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滞胀应对论文

2022-04-24

[摘要]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金融衍生品的泛滥和传递,其根本原因则是以美元本位体制和浮动汇率制为核心的全球金融制度安排,或者说是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结果。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全球金融危机滞胀应对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全球金融危机滞胀应对论文 篇1:

国际金融危机的理论与实践成因

摘要:由美国房屋次级抵押贷款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理论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学派对西方长达近三十年的影响。新自由主义学派强调市场的自动调节,要求政府减少对自由市场的干预成为西方主要国家政府的行动指南。在政府放松金融监管的情况下,各种金融创新活动使得虚拟经济运行的风险不断积聚,最终酿成殃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并危及到实体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次级抵押贷款金融危机金融创新金融监管

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

1.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

凯恩斯主义是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直接产物。1936年,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流动偏好规律”说明资本主义通常存在有效需求不足。他主张由国家实行旨在刺激总需求的宏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达到充分就业,经济增长。

20世纪40~60年代,凯恩斯的理论在西方得到广泛传播和应用,较为成功地应战了30年代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生产要素的完全过剩的现象,使西方世界的经济在战后长达30年的时间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然而,20世纪70年代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滞胀”的困境。凯恩斯主义对此束手无策。新自由主义者将“滞胀”的原因归结为国家干预过度、政府开支过大、人们的理性预期等因素导致政府政策失灵所致。

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是达到经济自由,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得以实现的基础。国家集权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是弊多利少,政府的职能范围应受到限制,应尽可能地通过市场和价格制度来加以执行。新自由主义指出,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种种弊端,强烈要求限制国家权力,反对国家的经济调节、社会福利、经济管制和保护措施,强调自由竞争的国内外经济政策。

2.新自由主义对西方经济的影响

英国的撒切尔主义、美国的里根主义率先将新自由主义从理论构想变为政策实践。

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撒切尔政府上台,1980年美国里根政府上台,明确地将新自由主义作为其政府的经济纲领。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反对国家干预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系统化和理论化高度,是对凯恩斯革命的“革命”。

上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已经在西方国家处于现代经济理论的轴心地位,被西方经济学界认为是“标准”的“经济增长理论”(即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理论)。该理论主张在处理放任与约束、市场与政府、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时,要求国家的管理者要放松管制,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为了进一步约束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要遵守“单一规则”。在制定和实施财政政策时推行减税政策和刺激出口的政策。

20世纪90年代是新自由主义模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年代。日本经济经历了长期的停滞与衰退,德国经济经历了巨大的困难,亚洲经济遭遇困境,而与此同时,美国经济相对而言发展迅速。从1990—1998年,美国的经济增长了26%,而欧洲同期的增长是17%,日本的增长只是7%。因美国经济的强劲发展而带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促使新自由主义更加深入地影响了西方社会。

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牵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及拉美国家、其他地区部分学术机构代表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并最终达成包括十项政策工具的“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系统地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这些政策主张得到世界银行的广泛支持。

这些思想秉承了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后来人们将这些观点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新自由主义凭借“华盛顿共识”,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政策工具,以“结构调整”为名,从而得以在全球推广。

3.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

由于过度崇尚自由主义,长期以来,美国实行宽松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导致金融衍生产品濫用,监管滞后。

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美国放松了对货币供给的控制,从1980年开始,美国的货币发行量已经不再与实物增长相联系,而是以是否会诱发明显的通货膨胀为标准。只要实体经济不发生较为明显的通货膨胀,美联储就大量地发行钞票。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克尔曾指出“当今世界货币总量已经超出货物总量的60倍,实体经济运转只需要其中的3%—4%就已足够应付交易中的支付需要,这意味着另外的货币在‘空转’”。

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具有高度的灵活性与自主性,使得某单一市场(如本次危机的美国次级债市场)的利润空间耗尽、风险增大时,巨额金融资本必然会迅速撤出该市场,当缺少其他资本填补该空缺时,必然造成金融资本流动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断裂。因美、欧、日为主导的全球金融资本市场联系日益紧密,这种资本逐利链条的断裂必然会以“蝴蝶效应”的模式传导到其他国家的金融市场。

首先,全球金融市场信贷体系的过度扩张表现在债券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规模的迅速膨胀上。

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在2007年指出,全球债券市场规模从1991年的16万亿美元左右扩张到2005年的44万亿美元,其容量增加了三倍左右;而全球金融衍生品的名义价值从1998年的80万亿美元扩张到现在的297万亿美元,增长了三倍多到四倍左右,其中全球75%的流动性是金融衍生产品提供的。

本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索——美国次级债市场可以说是这种信贷过度扩张的典型产物:它的信贷条件宽松到了把一部分资信不佳的贷款人申请的住房抵押贷款,甚至还可以将其打包成债券卖给投资者。

