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社会文化论文

摘要：社会文化是人类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创造的，变迁是其重要特性。教育作为使人成为符合社会需求、成为一个“文化人”的最合适中介，承担着文化传递重任，而课程作为实现教育目的的重要途径，必然是社会文化传递重要手段。它应具有一定的自觉，担负起适应并促进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使命。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多元化社会文化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多元化社会文化论文 篇1：

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中国新闻史研究

摘　要：文章在中国新闻史现有研究视角的基础上，提出以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国新闻史的新视野，并以《良友》画报为个案，探讨它与上海都市文化的互动关系。文章从分析该视野的意义、思路、方法及问题入手，建构了可行的分析框架。

关键词：社会文化史；新闻史；良友；上海都市文化

一门学科的建立，往往依托于科学的研究方法。新闻史学也是如此。20多年来，中国新闻史研究成绩卓著，在很大程度上首先得力于一批学者对研究方法的探讨，有学者认为要“运用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为本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注入新的理念……”，也有学者倡导新闻史学应以“人”为研究对象；还有学者提出新闻史研究要学会“两条腿”走路，以完备其学科体系。由此，本文试图在多维视野的基础上，提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思路，与同仁商榷。

一、引子

根据唐海江《政治文化视角与近代新闻史研究》一文的归纳，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新闻史学界的研究视角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阶级分析视角，即以阶级分析法为主导的致思路径，强调报刊的阶级范畴；二是本体研究视角，即以新闻传播的相关分支为研究本体，以寻求新闻自身的发展规律；三是现代化视角，即以大众传播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功能为主脉，分析其现代化本质。

在此学术背景下，唐提出第四种视角——政治文化视角。可以说，它一方面调动了传受之间的互动机制；另一方面深入新闻事件背后“人”的内心世界，包括政治理想、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进一步挖掘人和事件背后的客观规律。

以上四种视角各显特色，但有一个共同缺点，即对社会文化史的关注不够。

阶级分析视角以阶级划分模式为研究范式，把新闻史视作与政治史、阶级斗争史并行的意识形态，虽然较准确地把握了新闻史本质属性，却缺乏丰富性。

现代化视角为扩展新闻史研究范围提供重要手段。如覃晓慧研究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认为它“不是从政治态度方面探讨，也不是放在为某个党派服务的狭隘的观念中，而是放在国人为现代化奋斗的历史主题中去研究……探讨《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闾小波《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一书分析了报纸的现代化功能。还有学者对报刊做一种文学的考察，探讨文学与报刊的互动以及文学观念与新闻观念的消融与共生。可是，“现代化”视角过分关注核心群体及其精英意识，忽视了边缘人的存在。

本体视角从分断代到分小专题，可使某一时期的新闻业或某一主题得到深刻挖掘。然而，这种研究往往陷入一种封闭的、零散的小生产操作模式，难以展现社会整体的精神文化面貌。

政治文化视角避免了上述缺陷，既关注了事件，也关注了人，而且关注了二者之间的政治文化联系。不过，在新闻传播史上，除了政治文化因素，社会生活、大众文化、社会伦理等社会文化因素也是影响新闻史的重要部分，忽视了后者，对传受、上下层文化之间关系的分析也就会缺乏鲜活的内容。政治文化视角大多涉及政治制度对传受心理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强化政治化的思维模式。

新闻业受生产力和经济活动、政治活动的影响，因而，新闻史研究必须将经济史、阶级斗争史纳入对象体系；可是，这些对象无不活跃于当代社会文化环境中，社会文化规范着传播者、内容文本和接受者，因此，新闻史研究应重视社会文化史研究，多维地深化其研究内涵。

二、“社会文化史”概念的提出及其意义分析

历史以两个层面的形式存在：一是人类所经历所创造的一切过程，指的是人类生活的全部过去，即历史的本体；二是指人类对自己过去全部生活历程的思考和理解，即历史的认识。完美的研究应是认识与本体的同一，是研究者穿透“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年鉴学派曾疾呼历史学家们必须重视社会生活的研究。尽管“丰富生动的日常生活不等同于科学严谨的历史研究，而科学严谨的历史研究则必将从丰富生动的日常生活开始”。

目前有学者认为社会史研究，往往忽视文化因素，导致内容贫乏，阐释浅薄；而文化史研究，一是只注意精英文化，即思想史的研究；二是只注意物化文化，如服饰文化、饮食文化等的分类研究。这些角度忽视了整体性的文化内涵，若二者结合起来，能从更广阔的文化视野着眼，以展现社会整体的精神文化面貌。因此，新闻史研究引入社会文化史视角，可使研究尽可能地符合历史本体的真实和历史文明的全体，是一种可行的研究范式。

