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反社会情意管理论文

虽然世界范围内的犯罪和腐败在过去25时隐时现，但呈上升趋势，目前并没有下降的迹象。防止和减少这种当代的灾害很大程度上主要是从管理和执法方面入手。法治的方法对于迎接这种挑战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就这种方法本身而言，在今后10至15年中，这些机构的或管理的方法是不够的，还需导致根本改变价值的互补战略。管理方法的实施要有赞成守法的社会或文化。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电影反社会情意管理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电影反社会情意管理论文 篇1：

农村电影公共服务转型升级的探讨

摘要：农村电影事业在我国已经有较长时间的发展历史，并且已经获得了一定的成就，在我国非常的普遍。近些年，农村经济的发展十分迅速，对电影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农村电影事业若想更好的发展下去，就必须对农村电影公共服务进行转型和升级，做到与时俱进，以此更好的服务于农村人，从而促进农村电影事业的长远发展。笔者针对以往农村电影公共服务的情况进行了探究与分析，并提出了农村电影公共服务转型升级的有效策略，希望有助于农村电影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农村电影;公共服务;转型升级

农村电影事业的发展，给经济发展相对较为落后的农村地区的人们带来了一些乐趣，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农村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电影事业若想适应新的农村环境，就必须对公共服务转型升级引起足够的重视，以此促使农村电影事业可以更加适应当前农村大环境的发展，从而更好的满足农村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一、以往农村电影公共服务的情况

针对农村电影事业的发展我国制定有明确规范和政策对其进行管制和扶持。从以往农村电影事业的实际情况来看，其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影响着农村电影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首先，放映电影的设备比较脆弱。虽然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现阶段农村放映电影时所使用的也都是数字化放映技术，其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一旦在放映电影的过程中设备出现故障，很难及时排除，这时就只能停止放映，由专业人员维修好后再择日继续放映，这样不仅严重影响着农民群众观看电影的情绪和积极性，同时还极大的增加了农村电影放映员的工作量。其次，符合农民群众观看需求的电影较少。在放映电影的过程中，起初观众一般都比较踊跃，但是当电影放映一段时间后，一些农民群众就会因为不符合自己的口味或者题材较为陈旧而失去观看的兴趣。最后，部分农村村干部对农村电影事业的发展不够重视，存在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错误想法，在放映电影前，几乎不会利用村里广播进行预告，生怕招来过多的群众而引发意外情况。这些都严重阻碍着我国农村电影公共服务的发展。

二、农村电影公共服务转型升级的有效策略

（一）转变放映电影的形式

以往农村在放映电影时，同行都是选择在一个露天的空地上，显然这种放映形式很容易受天气的影响，在严寒和酷暑季节是不适合放映的，并且放映电影设备的功能也会受到一定的局限。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农村在放映电影时，已经由以往的胶片放映转变为数字化放映，并且由室外转移到了室内。为了支持农村电影公共服务转型升级，在转变农村电影放映形式的过程中，各乡镇、地方政府应该加大支持的力度，例如：减免一定的税、适当的放宽贷款政策、制定奖励措施等。对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可以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吸纳一定的资金用来建设电影院。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各乡镇应该深入的进行调查，全面的掌握农村群众对农村公共电影服务的需求和建设电影院所需的各项条件，以此更加合理的利用建设资源，从而有效的促进农村电影公共服务的转型升级。

（二）提高放映电影的质量

若想顺利的实现农村电影公共服务转型升级，就需要提高放映电影的质量。过去，我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十分的落后，放映电影就是为了让农民的生活更加有乐趣，满足农民对电影的好奇和新鲜感[1]。当时，农民群众对电影的内容往往并没有什么要求。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农民群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的多元化，与此同时看电影的意义也发生了改变，对电影的内容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些年，我国政府对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十分的重视，为了让农民群众也可以在农村看到质量较高、画面清晰的优质电影，每年都会为农村题材电影的创作投入大量的资金。在提高电影质量的同时，还需要注重丰富电影的题材，为了更好的满足农民群众对电影的需求，丰富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可以创作一些纪录片类、戏曲类、文艺片类、科普类等电影。除此之外，还可以为农民群众播放一些宣传片，向农民群众普及交通安全，法律知识等。

（三）扩大农村电影公共服务的范畴

以往人们片面的认为农村电影事业的发展就是为了服务于普通农民群众。而事实上农村电影事业的发展其服务对象不单单包括农民，同时包括一些其他社会群体[2]。在升级转型农村电影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必须打破以往人们的这种错误观念，扩大农村电影公共服务的范畴，在乡镇各学校中大力的推广农村电影，可以为学生放映一些教育类的电影，也可以为学生放映一些以爱国为题材的电影或者纪录片等。这样不仅可以丰富学生的业余生活，同时还可以拓宽学生的视野，学习到一些在教学课堂上学生接触不到的知识，并且还可以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四）扩大农村电影公共服务的功能

农村电影公共服务若想很好的转型与升级，脱离不开我国政府财政上和政策上的扶持。现如今，我国经济的发展已经由计划经济转型成为市场经济，我国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机制也开始逐渐的朝着市场机制转变[3]。因此，在转型升级农村电影公共服务时，非常有必要扩大农村电影公共服务的功能。充分利用农村电影宣传力度大、普及面较为广泛的特点，像企业、医院等领域拓展。农村电影公共服务的转型升级，不单单要局限于电影的放映上，还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便民服务，像销售商品、物流业务等，以此进一步扩大市场，从而使得农村电影事业的发展更具竞争力，进而促进农村电影事业更加长远的发展下去。