美国在2003年—2006年间的经济强劲增长,带动平均房价上涨了50%。受利益驱动,美国的次级债市场却蓬勃地发展了起来:美国按揭提供商以种种方法吸引居民大胆草率贷款,比如,贷款者在贷款后的前2年可以享受较低的利率,后28年则贷款利率超过正常利率的3%,类似这种十分危险的放贷,使次级债规模在2006年已经高达6000亿美元。一方面,这种信贷体系的扩张确实融通了资金,为美国乃至欧洲、亚洲的金融炒家和各种投资基金提供了炒作的题材、平台和空间,推动了美国乃至全球资本市场的空前繁荣;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这些炒房投机者的过度炒作,使得房价哄抬上涨,银行提高贷款利率,炒房的成本越来越高,市场风险成倍增加,潜在的危机不断地酝酿,当资产价格泡沫膨胀到极限之时,炒房利益链条必然随着部分投机者的“提前上岸”而“轰然断裂”,资金供给方的信心严重受挫,买方需求被市场严重打压,市场指数从高位运行到陡然下跌将套牢无数世界性的投机资金,信贷过度扩张带来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资本市场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次,从全球范围来看,资本已经从产业扩张阶段过渡到了金融扩张阶段。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扩张,使得国际债券、股票和基金市场迅速发展,全球资本流动不断加速。但是,无论金融资本的资金总量有多么雄厚、流动有多么迅速、捕捉投机机会的能力有多么强,它都是在流通领域通过“套利”获得价值增值的,即金融资本的流动本身并不会创造价值。价值的创造、利润的获取还得依赖产业资本正常的“投入——产出”活动来实现。由于产业资本“投入——产出”活动受市场竞争、规模经济等因素的限制,除非有重大技术发明和产业创新的出现,其长期的资本收益率是下降的,这是一个普遍规律。换言之,产业资本“做大利润蛋糕”的过程本身受到技术条件、市场竞争和规模经济的限制与约束,其利润增量部分不可能极速膨胀,能够保持住线性的利润增长态势就很不错了。然而,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却要求资金的腾挪、转手之间就要赚得呈几何倍数增长的利润,显然,这种利润的极端需求与产业资本利润创造空间的有限性构成了一对矛盾,这种矛盾的积累、加深最终只能通过实际利润向人为哄抬的账面利润的转化来完成,实际上,当金融资本不断刷新其虚拟利润数据的记录时,泡沫也就不可避免地生成了。因此,当这种不顾及产业资本生产技术条件与市场容量制约的非理性金融资本对利润的狂热追逐突破一定极限时,金融市场的秩序必然会因为其实际利润支撑不足而出现紊乱,金融危机的酝酿和爆发也就顺理成章了。

第三,美国的金融创新型金融工具的泛滥,人为地制造出大量的虚假货币财富。20年里,美国制造出庞大的泡沫虚拟财富,使美国人觉着拥有无限的财富,因此,他们大手大脚实行消费,进口,负债,实施赤字经济。最终使美国社会债台高筑,泡沫累累。当这一金融游戏和透支性消费走到顶点时,一场财富的总崩溃和债务的总暴露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二、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启示

由美国“房地产次级贷款”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演变为全球的金融海啸——从雷曼兄弟的破产、美林被贱卖,美国国际集团被美联储救助,到美国汽车业巨头申请破产保护等,次贷危机率先在美国掀起巨浪,次贷危机的巨浪又跨越国界,造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最初从虚拟经济领域开始,逐步向实体经济领域的蔓延,造成了全球失业率上升,经济进入下行通道。2008年,我国也深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大量外向型中小企业破产倒闭,宏观经济的高增长速度突然回落,还有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我国当时的宏观经济将出现硬着陆。中央采取了果断的应对政策,才使我国的经济在内需不振、外需疲软的双面夹击中艰难前行。国际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启示有:

首先,虚拟经济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以服务于实体经济为最终目的。随着虚拟经济迅速发展,其规模已超过实体经济,成为与实体经济相对独立的经济范畴。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对虚拟经济运行的监督和管理,不能使金融经济产生严重的金融泡沫。

其次,对于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必须坚持风险可制的原则。金融机构为了追求利润,在看好某一产业发展前景的同时,往往会忽视对风险的控制,金融创新在给金融业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时,也使金融业面临一些新的风险。因此,金融機构在进行金融创新的同时,必须注重金融风险的防范。使金融创新的风险在金融机构可以控制的程度内,避免风险失控给金融机构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最后,必须加强对金融业金融创新的监督。此次危机的根源更多是实质性的,而非技术性的;更多是监管之“慢”,而非创新之“快”。