社会文化史，是介于社会史和文化史之间的新兴交叉学科。作为一种新的史学研究视角，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被提出。1989年，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主编《新文化史》一书，第一次明确地举起了“新文化史”(NewCultural History)的旗号。亨特为该书所作的导论《历史、文化和文本》，从历史编纂的角度申明了新文化史研究的主旨，被看作是新文化史的一篇宣言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志琴在《复兴社会史三议》(《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和《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二文中，在中国首次倡导社会史与文化史的结合，认为“从社会史领域探索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发展和改造，这是观念变革最能动的深层结构，也是文化史研究进一步深化的总趋势”。李长莉《社会文化史：历史研究的新角度》一文中认为社会文化史是人与人、社会之间的生活方式及其观念的历史，要综合运用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生活、大众文化与思想观念相互关系的变迁。

将社会文化史视角用于新闻史研究，对其概念的把握应视新闻史的研究本位而定。具体而言，在新闻史的研究中，社会文化史内涵可有四个方面的体现：社会文化环境、社会文化生活、社会文化心态、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社会文化环境是社会文化各种样式滋生、发展的背景，是社会文化各要素相互影响的生存状态；同时，也是社会文化生产者诉诸于文化产品而形成的文化产业链，通俗地说，就是社会文化竞争市场；而且，它还包括文化生产的技术手段和装备设施，从而营造不同的文化活动场所。社会文化环境是构成社会文化史视角的主导要素。社会文化生活是指大众文化的生活方式，包括社会的制度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化传播形式、娱乐消闲方式等。社会文化心态是指社会倾向性强烈且具有公众特征的届时文化行为意向及社会心理动态形式，主要是在群众中自发产生、普遍流行的经验文化意识。它即时反映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动变，从而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政治倾向性。社会文化价值观念是指历史形成的民族情感、意志、风俗习惯、道德风尚、审美情趣等所规范的某种意向、时尚和趣味。

社会文化视角为新闻史研究提供了较好的途径，以《良友》为对象，可见其重要意义。

首先，社会文化史视角有助于解读画报经由图像体现出来的关于各个历史时期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娱乐生活、宗教信仰等，为新闻史在营造媒介与社会互动机制方面，即新闻史记录习俗变革、社会文化因承以及社会历史演变进程方面，提供较好的分析范式。社会、文化、媒介三者之间的历史互动是这种视角的理论框架。在此之前，尽管有学者从画报与社会的关系人手，研究画报中体现出的社会风情及文学流派，如叶晓青从《点石斋画报》看社会结构流变，吴福辉从《良友》看报刊与文学的关系，将《良友》看作文学的载体和文学家们的公共空间，展示《良友》的文学的传播功能。李欧梵将《良友》作为印刷文化的代表，分析其对都市现代性建构的巨大推动力。这些研究大都程度不一地忽视了各种文化现象之间的联系，而社会文化史视角可以弥补这种缺陷，从更广阔的文化视野，更详实地解释报刊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共处，将社会文化心态、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社会文化风尚与报刊的言论、图片、漫画和照片等新闻文体结合起来考察，为画报的发展创造新的解说方式。

其次，社会文化史视角关注了科技对画报发展的影响，也就关注了画报在不同时代的传播活动。技术不是报刊传播的决定力量，但就画报而言，印刷术、摄影术、美术等是重要的因素，它的进步影响报刊质量、传播内容的选择和美感传达。这是区别于其他报刊的重要方面，也是以前的报刊研究所没注意的。就社会文化环境而言，影响画报的文化因素，一是报业市场和文学体裁、绘画、摄影、电影戏剧等多种文化样式形成的文化市场，二者构成竞争格局，最终为画报发展提供文化资源；二是造纸业、印刷术、摄影术、绘画术等设施，为画报的版面组合、内容扩展、艺术美感提供技术保障。中国画报带着特定时期的社会文化痕迹款款走来，使中国画报历史沿革的书写增加了具体的厚重感和技术含量。

再次，社会文化史视角突出了社会文化心态、价值观念在媒介和社会互动机制中的桥梁作用，既重视报刊内容对人们的文化心态、价值观念的具体记录，也关注它们对文化边缘人群体的集中反射，即对报刊传播主体——投资创办人、报刊总编传播思想和经营理念的影响。这种研究视角能深入传者和受者、文化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精神领域，并对之加以社会文化史的意义分析，是深刻阐释新闻现象与各种文化现象之间关系的有效途径。