（五）注重加强对技术创新

在转型升级农村电影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必须做到与时俱进，注重加强对技术的创新[4]。将当前最先进的技术手段引入到农村电影事业中来，不仅仅可以提高电影放映的质量，同时还能够节约一定的放映成本，并且还可以满足农民群众想看新电影、好电影的需求。为了更好的转型升级农村电影公共服务，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更加真实有效的电影放映场次，相关管理机构先后将GPS和GPRS技术引入进来，以此加强对农村电影公共服务的有效监督，这也是各地电影公司经营管理时经常使用的一种手段。GPS系统的运用，可以真实的反应出放映电影时自动生成广告播放的信息和相关数据的情况，这样除了可以促使广告商建立起投放广告的自信心与热情意外，同时还可以提高电影公司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由此可见，技术的创新对农村电影服务转型升级非常的重要。

结束语：

综上所述，农村电影事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仅可以丰富广大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还可以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素养。随着农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其越来越注重自己的精神世界，对农村电影公共服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村电影事业若想更好的发展，并充分发挥自身的价值，就需要对电影公共服务做出转型升级，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仅要转变电影播放的形式，提高电影的质量，同时还需要扩大农村电影公共服务的范畴和功能，并注重加强对技术的创新。

参考文献：

[1]黄乃军.在信息化时代解决农村电影事业发展“瓶颈”问题探讨[J].管理观察，2014（34）：19-20.

[2]湯应芹.略论新时期临沧市农村数字电影事业发展问题[J].临沧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23（01）：107-109.

[3]毛羽.技术创新带动体制机制创新——我国农村电影事业改革、发展的探索之路[J].当代电影，2011（09）：40-43.

[4]宋惠玲.银幕为桥连民心服务为本遂民愿——江西省高安市电影公司发展农村电影事业纪实[J].中国电影市场，2008（12）：32.

作者：张松山

电影反社会情意管理论文 篇2：

发展守法文化的指南

虽然世界范围内的犯罪和腐败在过去25时隐时现，但呈上升趋势，目前并没有下降的迹象。防止和减少这种当代的灾害很大程度上主要是从管理和执法方面入手。法治的方法对于迎接这种挑战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就这种方法本身而言，在今后10至15年中，这些机构的或管理的方法是不够的，还需导致根本改变价值的互补战略。管理方法的实施要有赞成守法的社会或文化。

由一种情意投合的文化支持的守法文化、执法和管理体系在众多方面能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那些违背规则的人发现，他们不仅被执法部门而且被社会的许多部门作为打击的对象。社区的支持和介入也可以侧重于采取防止和根除犯罪和腐败的措施，因而无需为建立大规模的执法和惩罚机构破费。同时，社区介入也减少那些侵入性政府监视和管理措施的危险和开支。那些措施有害于个人自由和具有创造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换言之，正如巴勒莫市市长所指出的，执法是一辆双轮马车上的一个轮子。

在讲述了主要定义以后，本指南将侧重于怎样在一代人这样较短的时间里建立守法文化的基本因素。在这里将要叙述的那些方法、技巧和过程主要取自于最近两个成功的并正在进行的经验。从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末，地域和经济情况不同的香港和西西里的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例子表明，甚至有可能在犯罪、腐败和贫困持续了几十年的地区改变文化和增强法治。这里描述的几种技巧现正被应用于墨西哥—美国边境的两侧，同时也被应用于诸如博茨瓦纳、格鲁吉亚共和国和中、南美洲这样不同的地区。

当然，在一个国家使用的有效措施和取得的经验不总是适用于其他国家。但是，在一种或几种情况下行之有效的主要原则和因素也许是一个有用的指南，适用于其他情况，并且表明可以改变处在困难中的文化。

什么是守法文化

守法文化是指在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或主流的文化、社会风气和思潮与法治相融洽。在一个法治社会，人民有能力参与制定和执行约束包括政府本身在内的所有人民和机构的法律。这与一个社会中即使是民主选举产生的统治者对其他人使用法律的法制不是一回事。在法治下，每一个人，不管其种族、宗教信仰、肤色、性别、家庭背景或者经济、社会和政治情况，都一视同仁。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对法治负责。正如联合国副秘书长皮诺·阿拉奇所指出的那样，不是基于多数的民主，而是法治保护社会所有成员，包括弱者及在他们中间的外国人。

正如大多数的法律习惯一样，尽善尽美通常是做不到的，即使是在那些它们运行十分成功的地方也一样。然而，法治是人类迄今开发的最有希望来改进社会生活质量的制度。在法治内有许多促使其自身不断改进的机制。

一种赞许法治的文化（守法文化）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社会中每个人都相信法治的可行性甚至连法治的可欲性，也不应该期望所有的次文化或团体相信守法的价值。但是，这样一个社会的特征应是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相信法律的准则或是公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或是为求得公正提供途经，而且这种体系能够提高个人和全社会的生活质量。

不应该想当然地认为每个社会的人都知道这样一种文化的必要性。大多数人并不认为需参与促进这种文化。一些人认为，统治者或政府有责任制定和执行法律。其他人认为，社会、社区和非政府部门没有能力为法治贡献力量。这两种看法都低估了公民、社区和文化的作用。他们也高估了政府的权力和执法的效果，并认为警察和司法系统无需守法文化就可以有效地实行法治。