当越来越多的住房按揭贷款、消费贷款、设备投资贷款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方式被转移到资产负债表外时,银行体系自身的资本充足率和杠杆比率仍然得以保持,但整个金融体系的资本充足率和杠杆比率实际上则在下降。证券化资本市场和信贷衍生品市场吸收了这部分资产,但它只是将风险在更大的范围内加以分散,而没有针对这部分风险增加额外的资本缓冲。在不存在严格监管的情况下,杠杆比率很容易突破金融体系的极限值,导致金融体系的雪崩,触发严重的流动性危机,进一步导致信贷紧缩和经济衰退。

加强对金融业金融创新的监管,不只重要,而是至关重要。可以预见的是,此次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引发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过后,全球金融体系必将迎来更大范围内的监管变革。

参考文献:

[1]CCTV中央电视台《中国财经报道》栏目组,《次贷飓风未解之谜》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

[2]李云林,美国为什么会发生次贷危机?中国投资,2007,第12期

[3]杜丽虹,新世纪,Countywide这样堕入危机,证券市场周刊,2007,第8期

[4]李翀,论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原因和影响,经济学动态,2007,第9期

[5]时寒冰,《中国怎么办》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3月第一版

作者:杨立功

全球金融危机滞胀应对论文 篇2:

金融衍生品、美元本位制与全球金融危机

[摘要]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金融衍生品的泛滥和传递,其根本原因则是以美元本位体制和浮动汇率制为核心的全球金融制度安排,或者说是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结果。因此,当前需要约束美元霸权行为,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和重构;打破美元的垄断地位,推动实现国际货币的多元化;完善IMF的治理结构和SDR的机制,使IMF最终充当世界中央银行,SDR成为统一的世界货币。

[关键词]金融衍生品;金融危机;美元本位制;国际货币体系

一、金融衍生品与全球金融危机

金融衍生品是指由过去传统的金融业务中派生出来的交易形态,是有关互换现金流量或旨在为交易者转移风险的一种双边合约,常见的有远期合约、期货、期权、掉期等。其最大特征是依托一种投资机制来规避资金运作的风险,同时又具有在金融市场上炒作交易、吸引投资者的功能。金融衍生品的本质是一种风险对冲工具,用来为股票、债券、抵押贷款等其他投资提供“保险”,如利率期货、殷指期货等与实体经济联系紧密的基础金融衍生品,具有风险转嫁功能,有利于实体经济。20世纪80年代,金融衍生交易刚刚起步,规模很小。但由于金融衍生品多利用资金杠杆,在市场景气阶段回报率惊人,而为了追求高额利润和卖点,华尔街投行创造出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品,如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担保债务凭证(CDO)、信用违约互换工具(CDS)等。金融衍生品既有分散风险的功能,也有放大风险的作用,极具两面性。2002年,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市场规模膨胀到106万亿美元,2004年规模为258万亿美元,到2007年已达到了近600万亿美元(见图1)。金融衍生品的价值是美国GDP的35倍之多,高回报必然隐藏高风险。这些过度创新和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与实体经济脱离较大,而被“股神”巴菲特称为“大规模金融杀伤性武器”,潜在威胁足以“致命”。但由于格林斯潘及其主导的美联储的支持、疏于监管和政策失误,致使金融衍生品泛滥。

在美国金融界,有一个声音坚决维护金融衍生品市场,这就是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格林斯潘对金融衍生工具如此推崇,以致当它们初现“魔鬼面孔”、美国议员和华尔街人士提出监管意见时,他坚决支持对金融衍生工具的放任自流,不惜废除监管权力。如在1997年,时任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的博恩就认为,金融衍生品这些不透明的交易工具可能损害市场,要求交易商披露更多细节。格林斯潘和时任美国财政部长鲁宾表示强烈反对,格林斯潘甚至告诫博恩,她的所作所为会“引起一场金融危机”。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因衍生品投资而陷入破产境地,引起一场金融风暴。但在格林斯潘施压下,美国国会仍然宣布冻结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6个月监管权力。1999年,博恩走人,国会永久性废除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权。这进一步鼓励了华尔街的贪婪,而让金融衍生品市场越滚越大,最终把美国乃至世界卷入其中。

致使金融衍生品过度繁荣的还有美联储错误的金融调控政策。正如“格林斯潘对策(GreenspanPut)”所言,当资产价格下跌的时候,格林斯潘会立即出手,但是当资产价格上涨的时候,他却坐视不管。美联储所犯的过错是降息的幅度过大,而且维持过低利率的时间太长。从2000~2004年,连续25次降息,联邦基金利率从6.5%一路降到1%,并从2003年6月26日~2004年6月30日期间保持了1年多的时间。比如,1998年LTCM危机之后,美联储在9月份已经降了一次息,而市场也较为稳定,但到当年10月15日,格林斯潘又匆忙临时召开会议,再次降低利率。当市场形成预期,相信只要市场低迷,政府一定会救市之后,投机行为成了全民娱乐,这直接触发了1999年之后网络股的疯狂上涨。但泡沫总有破灭时。当网络泡沫崩溃之后,格林斯潘故技重施,仍然希望通过降低利息刺激美国经济,结果引来的是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积累。