最后，社会文化视角是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有机结合，既有对社会结构及其运动变化客观面貌的描绘，又有对人们社会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之间文化联系的分析，因此，它既能剖析新闻业在社会环境中的整体演变规律，又能抓住新闻现象转折的细节原因，增强了新闻史的动态感和真实性。如《良友》刊登封面人物，自创刊始，一直以明星名媛为主，突显追求美与时尚的编辑理念，以适合被称为“东方的巴黎”、“西方的纽约”的上海及其人们的文化享受和审美趣味。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将军、士兵、与抗战有关的妇女封面代替了这种美与时尚的追求，表现其真实记录时代的可贵品质。

三、研究思路粗描：以民国《良友》画报为个案的探讨

确立了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视角及意义，现试图以民国《良友》画报、上海都市文化为研究对象，初步描摹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思路。

民国《良友》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本大型画报，1926年2月创刊于上海，至1945年1月停刊。文章试图以此为个案，探讨其与上海都市文化的关系。

第一步：阐述《良友》初生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分析其面世的都市文化背景。主要论述上海20世纪20年代催生创办人出版理想和编辑实践的社会文化要素，包括四个层次：一是上海特有的商业优势和地理位置，引起对世界时尚文化的热烈追逐，这种早从《点石斋画报》就已开始的文化趋向，到此时愈演愈烈。这种文化趋向熏陶了一大批有较高文化素养、渴望社会信息的消费者群体。同时，上海是一个拥有大量移民的都市，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国内人口密集度、异质度最高的城市，人们的职业结构十分复杂，都市文化生活表现出“商业化、多元化、大众化”的特点，因而其信息需求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良友》能一举成名，成为上海文化产业中的翘楚。二是上海发达的报业和文化市场，在上海文化领域进行报业竞争和资源重组，最终以画报为平台，各种艺术形式共生共荣，构筑了《良友》高的增长点。三是上海交通、通讯便利，最容易吸收西方先进的技术设施和新的理念，从而加强画报内容的丰富性，美化画报的版面语言。四是报刊主编及其文化圈。上海是知识分子的聚集地和避难所，他们因地域、职业、志趣的不同，形成了一个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文人活动圈。《良友》五任主编，从伍联德、“鸳鸯蝴蝶派”的周瘦鹃到新文学后起之秀的梁得所、马国亮、张沅恒，他们秉承各自不同的追求旨趣，塑造了《良友》不同时期差异较大的面相，制约其发展前景。

第二步：分析《良友》的经营策略与上海都市文化内部差序格局的对应关系，透射出《良友》在上海都市文化市场和社会演变中的具体角色。《良友》是探讨上海都市文化的重要媒介，其互动关系首先表现在上海都市文化市场不同时期《良友》的经营策略中。报刊的行业定位、空间定位、受众定位融合成总的文化定位，它是《良友》在上海都市文化市场中的生存基点，也是其开始渗入上海都市文化生活的切入点。由此以后，报刊采用增加新闻信息量和非新闻性文化内容，如出版物、广告、中外名画古画等经营手段，拓展报刊的多层市场发展空间。这是《良友》传播主体与上海都市文化市场不断磨合的过程，既是上海客观文化环境的产物，又有主持者自身所属阶层的主观烙印。

第三步：分析《良友》画报以图片为主、文字为辅的信息文本与上海都市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海中西文化交流频繁，租界的特殊政治地位所催生的社会文化生活，形成了上海追逐时尚和摩登的消费主义结构，以资产阶级为目标读者对象的《良友》试图选择丰富多样的文化内涵，扩大边缘读者对象，不仅满足具有雄厚经济实力、教育程度高、现代性强的资本家群体的信息需求，而且加强职员、中小商人、专业人员、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等职员群体价值观、行为观的目标指向。因此，探讨《良友》的内容选择，能较好地分析其与文化定位的吻合度以及对民国上海都市文化的表现力。这种探讨应从三方面展开：上海社会风尚与风俗、上海市民社会心态及上海市民审美情趣。在中西新旧文化冲突和融合中，世态民情、风俗习尚、社会热点和民众思潮的起伏变化，民众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的演变等都是研究必须涉及的内容。同时，《良友》大大拓展了上海空间领域的局限，放眼全球选择信息内涵，以世界文化景观投射上海文化景观。这些都是研究中不可忽视的。

第四步：《良友》画报的多重功能分析。作为承载了民国上海客观文化环境痕迹和报刊主办者所属阶层文化气质烙

印、营造上海都市文化全息景观的《良友》，在近二十年的奋斗中，发挥了重大的社会功能，如政府监督功能、文学社团公共空间舆论场功能、知识智慧传播功能、理想生活摹本功能等等。