没有这种文化无疑会有更多的犯罪。大多数人依法行事，因为他们的预期是，其他人的行动与他们相似，他们也希望依法行事对每个人来说是最好的。在没有守法文化的情况下，许多人会更自由地满足他们眼前的需求和偏好，即使在具有完善的法律情况下也如此。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法律和执法，守法文化本身不可能提供法治。规则的制定和执行必须有具体的过程。文化需要实施，而实施者需要文化。否则，社会充满违法事件，或需要警察出现在每个角落以控制犯罪。同时，法治防止社会中出现过度的执法行为。没有守法文化的法治真的不可行；没有这种文化的法治也真的不可欲。增加公众对这些问题的了解是至关重要的。政府在为公民提供一个法治环境方面也许能起到领导作用。但是，社会各阶层的公民、宗教、教育、商业、劳工、文化和社会组织也能起到重要作用。

具体方法、技巧和有效实践

社会各部门及机构影响着大众文化，并促进守法文化。因此有必要动员它们中的每个部门。然而，只有在这些部门协调运作，互相支援的情况下文化才能发生主要变化。并且，只有当两个“轮子”（管理与文化）协调运作时法治才会有效地发挥作用。

1．公民和基于学校的教育。授权并教育市民是至关重要的。必要的知识、态度和技能不会不学自会，特别对年青人更是如此。学校里系统的、正规的和非正规的教育计划、专业协会、工会和工作场所，以及宗教机构采用有效的管理措施时，情况会大不一样。

由于种种原因，基于学校的教育看来是增加和促进所需质量最有希望的方法之一。通过改变下一代人的态度和知识，学生可以成为影响长期变化的主要群体。学校是最重要的、广泛的和战略性的公民教育机构。大多数年青人上小学，越来越多的年青人上中学。另外，在许多社会里，学校也是资金最富有的公共机构。例如，学校有开办关于犯罪和腐败正规班的设施，能够提供在社区里组织辅助性课外活动和文化活动的机会。大多数学校有教学资料、课本，一些学校有新的信息技术。学校的员工，特别是教师，既接近学生，也是社会上受尊敬的成员。学校接触许多孩子，并通过这些孩子接触他们的父母，乃至整个社区。

有大量的学习方略和方法适用于个别教育系统。接触小学和中学的孩子是有用的，理想的也许是在小学低年级时早期同他们接触20个课时。接着在中学早期，在他们参与犯罪及在他们自然而然地认为他们生活在腐败文化里之前同他们接触40至60课时是适当的。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在正规教学的最后几年（16至18岁）再接触他们为时已晚。那时，孩子们早已面临犯罪和堕落的诱惑。并且，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已经离开了学校。香港基于学校的反犯罪和反腐败计划始于七十年代。自从八十年代以来，类似的具有创造性的文化和基于学校的计划也对巴勒莫和西西里西部地区作出了巨大贡献。在诸如墨西哥——美国边境地区、南美、博茨瓦纳、南部非洲和前苏联的格鲁吉亚这些情况大不相同的地区也开展了一些颇具希望的新的活动。

2．道德权威中心。在所有的社会里，一些个人和机构被视为道德权威的 “中心”。在许多地方，主要是基于信仰的机构和宗教运动的领袖们以及与他们有联系的俗人。在另一些地方，艺术家、作家、教师和当地那些因信仰和道德标准而遭受恶果的知名勇敢人士将受到高度尊敬。这些人士常常与一些非政府组织有关。

这些个人和道德权威中心在发展和维持一种合法文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宗教机构寻求促进在人与人之间建立和谐的、正确的关系，甄别不利于和谐的行为方式。当德高望重的和圣地的宗教领袖们发现犯罪和腐败是有害因素，并动员和鼓励他们的机构（教堂、清真寺、犹太教堂的俗人组织）采取正确的行为时，这被证明是有意义的。例如，在西西里，100多年来，上层的宗教领袖们甚至没有公开说过黑手党的存在，更不用说谴责它。后来在1982年，西西里岛上的红衣主教萨尔瓦托尔·帕帕拉多以及再后来的教士谴责黑手党的暴力和残忍，并把该机构的活动称为邪恶。这些表态很有意义，为牧师、天主教俗人和其他为建立守法文化而斗争的人士提供了所需的支持。

道德权威中心与这些中心有关人士以及在社会上受到高度尊重的个人经常参与非正规的和正规的教育。以前，他们有自己的学习和宗教人士专业培训中心（为那些信徒履行牧师职责提供的研究院、教师进修学院等）。他们有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教育区学校或有关公共和私立教育的咨询委员会。他们也有自己的媒体宣传，广播、电视、报纸和杂志，或者他们经常被邀请参加大众媒体项目。他们为年轻人主办或协办体育活动和夏令营，以及校外活动。他们为离家出走的和受虐待的孩子、残疾的、贫穷的或者犯罪的孩子举办慈善活动。总之，他们在履行正常的职责过程中接触到城市和乡村中相当比例的人口。

当社区中不是每个人都认识到他们的道德权威时，这些个人和中心在鼓励和支持社会上那些努力培育守法文化的人士方面能够起到主要作用。

与道德权威中心密切相关的是“榜样”的概念。一个鼓励各种领导人（政治的、文化的、媒体的、宗教的、教育的、劳工的和商业的）大声疾呼，利用他们的权威来支持反腐败的努力，甚至他们反对的目标是公共机构的主要人物，而且他们与这些机构非常友好或者互相支持的社会能为市民提供有力的榜样。