此外,美国的长期低利率政策导致了流动性过剩,造成了美国房地产行业的持续繁荣,推动了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过度竞争。一方面体现在一些国际投行纷纷大举收购美国中小银行和住房抵押贷款公司;同时,受高额利润回报所驱动,贷款经纪人队伍增长迅速。另一方面是美国的住房贷款机构的贷款标准越来越松(见表1)。商业银行可贷资金多,可贷对象少,于是竞相放宽房贷标准,大胆创新贷款品种,如无首付、只付息贷款、3年或5年可调整利率贷款、选择性可调整利率贷款等。从2001到2006年,美国抵押贷款增长30%,次贷增长200%。其中2005~2006年发放的住房抵押贷款中有50%具备上述“创新”特征。如此,许多不符合条件的人也得到了次级贷款。过度竞争使得次级住房抵押贷款的信用风险快速膨胀。这种金融创新使得没有足够金融知识和风险意识的贷款人盲目贷款,为以后的信贷危机埋下“定时炸弹”。运用资产证券化工具,低息恶性竞争的结果是整个市场的定价机制被扭曲,差异化高质量服务的成本根本无法通过利率调整来负担,信用风险也就越积越大。在宏观经济较为有利的情况下(房价上涨,利率下调等),这种信用风险膨胀问题就暂时被虚假的“繁荣”所掩盖。但是,受制于通货膨胀压力,美联储的加息政策使房地产价格从2006年之后开始下跌,很多贷款买房者震惊地发现,其所要偿还的贷款,已经远远超过了房产的价值。借款人的套利活动无法获益,金融机构的资金链断裂,风险随之而来,终于酿成次贷危机、金融危机。

可见,促使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和蔓延主要是MBS、CDO和CDS等金融衍生品。在信用评级机构的推波助澜下,这三大创新工具为次级贷款风险的完全失控创造了“技术条件”。MBS使得贷款机构脱离存款机构,而投资银行以卖方的身份必然失去信用控制压力,而普通的证券投资者根本不具备信用控制能力,这样信用评级机构就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CDO的出现使各档债券的信用进一步脱离实体经济,定价和评级依据更加抽象和模糊,因而出现了同样评级的债券和CDO,后者收益率普遍更高的怪事,使得CDO高级债券给人以安全的假象。CDS更是使高风险工具披上了“保险”的外衣,殊不知“可保风险”是需要一系列条件的,试图承保系统性风险,必然自取灭亡。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货款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破产,引发次贷危机第一次风暴。随着次贷损失产生链条式反应,大量MBS、CDO、CDS等衍生证券随后开始普跌,持有大量CDO、CDS等衍生品的贝尔斯登、“两房”、雷曼、美林和AIG等金融机构巨额亏损,不得不落下破产或被收购的命运。并且,因为美国华尔街投资银行的证券业务、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和保险公司的保险业务相互交织、风险交叉传递;由于金融自由化下各国金融的不断开放,美国金融机构通过三种衍生工具把风险撒向全世界,所以一旦危机的第一块骨牌倒下,就会不断出现逐级放大的连锁反应,引爆了一次以衍生品为主要传导渠道的全面的全球金融危机。

二、美元本位制与全球金融危机

肇事于美国次贷危机经由金融衍生工具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究其根源则是全球金融制度安排,或者说是国际货币制度内在缺陷的结果,以美元本位体制和浮动汇率制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并让全世界为美国的政策错误买单。这才是这次席卷全球的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的根源。分析历次金融经济危机产生根源,比如1929年华尔街的崩溃和随后1930年代的大萧条、1970年代发达国家出现的滞胀、19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0年代初的美国储贷机构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和拉美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债务危机,以及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无一例外都是货币体系、货币政策出了问题。货币制度的安排是人类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之一,它虽是无形的,但时刻影响人们的生活。正如古典经济学大师李嘉图所说:“货币政策就像路灯一样,只有坏了时人们才明白其重要性。”