概括起来，文章的分析思路有两条主线：一是从《良友》文本及其传播主体人手，研究其对民国上海都市文化的建构和社会文化生活的价值指引。二是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特殊的文化环境和具有特殊气质的文化消费者群体，以及商业文化、工业文明对新兴文化产业的冲击等文化特征人手，研究其对《良友》文本内容的选择、编辑理念、传播手段、传播渠道的规范和制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见证《良友》的发展轨迹。

四、社会文化史视角的具体化运用

社会文化史视角综合了社会史和文化史两种范式的优势，借鉴了社会人类学和心态史学的研究方法，赋予新闻史学与以往不同的研究视角。

社会整体观或文化全息史观。一般而言，文化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物质文化；二是各种社会文化制度、组织、结构；三是精神文化，包括世界观、宗教、神话、艺术等。社会是一个全息统一结构体。《良友》是一部上海的风情录，给我们提供的视觉形象和都市信息是全息的，它所刊登的照片、绘画代表了民国上海政治、经济、文化、心态的变迁和激荡。分析《良友》与社会的互动时，坚持社会整体观或文化全息观，既要尽可能地挖掘隐含的全部信息，也要具备“一滴水可以见大海”的窥视眼光。社会整体观或文化全息观是社会文化史视角的理论基础。

功能研究法。一般地说，事物要能够生存，必须有存在的效用。《良友》为了充分发挥其功能，便尽可能与社会整体的需要取得协调一致。报刊编辑理念的确定、主编的多次更换、内容的选择、版面艺术美感的营造、图片文字所占版面比重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如出版《孙中山纪念特刊》、《北伐战争》、《日本侵略中国》等，以发挥其发布即时信息的功能；策划“名人生活回忆录”、“上海地方生活素描”、“西游记”等栏目，在刊登战争画面的同时，照登好莱坞明星的中国之行、西北妇女的服饰等，在新闻敏感性之外，凸现了社会文化功能。所以，采用功能分析法，要寻找《良友》“官方与民间、政治与文化、文字与图片、高雅与流行”的巧妙契合点，准确评价其在上海都市文化建构过程中的历史功用。

心态史学分析法。对历史人物进行心理和心态研究是心理历史学的两个分支，心理史学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为理论基石，以个性心理学为研究对象，偏重于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精英人物；而心态史学根源于法国年鉴学派的“新史学”，以集体心理学或社会心理学为研究对象，偏重于不被人注意的集体无意识状态，即社会群体在社会生活中所共有的理念和意识。《良友》借鉴心态史学法，既要重视传者、受众的动机和价值观念对编辑理念的影响，又要重视社会文化集团、文化阶层的精神风貌、和平与战争年代人们的精神变化与报刊的关系。具体而言，既要论述图像所反映的上海都市文化心态，又要关注这种心态在报刊主办人身上所产生的力量及其对报刊的影响。总之，按照传播者←→社会文化←→受众的循环网络，它们形成了“主编、都市文化、报刊”的历史互动机制。

符号学分析法。由苏格拉底、柏拉图奠定了传统的符号学发展至今，仍停留在由符号到符号、语义到语义的“游戏”中，缺乏将之置于人类历史现象的深层解释。然而，人类历史是一种人既“生产”又“消费”符号、对自然赋予人类精神世界的符号表达，如建筑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物化符号，社会生活、民俗习惯、时尚等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社会化符号。因此，符号学从人类生存和生活的符号事实出发，就能容易理解人类社会的符号化生存本质。印刷媒介的文字、图画、照片是一种符号，大众传播对有关符号进行选择、制造和传送，新闻史研究就是解读它们所蕴涵的符号意义。如运用计量统计方法，并使用符号学分析《良友》广告的消费主义结构意识和消费文化流行趋势，无疑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在以上方法论的指引下，社会文化史视角被运用于新闻史研究领域，具体方法可以归纳为：文献检索法、个案研究法、历史心理分析法、计量统计分析法等以及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

五、社会文化史视野研究画报必须注意的问题

《良友》是一种综合性的、以图像为主的画报，因此，解读图像资料是研究画报的主要手段，解读时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其一，研究画报时不可任意图解图像而歪曲了原来的基本真实，也不可以某幅图像所反映的个别真实来印证自己缺，少普遍性的文字结论。在试图从画报中发现社会文化的历史状态而努力探询视觉意象时，研究必须还原到历史的当代语境中。因此，把握画报所存在及其透射的时代特征和背景分析，都是深刻解读画报的基础性条件。不了解中国尤其是上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就不可能把握《良友》图片后面的事件。