如果那些领导人、英雄或榜样十分了解他们所谴责的行为和人，效果将会更好。例如，他们愿意说具体一些，指出他们所攻击的个人或部分机构的名称，其效果就会倍增。批评或揭露那些在其他斗争中已经成为盟友的人或者机构需要较大的个人和心理上的勇气。而且几乎肯定需要物质保护。

例如，正如先前讨论过的，对于西西里僧侣统治集团是少数几个牧师，后来少数几个人攻击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教会与之联盟几十年的机构时需要极大的勇气。这个受尊重的权威人士促进了反黑手党运动。在以后的几年里，其他人开始把公众的目光引向认为有腐败的具体的政治家个人以及官员。这对反对黑手党的斗争前进了一大步，使几十年一直控制西西里部分地区的腐败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

最勇敢、最直言不讳（但并不是唯一的）的人是最近的巴勒莫市市长利奥卢卡·奥兰多。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天主教徒奥兰多与当地宗教领袖接触，寻求上面讨论过的变化。他也是执政的基督教民主党一位活跃的未来的领袖。80年代中期，他实际上在党的领导层内不愿与黑手党断绝关系的问题上，与党内许多人闹翻了。幸运的是，巴勒莫的人民再次选举他为市长。他为城镇和小城镇的其他政治、教育和宗教领袖们，如科利奥内和圣·吉萨佩·贾托，在改变象征巴勒莫和西西里其他地区的文化，并使这种改变不可逆转的努力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3．媒体和大众文化。现代社会中大众媒体是揭露犯罪和腐败、加强守法文化的有力机构。媒体可在几个方面发挥这样的作用。一是监督公务人员在政府计划及私营部门中的行为，并把监督结果公诸与众。这种独立的、客观的和公正的报道犯罪和腐败并不是件易事，但却是保持透明度的一个重要部门。

媒体也可通过给那些积极参与他们自己的团体或其他团体的人士提供播出的时间和刊登的篇幅，以鼓励和方便促进守法文化和法治的公众参与。

例如，在西西里，主要的日报《BII‘nale Di SI Cilia》报道警察和司法调查，以及官员与商人共谋案件的审理。然而，该报也利用版面鼓励来自该地区不同的孩子们相信他们也能影响这个社区的日常生活。几年来，该报的经理们鼓励并刊登了学校孩子们的来信和对一些具体事件或他们社区的条件，特别是法治及其缺点的意见。然后，该报想获得当选和委任的官员或其他专家对孩子们的具体要求的看法，并把这些看法每周刊登在专版上。由于对话常常涉及到一些影响成人和整个社区的事情，特别是当地腐败和犯罪，许多成人和年青人都对这样的对话产生积极的兴趣。《Gioale Di Sicilia》的这项政策起到了几个作用。它揭露了问题并要求官员对此作出反应，为西西里的年青一代表明了，他们可以直接参与促进法治。它也增强了基于学校的犯罪和腐败的预防计划。最后，通过接触孩子，它也接触到了孩子的兄弟姐妹、父母及社会的其他成员。

再举一例，在格鲁吉亚共和国，有事业心的媒体经理们和电视记者们想开始为儿童和孩子制作互相影响的电视节目，以及侧重于解决问题和法治的脱口秀和游戏节目（比如，一个问答比赛节目叫作“你懂得多少法律？”）。为了推动公众讨论，为那些不了解一个社区能做些什么的人提供积极的榜样，格鲁吉亚媒体经理们也计划报道其他国家——包括格鲁吉亚——一个人怎样成功地克服毒品贩运和大大小小的腐败。

不应低估大众文化及其潜在的影响力，他们可能会影响守法的价值，以及重视价值的居民。电影、流行音乐、电视、广告和其他因素都既能反映行为，又能帮助行为。艺术家和媒体既是反映社会，同时又是影响行为的潮流引导者。如果导致了票房收入达到新高、以及将他们的聪明才智用于支持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揭发者和反黑手党英雄们，就可以促进对道德价值和法律的尊重，能通过影响态度和价值为反对犯罪和腐败斗争作贡献。

例如，如果大众媒体支持毒品贩运，正如关于毒品的流行歌曲在美国—墨西哥边境毒品走廊流行那样，要说服边境两边的公众，特别是年青人反对贩毒会更加困难。另一方面，如果音乐、书籍、杂志和电影强调那些贩毒人群生活方式的负面影响，很可能弱化犯罪和腐败的诱惑。

这并不表明创立这种大众文化和在大众媒体上批评负面影响是政府的基本工作。这样既不可行，也不理想。相反，民间团体的领导、艺术家、作家、音乐家以及提供财政支持的基金会和企业家需要对他们主观的条件和价值作出适当的选择。

需要透明和保护

至关重要的是建立一个管理和执行系统来保持公开性，并保护政府内外那些对腐败持反对态度的人。在社会公众和媒体可以监督和审查政府的计划、政策和决定，以及把它们的调查结果公诸于众的社会，维护公务员的廉正方面是最成功的。要做到这一点，法律和法规需要为公众提供使用信息的机会和散发它们的调查结果的自由（只受到有必要保护团体和个人权利的法律的限制）。媒体必须能够报道公开和私下针对犯罪和腐败的陈述。这需要从国家和社区延伸到全球，以便公众可以追踪形成他们当地和全球居住区的格局和实践的陈述、逮捕、审判和对个案的处理。如有必要，还可更进一步。