以美元本位体制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发端于1913年美联储的创立,经过1936年美、英、法“三国货币协定”和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协议,完成于1971年的“尼克松新政”和1976年的IMF章程第八条款第二修正案。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规定“美元与黄金挂钩、美元与各国货币挂钩”的原则确立了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权,美元也取得了世界货币的地位。在1971年以前,美元的地位是以金本位为保证的,由于这一货币制度存在“特里芬困境”所揭示的根本缺陷,美元从1950年代的“美元荒”沦落为70年代时的“美元灾”,爆发多次美元危机。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和黄金彻底脱钩,此后,历史步入了一个完全没有外部约束的主权信用货币本位制——美元霸权货币体系;这种松散的并受大国操纵的国际货币体系,在调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时仍在遵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而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协调国际经济失衡时却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纪律性,强势经济体可以利用这种货币体系转嫁金融危机和获取更多利润,而不需要承担过多的责任。充当国际储备货币的国家依据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势必会与世界经济或区域经济要求相矛盾,因而会导致外汇市场不稳定和金融市场的动荡。实行与某种储备货币挂钩或盯住某种货币的国家,既要受该储备货币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同时还要受多个国家之间货币政策交叉的影响。如美联储的利率调整货币政策操作,主要依据本国经济运行的状况,很少会顾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为储备的国家(地区)宏观经济状况,因而,当美元利率调整时,往往会对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和美国经济联系比较密切或者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家和地区造成冲击。

此外,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资本主义步入了“虚拟资本主义”时代,国家之间争夺的焦点从独占生产物质产品的资源与市场转向国际资本,争夺的焦点是控制国际资本的流向。美国的国家利益集中体现为用其所创造的庞大虚拟资产与其他国家交换物质产品,因此其宏观政策重点,将不是保持住本国物质产业的竞争力,而是保持住美元的货币霸权,以保证国际资本能源源不断地流入,用来弥补其日益扩大的贸易逆差。其维持美元本位的举措有两大手段:一是发行美元、增加铸币收入;另一是利用资本收益差吸引国外资本流入。

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饱受“滞胀”之苦的美国,面对日本、西德、法国等欧洲经济体的崛起,对日本贸易赤字过大,于1985年9月签署《广场协议》(Plaza Agreement),旨在降低美元对日元等货币的汇率,由此导致了日元的急剧升值。以1987年美国股灾为标志,美元爆发了一次大的危机,美国也在此后从净债权国沦落为净债务国。为此,美国政府只有依赖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过度发行美元,通过铸币税攫取他国财富。其实从六十年代开始,在美国政府冷战思维下,长期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但是美国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回落,使其通过正规税收无法支持财政的扩张,美国转而开始依赖依托于美元的铸币税收入。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美元发行彻底脱离金本位的约束,美国变本加厉地发行美元、增加铸币收入。依托于美元的铸币税,美国向全球征收通货膨胀税。极具迷惑性的是,它不是以普通税费的方式出现,而是主要通过各种债券回笼美元,实现卖权套现,形成真实的现金收入。截至2008年6月,美国全部债务总和达到53,2万亿美元,超过了全世界GDP总和,世界已经没有能力继续承担美国政府的财政扩张政策。

美国金融体系就像个“吸血鬼”,利用资本收益差吸引国外资本流入。因为美国人自己储蓄率很低,它就在全球汲取其他国家的储蓄。克林顿时期的新经济,股市一片繁荣,吸引大量资本源源不断流入,使得美国能用资本项目顺差来弥补贸易赤字,甚至还绰绰有余。2000年以后,网络科技股股市泡沫破裂,美国转而依靠制造房地产泡沫来维持国内的消费繁荣,并靠把大量按揭贷款证券化来吸引国际资本流入美国的债券市场。但是由于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程度越来越高,使国际资本产生恐惧,靠制造房地产泡沫也难以吸引国际资本流入,就出现了2002年下半年以来美元连续七年的贬值。这些迹象都显示出美元及美元资产的魅力不断褪色,国际投资者对美国平衡其国际收支的信心严重动摇,所以才纷纷将国际资本撤离美国。2003年5月美国《商业周刊》一篇社论指出,各国央行正在努力加大其官方储备中欧元的比重而抛弃美元。无奈,美国只好求助于“加息”来吸引国际资本流入。但美元的加息引起欧元和日元的仿效加息,推动美元加息不止,因为美国如果不能保持与欧元和日元的相对利差水平,国际资本的流入就会停止,甚至会倒流。但经过连续17次加息,2006年6月29日美元基准利率提高到5.25%,为2001年3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长期抵押贷款利率的走高,终于捅破了美国房地产泡沫,引发美国的次贷危机、金融风暴和经济萧条,结果必然危及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崩溃。