其二，《良友》集中了文学、摄影、绘画等多种艺术门类，它们均有自己的过去形态，于是，研究前必须了解文学史、摄影发展史、绘画史等，以培养对图像的艺术鉴赏能力，更准确地挖掘图片背后的历史。同时，图片中表现的航空、体育、建筑等方面的知识，各自对应着所属的学科。因而，解读《良友》图像，必须以多学科视野，探索上海都市文化的整体脉络。

其三，在解读《良友》图像时，必须注意图像真实与媒介真实的问题。摄影家、画家、文学家等以照片、画、文字营造的图像真实与编辑家对其进行编辑而营造的媒介真实是不同的概念，它们对社会的反映有时一致，有时交叉，有时相异。这无疑增加了解读图片的难度。

作为一种研究视角，社会文化史重对社会文化的历史描摹，然而，政治文化又是社会文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在特殊时期，它甚而战胜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主导要素。如北洋军阀和抗日战争时期，政治、战争主题和战地文化影响着《良友》图片内容选择和版面安排。所以，从社会文化史角度探讨《良友》对上海都市文化的建构，既不可过分强化政治文化的地位，也不可忽视其历史功用。

《良友》画报对应着民国上海都市文化的复杂景观，决定着社会文化史的视角不应拘于某种特定的研究方法，而应当是多维的、综合的，无论是社会史学、文化史学、人类学、传播学等，只要于新闻史研究是科学的、有用的，都可以借鉴，对近现代新闻史的研究是这样，对当代新闻史的研究也是这样。

(责任编校：彭大成)

作者简介：吴果中(1969－)，女，湖南安化人，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新闻学博士。

作者：吴果中

多元化社会文化论文 篇2：

试论社会文化变迁与课程使命

摘要：社会文化是人类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创造的，变迁是其重要特性。教育作为使人成为符合社会需求、成为一个“文化人”的最合适中介，承担着文化传递重任，而课程作为实现教育目的的重要途径，必然是社会文化传递重要手段。它应具有一定的自觉，担负起适应并促进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使命。

关键词：社会文化；变迁；课程使命

21世纪是世界上各种文化碰撞、冲突和交汇的时代，又加之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现代科技进步以及信息时代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我国社会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着变迁。教育在这一过程中被赋予了新内容，而作为涵盖教育内容的课程，也在这变迁之中具有了新内涵，并以各种形式与社会文化变迁发生着联系。

一、社会文化的特性

泰勒认为文化是个复合整体，它包含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和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其他能力和习惯。它是人类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的产物，是人类认识自然界、改造自然界的有意识、有目的的创造物，为人类所特有，具有一定群体性。

文化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产生和发展而形成和发展，一个民族的文化是民族社会生活延续和发展的精神纽带和动力。社会文化尽管具有一定稳定性，但这种稳定具有相对性。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社会文化必然丢失、增添或涵化自身某些因素而发生变迁。当今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丰富的物质财富，这带来了生活水平的提高，给与了人们更大的生存空间。人们对个人、社会、世界的认知势必发生一定变化。传统社会文化已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又加之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商品意识、竞争意识和公平意识的冲击，人们便在继承前人文化的基础上对社会文化加以变更，以满足自身需要，从而促进了社会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等改变。文化内容增量或减量的结构性变化带来了文化的变迁。

因此社会发展的动力也可看做社会文化变迁的动力系统。这一系统有纵向和横向两个运动方向：纵向运动表现为不同时期各种文化形态更迭；横向运动则表现为同一时期不同文化间相互影响与渗透或同一文化内部各个因子间的辨证发展。社会文化尽管具有独特性，但它又是一个动态过程。每一种文化类型都曾经或正在与周围的文化类型发生着交流与融合。一种文化如果长期不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与融合，势必面临衰竭的命运。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交通运输的飞速变革，科技进步促使网络时代、数字化时代到来，使文化传播途径陡然增加，文化传播空间逐步扩大。人们交往、交流的需求日益高涨，文化资源不再为某些人、某些地区或某些国家所独有，而是逐渐呈现资源共享的特性。各种类型的文化越来越倾向于一种开放态度，不再盲目排斥外来文化，人们相互吸收彼此文化精华。这较之以前主要依靠书籍记载以及人与人之间口耳相传来进行文化的传播，大大地加快了文化动力系统的横向运动。

而文化传播速度加快、传播空间增大，势必促使社会文化变迁加速，也对当前教育及课程提出了新要求。

二、课程－社会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教育是社会文化的形式之一，课程作为教育目标的实现途径是伴随着学校教育而产生的，是教育内容发展的必然产物。

