象”折射民工社保困境》等；三是对改革新事物的评述，如《如何选出群众满意的干部》、《博士生“炒”导师凸显了什么？》等；四是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揭露，如《杨八郎屯的钟声敲响了什么？》、《八个部门为何管不好一头猪》等。不论哪一类稿件，其共同点是：尽可能真实、全面地展现新闻事实，突出思想性和分析性，透过现象看本质，给读者以启示。

三、“新华视点” 在具体运作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改革和创新，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

“新华视点”的深度报道之所以显露出勃勃的生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改革、与时俱近的时代精神。

用栏目方式组织深度报道，在新华社的历史上尚属首创。“新华视点”以实践证明，新华社不仅能办栏目，而且有着任何媒体都不可比拟的优势。“新华视点”问世后，引发了媒体“视点”栏目遍地开花。“新华视点”栏目的稿件不断整版地刊登在各报的“热点聚焦”、“今日关注”、“焦点”栏目中，抢占了引导舆论的制高点。

“新华视点”在运作上采用了改革探索和创新的方式。首先，它冲破了长期形成的很多领域、问题不能报道的禁区。其实，没有不能报道的领域，只有不能发的稿子。如对郑百文等公司的黑幕、萍乡爆炸案、古交“三讲”弄虚作假、小煤矿安全、药品回扣、农村土地流转等揭秘性的报道，都是指导思想突破的成果。

“新华视点”的第二个突破是深度报道也要讲究时效，保证报道的新鲜性。首先，“新华视点”密切监控新闻动态，利用各种信息渠道，从每天已发或将要发的消息中寻找第二落脚点或第二新闻点，做快速跟进式报道，在可能的情况下，提前策划、采访，以争取最佳时机发稿。如《救救文凭》系列报道的成功之处在于策划，“新华视点”以江总书记讲话中批评领导干部“混文凭”及“假文凭”现象为契机，及时策划了《救救文凭》系列报道，赶在人大会议召开的第三天播出，引发“两会”代表对“文凭打假”现象的热烈讨论，增强了报道的新闻价值。其次，在重大突发性事件发生时，“新华视点”充分发挥分社优势，争取第一时间介入，拼抢报道先机。如武汉空难、合江翻船、江门爆炸、张君团伙持枪抢劫杀人、山西富源煤矿爆炸事故等，“新华视点”的记者都是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捕捉到第一手鲜活、真实的新闻素材，抢在所有媒体之前发出详细追踪报道。这些报道现场感强，追出了案件背后的种种问题，揭示了案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每篇都是至少２０家媒体采用。有了抢新闻的意识，新华社点多面广、实力强的优势才能充分发挥。此外，“新华视点”采取内参稿件与深度报道同步运作的方法，争取发稿时间。如《“牛城”何时不吹牛》一组稿件，内参稿刊出的当天，“视点”公开稿同时播发。这组独家报道事件典型、内容翔实鲜活，切中时弊。报道形式上的对比手法，也运用得恰到好处。被媒体广泛采用，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新华视点”的第三个突破是深度报道不一定都是长稿，如《杨八郎屯的钟声敲响了什么？》一稿，还不足２０００字，稿子虽短，事例典型，细节生动，意味深长，实际比很多长篇大论内涵还深刻。“新华视点”的稿子新闻性、可读性强，并力求简练，无多余的话，所以不管是不足千字的短稿，还是长达万字的长稿，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新华视点”在写作形式上也积极探索和创新，采取新闻事实加记者点评、采访实录、拼盘式、讨论问题体、大综合体等新形式，改变了千篇一律的三段式长稿模式，体现了多视角的栏目定位，不仅读者喜欢，而且给了媒体在版面上再创造的机会。

四、“新华视点”整合了新华社资源优势，实行“开门办栏”，举全社之力，全方位经营一个品牌

“新华视点”之所以成功，还因为它扛的是“新华”牌，利用的是得天独厚的资源，依靠的是整体合力。“新华视点”在业务创新方面最大的成功之处就是用栏目整合通讯社资源优势，举全社之力，全方位经营一个品牌。

首先，“新华视点”整合了人力资源，在用人机制上进行大胆改革，在国内部范围内用公开招聘、竞争上岗的形式，组建新华视点采编室，设７至８个固定岗位，一年一聘，同时设立流动岗位，从分社抽调精兵强将轮流到“新华视点”采编室工作。竞争与流动，是“新华视点”的两个基本机制。竞争上岗，激活了人的潜能，形成一定的压力，营造出奋发向上的氛围。流动用活了优势资源。“新华视点”如此强大的采集新闻的力量，是任何一家媒体、任何一个栏目无法相比的。