同时，管理和执法系统必须保护那些要求获得什么是公众腐败的知识。没有几例比警察和安全官员通过发现如心理方面的威胁、报复告密者那样害怕的事。对于揭露和反对腐败的人来说，这种保护也许需要专门的部门和专门的安排。不管个人揭露是为了私人的目的（如为了避免严厉的刑期）或者对犯罪悔恨，他们及他们的家属都需要保护。

国家和国际制定的保护计划是导致有效执法和促进守法文化最成功的创举。虽然这些计划并不尽善尽美，但这些计划包括保护意大利Pentiti（罪犯背叛者），从80年代开始提供黑手党的关键情报及其与公共官员合作的信息。美国和其它国家支持这项计划。现在已在一些国家中建立了类似的保护计划，并且在保护证人方面的国际合作也得以加强。联合国新的跨国犯罪条约也号召普遍采用类似的计划。

过程

社会中重要部门，特别是媒体、道德权威中心和教学者动员起来，有组织地促进守法文化，已取得了巨大成绩。

这里有多种启动方式。有效的计划开发及其制度的技巧表明，第一步是动员和确保主要部门的领导人和经理人支持。除非这些领导人坚信并愿意支持参与推动守法文化，否则要求其职员（教师、记者、牧师和宗教领袖）保持高效是困难的。

有时，催化领导要经过巨大的危机和一个危险的事件。80年代黑手党谋杀选举的政治领导人和高级执法官员，就有这种效应。在香港，70年代中期在警察内部的一个巨大腐败丑闻引发了变革。博茨瓦纳的腐败丑闻也是这样。但是，有时日益恶化的生活质量，目无法纪人士的上升以及大量的腐败激励了社区领导人，甚至也激励了至今未参与公众事务的个人。这种情况同时存在于墨西哥边境的双方，格鲁吉亚和诸如美国的纽约、杨斯顿和俄亥俄。有时，有先见之明的人能够见到转型地区（特别是大规模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同时进行转变）在可预见的将来可能会失去法律控制和腐败。正如在世界许多地区已经发生的那样，这将妨碍法治、经济发展和民主。

在接触某个部门的领导之前，或在他们表明他们的兴趣之后需要一个评估。那些负责的官员需要理解在何种时间里采用何种资源使他们的部门能更有效的方法。进而，找出每个部门中机构的优点以及怎样来扩大这些优点是有用的。即使领导甘愿把具体工作交给他的职员做，准备书面的计划和时间表，便于执行和评估是有用的。

例如，如果学校要参与，这也要得到学校高级管理人员或者政治上的上司（社区、地区和国家一级选举的或委任的官员）的批准和鼓励。学校的官员需要知道基于学校的教育会产生影响，这项目有社区的支持，以及他们的下属（主要是教师）是支持的。

这些官员也应知道这样努力将要花费多少（物质方面和官僚方面的），即在不影响教育系统其他必要计划的同时，他们能进行多少改革。

当然，这会直接导致资源问题。幸运的是，经验表明促进合法文化的成员，费用相对较少。学校、媒体和宗教机构具有许多必需的资源——建筑、人员、教育和媒体站点及重要的听众。

然而，至少是起步阶段有必要充实这些部门的资源，学校系统和宗教机构中只有少数几个了解世界其它地方采取的有效反犯罪和反腐败措施。他们几乎肯定需要使自己适应他们自己社会的复杂情况。例如，90年代末墨西哥—美国边境地区的学校官员需要适应80年代的香港和西西里发展起来的基于学校的预防计划。诸如纽约市和格鲁吉亚共和国这样情况截然不同的地区的学校系统正在实行一项从墨西哥—美国边境课程中改编而来的基于学校的实验计划。这项计划基于西西里和香港的经验。因此，极为有用的是，对于那些实行新计划的机构（学校、媒体和道德权威中心）了解其他地区有效的技巧，并得益于其他地区有经验的计划实施机构。幸运的是，现在至少有4个中心准备与其他机构分享它们的经验，并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调整、甚至改进新的计划。

再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中心也许有财政和智力资源去支持培训其他国家的关键人员（即“培训教员”和示范评估技术，等等）。在准备评估后勤计划时，应该考虑“启动油泵”（意思是采取措施，寻找也许在其他国家地区存在的资源）。但是，油泵启动后的评估应考虑怎样使该计划作为这些部门正常的活动或工作的一部分在几年内持续下去。

在评估和确保关键机构和领导人的支持并获得必要的资源承诺后，每个机构的主要官员开始开发和执行这些计划。要在几年里把当地的和国家一级的合作者聚集起来，把计划和活动协调一致并非易事。社会的大多数部门有自己的次文化。例如，执法部门和教育部门通常不生活在一个社会圈内，即使他们都关注法治和守法文化，因此，要在政治领导人、执法部门、文化部门、媒体和社区活动家之间进行协调并非易事。

另外要把守法文化计划纳入社会关注部门正常工作的一部分需要时间。准备和培训每个部门的人员需要2－3年，也许更长。这需要开发、测试和评估进度。耐心是重要的，而灵活性也是至关重要的。在一个地方或社会能实施的计划如拿到另一个地方实施通常需要大量调整。还有，在一个部门（如学校）能取得进展，而在其他部门（如媒体和宗教机构）则不能。微小的短期变动是显而易见的，但结果会大失所望。希望有真正的进展需要5－10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变动取决于所有的部门是否大致在同一时间内发动起来，因此它们可以在方法和效率方面互相支持。