(一)教育负有传递社会文化的重任

社会文化从人类诞生之日发展而来，其中有遗失，有涵化，更有积累，是一个运动不止的过程。而它的运动不止，则在于人对文化的创造与传递。文化是人的文化，只有依附于人才得以存在。因此社会文化要传承、发展、创新，既要适合、反映社会的要求，又要适合、反映作为社会个体的人的需求。否则，文化必将失去其“社会”属性。从另一方面来看，个体人成长、生活在一定社会环境中，必然受所处文化环境的影响，成为社会文化作用的对象。“文化。化。人，作为人的自我实现过程必然是人的文化化的过程。”而教育无疑是使人成为符合社会需求、成为一个“文化人”的最合适的中介。它不断选取人类经验的精华，也就是从文化素材中精选出来适合人类发展需要的内容传授给后代。而其自身在持续成熟与完善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一种系统的、有计划的、制度化的文化传递形式，承担着不可推托的文化传递重任。

(二)课程是实现教育目的的重要途径，必然是社会文化传递的重要手段

教育是为人类自身发展服务的，在学校出现前就以多种渠道进行着；在学校出现以后，教育内容被系统地编排，各类知识得以整合，以逻辑化形式传授给学生。这种有计划的、系统的教育内容便是课程的内涵。因此，课程成了涵盖教育内容，集中、具体地体现教育要求，实现教育目的的重要途径，成了学校教育传承与创生文化的重要载体，承担起面向人们传递传统文化，传播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提高人们整体素质和生存能力的重要任务。

所以“课程与文化相因相联，课程缘起于文化传承的需要，没有文化便没有课程。同时，课程追随着文化变迁的理路而嬗变。”课程内容来源于社会文化内容，它从既有的文化中选择有时代价值的部分，传授给学生。而在这一过程中，课程作为人类有意识的文化活动之一，必然具有自我发展的功能，形成对文化能动的作用力，不断遗失、变动、创新着文化。

三、适应并促进社会文化变迁一课程应有的使命

(一)课程要适应社会文化变迁

教育承担传递社会文化、培养未来社会人的任务，其自身不仅应具有适应社会发展的知识和技能，更要具有创新能力，能为人类社会发展做出应有贡献。课程为能完成教育目的，便将教育任务内化为自身价值和理念导向。因此，课程的形成要基于人类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不仅有现时的社会背景，还应包括文化背景，同时要映射政治、经济发展趋势。这必然要求其适应社会发展，反映时代需要，并能体现社会发展方向，随着文化的变迁不断更新自己。无论在内容、方法、思想，还是在形式、目的上都要切合文化变迁的需要。否则，课程就会落后于文化发展，无法充分地实现其传授文化和培养新人的功能。

社会文化随着人类认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无限接近，而处于一个永无休止的变动之中。课程与文化相因相联，也必须是不断变化的。它不仅要展现文化的发展趋势，还要转变内涵因素以适应文化变迁。当代社会文化变迁中所呈现的多元化、全球化、商业化、大众化、网络化以及跨越性，都是人类的社会文化需求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特征。课程必须从宏观上把握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彰显当代社会文化理念、社会文化价值观。

(二)课程应促进社会文化变迁

适应或顺应社会文化的变迁，只能使课程成为一个失去其自身价值存在的文化传递工具。而当其持续失去自身价值存在时，课程将变得可有可无，它作为工具存在的必要也将值得怀疑。课程是一定社会环境中的课程，具有特定社会文化的某些属性。既受制于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适应和反映着某种文化，又能动地作用于该社会文化，在自身发展中创造和产生着新的文化。因为课程的作用对象不是被动的、消极的，而是积极能动的人。人在接受课程所传承的文化时，必然根据自身需要及自有价值观对其进行调试或选择性地接受。而这个过程就可能产生对文化的或摒弃或创新，进而促进文化变迁。因此，适应文化变迁只是课程工具理性的表现，它的价值理性则应体现在对社会文化变迁的促进。

因此，课程要转变自身立场，从对文化的占有与传递转变为对文化的发生与创造。从一种工具理性转向一种价值理性，从社会文化的工具转变为社会文化的本体存在。课程活动最终目的是传承人类文化，发展人类文化和培养创造新文化的人，而不仅是操作层面知识传递工具。所以，课程应回归文化的逻辑，回到生活世界和人类活动，成为开放的，充满生命活力的探究、建构、交往、对话与反思的平台，成为文化变迁重要的动力因。一种文化有无前途，归根结底在于它能否在吸收新养料和开放的同时，不断从自身产生出新的东西。