三、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构想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形成的“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制”国际货币体系为全球经济带来过去三十多年的高增长的同时,也为目前的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埋下了重要隐患。从国际货币体系来看,美元作为统一结算货币,对维持全球贸易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带来了世界经济的空前发展。但是,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三个致命的缺陷,即美元本位制缺乏相应的“锚”来约束、浮动汇率制度客观上会造成美元等国际货币的供应量无限量增加,以及货币政策的不对称。在浮动汇率下,对非国际货币来说,过多的货币供给只会滞留在国内,并使货币贬值;但是对国际货币而言,在美元本位制下,国际储备货币的供应是通过美国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实现的,调节机制是浮动汇率,最后贷款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美联储,金融危机的解决机制是IMF发放的贷款,美国货币政策的一举一动,都将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努力付之一炬。美国国内货币政策的无节制造成了全球货币供应量的无限放大,虚拟经济过度背离实体经济,最终导致了泡沫金融的崩溃和危机的发生。恰如美国前财政部长John Connally所言:“美元是我们

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问题。”1999年蒙代尔在其获诺贝尔奖演讲“二十世纪回顾”中指出:“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不安触发了本世纪无数次政治上的风云变幻。……美国的崛起和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错误政策正是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的直接原因”。这次金融危机使得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显露无遗。为此,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萨科齐建议,面对这个“世界性的危机”,应推动建立一个全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但具体的内容还需进一步商讨。当前金融危机对于全球经济来说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出台更强有力的应对全球性危机方案已迫在眉睫。

笔者认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应从其存在的三个缺陷着手,一是改革美元本位货币问题,二是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汇率安排问题,三是改革完善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治理机构和职能,避免美国的“一股独大”霸权主义。

在理论上,“特里芬困境”和“三元悖论”决定了任何以主权货币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都必然会失败。因此,有人主张回归金本位,但是果真如此,世界货币的供给数量将严格取决于黄金的产量,只要世界经济的增长率高于世界黄金生产的增长率,就一定会发生全球性的通货收缩而导致世界经济增长的衰退。

凯恩斯在其《货币理论》一书中,认为会计货币是货币理论的基本概念。如果货币仅是一个会计单位的话,在国际交往中使用统一的货币,信息交流会更为高效,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因此,有人主张建立一种不与国家主权一体的“无偿发行”、自由交易、自由兑换,具有法定地位的统一世界货币——世界元,以彻底解决国际货币的混乱无序,消除强币欺凌弱币、“铸币税”特权和汇率波动以及套汇投机问题。但在国际货币机制当中,货币反映的是债务,并不是反映会计机制。由于美国及其领导下的七国集团(G7)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的既得利益者,它们不肯轻易让渡金融话语权,说到底,货币话语权的背后暗藏的是各国实力的较量,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没有撼动之前设立统一的世界币不具有可行性。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国家利益冲突、国际层次上的集体行动困境和各国政治家的短期行为,也决定了在短期内公正、合理、包容、有序的国际货币体系难以建立起来。

根据目前情况,笔者认为应在联合国的组织和领导下,加强国际协调,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和重建。首先是打破美元的垄断地位,推动实现国际货币的多元化;然后才是建立一个统一的世界货币。尽管这次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区域共同货币如欧元的地位,对实现国际货币多元化将产生推动作用,但目前美元的地位还没有任何货币可以替代,因此,当前可考虑借鉴欧元经验,以区域性货币为基础逐渐形成国际货币体系的一元,部分替代基于一国信用的美元。此外,研究改革特别提款权(SDR)的分配与发行规则、篮子货币的构成,扩大其规模和使用范围,使其逐渐成为多元国际货币的一元,成为美元的替代。其中,中国应创造条件,推动人民币成为SDR篮子货币之一,并改革、改善IMF的治理结构,增加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和投票权,使其决策反映大多数成员的利益。目前,联合国已成立了一个货币金融体系改革的工作小组,IMF推进的“份额和发言权改革”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待时机成熟,IMF充当世界中央银行,成为最后贷款人,负责全球统一货币的发行和管理,SDR成为统一的世界货币。

四、结语

金融衍生工具对美国次贷危机的“技术性”传递是这次史无前例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其根本原因则是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作用的结果。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完全没有外部约束的美元本位和浮动汇率的国际货币体系,它存在三个缺陷,即美元本位制缺乏相应的“锚”来约束、浮动汇率制度客观上会造成美元等国际货币的供应量无限量增加,以及全球货币政策的不对称。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资本主义步入了“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美国的国家利益集中体现为用其所创造的庞大虚拟资产与其他国家交换物质产品,因此其宏观政策重点,将不是保持住本国物质产业的竞争力,而是控制国际资本的流向和保持住美元的货币霸权地位,以保证国际资本能源源不断地流入,用来弥补其日益扩大的贸易逆差。其维持美元本位的举措有两大手段:一是发行美元、增加铸币收入;另一是利用资本收益差吸引国外资本流入。

以美元本位体制和浮动汇率制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导致内生的美元供给过度,全球流动性泛滥,并让全世界为美国的政策错误买单。这次始于2007年的金融大危机的爆发及扩散,使得人们对现行以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制为核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合理性产生了怀疑,为改革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提供了一个契机。