开发计划并使其成为日常活动本身就是一个收获。每个部门定期评估和再评估进展程度能帮助确定这些计划是否有所期望的效应，并帮助确保尽量高效地实施这些计划。几乎能肯定的是某些方面比其他方面更高效。在确定了什么实施得好，什么实施得不好以后，可以考虑调整方案以改进全面的有效性。建立评估的方法（数量和质量方面）是一项技术活。例如，美国把相当大的精力放在开发系统地测试基于学校的预防犯罪教育有效性的方法。可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一些使用包括控制、实验班和学前学后测试的半实验性方法）来衡量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纵向的变化。幸运的是，美国各个大学和研究中心拥有许多评估人员，他们可以帮助对其他学校系统进行评估，培训其他国家的评估人员。虽然迄今为止在其他部门进行的评估并不多，但是评估方法方面的专业人员有可能开发合适的工具。

结论

本论文的论点是只有管理和执法措施本身不能对付全球规模的犯罪和腐败，而需要有拥护守法文化社会的补充和支持。这是很难建立的。然而，有些例子证明情况各异的地区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对法治的价值和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一些主要原则可作为寻找促进守法文化社会的有用指南。在那些最为成功持久的计划里都能找到这样的例子。

总之，接触孩子，并通过联系接触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和社区的主要部门是基于学校的教育。道德权威中心存在于大多数社会，并经常通过广泛的网络接触到人口中大多数人。这些中心也是英雄或榜样的发源地，他们是促进和帮助进行社会变革的斗争的活例子。最后，大众媒体可以在促进和加强文化，显示每天的优点及缺点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这些部门可以建立一个框架，发展和维持影响一个守法文化的社区努力。一些社会已表明，它们依靠自己的力量能达到这一点，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其他的社会能得益于那些已经获得效果的社会的经验和资源。一个社区愿意改变其文化时，两个车轮可以协调地向前移动。

（作者单位：美国国家战略咨询中心）

作者：［美］高　森

电影反社会情意管理论文 篇3：

从小说到电影

摘  要：《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从铁凝的文本写作到陆小雅的电影改编，存在着共通策略——服饰话语的重复言说。文本和电影利用夹克衫到红衬衫、绸衬衫到碎花裙、的确良到红领巾的转换过程，塑造了安然这一性格鲜明的新一代青少年形象，展现了新一代青年人在理想与追求、矛盾与挫折、斗争与觉醒的碰撞中所面临的困惑与选择，也体现了20世纪80年代社会转型初期身份意识的复苏、反思与追问。

关键词：性别意识;政治意识;集体意识;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红衣少女

独特的艺术视野，清新的叙述笔调，鲜明的人物形象，深刻的现实问题，汇聚成铁凝的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小说围绕高一女生安然关于评选“三好学生”的生活经历，表现了她在理想与追求、矛盾与挫折、斗争与觉醒的碰撞中，不断坚守对性别意识、政治意识和集体意识的独立思考。陆小雅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红衣少女》以时代变迁下的人文思想冲突和权力异化为背景，展现了新一代青年人的困惑与选择。同为女性作家和女性导演，铁凝和陆小雅均以服饰为外在表现形式来塑造人物形象和性格特征。独特的服装能够表达不同寻常的意义：“对于衣着的个性化追求常常和性别意识、爱情意识联系在一起，个性化的着装、审美性的着装，常常表现在凸显性别差异、个人品位差异等方面，又常常包含着人们对情爱的渴求。”[1]不同的服装表达不同的话语意义，蕴含着深刻的思想意识。

一、性别意识：从夹克衫到红衬衫

自古至今，服饰不仅具备遮寒蔽体的基本功能，还具有表达性别差异、标识社会地位、表达价值取向等社会功能。不同时代的服饰具有不同的内隐意义，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服饰话语带有明显的身体政治意味。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和电影《红衣少女》即以一件红衬衫高扬了安然的性别意识。

由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特定的生活环境，安然的性别意识似乎被时代模糊了。一方面，她独特的性格特征像个男孩子：喜欢辩论，爱放鞭炮，会吹口哨，喜欢快节奏的音乐、足球赛、冷饮和游泳。另一方面，她的服饰“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体现性爱、情爱的两性意识方面则遭遇明显的弱化和虚化，这些波及到服饰消费，就造成男女性别角色差异明显地模糊甚至消失”[2]。中国在20世纪中期特别强化男女平等意识，倡导工农阶级气派，服饰的性别角色标识发生了独特的变化，社会上的男女服饰趋于统一化，安然的服饰也多是这种不分男女、形制和色彩均属雷同的夹克衫和尖领口衬衫。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安然对美有了新的认识和渴望，她越来越害怕别人把她当男孩子看，多次强调自己是个真正意义上的女孩子。为了使安然摆脱男性化特征，最好的办法就是增强她身上的女性化特征，而服装无疑是最显著且快捷的办法。具有清晰历史反省意识和自我追求精神的姐姐安静去南方出差时特地给安然买了一件红色衬衫回来，引导安然树立清晰的性别意识，富有青春气息和独立思想的安然，“永远的夹克衫”不可能是她的代名词。这件红色衬衫不仅在设计上独出心裁，它的颜色也富有象征意义。“在中国服装的性别秩序中，大多数情形下红色归属女性，标识女性身体的性别。”[3]红色衬衫在小说中是暗示安然性别身份的现代意象，陆小雅将文本改编成电影更是将其运用得淋漓尽致。从电影片名改为《红衣少女》便是鲜明地高扬了安然的性别身份，这显然是对铁姑娘和假小子的反驳。“服饰的性别差异使得人们可以通过一个人的穿着去判断他的性别。而人们也可以通过服饰的选择来构建自己的性别身份。”[4]小说和电影采用红色衬衫来加强安然的性别意识显然效果卓著，班主任韦婉就认为这件大红衬衫是安然爱打扮、思想不正的前兆，因为她经常和刘冬虎走在一起，怕她思想出现偏差，需要“防患于未然”。但是，用服饰话语来言说性别身份不只是安然一个人，她的好朋友米晓玲和班主任韦婉也刻意用服装来突显她们的女性身份。米晓玲的家庭生活不算富裕，但是她很爱打扮，几乎她所有的衣服上都绣着金丝银线，她懂得用专属女性身份的服饰来装扮自己。韦婉下班约会时也会穿碎花尼龙绸连衣裙，而不是男女不分、万年不变的绸衬衫。服饰不仅能区别女性身份，对于增加女性的外表美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安然就很喜欢安静给她买的红衬衫，毫不犹豫地表达穿着这件红衬衫使自己看起来更漂亮了。韦婉肯定也知道穿着尼龙碎花裙会使得自己更好看，在社会上趋同的“特丽灵”服饰面前，碎花裙无疑是女性的专属。