在当代国际国内文化背景下，课程重要的责任应是引领社会文化紧随时代潮流，形成体现我国社会主义价值需求以及传统特色的文化。课程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不应仅仅灌输文化的知识，更重要的应是通过灌输文化理念而促进文化的变迁。

参考文献

[1] 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

[2] 刘伟，当代教育的文化责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

[3] 葛金国，吴玲，周元宽，课程改革与学校文化重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

[4] 肖正德，课程改革中的文化冲突与整合，教育研究，2008,(4)

[5] 王德如，课程文化自觉的基本途径，课程·教材·教法，2007,(10)

责任编辑　习咏

作者：白芳丽

多元化社会文化论文 篇3：

从社会文化到舞蹈创作

[摘 要]舞蹈创作是舞蹈艺术发展的不竭动力，舞蹈创作的过程中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影响最为广泛的当属社会文化。社会文化是人们生存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的底蕴和内涵，在舞蹈创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中笔者將分别对于社会文化以及与舞蹈创作的关系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社会文化对于舞蹈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社会文化;舞蹈创作;艺术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的精神生活也更加丰富。人们除了重视物质上的饮食健康和生存环境，也更加重视艺术素质的培养。舞蹈艺术是一种喜闻乐见的艺术表演形式，舞蹈的发展也有着悠久的历史，不同种类的舞蹈也都有着不同的特征。在舞蹈的发展过程中，舞蹈创作可以说是舞蹈发展的不竭动力，因为舞蹈是需要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进步而不断地改良优化，将其注入新鲜的血液和时代因素。只有如此，舞蹈才能够更加适应时代的发展，从而更加良好稳定地发展下去。新鲜的血液和时代因素就是我们的社会文化，社会文化基于日常生活的习俗以及习惯，对舞蹈创作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社会文化概述

社会文化是基于社会发展的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并且这种社会文化的积累并不是短时间内可以一蹴而就的，其需要漫长的时间不断地积累与沉淀。社会文化也是代表着社会发展的趋势，更是该时代的经济与政治的体现。

社会文化概念的出现能够追溯到古代时期。当然，不同的地域文化的来源也不尽相同。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主要是神学统治着人们的精神。当时的社会文化也是统治者以神学的外壳为工具进行人民统治。在我们国家，“中国古代历史实际上是一部社会史，中国古代舞蹈史也是以社会发展为背景梳理不同时期舞蹈风格特征的社会舞蹈史”。[1]古代时期的文化是要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不断地传承下来。但无论哪个地区，文化都是代表了当地的风俗习惯以及生活习惯，都是由人们的生产劳动而不断地创造出来的。人们在劳动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对于世界的探索，产生对于世界的看法和观点。在这个过程中，这种思维方式以及思维产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文化。社会文化可以进行具体的细分，比如说我们熟悉的民族文化、地域文化、风俗文化等等，都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不管是依据何种标准进行分类，社会文化总体对于我们的舞蹈艺术的发展和传承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社会文化与舞蹈的关系

我们国家的舞蹈创作是有着非常悠久历史的，渐渐形成了我们国家所特有的舞蹈文化。舞蹈这种高雅的艺术活动，更是结合了健身还有音乐于一体。在这个压力非常大的社会中，舞蹈艺术也是更加受人欢迎。可以说舞蹈的过程，就是在传播文化的过程，所以说跳舞就是在跳文化底蕴。如果说舞蹈的创作中缺少了文化内涵，那么这个舞蹈还是机械的，不能够称之为艺术的。

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是在接受着不同文化的熏陶，每个人都有一种乡土情感以及特定的文化基因的，这些成长的经历以及文化的积累更是构成了之后的无数艺术作品，舞蹈的编排以及创作，自然也都是取源于生活。因此，舞蹈的内涵本身就是生活文化。编排创作中自然会受到文化的影响。一个舞者的文化底蕴也是会影响到他对于舞蹈本身的理解，以及再创作过程中出现的情感注入以及文化注入。因为艺术作品就是需要脚踩文化，之后才可以头顶艺术。