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和重构应分两步走:先是打破美元的垄断地位,推动实现国际货币的多元化;然后是建立一个统一的世界货币。当前可考虑借鉴欧元经验,以区域性货币为基础逐渐形成国际货币体系的一元,部分替代基于一国信用的美元;进一步改革、改善IMF的治理结构和特别提款权(SDR),使IMF最终充当世界中央银行,成为最后贷款人,负责全球统一货币的发行和管理,SDR成为统一的世界货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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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纪国义

作者:黄飞鸣

全球金融危机滞胀应对论文 篇3:

全球金融危机下黄金的货币属性还原

摘要:影响黄金价格走势的因素可以归结为两大类:商品属性方面的因素和货币属性方面的因素。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避险需求推高金价,一旦经济出现拐点,救市释放的流动性同样会促使黄金的货币属性还原,支撑黄金价格。

关键词:金融危机;黄金;货币属性

1引言

从雷曼兄弟破产的2008年9月15日开始,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变成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资本市场急转直下。2008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回落了33.8%,大宗商品价格爆跌,油价和铜价分别下跌53.5%和54.2%。与此同时,黄金价格却上涨了5.8%,这是自2002年见底以来,黄金价格的连续第七年上涨。2009年初,道琼斯指数连续重挫,黄金价格仍逆势上扬。风雨飘摇之际,黄金为何一枝独秀,且与通货膨胀率背离、却与美元联袂上攻?本文将从黄金的属性着手,考察其价格的历史演化,期冀拨云见日,寻找这些令人困惑问题的答案。

2影响黄金价格因素的历史考察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论证了一个结论:“黄金并非天然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黄金”,这句至理名言指出了黄金包含的两种属性:商品属性和货币属性。在人类历史的演化中,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货币供应量需求,货币的本位逐渐由黄金转化为信用,这样,货币供应量很容易突破社会商品流转中的货币必需量,形成信用货币的超经济发行,并导致信用货币在货币属性层面上产生一系列问题。

20世纪40年代前后,为了摆脱经济衰退,美国在“罗斯福新政”的导向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其结果是扩大了货币供应量。在经济、金融运行效果上,货币供应量的扩大及其乘数效应使货币属性的修正中存在着信用货币贬值的趋势。至1973年,货币供应量的持续高速增长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随着美国的财政、贸易收支恶化,黄金价格如脱疆野马,扶摇直上,从美元黄金固定比价的35美元/盎司,暴涨至1980年的870美元/盎司。

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执政,改变了美国此前奉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了摆脱经济滞胀带来的压力,里根政府转向货币自由主义政策,通过增加税收、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提高利率等调控手段来抑制通货膨胀,这直接减小了货币属性修正的压力,于是黄金市场开始了向下调整,国际市场金价从1980年初的870美元/盎司,下跌至2000年的250美元/盎司。历经20年的熊市,黄金几乎为市场投资者所淡忘。

在世纪之交,网络泡沫破裂了,全球股市下跌,避险资金推动了黄金价格上涨。为了拯救因网络泡沫破裂而导致的经济衰退,格林斯潘主持的美联储实行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向金融市场释放了海量流动性,全球消费者价格指数、股票和大宗商品价格一路高歌猛进,黄金价格曾一举突破1000美元/盎司。

从黄金价格的历史演化可以得出结论,影响黄金价格走势的因素可以归结为两大类:其一,黄金商品属性方面的。与其他商品一样,主要受供求关系影响。其二,黄金的货币属性方面的。在遇到信用泡沫膨胀、国际关系不稳定以及经济、金融危机时,黄金的货币属性得到某种程度的还原。

3金融危机以来影响黄金价格的因素分析

上文得出的结论为研究黄金价格提供了分析框架,下面沿着这一框架,来研究全球金融危机下黄金市场的价格走势问题。

3.1黄金供求基本平衡

从近四年的供给和需求来看,全球黄金供求总体平衡(表1)。供给方面,矿业生产保持稳定,虽然2008年旧金重炼有所增加,但央行的出售减少;需求方面,尽管受金融危机影响,工业需求、首饰需求减少,但保值和投资需求增加了。

根据世界黄金协会WGC预测,未来央行的出售仍将维持低位水平,矿业生产面临品位下降和融资问题,特别是勘探项目的融资困难将使全球矿业黄金的产量在未来几年难以增长。WGC认为对冲基金的去对冲将要结束,未来唯一可能增加黄金供应的因素是旧金重炼,面对高金价,一些受危机影响国家的人民可能抛售黄金(首饰)来获取现金。虽然全球不断恶化的金融、经济形势和裁员减薪可能使黄金首饰的需求减少,但危机的避险需求和不断升高的黄金价格会吸引更多的资金增加黄金的投资配置。