其次，“新华视点”整合了新华社的报道资源。它打破了行业、地域报道的界限， 冲破了内部条块分割，充分利用特有的分社资源，从而更有效、更深入、更迅速地报道了新闻事实。只要选题需要，哪个部门、哪个地区都可以跑。这股力量的出现，对于分社记者地方化、总社记者部门化构成一种冲击力量。这种资源整合，正是通讯社提高报道影响力的捷径和优势所在。与此同时，当栏目有了一点名气之后，日常报道中好的选题越来越多地流向“新华视点”，逐渐形成品牌效应。

再次，“新华视点”有个方针，叫做“开门办栏”，举全社之力，全方位经营一个品牌。通过多媒体的表现形式，共同打造一个品牌。“新华视点”除每周５天在通稿７条线路上展示外，还利用社内各种新闻载体扩大影响。《新华每日电讯》几乎全部采用了“视点”稿件，并在重要版面突出展示；新华网在首页开辟了“新华视点”专栏；《内参选编》开设了“新华视点”专栏。“新华视点”还与摄影部合作，实现了视点稿件配发照片，图文互动，使栏目的品牌效应得到全方位的显现。这种优势也是任何一家媒体无法相比的。这也说明，“新华视点”这一名牌栏目是全社各有关部门共同努力的结果。

当然，“新华视点”还存在一些不足，如涉足的领域有待拓宽，在选题机制和写作风格上还有待进一步改善等。但相信举新华社全社之力，定会使“新华视点”越办越好，其品牌也会越来越响亮。

作者：李九伟

农民负担现状症结论文 篇3：

农民收入增长：基于赋权视角的分析

摘要：农民增收困难，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我国面临的突出问题，并且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城市偏向政策是导致农民增收难的根本原因。增加农民收入，农民是主体，赋予农民权利、摒弃城市偏向政策是解决农民增收难的必然要求。向农民赋权主要包括赋予他们发展权、教育权、集体申诉权和正常迁移权。切实解决农民的切身利益。实现城乡统一、协调发展。

关键词：三农；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偏向；赋权

农业、农村和农民(即“三农”)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国家改革、发展和稳定的根本性问题。“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问题。农民收入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关系到国民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能否顺利实现。尽管农民收入问题不是一个新话题。年年被人们所提及和讨论，年年被政府作为重大议题提出来。为什么农民增收越来越困难、城乡差距越来越大?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一、我国农民收入的现状

我国农民收入问题并不是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没有增长，而是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城镇及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收入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中国经济改革30年来，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获得巨大发展，农民收入显著提高，农民生活极大改善，但农民收入绝对水平依然较低。按照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标准低于785元测算，截至2007年底，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还有1479万人；按低收入人口标准786元～1067元测算，我国农村低收入人口为2 841万人。从城乡收入变化情况来看，城乡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先缩小，随后再度扩大并且日趋严重的过程，主要表现出两个特点。

(一)农民收入增长的阶段性。1978－1984年为高速增长阶段，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5.6％；1985－1988年为缓慢增长阶段，年均增长4.1％；1989－1991年为低速增长阶段，年均增长1.9％；1992－1996年为稳定增长阶段，年均增长5.8％；1997－2000年为增幅下降阶段，增幅连续四年下降，年均增长3.7％；2001－2003年为恢复性增长阶段，年均增长4.5％。2004年、2005年、200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6.8％、6.2％和7.4％，农民收入增幅连续三年超过6％，这是1985年以来的首次。

(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不平衡性。具体表现在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及不同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城乡之间。据统计，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1：2.57：199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090.1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160.3元，两者之比为1：2.47；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622.24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8472.2元，差距扩大到1：3.23；2006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3587元。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1759.5元。绝对额的收入差距达到8172元，两者之比为1：3.28；2007年两者之比达到1：3.33，绝对额的收入差距达到9646元，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见图1)。(2)区域之间。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郊区农民收入在增长，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增长不多甚至下降，现在省际间的差距有的已达到4－5倍。据统计。2007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上海市和北京市分别达到23 623元和21989元；相比之下，收入水平较低的地区仍为西北地区，青海和甘肃分别为10276.06元和10012.34元，仅达到上海的43.5％和42.4％。(3)不同农户之间。农村居民纯收入来源主要有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家庭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类。工资性收入是农民从事非农业生产而获得的收入，家庭经营收入是农民从事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业所获得的收入。转移性和家庭财产性收入是农民获得的非劳动收入。据统计，目前农民靠种植业增收仅占人均纯收入的21.2％，其他经济作物收入占14.8％，林、牧、渔业及其他副业占11.6％，非农收入占52.4％。从收入来源看，纯农户的收入普遍低于非农户和兼业农户的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虽然是农民收入的主要部分，但其重要性呈现逐渐减弱趋势；而工资性收入呈现递增态势。1985年工资性收人仅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18.04％。2004－2007年，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由998，46元增加到l 596元，年均增长16.9％，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34.0％上升到38.6％，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由25.5％上升到40.0％，是拉动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并且将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源泉，即农民收入增长越来越依靠工资性收入的增加(见表1)。