文化是非常重要的社会沉淀，是无数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历史现象的累计，更是时代发展进程的证明。社会文化更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发展变化的。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更加离不开人，许多文化都是从人民群众的基础生活中慢慢形成建立起来的。社会文化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影响。首先就是社会文化能够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能够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文化的需求。换句话说，依据社会文化创造出来的舞蹈作品也是为了能够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精神文化的需求。现在的时代是非常快速的时代，舞蹈创作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很多的追求前卫时尚，导致舞蹈创作中缺乏很多的文化内涵做支撑。但是要知道文化内涵才是舞蹈艺术的灵魂，没有文化内涵作为支撑的舞蹈就会在艺术感染力上缺乏很多。“舞蹈本体语言的多元化需求是地域文化被开发的又一主要动因，不同地域文化滋养下的身体动态方式各异，激发了舞蹈创作中对身体个性表达的追求，进而延展了舞蹈身体语言的艺术性和审美性。”[2]舞蹈《云南映象》，给了我们启示，那就是舞蹈创作的过程中，需要深刻地了解社会文化背景，地域文化以及当地的风俗文化，这样才能够创作出更加受人民群众欢迎和喜爱的民间舞蹈作品。

三、社会文化对舞蹈创作的影响

社会文化可以说对舞蹈的创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更是舞蹈创作的基础，没有社会文化注入的舞蹈也是只具有机械性美感，而缺乏内在含义的肢体运动。社会文化和舞蹈创作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社会文化为舞蹈创作提供了素材和内涵来源;另一方面，舞蹈创作又对于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有着相应的促进作用。以下笔者将会从三方面分别论述社会文化对于舞蹈创作的重要影响。

（一）社会文化是舞蹈创作的灵感来源

社会文化起源很早，舞蹈艺术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舞蹈最初的起源是人们劳动产生的娱乐方式。劳动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文化，舞蹈艺术最初的起源就是基于社会文化的发展，并且在舞蹈创作中结合了很多劳动动作。舞蹈的发展离不开创新，从最初的舞蹈雏形逐渐演进发展成一个完整的舞蹈和一套完整的舞蹈体系。社会文化的发展给舞蹈的改良和创新提供了很大的灵感。例如河北民间舞蹈在创作的过程中，很多的动作编排都是依托于河北地域的文化属性。如沧州的落子，起源于乞讨卖艺的生活;北北里的舞狮，与古代傩舞密切相关。这些都充分体现出燕赵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因此，舞蹈的创作是基于文化的创作。

（二）社会文化是舞蹈创作的发展方向

舞蹈创作的发展同时受到社会文化所影响。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具体特征，在舞蹈创作的过程中，需要按照时代发展的方向来为舞蹈进行编排以及创造。舞蹈艺术也间接地承担着传播社会文化的艰巨任务。所以，社会文化是舞蹈创作的发展方向。舞蹈的创作必然离不开时代气息。时代气息对于舞蹈创作有制约作用。任何的舞蹈创作都是基于时代的发展现状而进行的。不同的时代下，人们的审美需要以及思想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只有依据时代的发展创造出相适应的艺术作品，才是能够被当代大众所能够接受和欣赏的。只有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才是广大群众所真正需要的，这样创作出来的舞蹈作品才是能够一直留在历史的长河中的。

（三）社会文化是舞蹈创作的内涵载体

舞蹈的本质是一种意识形态，意识是源于客观现实的存在。舞蹈创作自然不能是舞者大脑中空想出来的东西，而是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与积累素材。根据舞蹈的发展历史来看，我们可以推断出，有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舞蹈。当然有什么樣的舞蹈也会反应社会文化。从接受美学角度来看，舞蹈既然是表演艺术，就应该在编排创作的过程中考虑到受众的审美以及欣赏水平。无论是对于这个舞蹈的风格还是表演形式以及内容的编排，都需要考虑到受众的体验以及观感。受众对于舞蹈的审美是基于自身的文化修养以及文化内涵的，舞蹈的创作自然需要根据受众的文化以及时代的发展所需要的文化方向进行编排。舞蹈创作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反应社会文化的发展。

结 语

舞蹈创作是基于特定的地域以及人文环境的创作，地域文化以及人文文化对于舞蹈创作有着巨大的影响。舞蹈创作的过程中也是需要能够充分展现当地的特色的民俗风情、地域文化以及文化内涵的。这也是要求舞蹈创作要具有目的性，即对于社会文化的传播和弘扬。舞蹈创作的过程中需要在生活社会文化中取材的。舞蹈作品也具有传播弘扬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责任。舞蹈创作需要肩负起传播我们国家文化的重任，将舞蹈这种艺术形式和国家特有的社会文化相结合，创作出优秀的舞蹈作品，并通过这些优秀的舞蹈作品把我们国家的优秀文化传播出去，被人所知晓且传承下去。

注释：

[1]王阳文.舞蹈社会学研究构想[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1（04）：51.

[2]郑 岩.从齐鲁文化舞剧看消费时代地域化舞蹈作品创作路向的嬗变[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4（05）：22.

（责任编辑：张洪全）

作者：李健 李建勋