因此,供求平衡甚至需求略大于供给将是今后几年的主题,黄金的商品属性不会给价格造成较大波动。

3.2黄金价格与通货膨胀率的相关性

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黄金价格的走高伴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因而给人们造成的直觉印象就是:通货膨胀率上升,金价一定上涨;反之,通货膨胀率下降,金价一定下跌。然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黄金价格走势却与通货膨胀率出现了背离,令人困惑不解。其实,普通大宗商品,如,石油、铜、铝,其价格走势通常与通货膨胀率有很强的正相关,这是因为通货膨胀往往是由于基础原材料(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所导致的。

黄金是个例外。经50年的数据检验表明:黄金价格走势和通货膨胀率相关系数仅为0.26,表现出非常弱的正相关(图1)。由此可见,存在通货紧缩预期的情况下,黄金价格上涨亦属正常。

3.3黄金价格与美元的相关性

全球金融危机下,市场风险厌恶情绪高涨,避险需求导致大量基金及投资者涌入黄金市场。从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来看,自2009年初至2月底,基金持有COMEX黄金净多头寸就增加了四万手,全球最大的黄金ETF—SPDR持续大举买入黄金,连续增持,该基金的黄金持有量已刷新历史新高达到一千吨,已超越中国及日本国家储备的存金量。

从近40年的历史数据统计来看,美元与黄金保持大约80%的负相关关系(图2),因此毫无疑问,美元走势对黄金价格的走势具有重要的影响。

自2008年下半年伊始,美元兑欧元从1.6比1迅速升值到雷曼兄弟破产前夜的1.4比1,在美国财政部推出《2008经济稳定紧急法案》之后,美元兑欧元也曾一度下跌到1.48比1。当时,市场普遍认为,如果美国推出75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将发行大量货币进而导致美元大幅贬值。实际上,9月份紧急法案获国会通过之后,美元却与黄金价格同时上涨,直至2009年的3月。其根本原因在于:雷曼兄弟的破产导致信贷市场冻结,金融机构之间的信任完全丧失,众多金融机构开始想方设法囤积美元现金以及现金等价物。三个月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迅即从原来的1%—2%变为接近于零,这意味着投资者已经不再在乎任何的收益,只要能保证现金的安全和易流动性即可。

2009年3月18日,在多重救助措施均无法挽回投资者信心、政府财政赤字不断加大的压力下,美联储终于做出收购3000亿美元长期美国国债的决定,美元立即掉头向下,与黄金分道扬镳了。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政府已通过提供紧急贷款、将关键机构部分或全部国有化、降低利率、提高银行存款保障额度、建立市场救助基金、发布经济刺激方案等多重措施,对本国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实施同时救助。从1913年到2008年,美联储在九十五年间投放的基础货币量为7500亿美元,而从2008年11月开始,美联储在四个月时间内增发了同等数量的基础货币。使基础货币总量达到1.535万亿美元,据2009年3月25日美联储披露,其负债规模已高达2.07万亿美元,约合美国GDP的15%。尽管如此,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仍然认为美国联邦政府应该在拯救银行业的问题上拨出更多资金。在宣布购买长期国债的同时,美联储还将购买8500亿美元与“两房”相关的抵押债券;而奥巴马政府则寻求国会批准从10月开始的下一财年3.55万亿美元的预算计划。

需要强调的是,全球金融危机是否已见底的问题,从去年至今仍然没有确定的判断,美国政府对危机严重程度估计不足的情况也因而连续出现,比如,针对美国国际集团(AIG)的救助就先后实施了四轮之多。这就意味着,作为美国中央银行机构的美联储,其未来的负债额将很有可能继续快速增长,并且不排除美国政府支出突破3.55万亿美元年度预算框架的可能性。为政府债务特别是财政赤字提供融资,不仅将牺牲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且债券货币化等同于该机构直接开动印钞机,大量增加货币供给,黄金价格的走势就相当明了。

综合黄金的商品属性和货币属性分析,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黄金价格上涨主要依赖于避险资金的推动。在未来预期全球经济出现拐点的时段,黄金将面临这些避险资金的获利回吐压力,价格必然会面临短期的剧烈振荡(例如:2009年4月2日,G20伦敦金融峰会落下帷幕。投资者对世界经济的预期开始乐观起来,金价出现回调)。但由于全球救市释放的大量流动性在经济好转时同样会促使黄金的货币属性还原,最终将导致黄金价格继续上涨。

参考文献:

[1]刘涛.解读金价[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2]范为,宋鸿兵,房四海.金融危机与黄金定价模型[R].北京:宏源证券研究所.2009.

[3]黄继汇,高健,董风斌.美联储购入国债应对金融危机[N].中国证券报,2009—3—24.

作者:江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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