展望2008年和未来一个时期。城乡居民收入关系将如何发展，差距发展到何种程度才会稳定乃至开始缩小，仍然是不明朗的，以上分析仅仅是就统计数据而言，如果考虑到实际收入水平，差距会更大，李实等认为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因为城乡收入的计算包含着一些不可比因素，如城市居民在教育、卫生、文化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到的福利是农村居民所无法相比的。

二、农民收入增长的障碍——城市偏向政策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或城乡关系是城市偏向的，即在投资、税收、价格、外贸等经济政策上，对城市地区实行优惠而歧视农村地区，造成城市与农村地区在消费、工资和生产力水平上的分化。首先，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过所谓的“剪刀差”政策，扭曲产品价格和生产要素价格，创造一种不利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政策环境，获取农业剩余以补贴工业化。其次，发展中国家在公共投资政策方面，投资的资金主要来自于农业部门，但投资项目却主要集中在城市工业部门，尽管发展中国家非农部门的投资收益比农业部门的投资收益低得多。但农村地区公共设施的投资依然匮乏。同时，由于资金的趋利性，私人投资也大部分流向城市，其结果是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吸收存款，然后贷款给城市企业，造成农村资金净流出。

中国城市偏向政策的形成，直接根源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消除城乡差距，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下，中国政府没有按照工业化的西方模式，而是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为保证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政府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主要采取了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人民公社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这种体制安排的结果是：一方面政府人为地压低农产品价格。为城

市提供廉价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为工业提供原始积累；另一方面政府对城市居民提供各种补贴来保持城市工业的循环，通过这种工农产品不等价交换的“剪刀差”形式，将大量的农业剩余转移到工业部门，以加快工业化进程。据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的估计，1952－1982年期间，国家通过征收农业税、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和农村储蓄净流出这三条渠道，从农村获取6127亿元的剩余。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革是我国城乡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从1978年起，中国开始了市场取向的改革，随着改革开放和体制转轨。中国城市偏向政策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传统的国家政策“剪刀差”得到了纠正，但又出现了非价格方面城市偏向政策手段。(1)农民负担较重。在免除农业税之前，中国农民负担主要有1)国家税收——农业税和屠宰税。2)乡镇统筹——“五统”。即教育附加费、乡村道路建设、民兵训练、计划生育和社会优抚。3)村提留——“三提”，即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4)杂费和罚金——向各级政府的各种机构交纳的费用。在农民负担中，最严重的是各种“乱集资、乱摊派”。据统计，这类负担大约在1500亿元以上，加上农业税，农民的负担大约在2000亿元左右，相当于农村人均多支出260亿元。而城市居民中除了高收入者需要缴纳所得税外，一般工薪阶层的工资收入就是可支配收入，没有税收负担和其他负担。(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中国的经济改革大多不是在全国范围内同时进行的，而是以一种局部的、试错的方式进行，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采取了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以及城乡区别对待，这样，农村居民承担了大量的改革成本。例如，城市的教育由国家来办，而农村的教育则大部分由农民自己来承担，每年国家大约3000亿元的教育经费绝大部分用在城市，而农民每年自己承担的教育经费就达几百亿元，占全国总人口近70％的农村人口却只享受到国家教育资源的30％，而30％的城市居民却享受到70％的教育资源；另外，城市居民享有程度和范围不同的社会保障，国家每年为城镇居民各类社会保障花费上千亿元之多，而农村居民很少享受到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相反，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农村居民不但难以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而且农民的许多合法权益也得不到保护。

2004－2008年，中共中央已连续出台了五个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这五个“一号文件”共同形成了新时期加强“三农”工作的基本思路和政策体系。构建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制度框架。围绕提高农民收入这个目标，政府采取了各种手段，出台了一系列的惠农政策。从“多予、少取、放活”，“两减免、三补贴”到全面减免农业税等政策，这一“加法”(增加投入)“减法”(减免税收)促进了农民增产增收，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但是农民收入增加并不明显，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农民收入中来自务农的比重持续下降。农民增收困难、城乡收入失衡，已经越来越严重地挑战中国的发展。