从夹克衫到红衬衫的服饰变化高扬了安然的女性意识，但彰显身份意识的行为并不妨碍安然具备独特的思想性格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她聪明、热情、勤奋、勇敢、纯真、善良、有理想，并且能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世界。文本和电影利用服饰话语的重复言说彰显安然的性别意识是对身份意识的认可与传达，同时也表达了对政治意识的批判。

二、政治意识：从绸衬衫到碎花裙

政治意识主要是指政治思想、政治观点、以及对于政治现象的态度和评价。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人道主义思想和独立自主思想逐渐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主流，性别意识、独立意识充斥着整个社会，而政治意识则开始出现批判现象。

《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作为后期伤痕文学的变奏曲，兼具伤痕文学的沉痛和反思文学的深刻。虽然改革开放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但是时代烙印却不是短时间可以淡化的，仅从服饰上就可以反观这一独特的双重现象。“我想起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那个以被人称‘铁小子’、‘假姑娘’的年代，那些不男不女的装束，那些不男不女的发型。”[5]23夹克衫和绸衬衫就是这种不分男女的服饰之一，不仅淡化性别意识，还强加政治意识。班主任韦婉认为，女孩子穿夹克衫和绸衬衫才是品质朴素和思想端正的表现，一旦服饰上出现别出心裁的现象，那么思想上必定需要正确的教育和引导。政治理念逐渐隐藏了服饰的审美自由，这种极端的政治意识其实是人道主义的缺失，正如小说和电影所描述的时装店的橱窗模特：“在气温高达三十六度的季节，它们还未换下厚呢大衣，二人蓬头垢面，脸色焦黄。目光呆滞，躲在半开半闭的葱绿窗帘里，无可奈何的向街上行人摊着两手。”[5]10时装店的橱窗模特服饰是当季服装的流行款式，它反映了人们在服饰上的潜在精神追求。显而易见，平易市大街上的男女老少几乎都是這样雷同的衣着。政治意识限制了服饰的审美自由，也限制了独立思想的发展。这一点在文本和电影中更为鲜明地体现在班主任韦婉的身上。

小说和电影通过比照、暗示等策略来指涉韦婉服饰话语的内隐意义，进而呈现她的性格特征和思想倾向。电影中第一次出现韦婉的形象是在语文课堂上，她穿着一件蓝色的绸衬衫，里面套着白色毛衣，声色俱厉地站在讲台上批评安然指出她读音错误的行为，严厉教育安然不要出风头、表现自己。这是政治意识的偏执强加，也是国家话语的复杂性和强权性表现。第二次韦婉的形象出现在她的家里，其着装和小说中描写的一样：“看看脚上，还有一寸多高的鞋跟。她的头发有意无意地向高处蓬松着，穿着一条碎花尼龙绸连衣裙，领口开得很低。”[5]19韦婉学会注意打扮自己了，其着装和以前大不一样，和在学校的服饰也不一样。道貌岸然的韦婉向安静反映安然的群众关系不好，比如唱歌讽刺同学，经常和男孩子一起玩，还特地提到了安然的红衬衫，认为她爱打扮自己。这颇具讽刺意味。第三次韦婉的形象出现在安静的办公室里：“今天她可比那天黄昏要朴素得多。天蓝色尼龙绸衬衣里面，连胸罩都没戴，只穿了一件如今已不多见的大背心。”[5]48这套着装朴素至极，使得韦婉看起来就像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思想端正的教学人员。确实，在那样的社会里，思想端正的教学人员在学校是最吃香的，“凭着她从小就已具备了的对人类的那种识别能力，凭着她现在管理学生的原则性，凭着她在学校连自己‘衣着’都不顾的忘我精神”[5]60，韦婉升任教导主任也不奇怪。从韦婉的服饰变化上可以发现，她在工作上又“红”又“专”，在管理班级和教育学生的思想上也同样既“红”又“专”。在学校韦婉总是极力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男性形象，以便让领导相信她的工作能力和朴素的思想作风，而下班后的形象则与之截然相反。仅从这一点便可以看出小说和电影对政治意识的批判，特别是从服饰的角度上更可以看出当时的政治意识的强权性和复杂性。

从绸衬衣到碎花裙再到大背心，韦婉的服饰话语最具政治意识特征。小说和电影试图利用衣着话语对教师的腐朽观念进行鲜明对比，突出对政治意识的反叛以及对独立自主思想的肯定。但是独立的人格特征并不是脱离社会存在，而是在坚守自己独立思想的前提下具备正确的集体意识。