三、促进农民增收的新思维——赋权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说过。贫困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是一种权利不足。权利的缺失也是一种贫困，促进农民增收不仅要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更重要的是赋予农民权利，增强其发展能力。中国要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差距，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摒弃城市偏向政策，以赋予农民权利为切入点培育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以实现城乡之间的统筹协调发展。

1、赋予农民发展的权利

农业是一个具有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的弱质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趋利性是资金运作的本质，收益率高的产业吸收资金和消化资金的能力强，资源配置必然偏离农业。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差距，政府必须有所作为。(1)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力度。资金是发展的启动器，资金的严重不足是制约农业发展的“瓶颈”。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应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尤其是农村的“六小工程”(节水灌溉、人畜饮水、乡村道路、农村沼气、农村水电和草场围栏等)，这涉及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也是农业稳定发展、高效运转的重要物质保证。严格按照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的三个“明显高于”。即财政支农投入的增量要明显高于上年、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农村的增量要明显高于上年、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村建设的增量要明显高于上年。(2)加强农村金融信贷，完善金融制度。农村资金匮乏，农民贷款困难，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据统计，能真正拿到贷款的农户还不到25％。(3)建立农业保险的资金支持体系。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频度高、分布广、造成损失大，自然灾害每年给我国造成1000亿元以上的经济损失。从长远来看。必须建立农业保险制度和保险体系。一方面，由政府提供直接补贴，包括对农业保险经营机构的管理费用进行补贴。也包括对农户提供保费补贴：另一方面，政府可利用金融手段进行间接的支持，对农业保险经营机构提供筹资和用资便利、利用再保险机制分担风险、特殊情况下的紧急救助等。(4)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它是增加农业科技含量、提高农业竞争力的手段，也是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

2、突破阻碍农民就业的体制性障碍

我国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二元劳动力市场是以牺牲农民的权利为代价的，这样不仅阻碍人口的正常迁移、资金的合理流动，而且使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初始机会不平等，限制了人的全面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必须是统一的市场。但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就业方面的歧视性政策、社会福利方面的排他性政策使得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发生分离。只有通过配套改革剥离户口的福利含义，把户籍制度变成仅仅是一种人口登记制度，而不是用于识别“身份”的重要标志阴，使户口不再与一系列福利待遇联系在一起，就能够结束目前城乡之间的分割状态，使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实现公民权利的平等，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

3、赋予农民教育权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说过。改善穷人福利的决定性要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人口质量的改善和知识的增进。毫无疑问，农民教育的重点和主要内容应该是加强对农民的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的科技水平和从业技能，促进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对外出务工的农民，进行劳务合同方面的普法教育，增强他们的法制观念和维权意识。同时。加快发展农村义务教育。中央财政要加大对农业基础教育的转移支付，增加对农民再就业培训和多种技术教育的支出，全面提高农民素质，增加农民就业机会。

4、赋予农民土地收益权

在农村，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财富和最有潜在收入能力的资本。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许多城市兴起城市经营的思路，纷纷设立开发区，圈占土地，“以地生财、以地兴城”，通过政府行为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严重损害农民的权益。据统计，从改革开放到2003年，全国建设共计占用耕地在1亿亩左右，按市价5万元1亩计，为5万亿元人民币，而补偿给农民的不到5000亿元。农民低价给城市化提供了土地资本积累，却没有分享到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利益。为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一是从立法人手完善征地制度，强化农民的地权，建立健全配套设施，建立征地价格以及补偿标准的听证制度，征地争议司法仲裁制度等。二是适时、适当调整征地补偿标准。为保证征地补偿的公正性，政府应当赋予农村集体对于补偿范围、内容、标准及收益分配等问题的申诉权，并对征地过程中发生的纠纷，交给仲裁机构或法院裁决。这一权利的赋予将有利于防止土地征用过程中腐败行为的发生，消除因征地而引发的各种不安定因素。

四、结论与启示

从制度上赋予农民权利，实现公民权利的平等，是符合现实且更为根本的措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必须依据一条基本原则——任何经济主体都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社会，从民主法治的角度来看，政府在制度设置和决策时，应当建立起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平等参与国家事务的机制和平台。从公平正义层面来看，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都应当享有同等的国民待遇，不论是经济资源、公共资源还是社会文化资源的分配都应公平、公正。没有这项原则作保证，农民的合理要求就不能得到反映，农民的贫困状况就不能彻底改变，农民的弱势地位还将继续。因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摒弃城市偏向政策，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

(本文责编　宋冬英)

作者：丁文恩　张大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