三、集体意识：从的确良到红领巾

集体意识是成员对集体的正确态度，与归属感和认同感相联系。文本到电影的二次艺术创造过程，陆小雅将小说改编成电影植入了些许国家话语，体现了她对集体意识的反思与追问，主要表现在安然对“三好学生”荣誉的争取和对的确良的看法。

在文本中，铁凝在安然的形象塑造上坚持了正确的集体意识和集体荣誉感。虽然安然不喜欢花的确良和狗舌头领衬衫，从初一到高一也从来没有评上“三好学生”，但是她从未放弃竞选，并且希望是一个真正得到同学真诚认可的“三好学生”。诚然，安然是一个很不错的女孩：生活上，早睡早起，热爱运动，十分自律;学习上，英语拔尖，各科成绩都算突出，她还有一个当英语翻译家的梦想，并且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性格上，热情大方，坦率真诚，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说，安然都可以算是一个合格的“三好学生”。而安然之所以没有被评上“三好学生”，是因为她敢于当面指出老师的错误，敢于在作文中批评班长祝文娟不诚实和缺乏正义感的行为，敢于穿标新立异的“红泡泡衫”。但是这并不能表明她就是一个叛逆的、爱表现的女孩。安然有属于自己的生活见解，她对生活的热烈向往和追求代表着一种时代观念的发展和更替。正如她对油画《吻》独特的理解：“深秋时节，挺拔、俊秀的白杨树叶子黄了。它们就生长在这块肥沃的平原上，大地养育了它们，大地就是它的母亲。夏日，它们把阴凉献给大地;秋天，当大地不再需要这种安慰时，它们才开始用金色般的颜色来打扮自己。其实，把世界上所有的黄金集中起来，也不够打扮一树叶子。现在，它们就是穿着这种盛装飘向大地，去亲吻母亲的胸膛。你看，母亲也敞开胸膛，在欢迎它们的归来。这就是它们献给母亲最好的礼物——一个庄重、深重的吻。”[5]38对一幅静物画能产生这样深刻的理解，只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和正确的思想意识才能产生出来。

安然正确的集体意识在电影中则表现在她对红领巾的认知态度。“电影以心理蒙太奇的方式再现了安然少先队退队仪式，以大量特写展现了红领巾和退队证书，并声画同步地完整传达了党对青年寄予的希望与要求。”[6]这突如其来的从衬衫上解下来的红领巾在小说里是没有出现的，导演在服饰上加入红领巾这一意象，显然是对集体意识的高扬。在个体意识的增强下，集体意识的强化增加了安然独立自主的思考能力。当同学们在课堂上把安然的红衬衫作为安然身上的“缺点”——与众不同——指出来时，当她看到满大街的确良衬衫时，当她回家看到白杨树思考的、呆滞的、流泪的“眼睛”时，她认真反思了自己的行为和思想。但是，安然对的确良衬衫的反感和对红衬衫的喜爱并不表明她不是一个正直的青少年。在小说中她对姐姐安静和班主任韦婉的幕后交易感到愤慨，在电影中她拒绝了班主任强加的“三好学生”的荣誉，高二甚至高三她依然会坚持竞选“三好学生”，坚持在评选会上穿红衬衫。这是她个体意识的自我觉醒和对集体意识的正确认知。这种觉醒和认知并不是对社会的反叛，而是对自己、对他人的正确认知。经历了一些事情，她懂得应该用更加客观的眼光去看待自己和他人，比如发现祝文娟和米晓玲身上的优点，看到刘冬虎身上的缺点，也不在日记里单方面地给自己评上“三好学生”。陆小雅曾说：“从本质上讲，安然的个性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个性，是与党中央提出的‘两个文明’的生活节奏和旋律非常协调的个性。这个人物身上带着时代的光彩和足迹，为我们提供了未来的接班人的某种信息。”[7]在安然的身上兼具个体意识和集体意识的可贵品质，新时代的新青年形象应该是既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又具有与时代同步的脚踏实地的精神。

安然在她的家庭和学校生活中都表现出强烈的独立性和自我意识，她身上还具备独立的个体意识和正确的集体意识，既保持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又不脱离社会正轨的集体思想，这是新一代青年人的可贵品质，符合弘扬社会主旋律的要求，也给予了新一代青年思想上的启蒙。

四、结语

铁凝由身份意识出发，对“主流”与“历史”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解读与重述，塑造的一系列女性形象无疑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人物画廊。小说和电影从服饰的角度出发，用衣着话语来展示安然的性别意识、自我选择意识、独立思考意识以及集体意识，突出了社会发展的矛盾性和强权性。安然的形象以一种提问的方式开启了性别发展的可能性和集体意识的正确性，建构了真正意义上现代性的独立和自主的人格形象。

参考文献：

[1]葛红兵.身体政治[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83.

[2]徐清泉.中国服饰艺术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160-161.

[3]刘传霞.中国文学服饰叙述的政治文化形态[J].北方论丛，2010（5）：47-51.

[4]杨改娇.顺应论视闺下的服饰符号与身份建构[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16.

[5]铁凝.铁凝精选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8.

[6]赵娟.身体视域下的《红衣少女》新解[J].电影文学，2018（5）： 102-104.

[7]陆小雅.《红衣少女》創作后所思所想[J].当代电影，1985（4）： 48-54.

作者简介：覃设连，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作者：覃设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